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思想論文范例

本文作者：朱靜娜 單位：大連民族學院思政部

哲學教育要有大膽的質疑和思想的碰撞，哲學的長青藤才會常綠，哲學教育必須重于提升智慧、端正品行，修養身心，培養大學生觀察、分析問題的立場，打造學生健康的心理、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努力把學生塑造成為有理想、有信念、有文化、有道德操守的人。哲學教育目的的抽象化。目前民族高校哲學教育的目的就是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學目的，教育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個能力怎樣培養？具體操作的程序、實現目的的指標等都不明確。在實際哲學教學中，教師使用的教材過于概括和抽象，教學內容多，教學時數不足，教學內容演繹不夠，經典引證不足，案例教學不生動，對時事熱點的捕捉不及時，不利于體現哲學教育求真、反思和批判的本性。哲學教材體系的教條化。民族高?，F行的哲學教材體系基本是沿用前蘇聯20世紀50年代教科書體系和中國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教科書模式，雖經歷次修改，但基本框架如舊，教材內容缺少時代性、針對性和趣味性。教材內容古板而陳舊，學生學習索然無趣。

哲學教育與社會生活脫節，教材內容與學生思想實際脫節，學生沒有被教材內容吸引，教學方法必然是灌輸式的，哲學教育改革勢在必行。哲學教材應反映社會生活中人們的所思所想。中國社會已跨入新的歷史時期，各種社會矛盾、民生訴求不斷產生，學生必然有許多迷茫和困惑，哲學教育應為學生答疑解惑。哲學教育方法的單一化。近年來哲學教育教學方法不斷改革，討論式、案例教學、經典著作導讀等教學方法不斷被嘗試，但理論教學仍然是最基本的教學方法。當今社會發達的媒體，信息化的網絡空間，給大學生提供了接受信息的廣闊平臺，豐富的視聽世界的誘惑，利用好網絡空間的多媒體技術，是現代教育的捷徑。哲學教育不應僅抱守自己傳統的模式，應轉變教學方法，把學生由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獨立的思考者，避免刻意的說教，回歸真實，注重平等討論，真誠交流，以理服人。哲學教育考核方法的程序化。哲學教育既要培養學生觀察分析問題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也要有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對時局的審視、對是非的判斷、對利弊的取舍，這些實際能力的培養，往往不是分數所能評定的。傳統的以主客觀命題的考試方式，以分數來衡量學習成績的方法未免妥當。改革考試方式是培養學生能力的需要，也是培養獨立思考的創新型人才的需要。

對哲學教育的目標要重新定位。恩格斯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2]。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哲學教育的功能是其他任何學科都不可替代的。哲學教育，可以使學生從理性高度辨析復雜的社會現象，把握事物的規律，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F實社會，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而人們的精神生活卻在快節奏的工作和殘酷的生存競爭中極度貧乏，道德在缺失，公德被踐踏、精神在萎靡。“人類的物質生活不斷豐富，精神家園卻日益荒蕪”[3]。我們的社會應反思，哲學教育應告訴我們科學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的意義，要通過誠實勞動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快樂的生活態度，每個人都成為有尊嚴的人。對哲學教育教材體系的改革。哲學知識的廣博性，決定了哲學教材要建立復合型的教材體系。中國長期強化哲學意識形態的功能，哲學教育偏重政治性和官方性，使各個時期的哲學教材幾乎千篇一律，要鼓勵學術研究上的百家爭鳴，教材建設要有多樣性，名家觀點、學派爭論、權威解釋、經典導讀、流派分析，甚至是標新立異?？梢曰ハ嘟梃b，互相爭論、互相質疑，這有利于發現真理，澄清事實，提高認識。

現代哲學的發展已與多學科相互滲透，產生了大量交叉性哲學，這說明哲學已應用于各門具體科學中，推動了各門科學的發展，也推動了哲學的發展。哲學是人類的理性思考，哲學經典名著是哲學圣殿中的瑰寶，哲學教育應展示這些優秀的文化遺產，彰顯人類文明的精華，引導學生去研讀、品味、吸收，啟發學生與古今先哲們心靈對話。真正的哲學思想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借鑒國際上優秀的或權威的哲學教材，促進東西方哲學思想的交流，供學生研讀和選擇。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西方快餐文化已滲入中國，現代西方思潮已像關不住的閘門，涌入我們的生活中，時尚的青年學生已深受其影響和熏陶，各種勵志類人生哲學書籍、快餐文化讀本、心靈雞湯讀物，已在學生中傳播和閱讀，我們應給以正面引導。應允許民族高校編寫適合于民族教育的、與主導教材相配套的民族哲學教育的輔助教材，體現對民族文化的尊重和傳承，豐富民族高校哲學教育的內容，積極與時代對接，理性地吸收、批判、選擇和借鑒當代世界哲學文化。對哲學教育教學方法的改革。

哲學教育是探求事物的真諦，古代東西方哲學家采取的對話式、討論式的教學方法，對于啟發學生思考，尋求事物的真解，起到了積極作用。哲學教育的教學方法既不能是教師內心的理性獨白，也不能是教師話語權的壟斷，而應該是師生之間理性的對話和討論。通過對話和討論，澄清事實，辨析真偽，發現真理。哲學教學采用啟發式、討論、辯論等方法更能體現哲學的智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性特點和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要求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要理論聯系實際，實踐教學和社會調查是哲學教學的重要方法。也可以利用計算機輔助教學和互聯網系統擴展教學空間，提高教學的信息量，實現師生互動，使教師和學生在網絡平臺上實現平等交流。對哲學教育考核方式的改革。哲學教育的特殊性，要采取多樣式的考核辦法。傳統的對話式和討論式的教學方法要進行新的完善，可采取課堂上的問答式，也可以是網絡上的對話、博客等，根據學生參與的次數和質量打分；針對社會現實問題進行分析，以論文形式表達觀點看法，考核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社會實踐調查可以開闊學生視野，可把學生分為若干學習小組，完成調查問卷和規定項目；筆試考試可出客觀性和主觀性考題，考核所學內容的知識點和靈活運用的能力，可按百分制評定；口試測評可考核學生對知識掌握、運用分析、臨場發揮和語言表達等能力，可采取抽簽選定考題，教師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考核。

這些考核方式可以分別或綜合運用，使哲學教育的考核方式更趨近于全面和客觀。對哲學教師的管理機制的改革。哲學教育目標的實現和各項教學改革必須由哲學教師來完成，應建立科學的管理機制保證哲學教育的質量。現行高校教師管理機制，使教師不能真正潛心于研究，浮躁、浮夸、急功近利的社會現象，難以產生獨立思考的精品，還會敗壞學術作風、影響教學秩序、甚至造成不公平、扼殺創造力。哲學研究是創造性的思維活動，教師不能月月出好文章，年年出好作品，好的學風要靠引導，好文章要靠時間的積淀，虛心、靜心、潛心、精心才能熬出精品?？茖W的管理機制應該尊重哲學教育的特殊規律，激勵教師用高尚的道德情操，嚴謹務實的治學態度，廣博深奧的哲學見解，去開啟學生的智慧之門，滋養學生的人格品性?？傊軐W教育既不能是抽象的說教，也不能是死板的教條，而是有情感的、有智慧的、有深度的思考，是具有最高精神層面的教育。哲學教育，應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追求真、善、美，鞭撻假、惡、丑，進入高尚的思想道德境界。#p#分頁標題#e#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研究中心主辦的“梵學與佛學研討會”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蘇州召開，本次會議得到蘇州西園寺普仁方丈及諸寺眾的大力支持與協助，來自北京、臺灣、香港、上海、廣州、成都等地區近50名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就中國當前梵學與佛學的研究、人才培養及未來發展趨勢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與交流。   本次會議共收到36篇論文，其中基于梵漢或梵藏漢對勘的大乘佛教經論與思想研究的論文，就有16篇。在這些經論中，最受關注的是在中土流傳甚廣的《維摩詰所說經》。黃寶生研究員在其《〈維摩詰所說經〉梵漢對勘導言》中以梵文本與漢譯中的什本、奘本《維摩詰所說經》的對勘為基礎展開研討。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萬金川教授的《梵漢對勘研究的文化與思想轉向》一文，從思想文化傳播的角度，對梵漢對勘的價值與意義做了討論。中山大學哲學系范慕尤博士的論文《〈維摩詰經〉文本對勘的啟示》，列舉出數則《維摩詰經》梵文寫本與漢、藏各種譯本間存在的差異，結合僧肇、窺基等人的注釋，剖析不同譯本中所體現的哲學思想，認為鳩摩羅什有改譯經文的行為，很可能源于中觀思想和大乘菩薩道實踐思想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經〉梵漢對勘札記》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漢譯佛經翻譯時間早、同本異譯多、時間跨度大的特點，對梵文佛經的?？惫ぷ鲿邢喈數膸椭ｈ笪闹行母鹁S鈞研究員的《智者大師解經中的問題及其影響》一文以《法華經》梵漢對勘為基礎，指出智者大師對《法華經》經文形式與內容兩方面的誤讀。   中觀與唯識典籍的整理與研究是深化當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礎性工作。本次會議上發表的許多論文即是基于梵、藏、漢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對中觀唯識典籍所做的文獻整理或思想探討。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麥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經”的流變與梵漢對勘的若干問題》一文，以《出三藏記集》所提供的文獻訊息為出發點，配合近年有關“般若經”的研究成果，嘗試重建早期“般若經”傳入漢地的面貌，分析現存“般若經”文字材料的流變，并對若干梵漢對勘時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薩爾吉副教授在其《〈中觀心論頌〉梵藏對勘舉隅》中，通過對勘印度大乘中觀派論師清辨的《中觀心論頌》梵文寫本與藏譯文本，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的文句差異，并對致異的原因做出各種推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何歡歡博士的《“瓶空”與“虛空”———試論清辯對吠檀多哲學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對清辯《中觀心論》的梵、藏對勘，以此論與喬荼波陀《圣教論》中出現的“瓶空喻”為切入點，還原以清辯為代表的佛教中觀自立派與吠檀多派的論辯細節。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葉少勇博士宣讀了《新發現月稱造〈六十正理論釋〉梵文殘葉》一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劉震副研究員的《〈贊法界頌〉與〈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贊〉》一文，通過比勘在西藏流傳頗廣的題名為龍樹所作《贊法界頌》的梵、藏、漢文本，揭示三種文本間的差異。   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中心周貴華研究員提交的《〈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經》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經典。因此經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據漢譯、藏譯的“三時判教”幾段譯文，進行對比分析，以顯示兩者思想的異同，由此可更好地體會《解深密經》的判教意趣。臺灣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檢討〈金剛般若論釋〉與〈攝大乘論釋〉的關聯》一文指出，世親在《攝大乘論釋》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時法身從遮蔽狀態變成被顯露狀態的轉換，這個詞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的散文注釋中亦有類似的用法，足以說明《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與《攝大乘論釋》皆出自世親之手。臺灣法鼓佛學院釋惠敏法師發表的《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百年簡史》，利用Zotero書目管理系統，展示近百年來梵本《大乘莊嚴經論》研究的歷史，介紹相關的研究成果，并從時段、研究者、成果類型等多個維度，揭示出《大乘莊嚴經論》百年研究史的細節。   有三位學者分別從密教的成就師、經典與本尊三個角度，探討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剛乘佛教的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薛克翹研究員的《印度佛教金剛乘成就師坎訶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員的《略論〈喜金剛本續〉》、臺灣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劉國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續獨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嚕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關梵藏文獻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漢對勘是深化當前中國佛教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也是推進漢語史尤其是佛教漢語研究無法回避的瓶頸。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主任朱慶之教授的《漢梵佛典雙語標注語料庫的構建》，介紹了他目前主持的“漢譯佛經梵漢對比分析語料庫建設及漢語歷史語言學研究”項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漢譯佛經中標記分明的時體表達式》重點討論有顯性標記的動詞形式，揭示出漢譯佛經表現動詞時體范疇的特點。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王繼紅副教授的《論部漢譯佛典篇章標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論》梵語原典以及真諦、玄奘兩種漢譯本中的篇章標示成分。。   有論文對名號、詞語做了精細考察。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陳明教授的《須大拏太子諸名號考源》、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魯波與阿魯波的梵語區別》、西南科技大學陳秀蘭教授的《“五體投地”語源考》即是如此。   梵語聲明學或曰梵語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國梵學與佛學研究中的弱項，因此，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羅鴻副研究員的《關于〈依緣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報告》、北京大學博士生張雪杉的《西藏自治區存梵文語法寫本初步調查》、北大碩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變位被動動詞形式:歷史比較角度下的形態與語義分析》等值得推薦。   臺灣法鼓佛學院鄧偉仁博士的《中國古代僧人的梵語知識:方法論探討》意在通過漢文藏經中所保存的梵語知識，討論中國古代僧侶文人對梵語聲明學的認知方法與接受情形，探求中國古人對梵語的學習與認知。梵文中心周廣榮副研究員的《真言與王權》，以最能體現梵語神圣屬性的真言與王權之關系為題，分別探求婆羅門教、印度佛教、漢傳佛教傳統中，真言與世俗王權之間的不同關系，揭示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蘊含的政教關系。醫方明在佛教僧團的形成和發展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中國藏醫院的劉英華醫師的《〈八支心要集〉傳承與傳譯》一文正是基于他對印度古代醫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傳承狀況的實地考察而撰寫的。#p#分頁標題#e#   在這次會議上，把研究對象限定在正統梵學范圍之內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兩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孫晶研究員的論文《筏羅婆的Anubhasya研究》，對吠檀多重要哲學家筏羅婆的哲學思想及其注釋《梵經》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論述，意在揭示其“純粹不二一元論”思想內涵。臺灣政治大學黃柏棋教授的《馬鳴〈佛所行贊〉及佛教之轉型》一文從梵語文學史上宮廷詩與贊詠詩的興起，考察了馬鳴《佛所行傳》與佛教“梵語化”轉型之間的關系。

作者：魏濤 單位：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一、司馬光的思想來源與傾向

在晚近以來的研究中，學者們大多同意司馬光的思想屬于儒家(司馬光對佛道的態度相當排斥)，但又必須承認司馬光思想很明顯地與孟子思想有著相當的距離。面對此點，研究其史學思想或政治思想的學者多籠統地以“儒家思想”或“封建傳統”一筆帶過;研究其哲學思想的學者，亦有許多只意識到其與正統理學間的距離，僅斥之為保守舊學或傳統風習未脫，未能更進一步探索其哲學的精神內涵。究其根本，這極可能是因中國哲學長期“尊孟抑荀”的態度使然，所以人們有意或無意間，均未能更積極地將司馬光哲學的特點與儒家的另一范式“荀子”關聯起來，使其哲學未能與哲學史上這一更為深層的發展脈絡相聯系。注意到司馬光哲學與荀子關系的學者，大多因司馬光的天人關系論而注意到其與荀子之相近處［3］56。司馬光在《迂書•天人二則》中說:“天之所不能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為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穡，人也;豐歉，天也。”［4］916其推尊揚雄外，在先秦諸子中對于荀子最有善評，如在《中和論》［4］793－796中贊賞荀子“虛壹而靜”，亦曾在《答范景仁書》中引用荀子《天論》:“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4］753以說明他的養生之法。雖然他在人性論上批評孟荀主張性善或性惡均不對，認為性應是善惡混，但他的人性論從蘊謂層來看，實與荀子人性論相近，而不近于孟子。其他如重禮和重外王之學，也與荀學脈絡相近。司馬光甚至曾上書請求重新刊刻《荀子》一書［4］276，而對于孟子，卻寫了《疑孟》一文。凡此均可見司馬光之思想在儒家思想中的荀學傾向。雖然司馬光思想中有著較明顯的荀學色彩，但仍有學者對于此點表示懷疑與反對，甚至提出要與荀學劃清界線。這樣的疑問主要有一部分來自于對司馬光人性論之主張的理解，另一部分則來自于對司馬光天人關系論的理解。首先，在人性論方面，承前所述，若未能深入理解荀子人性論的深層結構，很容易就依司馬光表面對荀子的批評而認為司馬光哲學并非屬于荀學一路，而看不出二者的相近之處。

其次，在天人關系論方面，有學者就侯外廬等判司馬光為“天命主義者”的流行做法提出批評，認為這“不惟(唯)一般的‘定性’不準，更主要是表現了何等的膚淺”。“司馬光的‘天命觀’，本質上是解釋和論證君臣、父子倫常關系的一種思想理論，它與古代本來意義的‘天命’觀有根本的區別”［5］。如漆俠認為司馬光的天人關系近于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天是有人格會賞罰的至高權威，只有嚇唬老百姓的一面，所以與荀子的天人關系論不同［6］375－376?李昌憲則以為司馬光的天人關系論近于荀子“天人相分”其說，但也不乏天人合一的成分，所以也與荀子不同［7］348－354。相較之下，漆俠的觀察較為偏狹，而李昌憲的觀察則較為詳實，看到司馬光的“天命論”中確實明顯存在著仿佛對立的矛盾。但事實上，這樣的疑惑應來自于過去對荀子之“天人相分”與董仲舒之“天人感應”的刻板印象，荀子之“天人相分”實并未先預設天人完全分開沒有關聯，而是一種“合中有分，分而能合”［8］的天人關系。在張晶晶看來，此與董仲舒之“天人感應”當是一脈相承［9］，而司馬光的“天命論”亦應屬此一理路。雖然不少學者都指出司馬光思想與荀子思想比較相近，甚至指出“司馬光是北宋唯一承襲荀子學說的哲學家”［10］，但仍未有學者對此做全面的考察與研究。故此，司馬光與荀學的關系目前仍是個極需厘清的思想史與哲學史課題。

二、對司馬光氣論的詮釋與定位

關于司馬光哲學中的“氣”或“虛氣”的部分，是目前司馬光思想研究中之薄弱環節。由于司馬光尚平實，不喜論天道、天理，其宇宙論或本體論部分的建構也就更不容易為人所知。但由司馬光的《潛虛》、《溫公易說》、《太玄集注》等哲學著作可見，司馬光絕非沒有自己的本體論、宇宙論可言，只是需做更進一步的文本分析，才能揭其奧義。“虛氣關系”是詮釋司馬光本體論所必然面對的難題。目前對于司馬光哲學中的“虛氣關系”研究在論述上多受到唯物主義的影響，一些研究基于想把司馬光哲學解釋成唯物主義的立場，故而逾此不論。如漆俠由司馬光對《中庸》的詮釋來看司馬光的哲學，因此便認為“虛”即是”中”，又恐此會使其流于唯心主義，故不但未加深論，卻據此評論司馬光哲學為“駁雜”［6］378。這種矛盾，其實也暗示了司馬光哲學中的“氣”并非可以全用唯物主義來解釋。

綜觀對司馬光哲學中的“虛氣”研究，目前大致上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氣自虛出，另一種認為氣即是虛。司馬光在《潛虛》開卷語:“萬物皆祖于虛，生于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11］1這段話中的“虛”與“氣”的詮釋，在論者眼中往往傾向于老子道家式的詮解，認為司馬光的“虛”即老子的“虛”，太虛生氣，故其宇宙論便有“虛”與“氣”兩層的生成過程，“虛”與“氣”似道家“無”與“有”的關系。如李昌憲在《司馬光評傳》中提到:“司馬光提出了萬物的最高本體是‘虛’和‘氣’這兩個范疇，司馬光在探討世界本原這一命題時，顯然受了老子影響。”［7］338故而司馬光認為“虛”也是充滿“質性”的客觀物質世界，因此，“這表明了司馬光在自然觀方面是‘氣本原論者’”［7］340。并提出張載與陳淳對于司馬光“虛”之理論的批評。這種認為司馬光以“虛”為本體的觀點，可能是單單從上述數語之字面上得出的結論。但《潛虛》此段話實無法只由字面上來詮釋，因為它放在《潛虛》之首的用意在于要點明《潛虛》的全幅架構。而《潛虛》有氣圖而無虛圖，是相當值得重視的線索，此在董根洪的《司馬光哲學思想評述》一書中有詳細的論證。董根洪根據司馬光的文本，提出司馬光理論中的“虛”與“氣”其實是一樣的，即“虛即氣”，與張載一樣虛氣一體，并不主張氣之上還有虛作為本體。本書的成果相當值得關注，但可惜太過囿于唯物主義的限制，對于司馬光氣論尚有未能自圓其說之處，乃是其缺憾所在。#p#分頁標題#e#

一、問題的提出

為更好地了解廣西獨立學院數學教育與人文教育融合的情況，我們以獨立學院大學數學教育與人文教育融合的現狀與需求為主線在廣西若干所獨立學院中開展抽樣問卷調查，并對問卷結果進行了匯總和分析。本文針對調查統計結果分析獨立學院數學教育與人文教育融合存在的問題，并結合筆者的教學實際，談談如何在大學數學課堂教學中融入人文教育的體會。

二、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問卷發放情況

本研究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獨立學院學生群體中進行抽樣問卷調查。發放問卷750份，回收662份，回收率88．3%。剔除無效問卷后，參與統計的有效問卷647份，占回收問卷97．7%。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自行編制“獨立學院大學數學教育與人文教育融合方面調查問卷”主要包含學生的基本情況，學生對所在高校大學數學課程考核方式和數學類課程課堂組織形式，所在高校數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情況等內容。本研究的統計匯總分析工具是SPSS17．0。

［摘要］“語錄”從古至今都為中國人所常見常用。語錄及語錄體產生于春秋時期，其言簡意賅的表達方式深受儒、道、佛哲學思想的影響。產生于同一歷史時期的西方對話錄，受古希臘哲學思想的影響，具有明顯的形式邏輯特點。語錄體和對話錄產生于不同的歷史背景，歸屬各自的文化體系、語言體系，各具特點，相映生輝。

［關鍵詞］語錄;語錄體;對話錄;古希臘三賢;形式邏輯

一、語錄和語錄體

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文化空前活躍，百家爭鳴蔚然成風，諸子百家的思想學說、觀點主張雖然各不相同，但都是使用的“語錄”這種語言表達形式。語錄的特點是“詞約意明，文簡理詣”(《重刻〈菜根談〉原序》)?！兜赖陆洝肥俏覈鴼v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學著作，共81章，不到5000字，平均每章不過60來個字，雖只言片語卻蘊含著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論語》是最早的語錄體作品，20篇近500條(則)，也不過2萬字，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輯錄的有關孔子講學、對話的言論，每條(則)長短不一，有的只有寥寥數語。老子、孔子的思想和由他們創立的道家、儒家學說，不但對我國古代文化思想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以《論語》為代表的語錄式的語言表達方式也影響重大和深遠，成為漢語表達方式的“標配”。比如《孟子》7篇261章，就是語錄體的散文集。記錄北宋教育家、理學家程顥和程頤兄弟兩人言行的《二程遺書》(又稱《河南程氏遺書》，共25卷)，更是堪稱可以與《論語》媲美的語錄體典范之作。其中不少簡明深刻、語約義豐的語句流傳后世，成了人們常用的成語、勵志的警句和格言。就連很多文學理論著述的語言也是言簡意賅的語錄，如嚴羽的《滄浪詩話》:“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詞，四曰俗字，五曰俗韻。”白居易《新樂府序》:“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語錄式的表達隨處可見。語錄涉及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倫理、道德修養、文化教育、藝術創作、為人處世、婚姻家庭等無所不及，論者的智慧和機巧往往就隱藏在要言不煩的語錄中。從《論語》《孟子》眾多的對話、問答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孟子不管是面對學生還是面對國君，既沒有滔滔不絕地夸耀自己的才學卓識，也沒有侃侃而談地引申自己的觀點主張。他們總是那樣從容負責地教導學生、啟發他人，有一種雍容和順、不疾不徐、舉重若輕的氣度。在語言表達上，要么三言兩語，用淺顯易懂的口語把自己的思想觀點說出來，對方一聽便懂;要么迂徐婉轉，通過講故事、引類比喻的方式，間接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意思，言外之意聽者稍加揣摩就能恍然大悟。

二、對話錄與“古希臘三賢”

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起源于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被譽為“古希臘三賢”，他們生活的年代相當于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與孔子、孟子可算是同時代的人。他們是古希臘乃至整個西方文明、文化產生和形成最主要、最偉大的奠基人和創建者。蘇格拉底在熟讀《荷馬史詩》及其他詩人的作品后，靠自學成了一個很有學問的人。30歲左右，他做了一名不取報酬的社會道德教師，在交易市場、運動場、街頭等公眾場合，人們可以隨處看到他與人談論、探討問題的身影。40歲以后，他更是經常在雅典和當時眾多的學者、智者、官員公開辯論哲學問題，主要是關于倫理道德和教育、政治方面的問題，比如虔誠、民主、崇高、自由、勇氣、美德、真理、教育、統治……他希望通過討論和辯論，引導人們去探尋人類的正義和善良，從而達到拯救個人靈魂和改造城邦的目的。蘇格拉底曾說:“我的母親是個助產婆，我要追隨她的腳步，做一個精神上的助產士，幫助別人產生他們自己的思想。”他創造了著名的“蘇格拉底問答法”(也稱“產婆術”)，方法就是事先設定一個“由頭”(話題)，然后正反雙方開展辯論和駁議，彼此揭露矛盾、找出漏洞，層層剝離、步步推演，刨根問底、追根求源，最后達到探究問題的本源真相、窮盡知識的終極答案這個目的。“蘇格拉底問答法”作為形式邏輯的雛形，為后來的學者提供了思維上的方法論。柏拉圖出生于古希臘的貴族家庭，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受教于蘇格拉底。40歲以后，他回到雅典創辦學校開始個人講學，并撰寫了《申辯》《克力同》《游敘弗倫》《拉齊斯》《呂西斯》等著作。他曾經借老師蘇格拉底之口，先假設世界上存在一個真、善、美相統一的政體(類似于孔子的“大同世界”)，然后設定并抓住“正義”以及怎樣實現正義這個話題，采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借助判斷、歸納、演繹、推理等邏輯方法，區別并列、遞進、因果、轉折、讓步、列舉等邏輯關系，對“正義”的概念含義及其實現路徑、必要條件、充分條件等進行了探究。具體方法就是“辯答—駁議—再辯答—再駁議”，剝筍殼般層層深入、步步遞進。他把雙方辯論、駁議的全過程記錄下來，便成了對話錄的典范著作《理想國》。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作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他幾乎對每個學科都有所涉獵并做出了貢獻，比如道德、美學、邏輯、政治、倫理、神學和眾多的自然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都稱贊他是“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古代最博學的人物”。作為古希臘哲人踐行愛智慧、尚思辯、純學術價值觀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學說對西方文化的構建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以他的《工具論》(6篇邏輯學論文的總稱)來說，文體上受柏拉圖《對話錄》的影響，形式邏輯被廣泛采用，體例周詳、結構完備，結構嚴謹、論述縝密，在今天也稱得上是皇皇巨著。形式邏輯是一種研究思維的形式(概念、判斷、推理)及規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科學，成熟于近代的西方。作為一種哲學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它的雛形便是“蘇格拉底問答法”。形式邏輯特別重視對思維形式和思維規律的運用，喜歡“形而上”的抽象思辨，重視邏輯推演，強調理論分析。“對話錄”式的語言表達方式、文章體例格式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我們從康德、尼采、叔本華、黑格爾、馬克思等思想家和哲學家的皇皇巨著中，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到。

三、語錄體與對話錄的比較分析

〔摘要〕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是針對審美主義音樂教育而提出的一種教育哲學。其特征為多元性、過程性、語境性。本文首先闡述實踐音樂教育的來源基礎及基本觀點，進而從其三個特征分析其對中國音樂教育帶來的教育哲學指引，最后對實踐音樂教育哲學進行幾點質疑，認為中國音樂教育中實踐哲學與審美哲學二者綜合統一才能更好發展。

〔關鍵詞〕實踐音樂教育哲學；中國音樂教育；指引；存疑

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是針對審美主義音樂教育而提出的一種教育哲學，是對現存的審美哲學的質疑與反思。我國的音樂教育大多借鑒歐洲音樂教學體系，教育思想本質上也等同于審美主義音樂教育。自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傳播至中國后，對中國的音樂教育界產生了重要影響。諸多學者通過翻譯外文、撰寫論文介紹其哲學思想內容，重要文獻有：《"Praxis"，音樂教育哲學的另一種闡述方式———鮑曼博士上海音樂學院講學紀實》（管建華，2007），《埃里奧特音樂教育思想后現代轉向的文化分析》（管建華，2007），《關注音樂實踐———新音樂教育哲學》（戴維•埃里奧特［美］，2009），《鮑曼（Wayne•D•Bow－man）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的新實用主義哲學趨向簡析》（管建華，2009）。上述文獻較為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以埃里奧特、鮑曼為代表的關于實踐音樂教育哲學前言學術動態，對中國音樂教育者提供了另一種教育思想。本文通過對實踐音樂教育哲學相關文獻的參考，結合中國音樂教育現狀，從其三個特征的角度分析其對中國音樂教育帶來的指引。最后對實踐音樂教育哲學與審美音樂教育哲學作簡要比較論述，認為中國音樂教育中應采用實踐哲學與審美哲學二者綜合統一的思路。

一、實踐音樂教育哲學來源基礎及其基本觀點

實踐哲學并非今日新創哲學，其奠基者為古希臘時期哲人亞里士多德。亞氏對“實踐”解釋有二，一是作為生產勞動的實踐活動，二是作為道德行為的實踐活動。①前者包括倫理學、道德學及各種規范人類行為和關于人類行為的學科。后者是將實踐本身作為一個哲學問題進行研究。亞氏第一次將“實踐”從日常生活中加以提升，并用來反思人類行為，使之成為一個哲學范疇。西方近代哲學興起后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實踐哲學逐步走向式微。直到20世紀西方哲學陷入了普遍性危機，許多哲學家重新開始用實踐哲學的視角批判、解構現論哲學。影響日增，現已成為西方哲學主流思潮。實踐哲學的復興是對現論哲學中的缺陷與不足而提出的。在西方后現代哲學思潮及人文學科研究的影響下，在音樂教育領域中針對現代審美音樂教育中的單一性、封閉性、普遍性的觀點，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提出了多元化、開放性、差異性的觀點?？梢哉f，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是對審美音樂教育哲學進行反思下構建形成的。自20世紀80年代起始，以埃里奧特為代表的音樂教育家開始反思審美音樂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隨后埃里奧特（David•J•Elliot）在前期思考的基礎上出版了最具影響力的著作《音樂問題種種：一種新的音樂教育哲學》（1995）。該書從實踐哲學的視角對審美音樂教育思想進行了系統地批判。同時期還有特里•蓋茨（Terry•J•Gates）、托馬斯•里基爾斯基（Thomas•A•Regelski）、韋恩•鮑曼（Wayne•D•Bow－man）等人，其中鮑曼的中文譯著《變化世界中的音樂教育》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其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的基礎并對比審美音樂教育哲學思想的相關內容作了較為獨到的解析，也從不同視角對思辨性審美主義音樂教育的弊端進行了批判性地反思和探索性的研究，為21世紀的音樂教育提供了新的路向，對推動實踐音樂教育哲學做出了巨大貢獻。實踐音樂教育哲學的基本觀點大致如下：（一）多元性。實踐哲學主張多元化形態的音樂教育觀念，它認為世界不同國家、地域、種族都有其特定的音樂形態，在本質上沒有優劣之分、高低之別。這些多樣化的音樂形態筑建了人類多樣的音樂文化。從這一角度來說，音樂的本質是多元化的。故而在音樂教育中拋棄某種音樂“中心論”的教學觀念，為學生建立平等的、包容的音樂觀，正確地理解不同國家、地域、種族之間音樂的差異性。如果“堅持把一種文化和音樂實踐當作為其他音樂和文化同樣具有的表現方式的做法就是否定其他文化，就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②（二）過程性。強調音樂教育中實踐活動對音樂經驗成長與促進作用。音樂不是由“作品”實存物組成的，它是一種有意義的人類活動，是由人的表演性實踐行為解釋和闡述的結果。“音樂是行動而不只是音符，音樂重在過程而不是結果。”③“忽視表演的教育將導致音樂教育的失敗。”④（三）語境性。注重音樂教育中非音樂性因素的聯系與理解。對音樂的理解既要包含音樂本體的認識，同時也要囊括非音樂性（社會、道德、倫理、文化、歷史等）語境的關聯。只有通過語境的分析、研究能加深我們對音樂的認知，從而達到對某一音樂事像的全面理解。綜上所述，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是從實踐語境性和過程性中來解讀音樂的本質和價值。

二、實踐音樂教育哲學對中國音樂教育的指引

源自西方的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及相關譯著傳播至中國后，對中國音樂教育產生了極大影響。諸多學者紛紛撰文立著，或闡述其主要哲學思想，或結合中國音樂教育實際加以探索。總之，實踐音樂教育哲學引起了中國音樂教育持續廣泛的關注，中國作為中國音樂教育的教學結構之一同樣也在契合這股哲學思潮。下面簡要談談其對中國音樂教育之指引。

作者：劉荷花 單位：天津大學管理學院 太原大學

1封閉空間環控理論與哲學觀

1．1封閉空間環境與環境控制技術

封閉空間環境是指人為創造的，供人類日常生活，工業生產使用的空間環境。根據目前的發展水平，封閉空間環境主要是指空氣環境，包括環境溫度，濕度，空氣流動參數，氣態污染物和顆粒物濃度等參數。根據使用用途的不同，封閉空間環境可以分為三類。一是生活空間(包括民用住宅，公共建筑等);二是生產空間(包括工廠車間，醫院等);三是交通運輸空間(包括飛機，火車，輪船等)。其中，醫院空間(譬如潔凈手術室)的分類有一定爭議。同封閉空間環境相對應的概念是外環境。對于建筑物來講，封閉環境是室內環境，外環境是大氣環境;對于飛機機艙來講，封閉環境是客艙環境，外環境是大氣空間;對于家用電冰箱來講，封閉環境是冰箱內冷空間，外環境是室內環境。封閉空間環境有如下特點:封閉性，可控性，使用性。封閉性是指封閉空間環境同大氣室外環境有明顯不同，譬如冬天建筑物內部溫度比室外溫度高以保證熱舒適;飛機飛行時機艙環境溫度是25度左右，而天空溫度是零下60度。但是封閉性并不代表封閉環境空間的孤立性，封閉環境空間同外環境也有質量、能量交換，只是封閉空間環境控制系統使得封閉空間有其特定的性質和參數，譬如建筑空調通風系統通常將室外新風經過冷熱處理和過濾凈化后送入室內以保證室內環境的舒適性。可控性是指封閉空間內部性質和參數可以控制，當外環境參數發生變化或者人類對于封閉環境內參數要求發生改變時，環境控制技術可以改變封閉空間參數，譬如夏季空調房間內，老人和青壯年的室內空調設定溫度有不同。使用性是指封閉空間環境設定意義是促進人類健康可持續的發展，任何違反以人為本思想的封閉空間技術都是難以長久的，不值得發展的。譬如二戰時期德軍集中營的毒氣室，屠殺大量猶太人，這是偽“封閉環境控制技術”。封閉環境控制技術是保證封閉環境正常運行的決定因素，建筑的暖通空調系統保證建筑內環境，飛機環控技術保證機艙內環境，工廠空調系統保證車間內環境。當代社會對于環境控制技術提出更高要求，包括功能性，舒適性，健康性，節能性，環保性，缺乏某一方面的內容將導致其無效。功能性:主要是針對工業建筑和醫院建筑的，保證工業生產質量和效率，譬如高效的熱風系統可以保證車間除冰效率;高效的空氣凈化系統可以保證手術室內部空氣的潔凈程度。舒適性:保證空間參數使得人體感到舒服，丹麥學者PoleFanger發展了PMV和PPD指標使得熱舒適這一主觀參數定量化。民用建筑，工業建筑都要保證內環境的熱舒適。健康性:空間環境控制技術可以有效將污染物去除保證人體健康。節能性和環保性:這是目前空間環境控制技術的重點和難點，由于世界范圍內能源緊張，價格飆升，各大企業將其列為主要競爭點。波音和空客將節能減排，新能源使用視為第一競爭點。

1．2哲學觀的基本內容

“哲學觀”，從字面上說，就是“關于哲學本身的觀念”或“對哲學本身的理解”，它是任何一種哲學理論，一種哲學體系，一種哲學形態本身所具有的，或者反過來說，沒有“關于哲學本身的觀念”和“哲學本身的理解”，就不可能構成作為特定的哲學理論或哲學學說的一種哲學。哲學觀是構成一種“哲學理論或學說的‘核心觀念’、‘根本觀念’、‘靈魂觀念’，它決定該種理論或學說的生命力，它構成該種哲學理論或學說與其他的哲學理論或學說的原則區別。”也有學者認為，“所謂哲學觀，就是哲學家對與哲學活動本身有關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的觀點、看法和態度。這些問題包括哲學的主題、對象、性質、方法、結構、功能、任務，哲學的孕育、形成、演變和未來命運，哲學與現實、哲學與時代、哲學與其他文化活動的關系，哲學活動的目的、意義與價值，哲學家的形象及其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在這些問題中，哲學的性質問題或‘哲學是什么’的問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以說是哲學觀的核心。”我認為，“哲學觀”有兩個層次的界定，一是從哲學本身而言，所謂哲學觀，就是人們對哲學的根本觀點和基本看法;二是從應用哲學的角度看，所謂哲學觀，就是人們對某類現象、事物、領域的基本的哲學觀點。

1．3封閉空間環境技術的哲學觀

11中國廣州第二屆音樂教育哲學學術研討會暨傳統音樂教育高端論壇”于2011年11月11日至12日在廣州大學召開。會議由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主辦，來自海內外的63所院校、音樂類核心刊物編輯部及研究機構的130多位代表參加了此次會議。本次研討會收到論文60余篇，論題涉及音樂教育哲學、傳統音樂教育和其他研究論域。音樂教育哲學問題是當今國際音樂教育學術界探討的熱點問題。繼2009年11月在廣州大學舉辦的首屆音樂教育哲學學術研討會之后，我國音樂教育哲學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本次會議除了延續關于音樂教育哲學的討論，還提出了“傳統音樂教育”這一近年我國音樂教育學術界關注的重要論題；對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既是進行傳統音樂教育研究的基礎，也是探索傳統音樂文化當代傳承的路徑。將音樂教育哲學與傳統音樂教育結合進行探討，是大會主辦者探索本土音樂文化教育模式的有益嘗試。兩天的會議議程包括：專家主旨發言、圓桌會議、博士論壇、研究生論壇四項內容。會議討論的主題包括：   一、當今世界音樂教育哲學的發展趨勢   在全球化為背景的多元社會環境下，中國的音樂教育者應該怎樣看待音樂教育所具有的新的意義？美國密歇根大學音樂教育系主任瑪麗•麥卡錫（MarieMc－Carthy）教授為與會者介紹了國外音樂教育哲學的發展趨勢，在其主旨報告《變遷世界中的音樂教育哲學：新視野與未來發展的方向》中麥卡錫回顧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審美音樂教育哲學與實踐音樂教育哲學的發展歷程，指出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音樂教育哲學成為音樂教育的宣傳、政策的主要知識來源。音樂教育哲學的研究基礎已經得到擴展，一些學者開始從多元學科來尋找理論的支持，這些理論包括了心理學、女性主義、音樂人類學、社會學、文化研究以及流行音樂的研究。針對這種新的研究趨勢，麥卡錫提出當今音樂教育哲學要研究的五個問題：（1）音樂教育者怎樣理解音樂的意義？（2）“認知”音樂意味著什么？（3）今天學校中的音樂教育是如何被重視、被宣傳、被倡導的？它們的基礎是什么？（4）全球化背景下學校音樂教育中的音樂到底是“誰”的音樂？（5）從倫理的角度來思考，到底什么樣的音樂教育才是“好的”音樂教育？以此提醒當代音樂教育者將他們聽賞和看待音樂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并考慮音樂存在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復雜性。麥卡錫所介紹的國外音樂教育哲學的新趨勢對于發展中的中國音樂教育無疑具有啟示的意義。   二、音樂教育哲學的理論研究與探索   音樂教育哲學作為本研討會的主旨議題之一，是本次會議討論的重點。參會代表們從音樂教育哲學的內涵和外延，對基于中國音樂教育實際情況的音樂教育哲學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   音教園地Education哲學是人類對世界理論化、系統化認識的總結，是特定社會和歷史中的產物。西方的音樂教育哲學與中國傳統的“樂教”哲學的關系何在？中國傳統“樂教”哲學對于今天的音樂教育有何啟示意義？如何在音樂教育實踐中貫通中西？這些問題正是探索本土音樂教育模式的關鍵，也是本次會議的目的所在。管建華《音樂文化哲學與音樂教育哲學思想》一文以社會文化哲學、民族文化哲學、歷史文化哲學為基礎來探討音樂文化哲學與音樂教育哲學的關系；該文嘗試匯通中西哲學，提出建立中國文化哲學為基礎的中國音樂教育哲學思想。周凱?！吨型?ldquo;樂教”哲學與民間音樂傳承》提出中國自古就有基于中土宇宙論的樂教哲學體制，在近代引進西方教育分科體制后，中土“通才式”的教育體制斷裂，中土優秀的樂教思想被忘卻。而在民間“樂教”思想中，卻依然堅守著中土“天人合一”的哲學精髓，是對古代優秀樂教思想的延續，因此對于中國民間樂教傳統的豐富資源的調查研究任重道遠。代百生《音樂美育：中國音樂教育思想的發展主線》中認為以“美育”為發展主線的中國音樂教育思想既源于德國古典哲學“審美”與“美育”觀念的吸收，也體現了中國儒家禮樂思想的文化傳統的影響。提出正確認識音樂美育的內涵，將有助于建立中國特色的音樂教育哲學理論。   在該論題中，“審美”和“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與中國音樂教育實踐的關系尤其受關注。覃江梅《當代音樂教育哲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鄧蘭《實踐還是審美———“二元對立”批判范式下中國音樂教育的困惑》、王州《論“以音樂審美為核心”的音樂課程基本理念》、劉倩男《“審美”與“實踐”音樂教育哲學思想對我國音樂教育的現實指向》等文章，都以中國音樂教育實踐為現實背景，對當代音樂教育哲學研究中“審美”和“實踐”兩種范式的基本問題進行了討論。   此外，從哲學層面進行理論研究的還有張業茂《“音樂教育”的語形、語義與語用———對“音樂教育”的語言分析》、朱玉江《從交往理論看音樂教育實踐哲學》、韓忠嶺《兩種哲學視閾下音樂教育的哲學訴求》、柳良《對美國當代音樂教育哲學觀念的若干思考》、姬晨《兼容并蓄•相得益彰———從課標修訂管窺我國基礎音樂教育的哲學觀》等文，這些探討對中國音樂教育理論研究的發展無疑具有積極的參考作用。   三、傳統音樂教育的現狀與問題   代表們對于這一問題的探討分別從學校音樂教育和民間音樂傳承兩個層面展開，討論了學校音樂教育中傳統音樂教育的現狀以及傳統音樂民間活態傳承的方式等問題。   學校作為專門、系統的教育機構，是個體社會化的重要基地，學校音樂教育中的傳統音樂教育是傳承傳統文化，培養民族認同的重要手段。當下學校中的傳統音樂教育處于何種地位？如何推進傳統音樂在當代音樂教育中的實踐？本次會議的代表們分別就不同層次學校音樂教育與傳統音樂教育的關系進行了探討。樊祖蔭《音樂藝術院校傳統音樂教育的現狀及思考》提出了當前音樂院校傳統音樂教育的現狀為重視與衰減并存。提出今后應重點加強本科階段的傳統音樂學習，同時各院校應展開與傳統音樂教育相關的學術活動，營造濃郁的傳統音樂教育氛圍，進一步激發學生對傳統音樂的感情與學習興趣，把傳統音樂教育從技能、音樂理論的學習提升到文化的層面。謝嘉幸《傳統音樂教育———從理論思考到實踐探索》以自己親身的實踐與研究“教學生唱自己家鄉的歌”為例，提出建立以民族音樂文化傳承為基礎的學校音樂教育的重要性，既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音樂多樣化的保護與開發，又有助于傳統音樂文化的理論研究轉化為學校教學資源，同時有助于溝通多種類型的音樂教育。陳雅先《校園文化生態與嶺南傳統音樂的高校傳承》提出營造良好的高校校園文化生態對于嶺南傳統音樂在高校傳承的重要性在于：調節、維持高校音樂活動主體的群際關系，促進校園嶺南傳統音樂活動正常開展，并提出營造校園文化生態的具體途徑。劉瑾《對我國學校音樂教育中民族性與國際性關系的梳理與思考》認為學校音樂教育中的民族性與國際性之間的關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拒斥的關系，而是一種相互支撐、互為依存的關系；只有尊重民族和文化的個性與差異，并在此基礎上展開交往，才能生成國際性。#p#分頁標題#e#   另一方面，教育作為傳承的手段，是延續地方文化，傳承民族精神的載體。如何推進傳統音樂的活態傳承？并在音樂教育中延續民族精神？圍繞民間音樂傳承主體在地方文化傳承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作用，以及民間音樂傳承的方式對于當代音樂教育的啟示，代表們各抒己見。   馬達《民間學術團體在嶺南傳統音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中的作用及意義———以廣東省大埔縣廣東漢樂研究會為例》論述了大埔縣廣東漢樂研究會在當地廣東漢樂保護與傳承中的作用及意義，并以實地田野工作考察資料的論證，指出在當今市場經濟時期發揮民間學術團體的作用是保護和傳承嶺南傳統音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策略之一。郭大烈、黃琳娜《利用兒歌民謠教學傳承納西族語言文化》論述了面對納西族語言和傳統東巴文化面臨消亡危機，自1999年以來，兩位作者在家鄉古城麗江創辦東巴文化傳習所的經歷，他們用自己的租屋建蓋傳習所校舍，利用納西族傳統兒歌、民謠在小學里進行傳承民族語言文化的教學，傳承優秀東巴文化，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張天彤《民間傳統音樂傳承模式研究———以少數民族民間傳統音樂傳承為例》根據其多年來的田野工作實踐，總結出5種民間傳統音樂傳承渠道、兩種民間傳統音樂傳承方式、4種民間音樂傳承人。   此類的文章還有袁靜靜《文化轉型下潮州大鑼鼓的變遷與發展———潮州大鑼鼓的田野考察與分析》、曾璐瑩《大埔廣東漢樂的活態存在與傳承中的文化自覺》、焦皓華《廣東漢樂聲音景觀評價與大埔漢樂文化區域的形成》、鄒雪姣《景觀生態學視野下的潮州大鑼鼓聲音景觀研究》等。   四、從不同視角關注中國音樂教育與傳統音樂文化傳承的現狀   除以上論題，參會代表還從不同視角對中國音樂教育與傳統音樂文化傳承的現狀與問題給予關注。如李巖《淬本而新———文化退潮現象研究》中，從近代史研究的視角，深入剖析了近代諸方家如康有為、梁啟超、曾志?、李叔同、沈心工、王光祈等人與此相關的音樂言行，提出這些人物的所謂“落后言行”對于我們認識歷史的重要性。潘妍娜《建國初期至“”前（1949—1966）潮州大鑼鼓的發展與變遷》從歷史人類學的視角以潮州市民間樂團為個案，敘述了潮州大鑼鼓在建國初期的發展與變遷。仲立斌《廣州粵劇傳承與現狀調查———以城市民族音樂學的視角》通過城市民族音樂學的視角，對生長在廣州這一特殊社會文化語境城市中的傳統樂種粵劇進行了考察。柳進軍《在田野與樂譜間踱步》以一位作曲家的視角，講述了其對云南少數民族音樂的改編與創作的心路歷程。   此次會議對于音樂教育哲學和傳統音樂教育問題的探討，有益于我國音樂教育研究的健康發展。在音樂教育哲學研究方面，能夠客觀地關照我國學校音樂教育發展的歷史和當今音樂教育的現狀，批判性地思考西方各音樂教育哲學流派，同時對建立中國特色的音樂教育哲學理論進行了思考。在傳統音樂教育研究方面，對從社會渠道的傳承到學校渠道的傳承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通過大量的田野工作，歸納總結出許多有益的經驗和方法，同時從理論層面對傳統音樂教育的社會價值、文化價值進行了思考和論證。   本次研討會意義深遠，相信本次研討會的成功舉辦將會促進我國音樂教育哲學和傳統音樂教育及其相關研究領域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