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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哪個時代像我們這個時代占有如此豐富的物質財富,也沒有哪個時代像我們這個時代如此經歷著內在精神的極度潰敗與大自然的全面告急。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于向原本清澈的江河湖海肆無忌憚地排放濁臭逼人的廢水,也已經習慣于在超級市場里閑逛選購來自五湖四海的商品,在物質滿足中享受著虛幻的自由。藍天白云難得一見,代之以鉛灰色天空;碧波蕩漾難復舊夢,代之以污泥濁水;鳶飛魚躍的生動景象更是消失無蹤,代之以被動物園的鐵柵欄關著的神情呆滯的動物。全球氣候反常、臭氧空洞、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植被退化、物種銳減、垃圾泛濫等均是生態全面告急的征兆與表現,生命與周圍環境之間幾十億年里慢慢形成的精美聯系正在被現代科技全面而徹底地損傷著,其后果有些已經昭然若揭,有些還只是初露端倪。但若想讓我們這顆美麗而脆弱的藍色星球繼續存在下去,若想讓人類文明可持續地發展下去,全人類的生態意識的建立將是極為迫切的,而文學也必須接受生態意識的浸潤,實現看護大地、叩問靈性的功能。 中國生態文學的興起 中國當代生態文學近幾十年的發展歷程頗為坎坷而曲折。從1949年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陸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現代化無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卻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生態后果。首先,因為不控制人口,導致人口數量的暴增。其次,對各種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非常嚴重。建國后我國曾長期靠出口各種珍禽異獸、野生動物的皮肉賺取外匯,更別說對東北原始森林的掠奪性破壞,對內蒙古大片草原的違背生態規律的農業墾殖,以及對云南、海南等地熱帶雨林的毀林開荒,當然更不用說大煉鋼鐵、時期對全國森林的毀滅性破壞了。在極左意識形態的長期影響下,我國政府居然出現了不承認在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會出現生態危機這樣的咄咄怪事。1972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是世界環境保護運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是國際社會就環境問題召開的第一次世界性會議,標志著全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覺醒。曲格平后來曾回憶說:“大會召開的時候,我國正值十年動亂時期,人們的腦子里充滿了極左的情緒。對待世界性的環境問題,我們差不多是采取事不關己、幸災樂禍的態度。那時候,我們相信,并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環境危機和生態危機,有的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公害是資本主義罪惡制度的產物,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產生污染的。誰要說有污染、有公害,誰就是給社會主義抹黑。”當時總理也算是高瞻遠矚,派出代表團參加會議,但回到國內后,主要關心的卻還是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問題,對環境和發展問題只字未提。而當時中國的環境問題和生態問題已經是相當嚴重了。因此,在此背景下,中國當代作家還沒有創作生態文學的自覺意識,即使有詩人牛漢的《華南虎》、《麂子》等“潛在寫作”詩歌中透顯出一定的生態意識,但還稱不上真正的生態文學作品。 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真正誕生還得到20世紀80、90年代,出現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一、隨著我國的現代化程度日益提高,生態環境大破壞的惡果已經日益被人們領受到了,無論是社會主義優越論,還是先發展后治理的代價論,抑或是消費文化的刻意掩蓋,最終都無法使人滿意地面對各種日益嚴重的生態災難了。二、國際上風起云涌的環境保護運動對中國人民和作家起到非常良好的啟示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全球各國政治首腦相聚一堂,就可持續發展問題共商大計,環保意識和生態意識借助鋪天蓋地的媒體宣傳深入世界各地。三、西方生態文學作品的大量介紹也對中國作家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尤其是美國的梭羅、利奧波德、卡森以及蘇聯的普里什文、艾特瑪托夫等人的生態文學作品。四、在西方現代化浪潮沖擊下,對本土傳統文化的興趣重新高漲,尤其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持續的國學熱,讓中國作家對傳統文化和古典文學有了自覺的接受,而其中蘊含甚深的生態意識自然深入到他們的作品中,如汪曾祺、賈平凹、張煒等作家的相關作品。 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中較早地呈現出生態意識的是一些志在反思歷史的知青小說,比較著名的如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樹王》和老鬼的《血色黃昏》等作品,它們或敘述海南島五指山原始森林被破壞的慘狀,或展示云南原始森林遭毀滅的惡果,或描繪內蒙古草原墾殖的生態災難,非常富有啟發性。與之相對,另有許多作家針對現實的環境、生態問題展開嚴厲的批判。像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岳非丘的《只有一條長江》、徐剛的《伐木者,醒來》等生態報告文學就水污染、森林破壞等問題,振臂高呼,振聾發聵。而高行健的實驗話劇《野人》演出于1985年,也是當代文學中高調宣揚生態意識的一個獨異文本。該劇充分反映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森林竭澤而漁式的開發方式導致生態環境的急劇破壞問題。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作家或受道家思想傳統的影響,或受鄉村生活的浸潤,或者生活于在邊疆地區,或者本身就是少數民族,與大自然尚保存著靈魂深處的密切聯系,生態意識由潛在趨向明豁,由細微趨于宏大,表現出一種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生命理想。例如賈平凹的《商州初錄》、《商州再錄》中就許多篇章具有濃郁的生態意識。詩人海子的《活在珍貴的人間》、《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等著名詩篇似乎在向美國生態思想的先驅梭羅的遙致敬意。而周濤的《鞏乃斯的馬》、《伊犁秋天的札記》等散文在對自然萬物的充滿激情的描摹中體現出美妙的生態意識。馬麗華的《走過西藏》等散文更是在藏族人民樸素的生活中發現了生態意識的珍貴啟示。詩人于堅則漫游于云南高原上,從山川大地、少數民族文化那里慢慢接受生態意識的熏陶,寫出了《避雨之樹》等杰出的生態詩歌。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生態文學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關注生態問題,生態文學作品體裁齊備,也產生了越來越大的社會影響。徐剛的系列長篇生態報告文學,如《中國,另一種危機》、《綠色宣言》、《沉淪的國土》、《中國風沙線》、《國難》等,視野更加宏闊,生態立場更加堅定,生態智慧也更加深邃。他的《長江傳》等更是雄心勃勃,試圖為我國的母親河描畫出生態肖像,引起大家的深情眷注。徐剛的生態報告文學往往能超越于一時一地的生態危機,筆觸深入歷史,延及四方。此外,如王治安的《人類生存三部曲》、李青松的《遙遠的虎嘯》、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生態報告文學對侵占土地、毀滅森林、物種滅絕、河流污染等許多重大生態問題秉筆直書,高聲疾呼。而于堅的長詩《哀滇池》、李松濤的長詩《拒絕末日》等都是聲名卓著的生態詩篇,憂憤深廣,陳義甚高。至于葦岸、周曉楓的生態散文,張煒的《三想》、張抗抗的《沙暴》、郭雪波的《哭泣的沙坨子》、葉廣芩的《老虎大福》等生態小說等更是華麗登場,無論是立意的高卓,還是藝術性的渲染,都頗值稱道。#p#分頁標題#e# 世易時移,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生態文學真正進入了繁榮鼎盛的階段。更多的知名作家加入生態文學創作陣營,屢有典型的生態文學作品引起全國性的轟動,而且學術界對生態文學的研究開始真正啟動,為生態文學的發展推波助瀾。此期取得最大成功的還是生態小說。賈平凹的《懷念狼》、姜戎的《狼圖騰》、郭雪波的《大漠狼孩》、雪漠的《狼禍》等小說都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展示了人與自然生命之間不能損毀的生態關聯,其中《懷念狼》、《狼圖騰》第一次讓國人全面而徹底地領略了生態文學的動人魅力。胡發云的中篇小說《老海失蹤》展示了欲望被煽動起來的現代人肆無忌憚地破壞大自然的悲劇,以及少數先知先覺的生態維護者是如何為了贖罪而自我犧牲的。陳應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獵人峰》等生態小說則為被現代人消滅的珍貴動物而哀歌不已。遲子建的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在現代化浪潮中以哀婉憂傷的眼光回望人類祖先曾經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家園。至于楊志軍的《藏獒》、張煒的《刺猬歌》等生態小說也異彩紛呈,搖曳多姿。李存葆的生態散文,如《鯨殤》、《大河遺夢》、《綠色天書》、《最后的野象谷》、《凈土上的狼毒花》等可以說是當代生態文學最美的收獲之一,與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相媲美而毫不遜色,稱得上真正的綠色大散文。李存葆對大自然具有非常敏銳的感悟力,對自然之華美具有相當的藝術描繪能力,加上他知識豐富,視野開闊,游蹤處處,既有贊美大自然的能力和激情,又有反思和批判現代文明的深度和力度,使他的綠色大散文具有高品質的藝術性和思想性。而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李娟的《我的阿勒泰》、蔣子丹的《動物檔案》、韓少功的《山南水北》等生態散文,也都各有所長,色彩繽紛,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百花園。于堅、華海、侯良學、姜長榮、紅豆等人的生態詩歌更是魏紫姚黃,爭相斗艷,把生態意識渲染得靈性十足。山西作家哲夫則在生態報告文學方面做出了可貴的貢獻,他的《長江生態報告》、《黃河生態報告》、《淮河生態報告》、《世紀之癢——中國生態報告》等作品氣度恢宏,卷帙浩繁,對中國生態問題有著全局性的關注。 從整體上看,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出現、發展和繁榮的意義是深遠的。借助創作生態文學,中國作家更及時地關注當前中國最為迫切的生態環境問題,讓他們獲得一度喪失的現實感。當然,這種現實感更多的是以悲劇形態出現出來的。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中曾說:“生態學教育的后果之一就是,一個人獨自生活在一個創傷的世界里。”中國當代文學的發生發展背景就是大自然慘遭浩劫的過程。如果說我國古代山水田園詩人關注大自然,更多的是避世,是怡情悅性;那么當代作家關注大自然則是振臂高呼,是哀傷哭泣,是絕望控訴。中國當代生態文學幾乎都是悲劇性的,如郭雪波的《大漠狼孩》,張煒的《三想》、《九月寓言》,王艾《我和松鼠的故事》,方敏的《大拼搏》、《大毀滅》、《大絕唱》,姜戎的《狼圖騰》等小說。在現代文明不停地制造不同的自然生命的悲劇時,即使有少數人脫離現代人的殘暴,對自然生命顯示友好,自然生命也很難與人和解,對人表示理解。如此一來,具有生態意識的人往往就會陷入既與人隔離、又與自然生命隔離的兩難境地。中國當代生態文學中那些具有生態人格的人,如郭雪波《沙葬》中的云燈喇嘛、姜戎《狼圖騰》中的畢利格老人、雪漠《狼禍》中的孟八爺等,也都以悲劇終局。 當然,中國當代生態文學張揚的生態意識畢竟為中國作家提供了一種更為闊大、更為合理的價值觀,使他們有可能進一步反思人類文明和人性現實?,F代工業文明、商業文明和消費文化,如果不向生態文明轉換,必然會自我毀滅。中國當代作家進行生態文學創作時,無疑是在為人類尋找新的出路。 中國生態文學亟需突破模式化創作 不過,當前中國生態文學還存在許多非常鮮明的問題,最明顯的局限表現于模式化寫作上。絕大多數生態文學作品中,作家幾乎都是千篇一律地敘述人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大肆控訴現代人的欲望泛濫,哀傷絕望于大自然的潰敗。例如郭雪波那些描繪科爾沁沙地的生態小說中,基本上只有三類人物,即生態破壞者、生態保護者和外來者。應該說,這種模式化寫作與革命意識形態關于階級斗爭的敘述有內在一致性,只不過壓迫階級成了欲望泛濫的現代人,而被壓迫階級成了無言的大自然,至于那些生態保護者則是被壓迫者的代言人。這明顯是對豐富復雜的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簡單化書寫,是對人性更為復雜的真相的遮蔽。 這種簡單化的書寫首先就忽略了人與自然的沖突的復雜情況。當今的生態環境危機自然顯示出來的是現代人的欲望無度和現代科技的暴力傾向,但這也不能就說明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惡的表現。自然之為自然,原本無善無惡,人區分出善惡僅是為了利于自己的生存。對于人而言,自然常常呈現出抹殺人的生命的傾向,例如瘟疫、干旱、洪水等自然災害,現代科技對于人抵御自然災害而言無疑是人類的善,而且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弘揚廣博的生態意識,根本原因就是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人在大自然面前已不再是無所作為的弱小者。因此,作家若只能對自然進行理想化書寫和對現代人與現代科技進行大肆歸罪,就明顯有悖于事實。更為關鍵的是,作家應該展示出現代人如何接受生態意識的指導,超越現代文明的局限,達到更高的文明階段。 最關鍵的是作家對生態意識無法達成個體化理解。許多作家似乎都以為只要我們能不再傷害自然,控制無度的欲望,盡可能地返回自然,就萬事大吉了。這明顯是對人性的矛盾狀態缺乏洞察。其實,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他能夠憑借理性和精神超越于自然,人返回自然是不可能的,真正重要的是人如何面對人性的矛盾狀態,充分意識到自然對人的制約與引導,并把這種制約與引導內化在人格建構中。人如果無法獲得精神與情感上的滿足,按照人性的自然傾向就必然會追求欲望的無度滿足;而人的精神與情感的滿足顯然無法完全從自然中獲得,他還必須從歷史文化、超越性精神中獲得,而且后兩者往往更為關鍵。其實,人只有在充分確立起了精神主體時,才能充分發現自然,尊重自然,像小孩子總是傾向于隨意殺死弱小生命就是明證。也就是說,作家在創作生態文學作品時,必須進入到人性的復雜性中,充分展示自然、文化、超越性精神這三者如何塑造人的,以及這三者之間如何互為條件的。這樣,也許作家才能超越既有的生態意識,展示出真正富有啟示意義的生態智慧。#p#分頁標題#e# 就當前中國生態文學而言,筆者認為可以做出如下嘗試突破既有的模式化創作。一是選取某個有代表性的生態事件,把這個事件的各方力量充分呈現出來,而且最關鍵的是要充分展示各方的合理性,例如生態維護者、生態破壞者、局外人,三者首先應該作為人進入作者的視野,而不是抽象的生態符號,讓他們進入對話情境中充分申說自己的合理性。作家由此達成對生態意識的個體化理解。二是盡可能拷問既有的生態意識,不能先入為主地就把生態意識放于絕對真理地位上,而是要在各種人與人的沖突、人與自然的沖突、自然與自然的沖突中達成對生態意識的新領悟。三是要充分讓自然發言,在許多生態文學作品中,自然往往是沉默的,例如陸川導演的頗有影響的電影《可可西里》的明顯缺陷,就是大自然默默無語;而真正的生態文學作品應該有能力從自然的無言中聽出大言。我們的生態文學寫作還得向梭羅、艾特馬托夫、拉斯普京等外國著名的生態文學家遙致敬意。 總之,現代人必須走出人類中心主義,與大自然重新訂約,重修舊好。張煒在散文《你的樹》中曾說:“無論如何,你應該是一個大自然的歌者。它孕育了你,使你會歌唱會描敘,你等于是它的一個器官,是感受到大自然的無窮魅力和神秘的一支竹笛、一把有生命的琴。我想,作為一個熱愛藝術的人,無論具有怎樣的傾向和色彩,他的趣味又如何,路都應該深深地熱愛自然,感受自然,敏悟而多情——如果是這樣的話,他才可能是一個為藝術而獻身的人。”對于許多中國當代作家來說,他們確曾為大自然仗義執言,他們能夠顛覆現代文明的人類中心主義,確立起生態整體觀,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并通過塑造獨具魅力的生態人格來引領現代人走出心魂的無知和迷茫,重建一切生命間的友好情誼。他們正在努力完成著歷史使命,努力引領人們走出工業主義、消費主義的市場取向的世界觀與人生觀,以生態意識為引導,恢復對自然的敏感與興趣,看護大地,叩問靈性。這將是人類的福音!地球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