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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區概況 半農半牧區又稱農牧交錯區。指農業區和牧業區的交錯或過渡地帶。從東北向西南零散分布于自治區的東南部。根據內蒙古自治區經濟類型區劃分，半農半牧旗縣市區主要包括:呼倫貝爾市的扎蘭屯市、阿榮旗、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興安盟的突泉縣、科爾沁右翼前旗、扎賚特旗；通遼市的科爾沁區、開魯縣、奈曼旗、庫倫旗；赤峰市的林西縣、敖漢旗；錫林郭勒盟的太仆寺旗；烏蘭察布市的察哈爾右翼中旗、察哈爾右翼后旗；鄂爾多斯市的東勝區、達拉特旗、準格爾旗、伊金霍洛旗；巴彥淖爾市的磴口縣、烏拉特前旗。共21個旗縣區。其自然環境具有過度性和脆弱性,半農半牧的土地類型在空間上交錯分布。這里是蒙古族比較集中的地區,也是農牧經濟交錯結合的地區,又是蒙漢民族雜居的地區,牧民兼營農業,存在著因民族雜居和農牧交錯所引起的農牧矛盾[1]。 （一）自然地理概況 內蒙古高原外沿平原和丘陵地帶，大興安嶺縱貫本區的東部西側，陰山山地橫臥在西部。本區氣候特征為干旱少雨，降水集中，富日照，寒暑劇變，冬季嚴寒漫長，多西北風，天氣晴朗，雨雪稀少。夏季短促，氣溫雖不高，但干熱，在大興安嶺以東，陰山之南的山前地區，地處季風邊緣，能受到夏季風的一定影響，降水稍多。而大興安嶺以西、陰山以北的山后地區，深居內陸，呈典型的大陸性氣候，干燥少雨，寒暑變化劇烈。從而形成本地區兼有二者特點的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從東向西呈現半濕潤、半干旱而至干旱的大陸性氣候特點，在自然植被分類型上從東向西也有明顯差異。依次分布為山地針闊葉林、草甸草原干草原、荒漠化草原、草原化荒漠帶。 （二）人文地理概況 半農半牧區國土面積為15.5萬平方公里,占全區國土面積的13.1%；而2002年總人口為675.03萬，占全區人口的28.4%。平均人口密度達43.6人/km2，比全區平均值高出23.5個點。除去沙化、退化草場、山川丘陵以及礦區、自然保護區和城鎮用地，可用于農牧業生產的土地更為少。2002年耕地面積合計為249.17萬公頃,人均耕地面積不到6畝。半農半牧區中漢族人口占多數,多民族雜居,2002年半農半牧區實現國內生產總值455.5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6747.5元，比全區平均值低485.5元；實現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總額為210.87億元，人均為3123.9元；工業總產值總額為244.95億元，人均為3628.7元；財政收入19.5億元，人均為288.9元；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1920元，比全區農牧民的人均純收入低166元。2002年年末牲畜存欄頭數達1264.81萬只(頭),人均不到2只(頭)。 二、研究區近五十年畜牧業發展變化總體趨勢 近50年半農半牧區的五畜總頭數大量增加，2003年增加到1949年的10倍多。在各區五畜中山羊和馬所占的比重最高，分別達43.98%和1.80%。其中，大畜的變化比較平穩。該區五畜的變化之所以有其自身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小畜的變化上，綿羊和山羊的發展變化具有交錯性，其中有兩個重要交叉點出現在1969年和1998年。1969年以前，山羊的總數比綿羊多，其增長速度也較快；之后的近30年間，山羊先呈略下降趨勢后穩步上升，而綿羊的總數已超出山羊，其發展變化呈起落中緩慢增長趨勢；1998年后，由于“退耕還林還草還牧”，綿羊和山羊的增長速度均較快，變化曲線也很相似，但在總量上山羊已超出綿羊。從五畜的結構變化看，小畜占的比例提高，1949年綿羊和山羊的比例分別為26.79%、26.0%，2003年時增加到44.61%和43.98%,而大畜的比例大大減小，牛、馬的比例從1949年的42.61%和4.43%減少到2003年的9.61%和1.80%，原本占有極少數的駱駝（1949年其比例為0.16%）到2003年時基本上消失了（2003年其比例為0.00%）。（見圖1） 三、研究區近五十年畜牧業發展變化原因分析 （一）自治區成立初期和恢復時期的畜牧（1947年-1952年） 1947年11月,內蒙古共產黨工作委員會制定“在半農半牧區,發展農業,發展畜牧業”的方針。1948年7月,烏蘭夫在旗縣以上干部會議上指出:“半農半牧區沒有區別的和農業區實行了完全相同的平分土地的方法是錯誤的,沒有看到半農半牧區的農業發展開始不久,很多地方的地主、富農是不久以前方生長起來的,沒有照顧到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2]據此,對半農半牧區的民主改革提出了一些具體政策，解決了農牧矛盾。隨著農牧矛盾的解決,在廣大半農半牧區出現了蒙漢人民團結互助、農牧業互相補充、互相支援的新氣象。到1952年,恢復與發展畜牧業的任務,奇跡般地勝利完成。1949-1952年半農半牧區的牛和羊的頭數迅速得到提高。恢復時期畜牧業和半農半牧區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自治區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畜牧業（1953年-1956年） 為了糾正半農半牧區畜牧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偏差，1956年9月10日，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發出《關于農區、半農半牧區發展畜牧業生產的幾個問題的聯合指示》，其中對畜牧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提出了許多政策性指示，諸如，要求牲畜入社過程中，必須絕對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則，不能使畜戶吃虧[3]。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及時有效地糾正了過去強迫牲畜入社的偏差。有很多社員買牲畜自養，有些農民提出“不瘦不死,當年補齊”的口號。 （三）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畜牧（1957年-1966年） 1958年1月至1960年冬發生的“”運動，使牧區工作和畜牧業生產遭受嚴重挫折。在大辦牧區農業的號召下，各地盲目開墾草原，所造成的問題明顯暴露出來。已開墾的草原中有大約30%不宜開墾的草場，既破壞了草場，也造成了既不能農也不能牧的結果。“”運動造成畜牧業經濟主要比例嚴重失調，使社會主義畜牧業經濟遭到嚴重損失。這種情況持續到1960年冬，由于中共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左”的錯誤，這場歷時三年之久的“”運動才被停止。雖然1958年以后由于急于求成的“左“傾指導思想的錯誤，曾使畜牧業經濟遭受過挫折，但從總體上看，由于全黨始終堅持在發展，從1961年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了五年調整，畜牧業在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這一時期在半農半牧區牲畜頭數增長72.83%，各類牲畜全面增長，綿羊和山羊增長幅度增加，但山羊比綿羊的增長速度要快。#p#分頁標題#e# （四）時期（1966年-1976年） 1966年-1976年間“”，使內蒙古畜牧業遭到了自治區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連續四年的政治大動蕩使畜牧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生產形勢急劇惡化，陷入低谷時期。1966年雖然有自然災害的影響，牲畜頭數下降幅度之大是少有的，12月末，全區牲畜總頭數比1965年12月末減少298.66萬頭，下降8.33%，是自治區成立19年間牲畜發展狀況最壞的一年。同期間畜牧業產值下降2.61%。但到了1970年，全區牲畜頭數擺脫了來年下降狀況，開始回升，走出低谷。1973年畜牧業產值達到10.44億元，比1969年增長11.78%，比1972年增長13.7%[4]。 （五）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畜牧業（1976年-1997年） “”結束后，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內蒙古的畜牧業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畜牧業生產開始恢復和發展。1980年牧業年度與1976年相比，牲畜總頭數增加242.69萬頭，達到4651.76萬頭，增長5.2%，恢復并超過“”前1956年牧業年度4487.57萬頭的歷史最高水平。半農半牧區，根據其自然地理條件，實行兩種經營方針。陰山以北靠近牧區邊緣地帶，經營方針逐步改為“以牧為主，農牧林結合，因地制宜，全面發展”。把部分耕地退耕還牧，恢復和提倡糧食輪作和壓青輪作制度，逐步做到一半壓青，一半耕種。同時加速灘川地建設，逐步把它建成以林牧為主的方針，植樹種草，促進農業。擴大林地草場面積，逐步建成水土保持用材林基和畜牧業基地。“兩定一獎”、“畜草雙承包”責任制的恢復與改進，初步改變了社員過去經營牲畜，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牧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受到了牧民群眾的歡迎。 四、可持續發展對策 內蒙古半農半牧區位于內蒙古北部牧業帶與南部農業帶之間，是一條由鄂爾多斯高原東部向東延伸至大興安嶺北端東南側的狹長地帶,又稱農牧交錯區。由于農耕文化滲入牧區，使得演變成半農半牧區。半農半牧區由于歷史和人為因素的影響，農牧業在土地利用等方面長期存在尖銳矛盾，主要表現在墾荒過度而導致沙化，天然草地面積縮小，阻礙農牧業的協調發展。其中原因有草原退化、自然災害等自然系統的變化及生產、經營方式和牧民觀念的轉變、政策變動等社會經濟因素的變化，這些驅動因素都不同程度的影響著半農半牧區畜牧業的發展。發展半農半牧區畜牧業必須首先保護草場生態，大力推進草田輪作，調整種植業結構,提高飼草供給能力,減輕天然草原壓力。與此同時，也必須重視畜牧業在半農半牧區的地位，實施有效的的政策。抓住合理利用草場和田地與因地制宜兩個重點，整合社會力量資源，依靠科學技術進步，提高整體效益，促進半農半牧區畜牧業與生態環境建設的同步發展。只有遵循自然與人文這兩大規律，才能讓畜牧業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