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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二十一世紀中期，經濟地理學研究在經歷了文化、制度及關系三大理論轉向之后，出現了大量演化經濟地理學研究。這不僅為我們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且其動態性本質有助于我們從歷史的維度考察經濟空間格局的變化，從而為經濟空間發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全面、可靠的理論依據。在這一背景下，近期有相當數量的文獻系統性地研究了產業空間演化問題，該類研究中的兩個核心模型分別是由Han?nan等發展的組織生態分析框架以及由Klepper提出的產業生命周期模型。其中，Klepper的產業生命周期模型尤為引人關注，同樣也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從靜態角度來看，產業之間的確在技術密度方面存在差異，但是從動態角度而言，每一個產業都會經歷從高技術密集到低技術密集的過程。因此，處于不同的產業生命周期階段是產業異質性的一個更為一般化的維度。而目前國內外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還十分有限，因此本文將具體研究在產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中，本地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對產業發展的作用變化，進而體現集聚經濟在產業維度上的動態變化特征。
與現有文獻相比，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從產業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的相對作用變化。國內的相關研究至今未涉及對集聚動態性的考察，特別是從產業動態性的角度研究兩類集聚經濟的相對作用。國外研究盡管已有對相關問題的理論探討，但是實證證據十分有限，特別是利用大量產業較長時間跨度的研究更是不足。這一新的研究視角不僅可以更好地反映產業性質對于“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相對重要性”這一經濟地理學經典問題的影響，同時也能體現集聚經濟在產業維度上的動態特征，有利于我們更全面地認識集聚經濟的性質，從而為我們制定更為合理的產業空間布局政策提供理論基礎。（2）在對兩類集聚經濟的度量方面，本文使用了“市場潛力”型指標，以體現集聚經濟的空間溢出性質以及這一溢出隨地理距離衰減的特征，從而糾正現有文獻中絕大多數使用的絕對數及相對數指標帶來的對于集聚經濟估計的偏誤。（3）本文通過調整對產業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標準來對文章的基本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這一做法不僅能進一步體現產業生命周期對兩類集聚經濟相對作用大小的影響機制，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糾正因產業生命周期階段劃分誤差產生的對基本實證結論的影響。
理論假設
我們依據不同的產業生命周期階段分析地方化經濟及城市化經濟對于產業發展的不同作用，進而提出相應的理論假設。同時對于產業生命各階段的討論主要局限于創新強度、創新類型以及競爭類型三個方面。
（一）初創階段
產業初創階段的一個特征是技術不成熟，為了嘗試不同的技術創新可能性，產業的創新強度較高。但是由于技術遠未標準化，所以在技術上存在普遍的非連續性，在這種情況下，Gort和Klep?per［16］認為，關于創新的信息可以來自于各種不同的來源，且主要來自于本產業之外的領域。因此，城市化經濟中的產業間知識溢出對于初創階段的產業而言尤為重要。與此同時，這一階段的產業創新以產品創新為主，城市化經濟中的高技術勞動力、由于多樣化產業結構形成的多樣化知識溢出以及完善的研發及商務服務環境均有利于這一階段企業的創新活動。而本地化經濟中同一產業內企業間的知識溢出以及相關的技術合作也會有利于該階段企業的技術創新，但由于這一階段中企業數量有限，這一機制的效應要明顯小于城市化經濟的作用。產業初創階段的另一個主要特征是企業間的競爭主要是產品質量的競爭，而非價格競爭，且產業產量較小。因此，地方化經濟的各種生產成本節約機制在這一階段并不發揮重要作用。與此相對應的，在這一階段，由于企業的產量較低，城市化經濟中如租金、工資等各項高生產成本并不會對企業產生重要影響，但同樣的，城市化經濟中的大市場規模對于這一階段的企業而言也不產生作用。然而，大城市中有大量中高收入的消費者群體，他們對于價格較高的新產品的接受程度較高，這將有助于該階段中企業的創新及進一步發展。
（二）成長階段
產業成長階段的主要特征是企業進入率急劇上升，而企業退出率極低［17］。有實證研究發現在產業生命周期的成長階段，本產業內企業數量會增加30％以上［18］。在這一環境下，產品呈現多樣化、差別化，企業繼續通過產品差異策略相互競爭［19］。因此，高強度的研發帶來的產品創新在這一階段仍然十分重要。這使得城市化經濟中有利于產品創新的因素在這一階段仍然發揮重要作用。此外，在產業的這一生命周期階段中，風險投資、貿易協會、相關配套機構、大學以及專業服務機構開始參與到產業的發展中［20 21］，而上述機構往往坐落于大城市中，因此，城市化經濟在這一方面同樣有利于產業的快速成長。這一階段中，在初期比較成功的企業會進行擴大再生產，這不僅有助于提高本產業的集聚程度，同時有利于成功的經驗在本地復制與擴散［22 23］。通過本產業內企業的集聚，勞動力得以在企業間流動，產業內知識溢出成為可能，從而有利于產業發展。這一事實表明，對于大多數企業而言，在產業的快速成長階段地方化經濟正在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它們的發展。但由于產業仍然處于早期發展階段，相關的本地資源積累較少，特別是上下游產業網絡還未形成，專業化勞動力儲備不足。另一方面，同一產業內企業數量的急劇上升會使得產業內收益下降，相似地，在同一地點上企業集聚程度的迅速上升也會引起一定的負外部性，比如地租的上升、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及污染問題等［25］?？傮w而言，這一階段地方化經濟對于產業發展的作用仍然不明顯。
（三）成熟階段
在產業的成熟階段，產品同質化程度高，企業進行大規模生產，企業間的競爭從產品競爭轉變為價格競爭，進而突顯出要素成本的重要性。大城市中的各項高成本成為不利因素，相反，地方化經濟中的低勞動力搜尋成本、由于上下游產業的地理接近而降低的中間產品的運輸及庫存成本成為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同時，流水線式的生產對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減少，因此大城市中的高素質人才供給也不再成為優勢。但是，市場規模對于這一階段的企業而言尤為重要，大城市不僅有較大的本地市場，而且可以通過較好的國際貿易條件幫助企業的產品延伸至海外市場。因此在這一階段，城市化經濟對于產業發展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總的作用方向并不明確。在這一生命周期階段，研發重點從產品創新轉變為過程創新。過程創新需要專業的、特定的設備、技術以及訣竅（know?how）。這種訣竅通常具有強烈的緘默特征，傳統產業區中的“干中學”以及“模仿”是獲得這種緘默性訣竅的有效途徑［26］。本產業內企業的地理集聚可以通過知識溢出等機制有利于企業間形成共同的語言體系以及技術框架，從而有助于產業價值鏈各環節間的協調及創新。另一方面，成熟階段的產業往往處于大規模生產時期，大量的專業勞動力以及專業化上下游廠商網絡的存在將有效提高生產效率以應對大規模的市場需求。因此，在這一階段，地方化經濟將顯著有利于產業發展。#p#分頁標題#e#
（四）衰退階段
產業生命周期衰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產品價格下降，利潤空間小，有大量的企業退出或倒閉。在這一階段，某些產業甚至會出現高達50 ～80％的企業數量減少。而那些仍然存活的企業將調整已有的企業模式并更加重視采用新的管理理念與戰略。這些新的理念包括地理上的重新選址、產業多元化以及收購兼并。如果這一戰略調整成功，那么產業將會起死回生，重新開始新的生命周期過程。因此，這一階段企業間的競爭主要表現在對原有生產模式的改造和突破中。
在這一結構調整以及“創造性毀滅”階段，地方化經濟對于企業而言將帶來巨大的負效應。本地專業化的勞動力市場將只能為企業帶來落后的生產技術，并通過勞動力的流動繼續復制落后的生產經營理念，并承擔更高的勞動力成本上下游產業關聯將使得企業鎖定在缺乏競爭力的本地供應鏈網絡中，而這一網絡只能為企業提供低質量高價格的中間產品。產業內的知識溢出則只會給企業帶來過時的、沒有競爭力的技術知識，并通過“鎖出（lock?out）”效應使企業難以獲得新的產業知識。產業衰退階段同初創階段一樣，需要大量的創新以獲得新的產業競爭力，因此城市化經濟的各項要素資源將為企業的產品創新及制度創新提供有利的環境。
綜上所述，本文的理論假設是：在產業的早期成長階段，地方化經濟對產業發展沒有明顯的作用，而城市化經濟的正向作用明顯；進入產業成熟階段，地方化經濟的正向作用明顯，而城市化經濟對產業的促進作用并不明顯；在產業進入衰退階段后，地方化經濟產生明顯的負向作用，而城市化經濟則為產業進入新一輪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我們將上述理論假設總結為表1。
我國制造業部門產業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
本文實證研究的對象為我國九個制造業部門：紡織業、造紙及紙制品業、醫藥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金屬制品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首先，在選擇研究對象時，我們重點考慮在樣本期內沒有改變類別及范圍的產業以確保長時期數據的一致性。其次，我們分散產業類型，包括了傳統產業及高技術產業，并排除了如石油、煤炭等資源類產業。
目前，國外對于產業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主要依據以下指標來判斷：產業中企業的進入、退出率；產業內小企業與大中型企業技術創新強度的比較；產業內小企業的市場占有率。以上方法均使用微觀數據，鑒于我國數據的可得性，計算上述指標較為困難。國內學者在劃分產業生命周期階段時主要采用兩種方法，一是擬合生長曲線，如邏輯增長曲線、龔伯茲曲線等；二是依據幾個產業指標綜合判斷。使用曲線擬合法的前提假設是產業生命周期各階段的產出或銷售增長率符合緩慢———快速———緩慢的特點，即呈現出S型曲線規律?，F實中，產業的發展除了遵循上述基本規律之外，還會受到許多宏觀經濟因素的影響，因此對于多數產業而言并不會表現出經典的S型發展規律，而往往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中交替變化。因此，本文采用產值增長率這一指標來劃分我國制造業部門的生命周期階段。
根據我們計算的產值增長率數據，參照相關研究中的普遍做法，將增長率低于0的年份視為產業的衰退階段；將增長率大于10％的年份視為產業的成長階段；將增長率介于0至10％之間的年份視為產業初創或成熟階段。由于本文樣本時期僅從1986年開始，我國絕大多數制造業部門的創立時間都遠遠早于此年份，因此我們將增長率介于0至10％之間的年份視為產業的成熟期，而非初創期。同時，我們僅對連續兩年及以上出現的共同趨勢合并成為一個生命周期階段，對單獨年份出現的異常值做歸并處理。對各產業的生命周期階段劃分如下圖1所示：（略）
實證檢驗與分析
（一）模型設計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來估計集聚經濟的作用。由于缺乏各產業各地區的資本數據，勞動是這一生產過程使用的唯一要素。具體形式如下式（1）所示：（略）
其中，Qpit為i產業t年p地區的產值，Lpit為i產業t年p地區的勞動力數量，Tpit為技術項，該項體現了i產業t年p地區的集聚外部性，這里將其具體區分為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兩類。盡管本文中對于資本項的省略存在一定的潛在問題，比如，由于城市中的資本價格較高，因此在城市中使用資本密集型技術的成本較高，但轉而使用低資本密集型技術就會產生負效應，從而降低城市化經濟應有的作用。這種對城市化經濟估計的偏誤來自于將資本要素對產業產出的影響不恰當地包含在集聚外部性項中。但是，只要對于α的估計值接近于1，那么這一問題產生的影響就是有限的。因此，本文的計量模型如下式（2）所示：（略）其中，cons為常數項，Localpit為i產業t年p地區的地方化經濟水平，Urbanpt為t年p地區的城市化經濟水平，α、η、λ為待估參數。對于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指標，均采取滯后一年以避免與勞動力數量之間可能的多重共線性及模型的內生性問題。我們將數據按產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分為三組：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并分別進行回歸，檢驗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中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對于產業總產值的不同作用。
（二）指標構建及數據來源
1．總產值（Q） 被解釋變量Q具體使用的是各產業各年份的工業總產值。盡管工業增加值是一個更好的度量產業發展的變量，但是由于在早期年份的統計資料中統計的是工業凈產值，因此無法獲得連續的工業增加值數據?？偖a值數據來自各年度《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勞動力投入（L） 勞動力投入指標采用各年度《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各產業的“全部職工年平均人數”數據。3．地方化經濟水平（Local）與城市化經濟水平（Urban） 對于兩類集聚經濟的度量最早使用的都是絕對數指標，比如某產業的就業人數［37 38］、企業數量［39］、城市總人口［40 41］等。之后，在絕對數指標的基礎上發展出了一系列相對數指標。在對地方化經濟的度量中，主要有本產業就業人數、企業數在本地區所有就業人數、企業數中所占的比重［42］以及區位商［43］。在對城市化經濟的度量中，以Ciccone和Hall［44］為代表的學者以城市的就業密度來度量城市化經濟水平。盡管相對數指標是在絕對數指標基礎上的進步，但是，上述兩種指標的共同缺陷在于它們只能體現特定區域范圍內的集聚經濟?？臻g溢出是集聚經濟的重要性質之一［1］，為了體現這一特性，近期的研究都采用了“市場潛力”類型的指標來度量集聚經濟，從而使集聚經濟不再受到地理邊界的局限，并能體現這一效應隨地理距離衰減的性質［45］。本文中，具體使用下式（3）及（4）分別對地方化經濟及城市化經濟進行度量：（略）槡π＋ ∑q≠pqEqitd( )pq（3）其中，Localpit為p地區i產業t年的地方化經濟水平，Epit為p地區i產業t年的企業數量。這里使用企業數而非產值數是因為某地區某產業較大的產值數可能是由于單個大企業的存在造成的，而在這種情況下并不存在集聚經濟，企業數比產值數更好地體現了本產業的地理集聚。Ap為p地區的地理面積，Eqit為除p地區之外其他地區i產業t年的企業數，dpq為p、q兩地之間的地理距離。其中，Urbanpt為p地區t年的城市化經濟水平，Ppt為p地區t年的總人口，Pqt為除p地區以外的其他地區的總人口，Ap以及dpq的定義同上。#p#分頁標題#e#
各產業各年份各地區的企業數數據（Epit）來自于各年度《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各年度各地區總人口（Ppt）數據來自于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各?。ㄊ?、區）土地面積數據來自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各?。ㄊ小^）之間的地理距離采用省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需要說明的是1996、1997以及1999年國家并未出版《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同時，由于2005年進行了全國經濟普查，因此當年并未出版《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但是當年出版的《中國經濟普查年鑒2004》為我們提供了相關數據。
（三）結果分析及檢驗
1．回歸結果與分析
橫截面回歸的主要計量問題是異方差，特別是成長期以及成熟期的估計中包含的樣本量很大，因此在估計時采用加權最小二乘法。主要的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相關性，但是由于使用潛力指數的方法來構建地方化經濟以及城市化經濟指標，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它們與本地產業勞動力數量的相關性。同時我們對于兩個集聚經濟指數均采取滯后一年處理，進一步減少與當年本地區產業勞動力數量的相關性。最后，在回歸中對模型的VIF值進行檢驗，以定量判斷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問題。三個產業生命周期階段的回歸結果如下表3所示：（略）從表3中的回歸結果來看，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并不嚴重。同時，不同生命周期階段模型總體的顯著性水平以及各變量的顯著性均達到較高的水平。
在產業的整個生命周期階段中，城市化經濟對成長期及衰退期產業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在產業的成熟階段，城市化經濟對產業發展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地方化經濟僅在產業的成熟階段促進產業發展，而在產業的成長階段以及衰退階段均產生較為明顯的負作用。以上結果與我們之前的理論假設基本一致。
在產業的成長階段，促進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是重大的技術創新，生產規模較小，對于生產成本的考慮較少，因此地方化經濟所提供的一系列降低生產成本的機制對于產業的發展并不產生明顯的促進作用。相反，在這一階段由于本產業內企業數量的快速上升，本產業的地理集聚反而可能帶來一定的負外部性。Henderson［46］以及Duranton和Puga［47］的研究均指出，新興產業對于創新的要求更高，更偏向于多樣化的經濟環境，因此這些產業的城市化經濟效應通常會強于地方化經濟效應。
處于成熟階段的產業對創新的需求降低，處于大規模生產階段，價格競爭激烈。此時，地方化經濟的作用凸顯。杜凱、周勤［48］對我國18個制造業子行業計算了集聚－競爭力彈性，即地方化經濟水平的提高對于產業競爭力的促進作用。結果發現如飲料制造業、煙草加工業等傳統產業的集聚－競爭力彈性較高，而技術密集型和中高技術型產業的該彈性值相對較小。這一結論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結果，因為上述研究中的傳統產業大多都處于成熟階段，而技術密集型產業在我國總體上處于快速成長階段，地方化經濟對于成熟階段產業的促進作用更大。張卉等［49］分別檢驗了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對于勞動生產率及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發現，對于東部地區而言，地方化經濟的作用明顯，而對于西部地區，產業間的集聚比產業內的集聚產生更大的作用。在解釋這一差異時，作者認為，東部地區的產業發展較為成熟，可以實現大規模標準化生產，因而東部地區的產業集聚對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多表現為產業內集聚的影響。而西部地區新興產業的發展尚不成熟，需要其他產業提供的零部件或中間產品作為支持，所以該地區的產業分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產業間集聚為主。這一闡述同樣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結論。
產業的衰退往往是因為代表新的產業領域的替代品的出現，從而使得整個產業面臨被淘汰的可能。這就意味著該產業原有的勞動力以及上下游網絡已經無法為該產業中的企業提供競爭力，同時還阻礙了企業獲得新的競爭力來源。為了使得衰退產業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發達國家對衰退產業一般采取兩種措施：一是進行產業轉移，將其轉移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去，通過開辟新市場使其重新煥發生機；二是對其進行高新技術改造，通過提升其技術含量來創造新的需求［50］。這也進一步說明，衰退產業的重獲新生主要依賴于打破原有的產業內網絡、減少對原有產業內資源的依賴，通過獲得新的技術、資源及市場打破使得產業走向衰退的“慣性”。因此，在產業衰退階段，城市化經濟有利于產業較快進入新的發展周期，而地方化經濟則不利于產業的調整與轉型。本文的實證結果有力地支持了這一觀點。從其他研究成果來看，Potter和Watts［51］對馬歇爾發現地方化經濟的謝菲爾德鋼鐵產業集聚區進行了重新考察，發現現階段該產業集聚區中的企業缺乏競爭力，地方化經濟反而降低了企業績效。作者進一步指出，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英國鋼鐵產業進入衰退期，因此認為進入衰退階段的產業專業化集聚只會降低其中企業的經濟績效，并為該產業集聚區帶來大范圍的報酬遞減，從而使謝菲爾德成為了歐洲最貧困的地區之一。
綜上所述，兩類集聚經濟隨著產業生命周期的變化而產生不同作用的原因在于產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對于空間要素的需求不同，因此集聚這一空間形式只能滿足特定階段產業的發展需求。另外，在產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的相對作用也有所不同，這主要是由于兩類集聚經濟發生作用的微觀基礎不同，而不同產業生命周期階段中產業競爭力的來源也不同，因此在特定產業生命周期階段，某一類集聚經濟的作用機制會比另一類集聚經濟的作用機制更好地促進產業競爭力的形成。具體而言，地方化經濟的微觀基礎有三個：充足的專業勞動力供給、上下游產業的緊密聯系、專業知識溢出［52］。就這三方面的微觀基礎而言，均需要該產業達到一定的規模，這就意味著在該產業的初期成長階段，地方化經濟還未形成。在產業的衰退階段，該產業的勞動力、知識以及上下游網絡均已喪失競爭力，因此，盡管地方化經濟作用的各項機制仍然存在，但充裕的產業勞動力、產業知識以及產業上下游聯系均只能為產業帶來負向效應，強化產業的衰退因素，加快產業的衰退速度。而在產業的成熟階段，一定的產業規模使得地方化經濟已經形成，地方化經濟的各項作用機制均有利于大規模生產活動、提高生產效率。根據Duranton和Puga［47］的研究，城市化經濟的微觀基礎是分享、匹配和學習（sharing，matching and learning）。由于這三種作用機制，城市化經濟極其有利于創新，因而對產業的初創階段及衰退階段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同時，城市化經濟的產生依賴于產業所在地區的發展狀況，因此，只要是坐落于大城市地區的產業，即使處于產業形成初期，城市化經濟已經存在并發揮作用。#p#分頁標題#e#
最后，我們將本文的研究結論與我國已有的相關研究進行比較從而進一步論證上述基本結論。我國學者盡管沒有直接從產業生命周期的角度對兩類集聚經濟的相對作用進行理論與實證探討，但是卻區分了不同的產業和地區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產業層面上，柴志賢、黃祖輝［53］以我國省級19個二位數制造業為對象，研究了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對不同產業的作用。結果發現，城市化經濟對如電子通信、儀器儀表與辦公設備制造業等高技術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石靈云、劉修巖［6］也進行了相似的研究，結果發現地方化經濟對如食品制造、家具、化學纖維等傳統制造業產生普遍的正效應。在地區層面上，林秀麗［54］的研究發現，地方化經濟對東部制造業增長的影響為正，對中西部的影響為負。城市化經濟對東、中、西部地區產業增長的影響均為正。張卉等［49］同樣認為地方化經濟對東部地區的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為正，而城市化經濟會對西部地區的產業勞動生產率產生顯著的正效應。從上述研究中有以下幾點發現。首先，在產業層面上，地方化經濟主要對傳統產業的發展起促進作用，而城市化經濟對高技術產業具有正效應。這與本文的基本結論一致，因為傳統產業在我國多數已經進入成熟階段，而高技術產業大多仍處于快速成長階段，從而表明地方化經濟主要作用于成熟階段的產業而城市化經濟對于成長階段產業具有促進作用。其次，在地區層面上，多數研究認為地方化經濟對于我國東部地區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要大于對中西部地區產業的作用。城市化經濟對于東、中、西部地區產業的促進作用相對平均。這一結論同樣與本文的基本結論相符。總體而言，我國東部地區在經濟增長與產業發展方面都領先于中西部地區，同時，由于我國的產業發展起步較晚，到目前為止，處于衰退階段的產業較少。因此，東部地區有更多的產業處于成熟階段，而西部地區的產業則較多處于成長階段。因此，地方化經濟主要作用于東部地區的成熟產業，而城市化經濟對于中西部地區的快速成長產業具有促進作用。由此可見，本文的主要結論總體上與從不同角度對集聚經濟的檢驗結論一致，從而在文獻方面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結論。但是已有研究從區分不同產業類型、不同地區的角度對兩類集聚經濟的相對作用進行討論，所得到的結論會因為不同的研究產業、不同的時間跨度而不同，因此沒有總結出兩類集聚經濟相對作用的一般規律。本文從產業生命周期這一動態性角度來探討該問題，使得研究結論更具一般性。
2．模型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產業生命周期的不同劃分標準對于回歸結果具有較大的影響，因此，我們在基本回歸結果的基礎上，通過調整產業生命周期的劃分標準來檢驗模型的穩健性。具體做法是，將產業“成熟期”的標準提高，從而使得“成熟期”涵蓋的范圍變小，這將使得“成長期”和“衰退期”的產業相似度增大，導致集聚經濟對于“成長期”和“衰退期”產業的作用差異減小，具體變現為“成長期”與“衰退期”本地化經濟指標的參數值差值縮小，對于城市化經濟指標同樣如此。進一步，我們再將“成熟期”的標準降低，從而使其的涵蓋范圍擴大，進一步導致“成長期”與“衰退期”產業差異性擴大，這將使集聚經濟對于“成長期”和“衰退期”產業的作用差異擴大，具體表現為“成長期”與“衰退期”本地化經濟指標的參數值差值擴大，對于城市化經濟指標同樣如此。具體結果如下表4所示（略）。
與表3中的標準回歸結果相比，在提高了“成熟期”的劃分標準之后，成長期與衰退期的本地化經濟參數差異及城市化經濟參數差異變得更小，而在放寬了“成熟期”的劃分標準之后，成長期與衰退期的本地化經濟參數差異及城市化經濟參數差異變得更大，這與我們的理論預期一致，從而較好地證明了模型的穩健性。這使得我們對于隨產業生命周期變化的本地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的相對作用的估計更具可靠性。
結論與啟示
國內外有大量的文獻度量并檢驗集聚經濟，主要的結論是集聚經濟普遍存在，但是依據作者區分不同的產業類型，集聚經濟的作用有所不同，且地方化經濟與城市化經濟的相對作用也有所不同。然而，依據對產業類型的靜態劃分方法，我們較難總結出集聚經濟發生作用的一般規律。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認為，集聚經濟的作用會隨著產業生命周期的變化而變化。這一視角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為一般化的框架來理解集聚經濟的作用規律。本文進一步利用我國九個制造業部門長時期數據檢驗了上述假設，主要得出以下幾點結論：首先，地方化經濟對于產業的成長階段以及衰退階段均產生顯著的負作用，且在衰退期的負作用程度更大，而對于產業的成熟階段產生較大的正向作用。其次，城市化經濟對于產業的成長及衰退階段都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但在產業的成熟階段并不對產業發展產生顯著影響。形成以上結論的主要原因在于，產業的早期成長階段，革命性技術創新是促進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城市化經濟中的多樣化知識溢出以及各類基礎設施與專業服務更有利于巨大革新的產生，同時城市化經濟能夠為新產品的推廣提供合適的客戶群。而在產業的成熟階段，價格競爭成為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地方化經濟由于專業化而形成的成本節約對于產業發展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在進入衰退期后，產業需要新的技術革新與制度變革來使產業重獲新生，因而城市化經濟的作用再一次凸顯，而地方化經濟只能使產業進一步嵌入不再具有競爭力的專業化網絡中，難以獲得新的發展機遇。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使用調整產業生命周期劃分標準的做法檢驗模型的穩健性，使得本文的基本結論更具可信度。
上述結論帶給我們如下重要啟示：產業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產業的空間布局。在美國的“硅谷”以及歐洲的“第三意大利”這樣的專業化產業區的成功范例作用下，我國政府動用了大量資源建設產業園區、提供優惠政策以提高各產業的本地化經濟水平。與此同時，由于我國東、西部二元結構的存在，大量的產業選址于沿海經濟發達城市，造成我國多數產業同樣也享有較高的城市化經濟水平。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不論是地方化經濟還是城市化經濟，其對于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有所不同。地方化經濟僅對處于成熟期的產業具有促進作用，因此產業園區這一空間布局形式適合于成熟階段的產業。城市化經濟則對處于初期成長階段的產業極為有利，因此新興產業的選址應重點考慮大城市地區。如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等處于成熟階段的產業應當采用產業園區這樣的空間布局形式，從而提高大規模生產效率。如新能源、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則應當選址于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區域，從而有利于這些產業的創新與發展。同時，從企業角度出發，應當根據所在產業生命周期的變化，做出相應的選址決策，從而有效地降低成本并提高自身競爭力。從政府的角度而言，產業園區的建設應當依據產業所處的不同生命周期階段而定，成長期及衰退期產業若同樣以產業園區的形式存在，不僅有礙于其發展，更是對有限建設資源的浪費。同時，各產業應當在我國區域間形成動態轉移機制，盡管新興產業更適合于東部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地區，但是中西部地區可以承接大量成熟期產業，這不僅無礙于此類產業的發展，更能幫助中西部地區形成自己的產業優勢與就業空間，為該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條件。#p#分頁標題#e#
本文作者：張麗華 陳偉忠 林善浪 單位：上海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