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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循環是事物的一種基本運動形式，中國古代的循環演化思想是對這種運動形式的基本正確反映，具有一定的科學價值。循環是一種普遍規律，任何事物的產生、成長和滅亡，都是循環運動的表現，具體事物的各式樣態和形式都只是循環運動中的一個節點。循環演化思想作為中國古代自然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廣泛滲透到傳統文化的各方面，成為農耕文化的重要支撐。
一、循環觀及其機理解釋
在中國古代循環思想中，最為宏大的當是宇宙循環論，其總體認為：“宇宙演化存在明確的周期性，每一周期均經歷相同的時間長度，而且又都重復相同的生存、發展至毀滅的歷程，如此循環往復，無始無終。”撇開純粹的宇宙論，最能體現循環往復思想的莫過于《周易》了，《周易》以“變”論事，強調“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的循環運動，其無論是形式（八卦）還是內容，都體現了自然宇宙和社會事物的循環觀念，六十四卦體系處于宇宙大循環之中，天地交生萬物，萬物處于永不停息的運動變化之中，事物變化無始無終，循環往復不斷。而每一卦又有陰陽爻的轉化、變異之小循環，這種小循環被納入乾坤轉化的大循環之中，意指一切事物都在各自的循環運動中變化生息?？梢?，《周易》的卦、爻以及配以文字的雙符合體系，既包含宇宙自然的大循環，又包含宇宙大循環之中的各種具體事物的小循環，揭示了萬物循環往復運動的規律性?！兑讉?middot;系辭下》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易經·復卦》中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等等，就更加明確地闡明了日月、四時的循環往復。正如《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衍義》言：“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復，蓋剛交柔而為復，柔交剛而為姤，自茲而無窮矣。”李約瑟評價說：“沒有什么能夠更好的地說明《易經》中所體現的相互聯系的思維的辯證性質了。任何事態都不是永遠的，每個消失的實體都將再起，而且每種旺盛的力量都包含著它自身毀滅的種子。”任何事物始終處于生滅的循環往復之
循環觀念也是中國古代哲人闡發自然社會事物的重要依據。老子認為自然萬物有生必有死，有滅必有生，它們始終處于往復循環之中。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道德經》第十六章說：“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事物由動到靜，各自回歸本根。物種變化也是如此，《莊子·至樂》在闡述從昆蟲到人的變化時，以“機”闡述其循環思想。如：“種有幾，得水則為絕，得水土之際……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有反入于機。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如此循環往復，萬物天成。
不僅如此，物種之間也存在著循環相食。如《關尹子·三極》載：“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由此，萬事萬物都在無始無終的循環中生息。正如《荀子·王制》所云：“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呂氏春秋》明確提出“圜道”，指出“天道圜，地道方”，從日夜、四時、天體、植物生長及其云氣變化等角度闡述了循環之道。從而指出：“一也齊至貴，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循環觀念在中國古代思想中得到充分體現，并呈現各種不同的闡述方式。
毋庸置疑，循環往復觀念可以在直觀和經驗層面得到，但其內在機理探索。在中國古代思想中，氣陰陽五行學說充當了循環機理機制的解釋，陰陽消長變化、五行相生相克，日月推移萬物運轉，一切自然社會事情發生發展都不例外。在四時季節及其萬物生長等方面，《管子·四時》云：“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揭示陰陽變化為天地運行、四時轉移的機理。
《管子·乘馬》云：“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馀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管子·形勢解》：“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陽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而在萬物生長循環的作用機制方面，以陰陽的消長作用機制進行說明，如《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云：“由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于下，陰生于上，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在人體生理及病理過程中，《黃帝內經》引用陰陽五行理論，闡述其年、月、日循環過程。《素問·金匱真言論》云：“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也。”同篇還指出，一日之中的陰陽氣也處于消長循環之中，即：“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總而言之，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言：“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其在討論東、南、中、西、北對應的身體臟腑的關聯時，指出五方所屬及其循環相勝關系，即“辛勝酸、咸勝苦、酸勝甘、苦勝辛、甘勝咸”之循環相勝關系。并對應時間節律與身體，《素問·六節藏象論》云：“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同法”。
魏伯陽在《參同契》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煉丹理論體系，他將卦實體化，在《參同契》中列出卦與太陰循環和周日循環的聯系，并運用陰陽學說進行闡述?！吨芤讌⑼?middot;日月懸象章》曰：“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忽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周易參同契·晦朔合符章》又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混沌鴻蒙，牝牡相從……陽炁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循環璇璣，升降上下。”同樣，在運用干支循環紀年中，《史記·律書》從數理和陰陽機制等方面闡述其自然循環之理。其開篇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于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陰陽各有六律合為十二律。由此，《史記·律書》將干支與天運物象、陰陽變化、萬物生長等進行了關聯。#p#分頁標題#e#
張載明確指出循環事物之“機”在于陰陽消長變化，《正蒙·參兩篇》云：“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正蒙·動物篇》認為：“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蕩，升降相求，絪缊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并明確指出，動植物生長發育就是陰陽氣的聚散的結果。其言：“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羅欽順以氣為本原，云：“蓋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辟，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于氣而立，附于氣以行也。”強調萬事萬物的運動變化都因氣的循環變化而起。
二、循環觀與農耕文化
長期的農耕實踐為循環思想提供了思想源泉，循環思想與農耕實踐的互動和互進，形成了獨特的農業文化。
農耕實踐奠定了農業文化的基礎。農耕實踐依賴于土地和作物，人們在有限的土地上，依賴時間節律、氣候及其自然生態演替規律，進行著周而復始的循環耕作。更為重要的是，農耕生產中的輪作復種制度引導了農事活動和社會生活，這種循環往復的操作影響人們的社會生活及思想文化。從刀耕火種原始農業開始，先民采取年年易地，多年循環的撂荒耕作和連耕、連撂的輪荒耕作形式，原始農業后期，出現了以“、新、畬”和“田萊制”、“易田制”為代表的短期和定期的輪荒耕作形式。春秋戰國時期，黃河流域逐漸從輪荒耕作走向了土地連種，并在此基礎上，創始了輪作復種制。這期間，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形態。早期采用壟作與平作循環，土壤翻耕和免耕相結合以及水旱輪作等方式，實行耕作中的多種循環。隨著輪作復種制度的加深，在施行作物輪作的同時，配合施行翻耕———免耕———翻耕的循環的土壤輪耕。在一年兩熟、一年三熟制的施行的同時，土壤耕作采取相應的水旱輪耕方式。隨著作物輪作復種和間作套種制的發展，土壤耕作也相應地采取了翻耕和免耕或耨耕相結合的方式。由此可以說，以輪作復種為中心的耕作栽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就了精耕細作的農業方法，支撐了傳統社會的綿延發展，廣泛深入地影響了傳統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
種莊稼的歷史培植了中國的社會結構。農業文化離不開“土”和“谷”，本質上屬于鄉土文化、五谷文化。人們從生到死，長期守著一塊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們與土地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美國農學家金考察了中國日本韓國的農業和農民，“他認為中國人像是整個生態平衡里的一環。這個循環就是人和‘土’的循環。人從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瀉物還之于土，一生結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復始?？恐@個自然循環，人類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為這個循環的一部份。他們的農業不是和土地對立的農業，而是和諧的農業。”與此相適應，在倫理本位的氛圍里，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第一位的生活，人們圍繞祖宗、父母、兄弟、子孫及其親戚朋友而生活，每個人都是宗法倫理關系中的一個節點，人們活動空間相對狹小，人際交往限于宗族親情之間，塑造了人們取向“中庸”的性格，以及重“和”、重“仁”的品格，反映到現實生活中，在各種網絡交織中循環往復，取向“知足常樂”、平安、寧靜的生活。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看，小農經濟思想利于社會的穩定，也是專制社會政治得以穩固的基礎。自然的農業經濟以及由此引導的思想文化世代相傳，循環不斷，經久不衰。
農耕實踐始終圍繞時節、氣候等自然環境周而復始。農業生產的過程，是種子———植株———種子的演化過程，其包括播種、萌芽、生根、長葉、開花、結實等具體環節，人們為應對這一周而復始的過程需要在生產生活上做好適應性的安排，從而強化了循環往復的觀念和無所作為的命運感。人們在農耕實踐中，要做到天、地、人、物的協調統一，農事活動及其社會生活要與天時、地利、農作物生長規律相一致，生產實踐社會生活的小循環被置于天地自然的大循環之中。所謂天時，反映到農業實踐中是氣、熱、水、光等因素的最佳組合，地利是地形地貌特征、土壤理化形狀、土壤肥力等因子的組合，天、地處在周而復始的循環運動之中。
與此同時，農業文化思想觀念也影響著人們的實際生產生活。物態文化與非物態文化有著相互的影響和作用。循環觀念不僅引導了人們思想觀念，還影響了人們的生產實踐和社會生活。前文所述，氣陰陽五行思想不僅充當了循環本質的解釋，其本身亦蘊涵著循環演化思想。天地自然、社會人事都在氣陰陽五行的作用下，處于普遍聯系和循環往復的運動之中。氣陰陽五行思想作為中國古代的重要思維方式，一方面，在物質本原、結構及其運動變化等方面給予了重要闡釋。另一方面，進入社會文化中，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社會生活。傳統哲學天、地、人“三才論”及其“天人合一”思想與農業實踐密切關聯，這種具有生存論的哲學觀念思想，進而拓展衍化為美學的、文學的、藝術的、以及旁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普遍觀念，從而廣泛地影響構建了農業社會文化。
三、循環觀與“時候”文化
“時候”是先民認識自然的一個重要開端，時間在生產生活方面的重要特征是循環往復，時間季節循環對于人們現實生產生活具有重要意義。時間的辨認不是處于哲學的考慮抑或好奇的結果，計時不僅是生產實踐的需要，也是一種文化上的需要。時候對于中國農業文明意義獨特。自古以來，中國從帝王到百姓、從生產到生活的各個領域都蘊涵著特有的時間觀?！栋谆⑼?middot;德論》曰：“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于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于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勞作。”《尚書·堯典》的“食哉唯時”，《詩·小雅·魚麗》“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書·益稷》“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易·豐·彖》“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等等，對“時”的把握可以說是圣王之道、國之本、治之理、民之用，“時”在治國安邦中具有統領作用。如《管子·霸言》言“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管子·四時》云：“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國家乃路。”“時”觀念是中國古代思維及其行動的重要取向。不僅如此，還強調了四時節律及其意義，認為按照四時規律及其所賦予的意義行事，就會自然收獲和成功，可以實現天時地宜人和，達到五谷實、草木多、六畜旺、國富強及其內外兼治的目標?！豆茏?middot;禁藏》言：“春仁，夏忠，秋急，冬閉，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風雨時，五谷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強，民材而令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強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后和也，不失其時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p#分頁標題#e#
與此同時，“天時”延展到自然社會事物的生成化變機理和態勢之中，置“時”于道、德、法的體系的建構之中，形成了獨特的時候文化。國家社會要保證社會法制規范的實施，就需要以道德、天時來參鑒。如《管子·版法》言：“法天合德，象地無親，參與日月，佐于四時。”正是《管子·版法解》所言“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圣王以效法“天地之位”、“四時之文武”，以建經紀、以行法令，以治事理?！豆茏?middot;形勢解》云：“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時與道、德、法相互關聯、相互依存、融為一體。如《管子·四時》云：“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德始于春，長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時、道、德與法相融通，《管子·四時》云：“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于時則生福，詭則生禍。”不僅如此，還把天時與人心（德、人之道）、法令并列為“為國之本”，《管子·禁藏》曰：“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之心而為紀，法令為維綱，吏為網罟，什伍以為行列，賞誅為文武。”天時融入道、德、法體系，“時”的自然秩序性質、政治性傾向漸漸過渡轉變成道、德、法融通的社會秩序和社會規范的性質。從圣人到百姓，從政治、社會生產到群眾生活乃至用兵都要務時和把握時機。“時”在社會文化中具有普適性意義。
在中國農業古代文明中，最能體現“時候”文化特征的當是“月令”圖式。月令圖式以時系事，以四時為總綱、十二月為細目，以月記述天文歷法、自然物候、地理時空。月令是帝王統治及其百姓生產生活安排的一種時間模式。正如蔡邕在《月令篇名》言：“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四時節律是自然規律的體現，圣王需要掌握它，百姓生產生活必須依賴它。如：“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圣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焉。
觀斗所建，命其四時。”王者通過月令授受民事。
即“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是觀時候授民事也”。
月令內容所涉領域十分廣泛，可以概括為兩個層面，一是自然層面，包括氣候、物候等表征的時間節律的記述；二是人事層面，上至天子起居飲食服飾、百官政治，下至萬民庶務，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軍事、宗教、民政等各個層面，社會生產生活的內容一應俱全。月令從治政角度規定著人們的時間生活，在帝王明堂制度中，流動的自然時間轉化為國家和社會人事活動的時間指南與時間規范。月令系統延展的時程性、節律性的社會生活，以及由此拓展的社會文化要素，影響到民族性格、社會意識，生存理念，維系著中華文明的綿延。
在月令思想影響下，形成農家月令派，其顯著標志是月令體農書。月令體農書是中國古代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基本取向是“農時”為核心，以歲時季節安排農事活動，人們處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中，其自然地理、四季節律、氣候物候循環變化都關系到農業生產實踐，農業生產農民生活都圍繞四時節律循環往復?！对铝睢吩谝欢ㄒ饬x上反映了中國傳統農業生產和農家生活的一種重要方面。
農業的要素就是宇宙自然的要素。對于農業生產來說，其系統的復雜性決定了農耕對時間要求的模糊性，而精確時間的確定又有利于農業生產的開展和把握，準確時間的確定依賴于歷法的推進。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由于農業發展及其歷法推進，形成了二十四節氣為標志的成熟的“時候”體系，奠定了傳統農業的“農時”基礎。傳統農業以“農時”為核心，為歷代農學家所關注。“時”體現了各種環境因素及其資源的集合，蘊涵著天地自然社會事物的節律、契機及其運行機制。“時”是萬事萬物生、成、化、變的一個絕好標志，反映到農業上就是“農時”，四時、八節、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等，充分表明了農業生產實踐的“時間節點”。傳統農業以“物候”、“時候”為基礎，形成了“農時”為核心的精耕細作農業傳統。古代人們對于時間的實際駕馭可能不僅僅依賴朔望月和二十四節氣，也不僅僅依照老《黃歷》，而可能是來自特定物候、諺語流傳、歷書傳播、老農經驗的多向整合。“時候”體現了幾千年經驗農學的特征，引領傳統農業走向了精耕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