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精神生態視角下的菊花，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菊花》是美國著名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斯坦貝克的一篇短篇小說，自發表以來就受到批評家的好評，被譽為“斯坦貝克在藝術上最成功的小說”［1］、“世界上最偉大的短篇小說之一”［2］等。其情節并不復雜，講述的是加利福尼亞薩利納斯山谷一個農場里一對夫婦在特定的一天的生活，以及發生在女主人公伊莉莎與一位流浪補鍋匠之間的故事。伊莉莎是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婦，三十五歲，熱愛并擅長種菊花，和丈夫亨利一起過著平淡的日子。在平淡的生活中伊莉莎的內心充滿了對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向往。補鍋匠的來訪打破了她平靜的生活，也在她原本就不平靜的內心世界激起了波瀾。她以為終于找到了一位理解并欣賞自己的人了。于是，她把她所珍愛的并寄托了她渴望和夢想的菊花交給了補鍋匠，此后，她的內心世界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釋然和強大。后來當她和亨利駕車去薩利納斯的路途中，她發現菊花被補鍋匠拋棄在路上，花盆卻被拿走了，伊莉莎失望至極，但是卻躲著亨利像個老婦人似的哭了起來。 故事的情節雖然簡單但里面刻畫的人物卻是豐富而又深刻的。在談到這部作品的內涵時，斯坦貝克在給喬治•阿爾比(GeorgeAlbee)的信中提到“他(讀者)不經意地讀完故事后會體會到某種很深刻的東西，但卻說不出是什么東西，怎樣深刻。”［3］本文以斯坦貝克《菊花》這部短篇小說作為文本，從精神生態角度對其中的人物進行分析，關注小說中人物的精神生態狀況，分析其精神生態錯位的表現，并探尋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源，以期通過挖掘其內在的“深刻的東西”對讀者有所啟發。 1自我迷失與人性扭曲:探析錯位的精神生態 著名學者魯樞元教授在其著作《生態批評的空間》中把生態學大致劃分為三個方面:以相對對立的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生態學”，以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生態學”，以及以人的內在情感與精神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精神生態學”［4］。“如果說自然生態體現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系，那么精神生態則體現為人與其自身的關系。”［5］精神生態學認為，人的精神世界正遭受著與自然生態相似的危機。斯坦貝克在《菊花》中通過對伊莉莎這一悲劇人物的刻畫，幫助讀者洞察到了人們錯位的精神生態。 1．1女性身份的界定:甚感壓抑 在《菊花》［6］這部小說里，斯坦貝克通過伊莉莎這個悲劇命運人物的塑造，把一個生活在美國20世紀30年代男權社會里的女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理歷程栩栩如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在那個特定的男性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里，婦女處于從屬地位，男性世界的排斥和男權勢力的壓制使女性身心倍受壓抑和束縛。 伊莉莎被囚禁在社會對男女角色的既定中。在男權統治的社會里，她們不得不安于“家庭中的天使”一般的角色。當時的社會認為真正的女性應該是“虔誠的，純潔的，順從的，持家有術和深居簡出的。”［7］故事中的伊莉莎就是按照這種界定的標準生活的。首先，她是一位稱職的家庭主婦。房舍被打掃得“整潔、明亮”。生活也被打理得井井有條:“冬草儲備了起來”，“精致的白色的農舍”四周環繞著紫色的天竺葵，她還在“房前臺階上放著一塊供擦泥的墊子”，在“房子后面堆著易拉罐”;在亨利洗澡時“她把他要穿的黑色西裝放在床上，把襯衫、襪子和領帶放在旁邊。上過油的皮鞋放在床邊的地板上”。其次，她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當亨利在她面前炫耀剛剛做成的一筆菜牛的生意時，她說“你真行”去鼓勵自己的丈夫，去滿足自己丈夫的心理需求。當亨利把詳細的去城里慶祝的安排計劃告訴她時，她沒有任何異議，只是回應“好，當然好啦!”來順從自己丈夫的安排。再次，她是一位恪守婦道的女性。她把菊園周圍架設“圍欄”，然而“圍欄”擋住的不僅是“牛、狗和雞不進入菊園”同時也成為她主動壓抑自己“本我”需求的道德界限，當補鍋匠“向圍欄靠近了點”時，“伊莉莎的眼睛變得警覺”起來。盡管后來經過和補鍋匠短暫的交流之后，她許久以來被壓制的對性的渴望被補鍋匠這位陌生男子重新喚醒，情不自禁地“手向他的褲管伸去”，但她最終還是“面帶愧色”地站了起來。在這里，斯坦貝克冷靜客觀地描寫了伊莉莎性騷動繼而性壓抑的過程，讀者不難感受到在男權社會如此強大的社會文化傳統面前，面對這種身份被界定的現實，以伊莉莎為代表的女性所承受的這種壓抑人性的精神磨難。 1．2男性身份的模仿:遭遇尷尬 對于伊莉莎來說，雖然她沒有走圍欄，而且遵守了婦女行為的基本守則，但是透過圍欄的空隙，她的向往、理想和追求已經傳達到公共空間。 伊莉莎向往男性世界的權利。她用男性化的穿著來刻意掩飾女性柔弱的外表，“園藝服遮住了她的體形”，把“一頂男人的黑色帽子拉得很低，擋住了視線”，穿的“鞋子又笨又大”。盡管被排斥在由“亨利和兩個商人裝束的男人”組成的男性世界之外卻“不時地回頭望望身邊的男人”，并急切想參與男性世界的決策，于是在亨利回來之后便問“亨利，和你談話的人是誰?”補鍋匠的突然造訪激發起伊莉莎內心世界對男性世界自由的渴望。伊莉莎被補鍋匠對自己流浪生活的描述所吸引，“那一定很有意思，非常有趣，但愿女人也能有這種生活”。伊莉莎還訴求和男性共享的平等，她想通過在亨利面前極盡為婦為妻之道，同時傾心培育菊花“使黃菊花花瓣大到十英寸”，來證明“我具有這方面的天才”，而得到亨利的認可，同時在補鍋匠面前也毫不示弱，“說不定你會碰上對手的，我也能磨剪刀，也能把小鍋的凹痕敲開，或許我能給一個女人能做些什么。”為了實現自我，伊莉莎做了很多努力，希望能在男性世界的認可和接納中實現自我價值的追尋。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太陽。伊莉莎的追求和理想都在亨利的“我希望你能在蘋果園里也培育出那樣大的蘋果”的漠視和貶抑以及補鍋匠的“這種生活對女人不合適”的排斥中遭遇尷尬。#p#分頁標題#e# 1．3迷失自我的回歸:倍感失落 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拒絕只扮演她的女性角色，因為她不承認自己是不健全的;但是不承認她的性別也同樣是一種不健全。男人是有性征的人，女人只有也是一個有性征的人，才能夠成為一個健全的、和男性平等的人。否認她的女性氣質就等于在否認她的人性。”［7］伊莉莎也想成為一個健全的自我，在實現自己的價值的同時，還能保持自己的女性特質。 補鍋匠的突然造訪，激發了伊莉莎被壓抑的女性特質，在補鍋匠面前“脫下帽子，把烏黑漂亮的秀發披散在肩上”，“胸脯由于激動上下起伏著”，希望自己的柔美能在這個她認為能欣賞和認可自己菊花的男人面前同樣得到欣賞，然而補鍋匠僅僅是“把視線集中了一下，然后下意識地把目光移開”。盡管有些許的失落，伊莉莎并沒有放棄自己的追求，還帶著一些期盼。她認為或許是因為自己長時間的壓抑自我，是那種男性化的裝扮掩蓋了自己的女性身份，才沒有被補鍋匠所欣賞。于是，“她把沾土的衣服脫下來，扔到一個角落”，然后洗浴，用力搓洗自己身上的污垢，“用一塊浮石在身上搓:小腿、大腿、腰、胸部、胳膊，直到皮膚被搓得通紅，”然后“她換上最新的內衣、最好的長襪和最能襯托她的美的外衣。她細心地收拾著頭發，描了眉，涂上口紅”。在伊莉莎看來，此處的洗浴具有宗教意義，就像基督教洗禮一樣，經過這種神圣的儀式之后，一個全新的自我就會展現在別人面前。于是她“端莊地坐下來”，在那里憧憬和期待著“那一抹陽光飄帶”早日燦爛自己壓抑的生活。這看似美好的一切，亨利卻不知所措，只會唐突地用“精神”和“強壯”來贊美自己盛裝的妻子。但是，畢竟此時的伊莉莎已經不是以前的伊莉莎了，她的自我意識已經蘇醒，內心比原來強大了很多，現在她已經意識到“我很強壯。我以前怎么沒意識到”。在她看來，盡管丈夫不能理解和欣賞自己，但這依然不能阻止自己內心的向往，“她花了很長時間才把帽子戴好，她要確信帽繩和帽檐都擺在最好的位置”，期盼著和一個能欣賞和理解自己的人相遇。對伊莉莎而言，菊花承載著她的夢想，寄托著她的希望，菊花被補鍋匠帶走了，也意味著自己的夢想開始實現了。當她看到“路上有一個黑點”時，盡管“她知道那是什么”，內心很痛苦，很茫然，也很失落，但是她卻束手無策。 《菊花》的寫作背景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盡管當時的女權運動方興未艾，婦女為了取得與男性平等的的權力和地位以及自我價值而抗爭，但卻屢遭失敗，婦女仍然處于從屬地位，女性的價值始終得不到男性的認可。在當時社會背景下，面對那種無助、無依與無奈的現實，伊莉莎盡管受到男性世界公然的蔑視和貶抑，但是她能做的只是“強抑著自己不去看它”，“全身撲到丈夫的懷里，不想看到車子和牲畜”，在那里“像一位老婦人一樣”地“啜泣”。斯坦貝克在《菊花》中通過對伊莉莎男性特征與女性特質的頻繁轉變進行了細膩的描寫，刻畫出她復雜痛苦的內心世界，從壓抑、躁動到醒悟、絕望再到無力地屈服，反映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婦女無奈的現實。 2價值觀偏狹和情感疏離:洞察深層次原因 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經濟不景氣，1933年，美國大蕭條最為嚴重時，有1500萬工人處于失業狀態，占當時全美國勞動力的1/4。在以農業為主要經濟基礎的加利福尼亞州，農場破產，無數農業工人失業。讓當地社會和經濟局勢更加惡劣的是，成千上萬來自俄克拉荷馬和阿肯色州的無家可歸的農民移民至此。以往的“美國夢”普遍幻滅，人們普遍忙于對物質利益的追逐，而對內心的、感情的生活麻木，心靈世界朝著務實功利、簡單直接的方向發展。同時，人與人之間缺乏溝通、交流和信任，人們之間的情感被疏離在各自的追求中。 在生活中，亨利扮演的是一個無所不能的支配型的男性角色。自然和女性對他來說只是一種可以利用和開發的資源而已。他對土地掠奪式的開墾，以至于“肥沃的土壤在排犁深翻過后放著光澤”，急切地“賣了三十條有三個年頭的菜牛”以獲得經濟利益，對機器的著迷和尊崇，以及對女性角色的既定和約束，都無一例外地體現了這一點。對于亨利而言，女性就像自然一樣是可以被控制和被征服的。他已經習慣了伊莉莎的順從和附屬，在他看來，伊莉莎和他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必須要服務他，取悅他的。種菊花遠沒有種蘋果獲得的經濟利益大，因此她要求伊莉莎“我希望你也能在果園里培育出那樣大的蘋果”。日常生活的平庸化使亨利和伊莉莎之間缺乏心靈溝通和交流，和妻子的關系生疏和冷淡。他需要的僅僅是一個生活上的伙伴而不是精神上的伴侶，他功利性的婚姻關系就是在殘酷的現實下的一種價值觀偏狹的選擇。 補鍋匠的出現似乎給伊莉莎的生活帶來轉機。伊莉莎本來以為補鍋匠能知道自己的需要而且理解自己的思想，她夢想著補鍋匠能改變自己的生活。然而，由于現實生活壓力太大，補鍋匠無暇顧及自己以及伊莉莎的內心感受和精神追求。對他而言，居無定所，三餐不定時，解決溫飽是第一要務。他利用了自己的花招騙取了伊莉莎的同情、欣賞和金錢。當他達到自己的目的時，他就再也不在乎伊莉莎的感受也不想費心和她交流了。當伊莉莎問他為什么說他的那種生活對女人不合適時，銅匠說“我不知道，夫人，我當然不清楚”。這時，他已經失去了對伊莉莎的耐心，同時也關閉了和伊莉莎情感溝通的心靈之門。當他把菊花公然拋棄在路上而不是路邊時，他疏離了伊莉莎的情感，褻瀆了伊莉莎的信任，撕裂了伊莉莎的夢想，也踐踏了伊莉莎的自尊。 3結語 在《菊花》這部短篇小說中，伊莉莎渴望、追求、尋找著默契、欣賞和信任，但最終卻在這個功利實用主義至上的世界里遭到漠視、否定和背叛，“哀莫大于心死”這個悲劇性的結局反映了人類精神層面的深層困境和危機。正如魯樞元所說的那樣“科學越來越發達，而人卻越來越無力;技術越來越先進，空間卻越來越狹窄;商品越來越豐富，生活卻越來越單調;世界越來越喧囂，心靈卻越來越孤寂。”#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