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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國銀行業的資產、規模和利潤都得到了快速擴張。但由于忽視發展的質量，忽視風險的防范與控制，粗放式經營占據主導，經營風險日益凸顯，突出表現為不良貸款的高企。在WTO市場開放準則和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銀行業的經營環境正發生全面、深刻的變革，作為提高國際競爭力、維護金融系統穩定的手段之一，切實降低不良貸款已顯得極為重要和迫切。銀監會也在《第三版巴塞爾協議》后出臺的監管指導意見中進一步強調了銀行業必須走內涵式、質量型增長之路的重要性。對不良貸款比例和總量的監管便是其應有之意。 不良貸款的存在是造成銀行經營危機的重要因素，因此，國內外不少學者開展了相關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不良貸款的成因、控制、化解方法和包含不良貸款的銀行效率測度等方面。如Kwan(2003)認為過快的信貸規模和較高的運營成本對不良貸款的增加有重要影響，我國學者易憲容(2001)從合約的角度，指出銀行、企業和政府三者之間特殊的合約關系是產生不良貸款的根源?？驴琢趾婉T宗憲(2008)、Changetal.(2011)和Barrosetal(2012)將不良貸款作為效率考察的因素之一，測算了中國、臺灣及日本銀行業技術效率和生產率的變動情況。謝斌(2009)利用相關分析等工具，從宏觀視角討論了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與國內生產總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進出口總額等主要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陳紅艷等(2012)從羊群效應的視角探討了銀行貸款非理性高度集中的主要因素。聶慶平(2002)、胡建平與諸葛宏(2004)則給出了防范與化解不良貸款、進行銀行改革的一些政策建議。 目前，隨著各界對銀行安全性和信用風險的關注，有關的研究也正逐步開展。但對于銀行業不良貸款降低潛力的研究還鮮有涉及，特別是定量化的實證分析明顯不足。事實上，不良貸款降低潛力的核定不僅可以為銀行經營目標的確定提供參考，也可為監管機構提出相應的監管措施指明方向。因此，本文依據生產理論，嘗試將不良貸款作為一種非期望的不良產出納入生產框架，從投入產出的角度刻畫我國主要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降低潛力。 二、模型 1.基本方法 依據生產理論，不良貸款可認為是銀行經營活動過程中從投入到產出經營活動的一種負產出或非期望產出，是伴隨銀行經營成果的期望產出而來的。不妨設銀行在投入N種要素x=(x1，x2，…，xn)∈R+N后可獲得M種期望產出y=(y1，y2，…，ym)∈R+M和不良貸款的一種非期望產出(b)。其經營過程可表示為：P(x)={(y，b)：xcanproduce(y，b)}(1)其中，P(x)是產出集，其前沿面由生產可能集內所有有效生產活動點(x，y，b)所構成空間中的超曲面所確定。P(x)除具有一般生產技術所包含的閉合、有界、凸性特征及投入要素和期望產出的強可處置性外，根據Chungetal.(1997)和王群偉等(2010)對包含非期望產出生產過程的描述，P(x)還滿足期望和非期望兩類產出的聯合弱可處置性(WeakDisposability)及“零結合”性(Null-jointness)。聯合弱可處置性表明銀行若要降低不良貸款，往往要以犧牲期望產出為代價，兩者的同比例減少才是可能的，若(y，b)∈P(x)且0燮θ燮1，則(θy，θb)∈P(x)；“零結合”性表明為了獲取“好”的正向經營成果，必然伴隨非期望產出，避免“壞”產出的唯一辦法就是停止一切經營活動，若(y，b)∈P(x)且b=0，則y=0。圖1給出了簡單的示例，同等投入A、B、C三家銀行的經營活動形成了一定數量的不良貸款b及一種期望產出y，由此確定了生產前沿OABCD。對于前沿內的任何一家銀行而言，不良貸款總是伴隨期望產出存在的，避免不良貸款的唯一可能點為O點，此時y=0；而期望產出的減少總是可能的，這與實際的生產經營活動是相符的。 當然，若作為非期望產出的不良貸款不具有弱可處置性，則生產前沿變為OEBCD。P(x)實現了對銀行經營活動形成的期望和非期望兩類產出的有效結合，雖便于理解，但無法實現數據的計算和實證研究的展開。在實際分析中，作為非參數的數據包絡分析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因具有無需設定具體函數形式、無需價格信息、沒有量綱要求且計算方便等優勢，常被用來表達上述生產技術的各項特征和性質(Park和Weber，2006)。2.模型構建進一步的，為定量測算各銀行減少不良貸款的潛力，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可借助DEA線性規劃方法將其模型化(Picazo-Tadeo和Prior，2009)，如式(2)。其中，K表示所有銀行的數量（即決策單元的個數），系數λk為相對于被評價銀行而重新構造的一個有效銀行組合中第k個銀行的組合比例。式(2)中的不等式約束表明了投入要素和期望產出的強可處置性，結合不良貸款的等式約束則說明了兩類產出的聯合弱可處置性及“零結合”性。ρ表示了不良貸款可減少的程度，不妨將其定義為不良貸款的可收縮系數，是一個相對值，且滿足0燮ρ燮1。ρ越接近于1，說明該銀行可減少的不良貸款的比例潛力越大，ρ=0則表明了該銀行在所有銀行中不良貸款可降低的潛力是最小的。需要說明的是，由于非參數的DEA方法是通過決策單元間的比較來確定生產前沿的，測定的不良貸款可收縮系數是一種相對數，因此，ρ=0并不意味著該銀行在實際中不存在不良貸款的降低潛力，而是相對其他銀行而言，它的潛力為0。如圖1中的F點可沿著水平方向至G點，不良貸款的可收縮系數ρ*=HI/HO，FG所代表的量即為該銀行不良貸款可減少的絕對數量。 三、實證研究 1.變量與數據 本文將不良貸款看作是銀行投入產出活動形成的非期望產出，因此，選擇合理的投入產出變量就至關重要（畢功兵等，2009）。根據對銀行角色的不同定位，有關變量的選擇主要存在生產法、中介法和資產法三種（袁曉玲和張寶山，2009），其主要差異在于對存款和貸款處理方式的不同。依據生產理論，從銀行企業屬性的角度出發，不論是存款的吸收，還是貸款的發放，都是銀行獲得最終經營成果的一種手段，是投入要素轉化為產出要素的中間環節。#p#分頁標題#e# 因此，結合生產法與中介法的共同點，選擇勞動力、實物資本、營業支出為投入變量。其中，勞動力用各銀行的員工數表示，實物資本用固定資產凈值表示，營業支出則用營業費用表示，凈利潤選擇為期望產出的典型代表。在樣本方面，本文選擇2007-2010年我國的14家銀行為研究對象，分別是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中信銀行、民生銀行、華夏銀行、光大銀行、招商銀行、廣東發展銀行（廣發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深發銀行）、興業銀行和浦發銀行。其中，根據股權結構的不同，前4家銀行為國有銀行，后10家銀行為股份制銀行。每一家銀行可視為一個決策單元。樣本區間的確定主要依據以下兩個原因：一是2006年后我國開始實行新的會計準則，與較早期間的數據缺乏可比性；二是部分銀行公布不良貸款的年份較晚，且早期各銀行對不良貸款的分級還存在四級分類和五級分類的差別。所有數據直接來源于歷年各銀行年報及《中國金融統計年鑒》或根據換算而來，表1給出了變量的統計性描述。 2.結果分析 利用式(2)，首先計算了表征各銀行在2007-2010年不良貸款可降低程度的ρ值，如表2。從總體看，我國主要商業銀行年均不良貸款的可收縮系數在0.535~0.617之間。即在現有的勞動力、實物資本和營業支出的投入下，即使不影響銀行現有的利潤水平，年均不良貸款可減少的比例為53.5%~61.7%之間。盡管在時間維度上收縮系數ρ呈現出降低趨勢，表明各商業銀行在風險控制方面取得了一定進步，但仍然偏大的ρ值說明我國銀行不良貸款的現狀依舊不容樂觀。從各銀行的平均水平看，興業銀行的可減少比例最小，平均值為5.4%，也就是說，與其他銀行相比，興業銀行歷年的不良貸款情況都是最佳的，特別是2007、2009和2010年，ρ值都為0，興業銀行不僅位于生產前沿上，還處于圖1中類似AB線段上的位置。實際上，興業銀行平均的不良貸款率僅為0.74%，也是所有銀行中最低的。浦發銀行和招商銀行也顯示出較低的收縮系數，分別為0.230和0.394。與之相反，農業銀行、廣發銀行和華夏銀行收縮系數都在0.8以上，排名最為靠后，不良貸款可減少的潛力還比較大。其他8家銀行不良貸款的ρ值在0.4~0.8之間波動。由此可以看出，各銀行不良貸款的差異性還是比較大的，降低的潛力還有待挖掘。 從各銀行歷年的ρ值波動來看，大部分銀行不良貸款的收縮系數是相對穩定的，但也有幾家銀行發生了較大的改變。其中，浦發銀行、深圳發展銀行的不良貸款情況有了較大的改善，ρ值分別由2007年的0.634和0.886下降為2010年的0和0.485，是改善幅度最多的銀行；招商銀行和交通銀行的不良貸款情況則出現了一定的退化，2010年的ρ值明顯大于2007年時的情形。不同的股權結構被認為是影響不良貸款的重要因素，因此，圖2整理了4家國有制銀行和10家股份制銀行不良貸款可收縮系數的平均值?？梢园l現，不論是國有銀行，還是股份銀行，ρ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股份銀行的ρ值明顯小于國有銀行，也比全部銀行的平均值要低。相反，國有銀行的ρ值基本維持在高位，明顯大于全部銀行的均值。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現狀依然嚴峻，信貸風險還是較大的。進一步根據不良貸款的可收縮系數，圖3給出了不良貸款降低潛力的絕對值?？梢园l現，在總體上，一個顯著的特征是2007年可減少的不良貸款額度明顯高于其他年份，在1萬億以上，甚至大于其他3年的總額。原因在于作為主要信貸機構的農業銀行在當年的不良貸款率達到了23.5%，不良貸款額非常高。此后不良貸款總額潛力的下降也得益于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率自2008年的快速下降（2010年為2.03%）。另一個特點是，雖然國有銀行的數量只有4家，明顯少于股份銀行，但由于其規模巨大，不良貸款的減少潛力主要在于國有銀行，額度最少的2010年也近1900億，占總額的比例約在80%~90%之間。股份銀行由于信貸規模較小，加之相對較小的可降低比例，不良貸款下降潛力的絕對額度基本穩定在500~600億，顯著小于國有銀行。此外，也可以發現，不良貸款可降低的潛力是逐年減少的。 四、結論和建議 1.主要結論 不良貸款的存在不僅增加了銀行經營活動的風險，也不利于我國銀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本文在生產理論的框架下，將不良貸款作為重要的非期望產出，利用非參數的DEA方法定量研究了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降低潛力。主要結論有：①總體上，在維持銀行現有利潤水平的基礎上，盡管不良貸款的可收縮系數及絕對額度都在逐年減小，但不良貸款53.5%~61.7%比例的降低仍是可能的；②各銀行不良貸款的降低潛力有一定差異性和波動性，興業銀行和浦發銀行的潛力較低，農業銀行和深圳發展銀行的潛力較高，在80%以上，交通銀行和招商銀行等4家銀行的降低潛力則波動較大；③不良貸款的降低潛力因銀行股權結構的不同而呈現明顯的差別，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可收縮系數維持在相對的高位，顯著大于股份銀行和總體均值，且因國有銀行巨大的信貸規模而使其下降潛力的絕對額度占總體潛力的80%~90%之間，始終在1900億以上，股份銀行下降潛力的絕對額度相對較小，不足700億，比重一直小于20%。 2.啟示與建議 以上結論都顯示我國各銀行不良貸款的降低潛力是存在的，也是較大的，但這些潛力并不意味著在短時間內就可以簡單的全部釋放出來。不良貸款的形成既有銀行內部因素，如對借貸人和擔保人的審查不嚴或不實而形成的盲目貸款；同時外部因素也是造成不良貸款的重要來源，比如政府主導的非市場化的國有企業貸款、法律手段追索貸款效率低下等。造成銀行不良貸款的因素是多樣的、也是復雜的，不良貸款的降低也涉及政府政策、行業制度、企業管理等多個層次和實施主體，需要通過分階段、有針對性的實施。 一方面，我國商業銀行需要在認識不良貸款潛在風險的基礎上，明確我國銀行不良貸款現狀的嚴重性及潛力降低的可挖掘性，形成統一的信用風險控制意識，通過建立科學的不良貸款管理體系、完善內部控制等方式強化銀行內部的風險治理。#p#分頁標題#e# 另一方面，政府和監管部門要在提供市場運行規則、完善監管措施的基礎上，關注不同股權結構的商業銀行在降低不良貸款潛力上的異同之處，既要在國有和股份制兩類銀行中同時展開不良貸款的防范和降低工作，也要重點突出，有的放矢的多渠道采取措施，集中精力加速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處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