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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文化環境特點及面臨的挑戰
(一)我國文化環境的特點
我國文化環境一般由宗教、信仰、社會結構、教育、語言及風俗習慣等幾個方面組成。自古到今,中國受儒家倫理的影響較大,以“中庸之道”而行事,隨遇而安。人民崇尚倫理道德和群體意識,推崇謙虛知禮、知足常樂,不追求爭強好勝、個人突出的價值取向[。一般而言,儒學體系是中華民族普遍認同的優良傳統,其核心價值是忠誠、互惠、責任和以誠相待,這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我們需要去繼承和發揚光大,這也是中華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之根基所在,正如柳斌杰[8]所言:“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根基和靈魂”。但不可否認,這種文化也容易奴化大眾,被貴權所利用,因此了解文化環境對科技體制的形成與發展是必要的。文藝復興之后,西方文化堅持“天人相分”,雖有各種宗教的文化傳統,但更多的是崇尚科學,尤其是實證科學。中國近代科學思想體系起源于“洋務運動”,至今僅有100多年,與西方的科學體系相比,實屬“年輕”。盡管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不朽的軍事謀略及文學著作,有深邃的哲學思想、豐富的政治斗爭藝術、發達的經濟體制以及眾多的發明創造,但必須承認我國自然科學不盡發達,沒有形成系統性,缺乏培育科技發展的土壤,人文環境較為獨特[9]。在這種“特殊”的人文環境下,若對突發事物(事件)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認識,將直接影響我國科技發展,甚至會帶來嚴重災難的政治運動(如“”)。這種“科技-文化-政治”文化氛圍在一定程度上說是我國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仍得不到豐厚滋潤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我國優秀文化傳統遭受嚴重挑戰
1.信仰危機與誠信危機。在我國,宗教信仰雖說是自由,且為憲法所賦予,但實際情況不太樂觀。在信仰受抑情況下,誠信也變得極為脆弱,人們所追求的精神信仰日益物化。誠信的原本含義是“內誠于心,外信于人”。誠信是一個道德范疇,非法律層面的行為,但會影響到實體和個體在社會中的信譽。歷史表明,以個人或集團利益,以自私和貪婪玩弄誠信是為人所唾棄的。有人自作聰明,玩弄道德,踐踏社會道德底線;甚至有人以此作為衡量個人成功與否的標準,為了個人的蠅頭小利而不擇手段損人利己,進而形成“見利忘信”的不良習性。令人遺憾的是,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發展,人的道德品質卻沒有與之共發展、進步,反而呈現逐漸下滑的態勢,這種“不平衡性”一直沒有得到妥善解決。人一旦沒有信仰、缺乏誠信,就會沒有道德底線,極易出現極度的個人物欲膨脹。信仰和誠信之所以不斷出現危機,這可能與歷史上打壓宗教信仰有一定關系。在金錢中舛誤,道德觀念(價值)開始失落、下滑,誠信也無法逃脫被拋棄的命運。誠信的缺失,正在逐步蔓延到社會各階層(工、商、政、學、農等各方面)。部分官員熱衷仕途,把權錢交易當作第一位,甚至為了私利公然撒謊、瞞天過海,“毫不隱晦”地挑戰人民群眾的“智商”,最終導致政府公信力嚴重下滑,令人擔憂。部分“精英”喜歡做面子工程,沉迷于前呼后應;熱衷于政績工程;個人物欲極度膨脹、貪得無厭。甚至在“純凈”的學術界,不論做什么學問,大家都要首先表明身份,正所謂“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誠信不斷消耗殆盡,這是導致嚴重學術腐敗的重要原因,也是文化體制改革的源頭所在;我們應盡快消除“急功近利”“面子工程”等不良文化習性,真正消除帶有封建殘余思想的“頂層設計”,大力弘揚和倡導信仰自由和誠信意識,重新建立并夯實誠信之基石。
2.文化體制的缺陷日益顯現。自建國后,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下建立了與之相適應的文化體制,這種文化體制后來“拋棄”部分優秀中華文化,在繼承和發展優秀文化傳統方面過于極端化,造成嚴重的“文化斷裂”現象。顯然,落后的文化制度已經不適應當今快速發展的科技,也會嚴重制約文化事業的發展,這種模式部分來自中國的歷史傳統,部分來自照搬蘇聯模式[10],科技體制的不合理性也日益顯現。在忽視自身的傳統文化價值基礎上,所創建的文化制度可能造成人們的思想混亂,代表先進思想、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正逐步遠離我們視線。如今“創新”成了各行各業的口頭禪,管理要創新,教育要創新,一切都在“創新”的旗號下進行[11]。顯然這僅是一種“口號”,泛濫的“創新”與現實需求或真正的科技創新有較大的差距,是沒有遵循科技發展客觀規律的真實體現。有些人明知這種“口號”是難以實現,但為了“面子”工程,強行“推進”,最終導致“人財兩空”。顯然,和諧的文化導向將成為我國文化體制改革亟待解決的問題。文化產業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制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甚至嚴重滯后,必須進行文化體制改革[12]。文化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創造更多更好的適應人民群眾需求的優秀文化產品[13]。但我們也要看到,我國部分傳統文化不太適應科學發展,不利及早發現青年人才,甚至會扼殺年輕人的創造力。為了鼓勵科技發展,我們需要更新文化理念,鼓勵新思維、新文化,讓科學的創新動力獲得解放。文化理念的更新,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科技發展的步伐,也將決定科技體制的發展、改革和創新;優秀的文化環境可以較好容納科學創新。應該看到,我國文化環境與氛圍、人文環境及科技體制改革是一種動態的調節過程,因此,解決人文環境的“不合理性”是一個動態調整的問題,文化體制改革需要在此找到一個平衡點。
我國的科技文化有待完善
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導致中西方文化管理模式、科技發展模式、大學辦學理念、高校及科研部門運作等諸多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正是這種文化背景的差異,導致中西方科技發展模式存在較大反差?？茖W體系要有糾錯能力,能夠使科學體系逐漸擺脫錯誤,但是我國傳統科技文化中,容易對權威形成崇拜;往往對既有體系修改時錯誤被糾正,同時正確又被改成錯誤的,使科學體系不能持續發展。我國傳統科技文化采用“官僚化”的評價體制評價人才,往往追求數量等,而不是評價科研成果創新的內核,導致優秀的成果不能被評價出,當然也得不到推廣。本節將重點闡述科技計劃、科技人才、科技獎項評估三方面的內容,而其他的內容如基金申請與評估、人才培育機制等不作詳細闡述。#p#分頁標題#e#
(一)科學論證科技計劃
西方國家實施計劃的規范性、穩定性較強,我國科技計劃的決策較快,但易變,執行過程中的任意性較大,執行不好也難以追究責任[14]?，F有科技規劃制定也不乏“行政色彩過濃”的問題。眾所周知,科學和部分含有原始創新的技術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預見性的,科技發展不是“表格道道”能規劃出來的[15],且在實行過程中已經慢慢偏離科技計劃的立項初衷,其穩定性與規范性受到多方質疑。目前我國設立的科技計劃很多,如“973”、“863”、重大項目、青年項目等。這些計劃對于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和提升國內科研實力等產生重大影響,但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探討:(1)計劃的目的和意義仍不夠清晰;(2)客觀評定這些計劃的實施情況缺乏監督;(3)計劃實施后,帶來的社會和經濟效果如何判定;(4)鼓勵及懲罰措施沒有細化或落實力度不夠。因此,我國需要對一定限額以上的科技計劃采取立法措施,具體明確地規定計劃的目標、內容、實施辦法、負責實施的機構和法律責任等[16]。不可否認,我國有領先的創新成果,但不多,且投入與產出不協調。部分“主持人”不夠尊重科學發展規律,認為幾年甚至更短時間就可以創造出世界一流的成果,急功近利的主觀思想較為嚴重。在各類自然科學基金中,主觀上要求承擔課題研究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內獲得一定的科研成果,但客觀上又忽略科研成果原始積累的必要性。因此很多人為了完成所謂的“科技創新”,不斷復制或模仿他國的技術,而不腳踏實地、埋頭苦干。顯然,缺乏自主創新的主導技術,我們將很難在國際科技界占有一席之地,要達到世界領先我們需倍加努力。在這種急功近利的文化環境中(當這種心態上升到全面的普適價值之信仰時,便可形成一種文化氛圍),科研人員很難找到科技創新的“動力”;即便有了這種動力,也將很快被不合理的學術評估政策導向所吞噬。
(二)嚴格把關科技人才的引進
為吸引國內外優秀人才,各部門先后出臺了很多的人才計劃,如百人計劃、千人計劃、長江學者、楚天學者、閩江學者、泰山學者等。這些人才計劃本意是為了吸納頂尖人才以提升科技實力,但現在卻逐漸偏離政策的初衷。相當一部分掌管(主管)科技計劃或人才計劃的領導不太尊重科學規律,甚至認為只要引進幾位“千人計劃”人才或“大師級人物”即可解決當前科技界存在的難題。更有甚者,認為我國“領軍人才嚴重缺乏”,覺得引進若干個“千人計劃”人才就能解決國內的重大科技創新問題。有些單位為了申請到相應學者計劃(“面子工程”),也可能卷入到造假的行列中去,導致部分科技人員的簡歷造假、學術腐敗、以次充好等,如北京化工大學的一位教授造假[17],廈門大學的一位教授使用虛假博士學位獲取“閩江學者”[18]等。最令人擔憂的是,在“千人計劃”沒有產生重大效果的基礎上,我國又出臺“萬人計劃”。這到底是計劃“規劃”人才,還是人才“呼喚”計劃?筆者認為,利益的驅動力是最大的幕后推手。顯然,監督機制沒有發揮好監督職能,我們應從科研體制、評估體制、監督機制、競爭機制等進行研究,重新理順人才計劃與科技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而消除導致學術腐敗的根源。
(三)認真執行科技獎項評估
對于重大科技創新,需設立相應的獎項進行表彰和鼓勵,以便激發科技界更大的潛能和研究動力。但目前“科技獎勵”的實際效果卻不如人意,暗箱操作時有發生,人為干擾的因素較多。在這種潛規則的發酵下,“領導的意志”干擾更為嚴重,規定或程序僅為一種過程而已。雖程序合法,但貓膩甚多,從而導致很多人力、財力、物力等資源過度浪費。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科研人員是為了“科技獎項”而去,而在基礎科研上卻不下功夫,本末倒置,在名譽中“迷失方向”。科學倫理急劇下滑,由此產生一系列的學術不端行為;甚至部分科研人員內外勾結,操控評審結果,導致學術腐敗。“科技獎項”評估中,部分管理者官居其位而不謀其政,甚至是外行決定內行,屁股決定腦袋,功夫用在“面子”上。在這種粗放式的評估模式下,科技管理效果必然低下。為了減少評估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評估體系需要完善,建議引入法律手段進行約束,對學術不端及科研腐敗等行為需嚴懲不貸?？茖W、合理的科技體制對科技評價體系和科研管理體系有決定性的影響。遺憾的是,目前我國科技評價制度還不夠完善,存在著重數量不重質量、重產出不重應用、重短期不重長遠、重物輕人等問題[19]?？萍冀绾臀幕缛找姹晃廴?學術環境有待凈化。雖然我們出臺一些學術不端的懲罰政策[20-21],甚至是“一票否決”,但行政仍過于干預學術,缺乏問責機制,應予以立法干預。政策制定者要充分認識我國文化體制的特點,加大現場調查力度,要避免引發評獎與現實脫節,進而造成大量的人力、財力的浪費?？萍俭w制創新受文化環境的制約,因此需要有開放的文化氛圍去鼓勵學術研究,把更多的決策權留給真正的專家去解決。
完善科技體制改革的建議
目前,我國科技創新處于轉型階段,創新實力較弱。我國科技事業由于其自身基礎薄弱、生存環境較差,因此相應的鼓勵和扶持政策非常重要,但基本問題首先要破除目前存在的“不良”學術文化氛圍。
(一)破除“官本位”行政文化是科技體制的首要問題
“官本位”是政治文化問題,不合理的政治體制會由此而生。目前一些部門已經形成一種怪異的文化氛圍,這種落后的政治文化慢慢侵蝕科技體制,其嚴重性我們要警醒。由于歷史特殊性,一些行政部門內部缺乏競爭意識,官本位造成官員占有資源,致使底層人才失去創新動力。一些改革理論家,明知道改革的某些舊思路有問題,偏要一條道走到黑,甚至改革之路上又重現“一刀切、簡單化”的粗暴方式。“以官為本”的現行科技體制的封建性不僅窒息了科技人員的創新能力和活力,阻礙了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且成了產生腐敗的根源[2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科技獲得長足發展,各方面事業均有一定進展,但由于政府權力過大,官員控制的資源過多,行政的力量大大超過經濟、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力量,呈現“一元化特征”[23]。“官本位”的思想直接體現在“一元化特征”的管理模式上,也日益滲入到科技界。有些部門為了面子工程,搞幾項科研計劃,然后再邀請若干專家進行鑒定(是否是本領域的專家就不得而知),最終的結果皆大歡喜。這種“面子工程”無非是撈取政治資本,進而通過追逐“短、平、快”的手段獲得仕途上的高升。一些人整日琢磨新名詞,好評獎,不認真研究實效;有些人想方設法撈“政績”,工作中不作為、亂作為。中國需要的是文化復興,而不是文化復古;需要的是科技創新,而不是科技的拷貝或復制;需要的是完善的監督機制和法律手段,而不是過多的“領導批示”。我們要徹底摒棄現行科技體制的弊端,引入競爭機制、打破“金飯碗”,鏟除文化、科技領域的“官本位”思想,給科技發展留有一片“蔚藍的天空”。#p#分頁標題#e#
(二)打破行政權的壟斷
官位高低、權力大小作為衡量人身份地位的首要標準這些年來變化不大[24],在科技界最明顯的表現是行政權力過大[25]。他們直接掌握國家大量資源,并主導科技發展,自然也趨向于憑借手中權力獲取巨大經濟利益,使得科技界慢慢被“官文化”所滲透、腐蝕,創新的動力急劇下滑。顯而易見,在“一元結構”從上至下的制度下,項目和經費的獲得直接取決于研究人員的“生產關系網”,并非“生產力”———科技創新。長期如此,行政權必將驅除科技創新,導致科技創新被扼殺在襁褓中,得到的將是科技低級別的重復,最多的也僅為技術復制,而科學原創性將得不到鼓勵和支持。
(三)打破科研主管部門“考核制度的依賴性”
科研主管部門對考核制度獨有情鐘,對考核制度的依賴性最直接的體現在于,行政主管部門缺乏競爭,機構臃腫、沒有活力,采用的管理手段落后、低效、呆板、模式單一,嚴重制約了科技發展和文化繁榮[26]。不可否認,我國科技評估監督體系缺失,缺乏科學、合理的科技評估機制。所謂的“獨立、權威的科技評估機構”沒有建立起來,受控因素較多。即使有也是受困于行政主管部門,致使科研管理部門的工作缺乏科學的評價[27]。中國科協主席韓啟德表示:“如果科技體制機制不進一步改革、學術評價制度不改革、管理機制不改革、科技資源分配機制不改革,那么影響學風的根源還不能夠得到根本改變”。由此可知,科技發展的瓶頸有其深遠的歷史原因、文化原因、社會原因,甚至是制度本身?？己酥贫鹊倪^度依賴,體現出管理部門對科技發展不甚理解,思想仍然停留在單一的計劃經濟時代,這種不合理的文化氛圍需要更新。
(四)打破學術行政化
學術行政化問題目前日益突出,行政權嚴重侵蝕學術權,學術行政化和科層制現象仍未消除。在這種嚴格的等級制度為依托的“官僚制度”下,學術權力讓位于行政權力,學術資源受控于行政權力[28]。學術界自由的空間和自律的功能被削蝕,作為科學精神內核的正常學術批評受到抑制[29]。如清華大學陳丹青教授在5年始終不能適應“學術行政化”的教育體制而不得不選擇離開,這是學校的悲哀,還是科技體制的悲哀?另外一個較為有趣的現象是,目前社會上名流熱衷于院士(科學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評選。2006年,也有人重新提出設立“社科院院士”,目前已實施。院士的榮譽原本是個人學術榮譽的最高學術稱號,為何出現“院士崇拜論”?原因很簡單,院士享受“副部級”待遇,且直接與官場級別掛鉤,頭銜終身制。類似的還有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制。多方原因促使中國學術界的“官氣”十足。無怪乎,取消學術界的行政級別有如此之難!這些問題都是學術機構管理部門需要認真思索的問題———學術機構應該獨立于行政管理部門。
(五)改革學術評估體系科技成果(學術)評定體系需要深度改革,評審或鑒定機構需要有獨立的第三方執行,而不是計劃制定者。“官本位”的思想若不改變,最終的結果是效率低下,徇私舞弊較難避免,由此造成大量資源極度浪費,無怪乎中科協調查稱60%科研經費流失項目之外[30],國家大量的資金進入個人腰包,甚至產生科研腐敗[31]。盡管有很多的重大項目沒有達到預期目標,也沒認真總結,但新的計劃又不斷推出,令人眼花繚亂,實屬費解。另外,考核的目標不明確,目前大部分考核與論文、經費、專利等掛鉤,甚至出現逼良為娼的不良習性———部分人員為了科研經費而造假項目。若不改革學術評估體系的話,國內的學術氛圍會被扼殺,且我國科技期刊(非SCI和EI收錄)也將很難有大的發展空間。
(六)優化科研經費分配方案
政府部門制定的科技計劃應與國家戰略需求或社會需求相結合。政府部門需要為高等院校、企業或個人提供必要的細化服務?？蒲薪涃M分配要避免對某一個人或團體的某一單項項目進行多基金支持,避免一些科研帶頭人成為“撈金高手”。比如,有些研究人員的某一課題方向每年能獲得多項國家級、省部級項目支持,導致“基金花不完”,這顯然不合理(除了國家戰略性需要、且短期內較難實現的一些項目)。甚至是資源在一個小圈子(由所謂的“首席科學家”主導)內分配,體現在戰略科學家和一般科學家在類似隱性政府權力之間存在較大差別,這也意味著行政權力強烈地向科技界滲透;而需要資助的研究人員(尤其是35歲以下年輕科學家)卻很難拿到資助,這顯然不利于學科發展,也不是經費資助的初衷。
結論
影響我國科技發展的內外因素較多,觸及的利益部門甚廣,面臨的文化環境異常復雜。由此看來,我國要取得科技體制創新和改革的成功還需要很長的時間。長期活躍在科技界的科學家首先要面對這些文化及科技體制對其學術所帶來的深遠影響,而良好的科技文化將有利于科技界的發展戰略和規劃。首先要采取多種措施鼓勵創新,國家應減少行政權力對科學研究的干預;其次,力求破除“自上而下”的單一管理模式,通過改革政府和研究機構的行政管理行為,創新引入競爭機制、激發創造力;再次,建立科學、合理的學術評價和監督機制,對國家重大科技計劃等項目的實施情況進行認真檢查和監督,并適當引入法律手段遏制學術不端行為;最后,倡導和諧文化氛圍,建立良好、完備科研管理體制,提升我國科技整體創新能力,實現“中國夢”。
本文作者：林松清 單位：湖北武漢《巖石力學與巖土工程學報》(英文版)期刊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