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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啟超的中西文化觀
梁啟超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并較早接觸了西方文化，形成了與國粹派和“西化派”不同的中西文化觀。他自開始就“一面愛重國粹，一面仍歡受新學”，主張中西兼顧，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反對全盤西化。早在1896年他就已明確指出“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之后其“遠法商周之舊制，近采泰西之新政”的主張貫穿于一生。梁啟超是非常尊重傳統文化的，即使在流亡日本乃至游歷歐美期間，隨著對西方文化的廣泛接觸，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弊端，也仍未將其放棄。對于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他認為“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強調中國人學習西方文化不能“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他把弘揚傳統文化的重任寄托在中國青年身上，希望中國青年“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甚至告誡中國留學生:“諸君須要牢牢記著:你不是美國學生，是中國留學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國留學生，請你自己打主意罷。”認為中國人學習西方不能忘記根本，不能丟棄傳統。這樣的見地在當時實屬難能可貴。對于如何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梁啟超主張要向西方學習，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傳統文化加以整理和改造。他說，對于本國文化“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要發揮我們的文化，非借他們(西洋)的文化做途徑不可，因為他們的研究方法，實在精密”。具體來說，就是通過“淬厲其所本有”和“采補其所本無”使中西文化達到融會貫通，綜合創新。在具體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上，梁啟超主張要有批判精神，要追求獨立自主的學問———“不為古人所欺，不為世法所撓”。他曾大呼:“第一，勿為中國舊學之奴隸;第二，勿為西人新學之奴隸。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一戰后，梁啟超赴歐考察，進一步認識到西方文化雖有其先進性和優越性，但也非盡善盡美，于是更加堅定了他這樣的認識:“中國舊思想的束縛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縛也是不受。一種學說到眼前，才要虛心研究，放膽批評。……研究只管研究，盲從卻不可盲從。”正是基于強烈的文化自覺意識，梁啟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固然守舊落后，需用先進的西方文化加以改造，但西方文化有其特有的土壤，不能完全適應于中國國情，故主張學習西方必須從國情出發，要“通習中國之情勢政俗”，避免“行之而不知其本”現象的發生;也只有如此，才能對于“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國，何者不可行于中國，何者宜緩，何者宜急”，做到成竹在胸，而不會對西方文化亦步亦趨。這反映出他理性、求真和務實的一面。梁啟超所主張的中西文化結合，并非簡單拼湊，其目的是在吸收融合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富有本土特色的新文化。“吾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茍既受之，則必能盡吸其所長以自營養，而且變其質，神其用，別造成一種我國之新文明，青青于藍，冰寒于水”。又說:“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的好處。”由此可見梁啟超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世界眼光，在他看來，學習西方不僅僅是為了救國救民，更因中國傳統文化有其優勢和長處，只要通過與世界先進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就會使之得以復興、弘揚，最終達到惠及世界的目的。概之，梁啟超的中西文化觀，充滿著強烈的文化自覺和自信，蘊含著現代化和本土化并舉的理念，這在當時是極具前瞻性和深刻性的。必須指出的是，這種中西融合、熔鑄創新的文化觀，也深刻反映在圖書館學領域，成為圖書館學本土化理念的根源。
2圖書館學本土化理念
1925年6月，中華圖書館協會在北京成立，梁啟超在會上發表演說，獨具慧眼地指出了當時我國圖書館界存在的弊端和問題，提出了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的號召，成為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指導性文件，堪稱我國圖書館學史上一篇重要文獻。而此文獻恰是梁啟超運用其中西文化觀來闡述圖書館學問題，喊出了當時勃興的圖書館運動中早已萌發的需要本土化的強烈心聲。其本土化理念，集中表現在對大規模建設公共圖書館的理性態度和倡導“中國的圖書館學”的建設兩方面。
2.1公共圖書館建設之“暫緩論”
梁啟超一方面承認公共圖書館對公共文化教育的重要意義:“群眾圖書館(或稱公共圖書館)對于現代文化關系之重大，最顯著的成例就是美國，我們相信中國將來的圖書館事業也要和美國走同一的路徑才能夠發揮圖書館的最大功用，”認為中國將來也要走“美國式”的大力發展公共圖書館的道路;另一方面卻不贊成照搬美國的做法，反對現階段在中國大量擴建公共圖書館。他說:“鮑博士到中國以來，在各地方，在北京，曾有多次演說，極力提倡群眾圖書館———或稱公共圖書館的事業及其管理方法等項，大旨在設法令全國大多數人能夠享受圖書館的利益，與及設法令國內多數圖書館，對于貯書借書等項力求改良便利，這些都是美國‘圖書館學’里頭多年的重大問題，經許多討論，許多試驗，得有最良成績……但以中國現在情形論，是否應從擴充群眾圖書館下手，我以為很是一個問題。”梁啟超的這段話有一歷史背景。即1925年，是中國“新圖書館運動”如火如荼的一年。“新圖書館運動”的宗旨之一，就是在全國各地建立新式公共圖書館。而“中華圖書館協會”這一專業學術團體的成立，標示著“新圖書館運動”趨向高潮，加之與會的成員大都主張擴建公共圖書館，更有兩位參加者即美國圖書館學家韋棣華和鮑士偉博士，他們是美國圖書館協會派出的用庚子賠款建設公共圖書館項目的直接推手。因此說，梁啟超的演講是在“新圖書館運動”擴建公共圖書館的背景下進行的。然而他卻逆流而動，唱起了反調，認為中國當前不適合大量擴建公共圖書館。這種膽識便是從他一貫的中西文化觀而來的。他從當時中國的實情出發，給出了反對的理由:第一就“讀者”來說，在中國，除了中學以上在校學生和各學校教師、各類專家學者等極少數有讀書能力和讀書需求的人外，社會上其他的上至官員、商人，下至社會地位低下的小販、差役，乃至大量婦女兒童等等，均缺乏讀書的能力和興趣，因此根本沒有一定要設立圖書館的需要和欲望。誠然，當時“中國人不識字的，總計起來占百分之八十……就是這識字的，或許能夠看看書，然決沒有真正的讀書欲”。梁啟超對此了然于心。第二就“讀物”來說，在圖書館藏書中，除了施公案、天雨花等此類的舊書和禮拜六等此類的定期出版物受到一般群眾的歡迎外，西文書和浩如煙海的中國舊書無幾人能讀，適合群眾閱讀的有趣且有益的圖書極其缺乏。梁啟超因此說:“事實既已如此，所以據我的愚見，以為:美國式的群眾圖書館，我們雖不妨懸為將來目的，但在今日若專向這條路發展，我敢說:他的成績，只是和前清末年各地方所辦的‘閱書報社’一樣，白費錢，白費力，于社會文化無絲毫影響。”梁啟超認為中國有自己的特殊現狀，即缺乏大量有閱讀能力和閱讀興趣的讀者，也缺少相關的適宜讀物，再加上缺乏管理人才，“貿貿然東設一館，西設一館”，除只會浪費資金外，其收效甚微。為了不重蹈清末“閱書報社式”群眾圖書館之覆轍，不能一味照搬美國大規模擴建公共圖書館的做法，這可以作為中國以后的發展目標，但現下應暫緩一緩，應放一放，而當務之急是利用有限的資金和人才，有選擇地在適當城市建立一個適合學術研究的模范圖書館，“與其貪多騖廣，鬧得量多而質壞，不如聚精會神，將‘一個’模范館先行辦好，不愁將來不會分枝發展”。梁啟超想集中極其有限的財力和人力，先建設一個具有示范性質的圖書館，然后引領和推動我國圖書館事業的良性發展。他這種從中國現狀和實際需求為出發點，以期將“錢花在刀刃上”的精神，就是他強烈的本土化理念的體現。
2.2倡導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
出于對我國圖書館事業冷靜、深刻的認識和思考，梁啟超不但給當時公共圖書館建設熱潮潑了冷水，而且還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的號召，倡導圖書館學的本土化。眾所周知，中國現代化的圖書館完全是“舶來品”，由之而來的圖書館學從一開始就出現了“水土不服”現象，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西方的分類法和編目法無法適應卷帙浩繁的中國古籍，所以在圖書館學現代化的同時迫切需要本土化。其時早已有不少有識之士大力倡導并積極開展圖書分類和編目的本土化探索，如沈祖榮、杜定友、洪有豐、查修等。而梁啟超以他當時的地位和影響，在這樣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會上明確倡導圖書館學本土化，說出了圖書館人的心聲，因此影響極為深遠。他堅持運用中西文化觀來解讀圖書館學，認為:“學問無國界，……圖書館學的原則是世界共通的，中國誠不能有所立異，但中國書籍的歷史甚長，書籍的性質極復雜，和近世歐美書籍有許多不相同之點，我們應用現代圖書館學的原則去整理他，也要很費心裁，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事整理之人，須要對中國的目錄學(廣義的)和現代的圖書館學都有充分智識，且有神明變化之，庶幾有功。這種學問，非經許多專門家繼續的研究不可，研究的結果，一定能在圖書館學里頭成為一獨立學科無疑，所以我們可以叫他做‘中國的圖書館學’。”而且主張“這種事業是要中國人做的，外國學者無論學問如何淵博，決不能代庖”。他自信地指出，中國之前雖無“圖書館學”這個詞，但圖書館學的歷史卻很早也很發達，自劉向、劉歆、荀勖及鄭樵至近代的章學誠等，不僅對目錄學有著各自精到的見解，還留下如各史之藝文經籍志、書目提要學、各種公家或私人之藏書目錄及目錄學專家的題跋和札記等，這些都是中國特有的極豐富的圖書館學材料和研究方法，只要用西方圖書館學原理加以改造，就一定能建設出“中國的圖書館學”來。然后他又用極富遠見的眼光審視這種富有本土特質的圖書館學，以為它“不但為中國學術界開出新發展的途徑;無論何國的圖書館關于中國書的部分，都能享受我們所建設的成績，凡屬研究中國文化的人，都可以免除許多困難。所以這種工作，可以名為世界文化工作之一部”。在梁啟超看來，經過了本土化而建立的“中國的圖書館學”，必定能屹立于世界圖書館學之林，進而造福世界圖書館學。以梁啟超的睿智，不難看出要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當務之急便是要“培養圖書館管理人才”，而人才的培養又與他主張建立的模范圖書館密切相關。在此學術研究型的模范圖書館內，附設有相應的圖書館專門學校，使學生在學習現代圖書館學理論的同時，能進行扎實有效的專業實習;并強調這個圖書館專門學校所負的重任，就是培養能將西方現代圖書館學的原理和方法與中國傳統目錄學等學術相結合的人才，從而開展“中國的圖書館學”的建設。他們不僅有普通的圖書館學專業知識，而且還能成為“中國的圖書館學”的發源地，因為以后可以依靠這些人培養、帶動更多的中西兼容的專才充實到圖書館學本土化的隊伍中來。這種從實情出發，本著節約和高效的目的，將圖書館學教育與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相結合的一舉兩得之法，也是梁啟超的本土化創舉。梁啟超還針對當時最棘手的圖書分類和編目問題如何本土化發表了看法。他強調衡量一種分類法的標準有兩個:一是要“科學的”(最少也要近于科學的);二是要將古籍和新書囊括無遺。這種認識源于他的分類編目實踐，認為中國舊有的四部分類法極不科學，無法容納新學書籍;而引進的西方分類法又不能充分容納中國古籍，所以亟需發明一種適合中國圖書館實情的新型分類法。對于編目，他認為在確定好分類法以后，不能簡單采用外國通行的方法加以套用就算完畢。因為中國書籍性質雜蕪，“到底哪部書應歸哪類，試隨舉十部書，大概總有四五部要發生問題，非用極麻煩工夫將逐部內容審查清楚之后，不能歸類，而且越審查越覺其所跨之類甚多，任歸何類，皆有偏枯不適之處”。因此主張運用古人在文獻著錄中常見的“互見”和“裁篇別出”這兩個雖然繁難卻極其重要的方法加以解決?？傊?，梁啟超主張整理中國書籍不能簡單照抄現代西方圖書館學的方法，一定要將其理論與中國傳統目錄學相結合，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圖書分類及編目學，此見解實屬精審。概之，梁啟超運用中西文化觀闡釋圖書館學，認為不能全然照搬西方圖書館的實踐經驗，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來掌握圖書館建設過程的輕重緩急;通過繼承和挖掘中國優秀的圖書館學遺產來努力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這樣不僅能解決當下圖書館存在的問題，而且最終會使中國圖書館學走向世界。
3余論與反思
如何學習西方現代圖書館學，如何對待我國傳統的圖書館思想和實踐，如何把握兩者間的關系，這是自近代以來中國圖書館建設者就面臨的一個時代課題。梁啟超以互補發展、融合創新的中西文化觀和與之一脈相承的圖書館學本土化理念，給我們指明了方向:中國圖書館學的發展，不能與我國優秀的古代圖書館學思想和實踐割裂開來;在引進西方現代圖書館學理論技術的同時，要有批判精神，要顧及中國社會現實和社會需要，如此才能做到學術獨立和自主，并建設出富有原創性的“中國的圖書館學”，這是我國圖書館學的唯一出路。然而，經過近百年的發展，距離梁啟超心目中“中國的圖書館學”的建設仍任重道遠，以至上世紀末吳慰慈教授又發出了“圖書館學學科建設要本土化”的呼吁。若以梁啟超的主張衡量今天我國的圖書館學研究，表面上可謂一派繁榮，但學理性問題的研究少之又少。至于中國傳統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古籍整理等方面的內容更是少得可憐，或“被作為珍玩，局限在文史考證的水平上自娛自樂”，更奢談圖書館學的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了。另一方面，正如梁啟超認為的，中國學界缺乏“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拾唾余之氣概”，使得圖書館學研究“始終處于不斷跟蹤與追隨國外的發展水平的被動狀態”，缺乏學術自覺意識，尤其缺乏對西方圖書館學的反省批判意識，而以譯介西方學術，炒作新概念、新理論、新工具為榮，這與梁啟超的學術主張相去甚遠。百年前他就表達了關于學術獨立自主的真知灼見，具體到實踐當中就是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要考慮到中國社會現狀和圖書館實情。比如他在譯介和運用西方學術時，總會以西方為參照自覺聯想到中國情形、中國現狀，通過聯系中國本土的需要自覺進行話語轉換，從而為中國以后的發展考慮，體現出接地氣、講實際的特點。而今的圖書館學研究至少在聯系實際方面仍有待加強。例如我國高校普遍建立的“模數式”圖書館所實行的藏、借、閱、習一體化的全方位開放服務管理模式，是與西方國家之國民高度的規則意識和文明借閱習慣，以及館員強烈的服務意識和責任感相適應的，如此才能使這種模式發揮最大效益。然而這種全方位開放模式在我國引進后，因未與中國現狀做很好對接，特別是沒有針對國人較為缺乏的規則意識和服務意識做有效改進，許多圖書館仍沿襲陳舊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于是問題不少，比如“在館”圖書的遺失問題———讀者為尋一本顯示“在館”的圖書而屢屢不得，成為各館普遍存在的現象。這便是照搬國外，未能有效進行本土化的教訓之一。總之，我國現代圖書館學研究和實踐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如上述提到的照搬照抄，不顧及圖書館實情和現狀，過度技術化和工具化，忽視人文關懷等等。產生這些問題的深層原因在于當今學人片面的中西文化觀。而要解決此問題，得先扭轉對中西文化的態度，確立起碼的文化自信，否則一切無從談起。在此意義上，梁啟超的中西文化觀及其圖書館學本土化理念，至今仍有指導意義。
作者：劉應芳 單位：浙江師范大學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