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戶籍政策范例

所屬社會階層

高考移民大多屬于特權階層，有錢有權或二者兼備，家庭條件優越才有資本去運作。曾經的海南高考移民學生中，不乏來自他省富裕家庭及父母是政府公職人員。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18歲以下的為3800萬人，其中農村戶籍2800萬人，占74%。⑥如果預想農村更多數量的留守兒童中有很多將隨時轉化為隨遷子女，那農村戶籍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的比例還會進一步擴大。大部分隨遷子女父母是農民工，主要從事建筑、搬運、家政等職業，屬于技術含量低或體力活工種，收入較低，是需要特別關注的弱勢群體。小部分是中產階層，如現在新涌現的具有較高學歷的非本地知識分子。從理論上講，滿足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的受教育和異地高考權利，不僅體現了社會公平正義，也有助于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

流動方向

高考移民主要由高考競爭激烈地區流向三個方向:北京、上海、天津等經濟發達、高校集中、一本錄取率較高地區;先辦理外國國籍，然后持某國護照回到國內，參加高考;海南、西藏、青海等教育經濟較落后但錄取率較高的地區。前兩者由于成本太大或門檻太高導致規模較小，且由于后者規模大，影響大，掩蓋了前兩者。在現有制度失范或不公平的前提下，高考移民也可以分為合法和不合法兩種，但都明顯是一種主動的“套利”、“搭便車”行為。2005年，全國農民工隨遷子女中，跨省流動的農民工隨遷子女占全部農民工隨遷子女的38．09%。其中，流入地多為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比例分別為97．61%、96．76%和95．26%;新疆跨省流動農民工隨遷子女比例也達到76．72%;浙江、江蘇、廣東、海南等地分別為57．23%、55．56%、45．56%和46．88%。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流動方向和父母一致，主要是發達的城市或新疆這種特殊吸收農民工的地區。在各地異地高考政策沒有完全放開和父母需要到城市打工謀生的前提下，隨遷子女在何地接受教育的自主選擇余地較小，一定程度上是被動地尋求與流入地學生同等的受教育權。同時，又屬于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正常流動。

各利益主體

就高考移民來看，移出地一定規模的“移民”可減少當地教育資源的壓力，降低高考競爭力。同時，某些學校移出“慢班”學生，可趁機提高升學率，成為辦學質量“高”的證據。移民家庭正常渠道下則至多承擔一定的經濟付出，但收益明顯大于成本，非正常渠道移民家庭則要承擔被揭露、懲罰的風險。移入地更多的人則獲得金錢收益，通過購房入戶，房產商可以銷售房產并倒賣戶口，地方政府則以此刺激當地經濟發展，中介公司可以非法斂財，學校以辦高考補習班大發“移民”財，公職人員可受賄，某些學校也可收錢后辦理學籍，甚至空掛學籍冒領國家各種補助。但是，當地考生的利益受到侵犯，錄取機會減少。隨遷子女的異地高考需求，對流入地的教育資源承載能力提出巨大挑戰。北京、上海、廣東等是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最多的地區，隨著北京戶籍人口高峰的到來，初中教育入學需求逐漸增加，預計2020年將達到10．1萬人，比2011年增長近50%，再加上非北京戶籍義務教育在校生規模由2001年的10．3萬人增長到2011年的37．0萬人，增長了2．6倍，年均增長13．6%。⑦可見，隨遷子女對流入地的壓力非常巨大。假如隨遷子女全部能實現異地高考，其教育權利不僅得到公平保障，還可能享受此前在遷出地不曾有的優質教育資源。但是流入地必先提供高中教育資源，而短期內無法也不愿意在現有制度框架下給如此龐大的外來隨遷子女提供資源。同時，也會給本地生源的利益帶來嚴重影響。這些，都是異地高考政策無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現實困境之一。

公共政策

【摘要】農村發展關鍵在于人才振興，隨著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與發展，農村教育成為農村發展振興的關鍵。近幾年，盡管我國的農村教育事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與城市相比，還存在師資力量弱、教育意識差等差距。本文將根據現在實際情況，梳理分析當前農村教育事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以此為基礎，從國家政策扶持、創新等角度提出針對性的想法。

【關鍵詞】農村教育；教育資源；農村振興

城鎮化的發展是離不開農村的發展的，農村的教育是農村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對農村社會的發展，農村文化的建設以及農村兒童的教育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探索農村教育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著一些現實困境和阻礙。所以，需要進一步深化對農村教育的認識，把握鄉村教育的發展，進而探討在新型城鎮化的大背景下，農村教育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與有效對策。最終，為農村兒童提供優質的教育，實現城鄉教育能夠均衡發展。

1我國農村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在報告中提到：“要優先發展我國的教育事業，優先發展農業農村”。這是國家為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進行的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既體現了我國對“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的充分肯定，又體現出要補齊短板，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堅定決心。正因如此，農村的教育便格外重要，然而，在農村教育中還存在如下問題：

1.1農村的教育師資力量較為薄弱

與城市相比，農村的生活的條件較為艱苦，相反城市無論在生活還是交通上都有著農村無法相比的便利條件，在高校學習的學生在畢業后都不會選擇去農村就業，城市成為他們的首選就業城市，部分人甚至寧愿選擇轉變職業也不愿去農村任教。最終造成農村的師資力量薄弱，知識更新速度慢、農村教師老齡化以及教學方法落后等問題越來越明顯。

一、高等教育公平的分析視角

從社會的角度來講，應該從制度和社會價值層面進行構建，為每個資質達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創造同等的機會。其次，高等教育的過程應該是公平的。也就是說，在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中，不能因為客觀因素的影響而導致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這其中既有制度和政策層面的保障因素，也有教學工作人員與學生的互動過程等因素。最后，高等教育的結果應該公平，也就是說，每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應該達到的高等教育要求是一致的，其就業機會也是均等的。換言之，不能讓學生因為性別、民族、戶口等客觀因素遭受就業歧視。鑒于上述分析視角的成熟性，文章將從這樣三個視角出發，對中德高等教育公平存在的異同進行比較。

二、中德高等教育起點公平的比較

1．高考是我國高等教育確保起點公平的重要手段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就對高等教育公平給予高度重視。為了確保工農群眾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1952年開始頒布了高考制度，這從根本上保證了人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不受經濟、制度等客觀因素影響，而只與其個人素質有關。但是“”的爆發對高考制度形成了巨大的沖擊，使得這一制度無法實施。“”結束之后，高考制度于1977年得到恢復，人們公平受教育的權利再次得到保障。而且由于這一階段實行計劃招生，學生的學費極低，可以說經濟等因素對其受教育權的影響是非常小的。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這一階段我國的高等教育資源極為匱乏，招生也是完全按照計劃招生，學生自主選擇的權利大大下降。此外，這種以用人需求為目的的招生做法還導致招生指標較少，極大地降低了學生的升學率，使得不少具備接受高等教育素質的學生無法通過升學來享受自身的權利。之后，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市場經濟逐漸建立健全。這一方面使得可供政府支配的高等教育資源在不斷增加，尤其是民辦高校的不斷發展也為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加多樣化的選擇途徑;另一方面也使得學生就業的選擇也在不斷擴大。這樣就使得我國的高等教育招生制度需要做出相應的改變，因此，我們看到，1996年雙軌制的招生體制最終成為歷史，部分學生享受低學費乃至免費的高等教育成為歷史，高校開始全部收費;1999年，高校擴招政策的實施也使得我國的高等教育開啟了大眾化的時代，隨后我國的高等教育人數開始大量增加，學生入學率不斷提升。而且，為了不讓學費等經濟因素影響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我國還相繼開展了勤工儉學、助學貸款等工作。另外，為了保證有才華的學生不因為高考制度而影響其接受高等教育，我國還在有條件的高中學校開展推薦制度，在有條件的高校開展自主招生制度?？梢哉f，學生進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越來越平等。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在起點公平方面，仍然有許多的不足。例如，戶籍制度依然是影響學生參加高考的重要因素，即使有些學生在發達城市和地區完成了整個基礎階段的教育，但是由于戶籍所限，不得不回到原籍參加高考。根據地區來區分分數在歷史上是有其合理性的，畢竟不同地區的人員基本素質確實存在差距，但是隨著整個社會的不斷發展，這種差距在不斷縮小。因此，面對由于歷史原因導致的高等教育集中于少數地區的情況，通過打破戶籍限制就成為必然。

2．豐富的教育資源是德國高等教育起點公平的基礎

德國在確保起點公平上有一定的優勢。在德國，雖然實行的是與我國相類似的考試制度，但是學生參加的考試更像是我國的高中會考，只要通過了這種考試，學生就獲得了申請高校的權利。在這個環節，學生進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完全取決于學生的素質和高校的錄取意愿。之所以這樣，既與德國充足的高等教育資源有很大的關系，也與其高校相對獨立的辦學自主權有很大的關系。這種制度可以說既保證了學生的基本素質，也確保了學生自主選擇的權利。而且德國的高等教育中職業教育非常發達，而職業教育的發達讓學生在選擇上不會因為觀念因素而做出不適當的決定。我國的高等教育起點階段更加強調客觀公平，這既與我國教育資源相對匱乏有關，也與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有關，盲目地仿效德國的選拔制度很容易導致人情因素過重，反而會影響公平。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我國考試制度的逐漸完善，德國式的入學方式也是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鑒的。

一、我國高等教育不公現狀分析

1.入學機會不均等。

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均等應當是追求高等教育公平實現的主要任務。造成入學機會不均等的主要因素是社會階層的不公平，地區的不公平。社會階層的不公平，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的差異。階層之間的差異主要影響的是下一代的受教育機會的取得。優勢階層的子女在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方面等方面較低社會階層子女占有很大的優勢。而這些因素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有很大的影響。具體而言，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職業地位與選擇高校的類型和層次成正相關。社會階層的不同，其經濟資本享有程度也就不同。在我國目前的招生制度上來看，優勢的社會階層可以利用其本身的資本擁有程度，為自己的下一代獲得更好的教育。比如當招生數量問題產生競爭時，優勢的社會階層可享有因其自身身份特征而產生的分數優惠政策?；蛘弑热绠敳煌A層的子女進入同一所學校接受高等教育，優勢階層可以為自己的下一代因其經濟資本的優越性選擇質量更好的專業就讀，而低社會階層會考慮到學費等問題選擇費用較少的專業就讀。此外，由于國內高考的戶籍制度，常常使得身為低社會階層子女的學生如外來務工子女，在交納高額借讀費后仍然必須要回到原戶籍地考試的問題。這些都是由社會階層的不公所帶來的入學機會不均等。地區的不公平，主要體現在我國高考招生制度取向導致教育不公平。我國目前的高考招生制度并不是統一全國制定，而是采用的分省定額，劃線錄取的方式進行的。各省錄取的數額是不均等的，并不是根據當年參加高考人數的數量平均分布的。各地區的高考分數線的不同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造成了極大的不公。以2011年為例，2011年河南省與黑龍江省的高考試題全部采用的是全國卷新課標卷，而2011年河南省本科一批文科錄取分數線是562分，理科是582分。本科二批文科錄取分數線是515分，理科是531分。本科三批文科錄取分數線是460分，理科是455分。黑龍江省2011年本科一批文科分數線是540分，理科是551分。文科本科二批分數線是462分，理科是465分。本科三批文科錄取分數線是277分。理科是279分。這樣明顯的分數懸差，地區之間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源入學機會的不平等。高考是通向高等教育的必經之路，這樣的不平等自然而然會影響到高等教育的公平。再以清華大學2014年在部分地區的高考錄取分數為例，這個統計數據是由國家教育部的，2014年清華大學在上海理科第一批次錄取分數為533分，在廣西省理科一批錄取分數線為646分，在遼寧省理科錄取分數為672分，在海南省為861分。而文科部分，在2014年，上海市的錄取分數為529分，在廣西省為623分，在遼寧省為654分，海南省為883分。由此可見地區之間的錄取存在不公，在入學機會上是不均等的。同一高校的錄取分數針對不同地區相差甚多，地區的不公是影響高等教育的重要原因。地區之間的招生制度不平等是一個方面，其教育資源享有程度的不同是另一個方面。在教育資源上，我國各地區高等教育資源的配置情況大致包括四類，第一類是以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為代表，擁有豐富的教育資源，較少的考生，而且錄取分數線是低于全國大多數省份。第二類是陜西、江蘇、以及東北三省等為代表的省份，其教育資源的配置相對較高，僅僅少于第一類，考生數量居中，高考成績與錄取分數線就全國來看并沒有太大波動，基本相同；第三類是以寧夏、青海、內蒙、還有西部地區如新疆，西藏為代表的地區，其教育基礎設施相對落后，師資力量相對匱乏，但是國家的政策扶持彌補了不足。最后一類想必大家都知道就是以河南、河北、山東、安徽、江西為代表的地區，這一類的教育資源是缺乏的，而國家又未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導致考生的壓力巨大。地區之間教育資源的嚴重失衡是導致高等教育入學機會不均等的另一重要因素。

2.教育過程不公平。

高等教育的過程公平主要是一個“質”的問題，即高等教育的接受者在學習過程中接受高等教育的質量應當是平等的。高校貧困生在知識學習中的不平等，社會實踐方面的差異都是造成教育過程不公平的重要原因。知識學習與獲取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知識的覆蓋面很廣，不單單是指專業知識，在大學期間所學到的應用技能也是知識學習的一部分。專業學習方面，高校貧困生與其他學生的起點是一樣的，在這個方面并不差異。但在英語，計算機等方面，我國高中教育的重點在于培養學生通過考試獲取分數，應試教育的色彩濃重。對于計算機，英語口語一類的教育并不重視，這使得高校貧困生在家庭缺少英語和計算機學習的硬件條件基礎上,更加的落后。先天條件的不足，后天的無法接觸，使得其進入大學后,英語的聽說能力和計算機的操作能力比較薄弱，起點的不均衡，使其在學習方面存有一定的差距?？既≠Y格證書是應用技能獲取的一個途徑，同時在目前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資格證書的積累與涉及范圍的廣泛程度會被用人單位作為學習能力參考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業問題日益凸顯，僅僅是畢業證書英語四六級證書，已經不能是滿足用人單位的招聘條件了，越是待遇優厚的崗位對資格條件的限制就越多，計算機證書，人力資源證書，托福雅思的考級證書都是在招聘時能為應聘者加分的項目。但是在資格考取方面，高校貧困生的表現并不積極。高校貧困生是出于經濟方面的考慮,因為這種資格考試需要支付一大筆費用。社會實踐也是高等教育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大學生活中的社會實踐包含很多方面，兼職，實習，社團活動經歷等多個方面。在兼職方面，高校貧困生的兼職經歷多于其他的學生。但是在社團活動方面，由于社團活動需要經費支出，是一筆額外的開銷，高校貧困生會放棄社團活動。而在實習方面，由于高校貧困生的社會背景原因，大多缺乏廣泛的社會人際關系，其能夠得到的實習鍛煉機會也就非常的少。

3.教育結果的不均等。

高等教育的結果表現在其就業方面，即能否獲得平等的就業機會。性別不同在就業過程的不平等對待是造成高等教育結果不均等的重要原因。一項由國內大學生就業第三方獨立調查機構———麥可思研究院完成的調查顯示，截至2010年2月底，2010屆女性大學畢業生簽約率為21%，明顯低于男性畢業生的29.5%，可見在簽約進展方面女生明顯滯后于男生。該調查以2010屆大學畢業生為調查對象，有效答卷共64589份，其中本科35071份，高職高專29518份。調查顯示，簽約國企的女大學畢業生占已簽約女大學畢業生的比例遠低于男性的同項比例，約13個百分點。截至2月底，女性本科和高職高專畢業生平均簽約月薪分別為1884元、1731元，較男性本科畢業生(2245元)和男性高職高專畢業生(2063元)分別低361元和332元。并且，女畢業生的專業對口率較男性低，女性本科(61%)和高職高專(59%)畢業生分別比男性低12個和11個百分點。這表明，女大學畢業生通過接受較低薪資和與專業相關度較低的工作來實現就業，其就業質量較低。性別上的差異對待是造成了高等教育結果上的極大不公。

摘要:本文在對廊坊周邊區縣六所小學800名學生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從留守兒童心理問題成因分析入手，提出解決留守兒童心理問題的三大途徑，即:教育部門加大投入力度是保障，家校密切配合是關鍵，充分利用校外資源是有效途徑。

關鍵詞:留守兒童;心理援助途徑

2017年9月，中國科學院與騰訊公益等聯合了《留守兒童調查報告》，調查數據顯示，全國范圍內16歲以下留守兒童總量已超過5000萬。關于“留守兒童是否多來源于貧困家庭”調查中，數據顯示:留守兒童中一般收入家庭占70%，低收入家庭占20%，中高收入家庭占10%。由此可見，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傳統意義上認為“留守兒童多來源于貧困家庭”的觀點已存在偏頗，造成留守兒童的主要原因也趨于多樣化，家庭經濟支付能力已不再是唯一原因，現行的教育制度及戶籍制度反而成為留守兒童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本文以廊坊周邊區縣為例，在對六所小學800名學生調查、訪談的基礎上得出，留守兒童特別是隱性留守兒童，已經成為社會發展中不可忽視的問題。

一、留守兒童心理問題成因分析

(一)社會因素

造成廊坊周邊留守兒童的社會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現行戶籍制度以及與其相伴而生的教育制度，如中考、高考必須在戶籍所在地考試的壁壘是造成廊坊周邊區縣留守兒童的主要成因。家訪中，在京津就業的很多家長表示有經濟能力把孩子帶在身邊，但由于兩地在教材版本、考試大綱以及中高考政策等原因，只能把孩子留在戶籍所在地上學。二是社會上流行的一些“讀書無用論”對一些進城務工人員及家庭產生了負面影響，使得這部分群體放松了對自己學習的要求。三是廊坊特殊的地理位置導致了隱性留守兒童數量劇增。廊坊地處京津走廊，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均在河北省前列，但由于落戶京津難度較大、生活成本高(房價)等原因，京津周邊廊坊區縣就成為京津流動人員落戶的不二選擇，父母雙方或一方在京津工作，廊坊生活就成為普遍現象，從而導致了隱形留守兒童數量激增。

(二)家庭因素

［摘要］文章主要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意義，中央關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部署精神，當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制度保障等四個方面進行論述。文章認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是新型城鎮化的重要任務，是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重要抓手。通過學習重要講話精神和中央出臺的系列文件規劃，文章認為，中央關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的總體部署主要包括，以戶籍制度改革為抓手，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以城鄉一體化為導向，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增加財產性收入為目標，切實保護農業轉移人口的“三權”。同時，文章認為當前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過程中亟待解決子女入學、就業創業、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等四大問題，最后文章提出了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過程中的制度保障。

［關鍵詞］小康社會;農業轉移人口;公共服務;城鄉融合

1前言

“農民工”長期被用于進城從事非農產業勞動農民的身份稱呼，帶有一定的歧視性色彩，范圍比較狹窄，不被進城務工農民欣然接受。“農業轉移人口”是比較中性的身份稱呼，范圍更加廣泛，它既包含進城務工、往返城市與農村的勞動適齡農民和非勞動適齡農民，又包含在城鎮有固定工作和住所的有意愿在城鎮落戶的農民。“農業轉移人口”正式提出是在200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后出現在歷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被學界廣泛研究和應用。因此，本文以“農業轉移人口”作為對進城工作和生活的農民的身份稱呼，以他們作為基本研究對象。農業轉移人口是改革開放后，我國戶籍制度改革滯后于經濟社會尤其是人口流動發展狀況而出現的特有社會名詞和社會現象。據統計，目前我國約有2.4億農民工，其中河南就有農民工2000多萬，85.1%的農村家庭都有在外務工人員，戶均勞動力轉移人數為1.74人?？陀^而言，現有農民工制度在改革開放初期為城市的快速發展和城鄉差距規?？s小做出了一定貢獻，尤其是放開人口流動，一定程度上是改革開放政策的重大突破。但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全面小康社會建成進度的不斷加快，這一制度已經極大地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釋放。新一屆中央政府著眼于發展新要求和公平正義的時代呼聲，明確提出要大力推進城鄉一體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破解城鄉二元結構，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正是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重要環節。為了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中央相繼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以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向現代產業工人、現代城市市民、現代城市主人轉變，與城市居民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務，同等享有就業機會和薪資報酬，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紅利。

2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意義

2.1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的主題，是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的新時代目標，是黨中央在十八屆五中全會基礎上對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新的部署。擴大公共服務供給，推進全民參保，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是小康社會的重要特征，也是具體目標。但是囿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影響，近2.4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工作地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突出表現在:子女入托入學難，基本社保覆蓋率低，看病報銷難，失業補助就業機會不均等、無法申請保障性住房等一系列事關基本生存、生活的公共服務。2014年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全國農民工“五險一金”的參保率分別為:工傷保險26.2%、醫療保險17.6%、養老保險16.7%、失業保險10.5%、生育保險7.8%、住房公積金5.5%，社會保障水平低。在子女入學方面，絕大部分農民工的子女無法在打工地順利就讀。單就入學方面，基本教育服務的不均衡，引發了留守兒童、失學輟學、心理疾病等社會問題。在保障房方面，鮮有農民工能夠申請到公租房、廉租房等。諸多方面的公共服務的不均等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總要求不相符合，與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戰略不相符合，與社會公平正義的建設目標不相符合。未來2年，做好以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為主線，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公共服務供給成為小康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

一、桐鄉新居民子女教育發展現狀

自2000年以來，桐鄉市的務工人員開始呈現出逐年增多的態勢，伴隨此現象產生的是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問題。2001年桐鄉市出現了第一所由外來人員私自創辦的民工子弟學校。后因新居民學齡子女的不斷膨脹(自2004年到2007年四年間，桐鄉新居民子女入學人數由13173人增至21587人)，此類學?？焖侔l展，至2007年底，全市有民工子女學校14所(不含公辦的新民學校)，其中市區6所，濮院鎮4所，石門、河山、大麻、崇福各1所。但是，民工子女學校林立，其教學質量及教學設施根本無標準可言，一些教舍甚至是危房，一些教師自身僅為初中畢業生。因此，為保證新居民子女接受與當地居民同等高質量的義務教育，從2009年開始，桐鄉市以全面實施“校安工程”為契機，按照“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公辦中小學接納為主”的原則，通過公辦學校就近吸納、新建公辦新居民子女學校和整治關停民辦新居民子女學校三大舉措，優化新居民子女就學環境，保障其同享優質教育的權利。在努力改善新居民子女就學條件的同時，桐鄉也在不斷規范辦學行為。2008年5月，市教育局出臺了《桐鄉市新居民子女學校星級評估方案(試行)》，從辦學條件、學校管理和教育效果三個方面對民辦新居民子女學校進行星級評估。根據評估結果，對新居民子女學校實施補助與獎勵。另外，從新居民服務管理和教育長遠發展出發，桐鄉市提出了進一步解決新居民子女教育問題的發展規劃，即堅持以公辦學校為主的方針，對新居民民子女學校進行優勝劣汰和資源整合，從而全面解決新居民子女就學和新居民子女教育質量問題，有效提升新居民整體素質，促進全民教育均衡發展。從長遠來看，作為桐鄉市的新居民第二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不僅有利于桐鄉市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有利于桐鄉市未來城市的和諧穩定。

二、當前新居民子女教育管理的困難與瓶頸

(一)教育資源的有限性與需求不斷膨脹之間的矛盾加劇

雖然桐鄉已經在逐步加大對新居民子女教育的財政投入，但是面對新居民的大量涌入，新居民子女數量的不斷增加，教育資源仍然十分有限。2012年16周歲以下新居民兒童數量為65879人，2013年達到了67924，增幅為3.10%。面對如此龐大的學齡期孩子的數量，政府不斷加大對新居民子女義務教育階段的投入，但全市接受義務教育的新居民子女人數只占了16周歲以下新居民兒童的38.48%，這意味著有近63%的適齡新居民兒童沒有在桐鄉接受義務教育。雖然桐鄉已先后投入1.18億、每年追加投入1億多來優化新居民子女就學環境，保障其同享優質教育的權利，但就目前情況來看，仍需有大量財政投入，政府教育負擔不斷加重。從教育資源方面來看，目前桐鄉在硬件設施以及教室上都顯不足。每年入學新生約有5000多，但達到學齡的子女有無法全部滿足其入學需求。而且在軟件上，師資難以保證，按照師生比例20:1來計算的話，桐鄉新居民子女教育需要兩千多教師，因此，目前在新居民學校的教師有約三分之一是臨時代課人員。而前來桐鄉務工的新居民多半有多個子女，要逐一解決他們的義務教育問題，不但擠占了桐鄉本地居民的教育資源，同時由于人數眾多，資源需求量過大，政府不堪重負。

(二)當前的戶籍制度阻滯教育公平的實現

戶籍制度是我國社會分層體系最重要的內容，具體到國家教育財政補貼方面。在新居民及子女離開戶口所在地之后，其交納的教育統籌費用沒有根據新居民的就業流向在地區間劃轉，而新居民就業所在地的城市財政體制在義務教育支出中并沒有包含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經費，其教育的財政補貼仍由當地政府支配，而不是隨人的轉移而轉移。從人口流出地政府來講，入學人數是越少，其教學資金不減;但對于人口流入地(如桐鄉)，政府則是不堪重負。而流入地政府如進行收費教育，則違反了《義務教育法》的規定，相應的管理人員必因此受到處罰。

【摘要】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發展的進程中，原本的“小康”夢想已一步一步地實現，但最初的“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似乎與現實漸行漸遠。中國在經濟騰飛的背后，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社會矛盾。其中，作為培養新生力量的工具—“教育”就衍生出了許多的問題。在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下，城鄉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平等、教育事業發展的不同步，這些都將直接導致未來城市和鄉村居民在知識結構、經濟地位和收入方面差距的不斷擴大。并且，教育事業發展的不平衡，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公，都將直接關系著我們的社會階層分化。文章通過對基礎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現實理論研究，討論它對階層固化的影響，以及提出破除問題建議。

【關鍵詞】城鄉二元結構；基礎教育資源；教育公平；階層固化

0緒論

教育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在報告中指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加快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報告關于教育的這段論述可以知道，教育對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關鍵性作用。但在當前城鄉二元結構下，城鄉教育配置不公問題日益嚴重，這種教育資源配置不公將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對社會階級固化產生重要影響。

1城鄉基礎教育不公對貧富差距的影響

1.1受教育程度影響人們的職業門檻

我國研究學者李強等人通過數據分析得出，在對職業地位的影響因子里，個人受教育年限是其最大的影響因素，其路徑關系達到0.551，受教育程度越高，側面反映出了個人學習能力越強，對于一項新的職業技能能夠更好更快的上手和操作，在同等條件下而言，比受教育程度相對低、受教育質量較差的個人擁有了更多的選擇權和自主權，而那些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們便只能選擇一些出賣勞動力或者創造附加值更低的職業，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我們可知，創造的附加值越大，獲得的薪資越高，而通過出賣勞動力來獲得薪資的，只能獲取其出賣勞動力剝削剩余那部分，如此而來，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