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建設論文范例

本文作者：高業庭 單位：安徽大學管理學院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CSSCI既是重要的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信息的查詢工具,又是主要的評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和學術期刊的工具[4]。2012-2013年,CSSCI數據庫擬收錄的學術期刊共25大類,計535種。本文以CSSCI數據庫為基礎,檢索國內電子政務研究的學術文章,以此為樣本,系統地分析國內電子政務的發文情況,為深入探討國內電子政務的研究動態提供支持。在CSSCI數據庫的檢索過程中,將年限定位于1998-2011年(不包括CSSCI擴展版),關鍵詞定位于“電子政務”,共檢索出952篇文獻。在整理數據的基礎上,利用布拉德福定律分析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核心期刊,用洛卡特定律研究論文的作者分布,用普賴斯定律搜索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

結果分析

一定時間內發表學術文章的數量可以有效衡量該學科當時的研究狀況。統計分析結果顯示,1998-2011年,我國電子政務領域的學者共發表952篇論文。其中,1998-2000年間有關電子政務的文章未被CSSCI收錄。CSSCI數據庫顯示:國內最早關于電子政務的研究是2001年,2001-2011年間,年發文量從2001年的2篇迅速發展到2008年的128篇,2008-2011年間,電子政務研究的年發文數則處于逐年下降狀態,2011年僅有37篇學術文章。圖1給出了我國1998-2011年電子政務領域發文數量情況。如圖1所示,我國電子政務研究從2001年開始起步;2001-2003年發展迅速;到了2004-2008年,年發文量的百分比都保持在11%以上的水平,說明電子政務研究進入成熟時期;2009年以后,研究熱度開始減退,呈現衰退趨勢。其中,發文數量變化最顯著的時期為2001-2002年,期間論文數量增加了24倍,這可能與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2002年提出的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的指導意見密切有關[5]。

論文被引次數的多少可以反映出其學術水平和論文質量的高低,論文的被引次數越高,通常認為論文的學術質量越高[6]。在本次檢索出的論文中,有12篇論文的被引頻次達到20次以上。圖2按照被引次數的高低列出了論文的被引情況。如圖2所示,《電子政務建設與政府治理變革》一文的被引次數最高,達到了49次,說明這篇文章在國內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學術價值是比較高的。對圖2列出的12篇高頻被引論文進行研究,可以了解到國內電子政務研究的最新動態和研究趨勢。

研究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期刊分布情況,有利于分析出該研究領域的核心期刊以及重要的文獻來源[7]。在被CSSCI(2012-2013)收錄的25大類學術期刊中,本次檢索到的952篇中包括在CSSCI數據庫2012-2013擬收錄的學術期刊的文獻760篇,分布在15大類期刊中。通過數據統計發現,1998-2011年間,有關電子政務領域研究的高水平論文中,發文量在100篇以上的只有《情報雜志》,占發文總量的12.18%。表1按各類期刊的載文量列出了發文數量較多的前20位期刊。運用布拉德福定律[8]對表2所列期刊已發電子政務領域的論文進行統計分析,可以看出:前5種期刊的發文之和占總發文量的36%,說明這5種期刊可視為電子政務研究領域的核心期刊。表1所列20種期刊中,有13種屬于圖書館、情報與文獻類,另外,有5種屬于管理學領域,2種屬于政治學領域,說明國內關于電子政務研究的高水平文章主要集中在這三類期刊上。

本文作者：黃盛 單位：武漢商業服務學院

從信息技術的角度對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進行研究2007年，寧連舉在其論文《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系統的博弈分析》中依托博弈論重點剖析了“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系統”中政府機構內部（IntraG－G）、有上下級關系的政府機構之間（ExtraG－G）、平級政府機構之間（ExtraG－G）的信息資源共享問題，探討在“無形手”的控制下IntraG－G、ExtraG－G（有上下級關系或平級）之間信息資源的流動的有效性，以及影響信息資源共享的關鍵環節，最后根據博弈分析結果，提出了促進IntraG－G、ExtraG－G（平級或有上下級關系）之間信息資源共享問題的“一個基礎、兩大保障、三項舉措”3個層次系統性改進方案［3］。2007年，羅衛在其論文《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平臺的分析與設計》中結合我國目前有關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的初期實踐，按平臺項目建設的戰略架構、可行性分析、需求分析和系統設計的流程構建共享平臺的體系結構［4］。2010年，陳昊煒在其論文《省級電子政務專網建設關鍵技術應用研究》中構建省級電子政務專網網絡結構平臺和應用支撐平臺建設模型，重點研究省級政務專網兩大平臺建設和安全技術［5］。

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管理方面研究主題分析

從政府信息資源共享的問題、保障、解決方案角度來分析2005年，鐘瑛在其論文《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機制運行瓶頸及其化解》中認為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機制包含了信息、信息流動、相關的權力和利益等3個要素。分析三要素之間的價值平衡關系，對共享機制運行瓶頸進行深層的解讀［6］。2006年，周偉在其論文《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的保障研究》中通過協調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在政府各職能部門、企業、公眾之間的分布分析，提出使信息資源布局應更加合理，才能提高用戶信息滿足度，使電子政務信息資源發揮效用最大［7］。2010年，趙凱微《我國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分析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建設過程表現出的“重建設輕應用”的現象，提出引入市場機制，建立統一的共享標準，建立績效評估機制的觀點［8］。

從政府信息資源共享模式和機制的角度進行研究2008年，董海欣在其論文《電子政務環境下政府信息資源共享模式與運行機制研究》中深入分析研究了政府信息資源生態環境、共享模式和運行機制，提出區級政府信息資源共享的障礙和解決方案［9］。2008年，趙勁松在其論文《我國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研究》中從經濟學和機制研究的角度來探討信息資源共享的規律，分析我國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機制的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對于信息資源的極大浪費，給出多項建議［10］。2009年，張珊在其論文《武漢城市圈電子政務發展模式研究》中對武漢城市圈電子政務的現狀進行分析，研究其政務模式、業務模式，對網站功能設計進行研究，提出移動電子政務的建設為補充的觀點［11］。

從信息資源共享經濟學的角度來進行分析2008年，熊先蘭在其論文《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中的市場機制運用與優化》中對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中的市場機制運用與優化進行探討，分析其作為一種準公共物品所具有的主要特性，以及其產生的經濟效率［12］。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高級顧問周宏仁博士每年都會在《網絡與信息》雜志上發表《電子政務全球透視與我國電子政務的發展》報告。分析電子政務的形成與發展，從空間的廣度和時間的跨度這兩個視角來進行研究。用普遍聯系和全面性方法論，將電子政務發展與整個社會系統相關聯，預測電子政務演化規律及未來發展趨勢。

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理論研究的區域性發展趨勢

摘要：針對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服務創新的需求，分析目前數字檔案服務與公眾需求存在的差距及形成此矛盾的原因，并據此探討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服務創新的策略。

關鍵詞：新媒體；數字檔案服務；創新；原因；策略

0引言

隨著移動互聯網、智能終端等新興技術的發展和普及，網絡環境日漸成熟，公共服務不斷深化，新媒體已躍升為當今社會信息傳播的主流形態，日益成為大數據時代公眾獲取信息、解決問題的不二選擇。所謂新媒體，“一般是指最近20年內圍繞互聯網、手機應用發展起來的新興媒體形態”[1]，即“利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移動通信技術，通過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網等網絡渠道鏈接電腦、手機、數字電視等終端，實現用戶信息交流傳播的媒體形態”[2]。由此可見，新媒體是一個相對的、動態的概念，其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梢哉f，它是一種“數字信息支撐下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3]。因此，學界和業界普遍認為，新媒體必須具備數字化、網絡化這兩大基礎要素，并充分體現公眾參與、互動共享等基本特點?？v觀新媒體的這些特點不難發現，新媒體是數字時代的產物，必然帶來數字資源的激增，而且新媒體時代數字資源與公眾間的聯系將變得前所未有地緊密。因此，2016年國家檔案局局長李明華在第十八屆國際檔案大會的主旨報告中再次對“數字檔案資源”這一概念進行了描述，他指出：“所謂數字檔案資源是指辦公自動化條件下形成的電子文件歸檔后形成的數字檔案資源和檔案館（室）藏傳統載體檔案數字化后形成的數字檔案資源。”[4]在實際工作中，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的檔案數字資源建設不斷推進，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各檔案部門都在信息化過程中積累大量的數字檔案資源；與此同時，隨著計算機信息技術的發展，網絡技術的普及，特別是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檔案部門擁有海量的信息資源，這些信息真實、可靠，是社會公共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新媒體環境下，公眾必然對數字檔案服務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1綜述

為系統梳理新媒體時代檔案研究的總體情況，筆者在中國知網中以“新媒體+檔案”為關鍵詞展開搜索，共得到相關文章1144篇。其中，最早將新媒體與檔案工作相結合進行相關研究的論文是2010年鐘立揚發表于《浙江檔案》上的《新媒體技術背景下高校檔案工作的創新路徑》一文。此后，相關研究逐年增多，特別是2016年以后迅速增加，2018年、2019年達到研究峰值，每年有近200篇的文章發表量，其后略有減少，但文章的發表量均在每年150篇以上。可見，將新媒體與檔案相結合的相關研究，已成為近年檔案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為更好地了解“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服務創新”這一論題的研究成果，筆者以“新媒體+數字檔案服務”進行檢索，發現結果極少，并不能反映這一論題的研究現狀。于是分別以“新媒體+檔案信息”、“新媒體+數字檔案”進行檢索，再從“服務”、“利用”、“開發”等方面進行篩選，發現現階段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媒體環境下的檔案資源建設、開發、利用服務等研究方面。這些豐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資源建設與開發研究，如2018年河北大學許云龍的碩士論文《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資源開發研究》，論文主要從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資源的開發原則、模式、形態，關鍵要素、開發策略等方面展開研究。以及2017年陳曉暉、趙屹發表于《中國檔案》的《新媒體環境下檔案信息自助服務的內容與實現》，2022年羅寶勇、崔旋發表于《北京檔案》的《基于5W傳播模式的檔案微信公眾平臺信息服務研究》等。以及資源策略研究，如2017年周耀林等發表于《檔案與建設》的《檔案機構微信平臺資源建設策略探析———基于典型平臺的推文內容分析》，文章主要從特色資源建設、資源呈現形式和資源價值挖掘三方面提出檔案機構新媒體應用的建設策略。及其同年發表于《中國檔案》的《面向公眾需求的數字檔案資源建設與服務研究》，2021年上海師范大學顧鈴的碩士論文《微服務環境下的檔案文化傳播研究》等。還有檔案建設研究，如2016年趙躍發表于《檔案學通訊》的《挑戰與應對：我國政務新媒體文件歸檔若干問題思考》，文章從文件屬性與價值屬性、文件管理政策法規、政務文件管理自覺三方面歸納了政務新媒體信息的歸檔動因，認為政府機構和記憶機構是歸檔的兩大主體，并從管理和技術兩方面探討新媒體類型的選擇、歸檔文件及其背景信息的選擇等問題。以及2017年段立琳發表于《中國檔案》的《新媒體環境下的檔案公布流程設計》等。實證研究，如2016年劉英捷、王芹發表于《檔案學研究》的《檔案政務新媒體應用研究》，2017年葉楚健發表于《檔案學研究》的《檔案館微信公眾平臺內容生產研究———以浙江省檔案館為例》等；此外，還有與社會記憶、數字記憶相關的研究內容。如2018年丁華東、張燕發表于《檔案學通訊》的《論新媒體傳播與檔案記憶的意義再生產》，文章將意義再生產作為檔案記憶傳承的核心，從新媒體傳播角度論述檔案記憶的意義再生產的途徑，即從主體維度、客體維度、關系維度、中介維度四方面構建起檔案記憶再生產的新媒體傳播方略。以及2021年上海大學張燕的博士論文《新媒體時代檔案記憶再生產轉型研究》等。綜上所述，在“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服務創新”這一論題現階段的研究過程中，“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資源的建設與開發研究”是與其聯系最為緊密的論題。雖然這一論題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但絕大多數都是相對獨立的研究文章，目前尚未有相關博士論文出現，碩士論文也比較少，由此可見，這一論題仍需得到大家的持續關注，需開展更為系統、深入、多方位的研究。在完成對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服務相關研究的梳理后，應結合我國數字檔案資源建設的現狀繼續深入探討。這樣就不難發現，現階段各檔案機構雖都在信息化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數字檔案資源。但具體到數字檔案服務領域，服務方式被動單一、與公眾需求契合度差等問題始終制約著檔案價值的充分發揮，這種不足在新媒體環境下將會更為突顯。本文擬從新媒體環境下公眾對檔案數字服務的需求出發，分析目前數字檔案服務與公眾需求存在的差距及形成矛盾的原因，并據此探討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服務創新的策略。

2新媒體環境下數字檔案服務創新的驅動因素

［提要］ 近年來，廣東省政務公開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但是，對于境外人士或企業的政務服務未有完善的服務體制機制，這無疑成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阻礙之一；同時，廣東省作為與境外同胞及國外友人交流密切的一線城市和地區，提高政務服務水平有助于吸納更多人才。本文從 Web of Science 數據庫中檢索到 908 篇論文，對被引文獻進行綜述。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和可視化軟件，對作者的關鍵詞、主要研究機構、國家和出版物來源進行文獻耦合并詳細分析，揭示政務公開工作相關現狀，從而提供更完整的圖景。這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廣東省政府作為與海外同胞和外國友人交往密切的一線城市和地區的服務水平和能力的提升。

關鍵詞：電子政務；社會科學；文獻耦合；科學技術

一、引言

廣東省作為全國人口基數最大，外來人口流入量最突出的省份，在政府服務的創新和提升上扮演領頭羊角色，通過創新和提升面對境外人士的政府服務對于推進廣東省“一核一帶一區”具有重要意義。2015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015 年 10 月29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推動政府職能從研發管理向創新服務轉變?！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2016-2020 年）規劃綱要》提及支持內地與港澳開展創新及科技合作，支持港澳中小微企業和青年人在內地發展創業，支持共建大珠三角優質生活圈。堅持普惠性、?；?、均等化、可持續方向，從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增強政府職責，提高公共服務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對于內外地政務服務發展的高度重視和必要性，堅定了廣東省“一核一帶一區”的戰略核心。

二、研究價值與現實意義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有利于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內涵，進一步密切內地與港澳交流合作，為港澳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港澳同胞到內地發展提供更多機會，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基于此，政務服務的創新是有必要的，政務服務的創新和提升面對境外人士的政府服務對于推進廣東省“一核一帶一區”具有重要意義。廣東省作為與境外同胞及國外友人交流密切的一線城市和地區，提高政務服務水平和能力，有助于吸納更多人才，有利于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科技的交流，從而建設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新平臺，讓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更具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三、國內外研究現狀

【摘要】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移動化辦公的解決方案也越來越普及。電子政務移動辦公將會使得工作更加輕松有效，整體運作更加協調，但是系統也面臨著很多的安全風險，主要的風險出現在移動終端、通信網絡、移動接入區、服務端的各個環節。論文根據電子政務移動辦公系統安全技術規范已經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安全服務體系，有效提高了電子政務移動辦公信息安全。

【關鍵詞】移動電子政務；安全風險；信息安全；移動安全體系

1引言

“3A辦公”另外也叫作移動辦公，即辦公人員可以在不同的時間（Anytime）、不同的地方（Anywhere）處理所有的事情（Anything）[1]。為了解脫辦公人員，讓辦公人員可以隨時隨地地進行工作，這成為了一種新型的辦公方式。這個辦公方式使大家可以擺脫時間上的限制，并且辦公的地點也更加的自由化，整體的運作方式也更加的協調。IT行業和通信行業的高速發展同樣為移動辦公提供了助力，并且更加有機地將兩者聯系起來。移動辦公將溝通便利的通信行業和內容豐富的IT行業有機地聯系起來。無紙化的辦公和遠程互聯網操作漸漸取代了紙質辦公和辦公室固定操作的辦公方式。新一帶的辦公方式———移動辦公成為辦公的主流。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逐步開始采用移動化辦公的解決方案，人們開始注意到了一個關鍵的問題：信息安全。對于個人來說信息安全意味著隱私的安全、意味著個人銀行密碼、個人信息的安全。而對企業來說，更多的就是如何保障企業的最高機密不被人窺探，如何保障企業的辦公信息不被他人獲取[2-3]。在公檢法司等保密要求高的政府行業中，信息安全已經被放在了信息化建設最基礎、最重要的地位。沒有安全何談信息。所以，對于一個企業來說，應該把自己的信息安全建設放在整個企業信息化建設的第一位，信息安全才是最最重要的根基。

2建設移動辦公系統設計

移動辦公平臺主要分為四個方面：移動終端的接入、信息的傳輸、信息的接收、設備終端。其中接入平臺的安全問題也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進行分析，接入過程中的安全問題、信息傳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信息接收可能發生的問題以及終端設備中可能的問題。基于前兩部分可以采用傳輸加密；對于后者信息落地之后采用訪問權限的限制來控制信息的安全；對于終端設備安全管理問題可以通過該平臺涵蓋的終端管控模塊也就是MDM管控平臺來實現。綜合移動平臺的各個模塊，一般從身份、信息、網絡等方面進行安全控制方面的設計[4]。

2.1電子政務移動辦公安全風險

一、我國電子政務信息安全面臨的問題及風險

（一）觀念意識淡薄

網絡是新生事物，很多人在利用網絡學習、工作和娛樂的時候，常常忽略網絡信息是否安全，他們不僅沒有認識到信息安全不足的事實，還普遍存在安全意識淡薄的問題。與此同時，網絡經營者在安全領域的投入遠遠不足，他們注重的都是網絡的效應。在面對電子政務信息安全風險時，意識不到存在的風險才是真正最難解決的問題。值得慶幸的是，政府在發展過程中還是清楚的意識到安全問題的存在，只是使用者對自我信息安全保護還缺乏敏感的意識。

（二）管理體系不完善

田敏達在《電子政務信息安全策略研究》的論文中認為，電子政務信息安全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安全檢查保護措施，無法從技術、人員以及管理制度上建立電子政務信息安全防范體制，即使是再好的設備和技術也無法保證信息的安全。譚曉在《電子政務信息安全系統的設計與實現技術》中提出，管理體系也是電子政務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管理作為網絡安全的核心，要實現信息安全的有效管理，不僅需要技術手段的維護，還需要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如日常系統操作及維護制度、審計制度、文檔管理制度、應急響應制度等，這樣才能發揮有效的作用。

（三）技術存在缺陷

田敏達在《電子政務信息安全策略研究》中也提出了存在的一些問題，包括我國網絡安全技術落后、技術優勢與相關行業脫節研究、計算機系統本身的脆弱性、我國對發達國家信息設備和信息技術存在著很強的依賴性。技術問題是支持電子政務信息系統穩定高效運行的關鍵手段，技術的問題是可以控制的，但是開發技術，實現高超的技術水平卻是困難的。

一、黨建信息化的背景

我國黨建信息化工作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21世紀初到2007年，這一階段中各級黨委部門都建立起了自己的網站，廣泛的開展了黨員電化教育、農村黨員現代遠程教育以及網上學習等，然而這一時期的戰略并不是明確。第二階段是2007年之后至今，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了黨建工作信息化的發展，提出要以創新的方法來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在制度的設立和落實上都下了較大的功夫。

二、提高黨建工作信息化水平研究

1、從思想觀念上扭轉黨員思想使得其能接受黨建信息化理念

科學發展觀注重的是長期協調的發展，而長期的發展的依托就是個人的不斷進步，而進步來源于不斷的學習。從思想觀念上扭轉黨員思想，使得其能接受黨建信息化理念，對于黨員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作為黨員，需要從自身出發，在思想上要與時俱進，對于電腦、手機等現代信息化傳播工具要進行熟悉。有一些老黨員可能還習慣于進行報紙的閱讀和書籍的閱讀，對于電子屏來說有著天生的畏懼感，應該放開思想、與時俱進，多嘗試，多感受。而作為單位來說，則要為黨員提供接受黨建信息化的條件，通過培訓的手段幫助其接觸信息化的傳播媒介。例如，組織黨員進行政務系統的大練兵，熟悉郵件的收發、轉發等基本操作手段。也可以年輕黨員帶老黨員的方式進行學習，將智能手機的使用、更新辦法等手把手的教授給老黨員，實行大家的共同進步。甚至對于退休老黨員，黨建工作信息化工作也不能放送，因為這一方式已經成為了退休黨員過組織生活的重要渠道。對于退休黨員來說，可以學習通過pad、手機能接受黨建信息，在家中繼續過組織生活。

2、從當代黨員自身的訴求出發來調整黨建信息化的具體方式

黨建工作中，最為活動的因素是人，而黨建信息化最活躍因素還是人，因此，調整黨建信息化的出發點還是黨員自身的訴求。誠然，目前我國黨政單位內部的工作人員的工作都十分繁忙，導致工作人員之間的交流就比較少，而面對冷冰冰的屏幕進行工作也可能使得黨建工作發生“異化”，使得黨建工作變得缺少“人情味”。在黨建信息化的過程中，要注重溝通平臺的建設，這也是黨建工作開展的基礎。要在單位內部推廣使用飛秋等即時通訊軟件，這樣單位內部的領導與下屬之間、下屬之間有什么問題可以暢通、私密的交流，而一些心里話、知心話也能夠說開來，這樣，工作中的誤會，生活上的問題以及壓力，都能夠通過即時的渠道進行解決，不會導致誤會的擴大化。除此之外，在政務系統中，一定要設立互動交流的平臺，讓工作人員們在工作之余，也能夠就大家共同感興趣的黨建話題等進行討論，從而使得觀點越辯越明。總而言之，黨建信息化的出發點是從人的角度來展開的，需要為每個人的需求來服務，使得工作人員能夠在信息化平臺上獲得信息、資料，同時獲得交流，才能夠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增強集體凝聚力，推動單位整體黨建工作的開展。

創新行政管理專業教學模式

在案例教學法的推廣和實踐中，美國始終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在美國高校案例教學和模擬案例教學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哈佛大學的肯尼迪政治學院有1400多個案例，每一個案例都是教師精心選擇、精心制作的，這已成為肯尼迪政治學院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由此可見，在案例教學中，教師首先要精心選擇典型的案例，最好能自己根據實際需要制作案例。案例的選擇應緊扣教學內容，通過設計圍繞具體案例的特定情景，采用啟發、誘導的方式導入具體的問題，促使學生在自主學習中學會思考和分析具體問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學會和他人的溝通和合作，進而培養具有創造性思維和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專題討論法。除了典型的案例教學法外，教師在教學中還可以運用專題討論法。教師可以在理論講授過程中，列出一些與理論相關的現實問題讓學生去思考。學生們可以自行組成不同的小組，以小組為單位利用課外時間廣泛查閱資料，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然后各個小組形成討論稿。在教師專門安排的課堂討論中，由各小組中心發言人代表小組闡述觀點，并接受教師和其他同學的提問。這樣的課程討論一般每門課可進行2~3次。在培養公共管理創新人才中，作為教師，最重要的是幫助學生確立一種新的探索式學習方式，從傳統的“知道什么”到“怎么知道”轉變。我們了解到在1999至2000學年，斯坦福大學總共開設了5735門本科課程，其中21%為只有1名學生開設的課程，52%為只有8名及不到8名學生開設的課程，75%為只有15名及不到15名學生開設的課程。這種以小班教學為特色的課程創新項目，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學生對所喜歡學科的學習興趣，真正做到按照學生的學習興趣設置教學課程。而在我國的許多高校，小班課程常常因為教育投入和成本的原因被取消。這一點是非常值得我們教育部門反思。

“換位”教學法。“換位”教學法是指在課堂教學中教學主體和教學客體之間、客體與客體之間的換位思考。具體表現為：教學中的主客體即師生間的換位；教學客體之間即學生與行政管理者之間的換位。作為教師應積極鼓勵學生發揮自己的潛在能力，通過積極參與課堂教學，學著去扮演老師的角色，從實踐中去體驗接受知識的樂趣。為了更好地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教師應積極創造機會采用角色扮演法、情景模擬法等實驗教學方法鼓勵學生去扮演行政管理者的角色，從而更好地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

積極打造行政管理專業實踐教學平臺

行政管理是一門實踐性較強的專業，它產生于行政管理的實踐，又服務于行政管理的實踐。因此，目前國內外各高校都在進行積極的探索和實踐。為了更好地實現行政管理專業提升學生實際能力的目標，國內許多高校從培養計劃的制定、課程體系的規劃、課程設置、教學設施的籌備、實驗室的建設等各環節入手，為開展實踐教學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目前，許多高校行政管理專業要求學生畢業時實踐環節的學分須達到總學分的30%。學生的實踐教學集中在社會調查、電子政務實務、人才招聘模擬訓練、大學生心理和性格測評、公共管理案例分析模擬、辦公自動化管理信息系統、專業實習等方面。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借助實驗平臺來進行電子政務等模擬實驗。由于電子政務實驗教學具有實際操作、互動體驗、學以致用等特點，對提高學生借助電子政務平臺處理政府事務能力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因此，可以通過購買電子政務教學實踐平臺的相關軟件來實施操作。通過模擬體驗，讓學生能切實感受到政府電子政務的具體運作流程，同時也能體驗現代信息技術給政府管理流程帶來的便利和高效。

倡導雙循環教學模式。由于行政管理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非常注重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實際的操作技能，因此在實踐教學中可以采取“走出去”和“請進來”相結合的雙循環教學方式。“走出去”是指專業教師可以到政府部門、企業、公共部門開展專題調研，形成與教材相匹配的生動教案，更好地豐富課堂教學。對學生而言，可以通過見習、教育實習等方式參與行政管理崗位的工作，然后在實踐中帶著具體問題來學習和思考行政管理的基本理論，這樣會使理論和實踐得到有效的結合。在這一點上，廈門大學行政管理專業的做法值得借鑒。為了鼓勵教師結合所講授課程，開展有針對性的社會實踐活動，如《比較政府》課程的主講教師帶學生到廈門市監察局開展調研，實地了解現實政府運作流程，取得了非常好的實踐效果。同時，有一些高校采取“請進來”的方式，定期邀請一些政府官員或者企業中的管理人員到學校來授課，通過講座、座談等形式，和學生進行面對面地交流和溝通，以此來向學生傳授政府組織和企業管理方面的經驗。同時，學校也可以就目前專業培養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和政府、企業部門的管理者進行溝通，使學校未來培養的專業人才能更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