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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基礎范文1
「關鍵詞經濟法、凱恩斯主義、干預主義、協調主義
經濟法的本質和法的本質一樣也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種就是經濟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門一樣，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另一種含義是經濟法區別于其他法律部門的質的規定性，也就是經濟法的法律屬性。傳統法律部門是以調整對象和調整方式來劃分的。這種劃分方式，受到了來自經濟法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挑戰。因為包括經濟法在內的許多法律部門都可以調整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社會關系。本文是在第二種含義上討論經濟法的本質，對法律部門的劃分采用的是主客觀相統一的觀點：任何一個法律部門的形成，都有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陀^方面是由社會環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種特殊性的社會關系和法律關系領域，主觀方面要由法學家來解釋和總結。 對于從與其他法律部門相區別的角度來理解經濟法的本質，經濟法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干預主義和協調主義。
一、干預主義
1.干預主義的內涵。持干預主義的學者認為經濟法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或者簡而言之，經濟法是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實際上，國家干預和政府干預是沒有本質的區別的。因為國家干預是通過政府或者說主要是通過法律的形式來實現的。 干預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是凱恩斯主義。1926年，現代經濟學最有影響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開始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基本命理。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在《通論》中，凱恩斯否定傳統經濟學中建立在薩伊定理上的充分就業觀點，論證一國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業水平是由有效需求決定的。所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總供給與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而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動，因而就業水平實際上取決于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蕭條和失業，是因為“消費傾向”、“對資本的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對貨幣的“靈活性偏好”這三個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資本主義不存在自動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機制，因此，他主張國家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來刺激消費和增加投資，以實現充分就業。
凱恩斯主義從產生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一直以其為理論基礎，制定了大量的以國家干預主義為基礎的經濟政策，并且將許多政策都上升為法律。1946年英國制定了《就業法》，首次把凱恩斯的“充分就業”思想應用于立法實踐。二戰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壟斷法，在經濟法思想比較發達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大量的經濟法。這一時期對經濟法本質的認識也受到凱恩斯主義的影響，把經濟法定為國家干預之法。人們將凱恩斯稱作戰后“繁榮之父”。
2.干預主義的破產。7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經濟現象：滯漲，即高失業和高通貨膨脹同時并存。滯脹的現實對占統治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給予了有力地批判。因為，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失業率高時，通貨膨脹率下降；失業率低時，通貨膨脹率上升。于是，西方學者開始懷疑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制度“復歸”；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貨幣主義、以拉夫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以華萊士為代表的產權學派、以加爾布雷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等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在西方經濟學中逐漸代替了凱恩斯主義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主張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確的；資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場來執行，任何市場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場的作用，而只會起破壞作用；即使市場本身具有難以克服的缺點，但克服與糾正市場缺點的唯一辦法在于通過產權明晰等措施來予以完善，決不能依賴市場以外的政府干預。以往之所以會出現市場失靈，正是由于政府干預的結果，而不是市場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數西方國家都加速私有化，減少政府的干預，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解釋現實問題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張“國家干預”的經濟學家在繼承原凱恩斯主義基本信條的基礎上，引入一些新的經濟分析方法對原凱恩斯主義進一步修正，提出國家的經濟政策還是有積極作用的，這批經濟學家的主張被稱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西方不停地論戰，以建立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但從經濟生活的發展歷史中可以看出，這兩種經濟學的主張將長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絕對地取代另一方。 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現代社會對經濟生活的調整，是綜合運用“市場之手”和“國家之手”的結果，忽視任何一個方面都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二、經濟法本質：協調主義及其經濟學基礎
從人類發展史看，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個體（組織和個人）利益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支配著人類社會的始終。這一矛盾又表現為國與民、國家和企業、宏觀和微觀、統和分、管理和自主、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縱向關系和橫向關系、計劃與市場、國家調節和市場調節、秩序和自由、公平與效率，以及公法與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處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即要處理國家的意志、行為和利益與企業的意志、行為和利益之間的關系，以達到關系協調、利益兼顧，使各方都處于應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聯結狀態。經濟法是社會協調說，是社會經濟法?！敖洕⒎ê蛨谭ㄒ獜恼麄€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來調整具體經濟關系，協調經濟利益關系，以促進、引導或強制實現社會整體目標與個體利益目標的統一。
協調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是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對立統一的經濟學。一般地認為，市場缺陷有三類： 第一類是市場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必然導致壟斷，而壟斷必然增加社會成本。二是市場不能很好地解決某些外部經濟問題?！爸灰粋€人或一家廠商實施某種直接影響其他人的行為，而且對此既不用賠償，也不用得到賠償的時候，就出現了外部性?！保ㄗⅲ海勖溃菟沟俑窭模骸督洕鷮W》（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 第146頁。）外部性分為正的外部性和負的外部性。 負的外部性一般來講對社會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損害卻得不到賠償。三是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均衡，經濟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時或效用最大化行為恰使每一市場的供求相等，均衡價格把秩序強加在可能發生的混亂上，這時政府或國家的干預是有用的。四是市場經濟存在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會導致市場失靈。五是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公共物品的生產。六是市場無法解決社會公正問題。自由競爭所導致的收入和財富的兩極分化，只有通過國家廣泛控制社會資源的制度，從而使中央有計劃地分配工業品成為可能，這樣才能找到有效的補救辦法。 第二類市場缺陷是由于市場本身發育不完善而出現的功能。市場缺陷的存在要求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但國家干預也不是萬能的。國家即政府在干預經濟時，也存在國家失靈或曰政府失靈（雖然政府失靈和國家失靈在政治學上有一定的區別，但從對經濟生活干預的角度上來說，國家失靈和政府失靈沒有本質的區別，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靈也是指國家失靈）。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說“對那些提議對市場失靈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預的人們，經濟學家提醒他們也不要忘記政府同私人市場一樣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頁。）“當政府政策或集體行動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經濟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時，政府失靈便產生了?！保ㄗⅲ海勖溃荼Ａ_？A？薩繆爾森、 威廉？D？諾得豪斯：《經濟學》（下），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 1189頁。）受現在流行的公共選擇理論的影響，經濟學家又把政府失靈稱為公共失靈。（注：公共選擇理論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同時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學研究領域。它運用現代經濟學的邏輯和方法，分析了現實生活中與我們密切相關的政治個體（選民與政治家）的行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團體，特別是政府行為的特征。公共失靈即政府失靈是公共選擇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認為，公共失靈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政府所獲得的經濟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傳遞機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斷能力的限制，這些限制會使政府的決策失誤。 二是政府機構的低效率。即政府機構本身缺乏競爭導致低效率；沒有機制能降低成本；監督信息不完備。 三是政府的干預容易導致尋租（rent seek）。 尋租是指“為了尋求對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動”。（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頁。 ）政府是一個特殊的組織，它擁有一般組織所沒有的權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時會對一些人有利，而對另外一些人不利，這時，某些企業或個人就會設法使政府制定對他們有利的政策，導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對社會的資源配置有利。 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在任何社會都存在。在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忽視政府或國家的作用，市場失靈就更加明顯。在國家干預主義盛行的年代，忽視市場的作用，政府失靈更加明顯?！笆袌鰴C制的缺陷和有時失靈為政府干預留下了作用的空間，其存在和發生作用的價值需要經濟法加以確認。而政府干預的缺陷和有時失靈也不容忽視，它需要經濟法予以糾正、限制乃至禁止。這樣，就產生了我們認識經濟法本質的基礎?！保ㄗⅲ和醣洌骸墩摻洕ǖ谋举|》，載馬俊駒主編《清華法律評論》（第二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頁。） 因此從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邏輯中，我們可以看出，強調任何一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隱患。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強調經濟法的本質是協調。
三、把協調主義作為經濟法的本質有重要的法學意義
第一，有助于正確指導我國經濟立法的實踐。法學理論對實踐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對立法活動的指導。強調經濟法的本質是協調主義就要求在制定經濟法時，既要規定政府的權利，也要規定政府的義務和責任；既要規定市場主體的義務，也要規定市場主體的權利。忽視任何一方的權利和任何一方的義務和責任，都會導致法律的失誤。特別是對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我國，既要肅清國家干預過多遺留的問題，又要防止片面強調市場調節的作用，認為市場調節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不切實際的做法。
第二，強調經濟法的協調主義符合法律的發展趨勢。其實，強調公正的法學家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論述了協調思想。美國社會法學的創始人龐得把法律看成是一種在通過政治組織的社會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安排而滿足人們的需要或實現人們的要求的情形下，能以最小代價為條件而盡可能地滿足社會需求的社會制度。龐得對法律秩序所應保護的利益進行了分類。他把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最后一類利益中，除了其他內容以外，他還把一般安全利益、個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護道德的利益、保護社會資源（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利益以及經濟、政治和文化進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內。龐得也認識到了各種利益之間的沖突，提出在一個時期可能應該優先考慮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時期則該優先考慮其他一些利益。但是龐得認為“法學家所必須做的就是認識這個問題，并意識到這個問題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向他提出的，即盡可能保護所有的社會利益，并維持這些利益之間的、與保護所有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種平衡或協調?！保ㄗⅲ糊嫷茫篈 Survey of Social Interests，57 Harvard Law Review 1 （1943 ），pp.1—2，轉載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第148頁。 ）雖然龐得是從法學家的任務提出的，但是他的各種利益的平衡協調的思想是與經濟法本質的思想是一致的。這也是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思想在協調主義方面的耦合。事實上，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門都兼顧各種利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每一種法律部門總要優先考慮某一方面的利益。比如民法始終不能也不必沖破“自由的財產流轉法”的藩蘺，否則民法不就是民法了。而作為社會化生產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管理的社會化與國家介入經濟生活、“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即兩只手的協同并用、縱向經濟關系與橫向經濟關系的平衡結合、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的對立統一之經濟法，比其他法律部門更應當強調協調主義。
經濟學基礎范文2
關鍵詞:經濟學;現代化;道德基礎
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往往強調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場經濟就夠了,市場經濟會在競爭中自然產生出道德機制、道德規范來。有人把道德定義成:道德的行為就是不能給你帶來眼前好處的行為。市場經濟有沒有必要談道德,經濟學陣營中持這種觀點的人是否對呢?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怎樣的高度?有人將道德定義成:凡是理性的考慮都不會做的那種事。只要是考慮效用函數極大化,就絕對不會干的那類事中,有一類事叫道德行為。當然還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處于非理性范圍內。我們是將道德作為一次事件來考慮。這就不必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糾纏于:到底道德有沒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個交易的結果,是個充分競爭的行為之后自然就會產生道德規范,還是先有道德規范才有交易這樣一個問題。
在一個市場社會(不是市場經濟)里,需要不需要一個包括對產權的尊重、對他人權利的尊重、自我約束等等的道德基礎?我們知道道德與理性是對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為什么還會有這樣的道德行為發生?道德是否是作為社會的基礎存在呢?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這些問題。
一、社會的形成與道德危機的產生
(一)完全自私自利的群體不會產生社會
在傳統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基礎上討論這么一個問題,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是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們如果僅僅在自私的意義上是充分理性的,僅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們的工具,是他們達到自私目的的一種手段。別人是我的工具,同樣你也是別人的工具,你的生命、你的財產、你的幸福都是他人利用的工具。在這樣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場社會,答案是很明確的:不可能。在一些政治哲學著作中,也都體現了這一觀點: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們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蠻人,就沒有文明社會。
(二)鄉土社會的形成
在英美傳統和歐陸傳統中都認為社會是文明社會狀態。而一個文明社會或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就意味每個人都必須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占有權利。道德共識的意思就是人們相互間有一個起碼的尊重。這個尊重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即在歐洲進入啟蒙時代之前的時期,并不顯得很重要,因為分工不發達、社會規模小,秩序擴展得還不寬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們之間的共識比較容易達成。在這種情況下,不會產生現代社會的萌芽,只是一種前現代的共識:我們面臨同樣的生存問題,我們擁有幾乎同樣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們擁有同樣的效用函數,那么我們就是一家子。這就是從血緣和地緣關系上形成的前現代社會。
(三)道德危機的產生
當進入現代的時候,前現代社會開始瓦解,黑格爾等思想家認識到了道德危機,或者說是現代性危機,這種危機是從分工開始的。分工以后,人們的知識結構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們在具體環境中積累知識,那么每個人判斷事物的經驗、知識積累就與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產生了差異,從而價值判斷就會產生差異,利益就會有沖突。有機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雖然是分工的,但他們通過交易、通過市場貿易互相尊重這種有機的關系,并結成個互相依賴、互相依存的社會。因此,在分工的現代社會,人們也能找到共識和基礎,這個共識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為它不是依賴于共同的前現代的共識,而是依賴分工制度。這個時候,道德共識就會出現問題,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們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動革命的道德基礎的危機。在道德基礎開始瓦解的時候就會有革命,革命無非是道德共識不能達成的產物,是一種極端的手段。
(四)西方學說對中國人的影響
中國人在面臨這些問題的時候,要么沿著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適合中國的問題或中國式的問題;要么就受到歐陸哲學的影響,包括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提出中國式的問題。所謂中國式的問題就是中國人關心的是中國,立足于中國的前途、中國的命運,考慮的是中國人所考慮的問題。也就是問題意識是中國的。像國有企業改革、農業發展問題、關貿問題等等一些很細致的現實問題。在和外國人談論問題時,問題意識很重要,問題意識只能是本土的?，F在不是每一個人都是有問題意識的,在許多學者提出一個政策或一個理論中完全看不到問題意識。當然,一些海外的學者也是沒有這種問題意識,而只是隔靴搔癢。如果有了這種問題意識,并在這里面提出正確問題,在求解時再參照一些其他社會、其他民族的歷史過程、經驗,回到西方去看(因為很多學問都是西學)時,就會出現幾種傾向,一部分人就到歐陸哲學中去找一個合適的參照系、一個啟發,經過啟發后回來獨立地求解中國式的問題;另一部分人是從英美傳統中去尋找啟發;還有一些學術訓練比較全面的人綜合考慮兩方面的傳統,同時還有問題意識,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二、經濟社會要有一個基礎的道德共識
(一)自由的概念
1.在歐陸傳統里,盧梭有一個看法:田園詩式的野蠻社會里每一個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為那時候人少地多,從樹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沒有資源稀缺性,沒有對于稀缺資源的競爭關系,所以那時也許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園詩式的浪漫的,在這樣的標準下,每個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慮其他任何人與他的競爭關系。但是由于經濟學家看到的資源稀缺和對稀缺資源的競爭,產生了殘酷的以他人作為手段的生存方式,這時候人就開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個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對自由無限地要求下去,一定會邏輯地把其他人作為自己生存的手段。
2.自由是相對的。每個人都認為自由是好事,可對自由的程度每個人的認識并不一樣,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認為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你自己,這就是所謂積極自由的態度,如果你追求的個人自由那么廣泛,那么徹底,以致你的主觀意志、個人意志的充分自由體現出來后,結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為達到你的個人意志的工具,解放你自己的一個工具,這就很可怕了?？傊?這一套是屬于政治哲學的內容。這一套之前是屬于道德哲學的內容,只有在這兩套體系成型之后,我們才能談到所謂經濟生活,經濟生活才有一個規矩,才有每個人都在服從的一套規范,都在自己相應的網眼里自由地活動,同時,也充分地信賴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網眼中活動而不越軌。
(二)道德事件的發生
1.在歐美國家有一個道德黃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這樣的說法,在中外都是適用的。不同的文明社會時間、歷史、地理差別很大,但都有這樣的思想。因為你不服從這一條,你就結不成社會。我們知道歐美有這樣的一個斯多葛推理:理性的人不會理性地去做錯事,去傷害他人,因為他會理性地推斷如果這樣做,別人也會反過來傷害你,這就非理性了。這就是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導出來的道德黃金律。
由此,從歐陸哲學中衍生出來了一種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義上的自由,應該是由普適主義或普遍主義原則來保證的。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確推理原則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為規則。
2.今天我們現實生活中面臨著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們將抽象的理論用來解釋現實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中國社會里,什么是道德行為。就是每個人要把自己特殊的環境考慮清楚,你是這個環境的中心,然后按照你確定的理想模式去處理各種關系,去與別人博弈,一直處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準則。這種情況下,一個問題就出來了:從鄉土中國到一個現代市場社會的過渡時期,由于我們缺乏強有力的普遍主義原則,怎樣才能形成道德共識?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本來就缺少普遍主義原則的社會,一旦走入市場經濟或現代的分工社會,那么原來賴以維系社會的家庭聯系就被沖爛了,血緣關系就被淡化了,那么與血緣關系聯系的前現代化的共識就瓦解了。而我們又沒有宗教生活,沒有一個從中世紀帶來的遺產,就是把上帝變成法就完事,使社會有一個自然秩序的條件。所以就變成了無法無天的情況,人們就開始追求最眼前的經濟利益,用錢來指導人的行為。這時你沒有道德準則了,你從小到大,沒有人告訴你什么行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來的,是一點點在傳統中熏陶出來的,可我們的傳統正在巨變,正受到沖擊,每一個人都開始失落。
3.如果按正常的狀態,即便在一個特殊主義社會,也先有一個道德的基準,在這個參照系之下,人們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過程,而現在我們似乎不是這樣,而是有點野蠻化的過程,因為,沒有人去指導,人們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來了。人們只是靠理性驅動,他的利益函數、效用函數,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嚴格地講,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事是要經過多次博弈的,就是說一個充分理性的人應該考慮到無窮遠的未來的收益,然后將它折現到現在使效用最大化,這個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為,也就是顧及他人的行為,因為如果毀掉了名譽,以后就沒辦法與人合作。但我們處在過渡時期,未來貼現值不確定,以致沒有人考慮。結果每一個人都越來越短視,所以就會看到我們社會目前的假冒偽劣,這都是不要未來名譽的行為,一個規范的社會不會有這種現象。如果你顧及名譽,你就吃虧,以致生存不下去,結果就很危險了。一旦出現了這種道德風險,影響破壞了互相信任的關系,如果這種道德風險代價太高,沒有一個機制來平衡它,那就是逆淘汰,那么最后這個社會里都是壞人,那些稍微好點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堅持這種標準,那就沒有貿易、交換、信任可言,市場在這個意義上就崩潰了,結果這個部落幾十年以后就會自然消失。
三、市場經濟社會的發展改革與道德的關系
經濟學基礎范文3
在當前高職院校經濟學基礎教學環節當中，由于這一門課程的發展長期專業化的特點，造成了分析數學化、理論術語多、體系派別龐雜，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普遍感覺到枯燥乏味、晦澀難懂，這樣容易使學生對經濟學基礎課程失去興趣，并使教學中出現了教師難教、學生難學的局面，這對于提高教學效果帶來不利影響。針對這一情況，高職院校必須采取合理措施對經濟學基礎教學進行改革，進而提升教學效果，提高教學質量。
一、高職經濟學基礎課程改革思路
1.注重學生能力培養
進行經濟學基礎教學不僅要使學生掌握基礎的理論知識，更重要的是需要通過教學工作提高學生利用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從經濟學基礎教學的角度來看，通過教學工作主要要提高學生的觀察能力、創造能力、分析能力。在具體的經濟學基礎課程組織當中，需要在每一個課程單元中界定相應的能力標準，并且要確保有載體可以使這些能力標準得到貫徹實施。此外，在經濟學基礎教學中，教師需要要求學生在課余時間進行自學并廣泛的閱讀與經濟學相關的報刊書籍，這樣可以使學生充分了解到經濟學基礎課程理論以及其應用。在教學中要鼓勵學生利用所學到的經濟學基礎課程對實際問題進行分析，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
2.合理的選擇和把握學習內容
經濟學所涉及到的內容十分廣泛，但是從高職經濟學基礎教學來看，主要要了解經濟學的基本框架以及基本知識，因此，在高職院校經濟學基礎教學中需要對教學內容進行有效整合。一方面需要對經濟學基礎課程進行模塊式的整合，確保教學內容簡單明了；另一方面在經濟學基礎教學中需要從學生專業特點出發合理選擇教學內容。如在對經濟管理專業的學生進行經濟學基礎教學時，針對培養的主要是面向企業基層管理人才，需要著重對細節進行把握，培養學生能夠做出基礎的決策。這樣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主要傾向于介?B生產論、價格論以及市場論等。宏觀經濟學內容則主要側重于介紹概念和原理，使學生能夠了解國家宏觀經濟決策的依據和對整體宏觀經濟環境有所認識，幫助學生做出決策。在對不同專業進行經濟學基礎教學時，需要根據專業的不同而有所側重，注重將經濟學基礎課程和專業內容結合，為學生進一步學習打下基礎。
3.理論聯系實際，運用多重教學方法
在教學中為了有效提高教學質量，不僅需要選擇合理的教學內容，并且還需要選擇有效的教學方法。在教學方法的選擇上需要綜合考慮教學目標、教學任務、學生知識基礎和特點、課程內容、教學條件等因素。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能夠有效調動學生的學習的積極性，有利于教學目標的實現。
二、高職院校經濟學基礎教學改革分析
1.精選案例，深化教學內容
在進行機會成本的教學時，教師可以選擇貼近學生生活的事例，例如學生在大學學習期間選擇玩網絡游戲造成的機會成本，通過選擇接近學生生活實際的案例能夠使學生對機會成本形成最初的了解，同時也有助于幫助學生認識到沉迷于網絡游戲帶來的后果，幫助學生形成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在采用案例進行經濟學基礎教學時，除了要接近學生生活之外，還需要注意選用最新的案例，且案例要符合經濟發展中的實際問題。此外，要注意案例的難易程度要適中，在教學中案例并不是舉例，案例是帶有師生共同分析的，通過案例分析要讓學生懂得以及掌握經濟學基礎之時，因此，需要做好教學總結工作。
2.利用現代素材，豐富教學工作
在教授了學生基本的經濟學概念和經濟學原理之后，需要對社會發展中的經濟現象進行分析、判斷，幫助學生掌握我國經濟發展的未來走向。在教學當中需要將理論之時和我國最新的經濟發展情況進行結合，要經?？础督洕請蟆?、《經濟參考報》以及地方的經濟生活類報刊、央視的《經濟半小時》、《對話》等節目。教師可以將這一類節目中的精華提取之后給學生講解，也可以將節目錄制下來交由學生自主觀看，提高學生對我國經濟生活現象的觀察、分析以及處理能力。
3.豐富教學方法
從經濟學基礎實際教學來看，由于課程比較抽抽象，加上教師在教學中仍舊采用傳統的滿堂灌、填鴨式的教學方法，導致實際教學效果，因此必須對教學方法進行創新。為了有效提高教學效果，在教學中要靈活的選用案例教學、啟發教學以及體驗式教學等多種教學方法。在教學中，通過案例積極引入教學內容可以增強學生的關注度。例如在教學中以保障性住房建設的經濟學分析導入課程，在案例中要將一些要講到的諸如需求、供給、貨幣政策等內容融入進去，可以引起學生的注意。在教學中通過教師的循循善誘、設問解疑，引導學生主動發現問題，激發學生求知的欲望，調動學生思維，使學生在教師講解的過程當中，可以邊聽邊思考，這樣可以有效培養獨立分析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經濟學基礎范文4
【關鍵詞】低碳經濟；理論基礎；經濟學價值
低碳經濟（low-carboneconomy）主要是指降低碳排放的經濟發展新模式，也就是減少傳統化石燃料使用比如石油、煤炭等，以期減少其燃燒過程中向大氣排放碳元素的含量，取而代之的則是利用新興能源如風能、太陽能、潮汐能等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兼而有之。
一、促使低碳經濟概念出現的社會背景
低碳經濟概念誕生的社會大背景概括起來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傳統能源組成的可預見性危機，也就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一直依賴的化石能源在經年累月的高消耗模式下，既有的儲備即將耗盡，人類深恐不遠的將來會面臨因能源枯竭而形成的經濟、政治甚至安全方面的種種危機。其二，也是當下已然嚴重危害到了社會生產生活方方面面的問題———全球變暖、氣候惡化、環境污染等等，這是傳統高碳經濟給世界帶來的不可回避的矛盾。僅僅是平均溫度升高了一度，人類社會就已經為此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隨著“厄爾尼諾”、“拉尼那”現象越來越頻繁地交替出現，極端天氣現象給人類經濟發展、社會生活造成的損失也呈現幾何級上升的態勢。
二、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
首先，從宏觀層面看，低碳經濟理論基礎之一是世界經濟學。這一理論是世界主義經濟學的簡稱。也就是從經濟學角度研究世界范圍內人類發展的各種現象、問題，目的在于通過科學理論的研究實現造福于人類。世界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是人類社會的發展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既涉及二者之間關系，又針對其間存在的矛盾沖突提供解決思路，而這恰恰與低碳經濟扭轉傳統經濟模式弊端的初衷不謀而合。
其次，低碳經濟理論基礎還包括氣候經濟學。這一點比較容易理解，氣候對于人類經濟的影響已經超越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一個最明顯的佐證就是每個極端天氣現象結束后，政府的公告中總是少不了“此次天氣過程造成直接經濟損失xxxx、間接經濟損失xxxx”。若稍稍留心一下不難發現，若干年前這些經濟損失的計量單位基本是“百萬元”、“千萬元”，而近年來則幾乎全部以“億”為計算單位。
最后，資源環境經濟學是另一個理論基礎。前面已經提到，正是出于對能源枯竭的恐慌，人類開始了對新能源的尋覓。而化石能源對環境顯而易見的破壞則又讓人類對新能源的清潔性充滿了期望。因此，資源與環境的和諧共生是資源環境經濟學研究的核心與重點，也是低碳經濟追求的模式。
三、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價值
（一）轉變生產與消費的方式
其本質實際上是觀念的轉變。也就是說，低碳經濟概念的提出影響的是人類的思想方式，讓人類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從傳統粗放型、消耗型、破壞型轉向了精細化、節約化、可持續發展化。觀念的轉變導致的是行為的轉變，直接表現就是人類生產和消費方式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以農業灌溉方式為例，傳統農業采取的普遍是“大水漫灌”，寶貴的淡水資源被無情地浪費，而單位面積農作物產量卻難以提升。而隨著低碳經濟概念的出現，以以色列為首的發達國家率先發明了“滴灌”技術，使單位面積農作物耗水量減少了大半。除了生產方式的轉變，環保型消費則成為時下低碳經濟在消費領域的體現。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們出行方式的轉變。僅就荷蘭為例，這個國家已經成為了歐洲的“自行車大國”，包括王子和公主在內的多數國民外出時均以自行車代步為榮。
（二）對環境治理從“標”到“本”
傳統高碳經濟模式下，人類面對被污染和破壞的環境時采取的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治理方式，就是“拆東墻補西墻”式的治理手段?？傮w而言就是治標不治本，沒有從根本上找到環境治理的核心問題與癥結所在。比如，面對河流沿岸重工業企業私倒亂排污染物的問題，傳統治理方式不過一罰了事。而在低碳經濟模式下，治理環境可謂釜底抽薪。比如那些沿河、湖或在環境保護區周邊的重污染企業被關停并轉，使直接污染源被徹底鏟除，由此在根本上杜絕了潛在的污染可能。
（三）拓展了專業學科的研究范圍
低碳經濟的出現讓傳統經濟學研究領域具有了“跨界”的可能，一些同時涉及環境領域和經濟學專業的新定義、新理念層出不窮。而諸如“低碳生活”、“低碳城市”、“低碳技術”等專業術語除了不斷出現在科學雜志、經濟期刊等專業媒介上，更隨著時間推移在普通百姓群體中普及，使基層人民群眾日常溝通與交流中也開始不斷出現“碳交易”、“碳關稅”等前沿詞匯。這些“跨界”概念不僅讓經濟學領域不斷拓展，更為專業學者的研究指出了新的發展方向。
結束語
在我國各行業轉型升級的歷史轉折關口，低碳經濟理論的出現為中國經濟發展給出了新思路、新理念。低碳經濟除了代表經濟學新興研究領域和內容外，更是中國經濟實現創新、創造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陳曉春，譚娟.政府環境規制視角下低碳經濟發展理論研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
經濟學基礎范文5
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金融外部經濟；均衡“陷阱論”；楊格定理；產業關聯；鎖定效應；多重均衡；比較優勢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3）05-0029-08
一、引言
雖然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概念的邏輯性以及具體表現等基本問題仍存在較大爭議，但是不可否認，“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成為近年來國內最重要的經濟學熱點主題之一。越來越多的知名學者參與到“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討論甚至爭論之中，密集地發表了數量眾多、層次較高的論著。這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經濟學界對于當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的深入探討。同時，這些討論已經將“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從現象判斷、經驗分析和戰略推演推進至理論研討層面。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成為研究進一步深化的關鍵結點。
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就是在經濟學基礎理論中探尋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依據和模型基礎，依托基礎理論的框架和模型將現有研究推向深入，同時深化人們對于經濟學相關理論的認識。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討論的問題和思想，已經突破了現有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研究范圍和解釋力，那么就有必要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進行相應的發展和完善，當前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改進經濟學相關框架和模型的理論價值。因此，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是研究的必然趨勢，學者們也在這一方面進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們發現，就現有文獻而言，當前學者們為“中等收入陷阱”所“探明”的經濟學基礎，尚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很多不明之處。如果能夠進行更為深入的探尋，將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展示一個更為可觀的理論圖景。通過初步研究，我們發現“中等收入陷阱”還存在一些更具理論深度的經濟學基礎問題尚未引起學界的廣泛重視。
二、問題的提出：現有成果評析及“再發現”的必要和方向
（一）前奏、共識和理論思考
雖然明確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詞，最早出現于2007年世界銀行在北京的報告《東亞的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思考》①，但是其基本觀點卻出現得要再早一些。2002年開始，國內關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討論[1]，可視為當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前奏”。2004年，時任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在兩會期間概括了“拉美現象”。他認為“人均GDP達到1 000美元以上，邁上重要歷史臺階，但是要警惕‘拉美現象’”，即“登上這個臺階以后，經濟在一段時間內停滯不前，社會矛盾突出，甚至加劇兩極分化和社會震蕩”[2]。人均收入1 000美元正是世界銀行所劃定的“中等收入國家”的界定標準②，馬凱的概括已經是與“中等收入陷阱”相一致的比較清晰的表述了。當然，據此認為在世界銀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前，“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經獲得全面系統的研究，甚至認為世界銀行“炒冷飯”也是不恰當的。首先，由于關注的焦點集中于“拉美現象”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國內關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討論，未能挺進至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研究領域，“拉美化”和“拉美病”也被視為“參照性案例”和“個案現象”，并未引發學者們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的深入探討。其次，世界銀行將在此之前國際上已經廣泛討論的現象重新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具有重要的新背景和新指向。這個新背景就是世界銀行關于東亞經濟發展現狀的基本判斷和預見：2006年，東亞地區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一旦越南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左右實現），那么東亞地區將有超過95%的國家成為中等收入國家。東亞地區的未來將主要取決于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和表現”?；谶@一背景，如果東亞諸國也在“中等收入階段”陷入經濟增長停滯的困境，那么，就全球范圍而言，中等收入階段可能遭遇經濟增長困境的現象就不再是“拉美個案”，而是全球多數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都可能遭遇的普遍性問題。在這一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演變為一個需要認真審視的東亞問題，以及需要深入討論的可能具有普遍意義的階段性問題和理論性問題。
另一方面，隨著東亞諸國全面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全球范圍內的主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也將逐步從“低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起步問題，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在這一背景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僅具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也會引發深入的理論思考：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困難和麻煩，不僅僅出現在經濟的低收入階段和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問題集中在“低收入階段”，解決了低收入階段的資本積累問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就會“一帆風順”，這一觀點，并不是經濟學家明確堅持的觀點，但是至少可以視為發展經濟學和經濟階段論學者習慣的“話外音”。在此我們可以簡單試舉兩例。在羅斯托的《經濟成長的階段》中將經濟發展分為六個階段：“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創造前提的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民眾的高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雖然羅斯托也認為從“‘起飛’階段到”到“向‘成熟’推進階段”大約需要 60年左右的時間，但是關于“起飛”的比喻還是容易將人們引入“起飛”前艱難積累與“起飛”后騰空躍進的聯想。因此，提到羅斯托的“階段論”，困難集中在“起飛”之前，起飛之后會順利實現增長的觀念，幾乎成為“題中應有之意”。如果這一觀念在羅斯托的表述中尚屬“聯想”范疇，那么，發展經濟學代表人物劉易斯的表述就更加明確：“經濟發展理論的中心問題是去理解一個由原先的儲蓄和投資占不到國民收入4%或5%的社會本身變為一個自愿儲蓄增加到國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經濟的過程。它之所以成為中心問題，是因為經濟發展的中心事實是迅速的資本積累（包括用資本的知識和技術）”[3]。劉易斯的表述很容易讓人們認為，只要解決了收入和資本積累問題，或者只要度過了最為艱難的積累階段，有了收入和資本，經濟增長就不會再出現什么大的問題。另一方面，像“貧困的惡性循環”“低收入陷阱”等理論，也主要在低收入水平上討論經濟增長的困難，在解決了低收入階段的生計問題和資本積累問題之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困難則很少被提及。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銀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警示世界多數發展中國家可能在度過“低收入階段”的困難之后，將遇到的新的困難，既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也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其實，也已經有學者開始討論進入“高收入階段”之后的歐洲所出現的“高福利病”或“歐洲病”[4]。
將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引入不同收入階段都可能出現的階段性的困難，消除傳統上“有了收入和資本積累就會一帆風順”的習慣認識，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能引發的理論思考。
（二）階段論和陷阱論：傳統提法，仍需明確方法論源頭和基本模型
雖然部分學者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些看法，但是對于發展經濟學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說法并非無源之水，它只是發展經濟學習慣稱謂的自然延續。“中等收入”標識了一個經濟發展階段，對于經濟發展水平劃分不同的階段，是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傳統之一，而“陷阱”和“低水平均衡”則是發展經濟學描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困境的習慣稱謂。
除了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論，亞當·斯密的經濟社會階段劃分論、李斯特的經濟階段論、錢納里的工業化進程階段論、霍夫曼工業化階段論、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階段論等，都是經濟發展理論的習慣劃分方法。世界銀行提出的“低等收入國家”到“高等收入國家”的階段劃分，是這一傳統的延續和規范化。隨著“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展開，日本學者大野健一就從產業升級的階段劃分入手，闡述了“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重視國際直接投資（FDI）的作用，以人力資本提升不足形成的“玻璃天花板”解釋“中等收入陷阱”[5]。青木昌彥對于東亞經濟發展“五階段”的重新劃分[6]，也被用于闡釋東亞諸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以“陷阱”和“均衡”表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停滯和困境也是發展經濟學的習慣做法。例如馬爾薩斯人口模型所強調的經濟增長困境，在發展經濟學中通常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或“馬爾薩斯人口陷阱”；納克斯“貧困的惡性循環”也被稱為“低水平均衡陷阱”③；舒爾茨所描述的落后地區的“一個便士的資本主義”，也將落后的停滯狀態視為一種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狀態”。Mark·Elvin針對中國經濟史的“李約瑟之迷”，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說[7]，姚洋通過動態均衡模型證明了中國土地投資回報高于工業回報的“均衡狀態”導致中國錯過了科技革命[8]。
綜上所述，國內外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探尋還是卓有成效的。就現階段形成的基本共識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所界定的是在中等收入階段所面臨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停滯現象，將這種可能的困境描述為“陷阱”也只是發展經濟學的學術習慣使然。發展經濟學的常見的“階段論”和“陷阱論”，可視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
但是，把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努力停留在這個層面上，還存在明顯的不足。在理論上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是什么方法論工具和經濟學思想，能夠為“階段劃分”提供一個堅實的方法論源頭？換言之，“階段論”的經濟學基礎又是什么呢？我們所看到的發展經濟學“階段論”，通常是學者依據其關注的經濟問題，從某個視角結合歷史經驗所做的“階段性分割”，將這種劃分與“階段性出現的經濟發展困境”相聯系，明確相應的劃分標準，并將這些劃分標準納入經濟學基礎理論進行解釋，進而形成可供操作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這一切都需要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源頭，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論”劃分，同樣需要一個與之匹配的方法論源頭。
第二，既然經濟增長的困難不僅出現在“低收入水平”上，那么，構建一個能夠兼容不同階段的周期性困難的經濟學模型是必要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基礎上討論“中等收入階段”所面臨的“陷阱”或“均衡”，研究框架就不能是僅停在某個收入水平上的“個別分析”，一個既能區別不同收入階段的“階段性特征”，又能將不同階段的“均衡”納入統一分析框架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是“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探尋的最終目標。
（三）比較優勢論：應納入開放條件下的重要理論支撐
通過比較優勢，或“動態比較優勢”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是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另一個卓有成效的成果。Jan·Eeckhout和Jovanovic·Boyan認為經濟增長率按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呈現U形分布：中等收入水平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低于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其原因是高收入國家具有人力資源和技術等比較優勢，能夠保障經濟的高速增長，低收入國家則具有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可以支撐高速的規模擴張，但是中等收入國家的比較優勢則相對不足[9]。在國內，張其仔通過動態比較優勢的“H-K”模型指出了我國“比較優勢斷檔風險”[10]，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支撐。蔡昉也認為基于比較優勢和動態比較優勢的研究“暗示了一個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論解釋”[11]。
然而，以“比較優勢缺失”來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在邏輯上一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是相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而言的，其意義在于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如果說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易中的狀態和地位，能夠左右這個國家經濟增長，那么，這種“外在于”國家經濟增長“內在規律”的因素，是如何影響一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顯然，從“外在因素”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兩者之間還存在一個有待添補的邏輯環節：為什么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需要依賴對外開放和比較優勢？對外貿易和國際市場等“外在因素”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這也說明，在“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經濟學基礎方面，“比較優勢論”只能充當開放條件下的一個必要的理論支撐，是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理論相關模型在開放條件下需要納入和統一到“內在規律”分析框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不能獨立充當“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
（四）“再發現”的方向：源頭、模型和開放性
綜上所述，要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進行“再發現”，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個方向。第一，一個能夠解釋經濟發展階段性差別和階段性特征的基礎性的方法論源頭。第二，一個基于上述方法論源頭能夠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統一的，同時又能標明階段性差異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論源頭和規范的模型最好能夠就“比較優勢”和“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機理進行較為清晰的解釋。顯然，這三個方面的“努力方向”和“工作要求”，都具有較大的難度，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難以深入下去的癥結所在。
三、方法論源頭：金融外部經濟
比較發展經濟學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和宏觀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經濟周期理論可以發現：“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論劃分，其關鍵在于“結構重要”命題以及產業關聯機制。將“結構約束”和“經濟效率”相統一的金融外部經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的方法論源頭。
（一）結構重要：從階段論與周期論的比較研究開始
“發展階段”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有很多共同之處。但是，如果關注點集中于不同發展階段的“階段性特征”，以及相鄰發展階段之間的過渡等問題，那么，僅僅關注“波動規律”的“經濟周期”理論分析工具，是明顯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經濟周期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中被抽象掉的“結構性差異”則顯得非常重要。本部分從“階段論”和“周期論”的差別開始進行討論，將闡明由于抽象掉了結構性差異，“經濟周期理論”對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長期規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關鍵的內容。過度依賴“經濟周期理論”，忽略結構性問題，可能是經濟學基礎理論在“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上解釋力不足的重要緣由。這為我們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論源頭確定一條較為清晰的理論指向。
我們的分析可以從這樣一個“總產出”公式開始：
Y=A·F（L，K），
其中Y表示產出量，A表示技術水平，L和K分別表示勞動和資本數量。
這一公式是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所普遍采用的“生產函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產出規?！保怀橄鬄橐粋€統一的加總的指標“Y”。相應的，經濟增長理論所討論的“經濟總量”和“經濟規模”的增長和波動，也是這個“總產出”的增長和波動。這種處理方式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的基本共識。很明顯，這種處理已經將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歷史現實卻表明，結構比例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結構比例的變化，不僅是存在的，而且是顯著的，這一差別一直被視為比“人均收入”更為重要的劃分經濟發展階段的“關鍵指標”④?？梢哉f“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抽象掉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內容之一，也導致經濟學基礎模型難以有效地標識不同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差異。
當然，任何一個理論都沒有必要囊括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所有特征。“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也完全可以做出類似的辯解。但是，當我們關心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困難”時，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作為解釋對象時，這種“抽象”將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同時被“抽象”掉的正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關鍵動力”或“關鍵困難”：產業之間的結構約束和供求關聯機制。
當學者只關注一個抽象的“總產出規模”時，其假定的不僅僅是“對不同產業的結構比例不再關注”，還包括“生產出的東西都能夠找到相應的交易對象進行交換”?；仡櫼幌聞P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總量分析不難發現，“國內生產總值”即“總產出”在市場上可能遭遇的銷售困難，只來自于總支出和總需求方面，只有支出總量和需求總量的不足，才構成這些“總產出規?！痹谑袌錾系匿N售困難。換言之，“只要貨幣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間的市場交換將不會出問題。因此，以此為基礎的分析框架，必然將經濟周期波動、就業不足、物價波動和經濟政策的關注點集中于“貨幣總量”等指標上。
如果我們將各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納入視野，我們將發現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并不是所有的產品都能夠在市場上順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對象。這就是產業之間的“供求關聯”。任何一個產業的產品，都需要與其他產業部門相交換。在一定時期內，或者說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上，各產業之間彼此的“供求關聯”是相對穩定的。因此，某一個產業規模的擴充，必然要求其他產業規模的相應擴充，否則，“單獨擴充”其規模的產業，將由于“交易對象”的不足，而面臨更高的生產成本（上游產業生產的原料和中間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銷售價格（購買其產品的部門生產的“交易物”不足）。我們可以將這種“關鍵困難”表述為：任何產業部門的擴張，都依賴于那些與之相關聯的產業部門的“協同擴張”，否則“單獨的擴張”將受到懲罰。相應地，這一機制也會形成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當與某一產業相關聯的多數部門或者主要部門已經實現了擴張，那么，這一產業的擴張將是“自然的”“順暢的”，甚至是“強制的”。這一原理意味著，從“經濟結構”視角對經濟總量波動、就業量變動和經濟政策等基本問題，提供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根本性解釋，這是“宏觀經濟學”和“貨幣經濟學”長期忽略的一個根本性解釋。
其實，在經濟學中，這種“結構因素”和“關聯機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確的。經濟增長問題，在經濟學中被視為“擴大再生產”問題。擴大再生產的實現，不僅僅是總體產出的問題，不同產業之間的結構和關聯問題，必須被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馬克思關于這一問題的著名論斷：
“當我們從單個資本的角度來考察資本的價值生產和產品價值時，商品產品的實物形式，對于分析是完全無關的，例如，不論它是機器，是谷物，還是鏡子都行?！f到資本的再生產，我們只要假定，代表資本價值的那部分商品產品，會在流通領域內找到機會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要素，從而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資本的形式。同樣，我們只要假定，工人和資本家會在市場上找到他們用工資和剩余價值購買的商品。但是，當我們考察社會總資本及其產品價值時，這種僅僅從形式上來說明的方法，就不夠用了。產品價值的一部分再轉化為資本，另一部分進入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這在表現出總資本執行職能的結果的產品價值本身內形成一個運動。這個運動不僅是價值補償，而且是物質補償，因而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式的制約?！盵12]
因此“社會總產品”不再被視為一個整體的C+V+M，而是區別為兩個不同部類的I（C+V+M）和II（C+V+M），無論是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兩個部類之間在結構和比例上都要服從相應的等式要求：簡單再生產條件下I（V+M）=IIC，擴大再生產條件下I（V+V+M/X）=II（C+C）。違反這些比例結構將會形成“價值革命”，導致經濟危機。在馬克思那里，這種“結構約束”是引發危機、阻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而在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中，貨幣和總需求政策問題，才是導致經濟波動的關鍵因素。
總之，抽象掉了各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不僅難以有效地標識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而且忽略掉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動力”或“關鍵困難”。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的“困難”，經濟結構顯得尤為重要，一個能夠兼容結構性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方法論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論源頭。
（二）金融外部經濟：結構與效率相統一的方法論源頭
雖然在古典經濟學和經濟學中包含了可以處理結構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大量有價值的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慮到“中等收入陷阱”與發展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之間的特殊的關系。我們還是從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脈絡中明確“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論源頭。
金融外部經濟就是這個能夠兼容結構性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方法論源頭。實際上，金融外部經濟也一直充當著發展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1943年，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產業部門之間的交互依賴。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統論述了“技術外部經濟”和“金融外部經濟”概念，并將羅丹的研究視為對金融外部經濟的應用。自此，金融外部經濟成為討論不同產業、不同區域結構性依賴的關鍵方法論基礎。西托夫斯基也被視為金融外部經濟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實，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經濟概念，是經濟學家維納于1931年提出的。
我們認為，金融外部經濟是操作結構性差異、產業關聯機制的關鍵的方法論源頭。要闡明金融外部經濟的方法論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點，對金融外部經濟進行剖析。
1931年，作為對經濟學界20世紀20年代“成本大爭論”的總結，經濟學家維納在《經濟學》期刊發表了著名論文《成本曲線和供給曲線》，系統闡述了現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常見成本曲線，同時也在分析中明確提出了“金融外部經濟”（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經濟可以表述為，由于對服務和物質產品整個產業的購買量增長所導致的服務和物質產品價格的下降。產業A的金融外部經濟可能是其他產業B的內部經濟或外部經濟，如果產業A購買了更多的服務或物質產品，它們的價格將下降，因為產業B可以用更低的單位產品生產出這些產品”⑤。這是金融外部經濟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從這個表述中不難看出，金融外部經濟實際上是外部經濟的報酬遞增機制在產業關聯領域的延伸和應用，是報酬遞增機制與關聯機制的結合體。
產業關聯是各產業產出規模之間的交互依賴。而報酬遞增機制則是規模與效率之間的密切關聯，是指生產規模越大，生產的平均成本越低。導致這一機制的原因包括：規模擴大為更為專業化的分工提供條件，促進了技術進步和勞動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產規模提高了對固定資本的利用效率，使單位產品分攤的固定成本減少，等等。所謂金融外部經濟就是指一個部門的生產效率受到與之存在供求關聯的部門的生產規模的影響。因此，金融外部經濟將“產業關聯機制”所描述的“規模聯系”和“結構依賴”，推進至“效率聯系”和“技術聯動”。在金融外部經濟的視角下，由于各產業規模之間的必然聯系，各產業以規模擴張為基礎的效率提升和技術進步，相互關聯、相輔相成。
這一原理最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基礎“楊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經濟的表述更為貼近本文所關注的“結構因素”“產業關聯”“技術進步”等內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廣泛分布于高級發展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領域，因此本文選擇“金融外部經濟”來指代這一原理。關于這種依賴和關聯機制，克魯格曼將其表述為：“這種循環關系意味著一國可能會經歷自我強化的工業化（或者無法實現工業化）”[15]。
四、基本模型：“多重均衡”破解“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
金融外部經濟只是描述了各產業之間相互關聯的“結構依賴”和“效率依賴”。那么，如何將這一思想模型化，使之兼容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發展障礙”呢？
實際上，發展經濟學的“平衡增長”理論，例如“大推進”理論、“貧困的惡性循環”等理論，都是從不同角度模型化了“金融外部經濟”的思想，同時也是對“發展障礙”問題的模型化解析。但是，這種解析并不完善，或者說并不完全符合經濟學模型所要求的嚴謹的學術規范。由赫希曼發起的對“平衡增長”理論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這一理論的失敗。其實，赫希曼的“產業關聯”機制、“關聯效用”和“主導產業”等理論的表述，只是金融外部經濟基本思想的另一個表達方式而已。基于相同的核心思想，卻陷于批判和否定之中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時的“模型化”表述并未能夠真正清晰表述其核心觀點。這也是金融外部經濟理論在后來需要被重新發現的原因。
（一）“多重均衡”重振金融外部經濟
20世紀80年代末，以金融外部經濟為基礎的“大推進”理論等“超發展理論”重新被相起關注，完善的模型化成果是墨菲等人對“大推進”理論的模型化?？唆敻衤鼘⑦@種模型化的成果稱為“多重均衡”模型，并提出了較為簡化的數理表述。限于篇幅限制，我們可以基于金融外部經濟的核心思想，提供一個更為簡潔的文字概括。
第一，要素彈性供給假定。將我們討論的范圍限定于效率普遍高于其他部門的城鎮工業化部門，除了這些部門之外，還存在一些能夠為這些部門提供彈性要素供給的低效率地區或低效率部門。這一假定并非要求以“二元經濟”為前提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只要一國經濟仍存在城鄉差異、區域差異，存在一部分部門為另一部分部門提供具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我們的分析就可以進行。由于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發展中國家往往無法實現完全的市場化，部門之間和區域之間的效率差異普遍存在，且整體經濟增長的表現主要依賴于效率較高的工業化部門，所以，這一假定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關研究還是可以接受的。在歐盟，其勞動力、資本流動以及大量移民的事實也表明，即使是高收入國家，這樣的彈性要素供給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存在產業關聯機制。國民經濟存在眾多部門，一個部門能夠獲得的“回報”取決于這個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的“交換”。因此只有其他各部門產業規模都相應提高后，這個部門所獲得到的回報，即收益才能相應提升。
第三，存在規模報酬遞增機制和離散的技術分布。隨著規模的提高，每一個產業在不同的生產規模上單位要素的產出效率提高，促進企業采用新技術，即更高的生產規模意味著高技術水平的人均產出會提高。但是，技術是離散分布的。同時，更高的技術也意味著單位要素的更高的成本，我們可以假設，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不會高于技術所取得的產出的增長幅度，即只有在經濟方面“合算的”⑧技術才會被采納。
如圖1所示，生產規模從小到大，要素使用量分別為FA、FB和FC，其中生產規模越大，技術水平越高，例如生產規模的要素使用量達到FB時，可以采用更高的技術，從而QB/FB>QA/FA，同樣QC/FC>QB/FB，但是，更高的技術往往需要更高的要素成本價格，單位要素價格計為W，其成本計為C。
由于存在“要素彈性供給假定”，我們可以將分析限定在各產業部門的規模持續擴大的規模擴張式的“經濟增長”背景之下。在這一背景下，依據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似乎經濟增長會“一帆風順”地進行下去：各產業的生產規模越大，單位要素的產出越高，同時產出規模的提高幅度大于要素報酬的提高幅度，工業化部門會持續擴張下去，其效率水平會越來越高，人均收入也會越來越高。但是，由于存在“產業關聯機制”，模型的結果將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多重均衡”的。由于產業間存在相互依存的供求關聯機制，一個產業部門在相互關聯的市場交易關系中能夠“換得”的產品，取決于其他產業的生產規模，這些在交易中所換得的產品，就是這個部門的“實際收入”。這個“實際收入”并非取決于這個產業自己的生產規模，而是取決于那些與之交換的各部門的產出規模。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企業采用“新技術”后“要素成本”的上漲幅度低于生產規模的上漲幅度，但是，如果其他產業部門的生產規模未出現擴張，那么，產業的“實際收入”將不會增長，因此，擴大生產規模、采用新的生產技術，反而是不合算的。只有所有產業的生產規模都相應擴張到新的水平上，新技術才是合算的。所以，經濟系統并不會自然的持續擴張，絕大多數產業的規模被確定在某一個水平上時，各產業最優選擇的均衡點，并不是朝向更大的生產規模和更高的技術，而是保持在原有技術水平上。
因此，隨著各產業部門生產規模由小到大，經濟系統“均衡機制”的結果不是生產規模的持續擴大，而是會存在多個離散的均衡點，越大的生產規模，對應著更高的均衡點、更先進的技術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從一個均衡點到另一個均衡點，必須所有產業部門的生產規模都相應擴張，才是“合算”的，任何一個產業部門單獨擴張，將會因為“實際收入”增長滯后于要素成本的增長而變得“不合算”，保持原有的生產規模才是符合“均衡機制”要求的最優選擇。相對于更高水平上的“均衡點”而言，較低水平上的均衡點，就是發展經濟學中所說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 “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相統一的“陷阱論”新解
有趣的是，上述墨菲等人完成“多重均衡”模型的同時，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布賴恩在“路徑依賴”的基礎上，系統論證了經濟系統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布賴恩的分析也是以“報酬遞增”機制為核心的。但是由于分析方法論和研究思路的差異，布賴恩的研究更多地被視為“演化經濟學”等理論的代表。在這里，我們可以借用布賴恩的術語，對于經濟系統交易出現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提出一個基于“多重均衡”模型的解釋。
任何一個均衡點，都可以通過“成本—收益”機制促使經濟系統向均衡點移動。如果A、B、C三點分別代表低、中、高三種收入水平。以B點為例，當經濟系統從低于B點的收入水平接近B點時，各產業之間以QB為基礎的交易關系逐步形成“均衡機制”。這時，各產業所面臨的市場交易規模接近于QB，其收入水平也接近QB，收益高于成本，產業規模的擴大形成“正向激勵”，各產業的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會受到均衡機制的“吸引”進入B點。這種情況下“均衡機制”的動態作用形成的“吸力”，表現為經濟系統“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動，形成良性循環，構成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自我強化”機制。但是，一旦經濟系統進入B點，各產業部門以QB為交易量的市場供求關聯最終形成，當經濟系統試圖繼續擴大生產、改進技術、提高收入時，以B點為中心的“均衡機制”同樣會發揮其“吸力”，在某些產業部門擴大生產時，需要面臨其他產業部門較小的生產規模和交易量的限制，導致收入增長滯后于成本上漲，甚至收入無法增長。產業規模擴張面臨“均衡機制”的“懲罰”。這種情況下，同樣是市場“均衡機制”的動態作用形成的“吸力”，卻表現為經濟系統難以實現“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鎖定效應”。
因此，“多重均衡”模型的動態機制可以表述為：經濟系統“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動態過程，隨著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技術水平由低到高，經濟系統將在經過不同的“均衡點”時，交替出現“自我強化”的良性互動和“鎖定效應”的惡性循環。這是對中長期經濟周期，尤其是伴隨著技術進步的經濟周期的另一個“結構性”表述。在不同收入水平下，進入均衡狀態的經濟系統所面臨的“鎖定效應”，就是各種“陷阱說”的經濟學基礎。
（三）“多重均衡”新模型為階段性特性提供的理論支撐
上述分析還未在模型中引入階段性的“結構性差異”。實際上，技術變革本身，就具有明顯的“結構性差異”特征，不同的技術水平，往往對應著生產部門之間不同的分工關系，不同的中間產品鏈條和產業間不同比例結構的差別。
最為典型的“結構性差異”模型莫過于馬克思的“再生產圖式模型”，在這一模型中，技術進步被處理為“資本有機構成”即C/V的提高，而這一比例的提升必然對應著生產資料生產部門，即第一部類在總產品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雖然“產業關聯”可以將這種“結構性差異”的因素引入模型之中，但是“結構差異”的引入本身，也會形成對經濟發展障礙的另一個有力的解釋——由于產業之間從一個均衡點到另一個均衡點，經濟系統需要適應產業之間“結構比例”的變化，那么，調整的困難還將進一步增加：各產業之間的交換數量需要發生相應的調整，調整的過程中必然需要部分產業承擔收益與成本變動，某些產業可能會因此而受益，另一些產業則會因此而受損?！靶陆Y構”的形成，會比原有的結構約束面臨更多的風險和困難。當然，這一要素的引入也說明技術進步與結構調整具有統一性。
五、對策悖論與開放條件：“比較優勢重要”的模型解釋
在“多重均衡”模型中，一旦經濟系統進入某一個均衡點，固守于“均衡點”就是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結果，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對策往往會陷入“左右為難”的“對策悖論”。但是如果將封閉條件下的“均衡狀態”推廣到開放條件下，發揮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均衡機制”所形成的“鎖定效應”將獲得緩解。這也部分地解釋了“比較優勢重要”命題。
（一）“鎖定效應”下的對策悖論
“鎖定效應”下的對策悖論就是“市場”與“計劃”之間的悖論，換言之，就是政府干預與否的悖論。按照“大推進”理論的邏輯，各產業在結構約束下的發展，需要產業規?！皡f同擴張”。然而市場機制則很難實現“有計劃的協同”，完全依托自發的市場均衡機制，其作用將不是“推進”，而是“鎖定”。因此，政府干預下的投資和“推進政策”成為發展經濟學重要的政策主張。然而政府的推進并非是單獨對某一個產業領域的支持，而是對各產業協同擴張的“大推進”，即對整體國民經濟的系統干預。實踐證明，這種干預在推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往往會形成對市場價格機制的破壞。除一系列“尋租”和“腐敗”問題外，更為嚴重的負面因素在于市場機制的運行規則可能因為政府的過度參與而受到損壞，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導致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活力”下降?；谑袌鰴C制進行政府干預，利用“稅收杠桿”等手段，通過市場機制施加政府的影響，也許是最佳選擇。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求政府既施加干預，又防止市場損害市場活力，其“分寸”是很難把握的。通常，這種“最佳選擇”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理想狀態”。
（二）對外開放克服“對策悖論”
對外開放是克服上述“鎖定效應”，更具可操作性的對策。在“多重均衡”模型中，對于“獨自擴張”部門進行懲罰的，正是封閉的經濟系統中產業之間的關聯機制。實際上，要克服這種“鎖定效應”，除了要求各產業部門在生產規模上實施“協同擴張”的“平衡增長”外，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暫時地突破這種“關聯機制”的約束。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分工，發展國際貿易，引進外資，就是突破這種“關聯機制”的有效選擇。
在開放條件下，具有出口潛力的部門的“獨自擴張”將不再受到“關聯機制”的約束和“鎖定效應”的限制。生產規模擴大后，可以將更多的產品銷往國外，而不必再受制于國內市場各部門所提供的“交易規模”的限制。同時，“出口部門”生產規模的擴大還會通過“關聯機制”的作用，帶動其他相關部門的擴張，從而拉動經濟系統逐步脫離“均衡點”。當然，這種“開放政策”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一國需要具備能夠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而且這種比較優勢，需要在一國在脫離“均衡點”之前持續存在，或者不同“比較優勢”之間的銜接不會出現“斷檔”。否則，如果“比較優勢”在經濟系統進入到下一階段的“自我強化”之前就被耗盡，或者其力度嚴重削弱，都有可能使得一國經濟在脫離“均衡點”的過程中，面臨重新回歸“均衡點”的“鎖定效應”，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出現“倒退”。另外，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分工也要受到國際市場風險的影響。全球范圍內的系統性風險將導致一國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
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增長的根本規律依然根植于一國經濟自身的條件，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所提供的僅是部分產業部門生產規模的“調整”，使國民經濟的“結構約束”出現一定范圍的“伸縮性”。但是最終的經濟發展動力必須源于國民經濟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市場活力。因此，過渡依賴國際市場，放棄合理的國內經濟結構的“重建”和“回歸”，無異于放棄了經濟發展的獨立性，最終會因“比較優勢”的耗盡或國際市場的動蕩而遭遇打擊。
六、結論與展望：“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理論價值和未來圖景
綜上所述，我們可這樣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將經濟發展劃分為不同階段，將某一階段上的經濟發展困境描述為“陷阱”是經濟發展理論的習慣用法?！爸械仁杖胂葳濉笔前l展經濟學各類“陷阱論”在“中等收入階段”的延伸。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標識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結構性差異”并兼容不同經濟發展階段“陷阱”因素的統一的經濟學模型。將理論源頭回溯到各類“陷阱論”的方法論基礎，即“金融外部經濟”，同時將重振金融外部經濟的高級發展經濟學“多重均衡”模型應用于解釋經濟系統周期性出現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將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提供較為規范的基礎模型。在這方面，經濟學所表現出的潛力和方法論優勢也值得關注。另外，這種分析也揭示了另一個重要的理論發展圖景：以政治經濟學再生產圖式理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結構論”，是解釋經濟增長、就業和相關經濟政策等宏觀經濟學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現象的理論基礎[16]。構建以“結構論”為基礎的動態的經濟周期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可以將長期分離的宏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等理論實現有效的綜合，對于各類經濟發展問題提供堅實的基礎理論模型，是一個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方向。
注釋：
①也有觀點認為《東亞經濟半年報2006》已經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未見明確的原文獻支撐。2006年11月份的《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經濟報告》中的確涉及了東亞的“中等收入”問題，但是報告也指出，其觀點引自吉爾和卡拉斯的《東亞的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思考》，即2007年在北京的報告。
②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間還存在較小幅度的差異，但基本水平相仿。
③速水佑次郎、神門善久：《發展經濟學：從貧困到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轉引自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經驗與針對性》，《經濟學動態》，2011年第12期。
④受購買力平價等因素的影響，“人均收入”水平的可比性存在局限性，但是“比例”和“結構”等相對性指標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這種局限性。
⑤Viner，Jacob.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3.1（1932）：23-46. Pecuniary的英文釋議為relating to or involving money，與貨幣有關的，引涉貨幣的。從維納的表述中也可以判斷，金融外部經濟所討論的實際上是涉及到貨幣對商品和勞務購買的，產業間的供求關聯。因此金融外部經濟在有些場合也被譯為“貨幣外部經濟”，筆者認為也可譯為“供求外部經濟”或“購銷外部經濟”。
⑥Young，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38.152 （1928）：527-542.這里使用“金融外部經濟”而不是“楊格定理”，概括這一原理，主要考慮到“金融外部經濟”與主流經濟學的關聯更為密切，其原理表述更接近“結構”和“產業關聯”的核心思想，且以“金融外部經濟”為主題的模型化努力相對較多。
⑦赫希曼認為，羅森斯坦和納克斯的關鍵思想是“平均的增長”，赫希曼通過“關聯機制”論證了“非平均增長”，其實羅森斯坦和納克斯以及其先驅楊格的論述中，關聯機制也是支持“平衡增長”的關鍵因素。
⑧至少在“生產效果”上是合算的，當然，更多的產品能否獲得與之相匹配的回報，還要看市場交易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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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基礎范文6
一、人力資源問題認識
當前，我們所倡導的人力資源管理主要是站在系統和全局的角度來處理人力資源開發和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換句話來說也就是在人資工作中將范圍進行了一定的擴展，從而使其成為企業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這項工作必須要以企業的發展方向和愿景為基礎，充分的結合企業自身的文化，采取有效的措施在短時間內就提升企業的經營和發展水平，從而更好的去推動企業的建設和發展，此外在企業發展中，人力資源管理應該和其他的管理工作充分的結合在一起。在企業發展的過程中，每一個部分都能涉及到人力資源管理。所以企業在對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予以建設的時候就必須要保證其和其他的系統充分的保證協調性和和一致性。企業的人資部門通常就是通過一個平臺來對其他系統予以調整和控制。所以人力資源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建立起一個科學合理的制度，這樣才能讓其他系統正常的運轉。企業的人資部門在工作中主要就是對其他系統和部門進行一定的監督，從而更好的實現人資管理的效果，確保企業當中的每一個部門都能得到最公正的待遇。
二、以經濟師經濟學為基礎的人力資源問題分析
1.缺少有效的激勵機制
人力資源和其他資源相比尤其自身的特殊性，在開發和應用的過程中需要有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才能充分的發揮出其自身的作用和價值。但是很多企業在人力資源建設當中對這一點都不是非常的重視。很多企業在物質條件上并不是很好，所以企業無法留住優秀的人才。還有一部分企業在薪酬結構上不是非常的合理，這樣也就使得員工的薪酬和績效存在著非常大的差距，員工的積極性受損，所以很多員工紛紛跳槽。
2.缺乏良好的競爭與考核措施
當前，很多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工作都沒有建立起一個科學的競爭和考核機制，在考核的過程中過分重視員工自身的政治素質，但是在技術水平上并不是非常的關注，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就使得企業的發展和市場的建設不吻合，此外，在人資監督的過程中，沒有非常好的監督機制，這都嚴重的影響到了人資的建設和發展。
3.理念落后
我國企業在人力資源建設方面會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所以在管理理念上已經不能充分的滿足當今的市場需要，人力資源建設的過程中粗放式較多，隨意性非常強。很多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對企業人力資源都不能有一個科學的認識，人力資源管理中并不能用合理的方式去對企業的人力資源實行管理，一般情況下都是按照原有的約束和管理方式來對其予以引導，這樣一來也就使得人力資源的積極作用無法發揮，此外還影響到了企業的健康發展。
三、以經濟師經濟學指導人力資源實踐
1.樹立發展新理念，增強人力資源能力建設
人力資源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所以人們也將注意力放在了高新技術人才的任用上，所以，以經濟是經濟學的原理來建設企業的人力資源對企業而言是非常關鍵的。企業在這一過程中一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來提升員工的個人素質，此外還要建設一支高素質的隊伍，在發展的過程中還應該充分的應用新的理念，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提升管理者的素質和水平，為企業創造更多的競爭優勢。
2.重視市場全新概念，培育核心競爭力
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注重核心競爭力的建設，此外還要對技術予以創新，如果一個企業要想更好的提升自身的綜合實力，就必須要對核心技術予以創新和完善，然后再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企業的經營水平，讓企業真正形成屬于自己的核心技術。此外企業文化的建設也是一個企業經營和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企業文化對企業自身的發展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它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同時還要在這一過程中更加科學合理的建立制度，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更強大的制度保障。
3.更新人事觀念，把人力變成資源
首先，要做好管理者角色的轉型工作。對一個企業來說，如何讓員工在知識沖擊和經驗逐漸貶值的情況下，不斷跟上時代、增強競爭力，是現代企業管理層以及人力資源部的一大考驗。其次，要建立完善的薪酬體系。增加員工的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逐步加大員工的持股比例。再次，要注重處事方法和工作能力。通常來說，文憑也許在應征工作的時候用得上，但此后，人的思想、處事方式以及工作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最后，要以人為本。要在機制創新上把企業目標確定在多層次的市場主體中，建立以年薪為主體的激勵約束機制，企業干部施行競爭上崗制，建立起一套良好的用人機制。全面實行崗薪工資制，以崗定薪，崗變薪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