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20世紀中國的四次文學經典危機回溯，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雖然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發生過數次反對儒家經典的思潮，如魏晉和晚明，但最終都未能從根本上顛覆儒家經典的正統地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經典重估始于“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場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以“民主和科學”為口號的現代化思想啟蒙運動是近代以來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國現代化強國之路時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結果。因此，新文化運動從一開始便與“救亡圖存”這一主題緊密相連，通過反孔批儒，革新思想文化來改造國民性，以啟蒙來救亡。而作為新文化運動之一部分的文學革命，在“啟蒙救亡”這條主線下，選擇以重估文學經典的方式來革故更新，促進中國思想文化現代化，進而救亡圖存。
此時期文學經典的重估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以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等新知識分子為主體，以“啟蒙現代性”話語，即“立足于社會的改造、思想精神的更新，立足于‘新人’的培養”為目的，以“歷史進化的文學觀”為重估的理論依據來展開。重估從破與立兩方面著手，包括古代文學經典、外國文學經典和新文學經典的重估。
由于將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系于思想文化之革新上，因此，近代中國落后挨打之因便盡數歸于以“儒者三綱之說”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思想，于是承載這一思想的古代文學經典便成為經典重估的首要對象。重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兩點：一在文字工具的革新，廢除文言這一“半死的文字”，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二在文學內容的革新，廢除“非人的文學”，建立“人的文學”。在倡言以白話替文言這點上，為了更有效地推行白話，使之成為“標準國語”，胡適將中國古代的白話文學作為國語范本。于是，文學革命用“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批判眼光抨擊用文言所寫的駢文古文律詩古詩，轉而為傳統文學觀念中屬“引車賣漿之徒”的小說、戲曲等白話文學尋求經典化的合法依據，稱其為“可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并力圖為之建構中國白話文學傳統，“從文學史的趨勢上承認白話文學為‘正宗’”。通過撰寫白話文學史①、古代小說史②、古代小說考證③、出版古典白話小說叢書④等方式確立了中國白話文學傳統之杰出代表———古代白話小說的經典地位。在提倡建立“人的文學”這點上，周作人認為一些由白話所寫的舊小說如《西游記》《水滸》《七俠五義》等在思想內容上宣揚強盜迷信鬼神，只會妨礙人性生長，乃“非人的文學”，不宜作為新文學的楷模，也需要革新。因此，引進西洋近現代文學來革新思想便成為經典重估的另一項主要工作。在“啟蒙救亡”這一意識形態話語下，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文學是推介重點。被認為體現了“健全的個人主義”和“寫實主義”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在1918年6月《新青年》上以專號的形式得到推介。不少刊物積極登載拜倫、雪萊、海涅、歌德等詩人的作品。此外，與中國一樣受損害的弱小民族和國家的文學也受到青睞，想要借此輸入其中的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①。著名的有魯迅和周作人的《域外小說集》、周瘦鵑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郭沫若翻譯的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的《魯拜集》等。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的除舊革新之努力下，新文學倡導者們對“文學革命”以來的新文學創作也進行了有意識的經典建構，這便是1935年至1936年間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初步確立了文學革命后的新文學經典序列。
反觀這場文學經典重估運動，它在語言、文體、內容上全面顛覆了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等級體系，將文學創作從宣揚儒家義理、文字雅馴為正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開辟出新文學典范的創作路徑。這條以白話為語言基礎，以小說為經典文類，以訴諸現實為內容的創作路徑不僅在當時增強了中國文學對社會現實生活的表達力，而且為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提供了多樣化的探索路徑，一批現代文學經典得以涌現。
但不可否認，這場以革命意識形態話語為核心的文學經典重估以激進的方式割斷了中國文學經典系統的延續性和完整性，其賴以重估的話語依據———“啟蒙救亡”和“進化論”也偏離了文學自身的建構典律。無論是對中國古代白話文學經典序列的建構，對域外小說的經典化，還是建構新文學經典，都表明在“啟蒙救亡”這一意識形態話語下，“轉型期的中國思想文化的內在變革沖動，也是中國的現代性焦慮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這種“現代性焦慮”在經典重估中表現為全盤否定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價值，以非理性的二元對立思維，利用進化論為這種傳統到現代的裂變提供“科學”的合法性依據。因此，幾千年傳統之中國古典文學，“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今人也。”不止如此，文學因時進化，新勝于舊，“兩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這種以進化論為基礎的新與舊、活與死、先進與落后的二元對立，以科學真理的身份宣告了中國古代文學經典樹立其權威的重要依據———“時間”②因素的瓦解。同時，這種源于革命意識形態的偏激批判話語最終走向對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非理性否定（所謂“不讀中國書”），遮蔽了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審美價值，割斷了中國文學經典傳承的延續性。
二、社會主義革命話語：社會主義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第二次經典危機
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配合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建設的需要，文化領域有組織地展開了重估文學經典的工作。雖然此時期文學經典的重估呈現不斷調整、沖突和變動的狀態，但就其整體特征而言，此時期文學經典的政治意識形態功能和階級屬性被極端強化，作為新中國文化建設之一部分的文學經典審定工作受到高度重視，政治因素在文學經典重估中起主導作用。在文學經典的審定上，由中央政府主管的統一審核機構主導，通過確立“馬恩列斯毛論文藝”的指導性文學理論③，劃定出版選題范圍（如一些有導向性的叢書系列）①，在主流報刊上掀起對某部作品或某個作家全國范圍內的大討論運動②、統編教材③等方式來重新審定此時期的文學經典序列。在文學經典的重估中，社會政治運動的趨向、的政治指示和文藝思想、作家本人的階級屬性和政治傾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標準起決定性作用。#p#分頁標題#e#
此時期的文學經典重估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以《新民主主義論》為綱領來重新定義和確立五四文學之性質和經典序列。早在1948年就有“文學再革命”的口號，提出“文學之自由與民主，是以國家民族的利益做它的前提。”這種以國家民族的現實政治取向為文學之標的的觀點在新中國成立后得到延續。當時，在對已有作品進行經典重估時就著重聚焦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和西方文學，尤其是歐美的現代文學，因為這兩者與當時中國的現實政治密切相關。在對“五四”新文學的認定上，貫徹了《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認為新文學“是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服務的，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文學。”因此，在選定入史作品時，突出“革命文學”的主題，在選集出版中突出革命作家的比重。例如，1951年3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編選的“新文學選集”叢書按現實主義標準來遴選新文學經典作家，蔣光慈、柔石、胡也頻等革命性強的作家均有個人選集，郭沫若選集的印數高達39000冊。其二，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標準下篩選和重構外國文學經典。此時期將蘇聯文學視為學習典范，亞非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學作品在國內也可翻譯出版，但對不符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標準的20世紀歐美現代文學則極少評介④。這種選評標準正是“二戰后冷戰所形成的對立陣營和中國內部的政治現實”的反映。其三，確立共和國“紅色經典”。圍繞《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所創作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作品，如《白毛女》《李有才板話》《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等通過“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系列“以文選的方式為新中國文學樹立‘榜樣’。”與文學革命時期的經典重估相比，政治力量而非知識分子成為此次經典重估的主體，表達出迥異的意識形態訴求。社會主義革命話語作為文學經典的重估標準參與到文學經典的篩選和建構中，確立起一套與五四文學大相徑庭的文學經典體系，并通過全國范圍內自上而下的政治批判運動、學校教育、學術研究等方式使之固定為合法性“知識”。
綜觀此次文學經典重估運動，不可否認，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它從思想文化建設方面鞏固了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但由于政治力量主導了整個重估工作，依據單一的現實主義標準所確立的文學經典序列被賦予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功能，文學經典的價值被異化為政治斗爭工具的同時也喪失了持久性的經典價值，隨后歷次政治運動中這套經典體系的起伏變動亦表明單靠政治力量無法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經典，反而會導致文化專制，時期的革命樣板戲便是例證。
三、撥亂反正：“重寫文學史”與中國文學的第三次經典危機
“重寫文學史”作為一個口號被提出是在1988年，它是當時的青年學者陳思和、王曉明在《上海文論》主持的一個專欄名稱①。此專欄從1988年第4期始，至1989年第6期便宣告結束。兩位主持人在專欄開辦時“主持人的話”中指出“重寫文學史”就是對“中國新文學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現象的重新研究、評估”，初衷是“沖擊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文學史結論，并且在這個過程中，激起人們重新思考昨天的興趣和熱情。自然，目的是為了今天。”可見，“重寫文學史”表現出明確的重估經典之目的，而更為根本的目的則是重估經典所代表的一整套價值觀念，即“文學史結論”，強調“從新的理論視角提出對新文學歷史的個人創見。”那么，他們重估經典的對象是什么呢？
從1988－1989年間專欄所發表的相關文章來看，重估經典的對象主要包括兩個部分。首先，“十七年”和“”時期被樹立起來的紅色經典，主要質疑這批作品經典地位的合法性。例如，專欄第一期刊登了兩篇重評文章：宋炳輝的《“柳青現象”的啟示———重評〈創業史〉》和戴光中的《關于“趙樹理方向”的再認識》。針對《創業史》，主持人語說：“《創業史》暴露了一個怎樣理解生活‘本質’的問題：或者是強化自己對人生的切身感受，由此形成這種‘本質’的悟知，或者是以現成的政治定義為依據，虛構出一個教條式的‘本質’來———不幸的是，柳青基本上走的是后一條路。”從這一評語可知“重寫文學史”對《創業史》這一“三紅一創”的紅色經典所持的否定態度，秉持“個人主體”的重估標準，認為真正的文學創作應該是個體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否定了紅色經典所代表的那一套以“國家主體”為核心的評定標準。此外，重估的另一對象是在1949年至1978年間所確立起來的現代文學經典———“魯郭茅巴老曹”，重點反思這批現代文學經典在“十七年”和“”間被闡釋的那一套價值話語的合理性。例如，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的藍棣之重評茅盾的文章《一份高級形式的社會文件———重評〈子夜〉》。作者在文章開首援引艾略特的“文學之偉大與否并不全然取決于文學標準，雖然我們必須記住是否成其為文學只能用文學標準加以判定”這句話作為重評《子夜》的標準，認為“《子夜》讀起來就像是一部高級形式的社會文件，因而是一次不足為訓的文學嘗試。”“文學標準”成為藍棣之重評《子夜》的依據，而處在“文學標準”對立面的則是“政治”。
那么，這次“重寫文學史”之重估的矛頭為何主要指向紅色經典和1949年至1978年間所確立起來的那一套闡釋現代文學經典的話語呢？也就是說，為何重估的焦點放在了剛剛過去的那一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和經典闡釋話語呢？時任《上海文論》編輯部主任的毛時安說的很清楚：“‘重寫文學史’專欄的籌劃和出臺，并不是出于編輯部的心血來潮，更不是某個人靈感和機智的產物。它出臺的基本背景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因此，要從文學史的角度來否定就必然要牽涉之前的文學史，包括文學史中的作品、作家、文學現象和事件的再認識再評價。“重寫文學史”“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在文學研究領域的邏輯必然。”顯然，“重寫文學史”的提出在當時具有明確的政治意識形態訴求，而非一個純粹的學科內事件，這也是“重寫文學史”在當時社會之所以能引起極大反響的緣由之一。主持人之一王曉明說：“我們當時基本的想法是把‘重寫文學史’基本的立足點定在審美和對文學史應該有個人的理解這兩點上”，而這兩點在當時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話語，審美并非絕對“非功利”的文學審美，而是指向以文學作為政治工具的評定標準的“撥亂反正”，是作為政治對立面的審美，這個詞所具有的特定歷史內涵源自對時期政治干預文學的批判和反思。由此可見，“重寫文學史”所要建立的新經典體系是在否定那一套以政治斗爭為中心的經典體系的基礎之上展開的。因此，其中所提出的“個人”和“審美”這一新的重估標準只有在與其所否定的那套經典話語的對照之下方可凸顯其重估之落腳點所在。#p#分頁標題#e#
此外，隨著“重寫文學史”之提出而陸續確立起來的一批新經典，如錢鐘書、沈從文、張愛玲等作家又共同構建起一套表征“新時期”話語的經典系統。正如有學者所言它“似乎是‘新時期’話語建構其‘知識’的合法性的最重要的資源”，而建構一套與之適應的經典體系則正是形成新“知識”的基石。
四、眾聲喧嘩：“大師重排座次”與中國文學經典的第四次危機
20世紀90年代前期，學界出現了一股評選20世紀中國文學經典“文庫”或“選集”的熱潮。在這些形形色色的評選中，有兩件事在學界乃至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一是1994年由太邦科技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推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分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共四卷）（策劃：戴光南；主編：王一川、張同道），海南出版社出版。此文庫以“為20世紀文學中大師級人物重排座次”標目，尋找20世紀中國文學中能與古典文學和西方文學巨匠相媲美的大師。這次“大師重排”之所以引起熱議，其焦點就在于大師位次的認定上。該文庫編者所排20世紀小說領域里的大師依次是：魯迅、沈從文、巴金、金庸、老舍、郁達夫、王蒙、張愛玲、賈平凹。這種次序無疑是對“魯郭茅巴老曹”位次的極大挑戰。其中，尤其是對茅盾的落選和金庸、張愛玲的入選爭議最大。編選者給出的理由是因為茅盾獲得如今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學術偏見，這種學術偏見即“現實主義”、“史詩式”的評價標準，而依據編選者所持的新標準來看，茅盾的小說在總體上看“欠缺小說味，往往概念的痕跡過重，有時甚至‘主題先行’，所以只得割愛。”而針對編選者提出的“主題先行”，反對觀點認為這一評判標準并沒有公平地運用到其選定的所有作家身上，甚至兩位編選者以“主題先行”這一共同理由作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判：一個據此否定茅盾之經典地位，另一個卻以此肯定穆旦為百年詩歌第一人，這種厚此薄彼的評判“不過是在已多次出現過的‘左’、‘右’、‘內’、‘外’一齊夾攻的怪圈中重蹈覆轍而已！”論爭雙方各執一詞。“重排大師”的爭議還未平息，1996年由謝冕、錢理群主編的“北大版”《百年中國文學經典》和謝冕、孟繁華主編的“海天版”《中國百年文學經典》面世，又引起新一波爭論?！段乃噲蟆?、《光明日報》、《作家報》、《文學自由談》等刊物紛紛發表討論文章，其影響甚至超越文學界，一些電視臺、新聞報紙也進行了報道，儼然成為一個文化事件。撇開論爭雙方孰是孰非的問題不談，單就90年代前期學術界和出版界推出“百年經典”這一事件來看，至少有兩個與“文學經典”相關的問題值得關注：其一，編選者為何急于推出“百年經典”？其二，這次“百年經典”的評選與前幾次經典重估有何不同？
與五四文學革命迫于救亡圖存之危機和啟蒙之迫切不同，與建國后為配合政治需要進行文化建設不同，與80年代后期對“撥亂反正”的文化需求不同，這次經典重估熱潮一方面受到荷蘭學者佛克馬1993年9月至10月間在北京大學的演講談及中國文學的經典問題的觸動而引發，但這只是外因。就其內因而言，它仍是80年代后期“重寫文學史”的延續，確切來說，是對“重寫”行為的延續①。但在“如何重寫”這點上，與“重寫文學史”相比此次重估百年經典的價值取向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仡櫱叭谓浀渲毓揽梢园l現一個共同點：文學在社會生活，尤其是政治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一套文學經典的重估及確認往往和建構一套合法化的知識話語（包括政治意識形態話語）緊密相關，重估行為具有相對明確和統一的意識形態訴求。而90年代前期的這次經典重建熱潮則是在“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之后”的市場經濟語境中進行。經典重估不再有明確統一的意識形態訴求，而更像是研究者對百年文學經典的個人總結。因此，同為“百年經典”，《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百年中國文學經典》《中國百年文學經典》的所選對象和所排次序卻有諸多出入，評選標準也是各自言之成理①。盡管編選者中不乏有聲望的學者，但這也未能讓讀者對這些“百年經典”一致認同，反而一石激起千層浪，學界內外的聚訟之聲不斷，可謂一場眾聲喧嘩的經典重估②。
那么，這場眾聲喧嘩的經典重估熱究竟對中國的文學經典問題意味著什么呢？首先，它表明20世紀中國文學經典認同上的焦慮。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由于百年中國的政治和文化變革相對頻繁，隨之而來的是文學經典的數次重估，這使得中國文學，尤其是20世紀以來的文學一直就缺乏一個穩定而具有廣泛認同的經典系統。因此，在“百年經典”編選中就不可避免地夾雜著“五四”文學、80年代“重寫文學史”、90年代大眾審美等多套經典闡釋話語，各自言說。其二，經典重估的眾聲喧嘩正是90年代文化多元化，文學退居邊緣，文學的意識形態功能削弱的必然結果。正如有學者所言“由市場經濟引發的社會轉型導致普遍的意識形態淡化、政治熱情消退”，與之相應的便是“知識分子的社會使命感也隨之大大降溫”，這種“從政府決策到大眾生活中普遍的務實取向和世俗化勢頭極大地消解了在百年中國一直占中心地位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精神至上的價值觀念”，取而代之的則是“世俗主義、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消費至上的價值取向。”在這種社會文化語境中，編選者和讀者依據個人的閱讀經驗和欣賞趣味來評定個人心目中的百年中國文學經典，這使得文學經典建構文化價值秩序的典范作用和教化功能被極大削弱。而更為堪憂的是，這種看似自由的經典評選衍生出來的卻是經典認定上的隨意，“百年經典”的無數版本最終必然導致“百年經典”之經典性因濫用而被耗盡的后果。其三，此時期參與文學經典建構的因素相較于前三次已發生變化。學者、大眾媒介、商業運作等因素相互制衡，共同參與到文學經典的重估之中，使文學經典部分地被納入文化商品的生產和消費機制當中，“文學經典”連同學者的盛名被商家作為賣點，“文學經典”蛻變為一個脫離經典性內涵的空泛口號。#p#分頁標題#e#
這次眾聲喧嘩的經典重估表明中國文學經典的又一次危機，這次危機不是推倒與重建的交替，而是文學經典被濫用后的經典缺位危機。這將不僅會影響學校教育中文學經典的生存狀況③，而且會影響整個社會文化價值觀念和民族精神共同體的構建。因此，文學經典作為一個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引發熱議絕非偶然，它很大程度上是這種經典缺位危機在學術界的焦慮映射。
本文作者:蘇琴琴 單位：湖北 黃岡師范學院 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