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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項重大決策范例 舉世矚目的長江“三峽工程”決策，若從50年代算起，已歷經30多年。先后參加決策研究、論證的各方面著名專家、學者計有400多位。人數之多、時間之長、工作之深細、爭論之熱烈、意見發表之充分，前所未有，可謂開創了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范例。 截至目前，“三峽工程”論爭的焦點仍然是:上還是不上，立即上還是暫緩上。主張上的意見認為:“三峽工程”地理位置優越，壩址地質良好，對長江的防洪、發電、航運效益顯著，尤其是對緩解我國電力緊張狀況有很大作用，應當立即著手興建，且不存在任何工程技術問題;反對的意見則認為:“三峽工程”所需投資太大、工期太長、移民太多、泥沙淤積礙航、增加上游洪災和生態破壞嚴重等問題當前尚難解決，近期不能上。 以上兩相對立的意見，都有充分的科學依據，一時還難于做出定奪取舍。正如國務院副總理、“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主任姚依林同志所說:“主張建三峽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對上三峽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這個問題還需要經過詳細的論證。我認為，三峽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內是上不去的。” 二、決策者最難的抉擇 哲學家布里丹曾講過一個故事:“從前有一頭可愛的小驢，在兩堆同樣大小，同樣遠近，又同樣肥美的草堆之間，難于做出選擇，終因不知道吃哪一堆草為好而挨餓……。”這一個雖屬寓言的故事，卻道出了許多重大決策過程之中出現的屢見不鮮的現象。這種現象之所以常見，乃是因為:任何決策最終總會形成兩個利弊兒乎相同或兩個尖銳對立又各有道理的方案、意見來供決策者選擇。而這種最終的選擇，恰恰.是最關鍵丫最緊迫、也是最困難的抉擇。一‘特別是高層次決策者所遇到的重大的宏觀的決策，常常是多要素、多變量、不確定因秦很多、隨機性與突發性很強、多因多果……極其復雜的決策。這樣的決策，往往既不是典型的程序化、模式化、規范化的決策，也不是典型的非程序化、非模式化、非規范化的決策，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決策、模糊性的決策。進行這樣的決策，尤其是在最后1必須對兩種方案、意見，做出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二取其一的抉擇的時候，單靠科學程序的智力活動是無法實現的。因此，還需要、甚至最終完全需要依靠決策者的個人特有的綜合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科學的、技術的…‘•)全局的、戰略的價值意識與價值取向，要依靠決策者的特殊才能一非程序化、非模式化、非規范化的、超理性的決策藝術，才能實現最后的抉擇，完成這一決策。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賽蒙曾講道:“愈往高層，領導人就愈無法找到符合決策的明確程序，這就往往要依靠高級管理人員本身的經驗、判斷力、直覺和創造力。”這里，不妨重溫一下《三國演義》中“武候彈琴退仲達”故事給予人們的啟示。當時，“司馬筋引大軍15萬，望西城蜂擁而來妙。而諸葛亮此刻“身邊別無大將，只有二班文官，所引5000軍，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只剩2500軍在城中。”面對這等嚴峻情勢，如果按照科學決策的一般的常規的模式，只能擬出以下兩個方案:一是戰守，另一是棄城而走。然而，依據科學的預見，戰守，是無論如何也守不住的，“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得不為司馬鼓所擒呼”。為此，諸葛亮一反一般的決策模式，超越了.常規的決策模式，“將族旗盡皆隱匿，大開四門，每一門上用20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自己則“乃披鶴髦、戴綸巾，于城上樓前，憑欄而坐，焚香操琴。，”擺出“個非戰又似戰、似戰又非戰的姿態。司馬鼓見此狀，按一般的常規決策模式，做出了.“亮乎生謹慎，不曾弄險。必有埋伏，我軍若進、中其計也”的決策，“便教后軍作前軍、前軍作后軍，望北山路而退。”諸葛亮選擇擬定的恭而迎之的方案，是在摒棄依照決策科學只能做出“戰守”或“棄走”二個方案的局限性之后，在把握司馬郭“料吾生平謹慎，必不險弄，見此模樣，疑有伏兵”這一對于決策最為關鍵的因素，及由此因素導至的起決定作用的因果關系，高超地運用了決策藝術，所做出的明決?？胺Q即能善擇、又能擇善的優秀的決、策者。 三、決策藝術褥要情報藝術 一個決策過程，大體可以分為這樣四個階段:第一是調查階段，即發現所需進行決策的問題，選擇所應進行決策的目標，第二是決策研究階段，即擬制方案(至少是二個或以上方案)以及方案的論證，第三為決策階段，即方案的抉擇，選擇決定出‘個方案;第四為執行、實施階段。一般來說，發現問題、選擇目標和方案的抉擇階段，比較多地是依賴決策藝術，而擬制方案與實施階段，則大量地主要是依靠決策科學。 決策過程不同階段的不同特點，決定了對情報的不同需求。大體上講，在決策研究階段和實施階段，可以通過程序化、模式化的情報工作為其服務，而在調查階段和決策階段，則需要在程序化、模式化服務的基礎上，用非程序化、非模式化的情報藝術為其服務。 在這方面，楊沛霆等同志在情報事業創建的年代里，率先投入為領導、為決策服務的情報實踐，為我們創造、積累了豐富的可貴的經驗。50年代末，楊沛霆同志在和其他同志一起完成的“大爆破專題資料”的基礎上，深人進行研究，寫出了我國情報部門的最早的述評之一:“大爆破述評”。以后，他針對我國二、三線建設中的許多問題，以及準備在沿海建設石油化工基地的需要，以日本在海灘漁村平地建設世界規模的大型石油化工墓地為例，寫成“鹿島的變遷”。他出于對技術引進問題重要性的認識，完成了“技術引進爭奪戰”的研究報告，等等。他的不少述評、報告，受到了有關領導的批示，稱贊，有的榮獲情報成果獎。這些材料，在我們情報界都廣為流傳，當時研讀起來，就愛不釋手，即使今天，那給人的啟發，也還覺得記憶猶新。#p#分頁標題#e# 記得楊沛霆同志曾講過這樣一個意思，說情報人員要在領導者腦袋里出汗的時候，抓住令領導者腦袋出汗的問題。我想，所謂“出汗”的問題，大抵應當是決策者遇到了最難抉擇的何題，遇到了使其“舉棋不定”，甚至弄得精疲力竭的問題。而當這‘種時刻，往往由于某一情報的恰到好處的啟迪，使決策者的決策思路，峰迥路轉，豁然開朗，產生認識的飛躍，一下跨越了最難抉擇的難關。 1939年，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上書羅斯?？偨y，提出搶先制造原子彈的建議?？墒牵@封信被壓了很久，遲遲不見回音。后來，科學家們通過總統的近臣薩點斯進行游說。 一天，羅斯福正在用早餐，薩克斯向他講了“拿破侖與富爾頓”的故事。19世紀初，在反法聯盟軍隊包圍巴黎的時候，蒸汽輪船的發明者富爾頓，去見拿破侖，請求拿破侖采用他的發明，改裝法國的軍艦。然而，卻被拿破侖拒絕了。薩克斯不無感慨地說:“如果拿破侖采用了富爾頓的發明，也許近代史要重寫。”這一番話語，打動了羅斯福。羅斯福立即將壓了很久的建議批示了。于是，著名的“曼哈頓工程”開始了實施。 可以想見，羅斯福之所以將著名科學家的建議信壓下，久久不置可否，可能就是陷人了決策過程中最難抉擇的困境。正是在這種時候，一個近乎傳奇色彩，但深蘊決策意識與決策取向的歷史故事，卻激起了他的智慧的火花，強化了他的價值意識、引導了他的價值取向，使他猛然頓悟，產生了決策沖動，當即做出定奪。 決策需要決策藝術，決策藝術需要情報藝術。根據上述一些事例給我們的啟發，我覺得:作為為決策服務的情報藝術，應當講究如下一些特點:第一位重要的，就是必須抓住決策這個情報需求的熱點、難點、急點，即為社會普遍關切，解決起來難度很大，而又急待解決的問題。 楊沛霆同志在談到他的切身體會時說:“要把自己的工作重點轉到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上，主要是決定命運的政策問題。”什么是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決定命運的政策問題?我以為，主要的就是重大的決策問題，像長江“三峽工程”那樣重大的決策，其決策正確與否，對于我們國家的四化建設有著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因而應視為重大的情報需求，視為情報需求的熱點。而“三峽工程”決策出現兩相取舍的間題、處子最難抉擇的時候，但又急需做出抉擇、“敲定”的時刻，就是難點和急點。作為情報工作者，則應善子抓住這樣的契機，抓住重大決策及其轉化的關鍵，做好月躊。 其次，必須刻意迫求情報的針對性、啟示性和靈活性。這三性，并非一般化的三性，而應是超越一般的、具有高難度的三性。 所謂針對性，就是吃透決策者最難抉擇、舉棋不定的癥結所在。只有對癥處方，才得藥到病除。試想，在羅斯福壓下幾“建議”的時候，如再連篇不斷的上書，盡述原子彈如何有威力，技術可行等等，恐怕很難打動羅斯福。當諸葛亮決意擺“空城計”之時，還去為如何戰守或撤退出謀劃策，顯然是南轅北轍。所謂啟示性，就是要求所提供的情報，不論是述評、報告、建議，還是事實、案例型情報，都應當新穎、生動、引人。特別是事實、案例，應寓意深邃、富有哲理、發人思考，能夠敲叩決策者的心扉，撞擊決策者的直覺、靈感……。所謂靈活性，就是要求情報內容的豐富多樣、體裁不拘一格，在提供、服務的方式方法上，應見機而行，可以上書供閱，可以走訪直陳，甚至在飯桌邊、汽車上……。 情報藝術，尤其是為決策服務的情報藝術，有些像“萬花筒”，千姿百態、變化無窮，又有些像還打不開的“黑箱”，許多奧秘，還尚未被認識。 對于情報藝術，我們不能亦無法追求其模式，而應追求其境界。詞學大師王國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里尋他千百度，驀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無限的創造性，永遠是情報藝術的生命。我們情報工作者，應當胸懷遠大的革命理想、熱儲，葆有那么一種對事業的執著的追求、一種勇子、善于探索、開拓、創造的精神，將整個身心投入到為決策服務的廣闊、生動的實踐中去，這樣，則不難形成情報人員所特有的才能—情報藝術，則會不斷進人情報藝術的“燈火闌珊處”。“中國的情報研究人員，應該在中國的重大決策上拿出自己的見解來，而不是外國人的見解。”原國家科委情報局局長兼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所長聶春榮同志的這句充滿魄力豪情的話，語重心長，情深意遠，飽含著對我們情報工作者的激勵、信任、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