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生態翻譯視野下林語堂的翻譯思想，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林語堂先生是一位學貫中西，蜚聲海內外的學者，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壇上作譯并舉的作家之一。作為作家，他以“極其美妙，令以英文為母語的人既羨慕欽佩又深感慚愧”的嫻熟的英語創作了四十多部英文著作；作為翻譯家，他翻譯和編譯了大量作品，如《中國和印度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浮生六記》及《杜十娘》等，通過漢英譯介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對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基于自己的翻譯經驗、思考和研究，林語堂在1933年發表了“論翻譯”一文，系統地介紹了他獨到的翻譯觀，從多個角度闡釋了他對翻譯的認識和態度，他的翻譯思想具有明顯的獨創價值和超前意識，為翻譯研究提供了許多值得挖掘的話題。近年來，在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背景下，學者們逐漸開始關注作為翻譯家的林語堂，研究其翻譯作品，但是大部分成果都局限于翻譯策略與方法及譯本的賞析與評價。［1］鑒于此，本文以林語堂先生最見功力的譯作《浮生六記》為切入點，運用生態翻譯學的理論框架，從生態翻譯視角對林語堂先生的翻譯思想進行探討和解讀。 所謂生態翻譯學，是指從翻譯生態的角度出發運用生態理性翻譯進行縱觀的整體性研究。［2］該理論從翻譯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出發，詳盡闡述了翻譯實質、翻譯過程、翻譯原則、翻譯方法和翻譯評價標準等翻譯本體研究問題，并探討了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強調譯者的主觀能動性，提出了譯者為中心的翻譯理念。認為翻譯的實質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翻譯過程就是譯者不斷適應和選擇的循環過程，而制約該循環過程的則是“適者生存”、“汰弱留強”機制。［3］生態翻譯學還提出了“整合適應選擇度”的概念，指出翻譯活動應該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進行“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4］本文擬結合翻譯適應選擇論及翻譯生態學的核心理念，對林語堂先生的翻譯思想及翻譯實踐作些探討。 一、“忠實、通順、美”———翻譯生態的和諧統一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一個整體和諧的系統，認為和諧統一是在翻譯各個環節都適用的理念。林語堂在“論翻譯”一文中第一句話就說“談翻譯的人首先要覺悟的事件，就是翻譯是一種藝術”，［5］認為翻譯藝術所依賴的有三條：“第一是譯者對于原文文字上及內容上透徹的了解，第二是譯者有相當的國文程度，能寫出清順暢達的中文，第三是譯事上的訓練，譯者對于翻譯標準及手術的問題有正當的見解”。［5］ 也就是說，翻譯是在透徹了解源語的前提下，采用正確翻譯方法用順暢的語言譯為目的語的過程，從這三條中我們也能看到技藝和科學的影子，反映出翻譯是技藝、藝術和科學三者的有機統一。之后，林語堂先生談了翻譯標準問題。他這樣寫道：翻譯的標準問題，大概包括三方面。我們可依三方面的次序討論。第一是忠實標準，第二是通順標準，第三是美的標準。我們并須記得這所包括的就是：第一、譯者對原文方面的問題，第二、譯者對中文方面的問題，第三、是翻譯與藝術文的問題。以譯者所負的責任言，第一是譯者對原著者的責任，第二是譯者對中國讀者的責任，第三是譯者對藝術的責任。三樣的責任全備，然后可以謂具有真正譯家的資格。［5］在“忠實”的問題上，他提議用“字譯”和“句譯”，他反對“字譯”，認為“句譯”才是正確的翻譯方法和標準，忠實并非字字對譯，譯者對原文有字字了解而無字字譯出之責任，這是忠實的第一層含義；第二層含義是指譯文要忠實于原文之字神句氣和言外之意，譯者不僅要達意，而且要傳神；此外，忠實的第三義即絕對的忠實是不可能的，因為凡文字有聲音之美，有意義之美，有傳神之美，有文氣文體形式之美，譯者或顧其義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體，決不能把文義文神文氣文體及聲音之美完全同時譯出。”［5］在通順的問題上，他首先考慮到譯語讀者的因素，提出譯者對讀者的責任，認為譯者應忠實于譯語文化的閱讀習慣，按照譯語的“行文心理”，以句義為先，字義為后，先有總意義而后分裂為一句之各部，這體現出他翻譯過程的總體觀。在“美”的問題上，他認為“翻譯于用之外，還有美的一方面須兼顧的，理想的翻譯家應當將其工作做一種藝術。”，翻譯藝術文最重要的是以原文之風格與其內容并重。 總體來講，林語堂先生的翻譯思想體現了達意與傳神、整體與局部、形式和內容的和諧統一以及各翻譯主體間的和諧共處。這些都是翻譯標準在翻譯生態系統中和諧統一的體現，而且他對譯者三種責任的論述，突出了譯者的主體地位，這與生態翻譯學“譯者中心”的翻譯理念也是一致的。 二、《浮生六記》的選擇———翻譯主體的“譯者中心” 翻譯適應選擇論將翻譯的實質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這個定義表明了翻譯活動中無論是“選擇性適應”還是“適應性選擇”都是由“譯者”完成的，包括譯者對“需要”、“能力”與“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與選擇，翻譯生態環境是多種因素的組合，包括譯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翻譯動機和目的，個人的道德觀、文學觀、審美觀、翻譯觀等諸多客觀和主觀因素，這些都會影響譯者在文本選擇上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又能反映出譯者的思想觀念。［6］換言之，在翻譯生態環境制約選擇譯者的同時，譯者也能選擇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從而主導自己的翻譯活動。［7］而林語堂英譯《浮生六記》從文本的選擇到翻譯操作過程中具體策略的選擇都是他對外部生態環境及自身心理需要的選擇與適應的結果，體現了生態翻譯學倡導的“譯者為中心”的理念，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處于中心地位并發揮主導作用。#p#分頁標題#e# 《浮生六記》是清朝文學愛好者沈復所寫的體裁較為廣泛的自傳性質的小說，作者以清新生動的文筆，描述了他的婚姻愛情生活、家庭變故及閑情異趣和山水游記。作者和他的妻子志趣投合，在簡樸的生活中，雖然窮困潦倒，飽受生活的折磨，但“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閑的清福”，反映了受中華傳統文化熏陶的中國知識分子歷經人生磨難仍然熱愛自然追求真美的精神境界。該小說寫作的特點在于“真純率真”，處處表現出自然天性和本真心靈，即“性靈”之風。 林語堂先生選擇《浮生六記》首先是出于對自我需要的適應與選擇。在生活態度上林語堂追求自然閑適，崇尚本真，淡泊名利，追求自由與心理自適；在文藝觀上，林語堂由于深受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精神的影響，推崇“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論主張，認為應該在尋常的事物中談出天趣、物趣、世情、人情來?！陡∩洝贩从吵鰜淼闹袊娜说闹愠贰⑻竦赃m的天性以及沈復夫婦不求功名利祿但求精神自由的處世態度與林語堂的生活哲學和文藝觀正好契合，精神情感上的共鳴，生活方式和人生價值上的認同，使林語堂發愿將它譯成英文。林語堂認為中國譯論應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對翻譯主體雙語能力，學識修養的要求之外，還強調翻譯作品要與譯者的個性氣質相一致。林語堂根據自己的人生態度、性格氣質和審美情趣，選擇翻譯這部作品，不僅找到了文學上的知音，更是滿足了他內心對那種淳樸自甘生活的向往，反映出林語堂在張揚無拘無束的生命狀態的同時，努力抵制當時文學日益政治化的傾向，體現出他對譯本的適應性選擇及主體性。 林語堂選擇這部作品翻譯還反映出他對譯語世界的適應與選擇。他于1935年開始翻譯《浮生六記》，當時的西方世界一方面政治經濟發展異常迅速，文學作為反映政治和經濟生活的手段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學者為了擺脫傳統的束縛，探索新的表達方式，開始轉向他們所熟悉的文化傳統之外的東方世界去尋找出路。［8］林語堂通過這部作品的譯介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哲學思想以及天然質樸的“性靈文學”主張和閑適自由的生活態度，而這也正是當時經濟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在精神上的一種期待和需求，與工業時代被異化的人們自然產生的回歸人類本性的方向相一致。 三、翻譯過程的適應與選擇及譯者的“譯有所為” 翻譯適應選擇論將翻譯方法概括為以“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這三維為主的多維度轉換，即譯者要在這三個層面上進行適應性選擇和選擇性適應，而制約適應與選擇的機制是“汰弱留強”。［9］在《浮生六記》的翻譯過程中，林語堂先生一方面為了維護并向西方傳遞本民族語言文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一些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又考慮到了譯語讀者的閱讀需要和文學鑒賞能力，因此并沒有局限于某一種翻譯策略，時而歸化，時而異化，有時在處理同一個文化現象時歸化異化并用，翻譯方法也是兼有直譯、意譯、音譯、注釋、省略等，來傳遞原文的語言、文化及交際信息。但是這種靈活多變并非任意而為。這是林語堂基于自己精純嫻熟的英語水平的基礎上，在考慮了譯語讀者的期待視野和審美能力的前提下，以傳播中國道家哲學思想和閑淡自適的處事態度等傳統文化為目的，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等多個層面上適應性選擇的結果。而且林語堂自稱“前后易稿不下十次”。由此可見，他在翻譯期間總是反復琢磨，可謂傾心傾力，兢兢業業。這個譯文的不斷修改過程便是一次又一次的“去粗取精”的過程，從翻譯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一個“汰弱留強”的過程。［10］ 生態翻譯學提出的“譯有所為”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翻譯出來的東西可以做事情，側重于客觀效果；二是指運用翻譯可以做事情，側重于主觀效果。也就是說譯者通過翻譯這種創造性活動，可以自覺能動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譯有所為”或為語言創新，或為交際溝通，或為文化漸進，或為社會變革，或為文明積淀，或為譯學發展。［11］ 林語堂的翻譯思想和翻譯實踐都體現出了這種譯有所為。就其翻譯思想而言，他提出的“通順”、“忠實”、“美”的標準以及譯者對原作者、讀者和藝術的責任的論述，涉及到了“可譯”與“不可譯”、歸化與異化以及讀者接受的問題，此外他還從心理學角度指出“其實翻譯的問題，仍不外乎譯者的心理及所譯的文字的兩樣的關系，所以翻譯問題可以說是語言文字及心理問題。”［5］林語堂從語言學、心理學、接受美學的角度論述了翻譯的標準和本質，把翻譯研究從純語言學研究提升到了文藝心理研究的高度，他提到的譯者的三種責任從理論上強調了譯者的主體地位，而且把讀者反映納入到翻譯理論研究，揭示了翻譯主體除了譯者和原作者，還應包括讀者。林語堂地翻譯思想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有很大的突破和發展，拓寬了翻譯理論研究的視角，更科學地揭示了翻譯的本質，為我國譯學研究的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 此外，林語堂依托他對中西方文化的了解及他對中英兩種語言爐火純青的掌握，通過譯介活動，向中國人介紹西方文化，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為促進中西方文化的溝通與融合架起了橋梁。林語堂選擇翻譯《浮生六記》旨在介紹異于西方的中國文化，從而在西方世界的讀者心里建立一種中國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正是他這種“譯有所為”才讓我們更深層次地認識到他的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價值。而《浮生六記》英譯本備受西方讀者喜愛，它能夠長期流傳、經久不衰的事實本身也印證了生態翻譯學“適者生存”、“適者長存”的法則。 四、結語 本文一方面運用翻譯生態學詮釋了林語堂先生的翻譯思想與實踐，另一方面通過對林語堂先生翻譯思想與實踐的探討，反觀了生態翻譯學的解釋力。林語堂的翻譯思想體現了翻譯生態的“和諧統一”及各翻譯主體的“和諧共處”；《浮生六記》譯本的選擇反映了翻譯主體的“譯者中心”；在具體翻譯操作過程中歸化異化策略的交替與并行反映了譯者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等多個層面上的適應性選擇與選擇性適應；林語堂為譯論研究及中西文化融合的貢獻反映了譯者的“譯有所為”；英譯《浮生六記》十多次的易稿及該譯作的長期流傳反映出翻譯過程的“汰弱留強”及譯本的“適者長存”。作者期望本文能為林語堂翻譯思想及實踐的研究有所啟發。#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