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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的詩范文1
摘要：本文試圖從原始文獻出發，分析歐陽修《玉樓春二十九首》的藝術表現形式以及其所起到的作用。在這組詞作中，歐陽修大量地使用了“花”的意象以及顏色詞，并且頻繁地堆積意象，展現了歐詞所特有的陰柔婉轉之美。
關鍵詞：歐陽修；《玉樓春二十九首》；藝術表現形式
歐陽修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動家，他在文學創作、文學理論研究、金石學、經學、史學等多個領域均頗有建樹，尤其是他所領導的詩新運動，對于革除前代流弊，建立北宋獨特的文學風格起到了重要的先導作用。歐陽修的散文創作貫徹和實踐了他取法自然、文以載道的理論精神，影響著后世一代代文人學士們的散文創作，也為歐陽修贏得了極大的聲譽 ，研究者甚多。與散文相比，對歐陽修詞的關注歷來比較少，且褒貶不一，本文中筆者試圖通過對歐陽修《玉樓春二十九首》藝術表現形式的探究，來豐富對歐陽修詞的研究。
歐陽修身處北宋中前期，他的詞創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唐五代尤其是花間詞派纖華麗詞風的影響，呈現出溫和婉轉、細膩蘊藉的陰柔之美。羅泌在《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跋語中如此評價歐陽修，“公性至剛而與物有情,蓋嘗致意于詩,為之本意,溫柔寬厚,所得深矣。吟詠之余,溢為歌詞”1。從羅泌的評價中可以看出，歐陽修寫詞總是以心觀物，移情于物且用情頗深。在《玉樓春二十九首》中，歐陽修大量使用了“花”的意象，以此寄予其深婉美麗的情感。同時，歐陽修慣于使用色彩鮮明的顏色詞，渲染出一幅幅艷麗動人的畫卷。
一、“花”的意象的大量使用
花是大自然創造的最美麗最神奇的事物之一，花的鮮艷色澤、柔軟芬芳總能夠輕易地刺激人類的感官，給人類帶來美的享受。心思敏銳的文學家以其犀利的眼光來捕捉生活中的精彩瞬間，而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他們的吟詠對象。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里就出現了大量“花”的意象，“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有女同車，顏如舜華”2等等。在歐陽修的《玉樓春二十九首》里，“花”這個字眼以及各類花的名稱直接出現就有大概三十處之多，幾乎每首都有一處?！盎ā钡囊庀蟮拇罅渴褂?，不僅凸顯了詞特有的柔婉的審美風格，對于詞人思想情感的抒發同樣具有重要作用。
在《玉樓春二十九首》中所出現的“花”的意象當中，有一些單純的是詞人對客觀現實世界的描摹，如“池塘隱隱驚雷曉，柳眼未開梅萼?。ㄆ湟唬?，寫初春的腳步臨近，池塘里的冰雪逐漸融化，響亮的雷聲帶來了珍貴的春雨，梅花傲立枝頭，含苞待放，柳樹尚未發芽，卻讓人隱隱覺得綠意即將萌發，初春萬物復蘇的清新氣息迎面撲來；又如，“江南三月春光老，月落禽啼天未曉。露和啼血染花紅，恨過千家染樹杪”，暮春時節，花兒盛開得鮮艷欲滴，那艷麗的顏色仿佛是被杜鵑徹夜啼叫吐出的鮮血所浸染而成，此處花的意象既代表了暮春繁華之至已現夏日躁動的跡象，又強烈地烘托出了杜鵑啼血的悲涼氣氛。
花兒的嬌嫩可人總能讓人聯想起美麗的女子，因而在文學作品中以花來比喻女子是一種屢見不鮮的現象，《玉樓春二十九首》中所出現的花的意象，也有一些是用來代指女子，寄托了詞人對這些女子純凈美好的情感，如“常憶洛陽風景媚，煙暖風和添酒味。鶯啼宴席似留人，花出墻頭如有意（其七）”，在暖風習習、風景如畫的日子里，詞人去參加宴會，宴會上美麗的歌女像花朵一樣艷麗，歌聲婉轉如黃鶯一般，真真討人喜愛；又如“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花十八”，此句以花來比喻十七八歲的可愛少女，既寫出了歌女的美好，也寄予了詞人對這美麗歌女的喜愛之情。
花兒的美好總是惹人喜愛，但又時不時勾出看客的傷春情懷，“池塘隱隱驚雷曉，柳眼未開梅萼小。樽前貪愛物華新，不道物新人漸老”，初春時節萬物復蘇，本是一片生機勃勃，然而這新生的希望卻讓詞人感嘆“物新人漸老”，一年又一年大自然以春夏秋冬循環往復，花兒盛開即謝，謝了來年依舊盛開，然而人生卻并不如此，逝去即不可再得，不得不引人感嘆。
自然萬物本無情，只因看者懷著一顆多情之心，才給它們涂抹上了感情的色彩，在《玉樓春二十九首》中，花的意象更多地浸潤著詞人心底流淌的情感細流，久別相思之情，分離不舍之意，都滿滿地寄托其中?！扒嚅T柳色隨人遠，望欲斷時腸已斷。洛城春色待君來，莫道落花飛似霰（其三）”，此句寫一女子日日登上高樓等待出行在外的情郎，無奈等待日久仍不見戀人歸來，女子思念的心情就像無邊的春色一般蔓延，那風中飄舞的花瓣，是女子久等不得音訊的破碎的心。再看“杏花紅處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今宵誰肯遠相隨，惟有寂寥孤館月”（其五），杏花所在之處就是遠行的友人歇腳之地，只是沒有了自己，陪伴友人的恐怕只能是空中那輪孤月了，詞人追逐著杏花，實為追逐友人的足跡，對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盡在不言中了。
二、顏色詞的頻繁運用
我們生活的客觀世界是五光十色的，充斥著各種色彩，投射到文學作品里，依然不減色彩紛呈的魅力。詞這種文體所擅長的向來是精筆細畫、鋪述文，神思涌動的詞人們對于顏色詞的使用總是情有獨鐘?！凹t”“綠”“金”“銀”等顏色詞在歐陽修的《玉樓春二十九首》頻繁出現，總共有五十次左右。這些顏色詞的使用，不僅為詞人筆下所描繪的客觀世界添墨增彩，呈現出了一幅幅詩意盎然的畫卷，而且折射出了詞人內心五彩斑斕的情感波動，敘說著詞人的愛恨情深。
上文中筆者已經提出，在《玉樓春二十九首》中，詞人樂于將女子比為花朵，與此同時，詞人也不遺余力地使用了大量的顏色詞來描繪女性的美，“春蔥指甲輕攏捻，五彩垂絳雙袖卷。雪香濃透紫檀槽，胡語急隨紅玉腕。當頭一曲情何限，入破錚金鳳戰。百分芳酒祝長春，再拜斂容粉面”（其十六），此句描繪了一位妙齡歌女，她有著粉撲撲的面容和青蔥一樣纖細靈巧的手指，她佩戴著紅玉手鐲，身穿五彩垂絳，詞人不惜筆墨，濃墨重彩地對這位女子進行了詳細地刻畫，幾乎句句使用了亮麗的顏色詞，女子之美呼之欲出。又如，“杏腮輕粉日催紅，池面綠羅風卷皺”（其二十八），紅面綠羅，佳人美景，交相輝映，實在美妙非常。
《玉樓春二十九首》中，顏色詞的使用又時時吐露著詞人的情緒，或悲或喜，或樂或憂。如“把酒臨風千萬恨，欲掃殘紅猶未忍。夜來風雨轉離披，滿眼凄涼愁不盡”（其二十七），此句的“紅”不再是繁華的春景或美麗的女子，而是暮春時節的“殘”紅，盡管如此，詞人仍不肯將其掃去，面對這滿地殘花，詞人的愁苦心情愈深，傷春惜時之心溢于言表。又如“沉沉庭院鶯吟弄，日暖煙和春氣重。綠楊嬌眼為誰回，芳草深心空自動”（其二十一），此詞中所寫的依舊是一位思念戀人的女子，在女子眼中，綠楊、芳草仿佛已與自己情感相通，滿懷思念之情的綠楊既帶著淺淺的傷感，又似在鬧別扭般顯得嬌憨可愛，實則是該女子的寫照。
另外，在《玉樓春二十九首》中，詞人有時會接連使用不同的顏色詞，不同的顏色詞對比使用，增強了詞人筆下畫面的層次感、立體感，給人以更加強烈的審美感覺。如“舞余裙帶綠雙垂，酒入香腮紅一抹”（其十），紅與綠均是色澤比較鮮艷的色彩，紅綠相襯，更顯出的美貌可人?？偠灾?，顏色詞的使用不僅僅是詞人對外部世界的描摹，更深入了詞人的內心世界，使得色彩更多地帶上了情感性、主觀性。
參考文獻：
[1]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2]洪本建編.《歐陽修研究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3]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4]曾棘等編.《宋文紀事》.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
注釋：
1.歐陽修.《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上海：商務印書館，2009年。
歐陽修的詩范文2
1、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簡單故事：歐陽修苦讀。歐陽公四歲而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書字。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為詩。及其稍長，而家無書讀，就閭（lǘ）里士人家借而讀之，或因而抄錄。抄錄未畢，而已能誦其書。以至晝夜忘寢食，惟讀書是務。自幼所作詩賦文字，下筆已如成人。
2、譯文：歐陽修在四歲時失去了父親，家境貧窮，沒有錢供他上學。歐陽修的母親用蘆葦稈在沙地上寫畫，教給他寫字。歐陽修的母親還給他誦讀許多古人的篇章，讓他學習寫詩。到他年齡大些了，家里沒有書可讀,他就到鄉里的讀書人家去借書來讀，有時借此機會抄錄下來，還沒抄完，但是已經能背誦這篇文章了。以至于歐陽修白天黑夜都廢寢忘食，只一心一意努力讀書。他從小時候起所寫的詩歌文章，就能與大人一樣有文采。
（來源：文章屋網 ）
歐陽修的詩范文3
關鍵詞：北宋；韓愈；道統說；古文運動；以文為詩
中圖分類號：1206.2．44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0460(2011)05―0090―08
錢鐘書于《談藝錄》曾云：“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學論，或就藝論，或就人品論，未嘗概奪而不與也。誠如斯言，對于韓愈接受之研究，大抵皆就學、藝、人品而言，不外乎是對其儒學修養、詩文創作成就以及為人處世等方面的研究。而韓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間，同調甚少，其為人所公認的地位與成就，主要是經歷北宋時期逐漸形成的。當時效法韓愈古文運動，推動詩新，均以韓愈為標榜。故北宋與韓愈關系極為密切，對于韓愈的接受有著明顯的轉進，可謂接受韓愈最重要的時代，而其中尤以歐陽修對韓愈的接受關系為重大。本文以歐陽修為界，將北宋時期分為前后二期，通過勾勒有較大影響力的文士有關韓愈的論述并進行述評，按照上述三方面即對韓愈其人、其文、其詩的接受情況作出考察，以見北宋接受韓愈的演變情形以及不同時期人物在接受過程中呈現的不同風貌。
一、對韓愈其人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對韓愈其人的評價
北宋前期出現了一批尊崇韓愈的文士，他們從不同角度解讀韓愈，大力修正中唐以降對韓愈的負面評價，使韓愈形象大為改觀，關于韓愈性格的批評逐漸得以淡化乃至扭轉，韓文、韓詩也開始得到更多的重視。以下從北宋前期對韓愈的排佛、道統說、任官及性格等方面解讀進行論述。
韓愈在排佛行為中體現出剛強堅毅的性格，于儒可謂有勞。但唐人未甚推崇，《舊唐書》雖肯定其百折不撓的精神，卻不認為屬衛道之舉。北宋開國后，其事漸受贊許?！短接[》多處提及韓愈上表進諫，《太平廣記》引用《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以體現韓愈直諫憂國，《冊府元龜》也形容其忠臣之志?？芍纬醮笠幠５木幾牍ぷ饔葹樽⒁馑茉斐嫉?，以鞏固新王朝的統治。柳開《韓文公雙鳥詩解》即從排佛角度進行解釋，或嫌附會，但表明他重視排佛的立場。他雖為柳宗元后裔，但因柳宗元沒有排佛，便認為柳不及韓。王禹俘認為《論佛骨表》可救時弊，孫復則認為倘無韓愈排佛，天下人將淪為夷狄。他們進一步將排佛舉動與儒家精神聯系起來，顛覆了《舊唐書》對其“道不弘”的論斷，樹立韓愈的衛道形象。如石介《與裴員外書》云：“孔子后，道屢廢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p>
此外，韓愈的排佛也被聯系起道統來觀照。韓愈在《原道》中提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將圣王之道代代相傳，這個思路在北宋初得到高度重視。今人郭紹虞說：“宋初之文與道運動，可以看作韓愈的再生。一切論調主張與態度無一不是韓愈精神的復現。最明顯的，即是‘統’的觀念。因有這‘統’的觀念，所以他們有了信仰，也有了奮斗的目標，產生以斯文斯道自任的魄力，進一步完成摧陷廓清的功績。韓愈之成功在是，宋初人之參加文與道的運動者，其主因也完全在是?！?/p>
北宋最早提及道統的是柳開。他在《河東先生集》卷一《應責》中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明確把韓愈列為道統的最后繼承者。其后孫復、石介的觀點大體如前，略有發揮，如前者有時提及董仲舒，而后者有時未提及荀子。韓愈將道統論視為排斥異端的主要根據，視儒佛對立為華夷之爭，屬于“入于彼，必出于此”的勢不兩立。宋初人也接受強烈的排斥觀念。如柳開批評老佛之徒至于中國則莫極，孫復則把排斥范圍更加擴大。在其《孫明復小集》的《儒辱》里，認為舉凡“空闊、誕謾、奇險、麗、譎怪之說”都是亂道異端，如果沒有孟子、揚雄、韓愈三人，則“天下之人胥而為狄夷矣”。石介在其《徂徠石先生全集》卷十《中國論》里，則繼承韓愈“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激烈手法，云：“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禮其禮，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廬其居廬”，極重夷夏之防?？傊?，他們都強化道統的排斥性，態度較為極端。除了幾位宋初的道學先驅之外，道統較少被提及。王禹俘兼蓄儒道兩家，穆修反對道統的神秘色彩，范仲淹則重視文學表現，不苛求文必載道。
在為官方面，韓愈抱有“居其位則思死其官”的信念。在北宋這些事跡被描述得更具體?！短接[》據韓愈驅鱷而稱其“良刺史”，《冊府元龜》將論宮市置于“正直”條目，將釋放奴婢置于“仁惠”條目，將宣諭王庭湊置于“達命”條，并使用“服膺善道”、“中立不倚”、“耿介方直”等褒詞。范仲淹《答竊議》云：“唐賢使于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笔椤蹲x韓文》云：“凌凌逐鱷文，潮民蒙其禧?！蓖跤砼紴轫n愈批評陽城不能極力上諫而受到的“妄譏”等作出辯解，他在《管丁謂書》中說：“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義也。今不仕則已，仕則舉其職而已矣?！碑敃r潮州已建韓愈池塘，當地官吏亦有模仿韓愈撰文驅鱷的事跡?？梢婍n愈為官盡職盡心的形象已經流行。
性格與立身行事方面是韓愈在宋前常受指摘的主因，直率、肆意等描述時時可見。在北宋前期由于逐漸建立了韓愈的儒者形象，對于其性格的解讀也多形容為積極進取的一面。但在立身行事方面，則仍據儒者標準予以批評。如蘇舜欽《答馬永書》云：“古者至治之世，有其道而不見用，獨居畎畝，樂以終身，蓋亦多矣。故韓退之謂顏子惡衣食于陋巷，而依于孔子，雖樂不足稱也。又觀其《感二鳥賦》，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壯氣銳，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非其所存也?！币饧错n愈科舉不售時作賦寄托，希望揚名，不甚符合大賢進退自如的涵養。
值得注意的是，對韓愈的相關批評較前代大為減少，且風氣所移，把之前的負面敘述修正為頌揚。如《舊唐書》認為韓愈《諱辨》不合孔孟之旨。但《太平廣記》將其描述為韓愈獎掖后進之舉。如其卷202說，“韓愈引致后輩，為舉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韓門弟子”，以襯托韓愈的愛才。又說：“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為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于縉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籍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結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人，仆者謂日：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稹無復致情，慚憤而退。其后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祖諱晉，不合應進士舉。亦以輕薄時輩所排，遂成憾軻。文公惜其才，為著《諱辯錄》明之，然競不成事?！边@就不像之前所述韓愈主觀處事、違背時俗，而有意通過對李賀恃才傲物的描寫來襯托韓愈虛心下士?！秲愿敗芬灿蓄愃评??！杜f唐書》的《韓愈傳》敘述韓愈因臺參問題與御史丞李紳齟齬之事云：“(韓愈)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參，為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敕仍不臺參。紳、
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為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為兵部侍郎?！边@就將責任歸咎于兩人性格。而《冊府元龜》卷339云：“在朝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為中丞。又欲出于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乃罷愈為兵部侍郎，李紳為江西觀察使?！逼涮岢鱿嚓P爭論是李逢吉有意設計的，并對李逢吉的狡獪和李紳的褊直進行說明，這就改變了之前記敘韓愈性格偏執的形象。宋代之前關于韓愈性格的批評北宋前期逐漸得以淡化，正是當時尊韓風氣的反映。
(二)歐陽修及北宋后期對韓愈其人的評價
自宋初始，韓愈逐漸在道統與文統兩方面受到贊譽，但隨后對韓愈其人的評價也逐漸趨于理性，且對于韓愈詩歌的開拓意義逐步加以體認，這都在承前啟后的歐陽修得以體現。
歐陽修初讀韓文印象，乃是韓愈超然于功名利祿。歐陽修曾在《記舊本韓文后》中說明他初接觸韓文時的心得：“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日：學者當至于是而止爾?！柚嫉糜陧n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于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
韓愈任四門博士期間，曾強調士人不應追求功名。他在《答尉遲生書》中說：“將蘄至于古人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庇终f：“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于軾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這是不同于時俗、不追求功名利祿的特立獨行。歐陽修亦看重視這點，因此有“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的感慨。蘇軾《六一居士集序》說歐陽修“論大道似韓愈……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可見時人亦視歐陽修為繼韓愈之后道學方面的領軍人物。
然而隨著歐陽修閱讀的深入，歐陽修逐漸察覺其言行不符的情況，對韓愈不合儒家理念的行為表示批判，開宋儒注重言行之先河。醒目之處略舉數端：其《詩解統序》說：“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是明圣人本意乎。”《與尹師魯第一書》說：“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于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書李翱集后》說：“凡昔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嘆一飽之無時爾。此其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边@些都可以看到歐陽修不為賢者諱的態度，而后世理學誅心之論也在此可見發端。
在歐陽修之后的北宋后期，韓愈的儒家形象及排佛事跡乃至為人處世等受到質疑和批評。當時文人察覺韓愈儒家學說不夠精純，在考論一些儒家典籍上也有所疏忽。比如反對排佛的代表人物契嵩著有《非韓》三十篇，雖不乏吹毛求疵之處，但因宋神宗肯定其儒釋一貫的說法，其論有一定的影響。他指責韓愈性三品的觀點不妥，主要是論情而不是淪性，因性沒有上下善惡之分，故論語云“性相近”。后人在這一點上的議論也多與其類似。而王安石則對韓愈的學說、著作、行事進行全方位的批判，可謂是“非韓”的代表人物。當時士人們質疑韓愈的儒者身份，乃至重列道統，將韓愈逐出道統譜系，而凸顯其文士身份。
另外，當時亦有觀點認為韓愈親佛，使韓愈堅定反佛的形象被淡化，三教融合的潮流使得韓愈排佛的立論顯得突兀而偏激，士人不滿其簡單粗暴的排佛方法，而且當時對排佛探討逐漸限于學術范圍內，失去了現實層次的意義。如歐陽修推崇、堅持韓愈的排佛立場，可在校勘韓集的過程中認為《與大顛師書》是韓愈親筆。但蘇軾對此看法有不同意見。而司馬光則從實證出發，根據韓愈詩文喜好遍征典故，可知韓愈于書無所不觀，自然也包括佛書。此外韓愈的立身行事亦被指摘?？傮w而言，宋代士人重視“立德”甚于“立功”，他們在仔細考察其事跡及文章的過程中，發覺了韓愈一些言行不符、不堪窮困的作為，這些均被視為不合圣賢之教，至少是涵養不足的體現，并對南宋接受韓愈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二、對韓愈其文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對韓文的接受
晚唐五代的柔弱文風，入宋之后仍然維持。宋初尊崇韓愈的文士以韓文作為批判浮艷文風的典范，重新塑造韓愈的文學形象，使得韓文逐漸取得尊崇地位。如王禹偶《贈朱嚴》云：“韓柳文章李杜詩”；《答張扶書》云：“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蘇舜欽《李翱集序》云：“唐之文章稱韓柳”；柳開《答梁拾遺改名書》云：“文之最者日：元、韓、柳、陸”。但由于掌握韓文資料的不足及尊韓的明確目的性，他們對韓文的理解接受不夠全面。
韓文的儒道色彩雖為北宋前期文士所共識，但在具體領會時各有千秋。如從儒家教化角度的體認，對文風特色的模仿，或發掘新的文體等。
關于韓文的載道問題，從唐代韓門弟子始就強調其仁義教化的色彩，到宋初亦如是。柳開《昌黎集后序》云：“先生于時做文章，諷詠規戒，答論問說，純然一歸于夫子之旨，言之過于孟子與揚子云遠矣。先生之于為文，有善者而成之，有惡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無勃然而生于亂者也。”他指出韓文懲惡勸善的功能，并抬高到超越孟子的地位。孫復《答張洞書》云：“至于始終仁義，不叛不離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而已?！笔椤渡馅w先生書》云：韓文“必本于教化仁義，根于禮樂刑政。而后為之辭”。他因此進一步推舉韓文：“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爭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蹦滦蕖⒁︺C也都有類似表述，皆重道輕文，認為與此相背的就是不得其正的浮華之詞。
由此他們筆下形容的以韓愈為文壇中心的文學形象就有所偏頗。如石介云：“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浞、李翱、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樂天輩數十子而已。”他把元白看成韓氏的追隨者，顯然出于主觀意愿，反映出時人對韓愈道德文章的推舉之情。后來呂南公在《書盧全集后》也有類似說法：“唐三百年文儒為盛，然莫盛于元和以來。韓退之其名教宗主歟!而懇懇推道柳宗元、皇甫浞、李翱、李觀、張籍、孟郊、侯喜、歐陽詹、盧仝輩，遜服卑卑，如不足者。退之豈真宜坐其下哉?斯以見韓之大賢也。數君皆能自致于有聞，然各有終身之蔽。又當時于韓各有輕悅處，不聞韓以為間，益見韓之賢也。”這些都顛覆了《舊唐書》“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的記載。
關于韓文的特色，則有體認上的差異。韓文一般以詰屈聱牙聞名。遣詞造句及題材富于新奇變化，兼具氣魄雄壯之格，因此在宋初人眼中頗能作為矯正柔弱浮華文氣的有力工具。比如石介在太學時，力詆時文，有意作氣，直接影響到后來風靡一時的太學體的發展，甚至出現片面追求怪奇的傾向。此外，張扶、宋祁等人從文章技法上來接受韓文，雖未從道學層面予以闡發，但同樣不免故意標大成”的地位確定下來，并與杜甫比肩，被稱為“杜詩韓文”。歐陽修、秦觀、晁補之等人對于韓文均有仿作，如秦觀《五百羅漢圖記》及晁補之《捕魚圖》都是效法韓愈的《畫記》筆法，而沈括、唐庚等
人留意韓愈的句法和字法。蘇軾、秦觀、陳師道等人都有關于韓愈文章集大成的論述。
此外對于韓愈的文學主張和創作觀念，當時人則在繼承的基礎上不斷修正及補充。比如歐陽修繼承“不平則鳴”、“窮苦之言易好”而提出“窮而后工”，“去陳言”被理解為“古中求新”、“點鐵成‘金”的工夫等。此外，當時人并不欣賞艱澀怪奇的文風，強調理得詞順，有效糾正之前的偏頗發展?？梢哉f在北宋后期，韓文的內涵意義最大限度地被發掘出來。
三、對韓愈其詩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對韓詩的接受
宋初在晚唐詩風籠罩之下，白體、晚唐體、西昆體各領一時，而韓詩影響有限。
柳開作為在宋代最早提倡韓愈道統的人，在詩歌方面也刻意模仿韓詩。其《河東集》僅存五首詩，《全宋詩》另從他書輯得三首，其中四首律絕流于一般，而四首古詩都可見韓愈風格。如《贈夢英詩》有句云：“舍羊犬豬用彪虎，氣包茫昧廓區宇。別發披緇心有取，蛻免羈局脫潛去?！泵黠@是學韓愈險怪奇崛一路。按李肇《唐國史補》云：“元和以后，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薄梢娏_詩學樊宗師，艱澀難懂。
同時的穆修、尹洙、石介等人對于韓詩也有類似的接受。穆修存詩約五十多首，其中律絕為多，風格平淡。但其幾首五言排律多為長篇，頗可窺見韓詩之風。其《秋浦會遇》長達1200字，截取一段如：“齪齪幽遐地，棲棲會遇人。窮愁艱理勝，羈旅易情親。豈意當漂謫，茲諧卜并鄰。溫溫窺表粹，晏晏奉嬉。直道談端辟，橫流語下堙。綺文何斐，瑰行亦磷玢。敦分初投漆，交言乍飲醇?！逼溟g可見所抒發的感遇古拙凝重，與同時詩風大不相類。尹洙古文成就較高，但其詩歌質樸無文。引其《帝籍》如下，以見一斑：“帝籍于郊，典儀具陳。務農以訓，供祀以勤。祀在于誠，匪勤于人。訓農以實，匪訓以文。帝謹二物，乃躬乃親。公侯卿士，暨厥庶民?！笔樵姶娌蛔?50首，不出同時諸人學韓范圍。如其五古《讀韓文》：“眇焉五帝上，嘗觀二典辭。煥乎三王間，嘗觀二雅詩。道德既淳厚，聲光何葳蕤。烈烈日精散，閎閎雷聲施。施焉如飛龍，潛焉如蟠螭?！笨v橫使氣，頗為慷慨，仿佛韓詩面目。他還仿做《慶歷圣德詩》，后人評價不高，如翁方綱云：“其末段音節頗欠調葉，未可以變化借口?！蔽谭骄V進一步評價道：“柳、種、穆、尹，學在師古，又不以詩擅長矣?！笨梢娝^于注重道統儒學而忽略詩歌規律，并不利于詩藝正常發展，但在當時為反對浮靡詩風起到了一定的歷史作用。
此外，王禹俘七律《贈朱嚴》云：“未得科名鬢已衰，年年憔悴在京師。妻裝秋卷停燈坐，兒趁朝餐乞米炊。尚對交朋賒酒飲，遍看卿相借驢騎。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背珥n之情顯而易見。他的詩文以簡樸易曉為號，但其詩歌呈現的散文化、議論化的特點則是與學韓有關的。因此無論詩或文，王禹俘都是平易學韓的首倡者。
但這些詩人總體上還未足以扭轉時風乃至建立新的標準，這項工作就要留待后人諸如歐陽修等來完成了。
(二)歐陽修及北宋后期對韓詩的接受
隨著北宋立國以來對于韓愈及其文章的肯定，進入北宋后期，韓詩也開始大放異彩。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云：“昌黎詩不似唐，卻高于唐。永叔論詩，不專美子美而尊昌黎，良亦有見。陳后山謂韓以文為詩，故不工。不知韓，并不知詩也。然則韓之起八代，寧特以其文哉?”梅堯臣、蘇舜欽、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諸位大家涵泳出新，各出機杼，使得韓詩接受呈現出最熱烈的情形。北宋末開始籠罩詩壇的江西詩派，雖未明確拈出韓愈為標榜，但創作手法中的以文為詩、鍛煉字句、涵詠才學等特點，亦與韓愈頗有干系。通過接受和闡揚韓詩而影響有宋一代詩風的關鍵人物是歐陽修。
歐陽修自幼心慕韓氏，傾力學韓，對于韓愈詩文早就了若指掌。其詩征引韓愈所在多有，如《讀書》：“信哉蠹書魚，韓子語非訕”；《答蘇子美離京見寄》：“退之序百物，其嗚由不平?！庇纱丝梢姎W陽修鉆研韓愈的全面深廣，并且在下筆時自然而然地進行引用。
梅堯臣說韓詩“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可知韓詩自來曲高和寡。歐陽修推崇韓愈健筆來革除浮澆風氣，發揮“以文為詩”的特色，開啟了宋詩的新風貌。錢鐘書《宋詩選注》云：“歐陽修深受李白和韓愈的影響，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來的形式，一方面使這些形式具有彈性，可以比較地暢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適履似的犧牲了內容，希望詩歌不喪失整齊的體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樣的流動瀟灑的風格。在以文為詩這一點上，他為王安石、蘇軾等人奠定了基礎?！本蜌W陽修接受并發展韓愈的“以文為詩”而言，尤具開創意義。
歐陽修接受韓愈的時代背景是北宋中期儒學復古思潮的勃興與道統觀念的漸趨強化，北宋詩新亦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他借鑒韓氏，完成了對宋詩議論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構。由于歐陽修領導詩壇和后來王安石、蘇軾等人的推波助瀾，“以文為詩”成為北宋詩壇普遍的創作傾向。隨著以歐陽修為核心的眾多文人的尊韓、學韓，宋代文學逐漸呈現出新的面貌。歐陽修乃杜、韓與蘇、黃之間的重要藝術中介，對宋詩風格的形成起著重要作用。
樹立風格包括揚與棄兩個方面，歐陽修除心儀韓愈變革的雄健筆力，也糾其偏好奇險的缺失。他繼承發展韓愈的“以文為詩”，使宋詩趨向散文化、議論化，同時也斟酌學韓利弊，提倡以平易糾正過于奇險之弊。而平淡雋永正是宋詩風格的指歸。歐陽修在《與曾子固書》里明確說：“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蓖瑯?，歐陽修的文風與韓文不同，最早指出兩家文風有別的是蘇洵。他說：“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余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睆臍W陽修、王安石到蘇軾、黃庭堅，宋詩諸大家在傳承中加以創變，宋詩的基本面貌亦在此過程中確立。
總之，北宋初期詩壇沉浸在晚唐五代余波里，舉凡白體、晚唐體、西昆體都還描摹唐音余調，局面漸窄，直到慶歷年間歐陽修、梅堯臣發起詩新后才改觀。他們以掃除卑弱浮糜的詩風為己任，以韓愈相標尚，在創作及理論方面都開辟了暢健風格。他們對韓詩的詮釋在于具體描述以文為詩的表現力、雄豪恣肆的風格及用韻的成就，并在具體創作實踐中卓有成效地運用。此后韓詩與韓愈的道學及古文一起對宋人產生巨大影響。在慶歷年間以降，涌現一批學韓的詩人諸如王安石、王令、李覲、呂南公等。歐陽修等人雖也繼承中晚唐詩歌，但積極求變，自然上溯到極富變革精神的韓愈。這使得北宋仁宗一朝對韓愈的發揚達到。他在身邊吸引大批文士如梅堯臣、蘇舜欽、石延年等，對當時及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綜上而言，北宋時經過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士人群體推波助瀾，韓愈的負面形象得以扭轉并趨于理性看待，而其詩文的開拓示范意義亦逐漸被發掘出來，成為文章軌范，對北宋以后的韓愈研究及接受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注釋：
[1]錢鐘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62頁。
[2]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9頁。
[3]李勇先校點：《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64頁。
[4][6][7][17][19][21]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第536、11、29、1189、77、228頁。
[5]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462頁。
[8][18]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36頁。
[9]呂南公：《灌園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4頁。
[10]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491頁。
[11]蘇洵：《嘉佑集箋注?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1頁。
[12]裴度：《寄李翱書》，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頁。
[13]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3頁。
[14]范縝：《東齋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頁。
[15]李肇：《唐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7頁。
[16]翁方綱：《石洲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第82頁。
[17]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76頁。
[20]錢鐘書：《宋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27頁。
The Acceptance of Han Yu in the North SOilg Dynasty
歐陽修的詩范文4
一
讀金性堯選注《宋詩三百首》，有一首包拯的詩。據說包拯平生只留下這么一首詩。選注者說，其詩“藝術性較差”，但是考慮到包拯在歷史上的正直名臣的名氣，“這里以人存詩，姑予留下”。金性堯老先生，說話也是不留情面的。
包拯的詩如下：
書端州郡齋壁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秀干終成棟，精鋼不做鉤。
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
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
端州，就是現在的廣東省肇慶市，以出產端硯著名。包拯曾任端州知州，所以寫了這首題在端州郡守府第墻上的五言律詩。這首詩很容易理解，也可以認為是包拯做人從政的政治綱領，或者說基本原則?？紤]到讀者水準參差不一，我不厭其煩，稍微解釋一下。
首二句，自然是要求清正廉潔，要走正道?！靶愀伞辈拍艹蔀閲业臈澚褐?，而精鋼（好鋼）一定是直的，寧折勿彎，不能“做鉤”，即彎曲成鉤子。倉充鼠雀喜，是說財寶貨物多了，貪婪的“鼠雀”就會高興、進一步引起貪欲。接下來說，史書上早已有了在這方面的教訓，不要讓自己變成狐兔一類的城狐社鼠，使自己的后人感到羞恥。
這首詩翻譯過來，說實話有點像紀委的廉政教材。所以選注者認為從詩的角度看，缺乏含而不露的含蓄意境，屬于“較差”；但是也承認“卻與他的性格相吻合”。
端州出端硯，要向宮中進貢。包拯以前的郡守，就趁著進貢的機會，額外索取數十倍的端硯，以贈權貴。包拯到任后，命令工匠只限于制造進貢的數額，自己卻不取一個硯臺。傳說至今端州江上還有包拯投硯處。想來是老包把人家巴結他的硯臺扔到江里去了。我去年12月份，還去了端州（肇慶），可惜基本沒停留，只在一家小巴巴館吃了頓飯就走了，沒機會去江邊走走。不然按我的水性，江里有多少硯臺都能撈出來。
包拯雖然“直道事人”，名氣很大，但也不是沒犯過錯誤。知道包拯“包青天”的人多，了解包拯犯錯誤的人少。因此在這里也寫上一筆。
宋代的詩人兼政治家，與包拯同時期的，還有張方平和宋祁。其實說政治家兼詩人更合適，那時的朝廷官員，一定要會作詩，這個事你懂的。張方平時任三司使。再解釋一下，宋代的三司使為正二品文職官員，執掌全國錢谷出納，均衡財政收支。也就是說，這是朝廷的財政部長，職務很重要。但是張方平在任上，因為“坐買豪民產”，而為包拯所劾奏罷官?！端问贰钒袀麝P于這一段寫的很簡單，不容易明白。我查《續資治通鑒》，方才知道此事的來龍去脈。
先是京城（宋京汴梁，今開封）富民劉保衡開酒場，負官曲錢百余萬。這里的“曲錢”是什么意思？簡單地說，曲錢就是酒稅，是酒戶（酒類生產商）應該繳納的稅款。劉保衡欠了官府百萬稅款，于是三司使派人來催繳。劉保衡看來資金周轉不靈了，只好賣了自己的房子抵賬。張方平趁機低價買下了劉保衡的房產。劉保衡用賣房子的錢繳納了稅款，回不了家了。包拯這時候擔任御史中丞。查我收藏的《中國古代法學辭典》，御史中丞的職責是糾察百官，專門管干部的（藏書多點還是好?。?。于是包拯彈劾張方平趁機賤買所管轄的富戶的宅邸，屬于貪瀆行為了（雖然不是很重），不能處于三司使這樣的重要位置上。奏章上，張方平免，大概是受了處分以后去擔任地方官了。
好了，這一段事算是弄明白了。不能不說，宋朝的御史（紀委）還真的起作用呢。張方平罷免以后，任命了端明殿學士宋祁擔任三司使。但是問題又出來了。有人舉報，宋祁擔任地方職務（定州官員）時沒有政績，而且放縱家人貸公款不還。另外在蜀地任職時過分奢侈。包拯也奏了一本，內容是宋祁的兄長宋庠（音xiang祥）這時正擔任朝廷的執政大臣，宋祁不宜再擔任三司使的職務。爭論的結果是，宋庠主動請求分配弟弟宋祁去做地方官。
宋祁外放做知州去了。但是三司使的重要職位不能空著啊，誰來為朝廷收稅呢？任命很快下來了，這回是命令包拯擔任了三司使，財政部長。包拯沒有推辭，很爽快地上任了。估計包拯是有決心、有信心在新的崗位上大干一場?？墒?，歐陽修說話了。歐陽修，唐宋家之一，此時是翰林學士。歐陽修上書宋仁宗，大致意思是（我不引用原話了，還得翻譯），朝廷過分使用包拯的才能，而包拯自己亦不知道珍惜名節。張方平、宋祁都是因為包拯彈劾而易職，但是包拯自己卻擔任了三司使的職務，這難道不讓人懷疑，包拯是為了自己謀取官職嗎？即使包拯自己并無私心，也應該避免嫌疑。否則瓜田李下，如何取信于人？歐陽修進一步批評包拯，說這是因為包拯學問不夠、思想不成熟，才做出（接任三司使）的舉動。
歐陽修說話是很有分量的。這個奏折遞上去以后，包拯立即回家，回避任命。但是朝廷與宋仁宗考慮了許久，堅持不收回成命，于是包拯才上任。
坦率地說，歐陽修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包拯接受三司使的任命，的確有其輕率之處，也就是歐陽修指出的“政治不成熟”了。當然，這里更鮮明地反映了古人對于大臣名節的要求何等嚴正。歐陽修、包拯，包括宋祁、張方平，都是通過科舉考試取得的功名。從這個角度看，誰又能說科舉考試對于選拔人才一無是處呢？
二
清末民初世家子弟張伯駒，繼承家傳鹽業銀行，家財萬貫，以風流名士著稱于世。收藏之類文人玩意不必說了，但是做到《古文觀止》倒背如流，脫口而出唐詩宋詞兩千多首；少年時期就將《二十四史》通讀二遍，這才是中國傳統文化人的真面目。我寫下這一段話，是不是有羨慕之意？差不多吧。按說草根階層與“世家子弟”確實沒法比較，生存環境、所受教育、可以支配的財富等等，都是云泥之別。我只是羨慕這等人對于古代文化典籍的把握與了解。盡管文人讀書，幾乎完全是為了吟詩作文而取典之用，于世俗生活其實沒有多大意義?！皠㈨椩瓉聿蛔x書”，說明陽春白雪不過是一種生活的點綴。但是一個人的一生，能把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通讀一遍而且記住，實在是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單從這個角度上說，像我這樣的“吟詩者”，確實不必作詩了。如果非要附庸風雅寫幾首“類古詩”，則盡可能發真性情、寫一點質樸的本色詩可矣（如5463兄長這樣）。
三
馬上又要出差，外出一段時間。本來以為今年外出的機會很少了，但大概還會有幾次。我明白古人為什么把“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作為人生追求的目標，因為除此之外沒有比這個更快樂的事情了。
歐陽修的詩范文5
關鍵詞：詩話；體兼說部；論詩記事；論詩及辭
詩話起初是一種口頭的和社交的話語形式，后來才變成書面形式。最初是一種非正式文類。
一、詩話概說
自從歐陽修將其“退居汝陰, 而集以資閑談”的小冊子命名為《詩話》之后，或許連他自己都沒想到，他就此開啟了傳統文學批評的一種新樣式?！端膸烊珪偰俊肪硪话倬攀逭J為古代論文之作，凡有五類，詩話即為其一。
文章莫盛于兩漢。渾渾，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成一書傳于今者，則斷自劉勰、鐘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其作者之甲乙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時式》，備陳法律；孟《本事詩》，旁采故實。劉《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后所論著，不出此五例矣。
《四庫》此處論詩話有三點可值得注意：一、詩話為古代文學批評五體之一；二、劉《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為詩話之源頭；三、詩話具有“體兼說部”的性質（第二、第三點留待后文討論）?！端膸臁肥菍糯幕娜婵偨Y，代表了滿清后期對先秦以來的整個中華文化的總認識和總評價。其對于詩文評總括性的介紹，也就是對于整個古代文學批評的總體理解。這種認識得到后人越來越多的認可。朱自清先生在《詩言志辨•序》里面說道：
詩文評雖然極少完整的著作，但從本質上看，自然是文學批評?！F在一般似乎都承認了詩文評即文學批評的獨立平等的地位。[1]
詩文評既然是文學批評，那么詩話毫無疑問就是文學批評的一種樣式了，而且還是宋元以來我國文學批評的主要樣式。其影響所及，日本、朝鮮等國亦有數百年的詩話批評實踐。
二、詩話淵源
前文已述，第一部以“詩話”命名其書的是北宋歐陽修。但這一命名究竟是歐陽修的獨創呢，還是因襲前人的成名？因此，有必要追述詩話之起源。
關于詩話的起源，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兩種說法。
1．清代何文煥《歷代詩話序》曾云：
詩話于何乎？庚歌記于《虞書》，“六義”詳于古《序》，孔孟論言，別申遠旨，《春秋》賦答，都屬斷章。[2]
所謂“庚歌”，指的是《尚書•虞書•皋陶謨》中關于帝舜作歌、皋陶庚和的記載；所謂“六義”，則是指“風、雅、頌、賦、比、興”，首見于《周禮•春官•大師》，后來《毛詩序》作了進一步闡發（需要指出的是，《毛詩序》乃是漢儒的手筆，非先秦之作）；孔子和孟子則有許多關于《詩經》的具體論述：如“思無邪”、“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等，影響極為深遠；“《春秋》賦答” 是指《春秋左氏傳》記載的當時外交場合中大量的賦詩酬答的情況，雖多屬斷章取義，但在“論詩及事”上與后世詩話有相似之處。
2.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
詩話之源，本于鐘嶸《詩品》?！m曰本之鐘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也?！对娖贰分谡撛?，視《文心雕龍》之于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3]
章氏開首即言《詩品》乃后世詩話的源頭，接著又講不能完全歸原于《詩品》。章氏認為詩話有兩種形式：或“論詩而及于事也”、或“論詩而及于辭也”，而這兩種形式早已見之于《論語》、《孟子》等先秦經傳之中了?？梢钥闯觯谠娫挼钠鹪瓷?，章學誠以其所持之多元論，比何文煥開通。
《四庫》認為詩話“體兼說部”，即與小說在體制上有著某種相似性。這種相似性是存在的。詩話與小說的確有淵源。魏晉南北朝時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筆記小說――《世說新語》，其中有謝安叔侄雪天論詩高逸之事，無論是從形式、性質、還是內容上看，都非常接近后世詩話。都是論詩、都是閑談、都是文人雅士。魏晉人物風流自賞，向來為士林所稱道，宋人仿效前賢，品評詩詞，以此相高，自由漫談式的隨筆或許是最合適的文體了?；蛟S，這則故事直接啟發了歐陽修。
《四庫》論詩話之源，將劉《中山詩話》置于《六一詩話》之前，不知出于何故?！斗椒ㄑ芯俊贩Q，劉在其詩話中已經引用司馬光的《續詩話》，而司馬光則明確表示續寫歐陽修的《詩話》。從現有資料來看，第一部以“詩話”命名其書的是北宋歐陽修的《詩話》。此后，仿作紛起，后人為了便于征引和區分，便以其號加之于前。[4]
三、詩話之流變
誠如章學誠所言，詩話或主于“論事”、或主于“論辭”。宋代詩話以歐陽修《六一詩話》為宗，論詩及事，于敘事之中間現作者一己偶的之見，多為“以資閑談”的記事隨筆。兩宋之際的詩話，閑談性、資料性的記事隨筆居絕對多數，純粹理批評性的詩論專著則比較少見，象《歲寒堂詩話》、《滄浪詩話》極具理論色彩的著作，還是難得一見的。受宋代詩話創作傾向的影響，金元詩話仍遵循閑談隨筆的體系，走模擬宋代詩話之路。
明代詩話則以“論辭”類為主。有明一代，詩壇熱鬧非凡，爭論不斷。影響波及詩話，遂為繁富。擬古、反擬古；宗唐、宗宋；各派間為一爭高下，都比較注重從詩歌內部探討其創作規律。明代詩話的針對性、批評性、知識性明顯有所增加。如徐禎卿的《談藝錄》、謝榛的《四溟詩話》、胡應麟的《詩藪》等，都著重論述其個人詩學見解，品評詩人詩作，顯露出理論的色彩。
清代大興考據之風，詩話受其影響，考證是非、辨別真偽。在當時濃厚的學術研究之風影響下，清代詩話家都以嚴謹的治學方法和嚴肅認真的寫作態度，從事詩話創作。王夫之《姜齋詩話》、王士《帶經堂詩話》、沈德潛《說詩語》、袁枚《隨園詩話》、趙翼《甌北詩話》、葉燮《原詩》等等，都曾名噪一時，影響深遠，且都入選郭紹虞、羅根澤主編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第一輯。清代詩學理論的三大思潮：“神韻說”、“格調說”、“性靈說”即見之于詩話之中。
以來，隨著舊體詩詞創作的日趨衰落，以“辯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資閑談”為宗旨的詩話創作也江河日下、風光不再。
四、詩話之弊
章學誠考查詩話之弊，論述前人，“作詩話以黨同伐異”、“詩話之不可憑、或甚于說部”。黨同伐異，自然失去是非公論。如北宋熙寧、元黨爭之際，蔡在蔡京授意下撰成《西清詩話》一書，其中多處引述蘇、黃等元諸公之語，以伺機尋隙而攻訐之。宋人詩話，確實有此弊端。流弊所及，“至于誣善黨奸，詭名托姓。”甚而至于“詩話之不可憑，或甚于說部也”。章氏分詩話為“論詩及事”和“論詩及辭”兩大類，所謂不可憑云云，即指前者而言。
所謂“今人詩話”，特指袁枚《隨園詩話》而言（見葉瑛注《文史通義•詩話》）。祝伊湄在《章學誠對的批評》一文中指出，章氏“頗能客觀的評人論學”，但對袁枚的議論“卻是心氣頗不平和”?？计湓?，章氏是對袁枚在當時文壇之盛名“由羨生妒, 由妒轉恨矣”；同時，“性情不同, 識見各異, 是章袁齟齬的一個重要原因”。章氏認為“《六經》特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耳”，故主教化；而袁枚“于道統文統、則一笑置之?！盵6]章氏既對袁枚《隨園詩話》評價不公，則“今人詩話”有害世道人心之說，亦難公允。
西學東漸之前，國人對詩話所做的反思與檢討，都是在傳統的思路中進行的。倘若置身于現代批評意識之下，對詩話消亡的原因或許可以認識的更充分。
五、詩話消亡辨
中國現代批評意識的覺醒，肇始于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這篇文章發表于1904年，其全新的風格與論述結構，極大地沖擊了當時傳統的批評模式。
《〈紅樓夢〉評論》的發表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它都代表了某種斷裂：在內容方面，它運用了外來的理論、美學觀念和文獻材料，在形式上也表現出現代批評的諸多特征，如章節的劃分，引文的使用，全文結束時附以結論等等。所有這些都顯示出與古典詩話迥異的現代批評的表述方式?！八a生的沖擊波促使人們開始思索：文學批評看來確實有各不相同的路數，傳統批評是否應當拓展自己的視野？”[7]該文對于包括詩話在內的傳統批評模式提出了質疑和挑戰，這種質疑和挑戰得到了回應。朱光潛先生曾說：
中國向來只有詩話而無詩學……詩話大半是偶感隨筆，信手拈來，不成系統，有事偏重主觀，有時過信傳統，缺乏科學的精神和方法。
詩學在中國不甚發達的原因大概不外兩種。一般詩人與讀詩人常存一種偏見，以為是的精微奧妙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如經科學分析，則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國人的心理偏向綜合而不喜分析，長于直覺而短于邏輯的思考。[8]
王國維從中西語言的不同，發現了中西思想方法的不同。王氏此處的概括或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仍然在大體上指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事實，即長期以來中國學術已經失去對思想精確而深刻的描述力和表達力了。由此，王氏認為，新學語的輸入、創造新學語非常之必要，應該重視哲學和形而上學，提高中國人的思維能力。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落后與進步等二元對立正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激進立場的起點，也是他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甚至象王國維這樣的舊式學者也同樣把中國與西方的區別看作是傳統與現代的區別。認為東西方文化在方法上、思維方式上以及體驗生活的方式上有著根本的不同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基本看法，也是他們思考東西方文化關系的起點。在他們看來，現代化的起點就是棄過去，就是對傳統的否決。在他們看來，現代文論取代古典詩話，正如新小說取代章回小說，新式的自由詩取代舊律詩是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
結語：
二十世紀初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興起與包括詩話在內的整個古典文學批評的衰落，是當時中國現實社會的狀況所產生的結果。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是五四啟蒙運動的組成部分，完全不同于詩話，它從一開始就關注著社會政治問題。中國現代批評主體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是帶有政治和社會烙印的主體，不象詩話作者那樣，甘于書齋的悠閑，陶醉于自我的清高。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是政治的話語，是社會介入的途徑和手段。以詩話為代表的古典文論作為主流批評模式在二十世紀初的消亡并非歷史的偶然，古典批評所賴以生存的那些社會條件現在已不復存在了。在當前的形勢下討論重建中國文論話語，重新探討詩話等極具民族形式的文學批評樣式，或許是解決“失語癥”的途徑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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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文煥. 歷代詩話[M]：中華書局，1981.3
歐陽修的詩范文6
我喜歡收藏古代瓷枕，尤其是宋金元瓷枕。在我看來，瓷枕的文化內涵尤為豐富，其中的宋金元詩詞枕，簡直就是宋金元文學的縮影、宋金元書法的大觀。詩詞留枕，應始于唐代，在長沙銅官窯的執壺和瓷枕上，留下文字裝飾的據說見諸著錄的有70多件，其中有詩詞的瓷枕僅一件。即在獅子背負的枕面上留有“日紅衫子合羅裙，盡日看花不厭春，更向妝臺重注口，無那蕭郎慳煞人”一詩，寫的是少女對情郎的相思。
宋代書有文字的瓷器那就多了，其中又以瓷枕為甚。瓷枕，一個規整平坦的枕面，猶如一幅宣紙斗方，采用宋代釉下彩工藝，在瓷胎上刷上化妝土，書家、畫家可以使用毛筆肆意揮灑，運筆自如。墨色可以滲透到瓷胎中，使其有了宣紙的暈散效果，黑白對比強烈，色彩鮮艷，增強了字體的厚重感，再罩上透明釉高溫燒成，不怕磨損，便于永久保存，難怪文人墨客對瓷枕是如此的鐘情。
我本人收藏有300多個古代瓷枕，其中宋金元詩詞書法枕就有80多個。這里謹聯系我的收藏，對宋金元詩詞書法枕的審美取向，作一評析?！熬褚娪诤材钡摹俺绺呙馈?/p>
與宋代書法史和審美文化史相對應的是，宋代書法最先在瓷枕上表現的是“顏體”書法。本來作為書法載體的瓷枕，更適宜表現的是行草書，因為在瓷枕上書寫不同于宣紙，它是在瓷胎未干時書寫，必須快捷，只能用懸腕來進行。而顏真卿的楷體在宋初時受到皇家的推崇，這與宋學的興起有直接的關系。顏真卿不僅因為書法成就而被尊為中國書法的“亞圣”，其地位僅次于書圣王羲之，而且因為他滿門忠烈，體現了儒家忠君報國的理想人格，而成為宋王朝理想的道德楷模。米芾在《書史》中早就評說：“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爆F藏英國大不列顛博物館的《家國永安》珍珠地枕上那“家國永安”四個大字，雄闊端莊、沉穩道勁，頗有顏體的風范。
雖然其后宋代四大書法家蘇、黃、米、蔡大力推行“尚意”的書法改革，打出了創新的旗幟，中規中矩的“尚法”書法受到沖擊，瓷枕上的顏氏楷體書法少了；但當宋代面臨異族入侵、積貧積弱，甚至山河破碎，不得不偏安一隅的情況下，愛國忠君觀念自然也被大大地張揚。我收藏的一方瓷枕就刻有“青山只會磨今古，綠水何曾洗是非”句，這兩句元曲出自孔文卿的雜劇《地藏王東窗事發》。該雜劇已佚，但這兩旬元曲，卻把岳飛被秦檜陷害的故事保留下來。元代已是異族統治，這個瓷枕應為北方窯口的定窯燒制，可見即使是異族的統治者，也一樣要保持意識形態的正統性，尊孔崇儒、推崇忠君報國是不會改變的，這始終是宋金元審美文化的主流。
“江清月近人”的“自然美”
宋金元詩詞枕，有許多寓情于景、描繪和歌詠自然美的詩詞。陶醉于自然景物，這實際上反映了宋金元審美情趣的一個重大轉變。我國古代自然美觀念，先秦以儒家的“比德”為主，而魏晉南北朝的“暢神”以及人們常講的晉人“尚韻”，則已包含著某些推崇自然美的覺醒與自覺。而到了宋元時期的“尚意”則包含了順應自然、趣味天成的哲理。對社會審美潮流起著引領作用的士大夫階層，在“窮山水登臨之美”與“覽人物之盛麗”，以及“山林者之樂”與“富貴者之樂”之間，重心顯然是放在了“自然美”上。
在我所收藏描寫自然景物的詩詞枕中，《詞寄月中仙?詠瀟湘八景》枕，深為我所愛。此枕書元曲105字，加上標題計110字，用篆書寫成。這首詞十分巧妙地將“山市晴嵐、遠浦歸帆、平沙落雁、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夕照、江天暮雪、洞庭秋月”八景嵌入其中。
“瀟湘八景”早在北宋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就有詳細的描述。著名畫家宋迪為此創作了大量的山水畫，大書法家米芾又乘興為這些畫作詩題跋，遂有“瀟湘八景”之說，成為后世很多文人墨客爭相吟誦、描繪的題材。此枕由篆書寫成，這在宋金元詩詞枕上是不多見的。一方面是因為用毛筆在瓷器上書寫有一定的困難，不如草書來得方便；另一方面，宋代蘇黃米蔡四大家倡導的書法革新，強調“尚意”之說，使得能寫篆書的書家已是鳳毛麟角，不期一個工匠竟能用古意盎然的篆書寫出如此秀美遒勁、規整穩健、字字如璣的書法，更使此枕顯得珍貴，更展現出宋元從士林到工匠都崇善自然、寄興山林，以山石林泉為樂的審美情趣。
“閑散勝如拘束”的“隱逸美”
中國的隱逸文化歷史深遠，“竹林七賢”、“淵明愛菊”等故事在魏晉、唐末、五代等早已存在。如果說在社會動蕩、政治險惡的時局下，隱逸山林、自娛山水是文人士大夫藉以自保且能干筆墨中求得些許樂趣的途徑的話，那么宋初政治、社會穩定，統治者尚文抑武，仍有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包括不少達官顯宦，退休后歸隱山林，追求一種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生活，無疑更多的是與隱逸文化構成宋代主流審美體系的一部分甚至成為一種時尚有關。
在我收藏的一方元代平陽窯瓷枕中，用竹筆劃出“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這是歐陽修《會老堂致語》中的兩旬詩。宋熙寧五年四月，80多歲的趙概從南京(今河南商丘)到潁州(今安徽阜陽)西湖探望歐陽修。實現了趙概在朝時曾與歐陽修的約定：告老還鄉后要不時互訪。歐陽修騰出居室西堂安置趙概，并名之日“會老堂”。時任潁州知府的呂公著曾設酒宴款待歐陽修和趙概二人，并陪同游湖、飲酒、賦詩，相聚月余。歐陽修特作《會老堂致語》，以記其盛?！叭龑W士”即指歐陽修、趙概和呂公著，“兩閑人”自然是已告老還鄉的歐陽修和趙概。歐陽修在朝時，雖然也是一等文章的大才子，但他最為有名的《采桑子》共十三首，均為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退休回潁州私人宅第居住之后所作?？梢婋[逸給了他們施展其文學才華的更大機會。
“酒人愁腸化作相思淚”的“寄情美”
宋詩宋詞，怎一個情字了得，從壯懷激烈的報國之志，到委婉凄美的思鄉別情，無不絲絲入扣、動人心魄。這不是宋人天生的多愁善感、無病，而是時勢使然。內憂外患始終伴隨了兩宋至元的歷史，無論是基于愛國熱情的慷慨憤世，還是成為亡國遺民之后的感喟哀時，豪放與婉約，這兩派的騷人墨客都在寄情上找到了共同點。這是一個人們的情感世界最為豐富的時代，留在瓷枕上的詩詞，為我們見證了這個時代情感寄托的盛景。
范仲淹的《蘇幕遮》一詞，通過對秋景的描述，抒發了詩人的離鄉之愁、憂國之心：“碧云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北烫?、黃葉、翠煙，渲染夕陽下的秋景；鄉魂、旅思、愁腸，映襯客子離緒。離情可傷，卻柔而有骨，不失胸襟的開闊，表達了人們期望國家統一、社會安定、親人團聚的情感，引起人們的共鳴。
“無月不登樓”的“雅致美”
引領宋金元審美潮流主體的是士大夫文人階層，他們的審美品位和興趣，決定了宋金元審美的向度和趨勢。從衣食起居到裝飾陳設，從志向追求到閑情偶寄，從形而上到形而下，無不表現出一種超逸脫俗、“郁郁平文哉”的雅致相。宋瓷在中國陶瓷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其表現的審美品位是色彩的素雅含蓄、器型的儒雅古樸、線條的典雅清秀，總之，將“雅”字推到了極致。反映在詩詞枕上的文字，自然是追求一種清新典雅的詩情畫意美。
我收藏一方書有“有花方飲酒，無月不登樓”的元代山西平陽窯詩詞枕，就可見當時人們生活上追求的境界與透出的悠遠閑適。此句出自元代無名氏創作的雜劇《蘇子瞻醉寫赤壁賦》，描述坡被貶黃州，在中秋夜，與黃魯直、佛印禪師同游赤壁，醉中寫下《赤壁賦》的故事。其中的《賀新郎》：“我這里停驂舉首猛凝眸，憑在這十里長亭，眾兄等候。(賀云)將酒來，與學士飲一杯蕩寒咱。(正未唱)你道是勸君更盡一杯酒，則怕酒入愁腸轉更愁……(賀云)學士，你看風景如花飛萬片，正好飲幾杯……(秦云)學士，異日必有相會之期。(正未唱)再誰想‘有花方飲酒，無月不登樓’?！比缃?，現代生活節奏那么快，有誰還講究“登樓”要“有月”，“飲酒”要“有花”呢?我們的生活質量和生活品位未必在所有方面都超過了古人。
“人老簪花不自羞”的“教化美”
宋元是一個儒家理學大行其道的時代，雖然儒學不再是一家獨尊的地位，但經過程頤、朱熹這些理學大師將儒學哲學化、系統化、精致化，儒學已成為一個系統、完整的思想體系并深刻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當“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整個士大夫階層的理想，社會審美自然也加入了教化的功能，議論為詩、說理成文，已是一道審美風景，自然也被植入天天與人朝夕相伴的瓷枕文化之中。
我有一方瓷枕，上書五言詩：“在處與人和，人生得幾何，長修君子行，由自是非多?！币庠谝笕藗冇玫赖乱幏蹲约?，修身養性，做謙謙君子，促進和諧。每天臨睡前，看看瓷枕所書，可起到“吾日三省吾身”的效果。我還有一方瓷枕所書為：“立身之法，孝順為先，家和人善，富貴千年。”生動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慈孝文化。在我收藏的瓷枕中，還有一些書有“為爭三寸氣，白了少年頭”之類反映老百姓處世哲學的瓷枕。這樣一種看似消極的處世哲學和人生態度，是與宋代宮廷的競爭和鎮壓對手的殘酷聯系在一起的，在此情境之下，人們不能不事事小心，避免禍從口出。
“一架青黃瓜”的“俚俗美”
宋金元瓷枕既然是來自民間的藝術和創造，就天然地貼民的生活。工匠們的藝術世界一定是十分生活化的。一些俚語俗事，反映到瓷枕上，反而有一種清新淳樸的感覺。生活中固然有粗俗和低俗，但雅俗之間，其實并沒有什么絕對的界限。反映到瓷枕這一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藝術載體上，我們看到的都是一種“雅俗”，俗得清新，俗得可愛，俗得有趣，當然也就俗得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