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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評價動機性訪談對改善孕產婦負性情緒的干預效果。方法篩選2019年1至6月承德某三甲醫院收住院的焦慮和（或）抑郁的孕產婦104例，隨機分配到干預組、對照組，每組52人；對照組予常規護理，干預組在此基礎上給予動機性訪談干預；干預前后采用焦慮自評量表和愛丁堡產后抑郁量表對兩組孕產婦進行焦慮、抑郁水平評價。結果干預前，兩組焦慮、抑郁評分均無顯著差異（P>0.05）；干預后，干預組焦慮、抑郁評分均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且干預組、對照組在干預后，其焦慮、抑郁評分均顯著低于干預前（P<0.05）。結論動機性訪談可以緩解孕產婦焦慮、抑郁情緒，促進身心健康，有臨床推廣意義。
關鍵詞：動機性訪談；跨理論模型；孕產婦；焦慮；抑郁
0引言
妊娠和分娩雖然是育齡期女性的一種正常生理現象，但受生理、心理、社會及家庭、性格及其他等因素的影響，孕產婦焦慮、抑郁水平顯著增高[1]。有研究表明[2]，產前、產后焦慮、抑郁情緒通常有相關性，妊娠期焦慮、抑郁情緒會損害孕產婦及嬰幼兒的身心健康、夫妻關系、家庭和社會功能等，甚至對家庭和社會帶來極大的經濟負擔。因此，采取有效的干預措施來改善孕產婦的焦慮抑郁狀態，成為廣大護理工作者一個重要的任務。動機性訪談（MotivationalInterviewing，MI）是以患者為中心，通過幫助患者發現并克服自身矛盾心理，強調自身行為的改變動機。動機性訪談對患者行為改變的影響，主要借鑒了跨理論模型中行為改變這一理論[3]?？缋碚撃Ｐ停╰rans-theoreticalmodelofchange，TTM）是將患者的個體行為劃分為不同的改變階段，從而提供相應的行為改變支持。將跨理論模型和動機性訪談相結合，前者為理解行為改變的過程提供了框架，而后者則為促進行為改變的過程提供了具體途徑。動機性訪談在國外已被廣泛應用，但國內相關研究仍較少，本研究將TTM與MI相結合，以有效改善孕產婦的焦慮、抑郁情緒，探索一種便于在臨床推廣應用的護理方法?，F報告如下。
1對象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采用便利抽樣的方法，篩選2019年1至6月承德某三甲醫院收住院的焦慮和（或）抑郁的孕產婦作為干預對象。納入標準：①孕37周至42周且承德本地區居住滿一年；②焦慮自評量表分值≧50分和（或）愛丁堡產后抑郁量表分值>9分；③無精神病史及其他嚴重急慢性疾病者；④語言表達能力良好，精神、認知功能正常；⑤自愿參加本次研究同意簽署知情同意書且依從性好，并能持續堅持者作為受試對象。排除標準：①服用抗焦慮、抑郁類藥物者；②正在或以往接受過抗焦慮、抑郁心理干預者；③合并其它部位或軀體嚴重疾病者。本研究最終確定孕婦104例。采用SAS9.4統計軟件生成隨機數字，以1∶1的分配方式采用均衡隨機化分組方式進行隨機分組，將隨機分組方案依次保存至采用順序編號的不透明密封信封中。研究實施者依據信封順序依次開啟信封，根據信封內分組方式，將納入的孕產婦分配至干預組或對照組,每組各52例。兩組孕婦的平均年齡為（29.93±4.44）歲；孕周為（38.80±1.01）周；漢族54例，占51.92%，少數民族50例，占48.08%；獨生女者22人，占21.15%，非獨生女者82人，占78.85%；初產婦53人，占50.96%，經產婦51人，占49.04%；文化程度為初中及以下者13人，占12.50%，高中及中專17人，占16.35%，大專及本科65人，占62.50%，研究生及以上9人，占8.65%。兩組孕婦在年齡、是否為獨生女、產次、文化程度等基線資料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對照組
給予常規圍生期護理，包括孕產婦產前、產時、產后知識宣教。
1.2.2干預組
在常規護理基礎上予TTM及MI的干預。成立動機性訪談健康教育小組，小組成員包括兩名產科醫生、一名心理咨詢師，三名產科護師及研究者本人。統一培訓合格后，對孕產婦共進行4次一對一的訪談，每次時間在15~30min。第一次訪談：入院24h內，孕婦處于前意向階段。本階段干預重點在于與孕婦建立良好的關系，取得孕婦及家屬的信任，傾聽和理解孕婦，普及知識，幫助孕婦尋找和建立行為改變的內在動力。第二次訪談：產后24h內，產婦處于意向階段。本階段的產婦有負性情緒管理的意愿，并打算有所改變，通過了解產婦行為改變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結合使用MI幫助孕產婦分析并克服矛盾心理。第三次訪談：出院前一天，產婦處于準備階段。干預重點為增強孕產婦負性情緒管理的意志，以及刺激孕產婦盡快行動。第四次訪談：出院后至產后42天，產婦處于行動階段及保持階段。此階段應用電話、微信等方式，保持與患者的聯系。該階段要肯定產婦的努力，對產婦的消極情緒予以理解，強化其積極感受。而保持階段的孕產婦已經掌握負性情緒管理的方法。干預重點為持續鼓勵產婦自我管理，通過自己和家庭的共同努力，堅持健康行為。
1.3觀察指標
干預前、后即入組時及產后42天分別采用焦慮自評量表和愛丁堡產后抑郁量表評價兩組孕產婦的焦慮、抑郁水平。
1.3.1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
該量表由Zung編制，共包含20個條目，采用4級評分法，分值越高示焦慮程度越嚴重。我國對此量表進行了修訂，按照中國的常模的結果，SAS標準分為50分，50~59分為輕度焦慮、60~69分為中度焦慮、70分及以上為重度焦慮。
1.3.2愛丁堡產后抑郁量表（Edinburghpostnataldepressionscale，EPDS）
EPDS英文原版是由Cox等人編制，后由香港中文大學的Lee等翻譯成中文版本。該量表包含10個條目，采用4級評分法，按癥狀嚴重程度，從無到極重，賦值0~3分。推薦總分9分為篩選抑郁患者的臨界值，12分為篩查嚴重抑郁的臨界值。EPDS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9。
1.4統計分析
應用SPSS21.0軟件進行統計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組內比較用配對樣本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干預前，對照組和干預組SAS評分、EPD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兩組SAS評分、EPDS評分均明顯低于本組干預前，并且干預組干預后的SAS評分、EPDS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干預后（P<0.05）。見表1。
3討論
焦慮、抑郁情緒是圍生期女性十分常見的并發癥，隨著二胎政策的放開，孕產婦焦慮、抑郁情緒的發生率也逐漸升高。國外研究報道顯示，雖然不同國家和地區孕產婦焦慮抑郁情緒普遍存在，但中低收入國家的孕產婦焦慮、抑郁的檢出率相對較高[6]。在我國，各地區孕產婦焦慮、抑郁的檢出率差異亦較大[4-5]。孕產婦的焦慮、抑郁情緒會增加不良妊娠結局，如早產、低出生體質量等，甚至會影響到嬰幼兒的認知發展、社會情感乃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為降低這種損害，孕產婦的焦慮、抑郁情緒逐漸受到關注，為緩解孕產婦的焦慮、抑郁情緒，降低負性情緒在產前、產后帶來的損害，相關學者[6-8]開始探索更多有效的臨床護理干預措施，結果顯示通過干預可明顯提高孕婦的自信與心理承受能力，從而緩解了孕產婦的焦慮、抑郁情緒。動機性訪談是由美國學者Miller于1983年提出，以患者為中心的指導性干預措施，通過幫助患者認知和解決內心矛盾來激發其內在動機引發行為改變[9]。其在臨床中最先應用于酒精成癮患者，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隨后被學者逐漸應用于用藥、自我行為管理、疾病預防等方面，成為臨床中改變患者行為、心理的護理干預措施。國外學者將跨理論模型及動機性訪談應用于廣泛性焦慮癥患者后發現MI可以作為有效降低焦慮水平的干預措施[10]。國內將其應用于腦卒中患者負性情緒[11]、老年2型糖尿病抑郁管理[12]、冠心病術前患者負性情緒[13]、慢性乙肝病毒感染孕婦負性情緒管理[14]等研究中，結果均顯示TTM與MI可有效改善負性情緒，達到了降低焦慮、抑郁水平的效果。因此，本次研究將其應用于孕產婦人群，以有效緩解其負性情緒。本次研究結果顯示，干預組孕產婦干預后SAS及EPDS評分均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提示動機性訪談可有效緩解孕產婦焦慮、抑郁情緒，且對照組與干預組在接受常規護理及MI后，SAS及EPDS評分均低于干預前。分析其原因，對照組予常規護理，亦是在產前、產時及產后給予孕產婦全方位、專業的指導，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孕產婦焦慮、抑郁的情緒，此結果與陳慧香[15]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干預組，體現動機性訪談干預措施的特點，以孕產婦為中心，充分的尊重孕產婦的心理感受。在改善孕產婦焦慮、抑郁情緒的過程，將其行為改變階段，分為前意向期、意向期、準備期、行動期、維持期。根據孕產婦的心理特點，給予針對性的引導與干預。在前意向階段，通過建立信任的關系，了解孕婦目前的困惑、對焦慮、抑郁情緒的認知等，引導孕婦客觀闡述焦慮、抑郁情緒對自身或家庭帶來的負性影響，從而激發孕產婦改善焦慮、抑郁情緒的潛在動力。與此同時，加強對家屬的宣教，最大程度上給予孕婦支持；在意向階段，產婦通常已有負性情緒管理的意愿，并打算有所改變，但沒有明確的計劃。此階段幫助產婦分析并克服矛盾的心理，使其意識到情緒管理是對母嬰健康應承擔的責任，強調改善焦慮、抑郁情緒的重要性，并指導產婦調整負性情緒，可以采取交流、音樂、瑜伽、運動等方法，保持良好的情緒；準備階段中，則增強孕產婦負性情緒管理的意志，以及刺激孕產婦盡快行動；最后在行動及保持階段，采用微信的形式，做好延續的護理干預，并起到督導作用，與孕產婦保持聯系。此期間，應及時評價孕產婦行為改變的進展，肯定及鼓勵其做出的努力及取得的進步，通過持續的激勵作用，使其達到改善負性情緒，并保持動機性訪談的效果。綜上所述，常規孕期護理、常規孕期護理聯合MI均能緩解孕產婦的焦慮、抑郁情緒，但聯合MI的干預效果更明顯。同時，MI的方法便于臨床醫護人員掌握及應用，可以作為緩解孕產婦焦慮、抑郁情緒的護理干預方法在臨床推廣應用。但本次研究仍存在不足之處，由于時間和條件的限制，尚未考察MI對孕婦的長期影響，應做好追蹤調查。
作者:王耐 田建麗 單位:承德醫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