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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武 王斯一 單位：海南大學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所 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辛亥革命在給帝國主義沉重一擊的同時，極大地推進了當時社會生產關系的變革，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使中國無產階級隊伍日益壯大。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中國社會思想的變革有著巨大的歷史意義。其中的民生主義理論，直接撼動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經濟思想的基礎，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開啟了大門。作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與起點，辛亥革命還為日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產生與發展墊定了基礎。特別是孫中山在“新三民主義”中闡釋的民生主義，更是為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做出了最初的貢獻。
一辛亥革命與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
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是近年來新建立的嶄新學科，是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以來關于振興中華、富民強國的一系列經濟觀點、思路、理論及學說的總和，是在中國國情與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學習西方并借鑒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經驗的、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以追求并實現經濟現代化為核心的經濟理論體系。這就是說，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從總體情況看，起始于辛亥革命。雖然從經濟理論的性質、目的與基本內容的不同，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大致可劃分為三大部分，即中國共產黨的經濟理論;中國國民黨的經濟理論與非國非共的“第三理論”，但就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主干部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產生、發展與創新而言，應當說，也是辛亥革命為其開創了堅實的基礎與廣闊的前景，其早期形態———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也正是隨著辛亥革命及其影響的深入而逐步拓展為以中國國情與發展階段論、過渡時期經濟論、社會主義經濟改造論、工業化道路論、經濟改革論、市場經濟論和科學發展觀等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理論體系，從而成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重要內容。毋庸置疑，辛亥革命作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就中國國民黨的經濟理論而言，是基本沒有異議的。但是，同時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象征性起點，仍有不少異議。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上線應該在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這樣，中國經濟思想史近現代部分的歷史分期與中國經濟史近現代的歷史分期才能吻合。其實，中國經濟思想史同中國經濟史是截然不同的兩門學科。
對于中國經濟史來說，它是以中國社會歷史上各種不同生產方式以及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形成、發展、變化及演進過程和必然歸宿為研究對象，用大量的具體史實揭示歷史上各種社會經濟的不同結構與形態及其發展變化的運動規律。其中的中國近代經濟史，上限一般劃在1840年，下限劃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這樣劃分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因為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經濟性質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中國經濟思想史就不同了，它的研究對象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思想、理論、學說的產生、發展、演變的過程、條件、特點及狀況，探求并說明中國經濟思想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及階段的內在規律性。其中的中國近代經濟思想，上限亦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但下限不是劃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而應劃在1911年辛亥革命。基本原因在于:
第一，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是不同的。經濟史面對的是經濟實在，而經濟思想史面對的是思想觀念。研究經濟思想史無論如何不能脫離經濟史，但經濟史的研究卻絕對不能替代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經濟思想相對于經濟現實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如果把中國近代經濟史的分期套到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至少是混淆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學科。
第二，從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看，雖然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前，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性質和經濟性質，并未因為以為標志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階段的劃分而發生根本變化，但是，以辛亥革命為標志的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相應的主體經濟思想，其性質、特點及基本內容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這就為經濟思想史不同時期的劃分提供了實質性的依據。以辛亥革命為界，在此之前，經濟思想的主體是封建經濟思想與封建改良主義;在此之后，經濟思想的主體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和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
第三，從中國獨特的實際情況考慮，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顯然屬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范疇，當然也屬于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范疇。作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自然包括中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舊、新)和中國現代化建設時期的經濟理論。
我們不能認為，辛亥革命后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經濟思想不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也不能認為，辛亥革命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經濟思想不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否則，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時也背離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目的、內容及基本原則。因而，把辛亥革命后(新中國之前)的中國經濟思想劃入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范疇加以闡述是不妥的。當然，中國近、現代經濟思想的主體具有不同性質，各自形成的條件和特點也不相同。
首先，從中國近現代經濟思想的性質看，一方面大量繼承了中國古代豐富的經濟思想遺產;另一方面，又在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過程中吸收了歐美資產階級經濟思想。對于中國近代經濟思想來說，雖然其中有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影響，但封建經濟思想仍然是主要的，是主體部分。而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產生與發展，雖然也與歐美資產階級經濟思想密切相關，但其封建性已不是主導，主體部分主要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實踐，其性質既不是封建主義的，也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
其次，從中國近現代經濟思想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環境看，雖然同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各自具體的客觀條件卻相去甚遠。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其最重要的客觀條件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的入侵，這種入侵使得中國原來封建社會的性質、矛盾、特點以及前途都出現了扭曲，已經不同于原本意義的封建社會。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產生和發展的客觀條件，卻是1911年辛亥革命所開創的“共和體制”及1917年十月革命與1919年所預示的中國走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p#分頁標題#e#
再次，從中國近現代經濟思想各自的特點看，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在急劇發展的形勢下，一般具有變化頗大，更替迅速、內容和形式都很不穩定的特點。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則與此不同，不僅目標堅定、任務明確、觀點獨到、內容豐富，而且明顯地具有革命性、實踐性、真理性、創新性特點，這也是與中國近代經濟思想所不同的。
綜上，將辛亥革命作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及研究對象的上限是客觀的，符合其學科性質。這里，進一步認識孫中山三民主義經濟思想承上啟下的歷史意義，對于客觀把握辛亥革命與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包括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關系甚為重要。孫中山最早用三民主義把中國大同主義與西方社會主義相聯結，使社會主義在中國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態———民生主義。在孫中山看來，“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
人民真正達到民生主義，亦為達到社會主義，也就是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孫中山對于實現民生主義定了兩個辦法:“一個是平均地權，另一個是節制資本。”［1］“平均地權”，實際上是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土地綱領。在當時，平均地權的提出不僅跨越了舊、新民主革命兩個時期，而且有著重要的社會主義理論內涵與實踐意義。在孫中山看來，中國的民生問題實際上就是農民的民生問題。“土地問題能夠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一半了”。之所以要提出平均地權及其基礎上的民生主義，其目的在于解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貧富不均。孫中山平均地權的意義在于:一是解救中國大多數農民免受痛苦，實現耕者有其田;二是避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弊端，甚至前途，力主實行社會主義;三是廢除封建地主階級對土地所有權的壟斷以解決革命的根本問題。孫中山以平均地權解決中國農民與土地問題的思想與實踐，在客觀上已具有若干社會主義性質。
“節制資本”，實際上是孫中山民生主義富民強國的經濟綱領。節制資本包括互相聯系的兩個方面:節制私人資本和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首先要限制私人資本的活動范圍;其次，以贖買私人資本的方式有效地控制和防止“資本家壓制勞動社會”;再次，是采用“累進稅率，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的辦法限制私人資本的過度發展;最后，節制私人資本還必須廢除一切帝國主義列強強加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節制外國在華的一切壟斷性企業。“發達國家資本”，即發達國家的國有國營實業，這是在中國實行民生主義之要義。“發達國家資本”的實質內涵則在于“大資本國有”。在孫中山看來，只有節制私人資本，才能避免中國重蹈歐美資本主義之路;只有發達國家資本，才能發展經濟，富民強國;只有既節制私人資本又發達國家資本，才能使中國成為繁榮富強的現代化國家。更深層次地認識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不能不聯系后來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孫中山明確指出:“十月革命使人類產生了大希望，從今后只有沿著蘇俄指出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兩國的“革命都是一條道路。”這是“聯俄”;中國共產黨要推翻“三座大山”，實行新民生主義，實質上是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因此要實現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就必須與中國共產黨結成革命同盟，此乃三大政策的中心環節。這是“聯共”;“農民是我國人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后可以決勝”，“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斗，亦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斗也”。此乃聯俄、聯共的必然結果。這是“扶助農工”。［2］
“三大政策”的提出把“舊三民主義”發展成為“新三民主義”，體現了此時的孫中山在革命斗爭中難能可貴的三大轉變:一是他把學習的榜樣從西方的資本主義轉向了東方的蘇俄社會主義;二是他把革命的聯合力量由大軍閥、大資本家轉向了中國共產黨;三是他把革命的基本動力由資產階級轉向了工農民眾。這三大轉變是根本性的。聯俄，走社會主義道路;聯共，干社會主義事業;扶助農工，喚起社會主義的力量。當年，列寧曾把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稱為“主觀社會主義”。現在，“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已經實現了革命性的“三大轉變”，因此，“三大政策”的民生主義已經具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質性內容。如果說，由于馬克思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使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那么，由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義的“三大轉變”就使得他的民生主義從“主觀”變成了現實。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列寧當年的評論錯了，而是孫中山后來對于三民主義的解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紤]到中國現實社會主義的一系列特點及中國的特殊國情，孫中山當年所闡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屬性及其有無時代與現實意義，亦就迎刃而解了。“平均地權”與后來的、再后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節制資本”與后來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與發展國家資本、再后來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一系列政策與措施，雖不是簡單的邏輯回歸，但也不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們所設計的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
之所以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過程中產生了鮮明的中國特色，不僅在于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原則在與各國的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必然要具體化、多樣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會主義得以在中國實踐的環境系統，亦即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得以實踐的客觀條件。首先，中國的基本國情與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所依據的客觀條件差異頗大;其次，中國民主革命與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決定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與特征;再次，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歷史定位鑄就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任務與核心范疇。因此，我們回過頭來認真而又科學地考察孫中山民生主義經濟理論時，不能不特別注意其時代特征與中國特色。只有如此，對孫中山民生主義經濟理論的評價才可能是科學的，對辛亥革命與中國現代經濟理論關系的認識才可能是客觀的。#p#分頁標題#e#
二辛亥革命與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
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是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獨創性偉大貢獻。它是在舊中國獨特的國情環境中產生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農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結果，是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人長期奮斗的集體智慧的結晶與經驗總結，同時也是成功的探求與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過程中的第一步在經濟理論方面的概括與總結。中國的實際國情有著其自身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集中表現為“后封建”和“窮”兩個方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辛亥革命與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有著密切的不可分割性。與孫中山都清楚的認識到了中國的實際國情，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各自的經濟理論。從實質性內容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與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民生主義又具有一致性。正如所言: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下決心實行“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當然不是偶然的。“這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先生的大功勞，是在中國革命作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時代產生的。”［3］始終認為，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是中山先生的學生，而且是中山先生事業的繼承者。
首先，與孫中山構想的新社會的經濟基礎或經濟制度相一致。孫中山認為，中國未來社會的經濟結構，一方面和歐美式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區別，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相區別。其民生主義經濟制度實際上包括了多種經濟成分:國有國營經濟、地方公營經濟、合作經濟、中外合資經濟、私營經濟、個體經濟。總之，孫中山所構想的社會經濟結構是以國營經濟為主體，公營和私營兼顧，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的經濟結構與經濟制度。設想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包括:國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包括富農經濟)、合作經濟和個體經濟等經濟成分。1949年《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加上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
其次，與孫中山構想的社會上層建筑相一致。從社會的政治法律上層建筑看，孫中山所構想的民生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筑是獨特的，即應當在中國建立一個人民性的共和國———人民共和國。這個人民共和國，實際上是一個由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中國共產黨人所構想和實行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法律上層建筑同樣是獨特的，1949年總結性地寫道:“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第三，孫中山在設計與闡述自己的社會主義過程中，既強調實業建國，提出了我國第一個經濟現代化的設想，又主張實行開放主義，包括引進外國的資金、設備、人才、技術以及經營管理方法等。在孫中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中，“民生”既不是貧窮，也不能封閉。在闡述中國革命的過程與前途時，曾十分明確地指出:“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計民生’，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也決不能是舊的半封建社會。”［3］63這個“社會”是什么樣的社會呢?眾所周知，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亦是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期準備，或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從的這段闡述中，我們不難發現三大政策的“民生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一致性。
三辛亥革命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不僅在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也為后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石。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其基本與核心思想與三大政策的民生主義始終保持著一致。關于中國國情與發展階段理論。新中國成立后，依據正確的“國情論”創造性地解決了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問題;之后又進行了多方面艱苦的探索，“國力論”為現代化建設積累了經驗;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之后，在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之上，科學地創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使得“國情論”與“國力論”理論上升到戰略高度。實際上，孫中山、、鄧小平以及著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們關于中國國情的認識亦是大同小異。孫中山概括為一個字:“窮”;認為是一句話:“一窮二白”;鄧小平認為是:“人口多、底子薄”。這些認識之間并沒有什么本質區別。“初級階段論”實際上是依據中國國情客觀地對中國現代化建設進行歷史地位的理論。“初級階段論”是更高層次的“國情論”，是綜合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自然、歷史等各方面，既考慮了生產力發展的水平與特點，又注意了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性質與狀況，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高度與社會交替形態的必然規律概括出來的現代化建設環境論。
應當說，自辛亥革命以來，對于這一重要問題的認識，一直是不斷深化、細化和具體化的。辛亥革命的大功勞在于，把對于中國國情與發展階段的正確認識及其意義提到了日程上，并且為此創造了必要的社會環境。沒有中山先生對于中國國情認識的基本概括，也就沒有后來的一系列國情理論，這是一個邏輯的理論序列，也是一個必要的實踐過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中國從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個特有歷史階段，是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現代化工業國的階段，是由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占很大比重的發展轉變為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先進國家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就決定了要把發展生產力置于壓倒一切的中心地位，把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利于綜合國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作為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茖W認識我國目前所處的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也是制定和執行黨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基本依據。#p#分頁標題#e#
關于中國工業化道路理論。中國工業化道路理論其實就是中國的工業化理論，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重大貢獻。從過去了的實際情況看，世界上出現過的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從經濟落后國家變革而來的，初期都面對如何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問題。在中國，歷史與國情的基本事實更把中國工業化問題擺到了一個特殊的基礎、環境與起點上，從而構成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理論的一系列基本內容及其重要特色。例如，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選擇問題，不僅是馬克思再生產學說在中國的具體化，并且極大地深化了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當然，在中山先生那里，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問題同樣相當重要，他的建國方略洋洋大觀，極為具體，至今不失現實性和前瞻性。由新中國的特殊國情所決定，農業工業化是中國工業化的關鍵所在。在中國農業工業化的進程中，“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問題舉足輕重，必須置放于經濟發展的重要位置。“三農”問題的解決，歸根結底依然是“兩個根本性轉變”在農業工業化過程中的具體化。農業問題，說到底是生產力問題，具體表現為增長方式與經營方式;農村問題，說到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結合方式問題，具體表現為城鄉差別與工農差別;農民問題，說到底是經濟關系與經濟成分問題，具體表現為勞動者的素質與利益實現形式。由“三農”問題引發的“農民工”問題(“四農問題”)，說到底是農業或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過程中的具體問題，具體表現為工農與城鄉差別。這些問題，既是舊中國的遺留問題，也是新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問題。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要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也要解決這些問題，從“平均地權”到“家庭聯產承包”，從“節制資本”到“多種經濟形式并存”，解決的方案與方法大同小異。隨著時代的進步，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要特別注重對農業的綜合開發，逐步、有效地縮小城鄉差距;要大力轉換農業生產要素的配置方式，使之盡快提高商品率，實現市場化;要盡力使農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質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迅速地提高，從而為農業的集約化提供基礎性支持并現實地弱化工農差別以及腦體差別;要迅速推進社會的公共服務均衡化，以利于盡快消除“三大差別”。積極、慎重地推進并實現農業工業化，即從發展農業生產力這一根本入手，則是有效與妥善解決“四農”問題的基本途徑，也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創新之舉。中國工業化道路理論是中國共產黨人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與研究中國實際及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條件、環境、定位而形成的嶄新理論，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群眾長期奮斗、力爭早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經驗總結。
關于改革開放理論。改革與開放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策。通過改革，建立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使其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目的在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改革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力，是發展的原動力;對外開放，也是由中國國情和所處歷史階段決定的。放眼世界，“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在歷史上落后，就是因為閉關自守”。［4］因此，我們要發展，必須開放。在改革中開放，在開放中改革。實踐證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成就斐然，通過大改革、大開放，實現了三個偉大轉變:從思想向鄧小平理論與科學發展觀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生機與活力的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從百姓生活的平均與貧困向以人為本的小康與富裕轉變。辛亥革命后，盡管社會動蕩不斷，直到新中國成立，但是，變革一直是主線。變革的主線不僅沒有背離中山先生的基本思路———實現民生，追求現代化，而且中山先生關于實行開放主義思想，包括主張引進外國的資金、設備、人才、技術以及經營管理方式方法等等，在其后的實際過程中不斷得到實踐和發展。一方面，通過30年來改革，中國由傳統計劃經濟走向了市場經濟;另一方面，2001年11月11日，我國成功加入了WTO，標志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同時，中國在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以及民生與國有企業方面的再改革也成為新時期最根本的任務與內容。
關于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理論。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標志著我們不僅在認識上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飛躍，而且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認識實現了全新的升華。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理論作為科學的理論體系，有著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時代特征。它吸收了百多年來馬克思主義研究和西方發達國家創造的優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經驗，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現代化的理論體系。我國所實行的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成份并存、允許和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運行平臺，以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特點與狀況的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在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下，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不僅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課題，而且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核心問題。這些重要的理論與實踐，辛亥革命時期雖然來不及思考與討論，但并不意味著這些理論與實踐的問題不存在。如果可以假設，那么，這些問題不僅會在實踐之中提出，也會在實踐當中解決。況且，中山先生在這些方面的思想也并不是空白，只是歷史還沒有走到這一步。關于科學發展觀。新時期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完善，是鄧小平理論的新內容，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新發展，也是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理論的升華深化與升華?？茖W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偨Y起來就是:以人為本，不折騰;全面、協調、可持續?？茖W發展觀與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理論是緊密聯系的，市場經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運行平臺。
科學發展觀規定了中國市場經濟與現代化建設健康、穩定、協調、均衡發展的整體思路，是今后一個長時期內指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與現代化建設的科學理論體系。它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正確回答了為誰發展、依靠誰發展、怎樣發展的基本問題，從戰略的角度第一次把堅持以人為本與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有機地統一起來，實現了對傳統發展觀的歷史性超越。科學發展觀是中國發展戰略的正確選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應當說，辛亥革命前后，關于中國的發展問題有著頗多的思想與討論，特別是中山先生有很多的高見，其中不少至今仍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輝。這些，人們是永遠不會、也不應當忘記的。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大門，孫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實現了其主觀社會主義向科學社會主義的轉變，在理念與闡釋上與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息息相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早期形態，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最初的理論基石。辛亥革命對于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理論與歷史意義將載入史冊。#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