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意識教育范例

［摘要］國家的綜合素質以及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哲學教育的普及性以及效果決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是哲學教育的主要力量，但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中，存在著功利化、政治化等問題，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的基本功能失去。因此必須要進行高校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的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的定位、目標會受到哲學本性的限制，因此本文就高校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創新的原則以及策略進行介紹與研究。

［關鍵詞］高校;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創新

馬克思主義對無數的工人運動進行指導，并且在運動實踐中不斷完善優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將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方法論傳授給人們，指導人們辯證地看待問題，對具體的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如今社會經濟發展，時代進步，一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已經被耗盡，其方法論與世界觀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不能將遇到的問題進行解決。其實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和先進性，并且在歷史發展中不斷吸收人類優秀的成果，不斷豐富與發展。高校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的重要陣地，也應積極發展與創新。

一、高校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創新遵循的原則

(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作為重要的思想武器在人們認識、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理論性比較強，但是馬克思主義并不是封閉的理論，它與時展相適應，并不斷創新完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具有一定的實踐性。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實踐發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我國高校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需要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善于捕捉社會特點，對社會熱點以及焦點問題進行研究，滿足時展需要。同時注重哲學教育的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內容以及研究的創新等。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中，不僅要在課堂上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還需要在實踐中踐行馬克思主義，以社會發展作為依據，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深化，提高高校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的實效性。

(二)邏輯與歷史相結合

一、民國時期大學中的哲學通識教育

那么，民國時期的這批精英大學為什么會有如此成功的哲學通識教育呢?

首先，這是因為自1917年蔡元培開始按照西方大學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改革之后，中國的精英大學陸續接受英美大學的通識教育理念，踐行通識教育，而以全人培養為目的的哲學通識教育正是其中的應有之義。眾所周知，通識教育源于19世紀上半葉。那時候，一些歐美學者痛感現代大學的學術分科太過專門、知識被嚴重割裂，于是借助亞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創造出通識教育理念，目的是促進人的各種高級能力和理性的發展，從愚昧和精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成為完全、完整的人。隨后，歐美一些知名大學先后接受、踐行通識教育，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作為中國新式教育的奠基人之一，蔡元培認為“蓋國民而無完全人格，欲國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慮焉”，因此，他倡導“五育并舉、和諧發展”的完全人格教育，尤其重視哲學教育(美育和世界觀教育)。1917年，在歐洲考察高等教育多年的蔡元培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按照西方大學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改革，強調“大學要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為教育宗旨，并據此開展了一系列通識教育改革與實踐，從而奠定了民國時期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的基礎。繼北京大學之后，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等大學都陸續推行通識教育。盡管這些精英大學施行通識教育的形式和方法各有不同，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即它們都努力培養全人，因而都重視哲學教育，以期通過哲學教育使學生養成獨立的人格意志、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性以及高尚的審美情趣。

其次，這是因為民國時期的教育家都深受儒家教育思想的影響，而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與現代西方通識教育的精神是一致的，即也是以成人、做人為旨歸的。雖然現代通識教育源于西方，但類似的精神與要求在我國的儒家思想中卻早已有之了?？鬃映珜У?ldquo;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教育融知識的傳授與技能的訓練于一體，此后的歷代先賢都主張統讀“經史子集”，文、史、哲相融不分，這其實是通識教育思想的一種體現。不僅如此，儒家通識教育同樣倡導成人、做人，并以教導人們如何為人處世為重點，這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格言中得到了極為精審的概括。民國時期那些彪炳高等教育史的教育家們雖然大多曾游學西方，接受了西方教育新思想洗禮，不過，儒家教育思想對他們的影響卻也是顯而易見和深刻持久的。例如，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青年時代在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的多所著名大學留學，在1932年著名的《中央大學之使命》就職演說中，他指出:“現在大學教育的缺陷就是太注重學生的專門知識，而太忽略其整個人生的修養。所以，大學往往只能造就專才而不能造就通才。往往只能造就一技之長的有用人才，而不能造就通事理，氣度雍容的領袖人才。”浙江大學校長竺可禎積極推行哈佛式的通識教育，但他向大學生推薦的人生典范卻是明代儒學大師王陽明，并認為“大學教育的目標，絕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生之類，而尤在于養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氣、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在1941年的《大學一解》一文中，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將《大學》中的教育思想、西方現代通識教育理念與中國現實相結合，提出了自己的通才教育主張，認為大學教育的目的在《大學》開章那句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中得到了最具中國特色的表達，而它的核心就是把學生培養成人格健全、有利社會的人。

最后，這和民國時期大學生原本就具有較高的哲學素養有很大關系。民國時期的大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都接受過較為系統完整的傳統文化教育，因而具有較高的(傳統)哲學素養。這使得他們不僅非常容易認同通識教育的理念，而且在哲學通識教育方面有更多、更自覺的需求，因而也就更加容易在哲學修養方面達到較高的水平。盡管從人才培養的角度講，民國時期大學中的哲學通識教育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對今天的哲學通識教育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不過，我們決不能對此做出過高的因而也是不切實際的評價:首先，這種哲學通識教育很大程度上復活了中國傳統哲學特別是儒家哲學的精神，具有非常明確的歷史局限性;其次，這種哲學通識教育僅僅存在于當時的少數精英大學，從來都沒有得到過較大規模的實踐和推廣;再次，這種哲學通識教育僅僅形成了比較自覺的理念，但在課程、教學等方面的發育卻相當遲緩，尚不具備成熟的教育形態;最后，這種哲學通識教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學生自身具有較高的哲學素養，而這種先決條件是后來的中國大學都無法復制再現的。

二、建國后哲學通識教育的再興

隨著新中國的建立，民國時期的通識教育理念和模式也走到了盡頭，為一種新的教育形式所代替?？傮w來看，新中國的哲學通識教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摘要：戴維•埃里奧特的《關注音樂實踐——新音樂教育哲學》通過在哲學及美學的視野下解析了音樂教育，為其提供了新的理念，摒棄了傳統的審美體驗。注重從實踐出發，在關注意識形態、社會文化及語境等基礎下理解音樂，從而達到融合，平衡的狀態。

關鍵詞：哲學；融合；音樂教育

一、新哲學下的音樂教育觀念

哲學是有關于一個領域的本質和價值的某套信仰，是一種方法，也是結果。它并非獨立的，它像一個地圖，有其關鍵性，也有局限性。哲學呈現了揭示——查找——解釋——發現的一個全過程。而在本書提到的新哲學有三個問題：第一是綜合性；第二是客觀性；第三為方法論。以往的音樂教育哲學只是關注了音樂的外部聆聽，做出單一的評價，忽略了其內部的本質與價值。在新哲學中，音樂有精微性和復雜性，音樂本質是人類有意向的行為。埃里奧特打破了傳統的音樂教育哲學，發展了一種多元化的音樂觀念，為音樂表演、音樂聆聽、音樂素養、創造性活動等多方面的自然屬性和意義提出了創造性的反思。因此本書第一部分為導論，探討了哲學與音樂教育的關系。第二部分為音樂與音樂教學，概述在音樂的本質和價值的新思維方式上構建出音樂教育哲學。第三部分是音樂的教學與學習，為音樂教學提出了一種全新的音樂課程發展觀，對過去的哲學思想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二、哲學下的音樂融合

所有的事物都有其關聯性。如上面所述，哲學不是獨立的，同樣在音樂中的任何活動也并非獨立個體能生存的，都有其必然的依賴性。首先，在音樂制作中所存在的意識、知識、思想這三者，便要將其融合。意識是人神經系統的組成部分，包括有認知、情感、意志力；知識又分為理論、實踐、生產知識；而思想的主張，如何斟酌，如何決定你的行為表現都是在生產想象力和塑造行為的過程中體現的；三者都是基于一個文化體驗的基礎下層層升華的，從思想上升到知識最終上升到意識，缺一不可，直到融合為一體才能碰撞出音樂制作。埃里奧特在書中將音樂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課程改革，主張音樂哲學的實踐，這也就是將哲學理論與實踐相融合。提出將音樂看作一種實踐的過程，一種帶有社會性及情境性的實踐活動。音樂作品是多維的，不是以獨立的審美個體而存在，也不是樂譜，而是呈現出社會文化的一種實踐。在書中提到最多的一個詞就是音樂素養。音樂素養是在音樂的語境中表現出來的。它包括了正規音樂知識、非正規音樂知識、及印象性音樂知識和指導性音樂知識。在音樂素養中有一個要點被稱之為是音樂素養的多維形式知識——創造力，創造力是指一個脫穎而出的實質性的成就，但不等于非凡的成就。在創造力中又融合了智力、認知、意識、原創性、想象力等要素。想象力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但并不等于創造力。原創性的成分決定了是否具有創造力。創造力不是一定有特殊智力才能擁有的。實現和促進音樂創造力依賴與音樂素養。音樂素養與聆聽素養相當于一枚硬幣的正反面。音樂聆聽的本身并不是創造性的。音樂聆聽是人類為意識帶來的有秩序的獨特方式，其中又融合了感知。埃里奧特提出一個問題：聆聽是毫無思想還是富有思想？毋庸置疑是富有思想。聆聽的信息是無窮無盡的，有意識的形成帶有思想性、知識性的聆聽終究脫離不開思與行的融合。音樂聆聽要求學生通過有意義的音樂制作而沉浸于音樂實踐中。這里又提到了意識，正所謂融合，也證實了這一點。那么該如何實踐便是音樂素養的程序性本質，也就是如何做的行為。展現音樂素養的水平有以下幾種方法：表演、即興表演、作曲、改編以及指揮。在音樂中，音樂表演是音樂時間的本質形式，我們只有參與到音樂表演的過程中才能感受到音樂的本質和內在，才懂得怎樣去實現音樂、表現音樂。音樂是在生活的累積過程中形成的，不能脫離現實，更不能脫離實踐。音樂是可學的，先天只是前提，但音樂的感受是教不會的。不能從興趣著手，要從理想著手，是要經過一個享受——沉寂——流暢的過程。音樂反映了文化和意識，同時也反作用于文化、意識。這三者是相互作用，不同的音樂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而如何和為何植根于文化的感情意義層面，影響了人類的意識。在了解了哲學、音樂與音樂教育后，會進入到音樂的教學與學習。提出將“課程作為實踐的觀念。”將課程與音樂制作融合在一起，音樂課程制作讓我們定位在學習情境中，這里融合了情境中的情境與情境中的音樂，要求聯系情境去教授音樂。所有的音樂課程都應該按照內省的音樂實踐來組織和實施、準備和策劃實踐，應及時存儲音樂思考和認識的證據。一個音樂實踐是一個社會集體，音樂實踐亦是音樂文化，兩者是雙向的，不動腦，不實際行動操作永遠無法促進思維的運轉。通過對《關注音樂實踐》這本書的閱讀，旨在使人們能夠獲得對音樂制作與聆聽最完整的理解與投入之中而建立起哲學基礎，從而融合整理貫穿音樂。再結合美國音樂教育家貝內特•雷默的著作《音樂教育的哲學——推進愿景》一書中提出的融合，音樂教育哲學不應單方面重視審美與實踐，更多的應該是一種融合多元的教育觀點，進行有針對性、多樣性、靈活性的音樂教育。

三、結語

摘要:高職學生生態哲學視角下的道德教育是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研究高職院校生態哲學道德教育，首先必須要了解馬克思生態哲學思維的價值指向，并探討對高職學生進行生態哲學道德文明教育的重要意義與必要性，禪述目前高職院校生態哲學課程當中存在的問題，指出加強高職學生生態哲學道德文明教育的途徑。

關鍵詞:高職學生;生態哲學;道德;文明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1］協調、創新、開放、綠色、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強調“要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創立一個完全新式的人類文明、可以永續發展的文明，努力形成自然與人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為維護全球生態安全、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和做出積極的新的貢獻”。高校學生具有健全生態人格，是未來承擔這一重要使命的生力軍和主力軍，他們生態人格的形成離不開強有力的生態文化教育，本文為加強高職學生生態哲學道德文明文化教育的實踐和理論問題進行系統地研究，為推動高職院校學生生態文化意識與素養的提高提供參考。

一、馬克思生態哲學思維的價值指向

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的特點是自然與人類對立起來。把自然被看作是有規律運動的被動客體，人類則通過運用理性把握自然運動的規律，形成科學知識和科學技術，科學與技術由此被看作人類控制自然的中介和工具，最終形成了中心主義價值觀。因此，我們只有理解馬克思生態哲學的特點、思維方式才能理解馬克思的生態哲學文明理論內容和特點。生態哲學的基礎為現代生態學整體性規律，特點是強調整體思維和開放思維、有機思維，其核心是維護人和自然的和諧發展、馬克思生態哲學思維方式、自然觀與歷史觀有機統一的生態自然觀。這使得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辯證思維有著完全一致性。馬克思的生態哲學論是中國的生態文明理論，既作為一種維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深入到人的內心世界的生態道德觀和文化觀，又倡導綠色、協調發展的發展觀落實到現實生活中，使得保護生態環境的和諧成為人們的衡量生態道德的自黨。［2］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哲學觀貫穿于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滲透于他們的社會觀、歷史觀、勞動觀、自然觀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內容的解讀，有助于豐富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的思想寶庫。有助于更好的理解現在生態文明，為高職學生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思想道德建設提供科學指引。

二、高職學生進行生態哲學教育的重要意義

對高職學生進行生態哲學教育具有很強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高職學生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和建設者。生態哲學道德教育幫助他們幫助他們廓清生態思想認識上的迷霧，增強生態文明意識，更好地參與生態文明建設，提高職學生的綜合素質，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的又快又好地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易江菊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學前教育研究所

一、兒童哲學的內涵

著名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1951年就提出了兒童有哲學這一觀點：“我們可以從孩子們提出的各類問題中，意外地發現人類在哲學方面所具有的內在察賦……”[1]但是兒童哲學作為概念是由美國哲學家李普曼在其1969年的著作《HarryStottlemeire’sDiscovery》中首次提出的。隨后，美國哲學家馬修斯把這個領域系統化，使之成為與科學哲學、藝術哲學等相并列的學科。由于兩位先驅對兒童哲學研究的志趣不同，“兒童哲學”這一概念也有著兩種不同的定義：第一種是馬修斯所主張的“兒童的哲學”（philosophyofchildren），他認為“運用哲學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2]，兒童的思考“有許多幾乎是天真而又素樸的，也可能是最有哲理性的問題。”[2]因此，“兒童的哲學”可以界定為兒童關于世界(即常說的宇宙人生)的觀念，既包括兒童的好奇、困惑、探究，也包括他們對世界的理解與闡釋[3]；第二種是李普曼所主張的“給兒童的哲學”（philosophyforchildren），他認為“由于哲學最素樸的特質并非專有名詞或術語，而是向生活不斷地發問，因此哲學所要求的探究精神對于僅有極為有限的生活經驗、對許多事物都感到新奇和困惑且不停地追問‘為什么’的兒童來說，恰恰是頗為適合的。”[4]“給兒童的哲學”又被稱為“兒童哲學計劃”，它通過引導兒童討論哲學問題來提高其思維水準與推理能力。二者定義的區別在于，前者從理論的角度闡述兒童哲學的存在與意義，并使這一概念系統化、學科化；后者從實踐的角度闡述如何開展兒童哲學的教育，教育兒童哲學地思考。

二、兒童哲學的產生及特點

（一）兒童哲學的產生

學者們普遍認為，兒童產生“自我”意識之時就有了哲學性的思考。雅斯貝爾斯認為：“兒童關注‘自我’而意識到‘存在’。他被他自己的那個‘我’所具有的神秘性弄迷糊了，而這種神秘性唯有通過‘自我’才能被領悟，于是，他面對這個‘終極實在’而茫然不知所措。”[5]在這樣矛盾的狀態中，兒童不斷反思自身的存在與生活，從而產生了自己的哲學。俄羅斯哲學家尤林娜認為：“要使自發的驚奇轉變為反思性的驚奇，他首先應當注意到自‘我’”[6]也就是說，自我意識的出現是兒童哲學產生的開端。同時，兒童的哲學又是不斷發生的。[7]曉東認為“兒童的哲學發生實際上是主體的發生、成長，是主體與客體關系的演進，是世界觀的發生發展。”[7]兒童的思想總是帶著“唯心主義”的痕跡，皮亞杰的“自我中心”也可以說明這點；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愈受到環境的約束，愈能體會到存在于自身之外的物質的強大力量，于是慢慢對很多問題有了“唯物主義”的思考。

（二）兒童哲學的特點

摘要：

《哲學與人生》是師范院校德育教學的一門必修課，《哲學與人生》課堂教學是培養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重要陣地。但是，《哲學與人生》教材的理論性較強，加上一些教師在教學中教學方法老化，教學模式單一。所以，許多學生對這門課程都不感興趣。文章結合師范院校《哲學與人生》課程教學現狀，就如何提高《哲學與人生》課堂教學的有效性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以期能對師范院校德育教學有所幫助。

關鍵詞：

《哲學與人生》；課堂教學；有效性

近年來，隨著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入，素質教育也成為師范教育的重要指導思想?！墩軐W與人生》是師范院校德育教學的主要組成部分，讓廣大學生領悟到哲學的魅力，使學生的自我發展與哲學聯系起來，從而使其明確人生的意義與方向，是《哲學與人生》教學的主要目的。但是，受各種因素影響，師范院校的《哲學與人生》教學效果并不盡如人意，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

1《哲學與人生》教材與教學的特點

哲學與人生是師范院校學生的必修課，課程教學選用的是教育部下發的教學大綱規定教材《哲學與人生》。哲學與人生》的主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觀點，同時融有社會主義思想理論。教材在編寫上嚴格遵守了哲學知識的嚴密性、邏輯性等特點，充分考慮了學生的身心特點和思維能力，以學生學習興趣和學習要求為重要依據，緊貼生活、貼合實際來安排教學內容。哲學是一門枯燥乏味的學科，《哲學與人生》屬于德育教學范疇，但是它與傳統的德育教學又有著本質區別。哲學與人生課程教學目標是幫助學生初步形成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引導學生做好人，走好路，促使學生選擇正確的人生道路和世界觀。換而言之，《哲學與人生》教學的主要目的不是向學生傳授知識，而是要引導學生正確思考，并使其在哲學實踐中養成正確的思想意識和行為模式。這就要求師范院?！墩軐W與人生》任課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要跳出學科知識體系限制，將哲學的發展置于人生發展的高度，創造性地使用教材來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和意識。

【摘要】在我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對大學生哲學素質的重視力度確實不夠，哲學素質是人素質培養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它與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目標是有緊密聯系的。將哲學素質培養作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學中的主要突破點，將會極大程度的改變思想政治課程時效性不足等問題，并在激發大學生學習興趣與積極性的同時，也為大學生灌輸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國家發展培養了創新型人才，有效實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功能。此次針對哲學素質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重要性進行了系統分析。希望能夠提升人們對哲學素質的關注程度。

【關鍵詞】哲學素質；高校思政教育；創新思維；哲學思維；重要性；分析

前言

作為高校思政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哲學素質的培養對提高大學生素質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大學生的全面發展需要哲學素質的支撐，但從目前來看，高校思政教育中哲學素質的培養依然存在很多問題。為了促使大學生能夠更好的發展，應當對哲學素質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重要性進行詳細的研究。通過概述哲學素質的內涵，分析哲學與功利，并具體闡述哲學素質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結合，以供人們參考。

1.哲學素質的作用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歷史上世界文明的發源地到現代社會的先進國家，所有民族都具備較高的哲學素養，這也是國家發展的主要精神動力。而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哲學思想源遠流長，中國古代的社會發展水平長期領先于世界，這與中國古代社會豐富的哲學思想是有直接關系的。現如今，我國國內轉型速度加快，國際形勢變幻莫測，科技的更新和發展也使人類面臨著極大的機遇和挑戰。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綜合素質人才。當今社會是以知識、科技為主導的時代，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復雜的文化沖突，時代的發展需要我們準確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規律，必須根據發展大趨勢來選擇正確的發展道路。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個人一定要具備較高的哲學素質，可以說，民族如果沒有較高的哲學素質的話，那么想要得到發展，其難度是非常大的。從目前來看，哲學素質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形成正確三觀。大學生在學習階段是形成三觀的重要時期。只有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以及世界觀，才能夠促使他們更好的成長。而哲學素質教育，有利于使大學生形成正確三觀，所以，哲學素質教育被眾多教育工作者廣泛的引入到高校思政教育中去，與傳統的灌輸式思政教育模式相比較而言，這種模式下的教學更有實際意義；第二，完善個人素質。在傳統的個人素質教育中，僅依靠思政理論課程來教授學生是非善惡，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若教師依然采用傳統的灌輸式教學模式進行教學，即一味的給大學生傳授各種思政知識，而大學生也只能被動的接受學習，那么是很難讓大學生充分掌握哲學思想的價值觀念的。只有不斷提升哲學素質教育在高校思政教育課堂中的地位，才能夠有效提高大學生的個人素質；第三，培養創新型人才。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社會對大學生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對大學生而言，即是機遇也是挑戰。只有大學生不斷提高個人的綜合素質，才能更好的滿足當今社會的發展需求。而通過開展哲學素質教育，能夠有效提高大學生的創新意識。大學生可以根據正確的三觀選擇出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有利于為社會提供更多具有高素質的創新型人才。進一步促進社會各個領域的多元化發展。

2.哲學素質的內涵及功利性

【摘要】

迄今為止，人們對通識教育的理解仍然深受近代知識論哲學的影響，其典型表現就是將通識教育簡化為知識教育，使通識教育本身面臨多方面的危機。文化哲學則主張將通識教育從知識層面提升到文化層面。在文化哲學的視野中，通識教育具有鮮明的文化品性，通識教育的目的在于文化陶冶而非簡單的知識學習；通識課程的設計重在恢復和重建課程知識的文化脈絡；通識教育的教學實踐則應該著力體現詮釋、對話和理解，使知識蘊含的意義世界不斷向學習者敞亮。

【關鍵詞】

通識教育；文化哲學；文化陶冶

一、文化缺失與大學通識教育的危機

破解專業教育、知識教育的褊狹，促進學生心靈與人性的覺醒，這一直是通識教育的根本旨趣。但是，在實踐中，通識教育似乎并未超越知識教育的邏輯，也未能實現“人性教育”的美好理想，其突出表現是通識教育被錯誤理解為“簡化版”的專業知識教育，背離了通識的精神與要義。通識教育實踐困境的背后有著深刻的哲學根源，即近代知識論哲學對人類思維的深刻影響。知識論哲學強調主知主義，知識的獲得成為哲學思考的焦點，知識教育也成為教育實踐的中心。知識論哲學把通識教育簡化為知識教育，忽視和遮蔽了通識教育原本具有的文化向度。而通識教育文化向度的缺失，又使通識教育面臨著三個方面的重大危機。第一，通識教育課程性質的迷失。陳向明教授認為，通識教育作為一種教育理想，應該成為專業教育的“靈魂”和“統帥”［1］。但是，知識論哲學卻狹窄地從知識的立場來理解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系，由于既有的專業教育強調知識的深度，通識教育似乎就只能強調知識的廣度，這就導致通識教育課程設置的膚淺化，甚至娛樂化、媚俗化，通識教育不僅不能成為專業教育的靈魂，反而有被邊緣化的危險。臺灣大學黃俊杰教授就指出，有些通識課程投學生之所好，“例如教師只教通俗武俠小說，卻置李白、杜甫、《紅樓夢》于不顧。于是，學生喜好《哈利波特》，卻不讀莎士比亞。”［2］通識課程娛樂化的背后，正反映出教育界對通識教育課程性質認識的模糊。第二，通識教育課程目標的錯位。在知識論哲學的視野中，通識教育的目標往往被錯誤的理解為培養“通才”型的“知識人”。然而，在知識不斷分化的大背景下，試圖通過有限的課程學時來培養“通才”，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更嚴重的是，“知識人”的目標定位使通識教育深陷在學科主義、專業主義的邏輯之中，遠離了其培養“完人”的終極旨趣。對此，著名的《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就曾指出，通識課程不是為訓練未來的專家設計的，現有的通識課程沒有脫離專業教育的軌道，往往在無形中強化專業意識，結果不僅使理科的學生學習文學感到無趣和沮喪，也使文科的學生學習科學而感到畏懼［3］。第三，通識教育課程價值的異化。通識教育的核心價值在于文化陶冶與文化傳承。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就指出，通識教育的“主導思想”應該是文化，通識課程的設計應該揭示：“文化的絲線是以什么方式被編織到教育的織物里面的”［4］。但是，知識論哲學倡導實體性思維，關注的是那些可以言說、可以傳遞的顯性知識，忽視知識背后所蘊含的人文脈絡與精神力量。在近代知識論哲學的影響之下，通識教育容易蛻變為簡單的知識教育，忽視學生健全人格與精神境界的培育，喪失了大學教育應有的文化之根。

二、知識觀的轉變與通識教育的文化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