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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范文1
宏觀政策沒有轉向
以貨幣政策為例，今年廣義貨幣M2的預期增長目標為12%左右，也可能略高一些，與2014年相比變化不大。降息、降準主要是防止貨幣政策被動緊縮，維護貨幣政策的中性或穩健性。
降準是為保持貨幣供應量平穩適度增長，最近降準一個百分點，只是大致對沖外匯占款少增所帶來的影響。
降息是為保持實際利率的基本穩定，去年以來CPI持續走低，如果名義利率不變，實際利率就會上行。
有定力，也要有活力
當前，我國已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國經濟“做不到”“受不了”也“沒必要”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宏觀調控思路也需要適時轉變。
新常態下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一方面，應保持政策定力，穩定和完善宏觀政策，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實施定向調控。不能僅僅因為“速度焦慮”而踩大油門，而應把握好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上下限。當經濟運行接近下限時，政策的著力點是穩增長；當經濟運行接近上限時，注重防通脹；當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內，就要實行定向調控，抓住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結構性問題，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準發力。去年以來，針對經濟結構中的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央行實施了定向降準、定向再貸款等措施，明確指向“三農”和小微企業。最近這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在普降的同時，也有針對性地實施了定向降準措施，體現了定向調控的一貫思路。
另一方面，也應處理好定力和活力的關系，在保持宏觀政策基本取向不變的框架下，不斷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有效性。保持定力不等于固定僵化、自縛手腳、無所作為。應當在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的同時，更加注重預調微調。有專家認為，央行動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有針對性地補充流動性，引導利率水平下行，正是巧妙地避開了問題積累、被迫“放水”的尷尬境地，充分體現了貨幣政策的靈活性。
今年調控方向已明
對于今年的宏觀調控，政府工作報告已定調――“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注重預調微調，更加注重定向調控，用好增量，盤活存量，重點支持薄弱環節?！?這些表述為今年宏觀調控奠定了主基調，指明了方向。在穩定宏觀政策取向的基礎上，要切實把握并落實好財政政策加力增效、貨幣政策松緊有度。
盡早預判，更加注重預調微調。新常態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為應對穩增長、保就業、防風險、調結構、穩物價、惠民生、促改革等多重目標可能出現的短板，需要宏觀政策及時到位。這就需要加強對宏觀經濟形勢的預判能力和監測能力，根據宏觀經濟變化及時預調微調。
宏觀調控范文2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墒?，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б婧妥市拋純鼉渙嫉鬧魈?，由又]譴嬖諮現氐牡賴路縵蘸凸蟮募嘍匠殺荊鶉諢鉤鲇謐隕砦冉【囊?，訙往草x贛肫浞⑸璐形?，所以芯暽银嗅厷謾澳“惜贷”活R吧鞔畢窒螅醣藝叨哉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饗?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陬A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F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谝陨系姆治觯覀儗暧^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宏觀調控范文3
首先談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在新制度學派中，考慮到經濟運行的摩擦性，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企業本質上也是這樣，Coase），同時市場并不是完美的，在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下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低，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和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而國家在市場的基礎上衍生出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主要包括：(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管制，如公共品問題;(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而在對宏觀總量進行調控時我們應認識到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體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筆者認為，如果一項宏觀調控政策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的話，那它就是一種內生的制度安排，否則就是外生的制度安排。對于內生的制度安排，它具有與市場邏輯一致的傳導機制，市場化的主體對之能做出理性的反應。一般而言內生化的制度安排會比外生的效果顯著?；谶@點，我下面將展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失靈的分析。
1992年以來在中國經濟實現“軟著陸”不久，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經濟形勢出現，為了阻止經濟增長的持續下降，政府首先選擇了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盡管諸如下調利率、取消貨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央行債券回購業務等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均已使出，但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對于制度本身，理論上是完善的。很多人把貨幣政策失靈的原因歸結為“流動性陷阱”――即微觀主體對利率的不敏感，確實能說明一些問題，但在筆者看來，最關鍵的還是在中國特殊的經濟環境下存在著市場化的主體及傳導機制的扭曲，這才是造成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
對于市場經濟而言，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應該是非國有企業，體制外的應是傳統的國有企業。在政策作用傳導過程中，首先對于利率這一根本的貨幣工具，在中國是非市場化的，這使得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是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做出靈敏反應。其次，假定這種利率制度是內生化的，但是中國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A、B股市場,以及只有少量非國有企業上市等）使得體制內的微觀主體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對它們是一種外生安排，效應無從談起。而對于體制外的國企來說反應可從兩方面分析：一方面，對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類主體不受市場制度歧視，金融機構也愿與它們發生借貨行為，但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的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惜貸”現象自然發生，貨幣政策效果對它們的影響也不是很大（只是減輕了其利息負擔）?？梢娯泿耪咝Ч伙@著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1998年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貨幣政策一籌莫展，東南亞金融危機又使出口需求受阻，這樣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增多等等宏觀經濟問題同時出現。針對這種情況政府確立了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的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的重要意義在于穩定人們預期，盡管擴大支出的積極財政政策會有直接的經濟效應――解決就業等等，但是如果政府的這種投資不能穩定人們的預期，不能拉動民間投資，那么長期下去這種財政政策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無異，而且還會引起政府債務危機。
財政政策難以拉動民間投資問題的癥結主要在于政府投資的基礎設施，其產業鏈太短，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分，并且主要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政府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其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即IS曲線移而不動。上述給出的解釋主要是針對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外生的制度的安排，缺乏微觀主體的響應和支持，故對經濟運行難以產生預期的效果。但事實上作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言，即使作為內生變量，它們的效應在筆者認為也是短期的，而非長期的。下圖將說明這一點:
在下圖的AD―AS模型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0。當經濟受總需求沖擊時，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向AD1，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Y0Y1），經濟在B點達到均衡（非充分就業），而不能任由價格下降到C達到均衡。這樣就造成了AS在A點以下變成了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將Y1恢復到Y0，這時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到AD0，在有效需求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垂直狀態，市場機制繼續發生作用，此時繼續實施積極政策只會加劇價格水平上漲，所以宏觀調控政策只限于AS具有斜率的一部分，是一種短期政策。
對宏觀調控政策進行上述分析之后，我們不禁思考在今天，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應起一個怎樣的作用呢？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做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制度的政策效應必將受限。中國市場結構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在相當大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有效市場傳導機制的缺乏，政策的發揮已不再局限于政策本身了。
宏觀調控范文4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李榮融日前在“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上說，中國政府從去年下半年始采取的一系列調控措施逐步落實并已見成效。與上世紀90年代后進行的上兩輪宏觀調控相比，本次調控具有4個新的特點。
李榮融說，這次宏觀調控是在中國經濟處于新一輪發展機遇之始，經濟生活中出現的不穩定、不健康因素后果還沒有充分暴露的情況下采取的。本次調控一是帶有預防性的主動調控，主要是針對部分行業投資和信貸增加過快進行的，是持續性的調控。二是有保有壓，冷熱兼治。一方面控制部分行業的過度投資和盲目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加強農業、糧食生產等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努力保護、引導和發揮好各方面加快發展的積極性。三是不搞“急剎車”，把握好節奏，針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適時適度地出臺調控措施。四是不搞“一刀切”，所采取的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調整部分行業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實行新的用電政策等措施，都是根據不同情況采取的有差別的政策。
李榮融說，從今年以來特別是2季度的經濟運行情況看，整個經濟運行中的一些不穩定、不健康因素得到初步抑制。糧食生產形勢出現重要轉機，上半年糧食生產扭轉了連續5年下滑的勢頭，夏糧增產4．8％，秋糧種植面積擴大，農業呈現生產增收、形勢穩定的局面；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由一季度的43％回落到28．6％，一些過熱行業的投資增幅明顯回落。此外，貨幣信貸增勢減緩，人民幣貸款余額2季度末比1季度末回落3．8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低6．8個百分點；土地市場治理整頓取得重要進展，全國共撤并各類開發區4735個，核減開發區規劃用地2．41萬平方公里，退出土地2617萬平方公里；生產資料價格漲勢趨緩，近期各類生產資料價格在連續上漲17個月后出現回跌。李榮融說，當前宏觀調控還處在關鍵階段，取得的成效還只是初步的、階段性的，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現反彈，甚至前功盡棄。他要求各中央企業把發展的著力點放到調整結構、深化改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來，更好地利用戰略機遇，實現中央企業更快更好的發展。
宏觀調控范文5
現有的宏觀經濟理論是以發達國家經濟為研究對象的，對于我國這樣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具有明顯的局限性
宏觀經濟理論研究的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如何發揮宏觀治理功能，利用政府可控制的政策措施來影響家庭和企業的投資、消費、信貸、儲蓄、就業決策，以維持總體物價水平的穩定，降低失業率，促進經濟增長和縮小經濟周期波動等。
目前的宏觀經濟理論分為新古典和凱恩斯兩個主要流派。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認為市場價格的靈活調整能夠使經濟中的信貸、投資、消費、儲蓄等的供給和需求自動達到均衡，從而使經濟趨向于穩定。例如，當投資受到外來的沖擊而增多時，會導致總需求增加、經濟過熱。此時，資金市場會因為信貸求大于供而導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會抑制投資沖動，另一方面會刺激儲蓄，增加信貸資金供給，從而使信貸市場恢復均衡；同時，儲蓄增加意味著當前消費減少，會抵消投資需求的增加，使經濟中的總供給與總需求恢復均衡。對消費、信貸等其他變量的外來沖擊，也會經由市場的類似調整而使經濟恢復均衡。所以，按照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包括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政府的宏觀治理職責只在于維持市場秩序，讓市場的價格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由市場利率和價格的升跌來調節投資、消費、信貸等；政府不應該為了減少周期波動、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等目的，對市場的價格信號和資源配置進行直接的干預或指導。
凱恩斯則認為，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是以經濟處于均衡狀態為前提的，如果經濟嚴重失衡，它就會不適用。比如，當產能嚴重過剩、供給大于需求、出現通貨緊縮，因而缺乏好的投資機會時，只要貸款要還，不管利率多低都難以刺激企業進行投資。而且，產能嚴重過剩必然使企業盈利減少甚至虧損、破產，不僅失業率會增加，而且未失業的勞動者對就業安全和未來收入的預期也會下降，此時不管利率多低，消費者都要減少消費、增加儲蓄，也就是說，利率下降并不能刺激當前消費。因此，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認為，這時應強調政府財政政策的作用，以積極的赤字財政直接創造投資和消費，這樣才能啟動市場，消化過剩產能，增加就業，使國民經濟恢復正常運行。
理論的適用范圍受制于其假設前提和所應用對象的條件。新古典和凱恩斯這兩種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提出來的宏觀經濟理論，對發達國家政府發揮宏觀治理職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對我國這樣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則有明顯的局限性。
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的特點，決定了會不斷出現投資“潮涌現象”并導致經濟頻繁波動，也決定了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發達國家的一個特征是其產業發展處于世界產業鏈的最前沿。對國民經濟中下一個新的有前景的產業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每個企業的看法會不同，很難形成社會共識，政府也不可能比企業有更準確的信息。因此，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現象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宏觀經濟理論，自然以這樣的情況為暗含前提。在這樣的條件下，從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來講，政府對企業投資和產業升級的最好管理方式，是讓企業憑自己的分析來判斷新產業方向和選擇投資項目。在眾多投資中，少數企業的項目會成功，多數企業的項目會失敗。發達國家正是靠那些經過市場篩選、事后證明成功的少數企業的投資項目，推動一批新產業的出現，從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持續發展。所以，在發達國家，政府除了維持物價穩定以及經濟、金融市場的有效運行，不應該制定產業政策，不應該干預企業投資。
在極少數情況下，發達國家也有可能出現違背這種暗含前提的情形，眾多企業同時看好某個相同的產業，如上世紀90年代的信息產業和互聯網。此時，企業的投資就會出現“潮涌現象”——像浪潮般涌向這個產業。在投資前，每個企業都確信這個投資項目是獲利極高的好項目，于是大量資金投向這個項目，結果導致整個社會的過度投資。等這些投資完成后，產能出現嚴重過剩，價格大幅下跌，投資回報遠低于當初預期，大量企業因此而破產，甚至導致銀行壞賬激增、股市暴跌，觸發金融危機，出現經濟蕭條。
這種對某一新的有前景產業投資的“潮涌現象”，在發達國家通常是很長時間里偶然出現一次，但在以市場經濟為主而又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則可能頻繁出現。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在世界產業鏈中處于較低部位，其經濟發展是在世界產業鏈內部，沿著現有各種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不同的產業臺階，由低向高不斷升級的過程。由于在每個發展階段的產業升級中，企業所要投資的是技術成熟、產品市場已經存在、處于世界產業鏈內部的產業，因而企業對哪個產業是新的有前景的產業很容易“英雄所見略同”，于是在發達國家偶然出現的“潮涌現象”，在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很可能會像波浪一樣，一波接一波地出現。在每一波開始出現時，每個企業對其投資都有很高的回報預期，金融機構也會認為是好項目而競相給予資金支持。此時，靠提高幾個百分點的市場利率不足以打消企業的投資沖動，也難以抑制金融機構對這些項目的資金支持熱情。然而，等到企業投資完成后，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嚴重產能過剩，導致企業普遍開工不足、市場價格下跌、大量企業虧損破產、銀行呆壞賬急劇上升的嚴重后果。如果政府遵循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不對企業投資進行指導，完全依靠市場利率的升降來調節投資，國民經濟很可能出現一個產業接著一個產業的投資過熱和產能過剩，進而出現頻繁的經濟周期波動和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經濟學文獻中有不少實證研究證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波動和危機確實比發達國家大而且頻繁。
既然投資的“潮涌現象”在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是經常出現的現象，那么，理論上就不能漠視它的存在。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并非像發達國家那樣是屬于不確定的事件，而是企業和政府都可以事先有相當準確的信息和判斷，而且政府對整個經濟中的投資、信貸總量、國內外市場需求等信息的掌握比個別企業和金融機構更有優勢，因而，政府應該利用這種總量信息優勢，制定產業政策，對市場準入和銀行信貸制定標準，并監督檢查這些標準的實施；同時，適時投資規模、信貸總量和市場需求情況的信息，讓企業和金融機構了解整個經濟現在的投資和未來供給總體情況的變化，避免“潮涌現象”在產業升級時過度發生。所以，主張限制政府宏觀治理職能的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并不適用于像我國這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當然，發展中國家政府如何才能以產業、金融、投資管理政策來更好地指導企業和金融機構的投融資行為，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國民經濟較快增長和較低通脹率的表象下，可能隱藏很大風險。治理產能過剩、投資過熱、國際收支不平衡等問題，需要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創新
當一個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產能過剩、通貨緊縮時，凱恩斯理論也不完全適用。按照凱恩斯理論，此時政府應該實行赤字財政刺激消費和投資。這類旨在增加國內就業和消費、擴大國內市場需求的措施，如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如果執行得好，可以取得比較好的效果。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即使現有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經濟疲軟，產業升級的空間仍然很大，下一輪新產業投資的“潮涌現象”還會繼續發生。雖然新一輪產業投資的熱潮會給國民經濟帶來投資拉動的較快增長，促使投資品價格上漲，部分抵消產能過剩部門產品價格下跌而緩解通縮壓力，總體就業率和企業盈利率都會因此而有所上升，但等這新一輪投資完成時，這個新的產業又會加入產能過剩的行列，整個經濟的產能過剩問題可能更趨嚴重。此時，若又依靠下一輪新的產業潮涌投資來緩解通縮壓力，就成了“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經濟增長模式。當一輪輪潮涌投資所積累的過剩產能和銀行呆壞賬達到一定程度后，就很可能誘發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不過，在大的危機爆發前，國民經濟很可能呈現較快的增長和較低的通脹率，從新古典理論來看這是最理想的宏觀經濟狀態，因而容易使人們對集中于某一產業的過熱投資疏于警惕，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等到危機爆發時再來治理，就會付出極高代價。
在現有產業存在產能過剩而新產業投資又出現“潮涌現象”時，政府在運用貨幣政策時會面臨兩難選擇：貸款利率和儲蓄利率同時提高，即使能夠抑制投資沖動，卻會降低消費需求，從而使產能過剩更為嚴重；如果僅提高貸款利率而不提高儲蓄利率，則會使利差擴大，銀行放貸的積極性會更高，投資者可以得到的資金更多，也就是說提高利率后投資可能反而增加。所以，發展中國家在現有產業的產能已經過剩、經濟中又存在許多新的產業可以升級時，政府需要組合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擴大內需，消化現有產業的過剩生產能力；同時也要運用金融和產業政策等，防范新的一輪投資“潮涌現象”，這樣才能避免國民經濟的過度波動以至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
宏觀調控范文6
5月19日，國務院總理在湖北考察時強調，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說，要根據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有針對性地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及時適度預調微調，擴大內需，穩定外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此前一天，央行下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釋放4000多億元流動性。
這是中國政府向全球市場發出的一個新信號：中國宏調的著力點將適當調整，以 “點式給油”的方式，保障經濟可以實現平穩軟著陸。
“未來在整體宏觀政策不變的情況下，很可能會加大刺激內需的相關政策?！眹野l改委投資研究所研究員張漢亞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
此間觀察家嗅出更多味道：政策方面的放松，不僅指向當下，一系列舉措背后，意在為更大的體制性變革鋪路。
政策發力
是在武漢主持召開座談會，與河北、遼寧、江蘇、湖北、廣東、陜西六省負責人一起分析研究當前形勢時做出上述表示的，這進一步驗證了此前市場對政策的預期：政府預調微調地放松政策已經在悄然展開。
在房地產投資受抑制的情況下，基建投資成為政策發力的方向。
在座談會上提出，要推進“十二五”規劃重大項目按期實施，盡快啟動一批事關全局、帶動性強的項目；對在建續建項目要進行梳理，分門別類解決存在問題，防止出現“半拉子”工程。
民間投資也被寄予期望。提出，要支持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而對于地方政府投資，則要求妥善處理地方政府性債務，在控制財政金融風險的前提下，繼續支持有還款能力的項目，避免資金鏈斷裂。
實際上，政府在項目審批方面已經有所松動，自3月底以來，國內基礎建設項目審批速度明顯加快，一大批鐵路、高速公路、機場等項目審批通過，釋放出積極的微調信號。
記者注意到，國家發改委網站的“項目審批與核準”欄目顯示，5月份以來批復了包括創新能力建設、清潔能源、小型農田水利工程以及鄉村道路工程等大批項目。僅5月8日就批準了4個機場的建設工程。
基礎建設一直是中國政府調節經濟的重要變量?！皼Q策層是在通過政府支出的加大、大型項目的開工來穩定經濟增長，旨在對沖房地產投資下滑對經濟的不利影響?！睆垵h亞說。
與此同時，刺激消費政策也已有所啟動。
5月16日，國務院出臺鼓勵措施刺激節能產品消費，補貼金額達到人民幣363億元。按照補貼額度10%初步計算，節能推廣政策將帶動近3000億元的節能家電消費。
決策層的考慮是，擴大節能產品消費既能穩定增長、擴大內需，又能促進調整結構、節能減排。
需求萎縮
政策的微調源自對經濟走勢的新判斷。4月份略顯揪心的經濟數據折射出需求端嚴重不足，中國經濟仍在下行趨勢中運行。
商務部5月15日公布了FDI（外商直接投資）和外貿數據。1~4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78.81億美元，同比下降2.38%，顯示外部需求正在放緩。值得關注的是，3、4月份中國進出口數據持續下滑，3月出口和進口的同比增速分別為7.2%、9.8%；4月則為4.9%，0.3%。其中，對歐盟出口負增長，對美國和日本等主要貿易伙伴的雙邊貿易增速也降至5%以內。
“急劇下滑的數據，顯示出口在支撐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的輝煌地位不再。”農行高級經濟師何志成說。
同樣快速放緩的，是中國的工業生產和投資。受房地產投資下滑影響，4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由3月的11.9%下降至9.3%，創2009年5月以來的新低。前4個月的固定資產投資較前3個月下降0.7個百分點，低于市場預期。
“綜合來看，在不考慮大力度對沖政策的背景下，未來2~3個季度國內投資需求仍將疲弱，經濟增速趨勢下滑難以避免?！?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指出。
而消費作為拉動內需的另一駕馬車，在總供應能力收縮、總需求相對疲弱、經濟增速趨勢下滑的背景下，市場普遍認為，“期望消費提速來支撐經濟是不現實的”。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范劍平提醒人們注意，這一輪經濟的調整，是周期性調整和結構性調整雙重調整的疊加，不會快速回升。
不斷蔓延的悲觀情緒中，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元春看到了一絲轉機，他告訴記者，外部環境雖然嚴峻，但是比預期要好很多，傳遞到中國的出口上面，還需要一段時間，“總體來說，四、五月份應是個底部。”
“中國經濟觸底回升是可以預期的，我們預計二季度末三季度初會出現反彈，但力度不會很大。”劉元春說。
其判斷的依據在于，政策處于微調范疇，同時世界經濟雖有好轉，避開了最惡劣的情況，還是相對較差，另外中國一些中長期深層次問題，如金融、結構性問題，產能過剩問題，成本問題等處于顯化期，可能會使潛在經濟有一個明顯回落?！氨旧斫洕鷧⒖嫉臉藯U已經下調，不要寄希望于經濟能迅速回到9%以上?！?/p>
放貸糾結
如果說當前經濟下行很大程度上是前期主動調控的結果，貨幣當局同樣不愿意看到的是經濟失速。
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認為，經濟活動被激活的最直接對接環節是信貸，只有錢下去，項目和用地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和交易活動。否則只會加大投資數據的水分。
在經濟疲軟的背景下，央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的意圖十分明顯，目前市場最大的爭議在于，其能在多大程度地提振實體經濟。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張平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存準率的下調能否發揮作用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外生性貨幣投放加大，另一個是內生性貨幣流通速度，即貸款需求增強。
4月新增貸款總量不足7千億元，張平認為，在目前企業經營困難，產值利潤都在急速下降的情況下，貸款即使給企業，企業也不太需求。
不僅是信貸增量的減少，從細分數據可以看出，信貸結構也在進一步惡化。
4月新增信貸只有6818億元，遠遠低于3月的1.01萬億元。短期信貸和票據占比上升至68%，而企業的中長期信貸占比萎縮至18.6%，去年同期則將近50%，過去三年需求最差的時點（2009年一季度）這個比例還有36.7%。這意味著當下的信貸需求，特別是傳統貸款大戶即大中型國企和政府部門的需求比金融危機時要差得多。
劉元春認為，“很多資金貸款主要用于企業短期的拆借，維持前期的資金鏈。”
一位國有銀行浙江分行信貸部人士告訴本刊記者，今年基本每個月信貸規模都有剩余，不太放得出去，貸款“從此前的資源變成一種負擔”。主要原因在于，“企業沒有找到更好的投資機會”。
另一個與“放貸難”并存的問題是，部分銀行若隱若現的“惜貸”行為。
在經濟趨勢下滑的背景下，投資需求的較快滑落應當帶來中長期貸款利率的下降。而實際上，在短期利率緩解的背景下，中長期貸款利率維持了相當高的水平甚至略有上升。這意味著，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行為，或者說“惜貸”傾向阻礙了中長期貸款的供應。
“現在銀行對貸款風險防范意識很強。中長期貸款減少除了受到存貸比的制約外，主要是這方面原因。”某國有銀行負責人指出。目前不僅中小企業沒有賺錢效應，國企也一樣，沒有好的抵押品，銀行不敢貸。
財政部近日數據顯示，國企的盈利狀況不容樂觀，1~4月，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6690.1億元，同比下降8.6%。
“很顯然，所謂的實體經濟‘空心化’，并非銀行業‘嫌貧愛富’所造成，而是沒有賺錢效應吸引，也沒有鼓勵社會資金進入實體經濟的激勵機制和制度保障?！焙沃境烧f。
中長期貸款量跌價升的狀態，無疑給當前的實體經濟以及央行貨幣政策操作帶來了更大困難。劉元春擔心，銀行為了完成指標可能進行變相的票據融資，持續下去，由于資金放緩，導致整個經濟進一步放緩。
給調結構更大空間
業內專家指出，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最大矛盾，是產能過剩與超額庫存現象，尤其是建材業的嚴重產能過剩與房地產的高額庫存（包括在建）。在土地、房產、包括建材都不再具有（優質）抵押品資質后，銀行業貸款很難在短期內有效增長。
近些年的經濟調控，中國主要是去庫存化，很少經歷去產能化的過程，在張漢亞看來，在目前企業盈利能力下降，擴大再生產動力不足的情況下，經濟適當減速也沒有太大問題，“可以給調結構爭取更大的空間?！?/p>
政府需要容忍和保護“創造性破壞”的環境。沒有經濟的短線下行，不可能有要素的重構發生，只有低效率的部分死掉，釋放出的資源才能保證有效率的部分長出。
未來央行一方面要加強可貸資金的投放，更為重要的是，貨幣當局通過調整資金成本，減輕企業負擔，增強其貸款能力。“不一定要降息，但是對息改費這部分不規范的銀行收費，可以適當減少一些，而這需要外生的力量，監管部門需要相對加強動作?！眲⒃赫f。
同時，貨幣政策在松的過程中要把握好資金放出去的結構，讓資金盡量增加中長期貸款需求。引導信貸投放向新興產業、中小企業、中西部經濟傾斜。
“尤其希望我們的中長期貸款不是大量貸給政府基建項目，如果更多的是貸給企業搞固定設備投資，哪怕用機器取代人工，取代以前高耗能設備投資，中國將看到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期的曙光?！狈秳ζ秸f。
在范劍平看來，中國政府要實現“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結構”，既需要有針對性的調控，也離不開地方和企業的努力。同時還需要深化改革，出臺實質性減稅措施，加大保障房和醫院等民生領域財政投入，為民間資本開放更多領域。
德勤中國全國客戶與市場戰略主管合伙人陳建明在目前由華夏幸?；鸪修k的“2012環首都綠色產業高端會議”上同樣指出，最恰當的宏調政策，是政府及時發現阻礙民資發展的瓶頸，并通過恰當干預去加以消除。
一個積極的信號是，在部分領域已經有所突破。鐵道部近日《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鐵路的實施意見》（下稱《實施意見》）強調，對民間資本不單獨設置附加條件，將規范設置投資準入門檻，創造公平競爭、平等準入的市場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