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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來向武 趙戰花 單位：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深入分析近年我國一些重大危機事件的爆發、發展和應對管理，一個潛在的影響因素越來越得以顯現，即各種區域文化在危機傳播管理中所產生的潛在的、重要的影響作用。危機管理和危機傳播研究的理論框架來源于美國，在我國，相關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悠久的歷史和穩定的族群關系所產生的各種區域文化，已成為我國諸多危機事件發展和應對中不容忽視的獨特影響因素，因而也可以說是我國危機傳播研究中有本土特色的新問題。本文以陜西為例，探討區域文化對危機傳播管理的復雜影響及其應對問題。
一、區域文化及其在陜西的鮮明特征
1.區域文化內涵分析。“人類文化從孕育開始就表現為一定的區域性。區域內自然地理各要素的組合決定了人類的生產方式，不同地域的生產方式產生了不同的利益分配方式及生活習性，并由此形成不同的體制、觀念和價值體系及行為方式，形成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這便構成了各種區域文化。區域文化的主要內容和特色，往往通過人文心理、風俗民情、生活方式等深層文化來展現。[1]2雖然區域文化涵指廣泛并不斷創新，但其形成經過了長期的積淀、凝結，更受其所在區域特點的限制，往往具有很強的內在穩定性，并會“在一定層面上影響著個體的價值選擇和行為習慣。”[1]1最終體現出文化的強大力量。在區域文化的影響、作用之下，天長日久，不斷形塑，生活在特定區域中的人們，會產生一種群體所具有的普遍性的、穩定的心理趨勢和價值取向，形成該區域的“區域文化性格”。區域文化性格是一種深層次的歷史積淀，它對人們行為的影響甚至超過了風俗、道德、信仰、思想、觀念等因素。區域文化性格會使某一區域的群體具有明顯區別于其他群體的特征。[2]在群體成員集結起來一致對外，或者面對一些重大問題、群體事件、危機事件時，區域文化性格的作用會更明顯地表現出來。比如，恩格斯在談到印度人反抗英軍時說道：“這個國家里的人民的沉靜的高貴品質，甚至抵消了他們所表現的馴服性，他們看來好像是天生疲沓，但他們的勇敢，卻使英國的軍官們大為吃驚。”[3]
2.陜西區域文化性格的淵源及鮮明特征。以關中文化為主體的陜西區域文化，歷史非常悠久，在我國歷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曾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陜西人的區域文化性格，又具有特別鮮明的特點，從下面的梳理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其基本的淵源和特征。關中文化的發展和形成基礎，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農業文明，二是帝都文明。因地緣環境和教化之利，關中是我國最早的穩定的農業生產區，所謂“關中熟，天下足”，長期的農耕生產使這里具有了多方面的農業文明特色。農業文明帶來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發達，加上便于衛戍的戰略性地理優勢，又使這里成為中國歷史早期最重要的帝都之地，出現了雄渾博大的帝都文明。無論是在方國文化時期還是史志文化時期，關中都籠罩著一種隆盛威嚴、儀態萬方的帝都文化色彩，從而使古樸穩健的關中文化具有金碧輝煌的大文化氣象。“在歷史的長河中，這兩大特色使關中文化處于穩健的發展中，從而使這一區域文化實體越來越穩固和具有更多的內涵。”[1]78在關中文化內涵中，周代起形成的禮樂之制，既有教化引導，又有約束內斂，是在當時的農業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最佳行為規范，它的繁縟保守、泥古迂緩、誠摯篤實和有章可循的特點反映了該區域內人們的內心需求：延續傳統、構筑法則、保持穩定、鞏固中心、發展文明等等。后來，由穩定的社會延續而產生的血緣關系和由維護統治而產生的宗法制度，一并逐步融入到日常的思維和行動中,使該區域在發達的農業經濟和文明中心基礎上具備了獨尊至上、循禮守規、自我發展、遷延傳統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其文化品格中具有重血緣宗法、重禮樂教化和重人際和諧等特點，[4]這些因素逐步影響內化為關中的區域文化性格，并成為此后幾千年演化的基礎。
從各種典籍中，也可以看出人們在不同時期對關中區域文化性格的認識總結。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曾說：“關中……故其民有先王之遺風。”[5]長期為帝都子民的身份認同，使得關中區域文化性格中存在著安土重遷、因循自我的心理特點。唐代的李筌在《太白陰經》中說“：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蜀人儒……”[2]57陜西，特別是關中地區，在歷史上長期也是兵家爭奪之地，各個民族不斷交融，使這一區域的文化性格中，多有剛勁、堅毅、隱忍、敢作敢為的特點，以至于長久以來，有了普遍認同的“陜西楞娃”形象。唐以后，帝都文明的優勢不再，但土地對人的恩澤，使這里的人們仍然在心理上積淀了依戀故土、不思拓遷、不慕異地的潛層心理，[6]保守、封閉，趨于傳統的價值觀念一直保留下來，如“老不出關,少不入川”的觀念就一直延續。[7]宋時，關中儒學的代表人物張載曾提出“乾坤便是吾父母，民物便是吾胞與，將己身放在天地萬物中作一樣看，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一體”的理想。[8]關學影響的不斷擴大，使關中地區舊有的心理特點和新的思想觀念相結合，在其區域文化性格中強化了重理求大、逞強不輸等特點。到今天，我們還可以通過各種方式，看到人們對陜西區域文化性格的總結。其中，典型的特點如“生、噌、冷、倔”“、執著、一根筋、不善變通”、“好勝、愛逞口舌之快”、“陜西楞娃咥實活”“、寧折不彎”等等。著名文化學者肖云儒先生曾總結現代陜西人的性格心理特點，提出有十大“精神嗜好”，如“好溯源”、“好為中”、“好稱大”、“好自閉”、“好名分”、“好非異”等。[9]在各種文學藝術作品中，我們也經?？梢钥吹竭@種性格特點的體現，如張藝謀的電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等。實踐中，如“華南虎事件”中的周正龍、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卡門事件”中的宣傳部長強建周等人，也都表現出了明顯的這種區域文化性格。
二、區域文化性格對危機傳播管理的影響———以陜西為例
1.區域文化性格對危機傳播管理具有重要影響。就危機傳播管理而言，探討區域文化性格在其中的影響作用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性格”，具有非理智、無意識、自發自動的性質。它表現為人們對待事物的不假思索的、無緣無故的、習慣性的喜好和厭惡，崇尚或排斥，追求或反對。但這種性格作為“文化區的”性格，它又不是個人的本能欲望和自然屬性，而是在此基礎上，由文化區的經濟、文化、政治等綜合因素在人們身上逐漸培養起來的一種既不是理性，也不是本能，不需要理智而又控制著人的言行的具有社會屬性的東西。它從人們內部無形地控制著人們的行為，使人們往往在沒有經過外部提示或引導的情況下，就自發自動地產生某種趨向的態度和行為。這是因為區域文化性格正是區域文化生活的客觀需要內化為人們的心理素質，從而成為個人性格的軸心的緣故。[2]這些特點會通過具體的思維方式和言語交流，影響到個體對危機的判斷、應對和傳播。不僅如此，區域文化性格作為一種“集體潛意識”現象，既反映著個人主體的從眾趨同心理，又體現著集體的心理定勢。在群體性事件當中，區域文化性格的作用就會得到一種明顯的體現。作為一種從眾趨同心理，區域文化性格產生著一定的社會約束效應，它以其巨大的同化力促使文化區域內每個個人主體按照特定的區域文化性格所內含的價值指向行事。個人主體這樣做了，就會得到社會群體的承認和鼓勵，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從而形成一種積極反饋的良性循環。這種循環在集體心理的“同頻共振”中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集體心理定勢，它通過人們的心理控制把特定區域中的大多數人的能量引向同一方向，使之表現出某種趨向上的一致性，從而造成定向的社會運動。區域文化性格的這種功能無疑是區域治政者應該高度重視的。[2]#p#分頁標題#e#
2.陜西區域文化性格對危機傳播管理的影響。具體地分析，陜西區域文化性格對危機傳播管理的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管理者受這種區域文化性格的影響容易產生對危機傳播管理不利的行為、決策；二是危機的當事人和利益相關者往往會在這種性格的驅使下對危機的爆發、發展、恢復產生特定的作用。從管理者的角度來說，危機所具有的緊迫性特征，要求必須盡快做出應對決策，越早應對越有利于危機的恢復。而這種決策又往往是在信息不全面的情況下完成的，具有很大的武斷性，所以，管理者的慣性、性格等潛在因素就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作用。在確定危機傳播管理的策略時，保守封閉、因循自我、倔強、不善變通、難以勸服的性格特點，會使管理者在潛意識中要執著地達到自己認準的目的，結果往往是很難做出最佳的應對管理。在危機傳播過程中，管理者和危機的利益相關者、媒體、公眾之間，在進行溝通時，“生、噌、冷、倔”和“愛逞口舌之快”的性格特點很容易激化矛盾，使危機升級。在危機的恢復期，執著、不服輸的性格特點往往會影響到從危機中獲取教訓和恢復措施的實施，使負面影響久久難以消除。
以上這些影響作用，在陜西近年的危機事件中，已經多次得到體現。“華南虎事件”中，在網絡輿論一片嘩然，“打虎派”已經從各方面提供了充分證據，事件真相已昭然若揭的情況下，作為危機管理者，卻依然頑固地堅持自己的錯誤，其結果是為輿論樹立了更多攻擊批評的靶子。即使在事件已經塵埃落定之后，“挺虎派”執拗的聲音依然裊裊不絕，其代表人物關克在其博客上仍舊尋找各種證據堅持自己的觀點。[10]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卡門事件”中，正是該宣傳部長一句“要占領天涯”的口舌之快，使本已出現的危機進一步升級。2010年11月8日，《新京報》刊出一篇《富平召開萬人大會公開處理進京上訪農民》的報道。富平方面在應對這一問題時，首先的反應是采取類似于“論戰”的方式，給報社發函，指出其報道“嚴重不實”，要求“相關媒體立即采取適當措施，刪除失實和歪曲報道，澄清事實。”其結果，是招來媒體站在對自己有利的一面繼續報道，致使事件的負面影響進一步擴大。
從危機的當事人和利益相關者的角度來看，區域文化性格甚至會起到更大的負面影響作用。如在危機的醞釀和爆發過程中，由于陜西人的“隱忍”和“不計較小事小節”，很容易在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后突然爆發。已有的研究曾表明，在所有危機中，三分之二屬積發危機，且可以避免。陜西區域文化性格的作用，易使許多原本可以避免的問題成為積發危機，最終爆發，客觀上增加了危機出現的可能性和突然性。而且，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危機爆發，就不易平復。在危機爆發之后，陜西區域文化性格中的“固執”，又常常使危機事件的處理進入死胡同。比如，常年身處深山的周正龍，明明心里有鬼，卻依然敢和人“賭腦袋”，其堅持暫時迷惑了一部分人，也加深了危機事件的嚴重程度。作為藝術形象的“秋菊”，也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這一點。她不屈不撓地打官司，不為別的目的，“就是要個說法”，其他的處理方式一概不行，這就給危機處理增添了很大難度。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諸多群體性事件之中，陜西區域文化性格的某些特點和作用會被放大，對危機事件的發展推波助瀾，直接導致事態惡化，危機“攀高”。如在“鳳翔血鉛事件”中，后期出現的村民群體性的封門、圍堵行為，就可以看到這種作用的存在。
三、應對區域文化性格對危機傳播管理不良影響的思考
面對這種獨特的區域文化性格在危機傳播管理中的影響作用，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從而有效降低其不良影響。
首先，對危機管理者而言，要掌握危機傳播管理的基本規律，而不是僅憑習慣和性格意氣辦事。如前所述，陜西區域文化性格中的某些影響因素恰好是與危機傳播的規律背道而馳的，比如危機傳播管理中應當重“對話”而非“對抗”，忌諱“贏了官司輸了市場（包括形象等）”，避免口舌之爭等。再如，危機管理中有一個原則是啟動“清淤工程”，一旦危機爆發，應盡快設法解決引起危機的各種矛盾，而不是爭論、找“說法”、回避，避免小矛盾累計成為大矛盾。再比如，要“熟悉媒體、善待媒體”，按照媒體的傳播規律辦事，而不是要求媒體服從于自己的意志，更不是和媒體展開論戰。
其次，可以針對陜西區域文化性格的特點，做出一些有針對性的應對準備。這既是對危機管理者自身而言，更是針對特定的危機事件當事人和利益相關者而言的。在危機管理中，各種信息的獲取和掌握至關重要，但在危機狀態下，正常的信息傳播渠道往往被打破，增加了信息獲取的難度，若能充分了解當事人和利益相關者的性格特點、心理狀態，則會有效提高應對措施的針對性。特別是在面對群體性的危機事件時，區域文化性格的特點會表現得更明顯，也就會收到更好的效果。
再次，須同時注意“危機迷情”現象以及由此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危機迷情是“在環境、溝通和利益等多重變量的作用下，利益相關者在心理和行為上的混亂狀態。”[11]在危機狀態下，利益相關者雖然會受其利益需求、心理特征的影響而申明自己的主張，但也往往會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動，這種混亂是一種重壓之下的短時變形，并不表明他的性格特征發生了改變，還需要隨時注意性格特征可能會產生的影響作用。
最后，要重視危機中心理干預機制的作用。當前,運用心理科學指導處理突發危機事件，越來越受到重視。但就目前社會心理干預系統的運行情況來看，人們通常更多地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危機事件的當事人身上，而較少關注危機事件的管理者。危機發生時，作為組織的代表，危機管理者的心理狀態對危機事件的發展有極大影響。同時，在影響心理狀態的諸多因素中，一些顯在的因素容易得到重視，但是如區域文化性格等一些隱性的因素卻往往被忽視。因此，在危機傳播管理中重視各種心理治療手段，使包括管理者在內的危機各方的心理健康得以調適，恢復心理的平衡狀態，就具有更為現實的作用。黑格爾有一個著名的觀點，認為民族性格能“推動那個民族的一切行為和方向”，這強調了群體性的性格特征的作用。另一方面，性格對人的影響根深蒂固，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改變。從這些角度來說，建立在區域文化基礎上的區域文化性格，其所產生的作用，理應受到足夠的重視，其在危機事件中的特殊影響，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