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節能環保促產業升級的要素，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引言 戰后日本經濟歷經了快速復蘇、經濟崛起、產業結構升級等重大發展與變化，并取得了顯著成效。日本在產業發展、結構升級上取得的成功曾引發了國內外學者的密切關注，學者們從各種角度探討日本經濟模式的成功之道，如日本企業經營模式研究、日本型產業競爭力研究、日本型雇傭、日本型金融、日本型政治文化、日本的IT業及服務業等，這些研究成果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日本產業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因素，試圖解析日本戰后經濟崛起的成因。另外，從環境保護的角度探討如何加強工業污染治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研究較多，而從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角度分析資源和環境要素與產業結構之間關系、如何通過節能環保優化產業升級的研究卻很少。對于日本戰后由于經濟迅猛發展及其偏重型產業結構而導致的公害事件及環境污染這一人們關注的話題亦是如此。事實上，戰后日本產業的發展、結構升級背后與“資源利用、環境保護”這條主線密不可分。本文重點圍繞產業結構升級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以日本在1970年前后，面對產業結構偏重，環境污染問題凸顯的背景下，以節能環保為目標，通過實施環境一體化產業政策、投資結構、能源結構、貿易結構，強化環境治理、科技研發等綜合手段，促使產業結構向知識密集型、環境依存度較低的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傳統產業升級。通過分析日本節能環保促進產業升級的成功經驗，提出資源、環境剛性約束是產業升級重要的外部因素，探討如何使資源、環境變壓力為動力，通過環境保護優化產業升級。日本經驗對現階段我國制定產業結構調整政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極其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戰后日本產業結構特點及60年代日本產業結構帶來的困境 戰后日本歷經了經濟復蘇（1945-1955年）、經濟高速成長（1956-1973年）、經濟低速增長（1974-1990年）、經濟全球化（90年代以來）等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伴隨著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發生巨變，與此同時資源利用與環境質量也發生了相應變化。從產業結構和資源環境的特點劃分，以1973年為轉折點，大體可分為“重工業、輕環保，重環保、促發展”前后兩個階段。1973年前期（經濟復蘇期及經濟高速成長期），日本以煤炭、鋼鐵、石化產業為主導大力發展重化工產業，有效的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但由于對環境問題的漠視，為日后的產業結構過重、工業污染引發的大規模環境問題埋下了隱患。 1.“重厚長大型”產業結構的形成 戰后日本為了快速回復國家生產力，推動經濟發展，制定了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發展政策，形成了日本70年代工業化、重型化的“重厚長大型”產業結構。戰后日本首先制定實施了“重點生產方式”（也稱“傾斜生產方式”，1947年）的產業復興政策，通過資金傾斜、價格傾斜、物資傾斜等手段重點扶持煤炭和鋼鐵等生產能源與原材料的基礎工業部門，目的在于快速利用國內資源，迅速重啟工業化、拉動經濟發展。這一時期出臺的政策有《鋼鐵工業和煤炭工業的合理化政策綱要》（1950年8月）、《關于我國產業合理化的方針政策》（1951年2月）、《企業合理化促進法》（1953年3月）等，運用財政投資、海運利息補貼、外匯配額等方式確立了煤炭和鋼鐵產業的基礎地位。50年代后半期，日本政府在《新長期經濟計劃》和《國民收人倍增計劃》中確立了“推進重化學工業化”為60年代產業政策的中心目標。除煤炭、鋼鐵以外，重點支持的產業增加了石油化工、造船和現代紡織產業。產業政策成功的促進了日本工業發展，50年代中期日本國民經濟年增長率超過10%，工礦產業年均增長達到20%。尤其是重化工業發展迅猛，從1955-1960年日本重化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由44.6%提升到56.4%，制造業年均增長17.5%，鋼鐵工業19.9%、有色金屬19%、機械工業28.5%，而紡織和食品加工業為9.7%和5.7%。1970年重化工所占比例已經達到62.1%。出口貿易結構發生巨變，1956年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第一位造船和船舶出口國，鋼鐵出口超出了棉紡織品，位居出口商品首位。但由于此時對環境問題的漠視，為日后的產業結構過重、工業污染引發的大規模環境問題埋下了隱患。 2.重型化產業結構導致資源環境問題凸顯 伴隨著工業的快速復蘇到來的是環境污染。震驚世界的八大公害中就有四例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日本。戰后初期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約占40%~50%，由于沒有良好的減排措施，50年代各大工業城市的煤煙型大氣污染已經非常嚴重。但當時人們對環境污染意識不同今日，大阪曾因被譽為“煙都”而自詡，北九洲市洞海灣的“七色海”現象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被人們擱置。60年代末，日本大城市河流已經受到普遍污染。以東京為例，1969年在東京21個河口取樣調查，發現17處溶解氧值不到5ppm，其中8個河口斷面低于2ppm。這與同一時期其它發達國家大城市河流水樣調查結果（萊茵河，勞比特市，1969年5.1ppm；塞納河，巴黎，1971年3.5ppm）相比水質差距較大。這一時期日本主要城市的大氣污染也不容樂觀。能源結構發生改變，以石油為主的能源結構導致二氧化硫以及飄塵污染問題日益加劇。東京與大阪市內二氧化硫的濃度年平均值達到0.062ppm和0.083ppm（1968年）。公害事件的爆發是日本民眾開始真正關注環境污染問題的導火索。如熊本縣新日本氮肥株式會社和新瀉縣昭和電器株式會社排放含有甲基汞等重金屬的工業廢水，造成附近居民患病的“水俁病”事件；三井金屬礦山株式會社排放含有鎘等重金屬的工業廢水，造成附近居民患病的“痛痛病”事件；四日市石油化工聯合企業因排放含有二氧化硫及其它重金屬微粒的工業廢氣造成附近居民患呼吸系統疾病的“四日氣喘”事件等。 三、日本資源、環境促進產業升級的要因分析 多數學者認為直接導致日本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因素是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使日本面臨嚴重的“能源危機”造成的結果，這是一條不爭的事實。然而，除了能源危機之外，環境領域內長時間形成的“公害危機”同樣促使日本對產業政策做出重大調整。以1973年為轉折點，“節約資源、環境保護”成為日本產業結構調整乃至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產業相關政策、環境政策都發生了重大改變。因此日本通過實施環境一體化產業政策、提高高耗能衰退產業的精深加工度、調整投資比重、調整能源結構、調整出口貿易結構、強化環境立法、增強科技體系支撐等綜合體系，來減輕以至擺脫經濟發展對資源的依賴，全面推進產業結構升級。#p#分頁標題#e# 1.產業政策的“環境治理優先”主義與“前瞻性” “環境治理優先主義”是日本政策的重要特點，無論在產業政策還是環保政策中都能得以印證。70年代日本政府以石油危機為契機，主動把資源、環境與產業發展目標相結合，積極調整產業結構，獲得了顯著成效。在1973年版的《通商白書》中，日本政府指出，由于世界范圍的能源危機以及大規模的環境污染，日本必須從自身產業結構入手，向省能源、省資源型、環境依存度低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結構轉變。為解決環境污染帶來的“增長的代價”和“外部不經濟”問題，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調整政策。通過制定一些提高國民生活質量為目標的政策逐步取代以產業化本身為目標的產業政策。在1974年出臺的《產業結構長遠規劃》中明確提出積極推進節能、低污染型產業結構調整，提出了產業結構調整的四大方針：①為實現國民“真正的富足”，打好產業基礎，建設福利型、生活保障型產業結構；②大力節省資源、能源，建設資源、能源高效利用型產業結構；③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④促進國際協調，建設適應國際經濟變化的國內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此時“保護環境、節約資源”成為產業結構調整主要目標。 在環保政策的制定中同樣體現出“環境治理優先主義”。通常環境目標的設定必須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相適應或相匹配，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環境目標往往從屬于經濟目標。日本在最初制定《公害對策基本法》時，因顧慮環境政策會過分限制工業發展，涵蓋了所謂與經濟協調的條款，而這些條款在1970年修改時被刪除。最主要的原因是“對于經濟發展來說，應該確保人類處于優先地位”的觀點占據了上風。正是由于刪除了與經濟協調的條款，使得日本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在政策層面上處于相等地位，甚至優于經濟發展。因此，強有力的環境政策實施力度確保了環境優化產業升級的效果。 日本的產業政策對產業結構調整效果明顯，這也歸結于日本產業政策的前瞻性。1973年的石油危機為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畫上句號，隨后產業結構也發生重大改變。但事實上早在石油危機爆發前日本已經開始逐步調整產業結構，促使產業結構向高度化、知識密集化轉變。在實行以重化工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政策期間，日本已經開始實施產業高度化政策。1956年為促進日本電子產業發展，頒布了《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并成立了日本電子工業振興協會，目的在于研制與IBM650抗衡的電子計算機設備。1971年，日本以《特定電子工業及特定機械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代替了《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扶持產業內容擴充了電子管、半導體等成品和半成品。這就為70年代產業結構調整和幾十年后日本電子產業排列世界前茅奠定了前期基礎。1971年，日本“產業構造審議會”在答《7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中明確指出需要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政策，標志日本產業結構政策中心由重化工業型的產業轉換為知識密集型產業。這些政策都是政府在重工業加速發展時期主動提出，用來積極引導產業結構升級。 2.改善工藝、延長傳統產業加工鏈、減少資源消耗 環境污染較重的傳統產業，對資源依附也相對較大，公害防治的推進使傳統產業經營狀況遭遇挑戰。日本通過改善工藝、開發新技術、延伸傳統產業加工鏈條、促進產品精深加工來減少資源消耗，達到環保要求，同時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向附加價值高、終端消費產業發展。在改善工藝、開發新技術方面，例如水泥的“新型干法窯”技術研發、提高鋼鐵產業連續鑄造率等，減少資源浪費。在延伸傳統產業加工鏈方面，以鋼鐵產業為例，1973年產量為100計算，73年前和73年后的各種產品產量呈現不同的變化趨勢。73年以前各種鋼鐵產品的產量都保持著快速且均衡的增長趨勢，漲幅大體一致。73年以后產品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在生鐵、粗鋼等基礎性材料的產量趨于穩定并呈現緩慢下滑情況下，附加價值相對較高的鍍鋅板產量加速增長（如圖1所示）。這表明日本在滿足社會生產和建設的基本原材料的同時大力調整產品結構，向精加工、深加工發展，促進高附加值產品生產。 3.調整投資比重、加大公害防治投資力度 調整投資比重是政府調整產業結構的手段之一。政府通過逐步增加公害防治投資、物流投資、非制造業部門投資進而調整產業結構。在強化法規條例約束前提下，日本逐年增加公害防治投資金額，積極鼓勵民間企業投資。1970年企業公害防治投資同比增長25.8%，1971年比1970年增加了87.1%，其中環保研發投資是最主要投資方向。例如，機械加工、食品等行業的環保研究相關投資在總投資中一直占領絕對優勢，甚至超過了擴大生產力的投資份額，從1975-1978年一直保持25%的增速?；A建材相關行業及造船行業的環保研究投資比例在1978年達到了15.9%，成為公害防治投資項目中的首位。而環保設備投資占總體公害防治投資比重也逐年增加，1971年約為10.2%。 4.調整能源結構、從能源供給階段強調節能環保 日本能源大部分依靠國外進口，石油便是主要進口產品之一。70年代前日本能源政策核心在于全力保障價格低廉且長期穩定的能源供給體系。從70年代以后，日本國內越來越重視能源消費造成的大規模環境污染，因此從能源供給階段開始注重“低污染、無公害”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主要措施有以下三點：①保障“低污染、無公害”能源供給，提高無公害能源消費比重；②重點推進節能技術、能源加工技術的研發和推廣；③促進能源本土加工、提高進口深加工能源比重。日本采取逐步增加使用含硫量較低的原油、增設直接或間接脫硫裝置、推廣無公害能源從而降低能源的硫氧化物排放。首先，日本針對原油產地進行篩選，能源貿易對象由能夠長期穩定的提供廉價石油產地國，增加了西非、印度尼西亞等含硫濃度較低的原油產國，并逐步擴大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往來，從原油進口上降低含硫量。其次，增加國內的電廠、礦場的脫硫設備，加強脫硫設備的研制開發。最后，開發世界領先的新型無公害能源。節能技術、能源加工技術是日本重點推行政策之一。天然氣作為無公害能源，列入了開發推廣項目。當時天然氣運輸困難，成本較高，日本政府積極鼓勵降低液化天然氣運輸成本的相關技術的研發。#p#分頁標題#e# 5.調整出口貿易結構，解決資源環境問題 日本的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密切相關，長期以來日本依靠擴大出口貿易，拉動經濟增長。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主要依賴重化工產品不斷擴大出口貿易，1961年重化工產品占出口比重43.7%，至1972年上升到77%，已經超過了當時的西德和美國。日本政府意識到調整產業結構，應首先著手調整出口貿易結構，出口產品由重化工產品向知識密集型產品轉型，進而帶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日本主動調整出口貿易產品結構，從1970-1983年，在世界貿易商品需求度上升最快的10種商品中，日本的出口增長速度高于世界需求上升速度的商品就有6種，其中電器醫療器械、辦公自動化設備居于首位。尤其進入80年代，家電、通信儀器、電子儀器、電力設備、運輸設備、普通機械等出口增長幅度占據領先地位，而其附加值的增速也遠高于其它產品，帶動了國內經濟發展。這些產業具有耗能少、附加價值高等特點，是擺脫能源制約、切實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可以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日本通過轉變貿易結構引領產業結構向知識密集型轉變。 6.強化環境立法，推動企業改善工藝、節能減排 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制定了大量的環境相關法律，由基本法到各項配套法律，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環境立法體系，主要目的是為了治理重工業污染與保護自然環境。配套法律涵蓋了大氣、水質、噪聲、振動、惡臭、土壤等多項環境介質領域。法律中不僅規定了實施污染物總量控制政策，也規定了責任承擔制度，如企業對其排放的有毒污染物造成人體健康損害時應進行補償。這些法律有效的推動了企業防污、治污行動，加快了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改進生產工藝、開展技術研發的步伐。對企業環境標準的嚴格監管，促使日本傳統產業內部技術設備不斷進步與更新，節能減排技術普遍運用到重化工產業的各個生產環節。以鋼鐵產業為例，通過節能求生存，采取了節能技術、工藝改造和淘汰落后產能并舉的節能措施，在技術節能、工藝改造方面，通過工序的連續化和連續鑄造等提高電爐煉鋼比重，改善能源結構和提高能源轉換效率等方式實現節能目標。80年代普及大型廢熱回收設備(CDQ、TRT等），此后又加強了對廢熱的回收和提高設備的效率；在淘汰落后產能方面，以新日鐵為例，從1979-1993年，通過四次關停并轉等措施淘汰落后產能，實現集約化的節能生產。這些措施的實施終于使噸鋼能耗快速下降，以1973年為100計算，1975年為98，1980為89，1985年為80。根據調查，到2003年，將日本噸鋼能耗作為100計算，綜合鋼鐵企業的單位產品能耗國際比較是：韓國為105，美國為120，歐盟為110，中國為150。 7.強化科技支撐體系、促進產業高端化 科技引進和技術研發是支撐日本產業升級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根據不同發展階段實施了由“引進知識密集型產業”政策到“創造型知識密集產業”政策的轉變，實現了日本產業高端化的進程。60年代開始日本重點實施“引進知識密集型產業”政策，無論是引進海外技術的數量還是金額都不斷上升。1960年共引進外國技術588件，到了1973年達到了頂峰共計2450件，增長了3倍；支付的金額也從9400萬美元增加到了7.51億美元。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雖然引進技術數量略有減少，但支付金額卻不斷擴大。80年代開始，日本向“創造型知識密集產業”結構調整。產業政策的重心體現在“科技、技術”方面，提出了“科技立國”的戰略口號，其中節能減排技術的研發和推廣是“科技立國”的重要組成。90年代后，又提出《新技術立國》（1994年）和《科學技術創造立國》（1995年）等方針政策。主要內容與技術政策緊密相關，主動推廣節能減排技術的研發，從而進一步促進日本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新環保節能技術的研發，不僅使日本積累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節能減排技術，同時也為日本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贏得了更多商機，促進了日本產業高端化。例如節能型變壓器的推廣和電動汽車產業迅猛發展，都已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以環境保護為目標的產業結構調整，關鍵是在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大力發展高新產業為基礎的同時，把節能環保的目標充分體現在能源政策、貿易政策、投資政策、科技政策等方面，運用綜合手段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四、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產業結構升級與環境質量改善日本以環境治理優先為主義，充分利用節能減排倒逼機制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取得了積極成效，不僅成功的推動了產業結構快速升級，同時使國內的環境質量明顯改善。自70年代中期，日本的三次產業結構開始穩步調整，第二產業發展速度明顯放緩，第三產業比重穩步上升。1970年第二、三產業比重分別為47%、47%，到1985年則為41%、56%（如圖2所示）。第二產業內部結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1960年，日本原材料產業占整體國民生產總值4.7%，比組裝加工業高近一倍，是典型的重工業結構。之后原材料加工業持續壯大，但其增長速度已經明顯低于組裝加工業。以1973年石油危機為拐點，原材料產業開始下滑，組裝加工業迅速提高，1975年原材料產業仍占制造業總額的36.7%，位居首位，到85年下降到30.2%，取而代之的是組裝加工業，占制造業比例由26.6%上升到40%（如圖3所示）。這表明日本的產業結構已完成由重化工業到知識密集型工業的轉變，汽車、機械、家電、半導體等組裝加工業已成為制造業的主導。這一時期日本三次產業結構的升級，帶來了產業的資源利用效率明顯提高，整體環境質量顯著改善。產業部門能源消耗比重逐年下降，1960年產業部門能源消耗占全國能源消耗比重的66.3%，到1985年下降到52.3%，1995年則為47.3%。大氣質量明顯見好，硫氧化物（主要指二氧化硫）的年平均濃度顯著下降，根據環境廳15個普通大氣監測局監測數據表明，1965年硫氧化物年平均濃度是0.057ppm，1975年下降到0.021ppm，1985年則達到0.011ppm。日本全國水質達標率逐年上升，1975年全國水質達標率為59.6%，1990年則上升至73.1%（如圖2所示）。 五、對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幾點啟示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在產業政策制定、能源結構調整、貿易結構調整、投資比重、科技研發等方面都以節能環保作為主要目標，統籌規劃，對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促進日本由過重型產業結構成功過渡到知識密集型產業結構。這些都為我國提供了預警和借鑒作用。#p#分頁標題#e# 1.環保與經濟目標齊頭并舉、建立產業與環境政策綜合決策體制 徹底擺脫“經濟增長優先、環境治理在后”的局面，以提高環境質量為目標，制定各項產業相關政策。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是人類的幸福，這就包括為人類創造自然和諧的生存環境。無論經濟發展目標還是環境管理目標，都應圍繞這一宗旨設定。因此，進一步提高環境保護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加強環境保護實施力度，節能環保與經濟發展齊頭并舉。在產業政策制定過程中，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統籌規劃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推進節能環保型產業政策。強調環境部門與經濟部門的會審機制制度化———從環境角度審議經濟政策和從經濟角度審議環境政策。利用環境保護的倒逼機制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使環境保護成為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強大外力。 2.促進傳統產業技術改造、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 針對傳統產業，一方面壓縮過剩產能，加快工藝技術改造，促進節能減排；另一方面調整產品結構，促進產品高附加值化。通過加強項目引進、加大技術改造力度、控制傳統產業的過剩產能，積極倡導產品的深加工、精細加工，鼓勵節約型、環保型企業代替過去的粗放型企業。同時，通過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推廣信息技術應用，因地制宜，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新型產業。 3.調整能源結構，促進節能減排 調整能源結構、促進節能減排、改善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逐步削減我國煤炭消費比重，加快新能源開發，推進水電、核電建設，積極有序做好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轉化利用，推進傳統能源清潔高效利用，發展智能電網，擴大油氣戰略儲備，提高我國清潔能源與非化石能源比重。 4.增強科技投資、提高創新能力 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在于產業創新，以環境保護為目標，創新發展新興產業、環保產業，加快清潔能源開發利用?？萍际莿撔碌幕A，日本經驗告訴我們，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利用其后發優勢，通過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在漸進創新模式下實現本土創新，科技發展。加強產學研三方聯合攻關，突出企業在應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促進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 大力發展節能技術和高科技產業，努力完成從資本密集型的“工業化結構”向技術密集型的“后工業化結構”轉換，最終實現技術要素代替資源要素在經濟增長中的支柱地位。目前，我國技術研究與開發經費占GDP比重不足1%，與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了加速科研成果轉化，提高我國工業競爭力，政府應加大科技投資力度，進一步完善我國支持戰略性新型產業、節能減排科技研發的投融資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