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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楊善洲范文1
《綜藝》：相比去年暑期檔的“冷啟動”，你怎么看待今年暑期檔？
于超：“冷”也好“熱”也罷，業界首先要明確“暑期檔”的概念：“暑期檔”是“舶來”詞，泛指每年6-9月的電影檔期，主要受眾群體為學生觀眾。國內最早正式提出這個概念，應該是2001年黃建新執導的《誰說我不在乎》上映，當時海報上打出“中國第一部暑期檔娛樂片”的標語。此后，國內暑期檔逐漸發展成一個與賀歲檔比肩的黃金檔期，“暑期檔”這一營銷概念也逐步為業界和觀眾接受、認同。
5月開始，數部進口大片的上映提前預熱今年暑期檔，6月上旬預計會出現一波低幼齡觀眾家庭觀影高峰，我相信這期間票房的竄高會為暑期檔開個好頭。相對于今年第一季度稍顯低迷的票房成績，預計暑期檔票房“井噴”應不為過。
《綜藝》：今年暑期檔你特別關注的影片有哪些？
于超：我個人關注的影片挺多，今年暑期檔數部大片各有特色、“賣相”頗佳。《建黨偉業》氣勢很足，堪稱國產片“龍頭”；以《變形金剛3：月黑之時》和《哈里?波特與死亡圣器：（下）》為代表的進口大片主打續集牌，觀眾基礎深厚。
值得一提的是以《楊善洲》為代表的一批獻禮影片，我覺得《楊善洲》是今年暑期檔最有特色的片子，該片類似于經典人物傳記影片《孔繁森》《焦裕祿》，受到國家政策高度支持，應景應季――這正是獻禮片的優勢所在，相信會有良好的團體票表現。
《綜藝》：首都電影院今年暑期檔會推出哪些營銷手段來吸引觀眾？
于超：根據特定節假日、檔期等時段開展特色活動助推觀眾觀影熱情，是包括首都電影院在內很多影院的常態營銷手段。
今年暑期檔期間，首都電影院會相繼開展兩個較大型的互動活動――“開放日”與 “可樂文化展”。這兩個活動是我們影院相對創新且有一定傳統和操作經驗的互動項目。在“開放日”，我們會邀請一批觀眾參觀影院各種硬件設施、體驗電影放映方式、見證爆米花等賣品的制作過程等。借機宣傳影院，同時借助觀眾的口碑傳播、提升影院形象。影院方面也在積極聯系中小學校，促成學生團體的參觀?！翱蓸肺幕埂迸c可口可樂公司合作。到8月，影院整體都將布置一新，處處可見清涼的“可樂”形象，并輔以喝可樂比賽等游戲環節，令觀眾有新鮮的觀影體驗，同時謀求兩家公司的雙贏。
《綜藝》：如何看截至目前電影市場的表現？
于超：近幾年國內票房成倍增長，市場各方都樂見；影片類型豐富多樣，不僅有量的突破，更有質的提升；影片宣傳手段增加，更易引發社會熱點話題。這是片方、院線、影院更加注重整體營銷的表現之一；數字化發行趨于普遍，這也是目前電影發行環節最突出特點之一。但影片檔期難確定的問題仍比較突出，這是產業鏈不夠完善的表現?？偟膩碚f，電影市場化程度還不夠，但在日趨成熟。
電影楊善洲范文2
但必須清醒看到，今年二季度的票房主要是進口片貢獻的。這也是由市場決定的：電影好看就會吸引觀眾走進影院，所以提高國產影片的質量是關鍵。本來4月底上映的《關云長》很有大片潛質，業內普遍看好，但宣傳方面欠妥，影響了票房。比如，預告片突出姜文和甄子丹的“斷背”，引起某些觀眾反感，到宣傳后期打擊“網絡水軍”，更加游離了影片本身。當然，此一階段集中上映《戰國》《倩女幽魂》和《關云長》三部題材類似的大片，也會造成彼此的票房分流。進口片也如此，《加勒比海盜4》與《功夫熊貓2》如果檔期拉開一些，各自的票房會更高。所以，建立電影的排片協調機制刻不容緩。
除了幾部大片外，二季度上映的中小影片也很多。比如4月8日同天上映了《里約大冒險》《探佳人》《萬有引力》和《往事》4部影片，影院分配給每部影片的場次肯定有限。《探佳人》與《萬有引力》又題材相似，其結果可想而知。除了檔期的選擇，中小成本影片的質量也很重要。比如最近上映的驚悚影片，從頭到尾就是幾個穿著暴露的男女在樹林里跑來跑去，還不時發出自認為很恐怖的尖叫。這樣的影片怎能期待有好口碑、好票房？觀眾上當一次，再也不會買票進影院了。
二季度的“黑馬”應是4月份上映的《里約大冒險》和正在上映的《動物總動員》。這兩部影片的市場表現很好，而且沒有任何的炒作。宣傳和營銷只能吸引第一批觀眾，首批觀眾的口碑將決定之后的觀眾數量和影片的最終票房。這兩部影片依靠觀眾的口碑成功延續生命周期，市場需要這樣的電影。
電影楊善洲范文3
近年興起的“城市教育學”存在因對城市社會及都市眾生缺乏了解、難以展開后續理論生產的學術困境。文化研究可使“城市教育學”轉向從都市社會現實及都市眾生日常生活發掘教育議題。文化研究創立者霍家特就曾透過都市社會興起的電視、電影等“大眾文化”，揭示英國城市工人階級的文化教育難局。而以楊德昌“新電影”為例，對其展開研究，更是可以形成本土都市社會及都市眾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學”，“城市教育學”隨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眾生的人生教育難題。
關鍵詞：
城市教育學；文化研究；都市人生教育學
一、城市教育學的興起及其學術困境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社會進入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本土教育理論界開始重視研究“城市教育”，相關理論探討已浮現不少議題明確的“城市教育學”框架，如“城市獨生子女教育學”、“城市農民工子女教育學”等。[1]近幾年，本土“城市教育”研究又有一些進展。2013年，李振濤等甚至正式提出要“創建和發展‘城市教育學’”，以便研究“什么樣的城市發展道路最有利于現代市民意識和素質的培育生成，最有助于市民的健康、主動的發展及生命價值的提升與實現”等議題。這一教育學新構想旨在構建“教育城市”，將“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現代市民”。[2]不僅如此，這一教育學新構想還有意糾正主流城市研究的教育盲點，顯示出要在更廣的學術界挺立“城市教育學”。為此還曾跨界進入“都市人類學”領域，以求發展“基于教育價值關切的都市人類學研究”。[3]其實，早在1928年，教育家吳研因便曾提倡“都市教育”研究。1933年，孫逸園也因看到時人“厭棄都市生活”，曾推出“我國教育界討論都市教育的第一部專書”，[4]企圖激勵時人重建“都市教育”與都市社會。遺憾的是，這一“都市教育學”努力僅是“略舉世界各國關于都市教育上的理論與設施”，[5]并未研究本土都市教育問題或“厭棄都市生活”的時人需要什么樣的教育，而且這一努力僅是曇花一現便終結了?，F在，這點早已熄滅的“都市教育學”火花，又被近些年興起的“城市教育學”實驗重新點燃了，不能不說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幸事。只是近年興起的“城市教育學”建構同樣面臨隨時可能終結的結局，亦即構想一提出便沒有了下文，拿不出議題更具體的本土“城市教育學”實驗作品。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有諸多力不從心之處，其中最棘手的正是孫逸園當年遭遇過的學術困境，即無論北京、上?；蚱渌际?，都難以深入了解其中的社會現實以及都市眾生的生活與問題，以至往往只能靠“現代市民”、“生命價值”等抽象概念來建構城市教育議題，而無法從都市社會現實及都市眾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城市教育議題。就此而言，要想推進當前由抽象概念主導的“城市教育學”實驗，首先就得真正走入北京、上海或其他本土城市，從本土城市的社會現實及都市眾生的生活經驗中獲取教育問題。總之，與上世紀30年代的“都市教育學”一樣，近年興起的“城市教育學”也存在因對城市社會及都市眾生缺乏了解、難以展開后續理論生產的學術困境。對此學術困境，李振濤等想到的克服辦法是到城市人類學及社會學等相關學術領域尋找城市經驗及理論支撐。這一路徑確實有助于深入了解城市，像列斐弗爾（H.Lefebvre）的“空間生產”理論就能提醒學者，研究城市時切不可只盯著國家、資本等城市社會的巨型主宰力量，而應從都市眾生的日常實踐入手展開考察，否則便無法理解“凌亂如麻”的都市社會現實和都市個體可能有的自我創造及影響。[6]不過，在認可到學術領域尋找經驗及理論支撐之余，本文更想嘗試到文學、電影等文化領域尋找適宜城市經驗與教育議題，此即所謂“文化研究”路徑。以下便通過理論闡述和一項文化研究實驗，探討文化研究到底可以帶來何種不同的“城市教育學”進路，又能形成什么具體且有意義的“城市教育學”。
二、文化研究：城市教育學的現實主義進路
對文化研究進行理論闡述時，總難繞過英國文學家霍家特（R.Hoggart）留下的學術遺產。1964年，霍家特在伯明翰大學創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由此在學院體制贏得一席之地。至于文化研究究竟是什么，則在1958年便由霍氏以一本專著《識字的用途》公之于世了。當時，霍家特深感精英及古典主義文學教育太過遠離當時的社會文化現實，無法關照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及命運。他希望發起改革，使現實社會中那些對普通民眾影響甚大的文化能夠進入正式的文學研究與教學體制?！蹲R字的用途》便是考察廣播、電視及廣告等“大眾文化”（massculture）迅速崛起及對工人階級造成的文化與道德踐踏?；艏姨氐奈膶W革新在西方學術界引發了“文化轉向”（culturalturn）運動，即由解讀莎士比亞小說一類的“經典文化”，轉向考察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當代文化”。電視、流行音樂、電影等社會影響巨大的“大眾文化”因此涌入新一代學者的研究視野，長期遠離人間煙火的精英主義文學研究與教學隨之得以和當代社會變遷及蕓蕓眾生的命運走勢形成緊密聯系。關于這一點，曾協助霍家特創建“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斯圖亞特•霍爾（S.Hall）早已做過梳理，[7]無需本文再做更多揭示。本文真正要提的是霍家特創建文化研究時的城市語境、“城市教育”關切與“城市教育學”貢獻。在霍家特那里，文化研究自一開始便將語境定在了倫敦、伯明翰等城市里，所以他會把自己發現的“大眾文化”又稱作“大眾城市文化”（massurbanculture）。[8]更值得留意的是，霍家特之所以考察城市文化，其實是為了表達內心深處的“城市教育”關切，提請“大眾文化”制造者及文化精英主義者不要把工人想象成只知“享樂”、“消費”，或是群“粗人”，以至于不是向他們兜售品質低劣的“大眾文化”，就是將他們隔離在精英文化教育之外。1960年，當企鵝出版社因發行大眾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被控“有傷風化”時，霍家特之所以勇于出庭替出版方聲辯，也是為了反抗精英勢力認為該書只能讓所謂“有教養的階層”閱讀，工人階級等普通市民沒有道德辨識能力，不能任其自由接觸。這次出庭使霍家特成為“真正的名人”，[9]而本文所看重的仍是他的“城市教育”關切。和他的文化研究一樣，他的出庭作證也是為了使城市工人享有平等的文化教育待遇，而不是被任由精英勢力劃為沒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的“粗人”?？傊m然霍家特從未以“城市教育學”之名來統領自己的文化研究，但其文化研究其實是在揭示城市工人階級遭遇的文化教育難局，從而為后人發展“城市教育學”提供了一大經典范式，即“城市工人階級教育學”，其主題涉及精英階層如何在文化教育上歧視工人階級，“大眾文化”生產商又以何種不義甚至低劣心態對待工人階級，向他們提供墮落的“大眾文化”，不珍惜都市工人本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并為他們生產“健康的大眾文化”。[10]無疑，霍家特通過研究當代都市社會中新興的“大眾文化”來彰顯自己對于城市工人階級的文化教育關切，正符合前文所說的從都市社會現實及都市眾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城市教育議題，本文即因此認為，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不僅貢獻了一種“城市工人階級教育學”，更為發展“城市教育學”開拓了一條現實主義進路。這樣說，是為了豐富“城市教育學”的既有路徑。進而言之，相比于既有路徑試圖回答什么樣的“城市發展道路”或“教育城市”能把“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現代市民”這一形而上的城市教育難題，霍家特的現實主義路徑顯然能將“城市教育學”引向具體的城市社會，都市眾生的社會現實、日常生活與教育難題隨之亦能得到生動呈現。
三、一項實驗：楊德昌“新電影”與都市人生教育學
當下中國都市同樣充斥著“大眾文化”，本土“城市教育學”自然可以像霍家特那樣借助文化研究，描繪城市工人子弟被品質低劣的“大眾文化”包圍，以至難有時間和空間接觸有利于工人子弟實現社會上升的良好文化教育。但本文不想讓本土“城市教育學”變成僅是為驗證霍家特的理論提供中國案例。由此出發，本文決定以楊德昌（1947-2007）的“新電影”作為研究對象，通過這項文化研究實驗，尋覓霍家特未曾涉及的都市教育議題。電影也在霍家特的視域之內，但他當初僅看到好萊塢商業電影，未曾考察當時法國文化界正興起“新電影”運動。[11]“新電影”不是為了將觀眾塑造成快樂的“消費者”，而是表達新一代藝術家對于西方社會人生的獨立觀察與思考。“新電影”后來在世界范圍內興起，楊德昌正是中國臺灣“新電影”的核心發起人。只要將楊德昌電影列為研究對象，即能突破霍家特的文化視野與理論，很適合用來建構不同于霍家特的本土文化研究和“城市教育學”。楊德昌1965年在臺灣讀大學時喜歡上了電影。1974年，在佛羅里達大學拿到工程碩士后，他又去南加州大學學電影，但那里的“課程滿是好萊塢習氣，沒多久便憤而求去”。[12]之后楊德昌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擔任工程師。但到1980年，楊德昌還是決定“改變人生，做真正喜歡的事，拍電影”，[13]于是返回臺灣，與張艾嘉、侯孝賢、吳念真等走到了一起。當時業界流行的乃是瓊瑤小說改編的愛情片，[14]這群年輕人則立志拍不一樣的電影。如侯孝賢所言，1982年是“臺灣新電影崛起的年代”，[15]“其標志是由四段短片組成的電影《光陰的故事》，楊德昌在其中執導《指望》”。[16]之后，從1983年推出《海灘的一天》，到2000年完成《一一》，楊德昌共留下7部“新電影”。這些作品曾贏得50余項電影節獎，《一一》更曾獲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楊德昌因此被國際電影界譽為“大師”。[17]至于楊德昌電影蘊含什么大師級的思想或理論，焦雄屏、黃建業、米歇爾•付東等電影及人文學界的楊德昌電影研究權威已做過諸多揭示。[18]然而由于專業限制，無論國際電影業界，還是國內外電影及人文學界，探討楊德昌電影的藝術、哲學及社會學內涵時，均忽視了楊德昌的教育熱情與憂思，即使偶有提及，也是當作缺點加以批評，聲稱真正的藝術不該為說教。只看到有觀眾曾替楊德昌的“說教傾向”做辯護，認為楊德昌之所以動人，恰恰在于他是“一個熱忱的傳教士”。[19]楊德昌的確是電影界難得的一位教育家，但更值得關注的還不是他的教育熱情與憂思，而是他在深入了解臺北社會現實及蕓蕓眾生的基礎上形成的都市教育探索，以及他以真實感人的“新電影”敘事表達出來的“都市人生教育學”。最初的作品即《指望》中，楊德昌是從都市女生入手展開他的臺北觀察與教育思考，他發現新一代都市女生固然獨立要強，學業、家事均能對付，但在初潮、情竇初開等重要成長時刻，總是陷入孤獨與無助。是為楊德昌首篇“都市教育”論文。到1983年推出獨立執導的《海灘的一天》，女生已長大，變成可以在臺北、巴黎等大都市自由來往的女白領。楊德昌的思考隨之也有變化，他開始更關注臺北社會的復雜變遷，以便弄清女白領寄生其中究竟能有何種人生。結果在傳統體制瓦解、資本投機風行等變遷力量的作用下，女白領最渴望的生活即婚姻與愛情到頭來均變得面目殘非，僅在經濟層面尚能成為獨立自主的人。黃建業等曾言，《海灘的一天》蘊含“臺灣傳統電影中未出現過的女性處境論述”，并為認識、超越此處境“提供了一個反省機會與一項參考：那就是在變化紛紜的現代社會里，真正的幸福與生命之道仍掌握你手中”。[20]這些解讀堪稱準確，但《海灘的一天》絕不只是為了展示導演的都市社會學和生命哲學發現。楊德昌考察都市白領的現實處境，特意以人物對話與回憶引導觀眾反省自我人生，均是為了教育都市眾生：先冷靜觀察周遭社會變遷，然后才可能弄清自己的都市人生。言外之意，《海灘的一天》其實是一次“都市人生教育學”實驗。只是這次以社會學觀察為主的教育實驗雖能啟示人們從社會轉型入手認識人生，卻無法回答何謂美好都市人生。之后的《青梅竹馬》、《》及1991年的史詩大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同樣表明：楊德昌越是了解臺北女白領、中學生和市井百姓身處什么樣的社會現實，越是難以向蕓蕓眾生勾勒美好都市人生。楊德昌因此變得既憂傷，又憤怒。而在“新儒家”推動下，當時海內外學術界恰好興起一股理論熱潮，認為中國臺灣等“亞洲四小龍”之所以能實現“經濟騰飛”，是因為有“儒家倫理”暗中起支撐作用，仿佛商場各路人馬都是孔子式的謙謙君子。這更讓楊德昌感到憂傷與憤怒。1994年，楊德昌以一部新作《獨立時代》對驟起的“新儒家”經濟言論做出了回應。他徹底不顧“藝術不涉及說教”的陳腐教條，史無前例地在片頭引用了《論語》的一段話：“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引言到此，戛然而止。接著銀幕上出現的是另一句話：“兩千多年后，臺北在短短二十年間，變成世界上最有錢的都市之一”。楊德昌故意隱去孔子的回答“教之”，換上后面那句反映臺北現實的話，以及特意將影片英文名定為AConfucianConfusion（孔子的困惑），這些顯然意在提醒人們，如果將孔子請來，一定能發現，臺北并不是靠“新儒家”列舉的“倫理教條”富裕起來的，富裕的臺北社會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恰恰是沒有教育。那臺北社會有什么呢？楊德昌再次聚焦于白領女性，即琪琪、小鳳等。她們時尚漂亮，特立獨行，在臺北商場展開各自人生。但這個暴富的商業社會并沒有那種可以將人們的觀念、行為及人際關系維持在道德水平的教育力量。像琪琪那樣難得的矜持自重，也被周圍人惡評為“裝的比真的還像”。結果大家除了像小鳳那樣不顧一切地賺錢外，便不知道能從都市社會中得到什么?？傊?，在富裕的臺北社會暗中起支撐作用的不是“儒家倫理”，而是瘋狂追求經濟成功及順帶而起的分裂與競爭。1996年，楊德昌推出了《麻將》。這一次，導演對于臺北都市社會又有新發現。在“經濟全球化”的作用下，臺北成為恐怖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匯集地。如那些來臺北淘金、有錢之后便玩弄各地女性的英國人，其中一個還想將臺北作為新基地，重建“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輝煌統治”。這些人的到來，加劇了原本緊張激烈的經濟競爭，使各路本地人不得不采取極端方式追求成功。連初涉商場的青少年都信奉“無論做什么，都不能動感情”，變成比西方及本地成年淘金者還要瘋狂的淘金者。林文淇說：“《麻將》是一部迭起，十分好看的電影。對臺灣社會問題的剖析更是一針見血。”[21]的確如此，只是評論者未曾留意《麻將》其實是在延續《獨立時代》的教育憂思，即富裕的臺北社會急需一種可以將都市眾生引向道德人生的教育力量。從《獨立時代》到《麻將》，楊德昌一直認為，要想解決他之前提出的都市人生教育難題，讓學生、白領等都市眾生獲得美好人生，得先克服富裕都市社會的道德危機。可多年探索下來，又找不到那種可以拯救都市社會道德危機的教育力量。即使化身孔子，他真正能做的也只是如實公布自己看到的都市社會事實以及由此形成的教育困惑。因為找不到解答，楊德昌其實不必再做教育探索。然而2000年，楊德昌仍拍出了《一一》。還有什么都市教育議題值得他以這部電影來展開探討？得益于轉換議題，他終于還能繼續進行都市教育實驗。這一次，他不再關注什么樣的教育力量可以拯救都市社會道德危機，而是思考如何安頓都市社會中的個體生命存在，使都市個體獲得美好人生體驗。由此都市人生教育難題入手，楊德昌將臺北中產階級個體NJ作為觀察中心，揭示了NJ及其家人、經濟合伙人等都市個體的生命存在事實：眾多都市個體的正常人生背后，均有疏離、壓抑、孤獨、失意等無人察覺的苦楚心相。連尚在中小學讀書的兒女究竟有何沉重心事也沒一個人能理解，精疲力竭的家長連他們是怎么上學的都無暇顧及，老師們也僅在意他們上課是否認真聽講。只是面對眾多都市個體正常人生背后的苦楚心相，楊德昌雖可以慈悲地將它們一一揭示，卻只能為NJ提供一種教育解答，認為像NJ這樣的都市中產階級個體即使因為責任滿身注定疲憊奔波一生，也還是能通過古典音樂獲得安頓和美好人生體驗。至于如何改革家庭和學校以緩解NJ一雙兒女的內心孤獨，怎樣為NJ妻子提供精神慰藉等都市中產階級遭遇的其他人生教育難題，《一一》均沒有作答。但瑕不掩瑜，《一一》終究貢獻了一種旨在理解、超越都市個體苦楚心相的“都市人生教育學”。
四、直面本土都市眾生的人生教育難題
毫無疑問，在“城市化”進程的作用下，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教育學因此必須研究都市社會及都市眾生可能遭遇的教育難題。近年興起的“城市教育學”正是為此而生，而且也提出了怎樣把城市建設成真正的“教育城市”，如何將“城市人”培養成“現代市民”等城市教育難題。但這些城市教育追問往往是由抽象概念建構而成，并未深入了解都市社會及都市眾生，從都市社會現實及都市眾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煉教育難題。本文即是由此提出，轉向文化研究可以豐富“城市教育學”既有的議題建構方式，開拓“城市教育學”的現實主義進路，從而使“城市教育學”的理論生產真正能夠揭示都市社會及都市眾生正在遭遇的教育難題。如本文所述，在創始人霍家特那里，所謂文化研究，是指對電視、電影等當代都市社會興起的“大眾文化”展開研究?；艏姨刂詣摿⑽幕芯?，則是為了揭示“大眾文化”入侵都市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之后，會使都市工人階級陷入什么樣的文化教育難局?；艏姨氐奈幕芯恳虼似鋵嵤且环N旨在認識、改善當代都市工人階級文化教育環境的“城市工人階級教育學”，其所揭示的“大眾文化”生產商以低劣乃至不義心態對待工人階級和其他都市民眾，將他們推入“墮落”的“大眾文化”世界，把他們塑造成“快樂的消費者”，正是當代都市社會及都市眾生正在遭遇、但卻被學界忽視的一大教育難題?？梢哉f，即使原封不動地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也能將發展某種和都市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與文化教育命運息息相關的“城市教育學”。除梳理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及其“城市教育學”貢獻外，本文還以楊德昌“新電影”為例做了一項文化研究實驗。通過這一實驗，不僅可以超越霍家特的文化視野與理論（即電影并非都是霍家特所說的意圖低劣的“大眾文化”），而且能發展出某種本土都市社會及都市眾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學。如本文所示，自1982年推出《光陰的故事•指望》，到2000年完成《一一》，楊德昌一直都在以“新電影”的深刻觀察與生動敘事來揭示學生、女白領、中產階級個體等都市眾生在臺北經濟社會轉型進程中遭遇的人生教育難題，諸如什么樣的教育力量可以解決富裕臺北社會的嚴重道德危機，使生于其中的學生、女白領等都市眾生可以擁有美好的人際關系和情感生活，以及都市中產階級個體如何安頓自身諸多無人理解的苦楚心相，形成美好人生體驗。就像許多人不同意伽達默爾的美學教育結論，即藝術可以拯救當代西方意義迷失的“生活世界”，[22]楊德昌的都市人生教育解答——找不到那種能夠凈化整個都市社會人心的教育力量，不過都市個體最終可以依靠古典音樂獲得生命安頓——也很容易被認為是太過悲觀，或不符合多數都市眾生的美學口味。楊德昌是不該對學校、公司等都市社會基本運行機制的道德培育能力失去信心，或只把古典音樂列為“福音”，但對本文而言，真正值得留意的并不是楊德昌提供的解答有何不足，而是他在深入觀察都市眾生日常人生的基礎上形成的教育探索及其所揭示的都市人生教育難題。本文即因此認為，相比于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更值得重視的文化研究路徑乃是以楊德昌“新電影”或其他相似的文化文本作為研究對象，因為這樣一來便能像楊德昌那樣真正深入臺北或其他本土都市，“城市教育學”隨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眾生的人生教育難題。最后想起，羅蒂曾呼吁學術界“拋棄理論，轉向敘事”，理由是數學式的抽象理論無法認識人類的苦難處境，“小說、電影”等敘事方式才能揭示人類的苦難處境。[23]此類言論難免會讓人對數學式的抽象理論產生誤解，乃至抹殺抽象理論本身的知識與教育價值。不過小說、電影等敘事方式的確很適合用來詳細揭示人類的苦難處境。就像楊德昌，他其實很喜歡做抽象的理論思考，甚至如吳念真所言也很善于寫“論文”，[24]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以電影敘事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都市社會觀察與人生教育思考。以此為參照，本土“城市教育學”如果想深度呈現學生、女白領、中產階級等都市眾生的人生教育難題，也需嘗試更有效的敘事方式。何況如孔子曾言“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5]敘事其實還是中國教育最初首選的理論及實踐表達方式。
作者：周勇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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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楊善洲范文4
一、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精神實質
我局及時印發了《糧食局關于深入學習貫徹“三嚴三實”要求扎實推進教育實踐活動的實施方案》，組織全體干部會議進行集中學習，全面傳達3月9日下午在安徽代表團審議時的重要講話精神，與會人員進行了熱烈的交流討論。大家一致認為，總書記關于三嚴三實的重要論述，立意高遠、寓意深刻、意義重大，指明了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員干部的為政之道、成事之要、做人準則，是對黨員干部的新要求，是加強作風建設的再啟程、再出發，彰顯了我們黨一鼓作氣抓作風、馳而不息改作風的堅定決心和恒心。
局黨總支強調，全體干部要把“三嚴三實”作為檢驗黨性原則的一把尺子，為人為政的一面鏡子，經常照一照，查一查，真正做到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謀事創業的實踐中，堅持求真務實，尊重規律，狠抓落實，勇于擔當，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用實干譜寫糧食事業發展新篇章。
二、精心組織，嚴格落實方案要求
截至目前，我局組織學習了關于“三嚴三實”有關論述和系列講話精神、同時，認真學習了焦裕祿、牛玉儒、沈浩、楊善洲、王樂義、吳仁寶以及“中國好人”李宏祥等七位同志的先進事跡，組織觀看了《焦裕祿》、《楊善洲》、《吳仁寶》等電影。
在集中學習過程中，我局還切實抓好意見建議的整改落實，圍繞“三嚴三實”要求，安排黨組成員開展“窗口幫辦日”活動，做到邊查邊改、邊學邊改，以工作作風的實際轉變檢驗學習活動成果。
三、強化措施，全力抓好貫徹落實
一是領導帶頭貫徹落實。局黨組就學習貫徹三嚴三實提出了明確要求，黨組成員帶頭親自撰寫學習體會文章，積極開展對照檢查；中層干部還積極開展自學，記筆記、寫心得、查問題、抓整改，互相開展學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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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襲黑底白點連衣裙，一條寬腰帶束出腰身，一雙黑色丁字高跟鞋，站姿挺拔。嚴歌苓的新書《老師好美》會現場，僅能容納百人的屋里擠進了約500人。
讀者們抱著書，在空調很足的書店里汗流浹背。嚴歌苓出現的時候，帶出一串女生們的竊竊私語“她好美好美”。
她的美是“翻手蒼涼，覆手繁華”的文字建筑起來的。
嚴歌苓在擁擠的人群中，安靜地看著讀者，遇到目光相對，她定會報以一個眼神明澈干凈的笑容，這一笑瞬間蕩漾起讀者臉上的一抹笑容。
嚴歌苓說自己是個“謹慎”的人，但是作為小說家反而非常大膽，這是她獨特的寫作方式?！霸谛≌f中，我會誠實地加入自己的想法。但是一旦讓我寫散文，我就會直面我的讀者，嚴歌苓就是嚴歌苓，很多話人家就會說那是嚴歌苓說的，不會說那是嚴歌苓的人物說的。所以這就是為什么我非常‘狡猾’地要寫小說?！彼f完，停頓一下，又“狡猾”一笑。
在《歸來》熱映一個月后，嚴歌苓攜新書《老師好美》從德國柏林的旅居生活中歸來，在北京和上海為新書做推介。她身后巨大的投影上寫著：“親愛的讀者，你在嗎？”
1.影視終究會反哺文學
繼《金陵十三釵》之后，時隔3年，張藝謀歸來，選的還是嚴歌苓的作品。
嚴歌苓同華語電影圈已經打了20年交道，可是，她卻越來越“糾結”于編劇和小說家的雙重身份。但是，每隔幾年，總會有一部署著“編劇嚴歌苓”的電影或者電視劇上映。“原創劇本我還會寫，但是讓我再改就不要了?！痹趪栏柢呖磥?，長篇小說有多重意義，“不管哪重意義點燃他（導演）的創作欲望，拍出來的電影好看，我當然沒什么意見。”而劇本從一開始，主體思路與現在差不多，只是一些細節上有改變。
“歌苓很大氣，對于文中需要刪除的部分不抗拒，給予理解。她對他人尊重，并沒有因名氣愈來愈大而耍大牌，有著非常好的合作精神?！睆埶囍\的文學策劃周曉楓與嚴歌苓相識近10年，“她聰明，但不精明?！眹栏柢邔Υ龑懽鞑挥懬?、對待友人和善有加，“就連相貌也與10年前別無他異”。周曉楓認為，當下許多人都追新求變，而嚴歌苓的多年不變使她在某種程度上更有力量、內心更有定力。
電影《歸來》上映后，兄長嚴歌平主動給嚴歌苓打了電話，告訴她有兩個網站對電影《歸來》有批評的文章。
“面對批評怕什么？不要放心上?！狈畔赂绺绲碾娫?，嚴歌苓依然我行我素，不斷將筆下的人物賦予生命，在紛雜世界中不羈地呈現。
在國外旅居近20年的嚴歌苓，一直在海外華人電影圈游弋。《少女小漁》和《天浴》，一個新移民的故事和一個知青的故事，兩部作品在海外反響頗大。直到新世紀之后，嚴歌苓的名字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國內影視圈，《梅蘭芳》《金陵十三釵》，乃至如今的《歸來》，她的作品已經是許多國內導演眼中的“富礦”。嚴歌苓認為，影視終究會反哺文學，“電影一旦上映，讀者群馬上就擴大了，影視觀眾會變成我的小說讀者，這未嘗不是個推廣純文學的路子”。
2011年，嚴歌苓在北京開會，將《陸犯焉識》拿給嚴歌平指正。在之后的3年間，二人沒有單獨的時間就這部小說交流過，直至《歸來》上映。
“歌苓寫小說很用功?！眹栏杵秸f，她寫《陸犯焉識》，花了很多精力去體驗生活，跟勞教干部開座談會，多次去西寧農場實地采訪，找到了當年以西北監獄農場為原型、以時代背景為主線的《夾皮溝紀事》的天津作者楊顯惠，找很多關系了解這個故事。她寫《媽閣是座城》，就到澳門去賭博;她寫《小姨多鶴》，3次去日本尋找貼切的“多鶴”?？吹嚼夏甑娜毡九斯蛟诘厣戏藕貌韬褪称?，端了茶退著走出去，這個形態讓她想到小姨多鶴，“我寫這個人的倔強和溫柔以及她的暴戾，都是我在日本待了三次找到的”。
2004年，嚴歌苓隨丈夫勞倫斯遠赴非洲尼日爾。在那里，嚴歌苓過上了作家加非洲農民的生活。非洲洪荒的感覺、原始的生活狀態刺激了她的想象力，非洲男人的懶惰與女性的柔韌給了她創作的靈感。在非洲期間，她寫出了充滿中國鄉土氣息的《第九個寡婦》，獲中華讀書報“2006年度優秀長篇小說獎”，被認為是“2006中國文壇最重要的收獲之一”。
曾有人稱嚴歌苓為“現代的張愛玲”。但她認為，自己與張愛玲的相似點除了生于上海、是剖析心靈的女作家、做事講究做到最好外，并無其他相似。張愛玲的寫作局限于上海，而她的腳步遍及亞歐非。嚴歌苓年輕時曾在北京工作了8年，父親晚年在此地定居，現在北京是她在國內搜集素材的中轉站，不斷給予她藝術創作的靈感和動力。
但凡一座大城市，總會混雜著市民們復雜的情感。嚴歌苓說北京不僅是她的家，也是她的圍城。人都是這樣，回來了想出去，想念外面的寧靜和穩定，但出去久了卻想回來，想念這里的繁華和人情。而且每次回來都能看到令她耳目一新的變化，聽到豐富多彩的新故事，因此對北京的愛就加深一分。這座城市，如同流淌在她血液中的東方傳統，不因身在他方而淡漠。
但由于多年旅居國外，嚴歌苓說自己在國外用母語寫作會稍感“恐慌”：“雖然我寫的是漢字，但英文環境的影響潛移默化，可能自己并不知曉。所以我的書桌上總擺著一本《李商隱詩集》，每次寫作之前先看幾行詩，感受中國文字獨有的節奏韻律?！?/p>
在嚴歌苓看來，中國的文字是最干凈、最惜墨如金的，這跟所有西方的寫作都不一樣。她認為西方的著作敘事方式極具“油畫式”的立體性，浸潤其中數年，自己也多少受到一些影響，“這讓我很想用來滋養自己的中文寫作，有時候會苦于中文為何沒有這樣的表達方式。中文與英文都有自己最精彩的東西，所以有時我也會‘偷’英文中的一些說法放進去”。
“比如我常舉例說‘水汪汪’的大眼睛非常俗氣，英文里我看到一個表達，將之形容為‘一雙的眼睛’。”嚴歌苓認為英文有很多可借鑒的東西，這也是自己在國外寫作比較得意的地方。
而在嚴歌平眼中，妹妹目前的水平已經超出了他的期望值，無論從數量和質量上看，嚴歌苓都稱得上是最好的作家之一。
2.多讀書的人可以成為作家
“她在他身邊的停頓結束，慢慢沿著走廊往講臺方向走去。因為走得很慢，雙手又捧著書，頭發還是那樣隨意地綰在后腦勺，露出細長的脖子，便使得她背影的線條水落石出?！眹栏柢咴凇独蠋熀妹馈分羞@樣把一個17歲少年的眼睛中的一位高中語文老師刻畫出來。
故事中，這個名為邵天一的少年，將從最后一排桌椅走到講臺的丁佳心老師，用眼睛“攝制成電影慢鏡頭”。與此同時，他的同班同學劉暢也在注視著她。
這場“隱秘而炙熱的禁忌之戀”，結局是一個少年終結了另一個少年的生命。
嚴歌苓說，7年前她從好友姜文那里聽說了這則網絡新聞，看了覺得“非常震撼”。為了這個故事，她每年都要去一個高中當“臥底”，“看他們上課，跟孩子們聊天、交朋友，網上通信”，想真正了解高中生的生活，“進入他們的語言體系”。
她花了很長時間“學習他們的語言”，一個孩子讓她進入他的網絡，“雖然都是中國字，但是我不是完全懂”。逐漸地，嚴歌苓的心里就有了一種聲音，“一個高中生的聲音”，寫作的時候，這個聲音就一直在那兒。
嚴歌苓用自己的方式詮釋了這個匪夷所思的故事，她發現，高中的學習重壓是如此之大，讓學生的感情發生了“畸變”?！熬薮蟮膲毫χ?，學生需要母愛，但母親的愛和他們需要的是不一樣的。他們需要理解，需要同情，在老師身上找到的是多重的溫柔，是溝通、懂得、同情?！彼f。
她說自己真正想討論的是，在現在的高考制度之下，“人本身的異化”，“感情裂變出的畸形的東西”。
嚴歌苓說，自己只是一個“提問者”，而不是“給答案的人”。
她覺得文學不應該是解答生活中的問題，“文學應該使人們去思考生活中的問題，因為每個人都會在思考當中試著去解答，每個人會得出他自己的解答”。
嚴歌苓認為，如果文學能把小說家感覺到的一些問題提出來，把自己的思考再放進去，那就足夠了，因為文學這樣一種形式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她相信“文學是苦悶的產物。文學如果不是批判社會的，不是作為社會一個觀察家來代表民間表述一些苦悶，一些痛苦，文學是不存在的”。
這位出版了20部長篇小說，20余部中短篇小說的作家說，自己每天都能看到“非常驚心動魄的故事”，而她要做的事，甚至是“淡化它的情節，淡化它的細節，淡化它的戲劇性”，否則人們會覺得“這個作家怎么編出這么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來”。
編故事，是嚴歌苓幼時“最喜歡的事”。小時候，在“四面為書”的家庭環境里，嚴歌苓4歲識字，有意識地養成閱讀習慣。父親蕭馬引導嚴歌苓閱讀魯迅短篇譯文，母親要嚴歌苓看的是《白求恩的故事》，然而這些在還是孩子的嚴歌苓看來非常無趣。她真正入迷的，是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的代表作《唐璜》?！澳潜緯胁鍒D、有故事，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她笑著說，“只有給了孩子玩具一樣的書，孩子才能跟著感覺和興趣閱讀很多?！彼f起自己當年讀文學經典《紅樓夢》，也是挑自己有興趣的內容看?！跋駥氂聍煊耵[別扭了就很好看，而那些道士什么的我就不愛看?！敝钡阶约涸诿绹獭都t樓夢》時，她才第一次把這本巨作徹底讀完。
12歲時，嚴歌苓成為一名跳紅色芭蕾舞的文藝兵。那時，讀書之于嚴歌苓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一次，她和另外一位小女兵無意中在一片桃林后的倉庫中發現了很多小說。那些早已發霉的圖書軟得像抹布一樣，卻令兩個女生眼前一亮、愛不釋手?！澳菚r的軍褲很寬大，我們就把書綁在腿上偷偷帶回去?！睘榱搜谌硕?，嚴歌苓將這些“閑書”的封面撕掉，特意換上了《選集》的皮套，由此開始一段偷書之旅。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她接觸了對她的一生有特別影響的《拜倫傳》。她對那位因為暗戀的女生一句話而堅持一生少吃的“胖瘸子”（拜倫）十分敬佩?！澳欠N鐵一般的意志真的很鼓舞我。三十年我每天必須坐在寫作臺旁，這種內在的自律就是源于這本書?！薄栋輦悅鳌吩趪栏柢咝闹辛粝铝诉@樣一種信仰：想實現的東西，一定會實現。
“我認為多讀書的人是可以成為作家的?！睆淖畛醯哪７碌铰恋碜约旱娘L格，讀書讓嚴歌苓開始了解作家如何從原始生活中取材?！昂霉适旅刻於荚谏涎?，但不是每個都值得去寫?！眹栏柢哒勂鹱约簩懽魉夭牡倪x擇，透出一股特別的“固執”?！肮适卤澈笕魶]有超越故事的另一種意向，那我就不能動筆?！彼矎娬{，若故事主角本身不能得到自己發自內心的認同，也沒有辦法下筆。
嚴歌苓對寫作的“強迫癥”還表現在動筆前的準備。2014年1月，嚴歌苓剛出版了一部《媽閣是座城》。為了寫好這個故事，她自己跑去澳門花錢下賭、和賭徒聊天，贏了并不驚喜，輸了也不失落?！拔抑皇窍胧煜べ€博，不懂的話根本寫不好賭徒?！比欢寡宰约含F在因為劇本寫作并不滿意自己的寫作節奏。盡管自己為《媽閣是座城》也做了不少準備，“但如果是過去，我想我會再嫻熟一點，能摸得再準一點”。
目前正被五家出版社“追趕”的她表示，“由于影視和文學寫作之間不斷的關系，其實我的從容正在失去，所以我準備捍衛我文學寫作的自由”。
3.從寂寞中汲取能量
嚴歌苓每天花五六個小時寫作。在柏林的生活，每天早上起來一杯咖啡，跟丈夫勞倫斯聊一聊，然后就去寫作，一直寫到下午三四點，去接放學的女兒回來。
長期旅居國外的生活使她隔絕了“謀殺人的創作力的社會活動”，留給她“大把寧靜的時間”，這些時間給了她非常大的思考空間。
嚴歌苓曾經多年堅持用鉛筆在稿紙上寫作，只有《陸犯焉識》和《老師好美》是用電腦寫的。她的書桌上只有電腦，而她也不會把時間花在網絡上干擾自己。
“我把寫作當上班。我認真，敬業，生活環境安靜單純，沒有噪音。”她說，“我能在寂寞中得到能量。我很喜歡寂寞，寂寞和孤獨是兩回事?！彼冻鑫⑿?。
她給自己一些使命感，她想把一百多年近代歷史對人的生命的影響寫出來。
“我寫個人命運是怎樣映照了這一段近代史，我有一種使命感，我想寫，我覺得我這輩子不寫我會死，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彼f。
“我覺得，職業作家要做到這一點，你要寫什么像什么，要扎扎實實學會一樣東西?！?/p>
“人家問你圖什么呀，我說我只圖所有的功課。假如說這個東西不能出版，但它是我這輩子一定要寫的故事，我把它武裝到牙齒，一定要把它寫出來，寫到最好，我想這可能就叫一個職業作家?！彼f。
嚴歌苓的絕大多數作品被拍成影視作品，她也成為炙手可熱的金牌編劇，但她并不認同這個定位?！拔沂且粋€作家，編劇只是我的副業?！睂τ趪栏柢邅碚f，寫作是“癮”，已經融入她的生命，就像吃飯睡覺一樣，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項內容。
嚴歌苓鮮有休息日。“周末還要寫作呢，不寫就不快樂了。學習這個東西，只要肯吃苦，沒什么難的?！眹栏柢咭笞约悍彩乱鼍妥龅健暗欠逶鞓O”。飽含感情才能有不竭的創造力，刻苦學習才能得到知識和學位，深入生活才能寫出生動真實的作品，正是這種剛柔并濟的性格讓她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人作家之一?！耙驗槿A人在海外比較孤獨，所以海外華僑華人會更愛祖國、更有使命感，而且因為距離的關系還可以換個角度看歷史?！眹栏柢哌@樣看待海外華人寫作的優勢。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是嚴歌苓在魯迅文學院的同學，她對莫言拿獎“一點兒也不吃驚，只為他感到自豪”。有評論稱，嚴歌苓是華人作家中最有可能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人選，她卻對這個獎“完全不在意”。她說：“西方人能夠關注到中國的意識形態，通過文學懂得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這才是獲諾貝爾獎最大的勝利。”
嚴歌苓常居德國柏林，她在那里的工作習慣是：每天早上9點到下午4點，關手機，寫作。這意味著，在比柏林早6或7小時的北京，每天下午三四點一直到晚上十點十一點，你很難打通嚴歌苓的電話。若等她空閑下來和你聊天，那感覺大約像在電臺做“午夜熱線”。她輕細而飽滿的聲音，字字珠璣，讓你不由得感嘆她思維縝密，而電話里不時傳來的犬吠聲、女兒的笑聲，又不禁讓你釋然。
村上春樹說，人生需要各種燃料才能好好燃燒一場，包括傷害和遺憾。嚴歌苓總說感謝，哪怕有過讓自己刻骨亦銘心的經歷。
她又是一朵玫瑰，信仰愛情，認真生活，哪怕風霜撲面，依然敞開胸懷迎接未來。
“我想我會是你能見到的最勤奮的人。我天生能吃很多苦，這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吃苦帶來的苦中作樂才是一種極致的快樂。是勤奮讓我贏得了讀者和業界的尊重?！眹栏柢哌@樣分析她成功的原因。
1988年，嚴歌苓初到美國，過著忙碌而辛苦的留學生生活：每天讀十四五個小時的書，每天打工4小時來賺取房租，花6個月時間專心學英語。
除了經歷過生活中的困苦，嚴歌苓在舞蹈和寫作方面的刻苦也令人驚訝。為了克服腰腿很硬這種不利條件，她每天早上4點起床練功，寫信的時候也會把一條腿舉過頭頂綁起來。寫作出名后，嚴歌苓每天依然寫作6小時。為了兌現別人的稿約承諾，“有時候真是勤奮得寫到想吐”。
《陸犯焉識》從50萬字刪到40萬字左右。就在校對審核了兩遍之后，嚴歌苓又給編輯送去了修改稿。書名也依次修改為《浪子》《無期》《陸犯焉識》?！案柢邔懳恼率请y以想象的認真。”擔任過嚴歌苓多部小說責編的張亞麗這樣評價。
她也記得人生中很多美好的片段――
“家里新買了爐子，可以在室外燒烤、炒菜，還可以點篝火。過幾日叫朋友來吃飯?！?/p>
“去年在屋前挖了個游泳池，上面覆著塑料布。從外面看，像極了蔬菜大棚?！薄坝辛擞斡境兀覀円院蟛蛔吡??！?/p>
“陪老公輕輕說話、陪女兒慢慢長大、陪小狗壯壯盡情玩耍?！?/p>
……
生命因為這些時刻而有力。
[附]
嚴歌苓是一位美籍華人，美國21世紀著名中文、英文作家，好萊塢專業編劇。其作品以中、英雙語創作為主，常被翻譯成法、荷、西、日等多國文字，其作品無論是對東、西方文化魅力的獨特闡釋，還是對社會底層人物、邊緣人物的關懷以及對歷史的重新評價，都折射出復雜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識。多年的沉淀和積累，直接和間接的經歷與經驗都成為了她的創作“礦藏”，她甚至把她和勞倫斯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攪局”的愛情故事也寫成了長篇小說《無出路咖啡館》。
人物經歷
1958年，嚴歌苓生于上海，父母離異，她和哥哥嚴歌平留在安徽。
1970年，嚴歌苓考入，成為一名跳紅色芭蕾舞的文藝兵。
1978年發表處女作童話詩《量角器與撲克牌的對話》。
1979年，嚴歌苓主動請纓，趕赴對越自衛反擊戰前線，成為一名戰地記者。死亡成為越南戰地醫院空氣中聞到的特有味道，“潛伏”在嚴歌苓身體里的“作家基因”一下爆發了，她把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體驗寫進小說處女作《七個戰士和一個零》中。
1980年，發表了電影文學劇本《心弦》，次年由上海電影制片廠攝成影片。僅僅只有二十余歲的嚴歌苓開始在文壇崛起。
1983年，嚴歌苓調到鐵道兵政治部擔任創作員，豐富的軍旅生涯為她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作素材。她的長篇小說《雌性的草地》及短篇小說《天浴》和《少女小漁》，均創作于這一時期。
1986年，嚴歌苓在上海電影制片廠的寫作樓遇到李克威，門當戶對與相同的寫作背景使得嚴歌苓和李克威很快相戀并結婚。
1989年，嚴歌苓與李克威離婚。
1992年，嚴歌苓與美國人勞倫斯在舊金山結婚。
1993年，李安購買了嚴歌苓的小說《少女小漁》的電影版權，嚴歌苓開始做編劇。同時，中央電視臺和芝加哥電視臺合作的電視劇《新大陸》登門讓嚴歌苓做編劇。那一年嚴歌苓用所得到的3萬美元，在勞倫斯的陪同下回南京買了公寓給母親居住。
2004年，美國外交部的政策松動，勞倫斯被“召回”復職重新做外交官。嚴歌苓跟著復職的丈夫一起被派往非洲，做起了專職的外交官夫人。多年海外旅居和在世界各地游歷的生活讓嚴歌苓感情深沉、知識廣博，并且藝術觀念新穎。
2009年2月，嚴歌苓擔任編劇的《梅蘭芳》剛“下線”不久，張藝謀又選中了她的《金陵十三釵》，這又將是一部大制作的電影。同年，由趙薇主演的根據嚴歌苓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一個女人的史詩》熱播，嚴歌苓再一次被大眾所熟悉。11月，嚴歌苓最新長篇小說《寄居者》出版熱賣，嚴歌苓又迎來事業新高峰。
影視改編
電影劇本《扶?！贰短煸 罚ǜ鶕俗鞲木幍碾娪矮@美國影評人協會獎、金馬獎七項大獎）《少女小漁》（根據此作改編的電影獲亞太電影展六項大獎、電影主演為臺灣女演員劉若英）。創作主要著墨于中國移民在美國的生活和命運。
2008年年末熱映的電影《梅蘭芳》，嚴歌苓參與編劇。
2011年中國導演張藝謀將小說《金陵十三釵》改編拍攝為電影，在電影中跨國合作部分，注明嚴歌苓為美國。
2014年上映的張藝謀的電影《歸來》由編劇鄒靜之改編自嚴歌苓小說《陸犯焉識》。
名家點評
我以為中國文壇要非常認真地對待嚴歌苓的寫作，這是漢語寫作難得的精彩。她的小說藝術實在爐火純青，那種內在節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品思想豐厚，她筆下的二戰，寫出戰爭暴力對人的傷害，生命經歷的磨礪被她寫得如此深切而又純凈。
――北京大學文學系教授 陳曉明
嚴歌苓的作品是近年來藝術性最講究的作品，她敘述的魅力在于“瞬間的容量和濃度”，小說有一種擴張力，充滿了嗅覺、聽覺、視覺和高度的敏感。
――著名評論家 雷達
中國式倫理文化中的“恕”與“親”，被創作慣性遮蔽了近百年，卻被《小姨多鶴》這部作品藝術地激活，并賦予恤暖與柔情的光暈，帶有我們久違了的經典文品。
嚴歌苓有如此意蘊豐盛迷人、襟懷爽朗闊氣的長篇小說，是我們今天對漢語文學持有堅定信心的理由。
――著名評論家 施站軍
人物家庭
1.祖父――嚴恩春。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后曾在廈門大學教書，是托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的首位中文譯者，在對時局的失望中自盡。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跟她祖父的經歷有密切聯系，小說最真實的部分來源于她祖父的經歷。嚴歌苓曾經透露“他是一個神童，十六歲上大學，二十五歲讀博士，之后有著長達20年的大西北監獄生涯”。
2.父親――蕭馬（1930.11.18～2011.10.10）？搖原名嚴敦勛，廈門人，作家。1946年加入上海市立工專學校學習。1948年因從事學生運動被開除，隨即赴蘇北解放區。先后在華東革命大學、皖北區黨委農村工作團等部門從事文化工作。1957年后調到安徽省文聯工作?，F為安徽省文聯委員、作協理事、中國作協作家等。解放初開始發表作品，主要作品有《哨音》《破壁記》等。
電影楊善洲范文6
李雪健和于海丹相愛時，兩人都是空政話劇團的演員。1980年，他在話劇《九一三事件》中扮演，一舉奪得了“梅花獎”。在團里，他還是出了名的大好人，誰家修房子、換煤氣、儲藏大白菜，只要他碰上了，都會熱情幫忙。就這樣，他的良好表現贏得團里大美人于海丹的芳心。
李雪健和于海丹在親友的祝福下幸福地結合了?！懊坊ㄑ┲薪?，珊瑚海之丹”，這是他們結婚時，一位好友書贈給他們的一個條幅。此后的日子，兩人就像條幅所祝福的一樣，對事業和愛情皆非常執著。
1989年，峨眉電影制片廠擬拍攝電影《焦裕祿》，李雪健非常想接，可有人認為他的外形不像。在妻子的支持下，他最終爭取到了這一角色。為了讓自己瘦下來，李雪健不吃米飯，于海丹就為他做可口的白菜湯，這白菜湯一喝就是三個月，硬是讓他減去20多斤。他說，雖然我外形不像，但我會格外用心去演。妻子為他找了很多書，供他參考，并對照劇本反復琢磨，給他提建議。電影《焦裕祿》讓李雪健的事業達到一個新的高峰，他一舉獲得金雞獎與百花獎兩項大獎。
后來，李雪健又出演50集電視連續劇《渴望》的男主角宋大成，出外拍攝一去就是好幾個月，妻子獨自操持家務。在《渴望》快拍攝完時，妻子累病了，為了不影響他拍戲，她一點口風也不透。等到李雪健拍攝完回到家，妻子正發著高燒，他心中萬分愧疚，急忙將妻子送到醫院。病床前，他緊緊握住妻子的手，難過地說：“這些日子，讓你受苦了！”妻子說：“你在外面拍戲也不容易啊！”妻子的這次付出讓他成了家喻戶曉的大明星。接著，他又拍攝了《唐山大地震》《橫空出世》等，每部影片都成了經典。
也許是天妒好人，2011年11月，在拍攝電視劇《中國軌道》時，李雪健的脖子上長了一個小疙瘩，嗓子很難受，沒幾天又咳出了血?？伤]在意，直到一個月后，被確診為鼻咽癌。后來發展到連水都咽不下，人一動就頭暈，嘔吐不止，讓他覺得死了比活著好。
李雪健的病情引起領導的高度關注，想讓他暫停拍攝。妻子對領導的關懷表示感謝，可她想到，丈夫愛戲如命，一個月前咳出血時，本該去醫院好好檢查，可他卻只在藥店買了幾瓶消炎藥，就趕到了西安外景地。她對領導說，謝謝領導的好意，但讓雪健停止拍戲，他會難受的。
于是，李雪健上午由妻子開車送到醫院化療，下午趕到拍攝現場拍戲。在拍攝最后一場戲時，李雪健連說話都比較困難了，可他努力堅持著，直將一大段臺詞說完，并做到了一氣呵成，聲情并茂，在場的人都聽得熱淚盈眶。
與其說是讓李雪健的意愿得到滿足，毋寧說是妻子獨自在與意志較量。為了不至于損害李雪健的嗓子，醫院決定不為他做切除手術，化療過程卻痛苦異常，幾次他都提出放棄。他難受，妻子更痛苦，她曾多次說，愿意以我的生命換取他的生命。但痛苦的她卻一點兒也不能在他面前表露出來，實在是忍受不住了，她就找一個借口離開，到一處地方偷偷哭上一會兒。
一次，她正躲在醫院廁所中抽泣，突然聽到走廊中一個小女孩哭著說：“我真想去求李雪健伯伯，讓他到媽媽面前笑一笑，我的媽媽和他得的是一樣的病，可媽媽不想治療了?！庇诤５ひ宦?，更為傷心，女孩并不知道李雪健同樣也想放棄治療。但她很快意識到，要是能說服丈夫去見女孩的媽媽，會同時讓兩人堅強起來。于是她擦干眼淚，叫住小女孩，說：“我答應你，和你一起去見李伯伯?！?/p>
不一會兒，李雪健就來到了小女孩媽媽的病房，送上了自己美好的微笑。此后，他的眼前經常會閃現這一幕，并露出欣慰的笑容。因為他明白，觀眾需要他，信賴并期待著他。
在拍攝完《中國軌道》，住院治療一年，病情有了明顯好轉后，他又再度回到鏡頭前，參與拍攝了《至高無上》《歷史的天空》《暖流》《命運》《楊善洲》等影視劇。奇跡出現了，盡管他一直堅持拍戲，身體卻痊愈了。
當說起自己的抗癌經歷時，李雪健說，我就是喜歡工作，越工作就越高興。主治醫生對他說：“高興本身就是一服藥，心情愉快，新陳代謝就快?！惫ぷ魃蠞M足了就高興，滿足是一服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