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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德良 單位：嘉應學院
城市林業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學者ErikJorgensen(1965)[1]提出,但城市林業學術思想及其科研、教育等卻在美國得以發揚光大,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美國城市林業始終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歐洲的一些發達國家及日本等也于20世紀70、80年代分別接受了北美城市林業的思想,并憑借與美國的強勢關系以及強大的經濟基礎,城市林業的科學研究等也達到了近于美國的水平[2-8]?；仡櫝鞘辛謽I從學術觀點到全面實施的建設與發展過程,分析、研究歐洲各國、美、日等城市林業先進國家成功的奧秘,可以清楚的看到,美、歐洲各國、日特別是美國城市林業之所以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根本原因,一是城市林業及系統管理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環境運動”及其痛定思痛的反思中,所以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政府、研究者、民眾的大力支持,也正因為獲得了官方、民眾的大力支持,使得城市林業在高起點上得以順利地發展;二是大力加強城市林業科學研究,通過各級政府與行業及專業協會等的廣泛參與,培養和鍛煉了一批現代城市林業科學研究與管理人才、提高城市林業科技水平是城市林業發展成功的又一個重要方面[7-8]。當今中國城市正處于深刻的(形態結構、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等)社會變更時期,林業正處于“破壞與建設相持”的歷史新階段,在這樣一個繼往開來的新時期,前瞻性地開展國內外城市林業科學研究的對比分析,汲取他們成功與失敗的教訓,對類似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快速的城市化建設浪潮中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城市綠化建設的關系,如何創造和諧的城市人居環境等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7]。
1國內外城市林業科學研究的比較分析
1.1研究規范性
任何一門學科都必須有其明確的研究對象、范疇、任務、研究目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對于城市林業這樣一門既年輕又古老的學科,目前其研究的規范性還有待于提高,如對于城市林業的概念,ErikJor-gensen(1965)[1]最早提出“城市林業并非僅指城市樹木的管理,而是指對受城市居民影響和利用的整個地區所有樹木的管理,這個地區包括服務于城市居民的水域和供游憩的地區,也包括行政上劃為城市范圍的地區”;美國林業工作者協會城市森林組為城市林業下的定義為“城市林業是林業的一個專門分支,是一門研究潛在的自然、社會和經濟福利學的城市科學。目標是城市樹木的栽培和管理,任務是綜合設計城市樹木和有關植物以及培訓市民,其范圍包括城市水域、野生動物棲息地、戶外娛樂場所、園林設計、地面污水再循環、樹木管理和木質纖維生產等”[9];而歐洲目前對城市林業的理解尚不盡完全相同,普遍是指管理位于城市內部或周邊的樹木和森林資源的一門科學、技術和藝術,目的是為了能讓城市的樹木資源更多地給社會提供環境、藝術、經濟、福利等方面的服務[10]。此外,我國學者王木林(1995)、吳澤民(1996)、彭鎮華(1999)、李吉躍(2001)等對城市林業都表達了各自的理解[6-7,11]。又如目前全世界對于城市森林范圍還停留在各自表述階段,沒有統一的標準。美國的GreyGW和DenekeTJ及我國臺灣高清教授認為,城市綠地和風景林及城市周邊的水源涵養林都應劃入城市森林的范圍,瑞典規定距市中心30km以內的林地為城市森林。美國和有些歐洲國家以乘坐陸地交通工具去旅游當天能返回城區的半徑范圍為城市森林規劃建設的范圍。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王成、王木林等強調要考慮行政區劃和實現城鄉一體化[6,11-12]。鑒于目前城市林業的基本概念、研究范疇在國際上還沒有一個統一明確的研究規范與標準,各個國家也只是根據各自歷史文化傳統或游憩的需要等制訂自己的標準與規范,因此,對于現階段的中國城市林業,在中國城市森林分會的組織下,組織有關機構如: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北京林業大學、中國科學研究院沈陽應用生態研究所等單位展開對諸如城市林業、范疇等一些基礎性的概念,結合中國的實際制訂一個權威而統一的標準(中國版),這對于我們以后的研究工作及城市林業學科的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13]。
1.2研究系統性
由于技術和認識上的滯后,傳統的綠地規劃一般只是在城市規劃總圖上根據現有用地完成“城市綠地率”、“城市綠化覆蓋率”和“人均公共綠地面積”等硬指標,而進一步的實際問題則較少深入考慮。城市應該建成什么樣子?如何解決現有城市的環境問題?怎樣才能創造出理想的城市人居環境?一個城市究竟需要多少綠量?量化的依據是什么[14]?城市森林的結構和分布如何?形態和布局如何與城市的形態有機結合?建成區的綠地如何與郊區的城市森林、城市農田、水域濕地等協調發展?綠地的生態服務功能是否得到充分發揮?凡此種種,由于錯把手段當目的,只求滿足建設部門有關城市綠地規劃的硬性指標,致使我國城市森林總體質量不高,生態、社會及經濟綜合效益還未得到充分發揮,對環境壓力的承受力也十分有限[15]。從目前國內外對城市林業研究的總體情況上看,其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城市林業的產生和歷史淵源;城市森林的功能效應;影響城市森林建設的自然和社會因素;城市森林的調查和評估;城市森林的經營和管理;城市樹木的價值體系;城市林業法規和管理體制[16]。如對城市森林生態效益的系統評價這樣一個重大問題,涉及到城市林業的眾多方面,如城市森林的本底調查、群落結構、空間分布格局、制訂效益評價標準和規范等,目前國內大多受研究手段的限制,只能以有限的野外觀測數據為基礎進行單因子或有限幾個因子展開研究,研究結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質疑,倘若借助于3S技術等現代新技術進行系統性分析,如美國林業(一個非盈利的民間保護組織,www.americanforests.org)開發并采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統(GIS)軟件CITYgreen對包括亞特蘭大、新奧爾良、休斯頓、華盛頓特區和圣安東尼奧州20多個城市在內的生態分析,這些分析將城市森林改善空氣質量、碳儲存和吸收、能量利用、防洪控制等生態效益轉化為經濟價值[4-5,17-20],其研究結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得以大大改觀,但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在我國僅見于北京、天津、廣州、上海、沈陽等少數城市的航空遙感綜合調查研究。此外,眾多中國城市林業研究工作者,往往只注重于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的研究,如有的城市研究工作者只注重城市森林的結構研究、有的則側重于熱島效應的研究或側重于污染氣體的治理方面,由此可見,各地區的研究雖各有優勢,但都比較分散,即各地區研究的角度和側重點不同,未將城市森林各方面的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因而不能為生產管理部門提供重要的決策依據,研究的系統性還有待于加強[13]。#p#分頁標題#e#
1.3研究方法與手段
傳統上城市森林資源調查(各種類型面積的調查、森林總生物量調查和森林生態環境資源和功能的調查),通過隨機布點的野外調查或城市森林本底資源調查,可以了解城市森林的面積、類型、個體數量、生長狀況、健康情況、森林群落多樣性、森林貯碳和制氧能力等各項數據,為城市森林的面積和功能研究提供基礎數據,但這種方法不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且耗時較長。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以3S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和以恢復生態學、景觀生態學為代表的理論方法已經或正在逐步運用于城市綠化的研究中,成為宏觀生態學研究的基本技術方法和手段[4-5,11]。1997年起,美國陸續發射了一批高分辨率的商業衛星,商業衛星影像的分析與應用技術將是一場資源數據獲取技術以及利用方法的革命,運用這些數據相關的自動制圖、影像精確輻射校正、土地覆蓋變化的自動控制等關鍵技術正在研究之中[21]。事實上,歐美等發達國家已將遙感作為城市植被信息獲取的基本手段,而GIS則為管理城市森林提供了宏觀手段和先進平臺,在資源清查基礎上,建立城市樹木的分類管理系統,根據需要,對現狀數據庫進行更新,以預測城市森林的發展趨勢,為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提供設計工具和決策依據[22]。目前,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有[6,11]:天津以彩紅外航片為主,編制了天津市植被圖,并結合其它手段,研究了大氣污染的生物效應,進行大氣污染的植物生態監測;廣州應用彩紅外航片和天然彩色航片繪制了廣州植被圖;北京用天然彩色航片繪制了北京一定地域建成區內城市樹木綠地分布圖,并以此為基礎,研究了城市森林與環境效益;上海于1988~1991年間進行了城市航空遙感綜合調查研究,主要應用彩紅外航片研究城市綠化覆蓋率的計算方法以及綠地變遷,同時建立城市樹木遙感解譯標志,并進行城市行道樹生態質量評價與功能區域的分析研究;1992年后上海進行了城市三維綠量的研究,主要是探討城市綠化生態效益的估算問題;從1994年起上海開展第二輪航空遙感綠化調查,在這項為期3年的研究中,除了進行綠化覆蓋率、綠化變遷等常規調查外,重點研究了城市綠化信息的快速提取、城市綠化景觀生態分析以及城市植被地理信息系統等[17];1997年在北京大學的地理信息系統———城市之星(CITYSTAR)軟件基礎上進行城市林業專題的二次開發,建立了以廣州城市林業管理為主體內容的實用系統(廣州市城市林業管理信息系統GZUF-MIS),并應用此軟件開展了廣州市城市森林格局的研究[23];2001年來,沈陽主要利用CITYgreen模型對沈陽市城市森林的結構(植物配置、層次結構、種群、群落的水平和垂直結構)和生態功能(凈化空氣、調節小氣候、防止水土流失、防污滯塵、降低噪音等)進行調查和測定。上述這些研究雖與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近10年來3S技術在我國已引起了城市林業工作部門的廣泛關注,特別是中國科學院沈陽應用生態研究所開展的沈陽市城市森林結構與生態功能的調查和測定,使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在逐步縮小。
1.4研究內容
根據1989~2005年(11月)間在重要中文刊物發表的標題中含“城市林業”的相對重要的論文有44篇,如林業科學(2篇)、林業科學研究(3篇)、應用生態學報(1篇)、世界林業研究(8篇)、生態學雜志(1篇)、北京林業大學學報(1篇)、南京林業大學學報(3篇)、熱帶亞熱帶植物學報(1篇)、林業資源管理(8篇)、林業科技開發(1篇)、林業調查規劃(4篇)、林業經濟/問題(7篇)、林業科技(1篇)、城市環境與生態(1篇)、世界科技研究與發展(1篇),首先將上述論文按綜述、國外城市林業介紹、理論與方法探討等進行分類,對其分布作粗略統計(表1),從中可以看出,這些論文多數屬于文獻綜述類,占總數的39%;其次是理論與方法探討,占總數的20%,若加上譯文和國外城市林業介紹,這4類“抽象式”論文共占總數的66%,而以地方性城市森林建設、管理、規劃設計和信息化管理軟件研制的論文則只占34%,說明我國城市林業研究工作者特別是在2000年以前,主要是進行城市林業的理性思考較多,而作具體、深入細致研究工作的較少,這一方面可能是受研究項目較少和開展森林城市建設的城市較少的限制,另一方面可能受前期林業分類經營思想影響而對城市林業的效益評價、經濟與資源問題研究得較多。此外,透過1998~2004年標題含有“城市林業/城市森林”碩博論文的信息也可以發現,這種“重理論、輕實踐”的現象在2001年以后有所改善,特別是透過2004年5位(中國)博士的博士論文信息(表2),這種以地方性城市森林建設和研究為基礎(分別為包頭、揚州、沈陽),注重腳踏實地的研究和實實在在的城市森林綠化建設的行為有了極大的加強。但即便與菲律賓城市林業研究的信息相比(涉及生物物理方面、生態環境方面、社會和經濟方面、管理方面、政策/法律方面和項目、技術方面)[24-25],中國城市林業研究的內容在某些領域也尚不夠全面,如對城市林業的政策、法規研究、城市林業管理體制改革的探討,盡管議論較多,但也只是說說而已,真正深入探討者很少,此外,有關城市森林的能源效益、吸碳效益等也未見報道,而發達國家自90年代起對城市森林與全球氣候變化關系的研究就顯得較為熱烈。
2啟示與對策
2.1啟示
2.1.1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和強有力的組織協調機構1996年美國農業部林務局提出的城市和社區林業項目戰略導向是確保城市林業國家戰略規劃成功實施的重要保障。“未來城市和社區林業發展:構建健康生態系統,創建充滿活力社區”是美國林務局針對城市和社區林業管理存在的問題而采取的戰略指導意見,成為美國直至2005年城市森林建設和科學研究的指導性文件[18,26-27]。美國農業部林務局在城市林業研究和信息傳播方面起領導作用,在國際樹木栽培者協會、美國林業工作者協會、美國林業協會等協調配合下,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為美國城市林業獨步于天下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受美國的啟示,為整合歐洲國家各國城市林業研究資源,在丹麥森林、景觀和規劃中心的發起和組織下,在“科技研究領域的歐洲合作”框架范圍內,1997年以來,城市林業領域先后開展了COSTActionE12“城市森林和樹木”、COSTE39“森林、樹木和人類健康與福利”的科學研究,組建了歐洲城市森林研究和信息中心(EUFORIC),這些研究項目和信息網絡平臺為歐洲城市林業的合作研究、信息交換、人才交流與培養等開創了嶄新的一頁,使得歐洲城市林業研究的效率和效果得以極大地改觀[11];此外,北歐城市林業合作組織(SNS)、歐洲國際林業聯合會(IUFRO)、歐洲林業研究所(EFI)、德國萊比錫大學等通過資助或合作研究也極大地促進了歐洲城市林業的發展[6,11]。盡管新加坡“花園城市”建設理念[28]有別于城市林業/森林,但在新加坡林務局的領導下,在“公園與休閑部”或“公園與休閑局”的具體操作下,能夠幾十年如一日的長期地實施,實在難能可貴,是中國“園林城市”、“衛生城市”、“人居環境城市”、“森林城市”等評比與建設活動值得借鑒與深思的。#p#分頁標題#e#
2.1.2致力于跨學科的綜合研究與開發歐美的經驗[3-5,10,29]表明,作為統籌城市自然與社會兩大領域的城市林業及其科學研究,除注意吸收傳統林學、生態學研究機構的人員外,還應該大力吸收園林工作者、城市規劃工作者、信息工作者(3S技術)、社會工作者、環境工作者、美育工作者等多學科人員參與綜合研究與開發,加強與環保、旅游、國土資源、城建、規劃等部門的通力合作,要有一種跳出林業(學)看林業的開闊心胸和宏大的氣魄,唯有如此,城市林業才能在未來的征途上獲得不懈的發展動力。
2.1.3要有一大批骨干或重點研究項目做支撐美國的城市林業科研體系包括聯邦系統、高等院校和企業三部分,聯邦系統的林業科研工作占有重要地位,面向全國。研究重點放在帶有全球性和全國性的科研項目上,對有應用前景的課題進行超前研究。近10年來通過實施美國農業部城市和社區林業基金項目、美國全國城市和社區林業戰略規劃(NUCFAC)的挑戰成本分攤基金項目、芝加哥氣候改良項目、美國農業部林務局———林業協會的國家城市森林評估項目等重大研究項目,帶動和激發了一大批城市林業研究工作者和相關機構致力于城市林業的科學研究,并為目前美國開展城市森林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科學技術支撐,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18-20]。反觀中國的城市林業,由于城市林業是一門新興科學,尚未開展全面研究。雖然我們有城市環境治理方面的國家攻關研究項目,但因尚未把城市林業當作城市生態環境的主體來對待,多年來,城市林業或園林沒有作為國家攻關或部(局)重點研究,所以不能為具體城市的規劃提供城市林業確切數量、植物群落的樹種、結構、空間等質量指標及參數,也難以對生態、環境、經濟、社會效益等進行綜合評價,更不能為城市規劃驗收、檢查、監督和制定法規提供科學依據[13]。
2.1.4要有強有力的科技研發中心美國早在1970年成立了Pinchot環境林業研究所,專門研究城市森林,改變美國人口密集區的居住環境;此外美國按照《麥克斯威尼———麥克納利條例》確立的按地區設立的7個林業試驗站和1個林產品研究所的聯邦系統科研管理體系,在美國城市林業的科技研發中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21]。在歐洲業已形成以丹麥森林、景觀和規劃中心,以歐洲國際林業聯合會(IUFRO)、北歐城市林業合作組織(SNS)、歐洲城市林業促進合作聯合組織(1997)、歐洲林業研究所(EFI)以及德國萊比錫大學[7]等為平臺的合作研究中心,為整合歐洲城市林業研究資源,加強人員、技術、信息的交流與合作,提高整體研究開發的效益與效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2對策
受江澤慧[30]在首屆中國綠化博覽會上指出的“十一五”期間和今后一個時期,國家林業科技創新體系重點在三個層面展開“國家林業局關于進一步加強林業科技工作的決定”的啟示,結合國內外城市林業對比研究體會,特提出以下對策。
2.2.1建設一批國家城市林業科學研究中心在當前,我國城市林業的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業已形成了以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及其城市林業研究室(林業系統)、中國科學院沈陽應用生態研究所及其城市森林創新組(中科院系統)、北京林業大學及其城市林業研究中心(教育系統)為骨干的三大研發中心,但與國外同類研究機構相比,從其綜合研發實力及目前承擔的研發項目來看,尚不足以支撐中國城市林業科學研究的重任,需要從人、財、物三方面加大投入,特別是需要從國內外引進智力資源和多學科背景的研究人員,克服目前各研發中心單純依靠1~2個核心人員的不利局面,條件成熟時也可組建中國城市林業研究所或研發中心,以此整合全國范圍的科研開發力量。
2.2.2建設一批國家城市林業科技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實驗基地中國地域遼闊,各地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相差很大,為此仿照美國按照區域布置林業試驗研究站的作法,結合中國目前的機構布置與研究現狀,為解決區域性城市林業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擬建立以下地區性城市林業科技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實驗基地:華北地區以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北京林業大學為中心,聯合中國科學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中國科學研究院生態研究中心;東北地區以中國科學院沈陽應用生態研究所、東北林業大學為中心,整合吉林林學院(現為北華大學一部分);華南地區以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華南農業大學為中心;西南地區以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廣西植物研究所為中心,聯合西南林學院、西南農業大學;中南地區以國家林業局中南林業調查規劃設計院、中南林業科技大學為中心,聯合江西農業大學;華東地區以南京林業大學、上海市綠化管理局為中心,聯合浙江大學、安徽農業大學、福建農林科技大學;西北地區以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內蒙古農業大學為中心。
2.2.3以創建森林城市為平臺、開展重大研究項目的聯合攻關2004年以來,國家林業局開展了創建國家級森林城市的評比活動,這是我國城市林業領域的一項重大舉措,目前國家級森林城市的評比標準和實施措施等正在擬議之中,參照建設部創建國家級“園林城市”十多年的經驗,擬議中的評比標準和實施辦法絕不會是一蹴而就的,應該是一個逐漸完善和提高的過程,為公正、客觀、合理地開展此項評比活動,以前述三大研發中心為基礎聯合相關機構,組織綜合攻關是十分必要的,此外,還可就(中國版的)城市林業/森林概念、范疇、城市樹木價值及生態服務功能評價等進行聯合攻關,加強研究的規范性和系統性,以期為具體城市的森林城市評價及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等提供理論武器。由于城市林業對居民生活和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研究城市林業中各種生物生存、生長、群落結構、生態發育狀況及其生態、經濟、社會效益等,并進行綜合評價,是一項難度很大有系統工程,此外,鑒于城市林業、園林植物領域多年來沒有國家級重大研究項目的現實,建議國家林業局、環境保護總局、國家科技部、建設部等部委局,把城市森林/林業列為國家或部門科技攻關研究項目或重點研究課題,以期在不久的將來為我國的城市森林、森林城市建設提供具體明確的技術參數和決策依據。
2.2.4建議國家林業局成立城市林業司或類似機構成立城市林業司或類似機構可以形成強有力的協調組織中心,提高綜合研究開發能力。從當前國家林業局機構設置及其各司職能職責看,甚至沒有一個職能部門在其主要職責欄目中出現“城市林業/城市森林”這個專有名詞,這與國家林業局開展森林城市評比的熱情及其全國火熱的城市森林建設熱潮似乎是不相稱的,也與中國林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總論[31]把城市林業置于其發展戰略高度來認識是不相符的。為加強城市林業/城市森林這一新興領域的組織協調與管理,作者以為建立一個綜合性的城市林業職能部門比較妥當,一是可以樹立城市林業領域的國家權威,加強全國的統一協調與組織管理工作;二是可以集中力量加強具有長遠戰略目標導向的研究、制訂全國性的城市林業/森林優先研究領域、重點項目等。#p#分頁標題#e#
2.2.5切實加強國內外的交流與合作1998年以來,在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首席科學家彭鎮華教授的帶領下,16個城市共同參與的“中國城市森林生態網絡體系‘點’的建設研究”(國家科技部項目)得以在全國范圍內如火如荼地展開,極大地推動了這些城市的城市森林建設,其社會影響力更是無可限量。在國際層面上,亞歐城市林業科技合作業已啟動,當前業已開始的工作包括舉辦研討會、人員互訪、網絡平臺的創設等,但作者認為與中歐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傳統、各具特色的園林藝術相比是遠遠不夠的,為此,除繼續開展上述工作外,還需進一步加大人才培養、共同立項研究、擴大人員交流的范圍等深層次的交流應該是今后發展的方向。
3小結與討論———未來中國特色城市林業研究的方向
3.1國內城市林業研究不足之處
對照美國城市林業未來的研究方向和重點[32,23]以及菲律賓21世紀議程確定的研究項目[24],作者認為中國特色城市林業研究在以下方面還有待加強。
3.1.1現有城市、城市邊緣和/或城鄉交界面的森林資源清查特別在城區,有關人口、組成、結構、密度、位置、病蟲害和狀況/健康的信息對于規劃和管理綠色空間是必需的基本信息;城市擴張的速度和/或這些綠色區域轉化為其它用途的轉化速度也是重要的。目前部分中國城市就城市林業論城市林業的環境本底調查大體已基本清楚,部分中小城鎮或西部城市可能連這些最起碼的基礎信息都不太清楚,更談不上應用以3S技術為主的現代高新技術進行動態數據更新、管理和應用。
3.1.2社會和文化維度感知、態度、偏好、動機、參與、責任、支付意愿和其它社會作用的更多研究與蓬勃發展的城市森林建設熱潮、市民大眾對城市森林的美好向往的信息是不夠的或不太全面的,為此應用社會學、美好的原理和技術開展城市林業的此類研究并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是十分必要的。
3.1.3城市林業的效益和成本需要的信息包括:城市森林碳交換、貯藏、吸收、空氣質量的維護、能源保護的潛能;在城市水文學、野生生物保護或生物———多樣性、噪聲消除方面的作用;社會和經濟效益如治療作用、心理效益、在房地產價值方面的增加或減少。目前中國已部分地開展了上述相關研究,但與國外同類研究相比仍嫌不夠,此外對全球氣候變化與城市森林、能源保護等領域的研究,幾乎沒有涉足。
3.1.4政策和法律方面包括國家土地使用政策和地方規劃條例、及其實施范圍和如何影響自然和人工綠色區域的融合,此外,這些綠化政策和項目、實施的范圍和導致項目成功或失敗的因素也都需要進一步評估,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國內鮮有人涉足,必須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
3.1.5管理和管理實踐按合同或內部規定在公共或企事業部位綠色空間的有效管理手段/戰略和品種選擇、種苗生產、作業器械和機構化作業等管理實踐也需要研究,有關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如深圳、上海等沿海開放地區開展了按合同制、承包制的養護管理改革試點,取得了一定的經驗,還需進一步完善與推進,此外,目前中國的城市林業的機構化作業及其相關器具的研究與國外同類的差距也正在逐漸地縮小;新品種的選育及應用雖也開展得轟轟烈烈,但綠化實踐中的栽培品種相對貧乏的窘境仍未徹底改觀。
3.2未來研究方向
鑒于歐美、菲律賓的經驗,作者認為以下領域或項目是今后中國城市林業研究發展的方向。(1)生物—物理和城市林業實踐研究,如基于GIS的生物—物理資源清查和城市綠色空間或城市森林單元的評價(體系);用戶喜歡的城市森林/樹木清查軟件的開發;適合城市種植的鄉土物種的選擇和篩選;物種遺傳改進和篩選抗污染、干旱與溫差物種;有成本效益的種苗生產體系;(2)社會—經濟研究,如碳交換、貯藏和吸收的潛力;空氣質量改善;能源保護;生物多樣性和野生生物保護;社會和經濟效益;意識、態度、愛好、動機、參與責任和其它作用;城市林業的社會接受能力;基于社區的森林管理方法的采用;城市森林及其經營管理信息的傳播;(3)政策和制度研究,如在按合同制經營城市林業的情況下,如何提高城市林業效率;城市森林資源所有者、經營者和利用者之間開展對話;現存的和擬議的城市林業和土地使用政策的評價和回顧;城市樹木條例的立法;不同組織機構及團體間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