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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立華 單位：南昌航空大學外國語學院
生態文學話語是以20世紀90年代形成的生態批評運動為嚆矢。進入21世紀，它卻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幾乎與“諸如結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心理分析批評和后殖民理論等相頡頏。”［1］(Gersdorf＆Mayer2006:9)而后現代主義為了生態批評的需要強調多方修正的多元性，對立二元和等級的不穩定性。這就為各種二元范疇，特別是自然和文化范疇創造了生產語境。本論文擬就兩部后現代小說文本中的環境隱喻進行分析解讀以揭示出后現代語境是怎樣通過語言產生出來，語言又是怎樣和語境相聯系的。
生態文學話語生成環境雖然生態批評直接關注自然和環境，但是努力將自然現象和文學批評結合起來會引起概念問題，因為生態本身就是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抽象概念。依賴于一切事物都與其他事物相聯系的質疑本體論論證，生態批評努力研究約翰•本內特所稱謂的“多有機生物概念”。也就是說，創造“一個整體實體的意象和概念，然后把這一意象當做真正的實體:如‘環境’、‘人類生態’、蓋亞(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女神)或者地球、宇宙、上帝”。［2］(Bennet1996:356－357)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首先，生態批評需要包容的、跨學科的方法。問題在于是否有可能發現包括多種環境問題的理論方法。實際上，任何對文學理論中的生態問題的質疑都需要理論支撐。改變目前批評理論中的看法和方法需要擴大理論系統;其次，如果批評重點專一于特別的文學作品，如自然詩歌、小說，那么，在分析的過程中批評的透鏡必須加寬。最后，如果在生態批評中包括其他的文學作品，那么，在解決生態問題時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如果所有文學和自然環境的相互關系都要分析，生態理論需要某種比較復雜的生態文學話語，因為這些現象之間的相互作用需要系統的內容。困難在于選取一種將自然和文學現象聯系起來的恰當的批評視角。因而，今天的生態批評是一個不斷創新和改造自己的過程;需要不斷從其他學科和自然科學借鑒的過程。從文學政治化的視角來看，環境思維所引發的意識以及全球生態危機所提出的美學困境迫使文學批評家去認識文學和批評在理解人類在生態環境中的地位所起的重要作用。它是以將文學視為斯汶•伯克茲所謂的“一種道德說教的方式”為前提的。伯克茲提出的問題實際上在理解生態文學分析的過時的批評方式的危險性的時候是有意義的。
他質疑:“文學可以作為人類與自然世界的實際關系加以研究嗎?文學應該公眾化去幫助提高自然環境的原因嗎?”［3］(Birkerts1996:4)雖然生態批評的確應該探索文學和生態相互作用的方法，但也不應該以犧牲文學文本而僅僅是對物質世界的臨摹為代價。文學不應該用作研究生態問題的借口。生態批評讀者也不能回到把文學文本看成僅僅是反映現實的透明介質的境地。因此，生態批評真正關注的焦點不應該是過時的表現主義的模式，而應該是自然怎樣在文學文本中文本化的，以至于創造有助于產生文學語言和自然語言之間的互文的而又相互作用的途徑的生態文學話語。正如克里斯托弗•曼斯所強調的:“把自然看成是活的、發聲的在社會實踐中很有意義的。”［4］(Manes1996:15)曼斯也認為自然知識總是受到歷史的和社會的因素的影響。這種觀點和威廉•魯克特所謂的“文學生態”是探究自然邊緣化、沉默化和窘迫化的方法如出一轍。它表明生態文學是關于人類對自然環境負有責任心的人類思想的投射。然而，生態文學話語致力于研究文學文本時怎樣說明自然的沉默，又會有什么樣的結果呢?生態批評正好起到中間媒介的作用，因為它探索我們在話語上稱之為可以操縱的文學中的非人類世界，討論自然是怎樣邊緣化的或者沉默的，又是怎樣被融入人類語言的。況且，生態批評提供了“分析自然的文化建構，同時也包含語言、欲望、知識和權勢的分析”。［5］(Legler1997:227)自然話語建構，要么以浪漫化的、理想化的形式，要么作為敵對荒野。特別是小說和詩歌中的自然話語往往是對自然災難性的虐待的觀念的證實。為此，生態批評不只是觀察和闡釋而是作為一項積極保護生態的行為。自然話語要讓人類在消弭人類和非人類區別的矛盾心態中替自然說話。正如凡爾•普魯姆伍德所討論的:“我們作為人能夠替非人類的自然說話的假設似乎影響著包容的、獨有的‘自然’意義，還認為我們能夠完全消除自然和文化區別，不僅僅克服其二元建構。”［6］(Plummwood1997:349)盡管有這樣的問題矛盾，生態批評家們認識到需要重建自然，不是作為排除話語的他者，而是作為需要對人類地位的非二元知覺和闡釋的主體。與自然的對話就預言而言是不可能的，但是建構一種新的超越，如果不是消除，自然和文化二元對立的理解和認知模式是可能的。生態批評努力解構自然語言對話中的特權人類主體性也許會創造可持續的文學生態視野。雖然自然和文化的區別有很大爭議，但是生態批評卻是一種“人類已經創造性地幫助我們理解和支配世界”的范疇。［7］(Gruen1997:364)因此，生態批評提倡對已經確立的信仰、觀念和我們對自然的理解的再思考，以創立“一種所有生命必然聯合的意識”。［8］(Eisler1990:26)為了做到這一點，生態批評需要從現存的批評理論中吸取精華去編碼文學生態，去定義以生態為中心的文學話語。這就是所謂的奠定生態批評的概念基礎的生態文學話語?！锻莸亍返闹黧w間性建構隨著生態批評的興起，一些后現代小說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融入了自然環境成分，呈現出敘述中語言的生態文學作用。
正如蘇珊•斯特拉赫爾所認為的;“擺脫錯誤的和限制的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之間的二元性，這些后現代主義作家努力進行一種獨創性的融合。”［9］(Strehle1992:6)這些生態環境成分構成后現代語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锻莸亍肥且徊筷P于歷史呈現的元小說。敘述者歷史老師湯姆•克里克(TomCrick)和他的學生爭論。他的學生愿意去了解被原子災難所威脅的現實世界而不愿意研究法國革命。小說一開始敘述歷史和講故事之間的問題的元小說思考與沼澤地區的沼澤地聯系在一起。小說的主要生態環境隱喻是“淤泥”。“沼澤地由淤泥形成……。淤泥形成和損害陸地;淤泥一邊形成陸地一邊又破壞陸地;淤泥同時增加侵蝕;淤泥既不進展也不腐爛。”［10］(Swift1983:7)小說利用這一隱喻對歷史的虛構表現進行評論，同時通過訴求自然歷史使得歷史知識概念疑竇重重。然而，更有意義的是沼澤地發出有關自然的新的世界觀的象征性表現的信號。用達納•菲利普的話說，在《洼地》“確定有關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行為的更為嚴格的界限。”［11］(Philip1996:219)象征性地標記“緩慢而又艱巨的過程，無止境的而又模糊的土地再墾的過程，也即人類淤泥化的過程”。［12］(Swift1983:8)這一過程和“宏大歷史變化”相對立。沼澤地決定敘事本身的本體論現實，強調這樣的生態文學話語是怎樣與元小說所引發的挑戰巧合并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就本體論結構而言，自然的和虛構的兩個不同領域共存。正如克里克告訴他的學生，“在模糊的蕨類土地背景中，歷史和小說相融合，事實由于無稽之談而變得模糊不清……”(ibid．:180)沼澤地的歷史敘述還和小說的歷史表現交織在一起?？死锟藢商m工程師考奈爾溜斯•佛母登(CorneliusVermuyden)在20世紀60年代努力打通通往海洋隧道的敘述提供了自然作用的生態文學闡釋:“自然，比我的祖先更有效，開始破壞他的工作。因為淤泥一邊集聚一邊又停止;一邊形成一邊又消失。”(ibid．:9－10)這樣，作為生態隱喻的淤泥可以通過文本自我參考進行研究，并且賦予小說中自我決定的地位。#p#分頁標題#e#
《洼地》的敘述結構基于生態文學隱喻范例的重復，如土地再墾、水、沼澤地、歐洲鰻魚以及歷史性、文本性、間斷性和循環性的元小說范例。這樣，元小說的、地理的和生物的因素聯合起來生成生態文學元小說話語。正如克里克所說，“自然歷史、人類自然。這些古怪的、奇妙的商品，這些解法解決的是神秘的神秘。因為試想一想……這一自然物質總是使得人造物質變得更好。”(ibid．178)只有這一生態研究能夠再提出文本連貫性的形式。這一形式與歷史進程中破碎的、間斷的人類經驗的混亂相對立?！锻莸亍分械淖匀缓铜h境隱喻作為元文本意義而起著作用。這一意義與生命的量子相回應。如果歷史是間斷的，自然延續性向歷史挑戰，形成小說中顯著的后現代矛盾。人類關系的這種文學表現將生態思維投射到小說的中心文學文本上。在這種情況中作為他者的自然受到挑戰;作為主體的自然得以接受。這是一種動態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在這一互動過程中，自然和人類融合形成相互聯系的主體，或者更精確的說，主體間性。突出這樣的主體間性必然導致生態文學話語?！锻莸亍烦浞煮w現出這種主體間性。這本小說通過自然和環境隱喻，將自然和人類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使地理、生物等生態問題主體化以突出周圍現實的變遷。
《石頭的禮物》的自然話語建構自然的話語建構，要么以浪漫化的、理想化的形式，要么作為敵對荒野，特別是以詩歌和小說形式。其目的就是賦予自然以說話主體的隱喻地位。吉姆•格雷斯的《石頭的禮物》中的故事發生在石器時代的一個海濱村子里，其善變過程深深根植與于自然風景中。敘述者的父親小時候中了一位弓箭手致命的一箭而失去了一只胳膊。此后，父親長大以后成為該村子的一名講故事的人。也就是“自編故事以解釋人們所受到的傷害”。［12］(Grace1997:1)敘述者稱贊道:“她的父親講故事用詞華美。”(ibid．:9)并警告說，“當心父親的語言，他已經用講故事的方式把我們吸引到山上、草地、金雀花地和石榴地……。”(ibid．:9－10)敘述者在講述她父親的經歷的過程中自覺地利用自然隱喻:燧石的制作和使用。父親失去一只胳膊以后，他在村子里就失去了干石頭活的能力。于是，他就長期在外游玩?；貋砗?，他就把自己的冒險經歷編成故事。他的故事就“像夢、像蜻蜓，來了又去，去了又來”(ibid．:56)換句話說，他的語言本身是以生態為中心的，基本上是小說式的語言。他有講故事的天賦。他能夠“一夜之間把自己變成村子里的擅長講故事的人”。(ibid．:57)這些表明小說的語言媒介挑戰著自然和文學，特別是后現代小說，具有不可通約的思想。小說話語處在決定生態文學模式的后現代小說的生態信息語言中。父親從自然編造故事創造了“不可建構”的自然本身的版本。換句話說，父親已經成為自然風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然中含有他的語言:獨特的、非人類的話語。這樣，小說《石頭的禮物》是由自然構成，獲得了大量的小說意義。通過這些意義，小說將后現代視角和生態視角巧妙地結合起來。情節里沒有將人類和自然地關系再概念化，因為自然不被看成是講故事者文化的他者。實際上，石器時代本身象征著一個自然和文化之外的世界。村民們沒有自然和文化分離的感覺。他們就像“石頭。你準確地擊打他們，他們就像貝殼一樣打開”。(ibid．:48)制作燧石，這就是他們全部所知。這也給了他們勇氣。
這是保持繁衍生息的儀式。這充實了他們的時間。這又儲滿了他們的食品柜。這同時又使他們增添自豪。工作使他們舒適……。他們堅如磐石，勇敢、有心計。他們草率地打造燧石。海鷗產下中心不穩的蛋。風從海面上吹來。這就是世界，永不停止思考。(ibid．:35)小說特別強調村民們和自然相處的思想。村民們根本就不知道生活的二元形式。他們融入自然風景之中。他們和環境之間的關系被當做顛覆當今自然的結構思想的概念框架的策略。因此，小說能夠把自然表現為挑戰自然和文化二元對立的生態文學話語中故事的積極主體。因為該故事情節取自石器時代，內外現實之間的界限消除了。因此，人類感情和自然意象融合起來創造了“由生活組成”的故事。(ibid．:105)況且，生態文學敘述不適用那些陳詞濫調的術語，如原始的、野蠻的、異教的等，展示其與后現代策略的關系，即違反小說創作的策略。換句話說，自覺的敘事者對講故事的過程進行輕松的評論，并以此來奚落讀者:故事的力量逐漸停止了。我聽到他的聲音。我知道他的技巧。我想起父親經常使用的短語。他說:“我們從不知道。
我們只能猜測。”草地中一位小伙和一位女人……。他的聽眾鼓掌。他使他們高興。他們如此適應于以大地為依托的事物的心思像云雀、昆蟲一樣在飛行、跳躍……。要是生命就像一個如此簡單、自由、不受約束的故事一樣就好了。(ibid．:58－59)整個故事情節中，海鷗、風、巖石、海洋和許多其他自然元素起著小說的后現代創作模式的后生態文學方式的作用。自稱為“以大地為依托”的、沒有恰當名稱的人物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然和文化聯通的世界。小說在父親正要開始講述一個新的故事的時候戛然而止:他閉上眼睛。他所看到的是疊瓦狀海邊。傍邊是野性的、沒人騎的馬。他努力想把一只船推到海上去，但沒能成功。他盡力用人的聲音充斥空中。但是他所看到的一切是風中的馬，海灘上激起的一串串浪花。被海水打濕的巖石和石頭映射出空中的奇妙變換。沒人注意到也沒人歡呼。(ibid．:169－70)此時此地，形成父親敘述的意義完全變成了對人類既不能征服也不敢沉寂的大自然的展現。用這種方法，《石頭的禮物》預示著生態意識:自然不是用作社會或語言建構，而被認為是人類經驗的不可分割的過程?？梢哉f《石頭的禮物》開辟了后現代小說的生態批評的新的道路，使得自然環境和后現代小說關系研究成為可能。
由于現代生態學對人類和非人類進行明顯的劃分，后現代小說變得越來越以生態為中心了。本文首先討論了生態文學話語的生成環境，然后分別對兩部后現代小說中的環境隱喻進行了分析解讀。通過分析，本文認為文學研究成為不是與環境相區別的東西而是通過將整體概念、所有有機物、人類和非人類之間的相互聯系語境化的方式成為環境不可分割一部分。況且，文學生態主題的語境化，如環境污染、物種的滅絕、濫伐森林、有毒廢物污染以及熱帶雨林的破壞等等，將導致越來越多的生態批評分析。因此，生態文學話語研究在生態批評中的重要性顯而易見。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采用生態概念進行文學批評實際上是在促進在文學領域發展更廣闊的視野過程。第二，運用生態學相關生態概念和主題于文學批評證明是文學研究的優化過程。后現代小說已經使用生態學和文學之間的平行范式。就生態批評的跨學科研究而言，該范式亟待詳盡的批評研究和評估。隨著越來越多的環境理論家們呼吁人文學科的內在轉變，文學理論家們不能忽視自然和文化之間的相互聯系的表現，特別是文學的文化多維性的確影響著環境或被環境所影響這樣的事實。因此，現在理論家的腦海中正在形成一種新的觀點。這種觀點允許文化和自然作為不可分割的過程來進行研究。這一過程需要接受新的觀點和新的領悟:“但是深層生態自我感需要更加成熟和進一步發展，需要超越人類達到非人類的認同。”［13］(DevallandSessions1985:65)這嚴格的思想毫無疑問能激發許多批評家的新的見解和開辟生態批評領域的新的批評道路。#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