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術創新范例

摘要:高技術制造業創新能力是衡量國家競爭力強弱的重要指標之一，是提升我國綜合國力的關鍵。持續發展高新技術是促成經濟健康發展的根本途徑和驅動力。文章以高技術制造業內不同行業作為研究對象，運用因子分析、熵值法、聚類法，構建指標體系對技術創新能力進行綜合評價，據此進行歸類劃分。研究結果顯示，高技術制造業不同行業的創新能力存在著顯著差異。文章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應建議。

關鍵詞:高技術制造業；創新能力；因子分析；熵值法；聚類分析

目前，我國高新技術行業正穩步發展，科研經費投入總量雖穩步增長，經費結構持續優化，但是和美國、日本等科技強國相比依然存在不足。根據《2019年全國科技經費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基礎性研究占比與歐美國家普遍15%以上的高水平相比較差距依然很大，R＆D雖然多產出但是欠優化的現象依然需要改善。“大而不優”的現狀是阻礙科技進步的劣勢所在。我們需要反思自己的短處，推動科技創新的步伐，加快核心技術的攻關，需要對技術創新能力進行科學評價。

一、研究綜述

許多學者對技術創新能力做了研究:李藝(2013)運用因子和聚類分析以安徽省為例，構建了目標層面、準則層面、指標層面指標，對安徽省的城市技術創新能力評分，提出加大優秀科技成果的評獎力度的建議;張軍濤(2011)基于區域創新能力的視角，運用因子分析，從企業、高校和研究機構自主創新能力、創新載體能力、創新支撐能力四個層面上選取指標，對我國30個省級區域內的自主性技術創新進行綜合評價。畢亮亮(2008)以“區域科技創新圈”的城市為研究對象，基于知識創造能力、知識獲取能力、企業創新能力、創新環境、創新績效五個板塊來構建指標，得出了針對省域行政區劃的局限，利用“涓滴效應”實現科技創新實力與潛力較強中心城市對能力較弱的周邊城市的擴散與輻射。以上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術創新能力研究存在的局限性:首先，在評價對象上，現研究多選取以省、市為單位來研究區域的產業自主創新能力，很少以高技術制造業內不同的行業為研究單位;其次，建立一套新的高技術產業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并且進行定量分析的研究較少。這就使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實際意義。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摘要：“十三五”期間，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強勁，占制造業比重持續擴大，創新發展取得有效突破。本文通過DEA模型、Malmquist指數模型、聚類分析，根據2009—2019年的有關數據，測算我國30個省市及東、中、西部地區的技術創新效率、全要素生產效率等。研究發現，目前我國中部地區高技術產業的技術創新效率最高，其次是東部地區，最后是西部地區；我國有過半省份高技術產業技術創新效率達到DEA有效性，而且欠發達省份的創新效率不一定比發達省份的效率低；聚類結果表明各省市的技術創新效率沒有按照東、中、西部地區的結構分布。

關鍵詞：DEA模型；Malmquist指數；高技術產業；技術創新效率；聚類分析

“十四五”期間，我國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經濟社會發展內外部環境發生著深刻的改變，改革發展也面臨新的任務。作為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高技術產業，是提高我國經濟實力、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依靠力量，尤其是在產業轉型升級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高技術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至關重要。因此，對我國高技術產業做出評價，有助于了解目前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現狀，促進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李培哲等（2021）測算我國省級區域高技術產業創新整體效率及三個子階段效率，對創新系統子階段間的關聯有效性及區域創新過程效率的差異性進行分類分析[1]。范德成等（2021）運用DEA-Malmquist指數法測度我國29個省市的高技術產業技術創新效率，引入貝葉斯模型平均方法，對可能影響技術創新效率的潛在因素進行識別和檢驗[2]。李鋒等（2021）利用生態鏈理論，構建高技術產業創新效率評價體系，運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數分析我國高技術產業靜態與動態創新效率[3]。白素霞等（2021）基于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對我國國家級高新區高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進行評價[4]。劉鳳朝等（2020）把東北地區和其他地區進行對比，分析東北地區及其各個省之間的技術創新效率差距[5]。熊波等（2020）通過中國A股上市公司面板數據檢驗高技術企業認定是否會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6]。通過梳理中國高技術產業的技術創新效率方面的文獻，發現研究對象更多是針對某一區域、省市、行業，研究中國整體、東中西部地區及省際之間高技術產業的技術創新效率差異的研究較少。因此，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DEA模型及Malmquist指數分別從靜、動態兩個角度測算我國30個省市及東中西部地區高技術產業的技術創新效率水平。

1理論基礎與方法介紹

1.1理論基礎

Schumpeter首次以經濟學角度提出“創新”一詞[7]，創新理論即創新與經濟周期的關系，創新與經濟均衡的改變和企業家對創新的作用。狹義派認為技術創新是在商業上首次使用或第一次引入新產品或新工藝所包含的過程[8][9]。廣義派則認為技術創新是以其構思新穎性和成功實現為特征的有意義的非連續性事件,或者是新產品和新工藝,以及產品和工藝顯著的技術變化[10]。

1.2方法介紹

作者：察志敏

一、國外科技統計的三個重要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建立了研究與實驗發展(R&D)統計。60年代初期,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有關專家的共同努力下,產生了以《弗拉斯卡蒂手冊》為標志的科技統計規范。手冊產生以后,在成員國范圍內建立起了定期的科技統計調查制度,并有效地開展了國家之間的比較分析,為科技宏觀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決策咨詢,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后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補充完善,迅速在世界各國推廣開來。這一階段科技統計的主要特點是:測量研究與實驗發展(R&D)的投入,總量指標為國內研究與實驗發展總支出(GERD),可比指標為強度相對數—研究與實驗發展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R&D/GDP)?？萍冀y計的監測重點為政府和企業的科技投入。政府出于維護國家安全和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職責,必然要大力推動科技進步。因此,科技投入的相當比重來自政府公共支出。企業由于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求生存與發展的需要,特別是技術領先可獲得壟斷超額利潤的驅使,也必然要從銷售收入中提取相當比例用于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活動。這兩塊科技投入構成國家科技投入的主體。建立科技投入統計就是通過投入規模著重反映政府和企業推動科技進步的努力程度。

第二個階段是開展技術創新統計。科學技術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研究與實驗發展(R&D)統計有其明顯的不足,如構成研究與實驗發展(R&D)三個組成部分的基礎研究,反映的是人們對自然現象的本質、運動規律、相互之間的關系的認識,應用研究反映的是探索基礎研究可能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應用的途徑和方法,實驗發展反映的是在實驗室階段物化的科研成果。由此看出,研究與實驗發展(R&D)統計只反映了科技投入和科研階段的成果,沒有反映出為商業化生產所做的努力。這里科研活動與最終應用的鏈條出現斷檔,很難直接看到科技投入帶來的產出,也不利于引導科技活動直接為經濟建設服務,容易導致科研與生產相脫節。另外,對二戰后日本經濟崛起案例的研究表明,通過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也能實現技術的跨躍,縮小甚至趕上經濟發達國家。研究與實驗發展(R&D)統計也不能反映引進技術的產出和效益。因此科技統計必須有新的發展,才能適應科技與經濟發展的需要。80年代以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有關專家對如何解決科技產出問題進行了多方探索,提出了技術創新的概念及統計測量規范,通過研究與實驗發展(R&D)活動向生產性開發和商業性活動延伸,給出了科技投入—技術獲取—成果轉化—產出的系統的測量方法。這樣不僅可以觀察開發自主知識產權(R&D)的努力程度,還可觀察將(R&D)成果轉化為產品并實現市場價值所做的努力,為測量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秺W斯陸手冊》的出臺標志著技術創新統計規范的形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普遍依據這個規范開展了技術創新統計調查,為這些國家提高國際市場競爭力提供了重要的統計咨詢。

第三個階段是研究高技術產業和高技術產品統計。隨著工業發達國家經濟由追求數量擴張向節省資源、減少環境污染的效益型增長轉變,產業結構在世界范圍經歷了大規模調整,傳統產業趨于萎縮,新興產業迅速崛起,為適應研究產業結構變化的需要,國外有關專家提出了按生產要素集約程度劃分產業的分類方法,即按生產要素集約程度將產業劃分為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通過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反映產業結構優化狀況,并由此反映科技進步帶來的宏觀經濟效果。進入80年代以來,工業發達國家技術集約程度高的產業有相對集中的趨勢,大量的科研成果和尖端技術在這些產業部門廣泛應用,科技投入和附加價值明顯高于其他產業,以美國為代表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有關專家把這類技術集約程度明顯高的產業界定為高技術產業。并據以進行成員國之間的比較研究。為解決上述高技術產業劃分偏粗,即高技術產業含有非高技術產品,非高技術產業含有高技術產品的問題,美國的有關專家又按符合即定的高技術領域和應用尖端技術的原則,制定了高技術產品目錄,以便更加準確地反映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狀況。高技術產業及產品的分類及其發展狀況研究,為各有關國家制定發展戰略,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國際競爭能力發揮了重要的決策咨詢作用。

二、我國開展科技統計工作的基本狀況和主要特點

我國科技統計工作始于8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我國的科技事業有了較大發展,各級政府和各類企業都對科技發展做了一定努力,興辦了大批科研和技術開發機構,開展了大量的科研和技術開發活動。但科技界普遍感到經費不足,影響到隊伍的穩定和科研工作效率。但由于沒有建立科技統計,不能進行國際國內的比較分析,難以對全國的科技投入規模和強度做出基本估計。為此,科技界發起了科技統計研究活動,大量引進介紹了國際組織開展科技統計研究和調查情況,為在我國開展科技統計工作做了輿論和技術準備。在此基礎上,由科技、教育和統計部門分別建立了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大中型工業企業科技統計年報制度,正式開展了科技統計調查工作。之后,國家統計局經過協調,在部門科技統計的基礎上,建立了科技綜合統計年報制度,開始綜合反映我國科技投入總量及其分布情況。科技綜合統計報表制度的建立,使得我國科技投入能夠在國家層次上進行國際比較,反映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為國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供依據。我國科技統計的主要特點是:1•建立伊始就形成了部門分散管理的調查體系。主要問題是統計口徑和分類不統一,綜合起來難度大,調查數據利用率低,整體效益不高。2•建立之初所確定的統計對象和基本分類與國際標準不一致,導致研究與實驗發展(R&D)與非R&D數據界限難于把握,R&D數據質量不高。3•統計范圍為研究機構、高校和大中型工業企業三塊,統計范圍不全,不能全面反映全社會科技投入的全貌。在反映科技投入強度時,與GDP的統計范圍出入較大,導致比重偏低,不能正確反映科技投入強度。4•注意跟蹤國際統計發展,開展技術創新統計調查,但未建立周期性調查制度,調查不連續,調查范圍小,數據的可用性不強。5•嘗試開展了高技術產業核算工作,但我國行業分類與國際標準產業分類難以一一對應,加之我國行業的部門純度不高,影響了國際比較的效果。從產品角度反映高技術產業發展較為確切,但沒有制定統一的高技術產品目錄,這項工作也未開展起來。第二次全國科技大會以來,我們針對我國現行科技統計工作存在的問題,做了一定的協調和改進工作。工作重點放在了擴大統計范圍和統一統計口徑等基礎工作上面。我們在已有的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大中型工業企業科技統計的基礎上,將范圍擴大到了建筑業、運輸郵電業、農業和地質水利業、醫療衛生業、小型工業企業和國家級高技術園區企業,并依據擴大了的范圍,按統一口徑對歷史數據進行了調整,給出了近10年來全社會科技投入總的概念和基本走勢。目前,上述行業已建立起5年一個周期的滾動調查制度,可以保證全社會科技投入核算的完整性。同時,我們加大了部門協調力度,在有關部門科技統計年報制度中增補了計算不足的科技人員勞務費和容易忽視的科研基本建設投資,細致劃分了實驗發展(D)與成果應用的界限,把應當計入研究與實驗發展(R&D)的中間試驗等費用核算進來。使之更加符合國際規范。到目前為止,我們已基本建立起全社會科技投入的調查核算體系,為建立技術創新統計制度并開展高技術產業統計研究奠定了基礎。#p#分頁標題#e#

摘要：論文基于K均值聚類法和因子分析法，對我國各地區高技術制造業創新能力進行了評價和分析。分析發現，我國高技術制造業的創新能力總體上呈現出東高西低的分布態勢，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和山東等東部地區創新能力較強，大部分西部內陸地區創新能力較弱。

關鍵詞：高技術制造業；創新能力；K-均值聚類；因子分析

一、引言

高技術制造業是產業鏈中附加值最高、創新能力最活躍的高端產業，是推動一個國家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國內外關于創新的研究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作為創新理論的代表，南賽•施瓦茨和莫卡頓•卡曼提出了影響創新的三個決定性因素：一是競爭的水平，只要行業存在就有競爭，競爭是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二是企業規模，要想提高企業規模，物質資源、財力和勞動力是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三是壟斷力量，技術創新的持續性在于這一力量，壟斷水平越高，企業對市場的控制力越強。近年來，國內關于高技術制造業創新的研究也逐漸增多，馮宗憲和丁夢（2018）采取GMM模型方式，實證闡述了本土技術工藝轉移對我國省際高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影響。孫研和李濤（2020）采取了三階段DEA模型，選用7個細分行業范疇，分析了高技術產業的創新效力態勢。

二、高技術制造業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評價

高技術制造業的創新能力，需要有一個合理的創新評價指標體系。從現有文獻看，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構建了多種評價體系，本課題組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現階段國情，構建了本項目的評價指標體系。首先選取了3個一級指標，分別是創新投入能力、創新實施能力和創新產出能力，然后在3個一級指標中細分出10個二級指標。具體評價指標如表1所示。以上指標的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及《中國高技術制造業統計年鑒》，數據來源可靠。

三、高技術制造業創新能力綜合評價與分析

【摘要】在高技術服務業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行業競爭驅動提升組織管理架構的經濟效能，要求高技術服務業企業在構建多元化服務能力、保證服務質量的前提下，進一步優化組合其內部的組織管理架構與業務流程，降低企業組織管理運營的顯性成本、專業技術人才閑置的隱性成本，實現經濟學意義上的生存發展。采用“平臺+人才”模式管理經營高技術服務業企業，能夠使人財物資源綜合配置效益得到極大優化，實現高技術服務業企業與社會專業技術人才的經濟學優勢互補。

【關鍵詞】“平臺+人才”；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管理

一、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的基本概念

（一）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的行業定義。從行業定義角度來看，高技術服務業企業是采用信息服務、電子商務服務、檢驗檢測服務、專業技術服務業的高技術服務、研發與設計服務、科技成果轉化服務、知識產權及相關法律服務、環境監測及治理服務及其他高技術服務等高技術手段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服務類經營活動的企業，是相對于其輔助對象傳統生產型實體企業而言的。

（二）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的分類。各類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的本質差異在于其服務手段的差異，即所經營的國民經濟技術類別的不同，按照國民經濟技術類別的劃分標準，結合粗細不同的大中小3類劃分方法，高技術服務業企業共劃分為信息服務企業、電子商務服務企業、檢驗檢測服務企業等9個大類企業，信息傳輸服務企業、信息技術服務企業、數字內容及相關服務企業等25個中類企業，固定電信服務企業、移動電信服務企業、其他電信服務企業等97個小類企業。

二、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管理的特征

（一）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的行業價值。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的出現，使傳統生產型實體企業可以借助專業的高技術服務資源、不需要通過組織甚至引進技術人才團隊、研究技術創新方案、進行新技術小試中試、調整技術方案等過程冗長復雜的PDCA循環式技術創新工作投入即可獲得技術更新。若傳統生產型實體企業聘用高技術服務業企業進行技術更新所支付的資金成本低于其自身開展技術更新所需的人力資源、設備資源、創新誤區、組織管理等成本，則可有效凸顯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的行業價值。

【摘要】在高技術服務業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行業競爭驅動提升組織管理架構的經濟效能，要求高技術服務業企業在構建多元化服務能力、保證服務質量的前提下，進一步優化組合其內部的組織管理架構與業務流程，降低企業組織管理運營的顯性成本、專業技術人才閑置的隱性成本，實現經濟學意義上的生存發展。采用“平臺+人才”模式管理經營高技術服務業企業，能夠使人財物資源綜合配置效益得到極大優化，實現高技術服務業企業與社會專業技術人才的經濟學優勢互補。

【關鍵詞】“平臺+人才”；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管理

一、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的基本概念

（一）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的行業定義。從行業定義角度來看，高技術服務業企業是采用信息服務、電子商務服務、檢驗檢測服務、專業技術服務業的高技術服務、研發與設計服務、科技成果轉化服務、知識產權及相關法律服務、環境監測及治理服務及其他高技術服務等高技術手段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服務類經營活動的企業，是相對于其輔助對象傳統生產型實體企業而言的。

（二）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的分類。各類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的本質差異在于其服務手段的差異，即所經營的國民經濟技術類別的不同，按照國民經濟技術類別的劃分標準，結合粗細不同的大中小3類劃分方法，高技術服務業企業共劃分為信息服務企業、電子商務服務企業、檢驗檢測服務企業等9個大類企業，信息傳輸服務企業、信息技術服務企業、數字內容及相關服務企業等25個中類企業，固定電信服務企業、移動電信服務企業、其他電信服務企業等97個小類企業。

二、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管理的特征

（一）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的行業價值。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的出現，使傳統生產型實體企業可以借助專業的高技術服務資源、不需要通過組織甚至引進技術人才團隊、研究技術創新方案、進行新技術小試中試、調整技術方案等過程冗長復雜的PDCA循環式技術創新工作投入即可獲得技術更新。若傳統生產型實體企業聘用高技術服務業企業進行技術更新所支付的資金成本低于其自身開展技術更新所需的人力資源、設備資源、創新誤區、組織管理等成本，則可有效凸顯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的行業價值。

摘要: 近年來長江中游地區制造業不斷發展，為響應國家創新發展戰略，本文以該地區為研究地區，探索地區制造業創新發展水平，從投入和產出的角度分析長江中游地區湖北、湖南、江西當前創新的現狀并對其創新能力進行評估。

關鍵詞: 長江中游地區; 制造業; 創新

0 引言

長江中游地區位于長江經濟帶的中部，是傳統老工業基地，其制造業的發展水平和趨勢極具代表性。在創新發展的戰略下，長江經濟帶的制造業創新發展影響該地區產業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而本文意在研究長江中游地區制造業創新水平，為地區制造業發展提供創新方面的視角，為地區制定創新政策提供依據。而投入和產出的方法是當下對創新研究的主要評估方法，因此本文選取投入產出角度。

1 相關概念和理論

熊彼特( 1912) 提出的技術創新理論。熊彼特認為，創新各種要素在生產環節存在的重新利用與組合。他將創新分為以下五大類:( 1) 產品創新: 開發或生產出一種全新的產品。( 2) 技術創新: 運用新的技術進行生產產品。( 3) 市場創新: 企業努力開拓一塊全新的領域，經營前所未有的市場。( 4) 原料創新: 在生產中使用全新的材料，不同以往所使用的原材料。( 5) 組織創新: 形成新的組織，利用新的方式進行生產與經營。費里曼( 1982) 對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基提出技術創新理論，認為技術創新是指某項新技術以新產品、新生產方式或者生產設備等方式在經濟社會中的首次轉化，首次商業落地。而羅伯特•索洛則認為技術創新應當與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結合，要充分考察技術創新中，資本投入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羅默( 1986) 認為經濟增長所依托的是內生因素，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產業增長的動力因素。索洛( Solow，1957) 和盧卡斯( Lucas，1988) 等的研究表明創新活動的開展對于生產率的提高有顯著益處，有利于推進區域經濟增長。Raymond 等( 2015) 和 Sang － Dae 等( 2016) 則分別對歐洲國家和韓國的制造業創新活動與區域創新效率進行了研究。

2 長江中游地區制造業創新能力評價

摘要：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對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經濟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本文在研究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現狀的基礎上，分析了存在的問題與不足，主要表現為出口產品結構不夠合理、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等，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調整出口產品結構、尋找新的出口市場、擴大出口經營主體、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合理應對貿易壁壘等建議措施，以改善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現狀，促進其高新技術產業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出口

一、引言

深圳作為廣東省的高科技技術中心，其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在全省始終名列前茅。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對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國外學者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方面的研究主要有：AyeMengistuAlemu（2012）選取了東亞11個國家作為研究對象，采用GMM面板估計方法實證來進行研究，指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研發人員數量每增加1%，將使高科技產品的出口能力增加約6700萬美元。Fedyunina，Anna，Averyanova，Yuliya（2019）探討了俄羅斯制造業企業的半成品和生產資料進口與高科技產品出口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是由俄羅斯出口密集型制造業企業進口的高技術半成品決定的。國內學者關于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林蔚（2015）運用實證分析法從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現狀、出口競爭力和出口外部環境三方面進行分析，提出了以下建議：引進外資企業、鼓勵自主創新、加大科研經費投入等。陳程（2017）運用空間滯后模型（SLM），以高新技術產品總值作為被解釋變量，稅收負擔作為解釋變量，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專利批準量等因素作為控制變量，然后采用Moran'sI指數進行測算，得出結論：對于高新技術產業而言，不同的財稅政策有不同的激勵效應。郭建平、張相年（2018）選取了廣東省兩家具有代表性的高新技術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提出了政府部門宏觀調控的相關建議。國內外學者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但高新技術產業因內外部環境是不斷變化的，之前存在的一些問題隨著政府相關政策的頒布實施已經得到了解決，隨著高新技術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其出口又會因企業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涌現出一些新問題。本文側重于對其近年來出口的新數據、新情況進行分析，找出導致其出口受阻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現狀

（一）深圳市高技術產品出口額。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在2010—2018年間的出口額均在1000億美元之上，在2013年取得了8年來最好成績，出口額高達1690.0557億美元，貿易順差為301.6272億美元，但此后其增速開始減緩，在2018年首次出現了貿易逆差，貿易逆差為195.3833億美元（如圖1所示）。但2014—2018這五年間深圳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均占全市出口貿易額的50%左右，可見深圳市的出口貿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其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影響。

（二）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結構。從產品出口結構看，深圳市光電技術、航空航天技術、生命科學技術、生物技術和計算機集成制造技術等需要較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出口額都不是很高。計算機與通信技術出口額雖然很大，但其核心零部件并非本土的，仍依賴進口，低附加值產品在出口中占據主要地位，占比為93.8%，而自主研發的高附加值產品占比僅為6.2%。由此可以看出深圳市高技術產品在國際市場還不具備強有力的競爭能力，亟需改變當前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