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論文范例

本文作者：林建峰 單位：福建農林大學 2010 級碩士研究生

同志闡釋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科學內涵，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而它應該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以爭取民族獨立、反對封建主義以謀求社會進步的有力武器。再次，新民主義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同志指出它具有民族性、科學性、大眾性三大基本特征特征：所謂民族性，即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所謂科學性，即它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要理論和實踐一致的；所謂大眾性，即它是為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此外，同志還提出了科學對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方法，即應該汲取其精華而拋棄其糟粕。對待傳統文化，要運用批判的眼觀進行繼承和弘揚，反對割裂歷史，拋棄傳統；對待外來文化，要用辯證的思維進行吸收和借鑒，反對盲目崇拜，全盤吸收。

鄧小平同志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理論

十年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文化亦歷經著巨大的浩劫。鄧小平同志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十分重視文化對于政治經濟建設的作用，強調在進行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也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即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精神文明建設理論作為鄧小平同志文化思想的核心，源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是對同志文化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不僅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而且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征程。關于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同志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在他看來，在實行改革開放和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東西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多種社會思潮激蕩雜陳，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主導地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不會迷失方向，丟失靈魂。關于文化建設的戰略地位，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是經濟、政治和文化三位有機統一的現代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關于文化建設的價值取向，鄧小平同志認為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基本方向，把“三個有利于”作為評判標準，以滿足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促進社會的全面繁榮進步，據此，他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等著名論斷。關于文化建設的基本原則，鄧小平同志強調精神文明建設要加強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以保證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重申文化建設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以推動科技進步，促進文藝發展，滿足精神需求，實現社會進步。

同志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理論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同志作為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繼承同志、鄧小平文化理論的基礎上，立足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根據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審時度勢，高瞻遠矚，提出了一系列關于文化建設的新思想，科學地闡述并強調文化建設的戰略地位，并將文化建設提升到體現綜合國力重要標志的新境界。同志從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高度，強調“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提出了一系列關于文化建設精辟的論述，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理論體系，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1991年7月，在慶祝黨成立7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同志創造性地使用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這一概念并對其進行闡述，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雛形。此后，他多次論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問題，不斷豐富和完善其科學內涵，并對其歷史地位和現實作用做了精確的定位，制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初階段文化建設的基本綱領和根本任務，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成為一個豐滿的理論體系。2000年2月，同志在廣東考察工作時，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和深刻分析當前形勢任務，首次提出并闡述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年5月，他在江蘇、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時，強調“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在馬克思主義建黨史上首次將“中國先進文化”提高到黨的性質的高度，重點突出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戰略地位和歷史作用。2001年7月，在慶祝黨成立8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同志對先進文化的科學內涵和戰略地位等問題作了全面的闡述。先進文化理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晶和時代精神的總結，它的提出，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體現了時代進步的特征，是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文化意識的理性自覺以及復興中華文化的強烈使命感，標志著黨的治黨、執政思想的成熟。

同志的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理論

第一篇

一、課堂教學中的基礎—詞匯教學

英語教學不同于其它學科，有其自身的特點，既要求教師有大量的外語詞匯儲備，又要求教師深刻理解外國文化、歷史、地理以及所要教授課程的所有內容，可以說是需要將多學科內容相整合。作為語言學習的基礎，詞匯教學顯得尤為重要，但卻是英語教學的“困難戶”不論老師還是學生聽到“單詞”都非常讓人傷腦筋。對于這種“老大難”現象，英語教學改革是迫在眉睫的，最好的解決方法是讓學生參與進來，讓學生有目標地學習，讓詞匯學習成為學生的習慣，詞典成為學生的助手。

傳統的單詞精講在短時間內還是不能缺少的。英語詞匯應逐步實現重點單詞重點講解，常用簡單詞語講解特殊用途。例如:“dog”一詞指動物“狗”。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借用動物或顏色的特征來形容人，但這類比喻往往因為語言、文化背景、風俗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義。中西方人給動物和顏色的文化附加意義一般有很多區別。在中國若有人聽見“Youarealuckydog．”聽者必然非常生氣，但在英語中luckydog是指“幸運兒”;“愛物及烏”的英語表達是“Loveme，lovemydog．”風水輪流轉”的英語表達是“Everydoghashisday．”因為在美國，狗作為寵物對人們極其重要，被看作家庭中的一部分。當然dog有時也含有貶義，如:“yellowdog”指“無賴”，“goingtodogs”指“完蛋”，“dielikeadog”指“死得很慘”等。合理利用記憶方法，心理學家指出對陌生詞匯感官三位一體加有聲讀16遍可以達到記憶的效果，再利用原有單詞和新詞結合的方法創作短小文章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對寫作也有很大幫助，改變傳統應試教育中學生只會選A，B，C的現狀。讓學生動手動腦在詞匯學習中滲透寫作練習。學習交流在單詞學習中也非常重要，學生平時的習作可以采取互批的方式，讓學生之間互相學習，相互糾正錯誤。老師可以在其中選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讓全體學生一起分析文章中的錯誤和可借鑒之處，這樣詞典就成為學生有利的助手。背誦單詞漸漸地就會成為學習習慣。所以，素質教學更要求教師知識的廣度和深度，逐漸成為學生查缺補漏的幫手。

二、任務教學法用于“課文教學”

在課文教學的環節中教師應起到監督和督促的作用，在每節課開始前應指派學生進行“presen-tation”讓每個學生都成為課堂的主人，養成課前預習，課后復習的習慣。對課文中所出現的現象教師要廣泛聽取學生的理解，這能敦促學生自己發現問題，尋找答案，使學生更易于主動學習。對于文章的作者和背景知識教師應采用“小組協作”的方法讓同學們互相分享學習成果，教師在這一過程中應起到引導作用，為學生介紹同一作者的優秀作品，書籍是增加知識開拓視野的良師益友，教師就是這樣一把為學生開啟知識大門的鑰匙。在英語教學中教師應吸取漢語教學的經驗。對優美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美句要讓學生達到背誦的程度，這樣在自己的文章中才能引經據典。對傳統的筆試模式也應有所改善，把背誦融入期末考試，將筆試和口試都寫進學生的成績單，讓英語不再是紙上談兵，真正用到學生的日常生活和日后的工作中。

三、利用多媒體技術提高高校英語聽說教學

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程度以及英語作為國際學術通用語地位的提升，英語學術期刊論文作為國際學術交流的重要載體，一直是國內外語言學領域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學術期刊論文作為一種體裁，具有高度的語篇結構性及規約性，多遵循引言—方法—結果—討論的宏觀構式，但也可能因不同行業或學科社團的行業規范與社會認知差異，在宏觀結構上表現差異性。此外，學術期刊的各個次語體之間以及相同次語體在不同語域下也可能呈現差異性。學術期刊摘要是學術期刊體裁中的關鍵次語體。作者通過摘要高度濃縮研究內容，展示研究意義，以達到對研究進行介紹及推銷的目的。摘要關系到學術論文是否可以被發表，其不僅因內容的高度濃縮而幫助讀者節省尋找相關文獻的時間，而且因其交際目的的互動性和推銷性而影響讀者，從而實現作者與讀者的互動交流。因此，摘要在國際學術交流中極為關鍵，在語言及構式上具有特殊性，從而引起了國內外語言學界的廣泛關注。

一、理論框架

近年來，體裁及體裁分析已成為語言學及外語教學領域研究者分析非文學類語篇時最常用到的理論框架，也是指導寫作、閱讀及教學實踐的重要工具。研究者將體裁理論分為三個學派，以Swales和Bhatia為代表的“ESPSchool”、以Martin為代表的“澳大利亞學派”和以Miller為代表的“新修辭學派”。ESPSchool認為，體裁由一系列交際事件組成，參與其中的社會成員可通過體裁來達到共同交際的目的，其中，交際事件包括語篇和事件的參與者，以及語篇的作用和產生及接受語篇的環境，包括歷史及社會文化因素。澳大利亞學派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為框架，認為體裁是一種有步驟的、以交際目的為導向的社會交往過程。新修辭學派認為體裁是一種社會活動模式，強調在特定的社會情景下了解及分析體裁?？梢姡齻€學派雖然在體裁概念的表達上不同，但是都認為體裁是社會交際模式，具有很強的重復性和習慣性，受不同社會文化及語篇變量的影響。從分析方法看，三個學派體裁分析模式的不同之處在于：ESPSchool為文本驅動；新修辭學派則是情景驅動；澳大利亞學派則基于系統功能語法把社會語境作為研究焦點?；谌齻€學派的體裁及體裁分析理論，研究者開展了不同形式的體裁教學實踐，旨在幫助學生們建立體裁知識體系，將相關體裁知識運用到社會交際中，以充分掌握并運用體裁。通過基于體裁的寫作教學，教學者能使學生掌握基本的體裁語篇模式及理據，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Swales針對學術期刊論文引言部分提出了Create-A-Research-Space模式，其語步、語階概念后被廣泛運用于教授專門用途英語；澳大利亞學派主要將體裁教學法運用到中小學及成人的語言課程中，指導寫作教學；而新修辭學派則從社會情景出發研究語篇的社會性，主要教授英語國家學生正確認識體裁的社會交際目的，更好地使用體裁。三個學派的教學法雖然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使學生習得體裁，更好地達到社會交際目的。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WebofScience核心集刊數據庫中，先以1990—2019年、主題“Abstracts”為檢索條件進行初步檢索，文獻數據截止到2019年5月9日。通過初步分析檢索結果研究者發現，學術期刊論文摘要研究主要來自語言學領域、教育學領域和信息檢索領域。鑒于此，在其他檢索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研究把檢索領域限制在語言學、教育學及信息科學領域，進行第二次檢索，得出5210個檢索結果。兩位應用語言學博士通過認真研讀標題和摘要對檢索結果進行甄別，基于三大體裁學派對體裁分析的定義，篩選出體裁分析視域的摘要研究文獻209條。研究者將輸出的文獻導入Citespace，利用軟件析出的文獻共被引圖譜及關鍵詞厘清摘要體裁文獻并做摘要研究展望。

三、國際學術期刊摘要體裁研究熱點

經統計發現，近三十年的摘要體裁研究有上升趨勢，國際學者發文量在2003年低潮過后不斷攀升，于2018年達到頂峰（如圖1）。據Citespace分析結果，研究者主要以“ESPSchool”的體裁理論為依據，融合澳大利亞學派的社會文化及社會認知體裁分析路徑，以語料庫為工具，研究摘要體裁的語步結構及詞匯語法特征。文章將結合Citespace共被引圖譜詳細介紹摘要體裁研究的路線及具體研究方向。

本文作者：段玲琍 單位：四川外語學院應用外語學院

本文期望根據社會文化理論中的四個核心理念構建一個適合語用習得研究的理論模式。國內在該領域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比較少見。本文首先綜述社會文化理論在二語習得領域以及語用習得的研究狀況，然后從中找出社會文化理論與語用習得的契合點，嘗試建立一個理論模式，以便在語言實踐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從而達到對所提出的理論模式進行驗證的目的。

社會文化理論與二語習得領域、語用習得的研究動態

早在20世紀80和90年代James　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開始致力于將Vygotsky的理論引入二語習得領域。2000年Lantolf編輯了第一本關于社會文化理論的探討論文集，著重討論社會文化理論與互動論、輸出假設以及交際教學法的區別。如，Ohta使用最近發展區理論探討二語語法的習得，從而重新思考互動論；Swain通過對話教學討論中介的作用，并比較輸出假設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與Poehner又編輯出版了專門論文集，以實證研究報告為主題，重點報告了社會文化理論中的調節論和最近發展區理論在聽說寫及評估方面的實際運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語聽力的動態評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戲劇和最近發展區理論在二語課堂中的運用以及Mahn的使用對話式教學教二語寫作等［4］。國內學者主要以實證研究為主，有一些理論層面探討和介紹的論文，如，馬俊波（2008）從社會文化視角討論二語習得研究［5］；韓亞文（2009）討論最近發展區理論對二語習得研究的啟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語習得領域的認知派和社會派兩大陣營的爭論，肯定了社會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則把社會文化理論稱為“新維果茨基派”，是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的興起［8］；賈冠杰（2010）討論二語習得社會文化論大家庭中的新成員“活動論”，認為活動論重視社會文化因素，強調學習者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種近幾年來剛剛引起我國部分學者重視的二語習得理論［9］。

尹洪山（2011）由社會文化理論分析了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學轉向［10］。實證研究主要探討支架概念和最近發展區理念在實際教學中的運用，如，彭元玲（2008）［11］，賈光茂、方宗祥（2009）［12］等。關于中介理論、活動理論和內化理論的探討，理論和實證層面的研究比較少，如，高艷（2008）［13］，張劍鋒、李雪飛（2009）［14］，朱靜靜（2008）［15］。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語用能力的習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語用習得研究者的熱門課題。研究者對們主要關注語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過有計劃的教學干預使學習者獲得語用能力（Kasper?。ose，2002：237）［16］。國外研究者在教學效果、教學方法、理論背景、學習目標語、研究設計和測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并且已證明語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論依據是認知理論，特別運用于對“注意假設”的驗證，成果主要發表在Rose?。asper（2001）［17］主編的論文集中，其他可見Fukuya?。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earson（2005）［20］等。國內語用習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紹和總結層面，如，戴煒棟、陳莉萍（2005）［21］分析了語用能力、語法能力以及它們的發展與學習生活環境的關系；劉潤清、劉思（2005）［22］對語用習得的認知特性和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對語用能力的可教性進行了文獻評述［23］；毛眺源（2009）語用習得研究理論進行了評述［24］；還有少量相關語用習得的實證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紀初，除了認知理論外，語用習得的理論框架又引入三種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會文化理論、語言社會化，其中社會文化理論的研究路徑已引起語用習得研究者的關注，Kasper　＆Rose（2002）認為社會文化理論，如支架概念，還有語言社交化理論也是語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潛力的理論依據。在語用能力的觀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學干預中幾乎沒有使用。Ohta（2005）［27］建議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發展區理論來研究教學中教授語用能力的教學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過老師對學生的幫助與學生和學生的相互幫助的教學和學習方式來分析和觀察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社會文化理論與語用習得結合的理論模式

根據James　Lantolf和Steven　Thorne（2006），社會文化理論核心由四個部分組成：調節論（又譯為中介）（mediation）、內化論（internalization）、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最近發展區理論（the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調節論是社會文化理論的中心概念，指人類意識或大腦的活動是由文化構建的輔助工具來調節的，這種調節作用是社會關聯、社會合作和集體行為以及文化傳統交織在一起的龐大系統，主要包括物體調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調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調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體調節，如圖表、電腦等，以及他人調節，如教師或同學的指點，可稱為明示調節（explicit　mediation）；而自我調節是暗示調節（implicit　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horne，2006；Lantolf?。oeh－ner，2008）。語言是最基本的調節工具，社會言語（social　speech）、自我中心言語（egocentric　speech）、私語（private　speech）、內在言語（inner－speech）和手勢語（gesture）是人類獲取知識的必要工具，其中內在言語、私語和手勢語的運用是二語學習中的重要調節方式（牛瑞英，2007）。內化論認為人類認知的發展是生物因素（內因）和社會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結果是人類把社會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維活動的結果，是對大腦自然發展的控制結果，是最終形成內化的結果（Lantolf　＆Thorne，2006）。#p#分頁標題#e#

摘要：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以信息技術的廣泛深度應用為特征的融媒體時代。在融媒體時代，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各自角色定位與相互作用關系，在社會文化變遷和科學技術創新的背景下，在不斷演變。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角色，在學術論文的課題研究、論文寫作、編輯校對、出版傳播四個環節，實現了開始融合、加深融合、深度融合、高度融合的發展過程。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角色融合，未來將呈現出更加多彩的態勢，值得學術共同體持續關注。

關鍵詞：融媒體；學術期刊；作者；編者；角色；融合

一、前言

學術論文是人類探索自然和思考社會的思想成果和理論結晶。學術論文組合成為學術期刊。“學術期刊是國家科研和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繁榮學術研究，推動文化創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從世界上第一本學術期刊LeJournaldesScavans（可譯為《學者雜志》）于1665年在法國創刊以來，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各自角色定位及其相互作用關系就隨之產生了。學術期刊作者和編者的角色的連接紐帶，是刊發在期刊上的學術論文。一般認為，作者是學術論文的創作者,編者是學術論文的加工者。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角色之間的關系，隨著學術期刊本身的變遷，以及科學技術、社會文化的發展而變化，從高度重合，到逐步分離，再到相互融合，經歷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過程。在學術期刊隨著印刷術的出現而誕生和成長的起始階段，作者與編者的角色高度重合。在學術期刊產生后的一段時期，作者與編者的角色是高度重合的。無論是歐洲歷史悠久的學術期刊，還是中國早期出版的學術期刊，“作者即編者，編者即作者”的現象普遍存在。在學術期刊隨著社會工業化而不斷壯大的階段，作者與編者的角色逐漸分離。從工業革命時期到二十世紀末，科學技術實現了若干次跨越式創新，社會經濟生活領域中崗位設置日益專業化、職業化。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角色逐步分離，重合之處日益減少，即“作者是作者，編者是編者”。在學術期刊伴隨信息技術廣泛應用而轉化為融媒體的階段，作者與編者的角色開始相互融合。在融媒體時代，由于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廣泛應用，學術論文研究、寫作、編校和出版傳播的模式發生深刻變革。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在工作上的交流溝通日益增多，角色開始相互融合。融媒體時代，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角色融合，表現為在學術論文的構思、寫作、編校到出版、傳播的流程中，在各個環節上，作者與編者自身學術活動的范圍拓展和相關各項工作的相互介入。融媒體時代，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角色開始融合，反映了學術期刊本身發展的要求，也是信息技術廣泛深入使用的結果。作者受到各種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激勵和約束，需要盡可能多地發表學術論文；學術期刊擁有建設學術品牌的動力和面臨評價體系的壓力，力求發表高質量的學術論文，而且在發文數量上有所控制。這樣，形成了作者投稿數量多而期刊發文數量少的結構性矛盾。為了解決這一結構性矛盾，作者與編者必須實現角色融合，才能實現作者投稿與期刊發文的精準匹配。信息技術的廣泛而深度的應用，為作者與編者的角色融合提供了支撐。作者進行研究、撰寫論文，編者編輯校對、出版傳播，作者與編者的溝通交流，都隨著融媒體時代信息技術的應用發生了深刻的模式變革。特別是作者與編者的聯系，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方式更加多元化，使得作者與讀者的角色開始不斷融合。

二、課題研究環節作者與編者的角色融合

作者的思想和知識是學術論文的源泉，而思想和知識來自科學研究。在融媒體時代，無論是在自然科學領域，還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科學研究都需要一定數量的資金投入（通常以課題立項的形式撥付）作為保證。這使得學術論文的“生產”大多依賴于課題研究，即論文的完成需要大量的課題經費支持。可以說，在融媒體時代，作者沒有課題，論文難以產生。對于學術期刊而言，論文受到課題經費支持的情況，也是期刊評價的重要指標，例如北京大學圖書館等機構編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在設定核心期刊評價指標時，明確列入了“基金論文比”（學術期刊發表的受到課題經費支持的論文所占比重）。為了實現作者投稿與期刊發文的精準匹配，作者與編者需要相互“發現”，即編者尋找目標作者，組織稿件，作者確定目標期刊，投出稿件。作者和編者需要建立長期的、穩定的合作關系。在課題研究環節，憑借融媒體的各項技術，作者與編者的角色開始融合。

（一）作者在課題研究環節的角色。在課題研究環節，以課題的申報、研究等工作為基礎，作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編者的角色靠近。作者應當明確，自己不僅是課題的研究者，更應當成為課題的宣傳者、論文的推薦者。進一步樹立打造個人學術品牌的意識。作者應當積極申請各種類型的課題，尤其是國家級課題，爭取成為課題的主持人或者參與者。課題立項開始運行后，收集整理數據，依據課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構思可能的創新方向，凝練創新之處，并開始撰寫學術論文。在此基礎上，利用各種期刊評價成果，例如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中國科技核心期刊目錄（自然科學卷）》、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遴選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目錄》、北京大學圖書館等機構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推出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綜合評價報告》，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編制的《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等，確定投稿的目標期刊。除了傳統的信件往來和電話聯系，作者應當使用融媒體時代的先進技術，例如微信、微博、手機客戶端等，及時向目標期刊的編者介紹課題立項情況和論文主題側重，特別需要突出論文的創新之處。

摘要

20世紀80年代，我國步入城市化正軌，城市化的進程在不斷的加快，而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所產生的城市問題也引起了學者的普遍關注。城市化帶來的最直觀的結果是人們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傳統的居住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本文通過對現有居住文化研究文獻收集整理，分析現階段在建筑學的視角下居住文化研究的主要內容，了解居住文化的組成要素，探討居住文化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

關鍵詞

居住文化；居住建筑；居住習俗；建筑學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徽州古村落文化變遷機制研究》（13BSH047）

1.居住文化

首先我館加大了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獨具特色的地方文獻的收集和保護，屯墾戍邊文化是兵團黨史文化的歷史源泉，讓歷史與現實相融合，進一步拓展創新兵團黨史文化，從而正確引導輿論導向，鑄造打擊“三股”勢力的有力思想武器。兵團人自制工具、以人拉犁，建立了大批團場城鎮，繁榮發展教科文衛事業，先后建起了石河子、五家渠、北屯、阿拉爾、圖木舒克、鐵門關6個軍墾新城。與此同時，兵團通過交流融合，吸納各民族優秀文化及西域文明優秀元素，進行消化吸收、改造繼承，孕育產生了集各民族、各地域優秀文化為一體，以時代追求為主旋律的兵團黨史文化。我館藏有千余冊，主要包括：兵團年鑒，兵團統計年鑒，各師、農牧團場、企事業單位的史志，有關兵團的政策匯編及政治、經濟、文化類書籍，如兵團人在改造山河的偉大實踐中，孕育了生機勃勃的黨史文化，催生了小說《軍隊的女兒》《多浪河邊》；介紹兵團輝煌事業的《王震回憶錄》；獲國家科一研成果獎的《新疆長治久安論》；歌頌支邊青年的《天山腳下的北京支青》。這些優秀作品影響和感染著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轉業軍人等紛紛走進兵團，兵團人以兵團的多元性文化為特色,有目的、有步驟地建立了各相關單位的兵團特色文獻藏書系統。這些資料具有特別的收藏價值，對繼承和發揚兵團優良的文化傳統起著重大的作用。50多年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始終以屯墾歷史、文化作為重要的研究方向,利用兵團文化建設的優勢,開展社會文化方面的科學研究,形成一批以西域歷代屯墾史兵團屯墾社會文化藝術為方向的研究成果。

以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召開為標志，兵團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同時也賦予兵團黨史文化新內涵和要求。兵團創作出一批以對口援疆等黨史題材為主的文化作品。如：歌舞劇《可愛的一朵玫瑰花》等。加快從“屯墾戍邊”向“建城戍邊”的轉變，兵團黨史部門編撰出版《兵團史料選輯•城鎮化專輯》，為進一步統一思想，凝聚共識，提高干部群眾屯墾戍邊的責任感、自豪感，兵團還陸續出版了《兵團讀本》《兵團精神禮贊》《屯墾戍邊理論熱點面對面——職工讀本》等黨史文化作品。以上這些都已成為我館今后資料收藏的主要方向。其次大力挖掘新疆民族地方文獻，為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服務。遼闊美麗的新疆,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家園。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豐富的內涵,古絲綢之路的開通等使新疆文化呈現出多元化。全疆2000多萬人口中,少數民族達1000萬以上,形成了以維吾爾族為主體，多民族聚居的分布格局。2001年我校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所,開始對古絲綢之路上厚重的西域文化的歷史進行探察。作為文獻信息收藏中心的圖書館,為科學研究提供文獻信息資源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根據西域文化研究以及民族學學科發展需要,圖書館與西域文化研究所通力合作，通過圖書征訂、館際交流等各種手段,廣泛收集西域文化與絲路文化研究的古籍新書,共同組建了特色館藏西域特色文獻庫。近年來,民族學學科建設也得到學校的重視,2010年已正式被列為校內重點學科。地方民族文獻既能反映地方特色,又體現了時代特色和社會發展的歷程,所以它是我館建立特色文獻庫的又一個收集重點。由于塔里木大學本身民族學生就占到三分之一多,今后我們在收集、保存西域民族文獻時必須在西域民族界定方面準確把握,它主要涉及包括維吾爾、哈薩克、蒙古、錫伯、烏孜別克、柯爾克孜等民族的語言文字、風俗、宗教禮儀、詩文戲曲等資料。

從目前狀況來看,我館現有文獻除通過各地史志辦收集整理相對完整的各地方志、各縣志、各團志以外,還有一些比較有特色的文獻,如西域文獻、各時期、各地方史料和考古方面的文獻。如維吾爾族詩人哈吉•玉素甫著有愛情敘事長詩《艾里甫與賽乃姆》。雪犁主編的《中國絲綢之路辭典》，總結中外學者研究絲綢之路歷史的成果，介紹“絲綢之路”沿線的歷史、地理、人文、科學。《走進新疆》是一部可以讓您了解、認識新疆全貌的書，該書堅持“厚今薄古”的寫作原則，著重介紹20世紀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新疆，其使用價值和史料價值極高。此外只有大力收集和整理有關新疆的專題和書目索引，才能夠加以充分利用，體現其重要價值。關于新疆研究的史學論文索引，《西域史地論文資料索引》收錄論述新疆歷史的論文篇目8000余條，分地方史、民族史、經濟史、文化史、考古、歷史地理和歷史人物七大類。綜上所述，特色文獻資源建設是地方高校差異化發展的有效舉措，在特色文獻資源建設過程中，地方高校圖書館不僅要注重提升特色文獻資源的內涵品質，還要突出專、精、深的要求，并且立足本館特色館藏資源開發，開展與自身特色相適應的讀者服務工作。館藏特色文獻庫的建設模式為民族地區高校圖書館的發展開創了更加廣闊的前景,是落后民族地區高校立校強校的重要途徑。塔里木大學圖書館西域民族特色文獻和兵團文獻庫的建設工作目前尚處在剛剛起步階段,對于前期建設中出現的圖書采集過泛、盲目追求大而全等問題還需進一步探討,只有這樣才能從更廣的范圍、更深的角度較好地完成民族地方文獻搜集整理工作。

作者：張玲 單位：塔里木大學圖書館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研究中心主辦的“梵學與佛學研討會”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蘇州召開，本次會議得到蘇州西園寺普仁方丈及諸寺眾的大力支持與協助，來自北京、臺灣、香港、上海、廣州、成都等地區近50名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就中國當前梵學與佛學的研究、人才培養及未來發展趨勢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與交流。   本次會議共收到36篇論文，其中基于梵漢或梵藏漢對勘的大乘佛教經論與思想研究的論文，就有16篇。在這些經論中，最受關注的是在中土流傳甚廣的《維摩詰所說經》。黃寶生研究員在其《〈維摩詰所說經〉梵漢對勘導言》中以梵文本與漢譯中的什本、奘本《維摩詰所說經》的對勘為基礎展開研討。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萬金川教授的《梵漢對勘研究的文化與思想轉向》一文，從思想文化傳播的角度，對梵漢對勘的價值與意義做了討論。中山大學哲學系范慕尤博士的論文《〈維摩詰經〉文本對勘的啟示》，列舉出數則《維摩詰經》梵文寫本與漢、藏各種譯本間存在的差異，結合僧肇、窺基等人的注釋，剖析不同譯本中所體現的哲學思想，認為鳩摩羅什有改譯經文的行為，很可能源于中觀思想和大乘菩薩道實踐思想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經〉梵漢對勘札記》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漢譯佛經翻譯時間早、同本異譯多、時間跨度大的特點，對梵文佛經的校勘工作會有相當的幫助。梵文中心葛維鈞研究員的《智者大師解經中的問題及其影響》一文以《法華經》梵漢對勘為基礎，指出智者大師對《法華經》經文形式與內容兩方面的誤讀。   中觀與唯識典籍的整理與研究是深化當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礎性工作。本次會議上發表的許多論文即是基于梵、藏、漢等不同文本的?？保瑢χ杏^唯識典籍所做的文獻整理或思想探討。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麥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經”的流變與梵漢對勘的若干問題》一文，以《出三藏記集》所提供的文獻訊息為出發點，配合近年有關“般若經”的研究成果，嘗試重建早期“般若經”傳入漢地的面貌，分析現存“般若經”文字材料的流變，并對若干梵漢對勘時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薩爾吉副教授在其《〈中觀心論頌〉梵藏對勘舉隅》中，通過對勘印度大乘中觀派論師清辨的《中觀心論頌》梵文寫本與藏譯文本，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的文句差異，并對致異的原因做出各種推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何歡歡博士的《“瓶空”與“虛空”———試論清辯對吠檀多哲學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對清辯《中觀心論》的梵、藏對勘，以此論與喬荼波陀《圣教論》中出現的“瓶空喻”為切入點，還原以清辯為代表的佛教中觀自立派與吠檀多派的論辯細節。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葉少勇博士宣讀了《新發現月稱造〈六十正理論釋〉梵文殘葉》一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劉震副研究員的《〈贊法界頌〉與〈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贊〉》一文，通過比勘在西藏流傳頗廣的題名為龍樹所作《贊法界頌》的梵、藏、漢文本，揭示三種文本間的差異。   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中心周貴華研究員提交的《〈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經》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經典。因此經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據漢譯、藏譯的“三時判教”幾段譯文，進行對比分析，以顯示兩者思想的異同，由此可更好地體會《解深密經》的判教意趣。臺灣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檢討〈金剛般若論釋〉與〈攝大乘論釋〉的關聯》一文指出，世親在《攝大乘論釋》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時法身從遮蔽狀態變成被顯露狀態的轉換，這個詞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的散文注釋中亦有類似的用法，足以說明《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與《攝大乘論釋》皆出自世親之手。臺灣法鼓佛學院釋惠敏法師發表的《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百年簡史》，利用Zotero書目管理系統，展示近百年來梵本《大乘莊嚴經論》研究的歷史，介紹相關的研究成果，并從時段、研究者、成果類型等多個維度，揭示出《大乘莊嚴經論》百年研究史的細節。   有三位學者分別從密教的成就師、經典與本尊三個角度，探討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剛乘佛教的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薛克翹研究員的《印度佛教金剛乘成就師坎訶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員的《略論〈喜金剛本續〉》、臺灣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劉國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續獨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嚕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關梵藏文獻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漢對勘是深化當前中國佛教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也是推進漢語史尤其是佛教漢語研究無法回避的瓶頸。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主任朱慶之教授的《漢梵佛典雙語標注語料庫的構建》，介紹了他目前主持的“漢譯佛經梵漢對比分析語料庫建設及漢語歷史語言學研究”項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漢譯佛經中標記分明的時體表達式》重點討論有顯性標記的動詞形式，揭示出漢譯佛經表現動詞時體范疇的特點。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王繼紅副教授的《論部漢譯佛典篇章標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論》梵語原典以及真諦、玄奘兩種漢譯本中的篇章標示成分。。   有論文對名號、詞語做了精細考察。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陳明教授的《須大拏太子諸名號考源》、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魯波與阿魯波的梵語區別》、西南科技大學陳秀蘭教授的《“五體投地”語源考》即是如此。   梵語聲明學或曰梵語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國梵學與佛學研究中的弱項，因此，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羅鴻副研究員的《關于〈依緣月光疏〉梵藏蒙?？钡某醪綀蟾妗?、北京大學博士生張雪杉的《西藏自治區存梵文語法寫本初步調查》、北大碩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變位被動動詞形式:歷史比較角度下的形態與語義分析》等值得推薦。   臺灣法鼓佛學院鄧偉仁博士的《中國古代僧人的梵語知識:方法論探討》意在通過漢文藏經中所保存的梵語知識，討論中國古代僧侶文人對梵語聲明學的認知方法與接受情形，探求中國古人對梵語的學習與認知。梵文中心周廣榮副研究員的《真言與王權》，以最能體現梵語神圣屬性的真言與王權之關系為題，分別探求婆羅門教、印度佛教、漢傳佛教傳統中，真言與世俗王權之間的不同關系，揭示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蘊含的政教關系。醫方明在佛教僧團的形成和發展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中國藏醫院的劉英華醫師的《〈八支心要集〉傳承與傳譯》一文正是基于他對印度古代醫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傳承狀況的實地考察而撰寫的。#p#分頁標題#e#   在這次會議上，把研究對象限定在正統梵學范圍之內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兩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孫晶研究員的論文《筏羅婆的Anubhasya研究》，對吠檀多重要哲學家筏羅婆的哲學思想及其注釋《梵經》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論述，意在揭示其“純粹不二一元論”思想內涵。臺灣政治大學黃柏棋教授的《馬鳴〈佛所行贊〉及佛教之轉型》一文從梵語文學史上宮廷詩與贊詠詩的興起，考察了馬鳴《佛所行傳》與佛教“梵語化”轉型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