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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態文化與技術創新生態化:概念與內涵 1.1生態文化的概念與內涵 從歷史上看，生態文化概念的提出與人類技術發展狀況是直接相關的。1982年在日本東京召開的“21世紀的全球性課題和人類的選擇”大會上，羅馬俱樂部創始人A•佩切伊曾指出，人類通過技術圈入侵、榨取生物圈的結果，破壞了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礎。他認為，“如果我們想自救的話，只有進行文化性質的革命，即提高對站在地球上特殊地位所產生的內在的挑戰和責任以及對策略和手段的理解，進行符合時代要求的那種文化革命”［1］。國內學者余謀昌先生把這種“文化革命”所形成的文化稱為生態文化［2］，并對此進行了系統的闡述。狹義上講，生態文化是以自然價值論為指導的社會意識形態、人類精神和社會制度;廣義上講，生態文化是以自然價值論為指導的人類新的生存方式，即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3］。一般意義上，生態文化是一種普適性的價值理念，其核心是倡導一種共生與和諧的生態價值觀。“價值觀對生態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具有一種‘方向盤’的作用”［4］。凡符合這一價值觀要求的文化內容，都可稱之為生態文化。生態文化要求重新審視現有的生產生活方式的生態合理性，系統反思現有文化所具有的環境破壞性，及由此帶來人們觀念、制度、倫理、行為等各個層次的調整和改變。由此來講，生態文化首先應是一種創新文化，要求以生態取向的觀念創新、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來取代現行的不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適應于當代環境問題的具體的生活樣式。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和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及生態文明等一系列理念納入政治舞臺，生態文化也逐漸具備了更為寬廣的理論視野和更為堅實的社會基礎，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生態文化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可以使一種新的文化理念為群體所共有，使一切符合這一理念的行為成為社會風尚，從而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凝聚起一切可能的力量，致力于環境問題的解決乃至其他社會目標的實現。 1.2技術創新生態化的概念和內涵 生態化是指將生態學原則滲透到人類的全部活動范圍中，用人和自然協調發展的觀點去思考和認識問題，并根據社會和自然的具體可能性，最優地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5］。它是一個涵括社會、經濟、技術、文化等各個層面的整體性戰略。其中，技術作為最物化的層面首先受到人們的關注。1962年卡遜《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出版，將人們的視線引向了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烷)等現代技術?？ㄟd以翔實的事實深刻論證了化學殺蟲劑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并由此引發了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其后，人們越來越多地將質疑和批判的目光指向了現代科學技術，并日益深刻地認識到，傳統的技術創新體系割裂了經濟、社會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忽略了企業利益、社會利益和生態效益的關聯，而將技術創新的價值限定在狹隘的個體層面上，并因此導致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技術創新生態化作為技術發展的當代轉向，也由此承載起人們對技術的新的期望。一般認為，“技術創新生態化是對傳統技術創新理論的一種全新詮釋和定向改變，它要求在技術創新過程中全面引入生態學思想，考慮技術對環境、生態的影響和作用，既保證技術的創新性和實用性，又要確保環境清潔和生態平衡，在實現商業價值的同時又創造生態價值，最終目標是協調人類發展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終極目的是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6］ 當前，技術創新生態化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在當今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危機日益嚴峻，自然災害、社會風險迭出的情況下，只有將技術創新與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結合起來，樹立新的生態價值導向，才能真正有益于社會發展，也才可能為社會所接受，進而有益于自己的長期發展。世界各國在反思傳統的技術創新的固有缺陷和不足的基礎上，紛紛提出技術創新的生態化框架。1994年，美國政府《面向可持續發展的未來技術》報告，提出綠色技術要有利于實現國家目標，綠色技術創新的核心是預防而非治理，并制定了促進綠色產品生產技術與出口的戰略，以圖加強同歐洲和日本在綠色市場上的競爭地位。德國政府把綠色產業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門類，致力于綠色技術創新，推動社會經濟朝著良性循環的方向發展，其成功范例之一是耗電少、輻射低、使用材料種類少且便于回收利用的“綠色電視”。加拿大聯邦政府早在1993年就制定出綠色技術創新計劃，并被列入聯邦重大科技計劃［7］。生態化技術創新正在成為各國爭奪的一個制高點。技術創新生態化的本質是以生態價值為核心，實現科技價值的生態重構，它將科學技術視為社會—經濟—自然這一復合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其價值不僅在于人類需要的滿足和人類福利的促進，而更重要的在于維持并增進整個系統的平衡。推行技術創新生態化，既有助于技術創新中節約資源、降低能耗、減少污染，進而提高產品質量，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經濟轉型，也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恢復，從而實現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2生態文化與技術創新生態化的比較 如上所述，生態文化和技術創新生態化都是以生態價值觀為指導，并以社會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理論此，但二者并不是同一的，而具有其內在的不同。 2.1生態文化與技術創新生態化具有不同的主體 生態文化以和諧共生為核心追求，但和諧與共生絕不是單方面的一廂情愿，而需要雙方乃至于多方的共同參與和積極構建。從現實來看，現代生態文化的反思和構建主要源于人文學者，正是他們對人類文化及其時代問題的深刻洞察，成為生態意識覺醒的起點。但生態文化不是某一群體、某一領域的事業，而是一個社會整體活動的結果，生態文化也只有彌散在人類政治、經濟、社會、技術、文化等廣闊的領域中，融入人們的生活工作中，成為他們自覺的選擇，才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形式。在這個意義上，包括人文學者、環保組織、各級政府在內的所有社會公眾和社會組織，都是生態文化當然的主體，通過他們各自的社會活動拓展和豐富著生態文化的內容體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實現技術創新的主體，也是技術創新生態化的主體。企業不但要具有生態化的經營思想，還要具備技術創新生態化實踐的能力，并貫徹于設計、制造、營銷、服務的各個環節中。但由于技術創新生態化價值關注的廣泛性和公共性，作為具有利益驅動的經濟實體，企業不可能獨立成為技術創新生態化的主體，政府、大學、科研機構、環保組織乃至社會公眾也都是應然的主體，并在其中承擔著同樣而不同一的責任。其中，政府通過政策性引導成為技術創新生態化的核心推動力，大學、科研機構等為其提供知識和能力支撐，社會公眾則以其意愿和消費選擇成為這一活動的壓力和動力。#p#分頁標題#e# 2.2生態文化與技術創新生態化具有不同的發展模式 從內容上看，生態文化是一個十分寬泛的領域，不但包括生態文學和藝術，還包括科學、教育、思想道德建設等，涵括人類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的廣泛領域。相對來講，技術創新生態化首先是企業在特定條件約束下在物質生產和經濟發展領域中的生態化選擇，是一種物質形態的生態文化實踐，涉及面較為狹窄。從目標上看，生態文化建設的目的在于確立和弘揚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價值觀，更多地強調精神層面自覺與自律，其目標指向人類整體，相比之下更具公益性和利他性。而技術創新的生態化雖然具有較為廣泛的價值關注，但企業自身具有明確的自利性。正是為了某種潛在的利益回報，企業才主動地投入資本，成為技術創新生態化的實踐主體。從發展途徑上看，生態文化遵循的是文化發展的規律，主要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和宣傳手段，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公眾的價值觀、行為和生活方式。而技術創新生態化的實現，不僅要依據技術本身的發展規律，考慮技術開發的可能性，還要遵循市場需求，考慮技術開發的成果，進而通過生態價值觀考察其有效性。總體上看，技術的發展狀況與生態文化的價值選擇決定技術創新生態化實現的狀況和程度。從發展速度上看，文化是長期積淀的產物，其形成較為緩慢，生態文化作為一種涵括多重主體和多重利益的文化形態，其發展尤其受到多重約束，但其一旦形成，就會從價值規范、制度設計、生產方式等各層面對人產生較為持久而深刻的影響。相對而言，技術創新生態化作為物質文化領域的一種變革，具有較為明確的發展路徑，也更容易得到有效地推進，其發展速度也將快于一般意義的生態文化，但由于技術發展和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其影響既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也存在一定的限度。 3生態文化與技術創新生態化的關聯 3.1技術創新生態化是生態文化的基本要求 生態文化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必然要求我們改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走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二難困境。在這種意義上，生態文化重新界定了生態與創新的關系。在生態文化的視域中，生態提供了創新的前提和歸宿，創新具有其特定的生態意義。擺脫原有的路徑依賴，通過創新探索新的發展形式，創造一種充分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經濟模式，是生態文化的必然要求。從社會實際看，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的環境問題產生的背景不是過度工業化，而更多的是源于貧困和發展不足，工業化發展水平較低，人們的物質需求還沒有得到應有的滿足，生產過程中資源利用能力較低，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既能引導經濟發展又能保護環境不受破壞的生產方式還遠未成熟。我國人口眾多，自然資源相對不足，生態約束更為嚴峻，而與這種資源稟賦相應，我國目前主要以大量消耗資源、能源作為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我國單位產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7倍，是美國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幾倍。這種狀況，使得我國政府和企業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互沖突的狀況下，往往做的是非此即彼的零和選擇而非互利共贏。這種國情決定了我國的生態文化建設必須是積極的，必須在滿足人們合理需要的同時，化解民眾對富足生活的普遍追求與人口、自然資源的緊張關系之間的矛盾。要做到這一點，不大力推進技術創新生態化是不可能做到的。技術創新的生態化溝通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兩大系統，涵蓋保護環境與節約資源兩大主題，它提供了把生態環境納入產品成本、建立生態良好的經濟體系的可行性路徑，從而使得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成為可能。技術創新生態化的廣泛推行，可以切實改進傳統的生產模式，建立新型的清潔生產模式并向各個產業區域中滲透，將形成生態化的產業體系，為社會提供生態產品，并由此推動社會消費的生態化，構建起與之相應的產業結構與社會結構，為生態文化發展奠定良好的物質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技術創新的生態化及其擴展，既是生態文化發展的中堅力量，也成為生態文化發展狀態的指示器和量度指標。技術創新生態化一旦成功實施，就會作為一種客觀事實，形成一種可以供人們選擇的具有生態意蘊的生產生活方式，并作為一個有形的物質載體使其內蘊的生態文化直接傳播開來。在國民經濟的關鍵與核心領域實現技術創新生態化，滿足人們生產生活和國家運行的基本需要，就可以奠定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框架，引導一種生態化的生存方式。 3.2生態文化是技術創新生態化實現的保證 首先，生態文化提供了技術創新生態化的價值觀共識。“一種技術的改變將涉及到整個技術體系的基礎。”［8］現實實踐中，盡管政府一直以來都在積極倡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但許多污染和低效的落后技術還沒有及時淘汰和升級，而即使是那些已經引進和開發了的先進的環保節能技術，也還沒有得到應有的應用和推廣。究其原因，在于技術使用是一種文化現象，受精神狀態、價值觀乃至個體偏好等因素的影響和驅動。當前人們價值觀念中生態關懷依然缺失的事實，導致技術創新生態化的動機匱乏和動力不足。生態文化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追求的價值追求，既為各種清潔高效技術的推廣和應用提供了土壤，也為各種形式的創新提供了價值觀引導，并藉此架構一種與其相應的技術形態———生態技術。生態文化的生成與發展，將推進政府、企業、研究機構、大學和個人圍繞環境問題展開有效互動，克服社會各階層普遍存在的慣性，創設生態技術創新尤其是基于中國本土的生態創新的良好條件，從而促進生態創新的涌現，推進技術創新的生態化進程。 其次，生態文化塑造了技術創新生態化運行的制度空間。技術創新生態化廣泛的價值要求和利益關切決定了其具有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如果沒有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制度安排，企業很可能由于不計環境成本而成為市場競爭中的勝者，進而產生逆向淘汰，消解技術創新生態化的經濟動力和利益牽引。因此，技術創新生態化需要市場機制的激勵，更需要政府的規劃與引導，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構建一個由社會各界參與的技術創新模式和社會空間是技術創新生態化實現的基本條件。通過生態文化建設，使生態文化的理念自上而下地固化到制度體系中，滲透到具有決策、執行和評價權利的各級領導的頭腦中，“綠化”其思維，建立健全環境法律規范，制定有利于生產、消費方式生態化發展的經濟、財政、稅收、金融政策體系和法規體系及措施等，并通過制度的真正實踐，使技術創新生態化以最適合具體國情的勢態前進。#p#分頁標題#e# 其三，生態文化形成了技術創新生態化的實踐平臺。技術創新是一個涉及廣泛的鏈條，不但要求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合作，而且要求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之間及其與政府和社會之間的廣泛合作。生態合作的缺乏與綠色消費動力的不足，往往是導致技術創新失敗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在高度的生態文化規制下，企業個體即使是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也會選擇與其他企業合作治污，自發參與清潔生產，因而形成可持續的生態經營［9］。在這個意義上，生態文化是企業生態行為的粘合劑，是企業開展生態合作、發展循環經濟的平臺和引導。生態文化融入企業，將潛移默化地作用于決策管理層及普通員工的觀念和行為，轉變和創新環境觀念，并通過觀念上的創新激發企業自身循環經濟建設的積極性，促成區域層次各種類型的生態合作活動，推動生態技術創新的實現。 4結語 在當今環境問題日益嚴峻的背景下，生態文化和技術創新生態化作為承載人類可持續發展理想的新理念而被廣泛關注，但相對來講，人們更多地關注二者的差異甚至將其對立起來，忽視物質與精神、技術與人文的統一性，割裂生態與創新、保護與發展的關系，或片面追求原生態的自然保護，或片面追逐經濟增長，而對其內在關聯缺乏應有的關注和辯證的分析，并由此導致低效的生態實踐。我們認為，技術創新生態化與生態文化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基礎，其本質是物質領域的一種積極的生態文化實踐。生態文化在社會各領域的生成與發展，必然會引起人們生產生活領域的實質性轉變，解決技術創新生態化中存在的生態觀念缺失、動力不足等問題，為技術創新的生態化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技術創新生態化作為一種物質形態的生態文化實踐，其成功實現也將為生態文化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依托。相比而言，技術層面的變革比文化層面的變革更容易，技術創新生態化的節奏和速度也將快于非物質領域生態文化的生成，為社會生態文化發展提供動力牽引和物質支持。正如尤金•哈格羅夫所講，“人類永遠也不可能發展出那種既能控制自然，又能避免不可預見的副作用的技術能力，對自然的保護不應該建立在關于生態科學的有限性這一推測上，而應該更為積極地建立在我們的環境價值觀上。”［10］嚴格地講，并不存在百分之百安全的技術，技術創新的生態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期望的目標，存在著諸多風險甚至異化的可能性，必然需要生態文化的調適、規范和約束。就現實而言，我們既要充分認識生態文化和技術創新生態化之間的一致性，又要把握其差異，并在這種深刻關聯中把握與推進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