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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興起的“城市教育學”存在因對城市社會及都市眾生缺乏了解、難以展開后續理論生產的學術困境。文化研究可使“城市教育學”轉向從都市社會現實及都市眾生日常生活發掘教育議題。文化研究創立者霍家特就曾透過都市社會興起的電視、電影等“大眾文化”，揭示英國城市工人階級的文化教育難局。而以楊德昌“新電影”為例，對其展開研究，更是可以形成本土都市社會及都市眾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學”，“城市教育學”隨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眾生的人生教育難題。
關鍵詞：
一、城市教育學的興起及其學術困境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社會進入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本土教育理論界開始重視研究“城市教育”，相關理論探討已浮現不少議題明確的“城市教育學”框架，如“城市獨生子女教育學”、“城市農民工子女教育學”等。[1]近幾年，本土“城市教育”研究又有一些進展。2013年，李振濤等甚至正式提出要“創建和發展‘城市教育學’”，以便研究“什么樣的城市發展道路最有利于現代市民意識和素質的培育生成，最有助于市民的健康、主動的發展及生命價值的提升與實現”等議題。這一教育學新構想旨在構建“教育城市”，將“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現代市民”。[2]不僅如此，這一教育學新構想還有意糾正主流城市研究的教育盲點，顯示出要在更廣的學術界挺立“城市教育學”。為此還曾跨界進入“都市人類學”領域，以求發展“基于教育價值關切的都市人類學研究”。[3]其實，早在1928年，教育家吳研因便曾提倡“都市教育”研究。1933年，孫逸園也因看到時人“厭棄都市生活”，曾推出“我國教育界討論都市教育的第一部專書”，[4]企圖激勵時人重建“都市教育”與都市社會。遺憾的是，這一“都市教育學”努力僅是“略舉世界各國關于都市教育上的理論與設施”，[5]并未研究本土都市教育問題或“厭棄都市生活”的時人需要什么樣的教育，而且這一努力僅是曇花一現便終結了?，F在，這點早已熄滅的“都市教育學”火花，又被近些年興起的“城市教育學”實驗重新點燃了，不能不說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幸事。只是近年興起的“城市教育學”建構同樣面臨隨時可能終結的結局，亦即構想一提出便沒有了下文，拿不出議題更具體的本土“城市教育學”實驗作品。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有諸多力不從心之處，其中最棘手的正是孫逸園當年遭遇過的學術困境，即無論北京、上?；蚱渌际?，都難以深入了解其中的社會現實以及都市眾生的生活與問題，以至往往只能靠“現代市民”、“生命價值”等抽象概念來建構城市教育議題，而無法從都市社會現實及都市眾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城市教育議題。就此而言，要想推進當前由抽象概念主導的“城市教育學”實驗，首先就得真正走入北京、上海或其他本土城市，從本土城市的社會現實及都市眾生的生活經驗中獲取教育問題?？傊?，與上世紀30年代的“都市教育學”一樣，近年興起的“城市教育學”也存在因對城市社會及都市眾生缺乏了解、難以展開后續理論生產的學術困境。對此學術困境，李振濤等想到的克服辦法是到城市人類學及社會學等相關學術領域尋找城市經驗及理論支撐。這一路徑確實有助于深入了解城市，像列斐弗爾（H.Lefebvre）的“空間生產”理論就能提醒學者，研究城市時切不可只盯著國家、資本等城市社會的巨型主宰力量，而應從都市眾生的日常實踐入手展開考察，否則便無法理解“凌亂如麻”的都市社會現實和都市個體可能有的自我創造及影響。[6]不過，在認可到學術領域尋找經驗及理論支撐之余，本文更想嘗試到文學、電影等文化領域尋找適宜城市經驗與教育議題，此即所謂“文化研究”路徑。以下便通過理論闡述和一項文化研究實驗，探討文化研究到底可以帶來何種不同的“城市教育學”進路，又能形成什么具體且有意義的“城市教育學”。
二、文化研究：城市教育學的現實主義進路
對文化研究進行理論闡述時，總難繞過英國文學家霍家特（R.Hoggart）留下的學術遺產。1964年，霍家特在伯明翰大學創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由此在學院體制贏得一席之地。至于文化研究究竟是什么，則在1958年便由霍氏以一本專著《識字的用途》公之于世了。當時，霍家特深感精英及古典主義文學教育太過遠離當時的社會文化現實，無法關照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及命運。他希望發起改革，使現實社會中那些對普通民眾影響甚大的文化能夠進入正式的文學研究與教學體制?！蹲R字的用途》便是考察廣播、電視及廣告等“大眾文化”（massculture）迅速崛起及對工人階級造成的文化與道德踐踏。霍家特的文學革新在西方學術界引發了“文化轉向”（culturalturn）運動，即由解讀莎士比亞小說一類的“經典文化”，轉向考察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當代文化”。電視、流行音樂、電影等社會影響巨大的“大眾文化”因此涌入新一代學者的研究視野，長期遠離人間煙火的精英主義文學研究與教學隨之得以和當代社會變遷及蕓蕓眾生的命運走勢形成緊密聯系。關于這一點，曾協助霍家特創建“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斯圖亞特•霍爾（S.Hall）早已做過梳理，[7]無需本文再做更多揭示。本文真正要提的是霍家特創建文化研究時的城市語境、“城市教育”關切與“城市教育學”貢獻。在霍家特那里，文化研究自一開始便將語境定在了倫敦、伯明翰等城市里，所以他會把自己發現的“大眾文化”又稱作“大眾城市文化”（massurbanculture）。[8]更值得留意的是，霍家特之所以考察城市文化，其實是為了表達內心深處的“城市教育”關切，提請“大眾文化”制造者及文化精英主義者不要把工人想象成只知“享樂”、“消費”，或是群“粗人”，以至于不是向他們兜售品質低劣的“大眾文化”，就是將他們隔離在精英文化教育之外。1960年，當企鵝出版社因發行大眾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被控“有傷風化”時，霍家特之所以勇于出庭替出版方聲辯，也是為了反抗精英勢力認為該書只能讓所謂“有教養的階層”閱讀，工人階級等普通市民沒有道德辨識能力，不能任其自由接觸。這次出庭使霍家特成為“真正的名人”，[9]而本文所看重的仍是他的“城市教育”關切。和他的文化研究一樣，他的出庭作證也是為了使城市工人享有平等的文化教育待遇，而不是被任由精英勢力劃為沒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的“粗人”。總之，雖然霍家特從未以“城市教育學”之名來統領自己的文化研究，但其文化研究其實是在揭示城市工人階級遭遇的文化教育難局，從而為后人發展“城市教育學”提供了一大經典范式，即“城市工人階級教育學”，其主題涉及精英階層如何在文化教育上歧視工人階級，“大眾文化”生產商又以何種不義甚至低劣心態對待工人階級，向他們提供墮落的“大眾文化”，不珍惜都市工人本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并為他們生產“健康的大眾文化”。[10]無疑，霍家特通過研究當代都市社會中新興的“大眾文化”來彰顯自己對于城市工人階級的文化教育關切，正符合前文所說的從都市社會現實及都市眾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城市教育議題，本文即因此認為，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不僅貢獻了一種“城市工人階級教育學”，更為發展“城市教育學”開拓了一條現實主義進路。這樣說，是為了豐富“城市教育學”的既有路徑。進而言之，相比于既有路徑試圖回答什么樣的“城市發展道路”或“教育城市”能把“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現代市民”這一形而上的城市教育難題，霍家特的現實主義路徑顯然能將“城市教育學”引向具體的城市社會，都市眾生的社會現實、日常生活與教育難題隨之亦能得到生動呈現。
三、一項實驗：楊德昌“新電影”與都市人生教育學
當下中國都市同樣充斥著“大眾文化”，本土“城市教育學”自然可以像霍家特那樣借助文化研究，描繪城市工人子弟被品質低劣的“大眾文化”包圍，以至難有時間和空間接觸有利于工人子弟實現社會上升的良好文化教育。但本文不想讓本土“城市教育學”變成僅是為驗證霍家特的理論提供中國案例。由此出發，本文決定以楊德昌（1947-2007）的“新電影”作為研究對象，通過這項文化研究實驗，尋覓霍家特未曾涉及的都市教育議題。電影也在霍家特的視域之內，但他當初僅看到好萊塢商業電影，未曾考察當時法國文化界正興起“新電影”運動。[11]“新電影”不是為了將觀眾塑造成快樂的“消費者”，而是表達新一代藝術家對于西方社會人生的獨立觀察與思考。“新電影”后來在世界范圍內興起，楊德昌正是中國臺灣“新電影”的核心發起人。只要將楊德昌電影列為研究對象，即能突破霍家特的文化視野與理論，很適合用來建構不同于霍家特的本土文化研究和“城市教育學”。楊德昌1965年在臺灣讀大學時喜歡上了電影。1974年，在佛羅里達大學拿到工程碩士后，他又去南加州大學學電影，但那里的“課程滿是好萊塢習氣，沒多久便憤而求去”。[12]之后楊德昌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擔任工程師。但到1980年，楊德昌還是決定“改變人生，做真正喜歡的事，拍電影”，[13]于是返回臺灣，與張艾嘉、侯孝賢、吳念真等走到了一起。當時業界流行的乃是瓊瑤小說改編的愛情片，[14]這群年輕人則立志拍不一樣的電影。如侯孝賢所言，1982年是“臺灣新電影崛起的年代”，[15]“其標志是由四段短片組成的電影《光陰的故事》，楊德昌在其中執導《指望》”。[16]之后，從1983年推出《海灘的一天》，到2000年完成《一一》，楊德昌共留下7部“新電影”。這些作品曾贏得50余項電影節獎，《一一》更曾獲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楊德昌因此被國際電影界譽為“大師”。[17]至于楊德昌電影蘊含什么大師級的思想或理論，焦雄屏、黃建業、米歇爾•付東等電影及人文學界的楊德昌電影研究權威已做過諸多揭示。[18]然而由于專業限制，無論國際電影業界，還是國內外電影及人文學界，探討楊德昌電影的藝術、哲學及社會學內涵時，均忽視了楊德昌的教育熱情與憂思，即使偶有提及，也是當作缺點加以批評，聲稱真正的藝術不該為說教。只看到有觀眾曾替楊德昌的“說教傾向”做辯護，認為楊德昌之所以動人，恰恰在于他是“一個熱忱的傳教士”。[19]楊德昌的確是電影界難得的一位教育家，但更值得關注的還不是他的教育熱情與憂思，而是他在深入了解臺北社會現實及蕓蕓眾生的基礎上形成的都市教育探索，以及他以真實感人的“新電影”敘事表達出來的“都市人生教育學”。最初的作品即《指望》中，楊德昌是從都市女生入手展開他的臺北觀察與教育思考，他發現新一代都市女生固然獨立要強，學業、家事均能對付，但在初潮、情竇初開等重要成長時刻，總是陷入孤獨與無助。是為楊德昌首篇“都市教育”論文。到1983年推出獨立執導的《海灘的一天》，女生已長大，變成可以在臺北、巴黎等大都市自由來往的女白領。楊德昌的思考隨之也有變化，他開始更關注臺北社會的復雜變遷，以便弄清女白領寄生其中究竟能有何種人生。結果在傳統體制瓦解、資本投機風行等變遷力量的作用下，女白領最渴望的生活即婚姻與愛情到頭來均變得面目殘非，僅在經濟層面尚能成為獨立自主的人。黃建業等曾言，《海灘的一天》蘊含“臺灣傳統電影中未出現過的女性處境論述”，并為認識、超越此處境“提供了一個反省機會與一項參考：那就是在變化紛紜的現代社會里，真正的幸福與生命之道仍掌握你手中”。[20]這些解讀堪稱準確，但《海灘的一天》絕不只是為了展示導演的都市社會學和生命哲學發現。楊德昌考察都市白領的現實處境，特意以人物對話與回憶引導觀眾反省自我人生，均是為了教育都市眾生：先冷靜觀察周遭社會變遷，然后才可能弄清自己的都市人生。言外之意，《海灘的一天》其實是一次“都市人生教育學”實驗。只是這次以社會學觀察為主的教育實驗雖能啟示人們從社會轉型入手認識人生，卻無法回答何謂美好都市人生。之后的《青梅竹馬》、《恐怖分子》及1991年的史詩大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同樣表明：楊德昌越是了解臺北女白領、中學生和市井百姓身處什么樣的社會現實，越是難以向蕓蕓眾生勾勒美好都市人生。楊德昌因此變得既憂傷，又憤怒。而在“新儒家”推動下，當時海內外學術界恰好興起一股理論熱潮，認為中國臺灣等“亞洲四小龍”之所以能實現“經濟騰飛”，是因為有“儒家倫理”暗中起支撐作用，仿佛商場各路人馬都是孔子式的謙謙君子。這更讓楊德昌感到憂傷與憤怒。1994年，楊德昌以一部新作《獨立時代》對驟起的“新儒家”經濟言論做出了回應。他徹底不顧“藝術不涉及說教”的陳腐教條，史無前例地在片頭引用了《論語》的一段話：“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引言到此，戛然而止。接著銀幕上出現的是另一句話：“兩千多年后，臺北在短短二十年間，變成世界上最有錢的都市之一”。楊德昌故意隱去孔子的回答“教之”，換上后面那句反映臺北現實的話，以及特意將影片英文名定為AConfucianConfusion（孔子的困惑），這些顯然意在提醒人們，如果將孔子請來，一定能發現，臺北并不是靠“新儒家”列舉的“倫理教條”富裕起來的，富裕的臺北社會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恰恰是沒有教育。那臺北社會有什么呢？楊德昌再次聚焦于白領女性，即琪琪、小鳳等。她們時尚漂亮，特立獨行，在臺北商場展開各自人生。但這個暴富的商業社會并沒有那種可以將人們的觀念、行為及人際關系維持在道德水平的教育力量。像琪琪那樣難得的矜持自重，也被周圍人惡評為“裝的比真的還像”。結果大家除了像小鳳那樣不顧一切地賺錢外，便不知道能從都市社會中得到什么?？傊诟辉５呐_北社會暗中起支撐作用的不是“儒家倫理”，而是瘋狂追求經濟成功及順帶而起的分裂與競爭。1996年，楊德昌推出了《麻將》。這一次，導演對于臺北都市社會又有新發現。在“經濟全球化”的作用下，臺北成為恐怖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匯集地。如那些來臺北淘金、有錢之后便玩弄各地女性的英國人，其中一個還想將臺北作為新基地，重建“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輝煌統治”。這些人的到來，加劇了原本緊張激烈的經濟競爭，使各路本地人不得不采取極端方式追求成功。連初涉商場的青少年都信奉“無論做什么，都不能動感情”，變成比西方及本地成年淘金者還要瘋狂的淘金者。林文淇說：“《麻將》是一部高潮迭起，十分好看的電影。對臺灣社會問題的剖析更是一針見血。”[21]的確如此，只是評論者未曾留意《麻將》其實是在延續《獨立時代》的教育憂思，即富裕的臺北社會急需一種可以將都市眾生引向道德人生的教育力量。從《獨立時代》到《麻將》，楊德昌一直認為，要想解決他之前提出的都市人生教育難題，讓學生、白領等都市眾生獲得美好人生，得先克服富裕都市社會的道德危機。可多年探索下來，又找不到那種可以拯救都市社會道德危機的教育力量。即使化身孔子，他真正能做的也只是如實公布自己看到的都市社會事實以及由此形成的教育困惑。因為找不到解答，楊德昌其實不必再做教育探索。然而2000年，楊德昌仍拍出了《一一》。還有什么都市教育議題值得他以這部電影來展開探討？得益于轉換議題，他終于還能繼續進行都市教育實驗。這一次，他不再關注什么樣的教育力量可以拯救都市社會道德危機，而是思考如何安頓都市社會中的個體生命存在，使都市個體獲得美好人生體驗。由此都市人生教育難題入手，楊德昌將臺北中產階級個體NJ作為觀察中心，揭示了NJ及其家人、經濟合伙人等都市個體的生命存在事實：眾多都市個體的正常人生背后，均有疏離、壓抑、孤獨、失意等無人察覺的苦楚心相。連尚在中小學讀書的兒女究竟有何沉重心事也沒一個人能理解，精疲力竭的家長連他們是怎么上學的都無暇顧及，老師們也僅在意他們上課是否認真聽講。只是面對眾多都市個體正常人生背后的苦楚心相，楊德昌雖可以慈悲地將它們一一揭示，卻只能為NJ提供一種教育解答，認為像NJ這樣的都市中產階級個體即使因為責任滿身注定疲憊奔波一生，也還是能通過古典音樂獲得安頓和美好人生體驗。至于如何改革家庭和學校以緩解NJ一雙兒女的內心孤獨，怎樣為NJ妻子提供精神慰藉等都市中產階級遭遇的其他人生教育難題，《一一》均沒有作答。但瑕不掩瑜，《一一》終究貢獻了一種旨在理解、超越都市個體苦楚心相的“都市人生教育學”。
四、直面本土都市眾生的人生教育難題
毫無疑問，在“城市化”進程的作用下，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教育學因此必須研究都市社會及都市眾生可能遭遇的教育難題。近年興起的“城市教育學”正是為此而生，而且也提出了怎樣把城市建設成真正的“教育城市”，如何將“城市人”培養成“現代市民”等城市教育難題。但這些城市教育追問往往是由抽象概念建構而成，并未深入了解都市社會及都市眾生，從都市社會現實及都市眾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煉教育難題。本文即是由此提出，轉向文化研究可以豐富“城市教育學”既有的議題建構方式，開拓“城市教育學”的現實主義進路，從而使“城市教育學”的理論生產真正能夠揭示都市社會及都市眾生正在遭遇的教育難題。如本文所述，在創始人霍家特那里，所謂文化研究，是指對電視、電影等當代都市社會興起的“大眾文化”展開研究?；艏姨刂詣摿⑽幕芯浚瑒t是為了揭示“大眾文化”入侵都市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之后，會使都市工人階級陷入什么樣的文化教育難局。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因此其實是一種旨在認識、改善當代都市工人階級文化教育環境的“城市工人階級教育學”，其所揭示的“大眾文化”生產商以低劣乃至不義心態對待工人階級和其他都市民眾，將他們推入“墮落”的“大眾文化”世界，把他們塑造成“快樂的消費者”，正是當代都市社會及都市眾生正在遭遇、但卻被學界忽視的一大教育難題?？梢哉f，即使原封不動地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也能將發展某種和都市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與文化教育命運息息相關的“城市教育學”。除梳理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及其“城市教育學”貢獻外，本文還以楊德昌“新電影”為例做了一項文化研究實驗。通過這一實驗，不僅可以超越霍家特的文化視野與理論（即電影并非都是霍家特所說的意圖低劣的“大眾文化”），而且能發展出某種本土都市社會及都市眾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學。如本文所示，自1982年推出《光陰的故事•指望》，到2000年完成《一一》，楊德昌一直都在以“新電影”的深刻觀察與生動敘事來揭示學生、女白領、中產階級個體等都市眾生在臺北經濟社會轉型進程中遭遇的人生教育難題，諸如什么樣的教育力量可以解決富裕臺北社會的嚴重道德危機，使生于其中的學生、女白領等都市眾生可以擁有美好的人際關系和情感生活，以及都市中產階級個體如何安頓自身諸多無人理解的苦楚心相，形成美好人生體驗。就像許多人不同意伽達默爾的美學教育結論，即藝術可以拯救當代西方意義迷失的“生活世界”，[22]楊德昌的都市人生教育解答——找不到那種能夠凈化整個都市社會人心的教育力量，不過都市個體最終可以依靠古典音樂獲得生命安頓——也很容易被認為是太過悲觀，或不符合多數都市眾生的美學口味。楊德昌是不該對學校、公司等都市社會基本運行機制的道德培育能力失去信心，或只把古典音樂列為“福音”，但對本文而言，真正值得留意的并不是楊德昌提供的解答有何不足，而是他在深入觀察都市眾生日常人生的基礎上形成的教育探索及其所揭示的都市人生教育難題。本文即因此認為，相比于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更值得重視的文化研究路徑乃是以楊德昌“新電影”或其他相似的文化文本作為研究對象，因為這樣一來便能像楊德昌那樣真正深入臺北或其他本土都市，“城市教育學”隨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眾生的人生教育難題。最后想起，羅蒂曾呼吁學術界“拋棄理論，轉向敘事”，理由是數學式的抽象理論無法認識人類的苦難處境，“小說、電影”等敘事方式才能揭示人類的苦難處境。[23]此類言論難免會讓人對數學式的抽象理論產生誤解，乃至抹殺抽象理論本身的知識與教育價值。不過小說、電影等敘事方式的確很適合用來詳細揭示人類的苦難處境。就像楊德昌，他其實很喜歡做抽象的理論思考，甚至如吳念真所言也很善于寫“論文”，[24]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以電影敘事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都市社會觀察與人生教育思考。以此為參照，本土“城市教育學”如果想深度呈現學生、女白領、中產階級等都市眾生的人生教育難題，也需嘗試更有效的敘事方式。何況如孔子曾言“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5]敘事其實還是中國教育最初首選的理論及實踐表達方式。
作者：周勇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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