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經濟學范例

一引言   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的關系是近幾年來財務理論以及企業理論研究所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原因在于股權結構作為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基礎，其設置狀況是否合理對公司績效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中國由于特殊的股權設置，形成了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占主體的結構特征。與其他國家上市公司相比，中國上市公司的最大差別不在于存在控股股東，而是控股股東的國有性質。雖然2005年啟動的股權分置改革已經順利推進，但仍未改變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中國股票市場的主體地位。目前國內外相關研究，對于國有股究竟是促進還是阻礙企業績效的提高分別有著不同的觀點。已有的理論文獻對于國有股權的作用主要有兩種觀點，即“掠奪之手”和“幫助之手”(Frye，Shleifer，1997)。本文使用我國上市公司2006年－2010年的面板數據(PanelData)，借助簡化的Tobin’sQ和資產收益率(ROA)來衡量公司績效，主要報告了穩健最小二乘法(RobustOLSRegres-sion)和極大似然面板估計法(MaximumLikelihoodPanelMod-el)的計量檢驗結果。研究表明，國有參股的公司績效表現劣于無國有參股公司，國有控股的公司績效表現劣于非國有控股公司，政府持股規模和公司績效之間呈現左高右低的非對稱U型關系。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   本文主要從色諾芬數據庫中下載了2006至2010年五年數據進行研究。具體分為四個子樣本:ROA的國有控股啞變量樣本、ROA的國有控股連續變量樣本、Q值的國有控股啞變量樣本和Q值的國有控股連續變量樣本。為了衡量公司的績效，本文主要采用調整后的Tobin’sQ和ROA。從色諾芬數據庫中可得ROA樣本的相關數據共有7468個觀測值，由于特殊處理的公司所處的經營環境特殊，受到噪音干擾的影響大，刪除了其中的ST、PT和*ST的公司年度數據。另外，由于色諾芬數據庫中無法找到國家持股份數的數據，采用了銳思數據庫的數據。合并之后，樣本包括6083個觀測值，涵蓋了5年的1592家公司的數據(不平衡面板數據)。同樣的，對于Q值樣本筆者采取了相同的處理。Q是簡化后的Tobin’sQ，由股票市價乘以發行在外股份數加上負債賬面價值之和除以資產賬面價值，經過上述處理，Q值樣本與ROA樣本一致，包括了6083個觀測值。如果Q值較高，說明相對于資產成本，公司將來的可能盈利應該較高;反之，則低。   (二)描述性統計   樣本的描述性統計如下:本文用sas里的T檢驗比較了平均值的差異，用NPAR1WAY比較了中位值的差異。從表1第2欄可以看出，國有參股企業的Q值平均值顯著低于無國有股企業的平均值。且國有參股企業的ROA平均值也顯著低于無國有股企業。因此可以看出在沒有其他控制變量時，國有參股企業表現顯著劣于無國有股企業。另外，第4欄和第3欄的Q值比較表明了國有相對控股企業表現明顯劣于非國有相對控股企業。以上的比較都表明了國有產權對于企業績效存在負面影響。不過比較第2欄、第4欄和第6欄時，可以看到國家絕對控股企業的ROA表現好于國家參股企業和國家相對控股企業。這意味著，如果國有股份額足夠大，可能會有利于企業績效。也就是說，國有產權的負面影響可能不是線性的。   (三)回歸模型和計量方法   本文采用了以下模型來研究國有股和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Value=C+α×Government+β?Control+ε其中，Value是公司績效，用Q或ROA來表示;Government是國家持股，采用國家相對持股的逆啞變量Prilarge和國家持股規模的連續變量State;Control是控制變量的矩陣。參考以往的文獻選擇了股權特征、規模(Size)、資產特性(Tangible)、資本結構(Gear)、所屬交易所(Exchange)、所屬行業(Indus-try)、觀測年度(Year)七個變量來控制。其中，股權特征包括第二大股東持股是否顯著的啞變量(Second)、管理層持股數額(Manager)和股權集中度(Herfindahl)。各個變量的具體說明如表2所示。本文同時采用穩健方差最小二乘法和極大似然法兩種方法來進行回歸。在穩健方差最小二乘法中，在OLS的基礎上采取White檢驗法計算估計參數的方差。在極大似然估計中，筆者認為本文的樣本數據為不平衡的面板數據，每家公司的時間維度不同，不可觀測的影響為隨機影響。因此，筆者采用了sas中的procmixed命令，估計方法選擇極大似然估計法，這樣保留的樣本數較大，能夠減少缺失變量對于回歸的影響。   三回歸結果與分析   (一)結論一:國有股對于企業績效總體而言是負面的，但是幅度有限。表3中，使用穩健最小二乘法和面板極大似然法，回歸檢驗了國家相對控股對于企業績效的回歸結果?；貧w結果表明，國有控股企業和非國有控股企業的差異明顯縮小。在OLS和MLE兩種回歸方程下，ROA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國有控股企業的資產回報率低于非國有控股企業。在以使用國有股是否存在作為啞變量為自變量的回歸方程和以絕對控股股東是否為政府的啞變量為自變量的回歸方程中，得到了類似的結論。表3同時報告了其他控制變量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筆者沒有發現第2大股東持股份額較大時，對企業價值產生顯著影響?？傊?的回歸結果表明，國有股總體而言是相對無效的，也就是說，它對于企業績效產生一定的負面效果，這與當前西方經濟學主流的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   (二)結論二:國有股的負面效應是非線性的，可以存在正面效應。根據前文的結果，可以發現國有股的相對低效。既然國有產權不利于上市公司，公司績效就應隨著國家持股份額的上升而逐步下降。在國有產權份額連續型變量State與公司績效的MLP回歸中，筆者發現State的系數是不顯著的。也就是說，國有股權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不是簡單線性的負相關關系。為此，引入State的平方形式。   由于回歸方程形式為:Q或者ROA=a．State+b．State2+c．Prilarge+…，在表4中，自變量State的系數為負，State2的系數為正。則在數學意義上，因變量Q或者ROA是自變量State的凹函數，且極小值點為對Q求導等于0時的值，即:0=a+2b．State，推導出State=－a/2b。分別將表4中第一行第二行的數字代入，可以計算出在極小值點State的取值。如表4中最后一行TurningPoint所示。依據計算模型的不同，極值點在30%左右的區間。在樣本數據中，國家持股的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88．6%。國家持股比例與公司績效的關系是左端高于右端的U型不對稱曲線。相對于沒有政府參股的私有產權情況而言，政府持股的影響是負的。在政府持股較少的區間，隨著持股比例分布的增大，公司績效出現下降。當政府是小股東的時候，在邊際效用上，政府持股的增大對于企業績效產生負的影響。#p#分頁標題#e#   然而，如果政府持股足夠多，政府持股比例和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就出現了拐點，當政府是大股東時，企業績效隨著政府持股的增加而升高;在邊際效用上，政府持股的增大對于企業績效產生了正的影響。這一拐點發生在30%左右(圖1)，是監管當局和市場上認為的相對控股界限。這就是說，當政府成為了控股股東的時候，國家持股可以有一定的正面邊際效用。   四研究結論及建議   政府持股是中國股票市場的主要特征之一。本文根據2006年至2010年的數據對國有股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發現:國有控股或參股企業的調整后的市場價值和會計盈利低于相應的非國有控股或參股企業，然而兩者相差幅度有限;國家持股規模和公司績效的關系是非線性的負相關，是一條左高右低并且先降后升的不對稱U型曲線，可以用政府兩手論的分析框架來解釋和理論化U型曲線。本文在研究結論的基礎之上，嘗試著給出如下建議。   首先，我們應該采取辯證的態度看待國有產權的效用。未上市的國有企業虧損嚴重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這并不意味著國有產權就一定徹底無效，也不意味著私有化就一定有效。國有控股企業中的確存在委托問題，但是在股權分散的公司，成本也很嚴重。本文說明了，政府作為所有人，對企業既有消極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既有攫取之手，又有協助之手。   其次，基于國有股權與公司績效的U型曲線，本文認為，在國有股減持的過程中應該防止進入U底區域，此時國有股權的效用為最小。國有股減持的主要目的是優化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規范我國證券市場和合理調整我國國有經濟的產業領域布局。這就要求本著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根據國有經濟戰略性結構調整的需要，按照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對屬于一般競爭性行業的上市公司，如商貿旅游、紡織服裝、地產建材等，國有持股比例應一次性退出，而不能夠逐步降為零，以防陷入企業價值“低值陷阱”;對于關系到國計民生及在國有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行業或企業，如航天、石油、天然氣開采、電力、自來水等，如果條件不成熟，可以不急著減持國有股權，反而可以適當增加國有股的比例。在這樣區別對待的基礎上，下定決心，將國有股減持的工作持續下去，最終將會取得良好的效果。

就筆者的觀察來看，只是簡單一句“中國當前的市場經濟發育不健全”是無法完全概括和描述中國當前市場經濟的發展狀況的。實際上，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十分不均衡，有時候甚至可以說是十分怪異。在一些行業，市場化程度相當高，競爭達到了較高的程度，在這些市場中，市場的缺陷已經變成突出的問題，政府的干預不是過多，而是錯位。而在有些行業，市場化程度較低，政府通過審批、市場準入等一系列的手段牢牢地控制著市場，這些領域的主要問題就是公權力對市場的干預過大了。中國如此巨大，歷史遺留問題如此復雜，所以我們對我國的市場經濟狀況萬萬不可只是簡單的描述，而是要實事求是的考察，針對不同的情況得出不同的結論。

一、中國的市場化程度現狀的復雜性

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造就了復雜的經濟體制現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總體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國在轉型過程中采取了漸進主義的模式，而不是大爆炸或休克療法。中國的改革是分步進行的，由淺入深、先易后難、從點到面。這樣的改革避免出現大的沖擊，保持了社會的穩定，但是很多艱難的問題也遺留了下來，許多結構性問題沒有解決，包括私有化、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等等；由于改革是從點到面，因此某些行業、某些地區的市場化程度高，而有些市場化程度則低。

1．總體市場化水平根據《2010年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見表1）綜合現今主流統計結果會發現這些指數中近70％的指標顯示我國的總體市場化水平處于中等市場化程度（請和中等發達程度區分開來）。不管是政府的數據還是學術研究，近十年來③，大家比較贊同的是我們國家的市場化程度在60%～75%之間。

2．行業市場化水平經濟學中認為，行業市場化，主要是通過行業的非國有化程度，即各行業非國有經濟的占比來衡量。一般用非國有經濟部門在崗職工人數占行業在崗職工人數的比重來衡量該行業的市場化程度。根據《2010年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可以看出，市場化水平高的行業基本上是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以及房地產業（均超過45％）；而金融保險業（35.7％）、公用事業，比如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22.8％）、郵電通訊（14.8％）以及交通運輸中的鐵路運輸（4.3％），還有文化產業如體育（7.5％）、教育文化藝術產業（4.3％）等，市場化程度都要低得多。顯然，在這些壟斷型行業中，市場化程度還是非常之低的。綜合以上分析，對當前行業市場化的總體判斷是：制造業市場化程度最高，服務業中的金融保險、文化產業等，市場化程度還很低。

3．地域市場化水平中國各地區的市場化進程非常不平衡。這從國民經濟研究所的NERI指數可明顯地看出來。2000年排名前10位的，除了安徽，其他都是廣義的東部沿海地區?？傮w而言，市場化程度，西部最低（4.71），中部次之（5.47），東部最高（7.16）。而且，東部與中部的差距比中部與西部的差距要大得多。

二、中國市場化程度的復雜性與轉軌經濟法的任務

一、新一輪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探索

(一)國有資產證券化的有序推動

國有資產，作為產權歸國家所有的各類財產或財產權力，提供了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和物質性的作用。但是，僅作為一種靜態的物質，是需要結合經濟體的運轉與流動來體現其強大功能的。把國有資產運轉流動起來，使其成為動態的物質，即國有資本，才能帶來源源不斷的經濟效益。再者，市場經濟，其本質就是交換，只有流動與交換，才能實現商品或者服務的價值增值，資本也不例外。為加快推進國有資產證券化的進程，一是在樹立國有資產證券化的意識，明確資產證券化發展思路的基礎上，強化扶持政策，營造利用國內外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企業上市；二是積極探索，推動企業通過多種創新方式拓展融資渠道，化解流動性風險；三是突出重點，培育上市后備資源，推動國資監管企業整體上市、核心資產上市或引進戰略投資者，成為公眾公司，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經營機制市場化。

(二)企業戰略重組與后續問題的處理

國有資產的管理，主要是以國有企業為主要載體的管理，對國有企業的管理也是國有資產管理的難點與重點所在。只有重視改革，才能搞活國有資產，促進國有經濟發展。其中，推進企業的戰略重組是改革的核心環節。通過企業戰略重組，完成股權變更、工商登記等后續工作，實現企業的轉型升級，進一步理順機制，促進企業做大做強。同時，指導監督企業既積極又審慎地引入戰略投資者，形成多元股權結構，通過其他利益主體的逐利本能來提高資產使用效率。此外，針對已進行企業重組的公司，一是跟進企業戰略重組協議的執行情況，督促推進項目建設，實現企業的轉型升級。二是健全企業重組體制，推進企業發展方式的轉變，并明確重組后的企業功能定位、戰略發展，有效規避生產與經營風險、財務風險和市場風險。同時，在處理后續問題中，政府也作為協調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要通過加強領導，嚴格把好關口，加大政府督導力度等方面，協助后續工作的完成。

二、新一輪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突出問題

回顧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歷程，已有的成績突破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但是，從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進一步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可知，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尚未徹底、尚未充分，還需要繼續彌補缺陷與不足。主要從現有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三個層次進行闡述存在的不足。

與工程管理專業有關的幾個基本概念

“工程”是指將自然科學的理論應用到具體的工農業生產部門中形成的各學科的總稱[1]。如：化學工程、土木工程、生物工程等。“工程”也指用較大而復雜的設備來進行的工作。如：城市改建工程、京九鐵路工程、“菜藍子”工程等。我國大學所設有關工程類的專業就有土木工程專業、機械工程專業、材料工程專業等。“管理”的定義是指組織、指揮、協調、控制[2]。管理的分支也很多，如：工商管理、國民經濟管理、農業經濟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管理科學與工程是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緊密結合的學科，側重于研究同現代化生產、經營、科技、經濟、社會等發展相適應的管理理論、方法和工具，該學科培養學生具有扎實系統的管理理論基礎，合理的知識結構，正確地應用系統分析方法及相應的工程技術方法解決管理方面的有關理論與實際問題。從《工程管理》字面上來看，很容易使人產生如下疑問：比如是對什么“工程”進行管理？或者學成后會“管理”什么工程？國內有些學者把“工程管理”定義為研究工程建設項目的管理，即對建設項目的專職管理。從建設項目的周期來講，工程管理就是研究。建設項目決策階段的開發管理、項目實施階段（準備、設計、施工）的工程項目管理、項目運營階段的設備管理，即對建設項目的全過程的管理。

工程管理專業的課程設置

第三屆建設部高等工程管理學科專業指導委員會（一九九九年七月西安）認為：工程管理專業一般設置工程項目管理、房地產經營與管理、投資與造價管理、國際工程管理及物業管理五個方向。為此，工程管理專業的課程設置除了一般工科專業所必修的基礎課程以外，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可設置為：主要專業基礎課有管理學、經濟學、會計學、市場學、組織行為學、財務管理、經濟法、統計學、運籌學、工程經濟學、工程制圖、房屋建筑學、測量學、土力學與地基基礎、工程力學、工程結構、施工技術與組織、工程項目管理、工程估價、工程合同管理、計算機管理信息系統等。主要專業課有工程咨詢、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與評估、投資經濟學、工程造價管理、工程項目風險與保險、工程項目招標與投標、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房地產評估、項目融資、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國際工程承包、國際工程合同管理、國際工程索賠、國際工程專業英語（聽力、閱讀、口語、寫作）、國際公司理財等。因此，工程管理專業實際為跨土木工程與管理工程的交叉學科，適合有足夠土木工程方面與管理學方面師資力量的學校設置。

從學生的修業科目來分析，上述主修課程和主要專業課程已有36門，再加上公共課程：高等數學、外語、政治、體育、概率論、線性代數、計算機、普通物理、普通化學、機械原理、電工學等總共有47門之多，有的課程如高等數學、外語等要學習兩個學期。如果學制定為四年，第八個學期學生即要尋找工作還要完成畢業論文，47門課要用7個學期來完成，平均每學期學習近7門課。所以工程管理專業本科教育的學制宜定為5年，使學生有足夠的時間掌握土木工程方面的技術知識與管理、經濟、法律方面的知識，學生工作后即使從事技術性較強的工作，技術專業水平也不會低于相應專業的大專水平，同時也會把所學管理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去，為以后事業的發展打好基礎。如果條件允許，應把土木工程專業的畢業設計和管理方面的論文結合起來做，使工程管理專業的學生對工程項目的形成過程強化理解，對如何發現“工程”方面的管理問題、解決“工程”上的管理問題會有很大的幫助。

學生就業與市場需求

根據《中國教育報》報道的統計資料：2000年普通高等學校和工程管理相近的本科專業學生就業率為：工商管理類78.05%、經濟學類72.72%、土建類84.91%、管理工程類82.73%、管理類Ⅰ51.82%。根據新華社2003年6月4日統計資料，黑龍江省2003年應屆本科畢業生簽約率不足50％，明顯低于2002年。據了解，除了受非典的影響，一些供需見面和雙向選擇活動被迫中止和取消，部分畢業生無法進行正常的面試、體檢和簽約以外，目前社會的需求形勢也不容樂觀。作為吸納畢業生的主渠道之一的國有企業，由于受經濟不景氣（包括改制）的影響，其吸納畢業生的能力大幅度下降。黑龍江省省屬高校畢業生到國有企業就業的比例在2001年為21.6%，2002年為13.8%，2003年很難增長。政府和事業單位受編制所限，特別是今年事業單位機構改革要全面鋪開，畢業生需求量也會減少。而畢業生面向基層、面向非國有經濟單位就業的渠道在一些地方還不暢通。這些原因導致了畢業生今年嚴峻的就業形勢。華商報2003年2月20日報道，在長安大學舉行的“2003年畢業生雙向選擇會”上。公路橋梁專業的畢業生今年供不應求，此專業的學生很多在年前就已經找到單位。八成用人單位招聘橋梁工程、公路城市道路專業學生。河南洛陽一研究所原打算招收10名橋梁工程本科生，結果一上午只有一名學生遞交了推薦表。長安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張紅紅分析介紹說，西部大開發首先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公路、橋梁、隧道的建設急需人才，而設置公路橋梁專業的高校并不是很多，長安大學公路橋梁專業的供需比例去年是1：8，今年這個比例會進一步拉大。

一、合規管理與風險防控

1、合規管理的重要性

在校辦企業運營中，要真正落實事先預控，作為合規管理的指導方針，并逐步建立企業風險防控系統，使校辦企業能不斷提高自身的風險抵御水平，為企業在現代化的建設中奠定好基礎。另外，校辦企業還要建立風險防控管理體系，控制企業的成本投入與保證內控制度得以落實。同時，還要進行和企業經營活動結合的風險管控，使企業把風險管理作為經營活動的一項具體操作事項。結合風險防控的原則，落實好企業經營中的風險防控。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校辦企業的健康穩步發展。

2、風險防控的主要防線

在企業內部中，可將職能部門、法務部門、審計部門作為風險防控的三道防線，并將生產經營、合規管理、戰略決策、動態監查以及有效執行進行結合，從而形成風險防控的組織架構，為校辦企業展開內控風險工作打好組織基礎。同時，在業務操作、審計監督與法律服務層面上建立企業內控的三道防線。另外，為了將風險降到最低，可以在校辦企業中采取垂直化管理。也就是要求企業各部門、崗位的人員均要積極參與，通過法務部門進行風險的控制與審計部門的風險監督，將發現的問題及時反饋到上級，從而采用相應的應對措施。

二、內控制度的重點建設

1、內控制度要將自治與法治進行有機結合

摘要: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時代背景下，金融體制改革的腳步也在不斷加快。與此同時，我國政府也放松了對利率的調控，利率的調整主要以市場變化為依據，出現利率與市場雙向融合發展的局面。眾所周知，投融資是影響各企業長效發展的關鍵因素。在利率市場化背景下，企業投融資決策相關問題已然成為當下熱點。在此情況下，文章圍繞利率市場化展開討論，分析利率市場化對企業投融資的有利影響和不利影響，同時提出企業投融資相關對策，希望能夠為相關研究人員提供參考和借鑒價值。

關鍵詞:利率市場化;企業;投融資;決策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利率市場化已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金融是經濟的核心組成部分，有效的投資和融資則是金融行業實現持續發展的基礎保障。投融資是資金流通密不可分的兩方面，融資環境是否良好、渠道是否暢通直接決定了投資能否正常進行，而有效的投資在拉動經濟水平上升的同時，還能夠起到優化融資環境的作用。利率市場化背景下，利率的管控主體由政府變為市場。在此情況下我國多數企業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投融資問題也會更加突出，對企業的投融資策略進行適當調整是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途徑。

一、利率市場化的基本概述

(一)利率市場化的基本含義

從宏觀角度來看，利率市場化是指政府放松對利率的直接管控，市場成為利率調控的主體，通過市場供求關系實現利率的自動調節，而中央銀行僅作為參與者通過制定并調整有價證券、再貼現率以及再貸款率等手段間接調控利率水平［1］。簡單來講，利率市場化是指社會經濟活動個體或者集體根據特定時間內的市場經濟形勢而制定的利率，這種市場利率不受法定利率和國家政策的限制，隨市場經濟水平的變化而自動調整。利率市場化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物，且其程度會隨著改革的推進而不斷加深。利率市場化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公平、公正、公開的資金競爭市場，且要求市場參與者具備理性思維，保證市場資金流動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在這種市場利率的影響下，財政政策是實現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主要手段。

(二)利率市場化的理論依據

摘要：大數據審計正在成為審計業務發展的新趨勢，為適應這種變化，學校的審計專業教學必須進行改革與創新，建立與大數據審計相適應的審計教學體。本文通過分析社會對審計人才的需求，分析了傳統審計教學不足，重點從高校層面探討審計專業教學改革和創新具體路徑，以培養出高知識、高素質、高水平的審計人才。

關鍵詞：大數據；審計專業；教學改革

當今大數據的興起對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也根本改變了審計工作模式。利用大數據審計的技術與方法可以降低獲取審計證據的難度，提高審計效率，更加精準挖掘數據背后的真實信息。目前高校關于大數據背景下的審計專業教學改革和創新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如何改革和創新審計教學課程以期培養出符合社會需求的審計專業人才，對當今社會來說意義重大。

1大數據技術對審計的影響

大數據的出現改變了企業傳統經營方式，也逐漸改變了審計工作方法，形成審計工作的新局面，即形成了“大數據審計”這一新的審計模式。大數據技術推動了審計發展模式，面對小樣本數據，審計人員可以利用傳統審計方法，但面對大樣本數據，傳統的審計方法將耗費審計人員大量時間精力，審計效率低下。大數據越發展，審計工作越依賴大數據技術，審計人員利用傳統審計抽樣方法獲得審計證據具有片面性，而大數據技術從被審計單位的整體出發，獲得審計證據更完整更有效。這種完整性增強審計結果準確性，降低了審計結果片面性。

2大數據背景下審計人才需求分析

（1）政府審計的主要對象為行政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組織機構，主要目標是監督政府部門、國有企業財政收支真實性、合法性，維護國有經濟安全，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如何全面精準地發現行政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組織機構的財務造假問題，要依賴于大數據審計技術。（2）社會審計人才需求分析。社會審計主要組織結構包含會計師事務所、專業造價咨詢公司等，它是審計組織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社會審計以風險導向為目標，在大數據背景下，社會審計也越依賴大數據技術。利用大數據技術可以高效率處理各類信息，從而更全面更科學地對風險進行評估。因此既具備扎實的專業審計知識又具備大數據思維能力的復合型人才成為社會審計的主流。（3）內部審計人才需求分析。隨著經濟的發展，企事業單位越來越重視內部審計工作。通過開展內部審計工作，可以全面了解單位的內部控制運行的情況，發現未被防范的風險，不斷改進公司的內部控制流程。如何高效全面地評估單位的內部控制運行、風險管理等情況，審計工作人員須精通大數據審計能力。因此，內部審計也急缺大數據審計人才。由此可見，無論政府審計人才需求、社會審計人才需求還是內部審計人才需求，他們都急需大數據審計能力復合型人才，但原有審計課程體系培養的審計人才無法滿足社會需求，高校審計課程創新與改革迫在眉睫。

自1990年底上海和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建立以來，我國資本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根據中國證監會的統計數據，截至2010年12月，中國境內上市公司（含A、B股）達2063家，比2009年底增長20.08%，投資者開戶數為13391萬戶，股票市價總值265422億元，流通市值為193110億元，具體見表1所示。上市公司都是各個行業的領頭羊、佼佼者，他們的市值決定著國家實體經濟的價值，決定著國家戰略資源的安全，甚至是國家的安全。健康穩定、資金充足、監管有力、運轉良性的股票市場能夠很好的起到為企業融資再融資，以及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直接或間接的服務于國民經濟，這一點是無可質疑的，當然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資本市場也已經具有一定規模，在籌集企業發展所需資金、改善企業融資結構、優化社會資源配置、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為企業發展提供了重要融資渠道，有力支持了一批國家重點企業和重點項目建設，為廣大投資者提供了股票、基金、債券、期貨等投資品種，擴大了投資渠道。   然而，不容忽視的是，迄今為止我國證券市場的很多方面都不夠規范，仍然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國證券市場自誕生起，就是一個背負著經濟轉型使命的市場，政府對自己的定位是市場的參與者和監管者，在證券市場的發展過程中頻繁通過制度的變化來影響證券市場的走勢，最終這些“剝奪”行為所積累的風險還是要靠國家的信譽承擔，而直接后果就是大量業績不良的上市公司存在于證券市場，市場運作效率極其低下。從總體上來說，我國資本市場中存在的最主要的制度缺陷是“中國特色”過于濃烈。在我國的資本市場上，資本的本性不突出，資本追逐利潤的動力不強，市場的特點不明顯，資本機制與市場機制都被不同程度地扭曲，資本不是原本意義上的資本，市場不是具有完善功能的市場，這樣，在實踐中資本市場所具有的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和作用大打折扣，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而相關部門往往把市場規模作為市場發展的重要標志，卻忽略了作為一個市場最需要關注的效率問題。因此，我國證券市場雖然規模迅速擴大，卻沒有實現資本市場應該發揮的效率功能。效率低下的證券市場是無法發揮優化資源配置，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功能的，這一問題已成為困擾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的重要“瓶頸”，并且是理論界與實務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   一、我國證券市場低效運行的表現   證券市場的運行效率是指證券市場價格是否有效、完全、準確地反映市場信息，通過價格機制將金融資源從儲蓄者手中向生產者手中轉移。如果存在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證券價格的人為操縱、市場信息的不對稱、對潛在投資者市場的準入限制等因素，那么，這樣的市場運行肯定是低效率甚至是無效率的。與此相對應，這樣的市場必然導致證券市場錯誤的定價和稀缺資金的逆配置，我國證券市場的低效運行具體表現為證券市場缺乏配置效率和政府隱性支出的增加。   （一）證券市場缺乏資源配置效率   所謂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是指資本市場通過對證券價格的定價，使證券市場的收益率等于廠商和儲蓄者的邊際收益率，從而使稀缺的儲蓄金融資源被配置到有效率的生產性投資上去，實現投資者資本的增值。如果證券市場資源配置效率高，證券市場的博弈結果應該是“正和”，而不應該是“零和”甚至于“負和”。從投資者的投資收益上看，我們的證券市場資本配置效率是很低的?，F行證券市場制度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半市場化、灰色化，也促使這些上市公司沒有激勵和約束機制來充分利用這些得之不易的資金。16年來，上市公司平均融資量快速增長，但是與之相伴的卻是其經營業績的快速滑坡。市場流傳的“一年績優、兩年績平、三年績差”的說法雖然不無偏頗，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由于上市公司經營效率低下，導致投資者的資金并沒有發揮出應有效益。這樣的企業大量充斥著中國證券市場，嚴重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不利于中國資本市場長期健康的發展。   另外，上市公司頻頻發生上市不久就違規的事件。例如，改變募集資金投向，甚至把資金投入股票或債券市場。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利潤率與一般國企相比，并沒有很大的優勢，相對于未上市的民營企業或外資企業，收益水平反而偏低?？v觀近幾年的資本市場“，莊家”一直大行其道，推動股價上揚的不是公司的經營成果，而是“莊家”炮制的各種概念、題材和虛無縹緲的“想象空間”。“莊家”經常與上市公司聯手，利用掌握的內部信息或散布虛假信息肆意地炒作某一只股票，進行市場操縱。在這種情況下，股價被“莊家”玩弄于股掌之上，與上市公司的治理質量、經營業績和內在價值完全脫節。股價嚴重背離上市公司基本面，可以說是市場運行效率低下的直接、基本的表現形式。盡管近年來我國加大了對市場操縱行為的打擊力度，但一個公正、合理的公司價值評價體系還遠未建立起來。   （二）證券市場運行成本不斷增長   第一，政府為市場發展提供制度性安排。其突出表現為國家信用在證券市場上的過度傾斜，實質上是為新興證券市場的發展提供了一種“隱性擔保契約”，形成了市場的“政策依賴癥”。無論股指的下跌原因是什么，市場參與者的行為無一例外，都是向政府要政策?？梢哉f，是國家信用，是政府承擔著證券市場的最終風險。資本市場存在的這種“政策市”的非正?，F象，最終所導致的就是股票市場無法形成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   第二，由于我國證券市場缺乏適當的退市機制，市場中大量難以為繼的公司選擇了重組的途徑。中國企業重組的過程不同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重組制度同樣服務于國企改革，制度的發起與實施都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首先，重組制度的形成體現了政府對國企改革的意圖。由于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資規模過大，重復建設過多的問題，政府希望通過重組實現資源的重新結合，提高企業的經營實力；同時，我國上市公司以前大都為國有企業，一些企業上市以后，其經營狀況并沒有明顯改善，為了保住上市資格，作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代表的政府自然希望通過資產重組改變現狀。實質上就是國家把國有優質資產無償地與破產上市公司的賬面資產相置換的過程，而其賬面資產也許已經是一錢不值。#p#分頁標題#e#   第三，隨著市場狀況的惡化，證券市場各個參與方的黑洞相繼暴露，而國家則要承擔為其買單的責任。例如“，系”崩盤之后難以歸還的銀行壞帳，或者是急需彌補的被證券公司挪用的客戶保證金等等，不一而足，這些都屬于政府的隱性支出，必須由政府來買單。因為我國現行市場體制，看重的不是上市公司的資源配置的功能，而是無成本的融資功能，因此，上市公司資格就成為一種無形的資源被地方政府保護起來。作為大股東的政府往往采取行政手段或政策扶持，包括補貼、減免稅收負債等手段以“拉配郎”的方式來完成重組。隨著政府隱性支出日益膨脹，證券市場運行成本不斷增長、運行效率也就日益低下。   二、我國證券市場低效運作的根源：制度缺陷   發達國家市場化的證券制度更依賴于市場和制度的完善，法律制度越健全，市場制度越完善，從市場搜集信息的成本就越低。而政府主導型證券制度，通過政府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可以在短時期內迅速地將證券市場制度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以行政性的長期契約關系，降低信息搜尋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非對稱性和談判問題，彌補了有缺陷的市場結構。但是，政府干預市場的行為弱化了市場機制在證券市場運行中的作用，直接導致市場對政府行為的依賴，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證券市場內在的運作規律存在一定差異，這一差異正是證券市場效率損耗的制度根源。   （一）中國證券市場制度缺陷的表現   中國證券市場作為國家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尋求持續資本供給的制度安排，我們發現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證券市場相比較，中國這種外生性證券市場自產生之日起便存在制度缺陷。我們的社會環境與其他經濟體有顯著的區別，所以制度演化的效率還難以達到市場機制下社會資源有效配置的目標。中國證券市場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國企改革的背景下形成的，缺乏自然演變過程以及由此決定的保證市場有效運行的非強制性的制度。在跨越式證券制度安排下，中國證券市場雖然實現了傳統信用條件下銀行主導型融資制度向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證券融資制度的有力切換，但是，這是以付出巨額“政策租金”為代價的。本文所謂的制度缺陷是指作為國家制度安排的證券市場，為實現國家意圖，而在其功能、結構、交易規則以及市場運行的信用基礎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性。而這些特性同市場內在的規則有本質的沖突，由此而來的缺陷是制度層面的。同時，中國證券市場是漸進改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存在的問題是改革過程中不斷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反映。加之，證券市場“泡沫”機制所產生的風險，使得中國的證券市場極為復雜，實施監管的難度很大。比較制度安排的收益與成本，中國證券市場的制度缺陷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1.制度體系的系統性缺陷   制度之間缺乏內在的邏輯聯系。中國證券市場是在爭議中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啟動的，缺乏系統完整的規劃，行政監管似乎總趕不上市場的發展，圍繞層出不窮的問題制定亡羊補牢的制度。因此，制度之間缺乏內在邏輯聯系，不能反映市場發展的客觀規律，使得為解決問題而制定的制度本身又成為產生問題的源頭。不能從本質上把握市場規律、不能對市場發展有正確的預測，勢必造成制度供給與市場發展需求之間的矛盾，問題越補越多，最終導致市場的穩定性差和非理性波動。與美國相比，我國股票市場系統風險較大，個股的價格走勢趨同。自20世紀90年代之后，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更是經常保持在10%以下，而中國股票市場的波動性成倍地高于世界主要股票市場，甚至大大高于新興市場。一般情況下，穩定的外部市場環境有助于形成合理預期。但在我國，一方面外部市場環境還很不成熟，市場規則未全面建立，企業經營活動不僅受易變的市場環境影響，還要受到非預期的行政干預的影響。   2.制度供給主體的缺陷   制度供給主體的缺陷首先體現在制度供給主體不統一。西方國家設立獨立的政府監管機構，進行統一監管。但中國證券市場迄今依然處于根據證券品種的不同而由不同監管部門分割監管的格局中。證監會、稅務局、國資局、財政部等部門都想通過對證券市場的影響來滿足自身的權力欲望或經濟利益，計劃控制色彩如此之強，審批部門眾多，審批嚴格，一般的企業都望而卻步，使市場經常處于劇烈波動的無序狀態。對一個有機整體采用分而治之的監管方式是缺乏系統性思維的，這種監管安排不利于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也無法形成有著內在聯系且走勢互動的證券市場。   制度供給者的另一個缺陷是其在證券市場中具有多重身份，既是證券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又是“運動員”可以參加“比賽”，還充當“裁判員”來執行監督。即使不動用復雜的邏輯思維工具也很容易判斷出這種“多重身份”存在的矛盾。政府是公共權力的使用者，本應致力于社會整體效用的提升。政府制定制度、進行市場監管的目的應是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并維護市場的運作秩序。但是，政府的“運動員”身份扭曲了其作為規則制訂者和“裁判員”應有的基本倫理觀念。我國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國家控股，證券商大多數是國家所有，流入市場的資金，除了中小散戶的投資外幾乎都是國有資金。由于政府既是國有經濟的終極所有者，又是證券市場的監管者，其監管的重點必然偏向維護國有經濟的利益，對國有機構違法的處理力度不夠，很難保證市場的公平。在公司面臨危機的時候，由更大的國有公司進行重組或者由政府直接出資支持或清算。其結果是排斥遵守游戲規則的守法者，市場上充斥著大量低質、不合格的市場主體，而非國有經濟和中小投資者的合法利益卻得不到應有的保護。   另外，政府對待不同的投資者的行為也是不一樣的。公募的投資基金是政府支持、保護的對象，基金公司的發起人都為國有證券公司或投資機構，基金公司的成立、發行規模、發行時機甚至發行方式都由政府職能部門嚴格審批。但是另一類投資者—私募基金以及中小投資者就不會得到這種偏愛，并且常常成為政府部門的監管對象。整體市場的游戲規則扭曲、邏輯體系不循環不閉合、政府行政干預的多變性是我國證券市場最主要的制度缺陷。#p#分頁標題#e#   （二）證券市場制度缺陷產生的機理   在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國家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始終將支持國有經濟作為其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這樣，就合乎邏輯的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制度變遷方式，即國家在不退出的情況下，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融資。這種致力于解決國有企業融資問題的證券市場制度安排，由于沒有私人資本的參與，只存在單一的國有借方，也就消除了市場的合約基礎。非市場合約性質的市場不具備風險拆分、交易與管理功能。功能的殘缺是證券市場制度缺陷的反映。   從證券市場制度缺陷內涵分析，這一范疇并不是一般性制度范疇，而是與特定的社會經濟體制相聯系的。中國證券市場的制度性缺陷，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金融體制向市場經濟金融體制過渡中產生的。我國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以壟斷的國家信用為基礎，市場信用被壓縮至極低限度。國家信用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以國家形式為證券市場發展提供擔保，雖然這種擔保并沒有采用明確的契約方式，而是體現在國家對證券市場發展的戰略發展意圖與市場管制之中，體現在政府對證券市場的理性預期和利益偏好上。這種偏好表現為政府對市場的一種“控制”，市場均衡表現為政府干預下的“控制均衡”。政府主導型的制度安排與證券市場發展內在規律之間的沖突和摩擦，引致了嚴重的制度缺陷，在這種有缺陷的制度安排下，政府對市場上各參與主體的利益負有一定擔保責任，從而使市場風險與制度風險疊加，制度風險鑲嵌于市場風險之中，并進一步擴大了證券市場的系統性風險。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制度缺陷有別于市場缺陷，但不能同市場缺陷完全相割裂。中國證券市場的制度缺陷，是證券市場發展內在性規律與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之間的內生性缺陷。制度性缺陷作用于市場機制，引致市場運行的扭曲化，信息處理渠道受阻，無法實現信息的有效反映與傳遞，使市場本來的運行機制并不能有效發揮出來，減弱了證券市場資源的內在配置能力。   鑒于此，中國證券市場制度缺陷產生的機理在于：1.制度功能是為國有企業融資服務，從而無法通過證券市場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2.國家堅持不退出，造成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特殊和市場交易規則的特殊；3.證券市場的非市場合約性質說明市場的信用基礎是國家信譽。市場無法進行風險拆分，國家對市場風險負有無限責任，證券市場上國有經濟部門的正常運行的背后是國家作為最后擔保人，因而國家從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頻頻干預市場，使股市運動服從其效用函數；4.證券市場交易主體的非理性行為，由于國家的干預行為，從而造成參與者投機于政策制定的心理預期而非對上市公司績效的理性分析，同時參與各方利益的博弈造成政策的有效性大為降低，出現“制定政策—暫時有效—政策失效—制定政策”的怪圈。   三、政策建議   我國證券市場當前存在的制度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過度干預、市場機制作用發揮不充分造成的。中國證券市場上有一個長期存在的“公開的秘密”，即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違法違規行為。在政府推進證券市場制度建設，并提供“隱性擔保”的前提下，市場邊界與政府行為邊界的界定不清，其結果只能是：市場風險轉嫁給國家，轉化為系統性風險；政府的體制性風險鑲嵌于市場之中，并由市場自身消化。因此，界定政府與證券市場的邊界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縮小政府對證券市場的干預范圍，擴大市場作用邊界，只有當市場自發運行的交易成本太高而影響效率或損害公平時，才需要政府對證券市場進行適當干預。鑒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加強制度實施機制建設   一個國家制度的有效性，不僅取決于該國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完善與否，還看這個國家制度的實施機制是否健全。離開了實施機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規則就形同虛設。我國并不缺乏制度創新的能力，而是缺乏一種制度實施的環境和條件，我國制度創新的關鍵是建立有效的實施機制。這些年來，我國建立不少與我國證券市場相關的制度，但制度執行扭曲或形同虛設的現象比較嚴重，存在著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這種現象也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繆爾達爾所說的“軟政權”現象。為此，我們在注重制度創新的同時更要注意實施機制的建立，建立有效實施機制應該考慮以下幾點:制度應該注意可行性、可操作性及運行的成本；制度應該盡量減少實施人的可改變余地；保障制度的權威性和嚴肅性；提高違約成本；個人或領導不能凌駕于制度之上。   （二）完善法律和制度體系，科學定位監管權限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作為更高層次的市場形態的證券市場是各種法律法規支撐起來的。在西方國家，不僅各種法律法規健全，而且執法效率高，這也是西方國家證券市場得以良性運作的基礎之一。在我國市場機制發育還不健全的情況下，政府監管必不可少，但監管必須依法進行。首先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證券法律的建設。除了目前的《證券法》《公司法》以外，還應加快制定涉及市場監管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證監會的法律地位，增加證券監管行為的透明度，從立法上進一步規范監管機構的權力與責任，使證券監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其次是要加強人大、政協、司法以及公眾對監管者的監督，建立穩定的監督機制和制衡的監督機構，通過法律和社會的監督制約，規范和控制監管權力。最后，由于中國市場化程度還不是很發達，發育還不是很健全，市場轉型期太短導致股價中樞過快下移，對股市泡沫擠的過干，超出了市場承受程度，這些現象的出現不是簡單地依靠強化監管就可以解決的，相反，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前，越是過度監管反而越會加劇中國股市的危機。因此隨著中國股市的市場化、國際化水平不斷提高，必須結合中國股市新的發展趨勢，及時調整股市發展思路，以保持股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為前提，統籌解決市場所面臨的股權分置、無休止的圈錢等重大問題，這是改善中國股市自身運行環境、解決當前中國股市現實問題的根本選擇。   #p#分頁標題#e# （三）加強政府的監管職能   當前中國證券監管必須樹立科學發展觀和符合時代要求的現代化監管理念：證券監管不僅要提高市場效率，而且要維護市場公平；不但要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效益最大化，而且要提高市場整體的誠信水平，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特別是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不但要支持證券公司開展組織創新、產品創新和經營模式的創新，而且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證券公司存在的問題，幫助證券公司卸下體制性不良資產的包袱，有效化解風險；不但要立足國內股市的實際情況實施監管，而且要以全球化的視野按照國際通用的慣例進行監管。要創造相對穩定的政策環境，保持監管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和預見性，堅持持續監管，以確保市場的公平、公正、高效、透明。進一步理順證券市場各家監管部門之間的職能，逐步實現證券市場的統一監管，以避免由“政出多門”所造成的種種摩擦。調整監管部門職能，一方面要著眼于證券市場大發展的長遠利益，避免因過于強調部門利益而妨礙證券市場發展的格局；另一方面，應分清職能邊界，避免因職能邊界不清而引致多頭監管或監管缺位的現象發生。由于混業經營已成為全球金融發展的主流，如何協調各金融行業的發展，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同時，應對外來的競爭，對于監管部門來說也是一項全新的挑戰。股市的監管必須適應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逐步從分業監管轉向混業監管、從機構監管轉向功能監管，有效建立起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保險市場有機結合、協調發展的機制。   （四）切實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證券市場具有優化資源配置、融資、投資、證券定價等功能。其中，優化資源配置是核心功能，它影響著其他功能的實現與否，也決定著證券市場的效率高低。投資者是證券市場得以建立和維持的資金來源，是證券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只有培育和調動廣大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和熱情，才是證券市場不斷繁榮與發展的原動力所在。如果投資者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和尊重，就會對證券市場失去信心，證券市場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基礎。我國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特別是中小投資者權益）必須得到重點保護。首先，制定和完善投資者保護法律法規。健全的賞罰機制首先要有法可依。我們要在充實完善現在法律法規的基礎上，盡快構建起我國投資者保護法律體系。其中，2006年1月1日起生效的新《證券法》明確了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內容，在建立投資者保護基金、完善相關的保護賠償機制和強化信息披露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規定。2007年底，經過兩年討論的《證券投資者保護條例》草案擬定，并進入相關核審階段，這是對中小投資者保護進行專門立法，對完善證券投資者保護法律體系有著重要意義。為保證此類規定的有效實施，證券監管部門應當盡快拋下為“國企脫困”服務的舊思路而把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作為監管工作主要任務，從而激發證券市場的生機和活力。   （五）有效發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   機構投資者是證券市場的中堅力量和衡量市場程度的重要因素，對穩定市場起著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國證券市場超常規發展模式和市場制度環境的不完善，信息披露的不規范，我國機構投資者非但沒有起到穩定市場的作用，反而利用信息不對稱，集中自身資金、專業技術等優勢，與上市公司合謀操縱股價，使市場上投機泡沫越來越重。據統計，我國上市公司中三年內平均一家公司發生過兩次大型的資產重組事件，個別上市公司頻繁重組的目的是為了達到在二級市場配合股價炒作的需要、滿足增發配股的要求、大股東將上市公司的資產更徹底地據為己有等。需要司法介入立案查處的先后有億安股價操縱案、銀廣夏財務造假案、中科創業內幕交易和股價操縱等等。   為發揮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理性及其對證券市場的積極作用，第一，要積極創造條件，促進社會保障基金、保險基金等機構參與市場投資，打破市場上“機構寡頭”的壟斷地位，形成市場良性競爭環境。在機構投資者數量足夠多的情況下，各機構在資金、信息、專業水平等方面大致相當，促使投資機構按照統一的游戲規則運作，才能避免損人不利己，降低成本以獲取收益的行為，這樣，機構投資者才起到了穩定市場的作用。第二，提高投資者機構中的個人比例。這需要投資機構充分顯示其在理財的安全保障運作機制、資金規模及專業能力等方面優勢，贏得個人投資者信任，同時也需要保護個人投資者的利益。第三，營造機構投資者成長的良好環境，推進機構投資者規范運作和法制化管理。對改革投資者結構而言，沒有必要的制度保證，即使引入新投資者，受市場投資理念約束，也難以起到機構化的投資作用。在這里，當務之急仍然是健全完善的立法和執法體系。   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客觀上需要一個穩定、健康的證券市場。目前，要改變我國證券市場現狀，恢復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的本性，提高市場的真實性和運行效率，必須加強我國證券市場的制度建設。只有完善了我國證券市場的制度建設，才能加強市場的透明度、提高證券市場的內在素質。從長遠意義上來講，這也將促進我國證券市場健康、穩定、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