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美國對中國圖書版權貿易的制約，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在中外圖書版權貿易活動中，中美圖書版權貿易既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又頗具市場的代表性，這應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統計，從2000年～2007年，美國一直是中國的第一大圖書版權貿易伙伴，中國每年從美國引進的圖書版權數量均高居國內引進版的榜首，最高時占整個引進版市場的44.38%（2002年），最低時也達27.00%（2006年）；而同期中國向美國輸出的圖書版權卻為數甚少，平均僅占中國對外輸出總數的3.68%。[1] 因此，在中美圖書版權貿易中，中國引進遠遠大于輸出，平均比值約為68∶1，最高時達到驚人的1101∶1（見表1的統計），貿易逆差現象極為嚴重。這是目前中美圖書版權貿易中反差最為明顯的一個現象，也是亟待中方解決的一個問題。檢討中美圖書版權貿易不平衡的成因，是由于中美兩國現階段的綜合文化實力存在巨大差距，各自的出版產業處于不同的發展層次，這個總體的判斷是毋庸置疑的。從中國當下的出版產業環境考量，自身存在著諸多的不足，如重引進輕輸出的陳舊意識、原創佳作嚴重不足、制度滯后、版權合同執行不力等，這是業界業已達成的共識。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美國出版產業環境中也客觀存在一些有礙于中國文化向其傳輸的制約因素，無形中加劇了不平衡的程度。唯有本著知己知彼、實事求是的態度，既主動審視自身的的缺失，又學會從“他者”的視角發現問題，才能全面有效地開展中美圖書版權貿易活動，使中國出版業真正“走出去”，向出版強國邁出堅實的步伐。綜觀當下美國的出版產業環境可以發現，在對中國出版政策與市場的判斷、對中國圖書產品的接受方式以及搭建更有效的版權貿易平臺等方面，其業界與輿論界都帶有一些消極的偏見，或客觀存在著滯后的貿易機制。 一、美國媒體對中國出版業整體把握存在偏頗 美國一些業界人士與主流媒體對中國圖書市場的整體把握有偏頗，過度渲染了中國出版產業環境中一些負面性的元素，無形中制約了兩國圖書版權貿易的健康發展。近年來，美國一些主流的大眾媒體與出版專業媒體對中國出版產業的訊息報道與市場評估明顯增多，甚至出現了有關中國出版話題的?？瘜］嫞琜2]顯示了對成長中的中國出版業的關注，這是可喜的一面。但同時必須注意到，在它們傳遞的眾多信息中，有關中國出版現狀與發展趨勢的負面性報道占據了很大的比重，其話語的基調是灰色暗淡的。《出版趨勢》2009年7月份的一篇評論頗具代表性。該文的標題是《中國的出版業——增長、機遇、盜版、審查制度》，文中介紹了中國文化消費市場的旺盛、出版企業的改制、近年來版權輸出的成功案例等正面信息，但更多的筆墨是在鋪陳中國出版管制嚴格、市場盜版猖獗、外資書刊企業經營維艱等負面內容。該文對中國的書號管理、重大選題報批、外商投資中國出版產業的限定條件等等制度抱怨尤多，并借被訪者之口向國際出版商宣揚政府的市場管制是攔路虎等。這種認識完全建立在一種先驗性的市場標準之上，對中國開放與規范出版市場的國情背景與巨大成績非常隔膜。事實上，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已經完全按照當初的議定開放了與出版業相關的分銷、零散、等業務，承擔了自己的應盡的法律義務。國際出版商更是通過與中國出版社締結戰略伙伴、深度合作出版等方式，建立了深入、多元的合作關系。因此，總體而言中國目前的出版產業環境是寬松與健康的，有利于國際出版商來此大顯身手。無怪乎該文的作者自身也產生了疑惑：事實上，“（中國的）出版管制與版權問題又沒有阻滯其圖書進出口貿易的增速”。這與其說是該作者邏輯思維的混亂，毋寧說是他對中國出版產業的整體現狀判斷有誤。在美國其他一些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出版商周刊》、《計算機世界》等刊物上，類似的報道也累見不鮮。如《出版商周刊》（2006-9-11）有一篇報道標題為《出版商要適應中國的現實》，副標題是“在一個低版稅、高門檻的市場，忍耐是關鍵”。文中雖對2006年第十三屆BIBF的舉辦情況有一些客觀報道，但重點傳達的信息是：中國版稅太低、且侵權嚴重，等等。但事實已否定了該文作者的一些主觀臆測。以BIBF為例，在中國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無論是展出面積、參展國家，還是參展品種、成交項目均穩步提升。當1986年首屆BIBF舉辦時，只有160多家海外參展商，版權成交項目不足100個。而2009年第十六屆BIBF，已有來自56個國家和地區的1762家參展單位，現場簽署版權合同達1392項。BIBF現已躋身世界知名書展之一，成為中外圖書版權交流的重要平臺?？v觀美國媒體關注的中國出版產業話題，可以發現其興趣點比較多地落腳在產業壁壘、地方保護、選題審查、企業誠信、盜版侵權這些有待中國進一步完善的地方，有時即使一個本屬積極、正面的中國出版素材，在一些報道中也轉為對中國出版形象不利的信息傳遞。如《計算機世界》（2006-6-5）有一則短訊，首先介紹了中國頒布新法規加大對網絡侵權的處罰力度，但接著就偏離正常的報道思路，把話題轉移到中國政府在美國企業長期催促之下才頒布了該法規，對中國行政部門今后的執行能力存疑等方面。如此解讀方式真讓人啼笑皆非。因此，在審視美國媒體對華的輿論方式時，我們固然要寬容地接受其批評、自由的言論風格，但同時也要理性地意識到，無論是客觀上對中國出版情勢的不甚了解，還是故意帶著有色眼鏡看中國，其負面性報道優先的輿論定勢對中美出版文化的健康交流都起著一種解構性的消極影響。 二、美國出版過度市場化編輯方式使中國圖書變味 美國圖書出版追求暢銷性、商業化的市場特征，決定了其出版企業為迎合市場的閱讀需求，在引入中國圖書版權時從內容到營銷手法都會做本土化的“誤解”處理。過度商業化的編輯風格使得中國圖書產品變味變調，與美國社會相對滯后的中國觀形成惡性循環，從長遠的角度來說不利于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在美國出版文化傳統中，圖書的商品屬性絕對是第一位的。除了一些非營利性的學術出版機構與教會出版機構外，絕大多數美國出版企業的圖書產品完全受制于讀者消費市場的偏好，高度市場化的特征驅使出版企業媚俗于市場與讀者，演繹為概念炒作、跟風出版、追逐暢銷等具體的營銷策略。這點在大眾類圖書的出版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以中國作家楊顯惠的小說《夾邊溝記事》被美國市場接受的形態為例，這是一部描述中國知識分子在“反右”運動中于貧瘠的戈壁灘勞動改造的生活史，但美國蘭登書屋旗下的Pantheon出版社引進翻譯后，首先把書名改為《上海女人》，其次在封面設計了一個衣著鮮艷旗袍、半露姣容的美少婦形象，試圖引發美國普通讀者頭腦中陳舊而虛幻的有關“中國女性”的聯想。美國引進方完全背離原著的基調與風格而進行“另類”推介的做法，落入“跟風”營銷的俗套，使該書不僅淹沒在美國書架上眾多半露臉龐的時尚女郎之間，而且使其品位降格為女性通俗小說，大大損傷了原著的思想力度與審美情趣，在讀者定位與營銷策略上不能不說是一次失敗之舉。進一步而言，類似從《夾邊溝記事》到《上海女人》這樣的傳播錯位現象，本質上是美國當下主流文化對“中國印象”的一種想象性的記憶方式。毋庸諱言，由于各種復雜的歷史原因，當代中國的主流文化并未能有效地傳播到美國社會并占據一定的輿論空間，美國大眾過多地被包圍在有關中國社會的“戀古情結”、“審丑心態”、“苦難歲月”等文化圖景之中。這既不是古老的中國，也不是多彩的中國，更不是現實的中國。同樣以美國圖書市場接受的中國現代文學樣本為例，可以說是“女性、、苦難、傷痕、迷茫”這些拼湊起來的主題當道，各色各樣的女性自傳體小說泛濫成災，而其他題材的中國小說微乎其微。正如有論者指出：“一個作家個體寫作這些題材是無可厚非的，可是多了，成了一個現象，就會印證一些特有的成見。”[3]美國一些出版企業為了迎合讀者的這種閱讀嗜好，自然就會在相關圖書的選擇與推介中有意或無意地放大這些中國“元素”。出版業與受眾的某種想象性的成見“共謀”了中國圖書在美國傳播的惡性生態環境，影響了中國圖書全面“走出去”的步伐。#p#分頁標題#e# 三、美國缺少集中推介中國圖書的專業平臺 與其他圖書版權大國相比，美方現在還未能提供一個中國圖書版權便捷、高效進入美國出版界的交流通道；相較于中美圖書版權貿易的巨大空間，其貿易平臺的搭建有待提升。參加國際性書展是中國對外輸出圖書版權的一個重要平臺。新世紀以來，中國政府努力加強了這個平臺機制的建設，推動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一方面，中國搭建了以BIBF為代表的本土圖書版權交易平臺，并取得了越來越好的品牌效應；另一方面，通過與一些傳統版權大國進行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動，提升了雙方版權貿易的效率與層次。2003年～2005年，中法兩國首先互辦文化年，中國作為主賓國于2004年3月參加了第24屆法國圖書沙龍，由此催生了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的出臺。隨后，2006年～2007年中俄互辦文化年，中國作為主賓國參展第20屆莫斯科國際書展；2008年5月，中國以首任主賓國的身份參加了首爾國際書展；2009年10月，中國以主賓國身份參展第61屆法蘭克福書展…… 借助這一系列高層次交流的平臺，中國圖書版權的對外輸出均取得了喜人的成績，在局部范圍內扭轉了貿易逆差的局面。在2006年法蘭克福書展上，中方當場簽訂版權輸出合同820項，引進合同159項，在這個世界圖書版權貿易的“奧運會”上第一次實現了順差。2007年莫斯科書展上，中方共達成804項版權協議，其中600項是中國版權輸出的意向。2008年首爾國際書展上，中國代表團共達成版權貿易386項(含意向)，其中引進44項，輸出335項，合作出版7項。總之，國際交流的經驗表明，如果能從“文化外交”的戰略層面高度重視圖書博覽會的平臺建設，通過磋商建立平等、暢通的直接對話機制，其結果不僅使交流雙方的圖書貿易獲益匪淺，而且會帶來更為廣泛的合作與交流。 反觀中美近年來的圖書版權貿易活動，雙方基本上停留在出版企業自發、分散的交流層面，沒能借助更有力的平臺建設加以推動，尤其是在美國至今還缺少一個集中推介中國圖書的專業平臺。所以，雙方目前的版權交易量相對來看似乎可觀，其實離兩個出版大國潛在的交易規模還有很大的距離。以中國出版企業參加美國書展的情況為例。每年一屆的美國書展（BEA）是北美地區最大的英文圖書訂購活動，但近年來中國企業參展的情況并不是太理想，與中國參展法蘭克福書展的熱情形成鮮明的對比（參見表2）。分析其原因，一是美國書展屬于展銷型的綜合書展，版權貿易并不是其主要特色；二是其沒有固定的會展城市與場所，每屆的舉辦地點游離不定，給各國參展商、甚至美國本土出版企業的參展都帶來了不少麻煩。因此，就目前中美圖書版權交易的渠道而言，基本上是中國單向度“請進來”的結果，而對方提供給中國“走出去”的機遇并不是太多。要改變這種明顯傾斜的平臺現狀，不是中方一廂情愿的事情，要靠雙方共同的努力。除上述幾點，目前美國出版產業環境中還有一些制約中國圖書輸出的障礙，諸如中文原版圖書在主要銷售渠道的缺失，美國本土高層次中文翻譯人才的參與不足以及中美版權制度在實際操作中的不對接，等等，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對美輸出圖書版權的進程。 四、優化雙邊貿易機制與環境的思路 大力提升中國圖書版權輸出的質與量，逐步減少巨大的貿易逆差，是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新聞出版強國戰略的重要舉措之一。無論是從解決目前雙邊貿易極不平衡的需要出發，還是著眼于將來可見的更大的貿易前景，中美版權貿易的重要關系決定了中國在今后一段時間內都應將其列為重中之重，著力破解制約其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在化解目前美國出版產業環境中的一些不利因素時，應以我為主，不等不靠，從以下方面創新版權貿易的思路，盡最大的努力優化雙邊貿易的機制與環境。 首先，加大不同層面的對話交流活動，健全版權貿易的對話機制。只有通過政府的、行業的、民間的各種渠道的交流活動，才能使美國主流輿論與產業界對中國出版產業的政策與國情有相對客觀的理解，從而扭轉目前以負面輿論為主導的產業形象。在這一點上，政府層面的對話機制又起關鍵性作用，它可以引導與催化新聞媒體、出版企業、教育科研等領域進行多種多樣的交流。2008年10月，中美雙方在北京簽署了中美版權《戰略合作備忘錄》，雙方承諾“將根據需要商定每年在版權合作領域開展活動計劃，盡可能地改善彼此版權制度的有效性”；2009年6月，中美歐日四方的出版管理部門又在北京就互聯網的版權保護問題舉行了高層圓桌會議。正如美方代表在發言中所說：“政府能夠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來推動來自不同利益相關方在談判桌上的合作。”[4]可以預見，這些對話的積極效應將會不斷被散發出來。 其次，準確把脈美國圖書市場的癥狀，提升版權輸出的內涵。在輸出的內容上，兼顧雅與俗、傳統與當代、質量與數量等的有機統一，勇于推介最能體現當代中國社會主流思想形態的文化精品。在輸出的形式上，要改變以往單一的輸出成品圖書版權的做法，采取多元化的戰略，在選題開發、作者資源、企業投資、品牌共建等新領域展開全方位的合作，構筑系統的“走出去”模式。近年來，國內一些出版企業已經成功嘗試了一些新的版權合作模式。如由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與美國湯姆森學習出版集團聯合在海外出版的上海系列叢書，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與美國宗教人士路易帕羅的對話集《江邊對話》等，在選題內容與版權合作方式上均令人耳目一新，受到了國際書商的關注。 再次，版權輸出平臺也要“走出去”，建設以國際書展為骨干的組合型平臺體系。在美國本土的版權交易平臺尚不能提供中國圖書充分展示的條件下，著重發掘自有的資源優勢，最大限度地發揮在美的中方文化派駐機構，如孔子學院、新華書店、各出版集團海外分部等的橋梁作用，開展靈活多樣的版權推廣活動。同時，還要整合這部分資源形成合力，在美國出版產業比較集中的地帶如美東地區開展有一定規模的、定期舉行的推廣活動，向其產業界與讀者市場發出來自中國的聲音。#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