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清代翰林院的社會文化職責，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王云松 單位：北京聯合大學文化遺產研究所
對于翰林院這一官僚機構的性質問題，清世宗雍正帝曾經明確指出：“國家建官分職，于翰林之選尤為慎重，必人品端方、學問醇粹，始為無忝厥職，所以培館閣之才，儲公輔之器也。”［1］由此可見，清代翰林院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官署，它的實際定位應是王朝中央培養與儲備人才的重要機構。而若考及翰林官之源流：歷經縣、府、院試，鄉試，會試，殿試之層層嚴格選拔，取中進士已屬至為不易；進士再經館選為庶吉士入館肄業，三年期滿考試散館，優者始得留館授職、躋身玉堂，故翰林官堪稱鳳毛麟角、“儒臣華選”，“士子咸以預選為榮”，［2］而翰林院亦足堪稱科舉精英薈萃之所。對于這樣一個代表著當時社會最高學術水準和最高文化層次的官僚機構，它所發揮的社會文化職能自然不容忽視。而事實上，清初翰林院正是一個兼具政治與文化兩大功能，并且實現了二者之和諧統一的機構。在傳統社會，“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在廣大文人士子中歷來根深蒂固，而清初統治者亦認為“學問政事原非二途”，［3］［p．1818］清初的翰林院制度便是這一思想的具體體現：“庶吉士一官，現為清華近侍之臣，久則司公輔啟沃之任”，［4］“翰林地號儲材，異日將踐更眾職，然方其備員侍從，制誥文章而外，不以他職系之。”［5］亦即翰林官在未與外任、供職詞垣期間，“以作字著書為伊等專責”，［6］［p．1525］“每日作文寫字，誦習講究，是其分內之事”，［7］除去其官品俸祿而外，幾與文人學者無異，在此時期他們的主要作為與成就也就自然地偏重于學術文化領域。
此外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翰林院機構具體職能的發揮又是與清初政局以及統治者的統治策略變化息息相關的，具體來說：順治年間，開國伊始，用人孔亟，遂通過大考之制于詞臣中“遴揀才望，出補方面”，并定翰林官同科道官一體按年外轉之例。大量翰林官的外任地方，對于國家政令方針的貫徹和清初統治秩序的穩定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迨康熙朝，隨著全國政治形勢的日漸穩定，如何“以文教佐太平”開始取代大規模的武力征服成為提上清廷議事日程的首要任務，統治者也開始轉而以主要精力致力于文治政策的推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翰林院的社會文化職能自然就尤為明顯地凸現出來?？滴醯墼兄I：“國家設立翰林院衙門，原以儲養人才，嫻習文學，以備顧問編纂之用。必淹貫經史，博極群書，方克諳練體裁，洞悉今古，敷詞命意，典贍弘通，悉登著作之林，用佐右文之治，始為稱職。”［8］這段話無疑清晰地表明了翰林院在清初文治建設中居于重要職能部門之地位。本文試以翰林官員（亦即詞臣）的具體作為為著眼點，從三個方面對清初翰林院的社會文化職能作簡要論述。
一、翰林與清初社會秩序重建
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必然存在某種主導意識形態，作為規范當時社會生活的基本價值準則。甲申鼎革之后，入關伊始的清廷面臨著兩大當務之急：一是以強有力的軍事行動迅速肅清關內各地的抗清勢力，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穩固而有效的統治；二是重建社會倫理秩序，使國家盡快擺脫改朝換代的“滄桑變革”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危機。尤其到了海內漸定、政權日固的康熙初年，以何種意識形態來整合思想、維系人心，重建社會政治和倫理秩序，進而推動百廢待興的清初社會步入太平盛世，更成為清朝統治者亟待解決的關鍵性歷史問題。迨康熙帝親政后，一批官居詞垣的理學官僚應運而出，及時抓住培養教育少年皇帝這一歷史機遇，借經筵日講這一法定形式向年輕的康熙帝系統灌輸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從而準確地把握住了清初社會倫理秩序重建的最關鍵環節。因為在當時高度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下，皇帝的文化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政權的文化選擇。這其中對康熙帝影響最大、最重要的詞臣首推熊賜履。熊賜履素以道統自任，嘗謂“（道學）幾希一線，不吾黨任之而誰任耶？”［9］有《學統》、《閑道錄》、《經義齋集》等著作傳世，是清初最重要的理學名臣之一。他對于康熙帝的啟沃陶鈞之功，已詳前文，此不贅述。這里頗值一提的是，康熙帝對其講幄功勞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及公去位后，圣祖每論侍學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10］并屢對臣下言及“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曉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虧他如何有此？”［11］繼熊賜履之后相繼入值講幄的張英、陳廷敬亦系當時理學名家：張英學問精深，所作《易經衷論》“大抵以朱子本義為宗”，“一掃紛紜轇轕之見”；《書經衷論》則“平正通達，勝支離蔓衍者多矣。”［12］至于陳廷敬，學宗河津（薛瑄），“經學邃深”，于義理深自有得，為清代北學代表人物之一，在康熙朝“侍講席最久。”［13］康熙帝曾評價他們的進講對自己“大有裨益，”可見張、陳二人所講之義亦深得康熙帝贊許。
與熊賜履齊名的康熙朝另一著名理學家李光地亦曾以掌院學士兼直講幄，他竭力鼓吹道統說，并對康熙帝期以承接道統、復興理學之歷史重任：“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自朱子以來，至我皇上又五百年，應王者之期，躬圣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其君臣情誼之深，竟至于康熙帝曾有“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14］之語。在理學官僚們的長期熏陶下，康熙帝全面地接受了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終其一生，不僅專崇程朱、潛心理學，而且力圖將理學思想付諸用人行政的實踐當中，以期實現治統與道統之合而為一?？滴醯蹖τ谥祆渫瞥鐐渲?，不僅鄭重宣稱“朱子注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于大中至正，經今五百余年，學者無敢疵議。朕以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巨”，［15］并且親自撰文，大力表彰朱熹的“文章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于袵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內為一家，”［16］對朱熹及其學說之尊崇幾臻于無以復加之地步。程朱理學由此而獲得了清初社會主導意識形態的地位，成為有清一代的官方正統哲學。毫無疑問，對于程朱理學在清初社會意識形態中獨尊地位的最終確立，以熊賜履、李光地為代表的一批崇奉理學的翰林講官們多年不懈的講筵啟沃之功最為弘巨。#p#分頁標題#e#
二、翰林與清初學術文化
清初程朱理學之被確立為官方哲學，必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和規定著當時學術文化的發展方向。與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專崇理學、獨尊程朱相對應，清廷規定科舉考試中所考四書五經之內容必須以朱熹的注釋為準則。這樣，為功名利祿所驅動而寒窗苦讀的廣大士子們無不潛心研習理學經典以為仕進之階，一時間講習理學的熱潮席卷全國。而一些頗具遠見卓識的翰林官員為推動清朝政權的儒學化進程，更力圖將儒學的影響擴大到滿洲貴族中去。早在順治元年十一月，詹事府少詹事李若琳就建議：“滿洲勛臣子弟有志向學者，宜令奏送國學讀書，一體講習。”［17］康熙九年，秘書院侍讀徐元文升任國子監祭酒，“規條嚴肅，滿洲子弟不率教者，必加撻責”，［18］其嚴格督責令當時的一批滿洲貴族青年學者受益匪淺。久之，滿洲貴族中研習儒學漸成風氣，許多旗人亦轉而信奉程朱、談論性理。如國舅佟國維，“不以攬權為要，暇時惟延學士講文藝以為樂”；［19］甚至歷來對漢族傳統文化無甚好感的太皇太后此時也開始于深宮中翻閱《大學衍義》，并且深以理學之義為然，認為人主“代天理物，端在躬行；致治興化，必先修己”，同時盛贊此書“法戒畢陳，誠為切要。”［20］［p．82］當時在滿洲貴族中還涌現出一批名著一時的文人學者，如：完顏給諫阿什坦，“通經學，篤于踐履”，因曾向康熙帝建言“節用莫要于寡欲，愛人莫先于用賢”而被譽為“我朝大儒”；［21］大學士明珠之子揆敘亦稱學問優長，“所學不但超出滿洲之中，即漢人中亦少”，［22］在康熙朝領袖詞林達16年之久。由此可見，在清初舉國上下風靡一時的理學熱潮中，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的儒學修養和文化素質有了顯著提高，這對于消除滿漢畛域、促進民族融合進而推動清朝政權的儒學化進程，無疑具有深遠影響。
理學作為官方哲學的正統地位確立之后，清初政治隨之出現了一個令人矚目的新景象：一批著名的理學官僚相繼受到重用，逐漸在朝野內外占據顯要地位。不僅包括康熙帝本人在內的整個上層統治階級深受影響，而且隨著其宦跡所至，風氣浸染，影響并及于地方。如湯斌，字孔伯，號潛庵，順治壬辰進士，由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后舉康熙己未特科，歷官翰林院侍講、侍讀、左右庶子、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江寧巡撫、禮部尚書兼管詹事府事、工部尚書等職，并典試浙江、總裁《明史》、侍講經筵、輔導東宮，系康熙朝重臣之一；“其學于蘇門也，師法姚江而不以先入之言為主，故于濂洛關閩之書，尊信之尤篤，與夫世之標宗旨、樹藩籬以自炫鬻者迥然異趨，唯其一本于誠而已”，［23］也是康熙朝頗負盛名的理學名家?？滴醵?，湯斌由內閣學士特簡江寧巡撫，臨行陛辭，康熙帝特諭以“朕非忍出卿于外，顧江南風俗奢靡，訟獄繁夥，以卿耐清苦，特令往撫之，冀有所變革”，并予以優厚賞賜，期望甚殷。湯斌抵任后，“禁游冶，驅優伶娼伎，嚴市肆淫辭邪說之流行刊布者，禁有喪家無得火化及久停柩者，令下一歲，報葬者三萬余棺。五通神者，祠廟遍江南，巫射利誕妄，士女怵于禍福，奔走如騖。公取其像投湖中，民始大駭，已而妖遂絕。廣立義倉社學，聚民講《孝經》、小學，月吉讀上諭律令，舊俗丕變。”［23］經其大力整頓，江蘇地方“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弦之聲。迎神罷會，艷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知斂跡，”大有“返樸還淳”之景象。［24］對于康熙朝的這段歷史，后人頗多贊譽，有所謂“當時宋學昌明，世多醇儒耆學，風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25］而以湯斌為代表的一批理學名臣于其中所發揮的獨特歷史作用則是其他任何官僚群體都無法取代的。清初詞林出身的理學名臣誠可謂不勝枚舉，而與此同時又誠如康熙帝之所謂“即如翰林官，有工詩賦者，有工文章者，亦有講理學者”，［26］在翰林這樣一個代表著一個時代最高學術文化水平的精英官僚群體中，于文學藝術領域頗有造詣者亦不乏其人。
如王士禎，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晚號漁洋山人。順治戊戌進士，初選揚州府推官，入為禮部主事，再補戶部郎中，后官至刑部尚書?？滴跏吣?，以詩名素著為大學士李霨所薦：“時上留意古學，特詔公懋勤殿試詩，稱旨。次日傳諭‘王某詩文兼優，著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講，旋轉侍讀。”［27］其后復入直南書房、纂修《明史》、侍講經筵，仕途通達，洊至卿貳。其于詩歌之創作，近師錢（謙益）、吳（偉業），又遠宗唐代王（維）、孟（浩然），“詩格風流，吐辭修潔，倡為‘神韻’之說，聲氣復足以張之，遂至名盛一時。洎乎晚歲，篇章愈富，名位愈高，海內能詩者，幾無不出其門下，主持風雅近五十年”，勝于錢吳多矣。其所著有《阮亭詩鈔》、《帶經堂全集》、《漁洋山人精華錄》等行世。當其時，士禎所倡之神韻說風行士林，所著之《精華錄》亦“風行一代，莫之能比”，至乾隆中，更以工詩而得補謚文簡，［28］足見其在清初詩壇上不可動搖的領袖地位。又如王原祁，字茂京，號麓臺，康熙庚戌進士，由縣令行取科道，官至戶部侍郎?？滴跞拍辏云?ldquo;工詩文，尤精畫法，臻神品”，“特旨改中允，入侍南書房，歷侍講、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累遷詹事府詹事、（翰林院）掌院學士。”原祁既“以文章翰墨結主知”，頗得康熙帝賞識，“常召入便殿，從容奏對，或于御前染翰”，［29］并充《佩文齋書畫譜》總裁，《萬壽圣典》總裁。在繪畫技藝上，原祁自幼得其祖、清初畫壇領袖王時敏的精心指導，學業精進，對于元季四大家之一的黃公望之畫法鉆研尤深，俱得其神形之妙。一時師從門下者遍及天下，形成著名的婁東畫派，其影響之大，至于“海內繪事家，不為石谷（王翚字）牢籠，即為麓臺械紐，至款書絕肖”，［30］為舉世公認的清初畫壇一代宗師。與王士禎、王原祁類似的享譽一時、影響深遠的著名文人學者在清初詞林中實在不可勝數，若再附以康熙己未博鴻特科，取中之五十人幾將當時的所謂“奇才碩彥”、“博洽之士”盡數網羅在內，僅就文學方面而言，其中就有：與宋琬并稱“南施北宋”的著名詩人施閏章，清代陽羨詞派的代表人物陳維崧和浙西詞派的創始人朱彝尊，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的汪琬等等。五十人俱得從優以翰林官用，堪稱詞林一大盛事。綜之，清初詞林人文薈萃、巨擘迭出的盛況，牢固地奠定了翰林院作為國家最高層次學術文化中心的地位。#p#分頁標題#e#
三、翰林與清初文化工程
延攬人才，編纂典籍，歷來是中國傳統社會文治建設的重要內容，清朝亦不例外。尤其是在康熙朝的60余年中，清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致力于以編纂各類圖書典籍為主要內容的政府文化工程，中國古代官方學術文化事業由此被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在這一系列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歷史性文化工程中，作為官方學術文化中心和國家文治建設重要職能部門的翰林院自然責無旁貸。按清制，纂修書史本系翰林院的法定職掌之一：凡各館纂修書史，掌院學士充正、副總裁官；侍讀學士以下、編檢以上充纂修官，亦充提調官；庶吉士亦間充纂修官。典簿、待詔、孔目充收掌官；筆帖式充謄錄官，亦間充收掌官。［31］康熙帝亦曾屢次強調“翰林官員職司修纂，所系匪輕”、［20］［p．85］“國家設立翰林院衙門，原以儲養人才，嫻習文學，以備顧問編纂之用”。而事實上，翰林院的組織領導和翰林官員的大量參與對于清初文化工程之實施的確起到了極為關鍵的推動作用。翰林官首先構成了內廷長開修書三館———武英殿、國史館、方略館的主要編纂力量：“康熙間，特開書局于武英殿，實為詞臣纂輯之地”；［32］至于國史館，本系隸屬于翰林院的一個機構，故館中所設之提調、總纂、纂修等職多由翰林官兼任。三館而外，遇有臨時性交辦以及冠以皇帝“御纂”、“欽定”名義的編纂任務時，亦向例以翰林院為負責具體組織實施的承辦單位。如：“康熙戊午，奉旨令翰詹諸臣修《皇輿表》，仿《史記》年表之例，代為一格，橫書之，惟詳歷代沿革名號，他皆不及，”［33］翰林院遂遵照康熙帝所定體例予以組織編纂。一年之后，書成進呈御覽，深得康熙帝贊許，特諭掌院學士葉方藹：“覽書具見翰林官盡心編纂，考核精詳，朕心甚為嘉悅。爾可傳諭各官知之。”［20］［p．399］
1．《明史》
清初翰林群體數十年間取得了為數眾多的編纂成果，而《明史》堪稱其中學術水平較高、影響頗為深遠者之一?！睹魇贰肥乔宕傩拚?，計三百三十六卷。其修纂時間之長，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前后近百年：始在“國初順治二年，曾奉旨纂修《明史》”，［34］直至乾隆四年方全書告竣，而其中最關鍵的編纂工作則主要在康熙朝進行。康熙十八年，開局續修《明史》。而于是年舉行的以“求海內博學宏詞之儒，以備顧問著作”為目的的博學鴻詞特科，除卻某些特殊政治意圖外，實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修《明史》延攬人才：“中選者彭孫遹等五十人，有旨俱以翰林用，開局編修《明史》。……以原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為監修官，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左春坊庶子兼侍講張玉書為總裁官，開局內東華門外。”［35］其后湯斌、徐乾學、陳廷敬、張英、王鴻緒等詞林重臣相繼任總裁，“久之未成，特敕廷敬任本紀，玉書任志、表，鴻緒任列傳。”［36］經康熙君臣共同努力，歷經數十春秋，前后幾次增刪，到康熙六十一年，終于完成了《明史》三百一十卷的全稿。后又經雍正朝的修訂，至乾隆初，今日通行之三百三十二卷（另有四卷目錄）本始全書告竣，“蓋閱六十年而后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這部《明史》雖亦不無闕失之處，但在五代以來所修諸正史中可稱得上佼佼者。清人謂其“修于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尚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真”；此后“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后定，執筆者無所徇隱于其間，益可征信。”［37］《明史》于正史體例亦有所創新，如：列傳中增“閹黨”、“流賊”、“土司”三目，為研究明代宦官擅權、明末農民戰爭及邊疆民族問題提供了較為系統的資料，可以稱得上是一部成功的正史著作。
2．《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的編纂成書，也是令人矚目的一大成果?？滴醭泻笃?，伴隨著封建國家的日趨統一和學術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編纂一部精詳完備的新字書已是勢在必行：因為中國幅員遼闊，“四方風土不同，南北聲音各異”，［38］加強各地間的聯系與交流極為必要；而且“經傳至博，音義繁賾，據一人之見，守一家之說，未必能會通罔缺也”。加之當時流傳于世的以往歷代所編的較好的字書，如：梁之《玉篇》、唐之《廣韻》、宋之《集韻》、金之《五音集韻》、元之《韻會》、明之《洪武正韻》等，均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或所收之字繁省失中，或所引之書濫疏無準，或字有數義而不詳，或音有數切而不備，曾無善兼美具，可奉為典常而不易者。”［39］有鑒于此，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康熙帝對南書房侍直大學士陳廷敬等提出了編纂一部新字書的構想。針對前人所編《字匯》、《正字通》二書之不足，他指示：“今欲詳略得中，歸于至當，增《字匯》之闕遺，刪《正字通》之繁冗，勒為成書，垂示永久。”［38］此書之修纂，以張玉書、陳廷敬為總閱官，凌紹雯等27人為纂修官，陳世倌為纂修兼校刊官。具體承纂的28人中，除凌紹雯（原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王景曾（太仆寺卿）二人外，其余26人均系自詹事、讀講學士至編修、檢討的翰林各官：其中蔣廷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勵廷儀（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王云錦（翰林院修撰）、陳世倌（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等人日后均官卿相、任封疆，深得重用。在編纂過程中，諸詞臣“悉取舊籍，次第排纂。切音解義，一本《說文》、《玉篇》，兼用《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其余字書一音一義之可采者，靡有遺逸。至諸書引證未備者，則自經史百子，以及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詩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羅博證，使有依據”，［39］態度極其認真，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此書之編纂，凡經5年，至康熙五十五年告成，康熙帝欽定其名曰《字典》。后人以其系康熙帝主持修纂，通稱《康熙字典》。較之歷代字書，該書有如下突出特點：收字最為豐富，達47035字（若再加上重復古文1995個，總字數則達49030個之多）；在辨形、注音、釋義、引例等方面，都比較完備、細密、精確；編排體例采用《字匯》、《正字通》二書行之有效之部首檢字法，并將部首及部中之字均按筆畫為序，查閱便捷?？偠灾?ldquo;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部分班列，開卷了然，無一義之不詳，一音之不備”，足可“昭同文之治，俾承學稽古者得以備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39］《康熙字典》雖然也存在不少錯誤和不足之處，但由于它博采歷代字書之長，融會綜合，又加以補充發展，是封建時代所編字書中的集大成者，所以一問世即被視為“六書之淵海，七音之準繩”，成為廣大學子學海尋路的必備工具書；而且清廷明令規定凡應試的文人士子必須根據《康熙字典》書寫字體，其影響深入到當時知識階層的各個層次，至今仍受到重視。#p#分頁標題#e#
除此而外，康熙朝還編纂了包括儒家經典、天文歷法、歷史地理、詩詞文學以及實錄、圣訓、會典、方略等在內的多種書籍，成果之多、成就之大，令人矚目，給后世留下了一筆極為豐厚的文化遺產?？傊?ldquo;留意典籍，編定群書”［38］為主要內容的清初文化工程，上有康熙帝本人的大力倡導與積極推動，下有廣大才學優長的翰詹詞臣的具體參與及實施，因此既無財力、物力短缺之虞，又有堅實可靠的學術水平保證，遂終以規模宏巨、成果豐碩而聞名史冊。綜上所述，若要對作為封建國家最高官方學術文化機構的翰林院的社會文化職能作一簡要概括的話，可以說，翰苑詞臣之于推動社會秩序重建的重要功臣、文壇畫苑的大師巨擘、政府文化工程的骨干力量之譽，誠屬當之無愧。他們的貢獻之巨、影響之大，應予充分肯定。由此也可見淸人將翰林院比為“人文之淵藪”［40］也是不無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