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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的陜甘寧邊區位于原陜西、甘肅、寧夏三省的交界地區，轄二十八個縣，人口近二百萬，是新民主主義政治模范區、統一戰線的發源地、抗日戰爭的堅強堡壘。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指揮中心。“陜甘寧邊區政府及其所統轄之縣、區、鄉各級政府，在中國算是首先試行真正普選的民主制度的政府，也可以說是首先依照孫中山先生手定的憲政政制建立地方自治的模范區。”［1］62陜甘寧邊區的政權結構，是在抗日戰爭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又因其處于新民主主義時期和抗日戰爭的特殊環境，社會機構復雜，社會問題較多，存在著社會環境治理等這一特殊問題。這就要求政府要不斷提高社會治理能力，化解社會沖突，防范和治理社會問題，確保社會安全，促進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對此，陜甘寧邊區政府制定了許多重大戰略決策和措施，在邊區實施取得經驗后再在全國各個抗日根據地推廣。盡管當時陜甘寧邊區政府的社會環境治理與現在政府的社會環境治理雖然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但在其治理的方式、方法及其經驗教訓上卻仍然值得我們去思考和借鑒。
一、社會文化環境的改造
陜甘寧邊區歷來就是一個地廣人稀、生產落后的地方。革命前，由于濃厚的封建殘余在這存在著，不僅經濟上較其他地區落后，而且社會風氣、社會習俗等方面也落后于其他地區。20世紀30、40年代陜甘寧地區在中華民族這塊古老而又飽經滄桑的大地上，巫師、術士、陰陽神官猖獗、迷信盛行;婦女的社會、家庭地位極其低下。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所面臨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因此，黨在建立政權以后對上述弊端進行了綜合的治理，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崇尚科學與反對迷信
幾千年來，由于科學的不發達，人們無法解釋自然界中的某些現象，如:生老病死等，就認為存在神的力量。造成這樣的局面主要在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各級統治者、封建家族的族長、家長宣揚各種神權思想，以便禁錮人們的頭腦來維護其統治地位和權威。即使是20世紀初，皇權統治結束以后，中國社會特別是廣大農村，神權觀念仍然強烈地制約著平民百姓的生產與生活的各個領域。正如所說:“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這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繩索。”［2］31缺醫少藥，貧窮落后的陜甘寧地區更是如此。1944年10月30日，在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所指出:“在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陜甘寧邊區內，還有一百多萬文盲，兩千個巫神，迷信思想還在影響廣大的群眾，這些都是群眾腦子里的敵人。我們反對群眾腦子里的敵人，常常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要困難些。我們必須告訴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斗爭。”［3］
因此，中國共產黨自從成立起就把打破這條枷鎖作為自己的神圣使命之一。黨在建立了陜甘寧邊區政府以后，在加強生產建設以動搖封建迷信存在的社會基礎的同時，從邊區人民的實際思想水平出發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對人民群眾進行相信科學，反對迷信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陜甘寧的邊區政府把宣傳科學知識，增強群眾的科學意識，培養科技人才作為反對封建迷信的一個重要措施。“邊區舊社會遺給我們的產業、愚昧和貧窮而外，最使我們苦惱的，是不講衛生。……老百姓除跳巫拜佛外，從不知道衛生醫藥是為何事。”［4］234為了宣傳科學常識，延安科技工作者出版了大量的科普讀物，僅1942年至1944年就出版了《司藥必攜》、《解剖學》、《耳鼻喉科學》等醫藥衛生讀物和宣傳材料就達七萬八千二百余冊。并且通過對實際生活中的一些“神秘現象”的解釋來對群眾進行科學教育。
2.揭露封建巫神巫婆為主要內容的迷信活動，用醫療科學知識來反對封建迷信活動。“邊區群眾中的迷信現象，現在比從前少多了，但是還不能消滅，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醫藥衛生工作還不普及。群眾沒有旁的方法戰勝疾病、死亡的威脅，只有相信神仙。”［5］119邊區的生活落后，缺醫少藥，也是封建迷信活動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多少年來，人們習慣于生病找巫醫而不是真正的大夫。對神官巫神，政府一面進行勸誡教育，一面發動群眾揭露其騙人伎倆、進行批判并強制他們參加生產勞動。群眾了解了那些巫神巫婆的伎倆以后自然就不會再相信他們，也就使那些靠欺騙群眾為生的巫醫神漢失去了存在的空間。同時，進一步改善邊區人民的醫療衛生條件，在實際行動中用科學的醫藥知識來反對封建迷信。“現在應該把醫藥衛生的知識和工作大大推廣一下，想辦法在每一個分區訓練一些醫藥人才?；蛘呤莻€分區送人來延安學習，或者是延安派人去訓練，我看都可以。”［5］119從而，邊區政府則通過開展用醫療科學知識反對封建迷信的活動在當時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二)倡導樹立新的婚姻觀念
20世紀初，雖然中國社會興起了自由平等的新婚姻觀，但由于陜甘寧邊區閉塞的地理環境和落后的經濟狀況導致了這一地區文化的發展和傳播極端困難，所以這里婦女的地位以及人們的婚姻觀念并沒有太大的改變。陜甘寧邊區政府建立以前陜北流行的婚姻形式主要有:包辦婚、買賣婚、童養婚、入贅婚、轉房婚、招夫養夫婚等，無一不是犧牲婦女的幸福。
1937年，陜甘寧邊區政府建立以后，開始大力促進邊區婚姻風俗改革，不僅包括有關法律法規的制定，還包括她的宣傳與實施。
1.陜甘寧邊區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破除封建落后的婚姻觀念的法律法規。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建立以后就先后制定了《陜甘寧婚姻條例》(1939年)、《陜甘寧邊區販賣婚姻懲治辦法》(1942)、《陜甘寧邊區抗屬離婚處理辦法》(1942年)、《陜甘寧邊區婚姻暫行條例》(1943年)等法律法規。這時的婚姻條例法規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內容:確立了婚姻自由的原則，廢除包辦買賣婚姻;禁止童養媳和童養婚，消除舊的封建婚姻形態;規定了初婚的年齡、結婚的生理條件提出了要求;對離婚條件和離婚后子女撫養及財產和債務分割做出了詳細的規定;對軍人的婚姻問題作了規定等等。如1939年4月4日頒布的《陜甘寧邊區婚姻條例》中規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為原則，實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納妾，禁止包辦強迫及買賣婚姻，禁止童養媳及童養婚(俗名站年漢)。”［6］221同時條例具體對結婚、離婚、婚姻與子女及財產關系作出了具體的規定。這些與我們現代意義上的婚姻觀大體上相似。#p#分頁標題#e#
2.通過文化宣傳教育來提高婦女意識，樹立新婚姻觀。陜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很落后，絕大多數勞動群眾都是文盲，尤其是婦女。邊區政府成立以來，婦聯等組織動員民眾，開展了冬學、識字班、夜學等活動，進行掃盲教育。一度形成婦女學習文化的高潮。婦女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宣傳、教育婦女接受新婚姻觀。邊區政府還通過其它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宣傳新的婚姻觀念，批判傳統婚姻。其形成主要有:利用報刊雜志進行宣傳;通過秦腔、秧歌等文藝演出的形式來宣傳;利用極富陜北地方特色信天游形式來傳播新的婚姻觀;充分利用外來知識女性的新思想對改變當地婦女的陳舊婚姻觀念等等。
二、社會治安環境的整治
(一)鋤奸剿匪運動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的土匪作為一種病態的社會現象，它的產生與發展既與其他歷史時期的土匪有相同之處，又有其自己的特點。造成邊區土匪問題的主要因素:一是由于地理環境、氣候條件、自然災荒、人口與土地之間比例失衡等。另一是由于農民破產，國家分裂，政局動蕩，官吏腐敗，軍閥混戰以及外敵入侵等?？谷諔馉帟r期的陜甘寧邊區由于以上原因導致農民的生活異常貧困，很多人因此走向“落草為寇”的道路。但是由于國家受到反動派統治和外敵入侵，一部分土匪與他們勾結起來，對根據地的政權以及人民的生產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因此必須對其進行剿鋤，維護邊區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新環境下敵人破壞我黨我軍與邊區政府的陰謀，已逐漸顯得嚴重，今后必更嚴重，大大增加了我們鋤奸斗爭的重大性。”［7］
陜甘寧的邊區政府非常重視土匪問題的解決。針對實際，領導軍民制定、采取了一系列的標本兼治的政策和策略。
1.明確鋤奸剿匪的主體，提高廣大干部群眾政治意識，力求減少各種工作失誤。1939年1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對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工作報告》中指出:“在鋤奸方面，我們動員了廣大群眾參加鋤奸運動。每鄉建立了民眾鋤奸委員會，每個委員會領導十個以上的鋤奸小組，每個小組平均有十個以上的鋤奸組員。目前邊區統計有七百個以上的鋤奸委員會，將達九千個鋤奸小組，包含十萬多的鋤奸組員。”［6］1261939年3月5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公布的《陜甘寧邊區民眾鋤奸委員會組織條例》中規定:“民眾鋤奸委員會為人民自愿協助政府進行鋤奸保衛工作之民眾抗日團體。”［6］181同時培養和造就具有高素質的干部隊伍是進行鋤奸剿匪的重要條件，這樣才可以真正認清大大小小的不同匪群，正確劃分，區別對待。從而能改造的進行改造的，要消滅的就有消滅。既注重政策的原則性又注重策略的靈活性。同時也強調“鋤奸政策以鎮壓眾人皆惡之少數最反對分子為原則，極力避免多殺人。除政府外各機關團體不得自由捕人罰人”［7］。
2.做好移難民、災民的救濟工作，從源頭上遏制土匪的產生。土匪屬于流民階層，在一般情況下，他們又是難民或災民。成為土匪不是他們初衷，當為生活所迫沒有辦法的時候才會鋌而走險成為?？柯訆Z社會財物的土匪，以后就一發而不可收拾。抗戰爆發不久后，全國各地的大批難民流入邊區，為此，邊區政府采取了各種措施來救濟災民難民使他們不至于陷入饑餓死亡，或淪為盜匪。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難民災民問題就是切斷了一部分土匪的來源。
3.嚴厲打擊和懲處各種盜匪，積極拓展各種渠道進行武裝剿匪。1937年10月1日，公布的《陜甘寧邊區抗日自衛軍組織條例》規定了抗日自衛軍的任務之一，配合保安隊或單獨負責消滅漢奸、土匪，搜索零星匪徒，捕捉偵探。［6］15邊區政府于1939年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懲治盜匪條例(草案)》，制定此條例的目的是“本條例為肅清盜匪，鞏固后方治安，保護人民利益而制定之。”［6］492指出了構成盜匪罪的條件以及處罰等等。1939年的《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懲治漢奸條例(草案)》把剿匪與抗擊日寇侵略，反擊頑固派的武裝進攻相結合。經過邊區軍民的齊心協力，到1943年，邊區的土匪已全部肅清。
(二)禁煙禁毒運動
自近代社會以來，陜甘寧三省區一直是我國鴉片的主要產地之一，特別是20世紀20、30年代，鴉片的種植面積遠遠超過了糧食的種植面積。因而種植、吸食鴉片是舊社會給邊區留下的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邊區政府和廣大軍民積極地開展了禁毒工作，粉碎了日偽的戰術，遏制了的傳播與發展。陜甘寧邊區政府的禁煙進度舉措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邊區政府成立了專門機構，加強對禁煙禁毒的領導和管理。1942年1月14日成立了陜甘寧邊區禁煙督察處，隨后公布了《陜甘寧邊區禁煙督察處組織規程》，規定:“禁煙督察處設處長一人，承辦邊區政府之命，領導分處執行邊區鴉片以及鴉片代用之查禁事宜。”［8］45由財政廳副廳長兼任督察處處長。督察處設禁煙督察處和禁煙督察分處，禁煙督察處下面有設秘書室、第一科、第二科、督察隊;禁煙督察分處設分處長一人，承督察處長之命及地方行政長官制監督，執行該分處所轄境內之查禁事宜。
第二，制定和頒布一系列禁煙禁毒的法規法令，使得禁煙禁毒活動有法可依?？谷諔馉帟r期，陜甘寧邊區政府先后制定和頒布了大量的禁煙禁毒法令，主要有:《陜甘寧邊區禁煙度條例(草案)》(1941年)、《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陜甘寧邊區政府關于禁煙的布告》(1941年)、《陜甘寧邊區政府禁煙督察處組織規程》(1942年)、《陜甘寧邊區禁煙督察分處組織規程》(1942年)、《陜甘寧邊區查獲鴉片修正辦法》(1942年)、《陜甘寧邊區禁煙督察隊服務規則》(1942年)、《陜甘寧邊區政府關于查禁鴉片煙苗的命令》(1943年)、《陜甘寧邊區政府禁煙督察處查獲鴉片獎金辦法》(1943年)、《陜甘寧邊區政府為加強緝私工作的命令》(1943年)等。截止到抗日戰爭勝利約有十余個，通過這種政府立法的形式來對禁毒進行依法治理，反映出邊區政府對禁煙禁毒工作高度重視以及在管理手段方法上的成熟與完善。
第三，陜甘寧邊區政府開展了一系列禁煙禁毒政策的宣傳教育活動。概括起來主要是在對嚴禁種植、買賣、販運、吸食、注射煙毒及在查獲鴉片中舞弊等行為的宣傳教育，對禁止幫助、庇護、吸食、注射、買賣和販運煙毒，禁止抗拒禁煙禁毒職務之執行的宣傳教育，對查緝和獎勵查獲煙毒者、舉報人等宣傳教育。通過宣傳教育使邊區民眾徹底認識到的危害性，自覺地抵制和遠離。從而促進了邊區政府禁煙禁毒工作的順利開展。#p#分頁標題#e#
(三)對社會不良職業的整治
社會不良職業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不良職業有所不同，這一時期的主要指依靠違背社會發展和公共道德的求生和獲利的從業方式。社會不良職業的存在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社會原因并對抗日根據地的建設產生極大的危害?？箲饡r期陜甘寧邊區的不良職業主要有:娼妓、賭博、種毒販毒、巫神巫婆、媒婆、二流子、高利貸等等。其中較為嚴重的是種植或販賣煙毒、巫神巫婆和二流子。針對各種不良職業的特點，邊區政府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對其全面進行整治。1942年頒布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十九條規定:“給社會游民分子以耕種土地，取得職業與參與教育的機會，糾正公務人員及各業人民中對游民分子加以歧視的不良習慣，對會門組織實行爭取與團結教育的政策。”［8］
1.發展生產運動，保障農民的生活，為整治不良職業提供堅實地經濟基礎。最明顯的就是對于鴉片種植者的整治，農民種植鴉片也是為了生存，開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有利于農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從而減少了禁煙禁毒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鴉片的種植者，種的少了，賣得就少了，同時吸的也會減少。同時還可以防止形成更多了二流子。
2.配套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規，從制度上鏟除不良職業的土壤。陜甘寧邊區頒布的與整治不良職業直接相關的法律法規有:《查獲鴉片暫行辦法》、《保障人權財權條例》、《軍民訴訟暫行條例》等。
3.結合崇尚科學，反對迷信，變革社會不良風氣貫穿于教育的全過程。使廣大人民群眾產生對不良職業的正確認識，形成正確的輿論導向。以二流子為例，為“鼓勵二流子轉變，幫助訂生產計劃與適當解決生產困難，因此如最有成績的32年(1943年)，全邊區原有二流子6400余人，轉變者達3300余人”。［1］
三、社會生態環境的保護
陜甘寧邊區的黃土高原在歷史上曾有過大片的森林，草原分布也很廣泛。但自明朝以后森林草原遭到越來越嚴重的破壞，進入近代以來尤為嚴重。邊區政府成立時，經濟發展水平低，人口數量較少，整體生態環境就很脆弱，但局部地區生態良好。此時邊區人口為200萬，隨著邊區成為抗戰的指揮中心，邊區人口急劇增加，1937年到1945年邊區人口凈增40－50萬。又由于后來進入抗戰的相持階段，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和國民黨的軍事包圍和封鎖，是陜甘寧邊區面積不斷縮小，人口壓力更大。為了根據地人民生存的需要大面積的開墾黃地，使森林和草地的面積不斷減少，由于當時自然災害較為頻繁，對根據地的生態環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壞。
當時的邊區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作了一些保護生態環境的工作。如1940年4月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政府訓令《嚴禁部隊濫伐樹林事》規定:“凡我部隊，對于樹株應當保護之不暇，豈忍任意隨地濫伐，據此前情，合行令仰該司令員通令所屬嚴行禁止為要。”［9］206采取的具體措施主要有兩個方面:即植樹造林與興修水利。首先，邊區政府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加強了對邊區森林的保護，健全了林業的管理制度。同時開展了大量的植樹造林活動。如1941年1月就先后頒布《陜甘寧邊區森林保護條例》、《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條例》、《陜甘寧邊區砍伐樹林暫行規則》等，這些法令都對防風、防水、防塌、護岸等生態林的保護作了具體規定，對為調節氣候、保持水土、改善生產等植樹造林作了規定。特別是在1942年4月15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十八集團軍司令部的布告《禁止拆毀廟宇和砍伐樹林》中就明確指出:“植樹造林，也是邊區今天的一個要政，調節雨量，改變氣候，都要靠它。”［10］107同時，“為了改變邊區童山太多現象，應號召人民植樹，在五年至十年內每戶至少植活一百株樹”［5］180。這些都反映了雖然在戰爭不斷的特殊環境下，邊區政府還是十分強調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其次，邊區政府展開了一系列興修水利建設，防止了大面積水土被破壞。據統計，邊區1943年共修有水地13647畝，大大增加了作物的產量，抵御了洪澇災害的侵襲，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水土流失。盡管在日趨惡化的大環境下，顯得有點微不足道。
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政府面對極其復雜的國內外局勢，在社會環境治理上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和思想教育等多種手段，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重建和治理，改善了當時的社會環境，邊區社會呈現出了旺盛的創造活力。把曾經是一個交通閉塞，經濟、文化落后的地區，建設成為全國最進步的地區，并為全國和全世界進步人士所向往。［6］3這不僅令當時中外人士大為稱贊，即使在今天依然令我們贊嘆、思考和珍視。同時，更重要的是對于今天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具有很多借鑒和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