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都市文化論文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都市文化論文范文1
伴隨著人類文明的前進，都市發展的步伐越來越快，早期在現代文學作家筆下被諷刺、詬病的都市慢慢地在中國成長壯大起來。然而，這只是相對于中國而言。雖然我們現在都市發展得很快，但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們仍然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甚至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我們在走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都市化道路。
當今，后物質主義對于全球化的世界浸透，是消解人類精神世界堅定的信仰與簡樸的生活方式；同時，它也在充分的利用世界有限資源，鼓勵社會快速增長財富的經濟自殺行為，重新分配現有生態資源與破壞環境。在全球化推廣與蔓延一種狂熱的消費主義思潮，使人們按照全球一體化單一生活方式和標準享受幸福的。
超過了個人實際消費能力，追求過度消費為特征，是后物質主義在全球化過程中最顯著的特點。全球化的經濟理念造就的現代消費時尚觀念，就是在營造更加浪漫式或更加快速的消費場景與氛圍，去體驗對社會財富浪費式消耗的快樂。而支撐這一理由的消費思想，就是生態資源的可替代性，或者說是世界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完幼稚烏托邦空想。人們不是去關心自身是否有能力消費或是消費之后果，而是應該及時行樂的快速把握住消費的時尚，在體驗性消費熱潮中，人們經歷著生命無足輕重的快樂沖動與流逝。后物質主義的快樂消費培養起來的情感就是冷漠的忘記一切后果，忘記自身可能承擔的社會責任與道德倫理。
人們在過度消費中放棄了精神純粹性的追求。在后物質主義之外，人們的心靈好像已經麻木，難以接受來自精神的愉悅和幸福的體驗。人們放棄了信仰和宗教的情感，去單純的追求后物質主義的浪漫情景，構成了現代社會場面中最動人的激情；人們沉淪于物質財富的占有與消費中，幸福就是如此淺薄的表現為過度消耗中的快樂。人們滿足于虛擬的場面所表達的消費的狂熱與快樂，汽車、洋房、美女、權力、榮耀……在一片廣告語詞的誘惑之下，人們接受了當下世界輸入給我們的一切價值選擇。
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是，今日中國的都市化浪潮呈現出愈演愈烈的態勢。而提到都市，有人認為它是天堂，有人認為它是地獄。我卻以為，都市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都市里的生活，常常面臨著各種矛盾、誤會、陷阱與背叛。換句話說，都市實乃天使與魔鬼的結合體，為我們提供便捷、現代的生活方式的同時，時刻制造著冷漠、虛偽、欺騙與齷齪。因此，表現都市生存中的人情冷漠與人性缺失，也成為當下都市生存中文學書寫的一大主題。
也許，我們誰也無法阻擋都市化進程浩浩蕩蕩的前行腳步。但是，倘若這種都市化報之以人們的精神缺失和生存質量危機為代價，那它的意義何在？在這里，無法從哲理上對都市發展的利益雙方進行居高臨下的思想審判，很多時候，矛盾的產生并非一朝一夕或者一人一事。就當下的中國而言，對廣大都市平民和正在融合的農民來說，除了在自身有限的資源上動腦筋，除了想方設法壓榨自身潛力博取更多利潤，還有什么更直接更迅速的捷徑，能夠解決現實的困擾和生活的窘境呢？如某些文學作品中所寫：城里人聽著多好多滋潤，實際上很多都市平民都在為養家糊口，還完房貸之后爭取把生活質量弄得好一點而不斷奮斗著；對農民而言，外出打工有打工的難處；留下的還有留守婦女和兒童問題；精神信仰和婚姻財產問題等等……這就是當下不可避免的現實！
英國都市規劃學者霍華德在《明日的田園都市》中對都市化的問題提出了反思?；羧A德認為，現實生活中，事實上并不像通常所說的那樣只有兩種選擇——都市生活和鄉村生活，而有第三種選擇。那就是把一切最生動活潑的都市生活的優點和美麗、愉快的鄉村環境和諧地組合在一起。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對都市的研究比較物化，比較看重的是物質方面的東西。而都市是為了讓人生活得更美好而存在的。都市的主體不應該是物質，而應該是人?！?/p>
尋求都市困境的解決之道，并追求更高品質的都市生活，推動中國的都市轉型成功。
一、直面現實，打造恰當的城市品牌
不少城市都乞靈于干一件文化大事，希望以此獲得外界的關注與尊敬，從而擺脫內在的焦慮與空虛。標志性建筑是很多城市首選的品牌戰略。
但正如古人說“百年而可以談禮樂”，城市文化需要長期的積淀和傳承，而不是只要有了錢就可以買來的商品。由于這個深層的問題，在很多城市的品牌戰略與追逐馳騖中，上演的多是一出出暴發戶附庸風雅的鬧劇。特別是由于這個過程本身嚴重透支城市的文化資源、惡性損耗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態，因而表面上繁華和強大的城市軀殼包裹的卻是一顆極為孱弱和發育畸形的文化靈魂。中國城市由此在身份認同、文化認同和心理認同上日益陷入焦慮與危機中。因此，必須根據本地實際，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打造恰當的城市品牌，用其帶動城市經濟健康穩定前進，切勿貪功冒進，得不償失。
二、避免城市異化，激發文化自覺
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諧與精神生態的嚴重污染，是人們對城市產生懷疑、不滿、厭惡甚至怨恨的內在根源。在中國都市化進程中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正日益嚴重地威脅著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急需加以研究并通過制度建設加以疏導和化解。
對此，一方面以對城市生活成本和生活質量的關注取代以競爭力、GDP排名、總部經濟、投資潛力、百強等硬實力排行。盡管這主要是中國城市化“倒逼”的結果，但對療救在經濟發展中被惡性損耗的城市文化機能無疑是一方良劑。另一方面，激發城市文化覺悟，依據本地實際進行城市轉型，把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軟實力建設作為城市發展的重大戰略目標，化解當代人與城市之間日益嚴重的離異感或流浪感，集聚離散的人心和逐漸冷卻的人氣，把城市建設為平民的當代家園，精神上覺醒市民階層的集體榮譽感和主人翁意識。通過切實有效的工作把文化建設扎扎實實地推進下去，為都市化進程的“軟著陸”提供良好的環境與條件。
三、加快文化產業發展，讓更多文化轉化為生產力，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
發達的文化產業或創意產業以及優秀的文化產品既可以豐富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又能利用其商業網絡迅速的傳播城市文化，傳承人文精神，加速文化輸出與交流，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因此，城市文化產業建設要重點發展文化產品提供和地區教育產業，加大文化研發力度和文化基礎設施建設。
參考文獻
[1] 陳勁松.《中國當下都市生存背景中的文學書寫》，《文藝評論》，2011年09期.
[2] 劉士林.《中國城市發展的深層問題與文化自覺》，《文匯報》，2011年8月.
都市文化論文范文2
關鍵詞:體驗經濟;歷史文化名城;旅游;西安
截止2007年底,國務院確定公布了三批及11座增補城市,共110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1]。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以其獨特的魅力和極強的吸引力在眾多類型的旅游目的地中脫穎而出,它不僅是具有特殊價值和意義的城市,同時又是極具代表性的歷史文化承載物。它在不斷滿足國內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時還要肩負歷史文物保護的重任。從某種角度看,歷史文化名城旅游是城市旅游和歷史文化旅游的復合體,它們彼此互為依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然而體驗經濟時代的到來標志著人們消費方式的變革,這種變革勢必映射到旅游活動中,它對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的發展又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體驗經濟與歷史文化名城旅游之間是否存在不和諧因子,如何對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進行優化以更好地適應這種新的經濟形態則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問題。
一、體驗經濟與旅游
1998年,美國學者B.JosephPineⅡ和JamesH.Gilmore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題為“歡迎進入體驗經濟(WelcometotheExperienceEconomy)”一文。首次提出體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服務經濟之后一種新的經濟形態;體驗是指企業以服務為舞臺,以商品為道具,從而為個體消費者營造一種難忘的經歷。兩位學者從“顧客的參與程度”和“與環境的關系”兩個層面將體驗劃分為以下四個組成要素:教育、娛樂、審美和逃避[2]。〖JP+1〗體驗經濟在服務經濟的基礎上產生,而又完全不同于服務經濟,其實質是強調“顧客參與”和“顧客與環境的關系”。無論是顧客的主動參與還是被動參與都將成為“體驗”的重要環節,顧客在體驗的同時又參與營造了體驗的氛圍;顧客與環境的關系無論是“吸收(absorption)”還是“沉浸(immersion)”都極大地體現了消費者的主體性和與消費環境的互動性。體驗經濟時代的到來,標志著人們消費心理和消費方式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個性化的服務、個性化的產品和個性化的消費方式將逐漸占據體驗經濟時代消費活動的主體。
旅游作為體驗經濟的一種典型代表,在體驗經濟背景下具有一些新特征:首先,從消費結構看,旅游者更多地關注精神享受和情感需要;其次,從消費內容看,旅游者從習慣于標準化產品和一般化服務向定制化產品和個性化服務轉變;第三,從消費價值看,旅游者由消費“結果”轉變為消費“過程”。不再是只關注產品本身,而是關注整個旅游活動過程的感覺和體驗;第四,從旅游產品形式看,旅游者更青睞于互動參與式雙向溝通型產品。最后,從心智模式看,旅游者由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轉向對社會經濟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注[3]。
二、體驗經濟與歷史文化名城旅游不和諧因素
(一)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歷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別豐富,具有重大歷史文化價值和革命意義的城市”。然而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中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的矛盾表現突出、由來已久又似乎很難調和。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促進的一面。當然相互促進的一面更好協調也更易理解;而在實踐當中,旅游開發者則更多地強調其經濟特征,強調文物旅游所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即使旅游開發者能夠意識到文物保護的重要性,但因其視角的不同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正如旅游界眾所周知的“水洗三孔”事件以及由此引發的很多爭議,的確令人深思。
(二)資源稟賦和體驗經濟內涵
歷史文化名城以文物為主體的旅游資源稟賦就決定了其自身發展旅游的過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這些城市的旅游資源往往是總量豐富、文物價值高、知識含量高,專業特色濃厚,通俗性較差,參與性較低,或者說靜態資源多動態體驗少。而旅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其本質是追求審美和愉悅,通過旅游的過程去體驗差異和新奇。而且不同于其它城市旅游,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相對而言要求旅游者具備一定的歷史文化知識和較強的感悟能力,具備理解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基本素質。然而這兩者之間的距離又要通過旅游媒介(包括旅游中間商、導游服務、目的地居民等)去彌合。旅游媒介作用發揮的好壞直接影響旅游者的體驗質量,動態體驗環節的不足又與體驗經濟時代的消費特征相抵觸。
(三)旅游產品形式和游客體驗本質
歷史文化名城的資源稟賦決定了它的旅游產品形式。歷史文化名城旅游核心產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博物館類、陵墓類、名人故居、節事類(慶典事件、仿古模擬)、古代建筑、宗教類(宗教建筑、禮儀慶典)等。這種產品形式強調文化性、歷史性和知識性。游客體驗的本質為“過程消費”而非“結果消費”,體驗的核心精神表現為以互動參與式取代單項溝通式。某種程度而言,游客也是“生產者”而非單純“消費者”。體驗經濟時代,游客趨向于追求個性化的產品、服務和自身的“沉浸”和愉悅,這種不和諧關系如圖1所示。
三、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優化的理論依據
(一)系統論原理
所謂的系統論是指以一般系統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理論,也成一般系統論。一般系統論將系統定義為:由若干個要素以一定結構形式聯結構成的具有某種功能的有機整體。在這個定義中包括了系統、要素、結構、功能4個概念,表明了要素與要素,要素與系統,系統與環境三方面的關系。系統論認為系統可以定義為相互作用著的若干要素的復合體,系統往往是一個多極的、多層次的復雜結構。一個大系統一般可以分為若干個子系統,子系統又可分為多個亞子系統,而亞子系統可以再分。現代系統論的出發點在于運用科學方法尋求系統的最優化,使整個系統的功能大于各子系統的功能總和[4]。
(二)體驗經濟理論
體驗經濟及其內涵前面已經有所闡釋,此處不再贅述。目前國內有關體驗經濟和旅游業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驗經濟背景下的特種旅游開發、景區管理模式創新、旅游產品設計等領域[5-7]。這些研究成果對于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的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和諧理論
和諧理論的核心強調“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自構建和諧社會戰略提出以來,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意識到了旅游業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和價值,并提出了實現和諧旅游發展的相關建議[8]。旅游業以其綜合性強、關聯度高、影響力大等特點成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動力產業之一。和諧理論指導下的旅游發展強調“人地和諧”,即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間的和諧;“人態和諧”,即旅游者之間、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和諧;“人企和諧”,則指旅游者和經營者之間的和諧相處,利益共贏。和諧理論應用于旅游發展的實踐,可以歸納為和諧的發展目標、和諧的經營理念、和諧的旅游環境以及和諧的消費意識。
四、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優化模式
(一)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的結構
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的最基本構成是需求子系統和供給子系統。需求子系統主要構成要素是旅游者,具體涉及旅游者的欲望、動機、需求、偏好、選擇、決策和評價內容;供給子系統則包括核心吸引物(文物、遺址遺跡、歷史事件、人物等)、交通、市場營銷、信息流和旅游服務等。旅游影響(效應)具有雙向性,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文化效應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的需求和供給子系統。旅游環境作為支持系統包括自然和人文兩方面,人文環境則囊括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
(二)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的優化
鑒于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的構成,其發展優化主要表現在對供給子系統的優化方面。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是旅游者以文物、歷史事件等為主要吸引物的城市旅游體驗活動。旅游體驗主要是游客以“三求”為出發點,通過體驗過程的“三性”來達到“三感”的目標。所謂“三求”即求解脫、求補償、求刺激;“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參與性、可理解性;“三感”即新鮮感、親切感和滿足感。
1.開發理念優化:突出“三求”,有所選擇
首先,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慮將有些資源實行“保護”和“開發”相對分離。即不宜開發的旅游資源暫且不開發,以保護為主,謀求長遠利益。對于旅游開發價值高的資源進行科學開發,滿足旅游者的審美愉悅需求。其次,在開發理念上強化旅游者旅游體驗的內涵,改變以往資源導向型的旅游開發模式,變“資源導向型”為“資源依托型”。依托于適宜開發的歷史文化資源,突出旅游者“求解脫、求補償、求刺激”的本源旅游體驗要求,在文物保護的前提下進行合理的旅游開發。
2.產品設計優化:注重“三性”,不斷創新
比較而言,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產品有其自身的特點:知識性、歷史性和文化性。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產品蘊含大量的知識背景,旅游者自身的知識素養會直接影響旅游體驗的質量;并且,以文物為主體的旅游產品往往存在于非自然的歷史時期,如遺址遺跡、古代建筑設施、歷史事件和人物都凝結了后人對歷史的詮釋和感悟;關注旅游體驗的“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參與性、可理解性,不斷創新,利用高新技術全方位展示歷史文化內涵,是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產品設計的根本所在。
3.旅游服務優化:追求“三感”,以人為本
旅游服務滲透于游客體驗的每個環節,它包括旅游接待的硬件設施,旅游宣傳促銷和目的地的接待服務等?！耙匀藶楸尽?為旅游者營造新鮮感、親切感和滿足感,從而實現旅游者效益的最大化是旅游服務的核心。
五、西安城市旅游發展優化
(一)西安的旅游資源賦存及旅游業發展現狀
西安市轄9區4縣,在9983平方千米的地域范圍,巍峨陡峻、群峰競秀的秦嶺山地與坦蕩舒展、平疇沃野的渭河平原界限分明,構成了西安市的基本地貌。西安市自然旅游資源規模體量大、種類較為齊全,擁有3個主類(缺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國標中的天象與氣候景觀主類)、16個基本類型,共67處資源單體;與自然旅游資源相比,西安市人文旅游資源地位更加突出,全市共有人文旅游資源單體2081個,占到全部旅游資源的969%,涵蓋了4大主類、14個亞類和79個基本類型?？梢钥闯?西安市的旅游資源非常豐富,并以人文旅游資源為主體,其中建筑與設施、遺址遺跡等文物類旅游資源為西安旅游資源的核心。
豐富的旅游資源不能反映在旅游業的發展規模和效益指標上。西安雖然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和首批“中國優秀旅游城市”成員,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尤其是人文旅游資源數量多、規模大、品位高、分布廣,被譽為中國的“天然歷史博物館”。西安的國際旅游收入和其他城市相比處于很大劣勢,在全國排名曾一度降至17名。體驗經濟的來臨,對西安旅游業的發展提出新的挑戰,充分利用優勢的文物旅游資源,在弘揚中華文化的同時促進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就具有了現實意義。
(二)西安旅游發展優化的具體構想
1.優化資源開發理念:有所選擇,強化體驗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產生、存在的重要原因是為了保護這些城市所賦存的文物以及具有歷史價值和革命意義的資源。歷史文化名城旅游開發,要樹立“有所選擇、注重體驗”的理念。不是所有的歷史遺存都要開發,也不是所有的文物資源都適合旅游開發。進行旅游開發的歷史文化資源應盡可能具有相對高的審美愉悅價值,盡可能符合旅游者的體驗要求。西安作為典型的歷史文化名城雖然旅游資源賦存數量多、品位高。但不能追求“高開發利用率”,而是有所選擇、走資源開發內涵式發展的道路。西安人文旅游資源中比重很大的遺址遺跡和建筑與設施類旅游資源,可以選擇性滯后開發或者不開發。
2.旅游產品優化:細分市場、活力精品
西安旅游產品功能結構相對單一是長期以來旅游學術界關注的問題。西安旅游產品在設計上應有所區別,突出重點。針對一般國際旅游者特點,突出觀光旅游、體驗旅游產品。激發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濃厚興趣,提升西安旅游的國際品牌知名度;其中重點進行秦始皇兵馬俑及其周邊環境的整治和配套,增強參與性、提高感悟性。如博物館內分設體驗區(相關知識競答、仿陶俑燒制、電腦游戲仿真等)。對國內游客,則融觀光、文物、體驗、商務會展等旅游產品為一體,深度挖掘文化內涵,展示西安周、秦、漢、唐文化和現代都市文化;對省內游客,重點依托關中平原向秦嶺山地過渡地帶的自然旅游資源,打造休閑度假、生態旅游、鄉村旅游等產品形式。提升自然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程度和影響力。
3.旅游服務和市場營銷優化:追求人性化
旅游服務的對象是旅游者,而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旅游者又會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這就要求旅游服務要具有“個性化”,追求“人性化”。西安可以借鑒歐洲很多旅游城市,在火車站、飛機場、港口等旅游者集散中心設立游客信息中心(TouristInformation),提供涉及主要客源市場語言的旅游宣傳冊、地圖和旅游專線的票務服務。再加上免費的人工幫助,使旅游者體驗到親切感和滿足感。歷史文化名城旅游市場營銷在客源地的保持和開拓、市場營銷渠道的選擇、經銷商的選擇都有自己的特色。針對國際市場:突出西安作為“秦俑故鄉、絲路起點、東方古都”的城市旅游形象;國內市場:突出西安“西部最佳、中國立體博物館”等城市旅游形象;省內市場:強化“古城新貌、休閑度假、生態旅游”等旅游形象?？梢酝ㄟ^文化傳媒、大型節事活動、巡回展覽、名人效應等多種途徑來加強宣傳促銷力度。
4.旅游環境和旅游效應優化:和諧發展
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環境包括社會、經濟、文化和生態環境。旅游環境系統更多地強調西安作為旅游城市所應具備的有利于游客更好感知西安的通道。該系統的優化存在于歷史文化名城旅游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耦合,或者說是利益的博弈。最終達到旅游者和城市資源之間的和諧;旅游者和社區居民的和諧;旅游者與城市生態環境的和諧。旅游影響系統則具有雙向性:即針對旅游者又對歷史文化名城本身;既有正面影響,又有負面影響。如何強化西安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對旅游者的正面影響,同時減小旅游者對西安的負面影響也值得探討。
六、結論
歷史文化名城不僅是具有特殊價值和意義的城市,同時又是極具代表性的歷史文化承載物。它在不斷滿足國內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時還要肩負歷史文物保護的重任。體驗經濟與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的不和諧體現在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資源稟賦和體驗經濟內涵、以及旅游產品形式和游客體驗本質的不和諧三個方面。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最基本構成是需求子系統和供給子系統,其發展優化主要表現在對供給子系統的優化方面。其中開發理念優化要突出“三求”、有所選擇;產品設計優化注重“三性”、不斷創新;旅游服務優化追求“三感”、以人為本;西安作為典型的歷史文化名城,旅游資源非常豐富,并以人文旅游資源為主體,〖JP+1〗其中建筑與設施、遺址遺跡等文物類旅游資源為西安旅游資源的核心。為適應體驗經濟的本質要求,西安旅游應在旅游資源開發理念上有所選擇、強化體驗;旅游產品上細分市場、活力精品;旅游服務和市場營銷領域追求人性化、體現個性化;旅游環境和旅游效應系統平衡博弈、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中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EB/OL]
[2]B.JosephPineⅡ,JamesH.Gilmore.TheExperienceEconomy[M].NewYork: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Boston,Massachusetts.1999.
[3]陳興,“體驗經濟”背景下基于人類學視角的我國“旅游體驗”研究[D].四川師范大學旅游學院,2006.
[4]馬建華.系統科學及其在地理學中的應用[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5]劉敏,石學勇.體驗經濟與內蒙古特種旅游開發[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4,18(5):128-131.
[6]李曉琴.體驗經濟時代下旅游項目設計與實證研究[J].人文地理,2007(3):69-72.
都市文化論文范文3
本研究從檢視都市計劃中市場用地的必然面與偶然面出發，探討這兩者的轉變對臺中市忠信市場的影響。
關鍵詞：忠信市場；市場用地；都市更新；都市計劃；都市區位輪替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本研究計劃旨在從都市計劃公共設施市場用地的「必然面與「偶然面來
探討忠信市場的現在與未來發展方向。
二、研究目的
1.探討都市計劃中公共設施市場用地的發展情狀況與現有法規機制。
2. 了解不同相關者（包含進駐之藝術家對忠信市場有感之居民與開發建商等）的看法與忠信市場存續及再造方向。
第二節、研究范圍與方法
一、研究范圍
本計劃研究范圍為位于美術園道的忠信市場為臺中市都市計劃市場用地 65
號，面積 0.4497 公頃。
（1）、質化訪談法
（2）、口述史法
（3）、文獻分析法
（4）、歷史研究法
（5）、歸納法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為了探討市場用地必然與偶然的發展，在文獻回顧中分別針對這兩點列出下列幾項相關文獻，首先從忠信市場的基本介紹開始，再到歷史背景、都市計劃發展過程。
第一節、市場的界定與其發展及演變
一、 市場意義的界定
設置固定攤位及店鋪，或僅設置固定攤位，集中零售物品的交易場所， 都可稱之為廣義的市場；也可以指一種具體的空間組織，及一般商販聚集營業的場所，此為狹義之市場，本文中的忠信市場，是指狹義的市場，有具體的空間。
第二節、忠信市場相關介紹
一、忠信市場基本介紹
位于美術園道的忠信市場為臺中市都市計劃市場用地 65 號，面積 0.4497
公頃。
二、忠信市場內外部配置與相關數據
第三章 忠信市場的演化過程
第一節、忠信市場的演化過程
依據忠信市場的歷史大事紀，可將忠信市場的演變過程分成以下六個階段。
一、市場成立之前（公元 1969 年前）
臺中市因為氣候良好與水源豐富的緣故，大多為農業發展中心，而忠信市場、美術館附近的區域原先也是散布著農田，種植著稻作，并有著一些小聚落。
二、市場成立之初 （公元 1969 年～公元 1983 年）
在 1969 年前后，隨著工業轉型，小型工廠陸續遷移，大賣場陸續在周遭興建營業，也對忠信市場起了影響， 致使其市場機能漸衰，顧客開始轉移出忠信市場。
三、文化中心與國美館 （原臺灣省立美術館）設立的影響（公元 1983～公元 1994
年）
公元 1980 年政府在英才路 600 號現址成立了文化中心，附近的環境景觀及型態開始轉變。文化中心于 1983 年 11 月 12 日竣工，而國立臺灣美術館則于 1988 年 6 月 26 日開館，這些都再次影響忠信市場。
四、美術園道商店街管理委員會出現的影響（公元 1994 年～公元 2008 年）
1990 年代左右，由于之前建商將住戶之間的道路都捐給了政府以省稅收及所有權問題限制，沒有隨著周遭都市發展而重建的忠信市場，相較之下，逐漸顯得沒落。
五、文創產業進駐 （公元 2008 年開始至今）
初次發聲的中部藝文團體「德旺公所于 2011 年左右進駐， 其間陸續也有私人藝廊、咖啡藝文空間、美術社、裱畫店的設立。
六、都市更新階段 （公元 2012 年開始）
在周圍的建筑空間都逐漸改變為更加現代化的狀況之下，忠信市場卻仍然維持著它最為初始的面貌。2012 年，由鼎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主辦的都市更新案在此展開。
第五章 結論
此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以都市計劃者的角度來探討忠信市場未來的發展方向。
本計劃希望可以從市府之報告書與目前發展推估其未來可行之發展情況。從市府報告中發現忠信市場并不是政府致力關注的重點，對于忠信市場的篇幅極少，也未有詳細的建議與發展方向，使研究增加困難度，因此，計劃從報告書中所提及之案例是否能套用或是延用到忠信市場這方向著手，探討忠信市場未來發展方向，再從相關法規探討其發展性，最后，嘗試以這些經歷，預想忠信市場未來可能之發展方向，以其作為后續參考之用。
參考文獻
1. 李厚宗，（1991），《公共設施市場以獎勵民間多目標之理想與實際―以臺北市 零售市場為例》。建筑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2. 李常生，（2005），《以零售市場與攤販經營發展探討公共設施市場用地存在適 宜性―以臺中市為例》，中國文化大學政暨環境規劃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臺北市。
都市文化論文范文4
四川文化產業職業學院文經學院根據學生的專業特點，利用暑期時間走訪了成都 21 家博物館，其中包括 17 家國有博物館、4 家民辦博物館。本文試在此次調研的基礎上，分析成都博物館業發展的現狀、存在的問題，思考未來博物館業發展的前景。
成都的博物館事業起源較早。從 1914 年的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 ( 四川大學博物館的前身) 成立至今，已有九十多年的歷史。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發展較為緩慢。到七八十年代，伴隨著杜甫草堂、武侯祠、永陵 ( 時稱 “王建墓”) 等幾家專題性紀念館的正式掛牌和成都市博物館的恢復，成都的博物館事業開始了新的發展。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成都興建了一些企業辦的博物館和私人陳列館、藝術館，為成都博物館文化事業開辟了新的發展方向。
到目前為止，成都共有歷史考古、地質、名人紀念、民風民俗、酒文化、醫學、鐘表等專題門類博物館約 86 家，其中，國有博物館 5 家，民辦博物館 36 家。這 86 家基本涵蓋了目前成都所有面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收藏館、陳列館、藝術館。這些博物館的分布除了成都市區，也有在周邊的郫縣、新津、彭州、大邑等地?；旧闲纬闪碎T類豐富、國有館與民辦館共同發展的博物館體系。
成都博物館業藏品豐富、種類齊全、且富有特色，如四川省博物館和成都市博物館是市區最大的綜合性博物館; 四川大學博物館是西南地區最早建立的博物館，也是全國高校中唯一的綜合性博物館; 成都理工大學地質博物館是中國西部最大的地學類自然博物館; 成都中醫藥大學醫史博物館是西南第一家醫藥衛生專業博物館; 建川博物館是目前國內民間資金投入最多、建設規模和展覽面積最大、收藏內容最豐的民間博物館;
川菜博物館，是世界唯一以菜系文化為陳列內容的主題博物館等等。
成都博物館業的發展是喜憂參半，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點:1. 總體發展較快。博物館數量明顯增加，博物館藏品范圍不斷擴大，藏品量迅速提高，私人收藏家日漸崛起。21 年安仁古鎮 “中國博物館小鎮”掛牌，更是為成都博物館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
2. 各博物館發展不平衡。博物館之間的生存狀況存在很大的差異，知名度有著天壤之別。有些被人津津樂道，有些則根本不為人所知。如金沙遺址博物館參觀人數一年比一年多，武侯祠博物館盈利一年比一年高，建川博物館的經營狀況也是一年比一年好。而館藏豐富的高校博物館卻門庭冷落，鎖在深閨人未識; 李劼人故居的游客也是少之又少; 民辦博物館王安廷徽章紀念館更是獨處一隅。
都市文化論文范文5
[關鍵詞]明清；江南；城鄉關系
江南地區自唐宋時代開始逐漸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明中葉以后，當地傳統市鎮的軍事及行政機能漸趨退化，商業機能日漸凸現，其規模和數量遠超過宋代。至盛清時代，市鎮經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市鎮和農村之間逐漸形成一種生產與貿易的連鎖體，構成市鎮網絡，“不僅僅只是在廣大的鄉村腹地中存在著的兩個或三個主要城市，而可以認為這一地區已經是一個城市化很廣泛的地區”。[1](P12)這背后有著水陸交通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也同當地經濟結構或經濟水平密切相關。長期以來，對明清江南市鎮的探討是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個熱點，其研究成果令人矚目，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始，有關江南市鎮的中外學術成果層出不窮，以涉及范圍之廣泛，論題之深入，幾乎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一個專門的學術分支。不過，總的來說，以往的研究趨向，更關注的是市鎮的“中央性”機能。①或者強調市鎮在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無比強大的“向心力”②；或者從特定區域以外尋找研究空間，熱衷跨區域的比較及與國內國際市場的經濟聯系。③較少注意市鎮與農村之間的關系，乃至將農村在城鄉關系中的位置懸置起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問題。學界常以城鄉二分法或者城鄉連續體來概括傳統社會的城鄉關系，前者從人口的規模與密度、居住形態和社會異質性的角度，將城鄉分類進行論述，后者則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認為城市和農村各有其存在價值和功能，兩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體。隨著城市化理論的流行，連續體說逐漸占了上風。在城市化理論的影響下，從農村這一極向城市這一極的連續變化被設想成一個理所應當的過程，各種聚落形態都可以被確認為這一軸線上的某個位置。由于種種原因，過去有關江南市鎮研究，一向把市鎮本身④的討論當作優先任務，對于市鎮周邊的農村或者市鎮與農村關系的關注則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為市鎮研究附屬品的意味。雖則如此，本文仍擬在市鎮史研究的脈絡下，回顧一下國內外以往有關明清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史的各類探討⑤。并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研究中可能出現的某些趨向作一簡要前
一、國內(含臺灣)學者的相關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鎮研究的國內學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發表《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一文，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鎮的成長，把市鎮經濟視作傳統地主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⑥他的開創性研究，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鎮研究奠定了基礎。1970年代，臺灣學者劉石吉首次對江南市鎮作了系統而全面的研究，他當時在《食貨月刊》和《思與言》上發表的三篇論文，后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為書名在大陸出版。劉石吉的著作盡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問題的趨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將江南市鎮劃分為棉織業市鎮、蠶桑絲織業市鎮、米糧業市鎮，以及對運動后的江南市鎮的發展、市鎮數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為中外學者所超越。不僅如此，劉石吉的主要貢獻還在于，對大陸1980年代以來的江南市鎮研究具有啟發和推動作用。他的臺灣同行李國祁在1981年發表了《清代杭嘉湖寧紹五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初稿》一文，將傳統市場分成省城、府城、縣城、鎮市、定期集市五個等級，強調了交通線路對市鎮分布外在結構的影響，并對施堅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劉錚云則從另
————————
①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71頁。
②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李伯重：(明清江南與外地經濟聯系的加強及其對江南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發展的外部市場環境)。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四卷，商務印書館，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張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④按：本文中的市鎮指明清時代文獻中被稱作“市”或者“鎮”居民點，原則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稱作“鎮”的縣城，惟不涉及19世紀后半葉逐漸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屬縣級的上海縣。有關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動態可參錢曾璦：<上海的歷史與歷史中的上海)(<中國學術)2001年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1年)。
⑤按：由于獲取渠道的阻隔，此處對以往研究的介紹肯定還有不少的遺漏。即使對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學力有限，評介不當之處，亦在所難免。望方家不吝糾正!
⑥傅衣凌：(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歷史教學)1964年第5期。
⑦李國祁：<清代杭嘉湖寧紹五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初稿)，(中山文化學術論文集刊)第27集，1981年。
一個角度，通過考察清代蘇州地區的義莊分布，揭示出義莊有集中于城市與市鎮的趨勢。①近年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范毅軍先后發表數篇長文，綜合利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對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以及市鎮發展和地域開發的關系作了專門討論，預示出市鎮史研究中的跨學科趨向。范毅軍重視各種空間訊息，如市鎮所在的地形、地貌、總體分布以及與水路交通路線的位置關系等，對于探討明清市鎮的作用和城鎮化的意義；并且以為明清江南市鎮的廣泛成長，本質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種擴充而已，并未能在質上有所突破。①
自1980年代初，有關明清江南市鎮研究的論文，開始頻繁出現在國內各類史學刊物上。以樊樹志、陳學文為主要代表人物，他們注重江南市鎮的實態研究，為深入了解明清市鎮的作用與意義奠定了扎實的基礎。③同時期，王家范④平⑤、范金民⑥等學者作的研究亦頗引入注目。盡管樊樹志宣稱：“僅僅從經濟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鎮顯然是不能令人滿足的，市鎮作為一個地理實體，兼具經濟、文化等多種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側面地進行全方位的探討”，L2J(n1，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更熱衷的是對江南市鎮的數量、類別、層級和歷史作用等問題的探討，于市鎮和農村的關系方面竟然沒有任何專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鎮史的幾大家其實并沒有忽略市鎮與鄉村之間的連帶關系。例如，陳學文曾經強調市鎮對鄉村的輻射力，認為市鎮的發展逐漸將城市關系滲入鄉村，推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業經濟結構的演化，在此基礎上，市鎮對鄉村產生強大的向心力，是技術、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緩解農村過剩人口的消融劑⑦。樊樹志和王家范沒有過份渲染市鎮的“中心地”作用，而將市鎮與農村置于相對平等的位置。前者認為，研究市鎮結構不能僅僅局限在街市以內，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鎮與周圍四鄉(或稱鄉腳)的關系；四鄉的范圍大體顯示了市鎮作為一個基層商業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鎮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四鄉向外輸出手工業品或農產品先在市鎮里集中，再經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場。⑧后者則指出，江南市鎮與農村之間，無論從形成途徑上，還是空間格局上，均存在著縱深聯系；江南許多市鎮之所
———————————
①劉錚云：<義莊與城鎮一一清代蘇州府義莊之設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頁。
②范毅軍：(市鎮分布與地域的開發一一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大陸雜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軍：(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軍：<明中葉太湖以東地區的市鎮發展與地區開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年。
③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陳學文：<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⑤、平：(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市場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社會組織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鎮人口考查)．(南京師范大學學報)19s8年第2期
⑥范金民：(明清時期蘇州市鎮發展特點)．(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
⑦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頁。韓國學者吳金成的看法，與陳學文類似：在市鎮中發生的各種現象滲透到鄉村，使農村生產力得以迅速發展。進而為農業經濟結構和農村經營方式的變化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由于市鎮能夠給人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謀生途徑，紳士和商賈以及從農村中分化出的游手無賴等過剩人口涌人了新興市鎮內，江南市鎮就是在吸收鄉村勞動力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參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12頁。
以在明中葉之后呈勃興之勢，完全是由于其四鄉農村經濟結構變革的推動。①惜乎眾多學者或把市鎮視為聯絡縣城和農村的中介②，以及鄉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環③；或以傳統城鄉界線模糊不清為由，把市鎮與農村實為一體作為“理解策略”，從而回避了市鎮與農村的關系問題，更遑論對此作專門的討論了。
1990年代末以來，相關研究層出不窮，接連有小田、包偉民、范金民、王衛平、單強、陳國燦、吳仁安、張海英、龍登高④等人的專著面世。這些著作對鄉土生活、社會諸相、社會風習、會館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討頗有新意，并逐漸突破經濟史研究的窠臼，轉從社會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來的江南市鎮。惟一遺憾的是這些成果仍然沒有涉及城鄉關系。雖然有學者以為，“市鎮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存在于農村經濟上面’，是農村專業經濟發展的結果”，但還是有將市鎮作為農村社會變遷和社會諸問題的“指示器”的意味，⑤并進而把農村視作市鎮的附屬品。另有學者用“鄉鎮”一詞替代“市鎮”，除了突顯市鎮社會的鄉土本色以外，沒有給市鎮史的研究增添新鮮的內容，反而有混淆市鎮和農村的模糊界線的嫌疑。⑥從鄉村史或社會經濟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區域社會的成果，往往也會涉及到一些市鎮發展方面的內容，可是，大多只將市鎮經濟等同于農業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進行考察，同樣沒有把市鎮和鄉村的關系作為研究的對象。⑦就總體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吳建華曾對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鎮密度和城鄉人口結構的變動撰寫過專文外，⑧國內學術界涉足城鄉關系研究的論著可謂屈指可數。進入21世紀以后，就管見所及，王瑞成的《在鄉村和城市之間：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該書下篇以徽商為例，討論了近世鄉族觀念下的城鄉關系。從全書的問題意識看，盡管未能給徽商研究帶來重大突破，但專以活動在城鎮里的徽商與鄉土社會之間的聯系作為考察對象本身，已足見其前沿性。⑨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國范圍，極其粗略地探討了晚清紳士群體從鄉村流向城市這一現象，多少觸及到知識精英在近代城鄉二元對立格局下，單向涌人城市對鄉村社會產生的不良影響。⑩李伯重從經濟史視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區市鎮工業的性質，他認為在明清當地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郊區市鎮工業盡管與農村工業有密切的聯系，但是仍然應該歸屬于城市工業；他還以市鎮人口數量、居民職業、空間距離等因素作為指標，把市鎮定位為“間接城市化”地區，從而揭
————————
①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
②例如范毅軍認為．明清市鎮應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自聚落的一個環節，但由于傳統經濟發展程度，城鄉之間非可判然兩別。某些大鎮近于都市。而許多小鎮則與一般鄉村聚落區別不大，只不過幾戶的村店而已。參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九卷三期，1998年。
③樊樹志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傳統農業社會的歷史也就是鄉村不斷城市化的過程。參樊樹志：(市鎮與鄉村的城市化)，<學術月刊)1987年第1期。
④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國商業出版社．1997年．包偉民：<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王衛平：<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單強：(江南區域市場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陳國燦：(浙江古代城鎮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吳仁安：(明清江南望族與社會經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張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龍登高：(江南市場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紀的變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⑤包偉民主編：(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5、6頁。
⑥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國商業出版社．1997年。
⑦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羅侖主編，范金民、夏維中著：(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單強：(近代江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蔣兆成：(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⑧吳建華：(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鎮密度和城鄉人口結構變動)．載(城市史研究)(第n。12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
⑨王瑞成：(在鄉村和城市之間：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⑩余子明：(從鄉村到都市：晚清紳士群體的城市化)．<史學月刊)2002年第8期
示出城鄉之間界線的模糊性盡管自1980年代末以來，已有不少學者把研究的興趣放在市鎮管理相對于鄉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這些成果多屬通論性質，沒有把長時段的市鎮管理實態落實到具體市鎮。最近，趙世瑜和孫冰以湖州的雙林鎮為例，回溯了自明以來該鎮各種權力資源的組合和實際運作，并通過發生在晚清的東岳廟風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紳、民間祭祀組織、外來人口和官府在處理矛盾沖突過程中的不同表現，從中透視了雙林鎮權力資源和權力關系的歷時性變化，以及市鎮與鄉村權力運作的差異。
從民間信仰透視城鄉關系，是研究明清以來的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的另一個主要關注點，相關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學者濱島敦俊的啟示。早在1990年代末，趙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鄉”和城市廟會的鄉村化現象背后所凸顯的城市對鄉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鄉村的主動參與意識及對城市統治關系的挑戰，表現了鄉村對城市生活的參與，從而將城鄉放在平等的地位，沒有過份強調城市的“向心力”。③吳滔最近對清代蘇州地區鎮廟與村廟的關系作了多層次的探討，透過鎮城隍廟和“解錢糧”習俗的出現，審視了民間信仰在農村與市鎮交往中某些圖象。他認為，民間信仰中呈現的上下級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與城鄉的等級差別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論，很多位于大鎮之間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時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④近年來，一些學者還對生活在市鎮與農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別是士紳地主的生活實態產生了濃厚興趣。洪璞在日本學者稻田清一的基礎上，對清末至民國江南地主日?；顒拥目臻g范圍作了后續研究，對比了鄉居、鎮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異的社會交往圈和空間活動范圍，從中歸納出地主由鄉居到鎮居再到城居的“單線”離鄉過程。⑤吳滔選取清代吳江震澤二縣作為研究個案，從“發生學”角度，關注了比特定社會集團范圍更廣的空間內的個人活動(如選擇城居還是鄉居)及其主觀動機，通過士紳住所的變動、士紳在耕讀與服賈之間的職業選擇及鄉村公益活動組織者身份的變化等幾方面的論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紳的生活空間及對鄉村社會的影響力⑥
————————
①李伯重：《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林紹明：(明清年間江南市鎮的行政管理)，<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鎮社會組織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張研：《清代市鎮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趙世瑜：《廟會與明清以來的城鄉關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吳滔：《清代蘇州地區的村廟和鎮廟：從民間信仰透視城鄉關系》．《中國農史》2004年第2期。
⑤洪璞：《鄉居．鎮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國江南地主日?；顒由鐣涂臻g范圍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期。
⑥吳滔：《在城與在鄉：清代江南士紳的生活空間及對鄉村的影響》，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
二、日本學者的研究趨向
日本學者對明清江南市鎮的研究起步較晚，對江南的關注更多以農村社會為主，晚近才開始注重城市問題。⑦有關明清市鎮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論述徽商活動時偶爾觸及江南市鎮的論題以外，⑧更多關注的是華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⑨再加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數有關江南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受“發展階段論”的制約，沒有突出“江南”的獨特性，甚至把“江南”作為討論的附屬品。⑩在這一階段，即使是作為專門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關注鄉紳地主等支配階層
————————
⑦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日]加藤繁：《清代村鎮的定期市》，《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三卷，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73年。
⑩巫仁?。骸栋侗久谰w，〈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一一十七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新史學》十一卷三期,2000年。
及與這一群體相對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祐次對租棧的研究和鈴木智夫對《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①直到1979年，川勝守發表《中國近世都市的社會構造一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標志著日本學界明清江南市鎮研究之發軔。川勝守在該文中指出，市鎮作為縣城與鄉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顯著增加，與此過程呈鮮明對照的是，明初設置的課稅局和巡檢司規模縮小并日漸廢弛。鄉紳階層通過結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優免權掠奪土地，致使大量農村人口流人城市，或從事工商業，或充當吏胥衙役和游手無賴，成為城鎮里的寄生階層。②之后幾年，他與林和生分別探討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鎮發展的關系。川勝守考察了江南市鎮的發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別是與水運交通方面的關聯，從而揭示出宋明時代江南市鎮發展的條件，具體地說，就是運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鎮；林和生則強調了水上交通對太湖平原市鎮經濟的決定性影響③。在1980年代，日本學者明顯受“施堅雅模式”的影響，例如，斯波義信在探討宋元明清都市與農村史時，力倡以施堅雅的理論方法作為研究導向。④不過，由于日本學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體的學術傳統，他們傾向于把江南市鎮的研究具體落實到基層社會中，以市鎮或城鄉間的空間范圍為參照，觀察地方社會的構成及其運作過程。這使他們更注重討論城鎮與農村之間的關系，涌現出許多有份量的研究論文。例如，小島淑男透過城居地主、商人與在鄉農民階層之間的矛盾沖突，闡述了清末江南地區市鎮與周圍農村的關系。他認為，城鎮是農民肥料的供給地、農產品的販賣市場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地，反過來，農村為城鎮提供了勞動力。⑤在小島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專文論述近世中國的都市與農村，惟主要的著眼點放在有宋一代，鮮少涉足明清的情況。⑥
19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森正夫等學者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利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方法重新檢討江南市鎮史，在他們出版的論文集中，所論詳于當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倫對江南地形、水文環境與市鎮網絡形成的討論，森正夫對朱家角鎮略史的勾畫，稻田清一對清末鎮董的身份、角色、職責和管轄區域的探討，以及石原潤、林和生、林上等對上海、蘇州周邊集落空間構造的調查研究，均體現了與以往江南市鎮研究不同的旨趣，成為跨學科研究的一個典范。⑦高橋孝助通過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擴大與周邊農村，弄清了法華鄉通過水路、橋梁、村道將農村與市鎮相接，人、物、錢、情報因此往來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鄉居地主的生活空間的范圍與結構》一文則揭示了清末吳江縣的一個鄉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鎮與鄉村之間頻繁游走的事實。⑨此二文為日本史學界的明清江南城鄉關系史研究傳統增添了新的視角。
————————————————
①[日]村松祐次：《代江南の租棧一一中國地主制度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年；[日]鈴木智夫：(近代中國の地主制一租棧研究譯注一)。汲古書院1977年。
②[日]川勝守：《中國近世都市①社會構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號．1979年，第65--91頁
③[日]JI[勝守：(長江尹，卜夕c：掃c寸鎮市①發達七水利)，中國水利史研究會編：<佐藤博士還歷紀念中國水利史論集]，國會刊行會1981年；[日]林和生：《國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一太湖平原の》鎮市と交通路しこつぃて一]，京都大學文學部地理學教室：(空間景觀·イメヅ)，地人書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國近世しこわしする地方都市の發展一一太湖平原烏青鎮の場合》；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都市七文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年。
④[日]斯波義信：《中國、中近世の都市七農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視角一》．載《近世都市の比較史の研究》，大阪大學文學部《共同研究論集》第1輯。1982年。
⑤[日]小島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農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號，1980年。
⑥[日]佐伯富：《近代中國の都市七農村》．《歷史教育》第14卷12號，1966年。
⑦[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鎮研究一歷史學七地理學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年。
⑧[日]高橋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擴大與周邊農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h法華》，《上海研究論叢》第8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
⑨[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鄉居地主的生活空間的范圍與結構》?！吨袊鴼v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2期
。
1999年川勝守將他20年來的論文結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一書。①同時，他用市鎮社會史涵蓋傳統的市鎮經濟史，使研究的領域大大拓寬了。兩年后，由森時彥主編的《中國近代的都市與農村》，是將一些學者有關近代中國的都市、市鎮和農村的研究論文以論文集的形式編輯出版，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城鄉關系史研究著作。②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過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對村松祐次的某些認識加以深化。③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會的心得，濱島敦俊從民間信仰的視角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明清江南社會城鄉關系轉變的故事：明初，江南農村處在承擔漕糧北運的糧長階層和鄉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們為米谷運送役務所困擾。一些巫師為迎合鄉村社會統治層的愿望，制造出適合漕運及商運需要的保護神，庇佑水運平安無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支配江南的鄉居地主沒落，城居地主的數量越來越多，總管信仰的存在基礎隨之解體，原來支撐這種共同信仰的顯靈傳說失去了意義。在農村社會中小農占壓倒性優勢，饑饉和米谷價格成為農民日常最為切實的問題。鄉居的巫師們不得不創造出適應于小農愿望的“施米”的傳說，“總管神”搖身一變，成為在漕運饑饉之際與民同甘共苦、向貧民周濟食米而迎來悲劇性死亡的神靈。犧牲自我而把米谷發放給農民，成為新的總管信仰的核心內容。濱島敦俊在此基礎上重申了曾經概括的“鄉腳”世界在城鄉結構中的重要性：]6世紀中葉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經濟上所起的變動，小農民的生活空間也隨之變化，即其范圍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擴大到了以市鎮為核心之市場圈。④由此意味著日本學界對明清江南城鄉關系史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
①[日川勝守：《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一空間と社會形成の歷史學》，汲古書院，1999年。
②[日]森時彥：《中國近代の都市と農村》，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報告,2001年。
③[日]夏井春喜：《中國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書院．2001年。
④[日]濱島敦?。骸掇r村社會一一覺書》，森正夫等編：《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書院，1997年；[日]濱島敦?。骸犊偣苄叛鲆灰唤澜限r村社會七民間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三、歐美學者城鄉關系研究的學術脈絡
歐美中國城鄉關系史的研究，以馬克斯．韋伯(Maxweber)的理論為起點。韋伯用西方的標準進行衡量，將中國城市與農村截然分開，忽略丁城鄉間的密切聯系，更沒注意到中國城市行政上的等級愈低，鄉土氣息愈濃厚的特點。⑤有鑒于此，牟復禮(F．w．Mote)重新審視了馬克斯．韋伯在西方經驗下作出的城鄉之間存在著鮮明對立的論斷，中世紀的歐洲城市大多是由農村組成的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島，將傳統中國的歷史情境運用異域理論資源進行理解需要相當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蘇州的著名論文中，牟復禮得出結論，中國社會不象西方社會那樣城鄉之間存在尖銳的對立而是表現出連續性。⑥
————————
⑤史明正：《西方學者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國研究通訊》第十三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5--97頁。
⑥[美]牟復禮：《元末明初時期南京的變遷》，[美]施堅雅主編：《晚期的城市》，中譯本，中華書局，2000年；Mote,Freder．iCkw．Amillenniumofchineseurbanhistory：form,timeandspaceconceptsinsoochow,RiceUniversityStudies．1973．voi．59，No．4pp35—65．
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城鎮發展史的初期，往往熱衷于建構理論框架，而忽視了區域間的差異性，喜歡把一些解釋力有限的結論強加在全國范圍內。饒濟凡(Gilbert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較研究中，創立了城市空間網絡學說。他認為，近世中國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結構，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無幾，人口絕大多數居住在成千上萬的村鎮里。如果說他所揭示的這一現象尚與中國當時的實情相差不大的話，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數偏低的原因時，饒濟凡的解釋就不太能夠站得住腳。他將之歸為城市間的交通不便，由此難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網絡，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調動和利用人力物力，從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稅和調劑物資的機能。①在中國的大片地區，特別是西南地區和西北地區，這樣的情況的確存在，而在江南地區，水運資源非常豐富，城市化指數較其他地區高，市鎮網絡發達且組織性強，和他的假設完全兩樣。饒濟凡的另一部著作，重點分析了清代直隸、山東的市場聚落和人口結構，同樣沒能在解釋近世中國城鎮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方面有所突破。②
伊懋可(MarkElvin)是較早關注江南市鎮的西方學者，他在1970年寫作了《市鎮與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縣》一文，注意到明中葉以后地主從農村遷進城鎮的事實，他還考察了明代晚期至19世紀上?？h的水路管理制度所折射出的城鄉關系的轉變③。居密(MiChuWiens)察覺到16至18世紀城居地主和鄉居佃農之間關系的改變：頻繁的奴變使盛行于晚明的奴仆制度于17世紀末漸趨消亡，18世紀以后，城居地主已不再使用奴仆制，江南的商業化和城鎮化顯著地改變了地主和佃農之間的關系。在“一田兩主”制下，城居地主與佃農的關系日漸疏遠、非個人化；盡管農民在城居地主手下比鄉居地主更缺少同情，但由于不用直接繳納賦稅并有機會拖欠地租，佃農從地主那里獲得了更多的獨立。④蘭金(MaryBackusRankin)通過對清末浙江省青鎮的沈氏和南潯鎮的龐氏、蔣氏、周氏、張氏和劉氏等士紳家族進行個案分析，發覺這些家族的部分成員在遷入上海以后，非但沒有割斷反而加強了與鄉土社會的聯系，由此她反思了城市與鄉村以及傳統與現代兩對在當時流行一時的“二分法”對中國傳統社會研究的有限解釋力。除此而外，她的研究還多少涉及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江南市鎮如何進行管理的問題。⑤
施堅雅(C．WilliamSkinner)以經濟活動為主要劃分標準，將全中國劃分成九大區域，多少改變了西方人心目中對中國歷史簡單而直觀的理解，令他們不得不對中國城市的地區性多樣化和專業化重新加以認識。盡管施堅雅的學說本身沒有涉及中國社會的城鄉經濟觀和文化觀，但他所提出的融會貫通的市場網絡概念暗示著城鄉關系的緊密性和連續性，使人們注意到每一區域都擁有本身內在的等級空間體系，城鄉之間的交流頻繁，相互調劑和融合，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乃至農村存在著有機的聯系。施堅雅還仿效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學說，根據市場規模和功能，把傳統中國的市場體系分成八個等級，其中較低的三級基層市場、中間市場、中心市場屬于市鎮的范疇。他認為，農民的實際社會區域的邊界(即關系網)不是由他所住村莊的狹窄的范圍決定，而是由他的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所決定。⑥作
——————————————
①GilbertRozman,UrbanNetworksitch''''ingchinaandtokugawajanpan,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
②GilbertRozman,PopulationandMarketingsettlementsin,ch''''ing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③〔美〕施堅雅主編：《晚期的國家》，中譯本，中華書局，2000年。
⑥[美]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美]施堅雅主編：《晚期的城市》．中譯本，中華書局．2000年。
為人類學家出身的施堅雅，強調基層市場對于農民實際生活的功用，不過是想糾正人類學家只著眼于村落小團體的傾向，并沒有刻意否認村落共同體的意思。但是，在他以后，過去對于中國城市和農村的較為流行的認識，無論認為二者間是自發的對立，還是相反認為二者彼此間不存在明顯的差異，都逐漸讓位于對城市中心地及其區域腹地發展的相互聯系程度的研究。①羅威廉(WilliamRowe)在其有關漢口的兩本著作中，關注的是以漢口為代表的商業市鎮而非作為治所的府州縣城，突出了縣級以下市場中心的重要性。②他和其他美國史學家一樣，都以為中國的村莊，在經濟上和社會上高度結合于大的貿易體系，越來越忽視村莊這一級單位。③直到20世紀80年代，黃宗智重申了村莊研究的重要性，以他對華北和長江三角洲鄉村社會變遷的研究為標識，④使上述局面得以相當改觀，并引起了美國中國學界對農村社會史和農民學的興趣。黃宗智沒有忘記用他的過密化理論透視中國歷史上的城鄉關系：“過密化下的耕作者所生產的剩余雖然一定遞減，但他們卻能支持龐大而復雜的城市，并供養高度發展的社會上層和城市文化?！蟪鞘械漠a生伴隨著農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發展’伴隨著農村的過密化，正是中國歷史上上層社會文化和農民文化之間顯著差別的導因?！盵4](P331—332)
在黃宗智兩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關江南城鎮與鄉村關系研究的英文專著問世。白凱(Bernhardt，Kathryn)從國家、地主士紳和農民三方的關系人手，探討晚清至民國長江三角洲因商業化和城市化所導致的地主和佃農之間關系的改變；⑤石錦()ames,C．Shih)運用計量方法，勾畫了太湖地區明代至清代社會精華分子的逐漸選擇城居的傾向；⑥夏明德(LyndaS．Bell)從晚清到民國無錫小農家庭廣泛從事蠶絲生產這一事實為案例，透視了近代江南城鄉關系的新格局。⑦雖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兩種傾向一一第一種傾向是對于大城市的研究遠遠超過對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鎮的研究；第二種傾向是過去十年中國城市的研究過多集中在20世紀的工業化時代，至多上溯到19世紀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變，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鎮本身，對城鄉關系問題只是附帶地加以討論。張琳德(LindaCoke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從一個市鎮發展成為貿易港口近800年的歷程；⑨由她主編的論文集《晚期的江南城市》，收錄了邁克爾．馬默(MichaelMarael)、保羅·圣安杰洛(PaoloSantangelo)、夫馬進、安東尼婭·芬安妮(AntoniaFinnane)和張琳德(LindaCookeJohnson)對蘇州、杭州、揚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⑩許亦農(YinongXu)在蘇州城市建筑史的脈絡下，探討了中國傳統城市的空間與時間變化多顯示出西方學者對城市史的偏愛。趙岡在前人基礎上
————————
③[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第23頁。
④[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3年。
對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鎮作了重新審視。他有一個與眾不同的見解，認為江南的市鎮是超層級的，從一開始便依賴全國性的市場，沒有明顯的層級關系。層級式的關系只適用于內地的傳統市鎮，每個市鎮都是內向性的以滿足小范圍內的農村消費者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圍來看則是逐層擴大。江南所產的絲綢、棉花等紡織品，在本區域的居民間沒有太多的市場與銷路，而必須由各市鎮直接與全國性市場發生運銷關系，并不透過層級來聚散。①袁清則對市鎮類型的劃分進行了反思。他以為，對不同的市鎮，僅依靠其單一特產來分類，雖能提供一個概括性，但未免過于簡單化了。②
2002年，科大衛(DavidFaure)和劉陶陶(taotaoLiu)主編的論文集《中國的城鎮和鄉村：認同與感覺》的問世，標志著西方學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過于注意城鎮或只關心農村聚落的“偏科”現象，在城市史和鄉村史研究之間架起了一座理論橋梁。無論從選題還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書都體現出多學科多視角的豐富介入；研究者不再僅僅以城市為中心，已開始注重以鄉村世界為出發點探討城鄉關系。其中，科大衛選取烏青、濮院和南潯三個江南市鎮為案例，將家族在江南市鎮確立支配地位(rise0fthelineage)的時間追溯到元明之際。16世紀，隨著新遷入市鎮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興家族之間的矛盾加深，這集中體現在鎮廟控制權的爭奪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鎮的格局開始確立，士紳階層逐漸取代家族介入市鎮管理。③科大衛與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給我們講述了三個江南市鎮幾百年的管理運作過程，而對于具體市鎮權力格局形成的“發生學”探討，在科大衛之前，幾乎沒人關注過。當然，僅僅憑一本論文集，就想涵蓋明清以來城鄉關系的所有問題，顯然是不切實的。全書大多數作者仍沒有擺脫“城市中心觀”的窠臼，以城市特別是上海這樣的“特殊城市”為主要研究內容，來討論近世城鄉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癢之嫌。實際上，城鄉一體還是城鄉分割，都是相對而言的。用兩分法來剖析近世的城市與農村是過于簡單的和不適宜的，正如編者在《導言》中所說：“城鄉區分的觀念一直外在于中國傳統思想，即便今日也僅是部分融人中國社會而已”。[5](P14)
——————————————
①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第176,181頁。②[美]袁清：《盛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城市化和商業化》，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編輯組：《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DavidFaureandTaoTaoLiu,TownandCountrinchina:IdentityandPerception,Houndd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newYork:Palgrave,2002.
四、幾點認識
綜上所述，以往對明清江南市鎮的研究，多數偏重“傳記式”的歷史沿革發展①，以傳統城鄉界限模糊不清，城鄉的延續性遠大于市鎮的獨特性為出發點，把市鎮置于都市的范疇或者廣闊的鄉村社會中進行考察，極少注意城市一市鎮一農村的連續體的意義。從城鄉關系的視角，探討市鎮與周邊農村的互動作用，幾乎可以說剛剛起步。
具體說來，在已有的市鎮與農村關系史研究中，對于市鎮和農村聚落兩者之間是否有“有形的邊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學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鎮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統屬性質的市場圈，作為四鄉農村的“中心地”來理解，認為市鎮和四鄉之間存在著以水柵、河道、民居和橋梁等為標識的含混邊界。另一些學者則根據所謂“市鎮居民”兼營農、工、商多種職業的實際情況，強調工農之間界線模糊以及農村居民和市鎮居民在職業與居所兩方面的不一致，進而質疑市鎮與農村之間存在有形邊界的可能性。如果我們明白，在市鎮與農村之間即使具有地理意義上的有形邊界，亦不妨礙不同人群之間通過經濟、祭祀、婚姻等層面的交流來打破這個邊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為標準而不是以地點為標準的關于市鎮和農村區分的“新理念”。舉例來說，如今在市鎮研究中經常被學者們借用的“鄉腳”一詞，已漸成為市鎮商業輻射區的專有名詞，它包括市鎮本身以及市鎮的周邊地區，即包裹市鎮的農村。而據筆者在“鄉腳”一詞來源地的吳江縣的田野經驗，當地人不僅將民間信仰活動的地域廣度稱之為“鄉腳”，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動所及的最遠地點和家鄉之間的距離也叫作“鄉腳”。探尋諸如“鄉腳”這樣的鄉土詞語所包含的豐富含義，進而從市鎮與農村的各個角落選擇個別的人群行動作為參照系，通過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接觸和互動，揭示出明清江南城鄉界線的模糊性和生活在當中人群的多層化關系，無疑有助于我們重新理解傳統社會中的城鄉關系。在傳統時代沒有對人群進行專門的“市鎮籍”和“村籍”劃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鎮的空間范圍顯得相當困難，而市鎮的規模、人口又是處在不斷變動中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關市鎮和農村間是否存有有形邊界的課題，尚有很多扎實的工作要做。
以往學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鎮與農村的關系，還有把地方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國家或者特定集團中去的傾向，將士紳與平民、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系，僅僅理解為單向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而實際上，城鄉交往中所呈現出的不確定和流動性，比起被我們凝固起來的“社會經濟結構”要生動復雜得多?！敖Y構決定論”的根本弱點就在于給許多本來是“因人異事”的動態依賴現象納入了“虛假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歷史現實中屢見不鮮的互動性和多樣性的色彩。就明清江南市鎮研究本身而言，正如范毅軍所總結的，相當一部分學者有過份強調市鎮在明清兩代的獨特發展而幾乎忽略了它在唐宋以來歷史序列的延續性的趨向，②較為缺乏像科大衛、趙世瑜所做的對某些江南具體市鎮長時段運行過程的個案分析。如果我們不了解江南基層行政組織的運行模式，只以“舉例子”的方式空談市鎮與農村的關系，或者反過來說，沒有從城鄉關系的角度考察市鎮和農村的運行實態本身，都無法給我們的研究帶來更多的裨益?？傊覀冎挥袑⒔洕?、社會、文化等靜止的要素還原到流動、鮮活的歷史過程中去，通過揭示這種過程中的種種復雜關系，才能超越把研究單位簡單地劃分成二元對立的格局，避免“城鄉一體”或“城鄉二元”的簡單理解模式。
————————
①劉石吉：(小城鎮大問題：江南市鎮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杭州：“中國東南區域史國際研討會”論文，1998年9月．
②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
[參考文獻]
[1]WilliamT．Rowe．CityandRegionInthelowerYangzi[A]．LindaCookeJohnson，ed．CitiesofJiangnaninLateImpetialChi．na[C]．StateUniversity0fNewYorkPress，1992．
[2]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
[3]趙世瑜、孫冰．市鎮權力關系與江南社會變遷一一以近世浙江湖州雙林鎮為例[J]．近代史研究，2003(2)
都市文化論文范文6
文化產業是一個朝陽產業，在許多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文化產業正成為經濟增長中異軍突起的力量，并最終將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增長點和支柱產業之一。
作為我國直轄市之一的長江上游中心城市的重慶市，其發展目標是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而文化將是城市綜合實力和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此外，重慶市也是西部大開發的中心城市之一，而西部大開發把發展科技和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作為重要任務。因此，發展文化產業是重慶市發展都市經濟的要求。沙坪壩區作為重慶市的科教文化中心，按照重慶市委市府把沙坪壩區建設成重慶市科教文化中心的要求，把沙坪壩區建設成教育發達、科技進步、文化繁榮、社會文明、環境優美、功能齊全、富有現代化都市風貌的中國西部的科教文化中心城區，發展前景一片光明。因此研究沙坪壩區文化產業對重慶乃至中國文化產業化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本文以沙坪壩區文化產業為研究對象，從分析沙坪壩區文化產業的現狀入手，著重分析了沙坪壩區發展文化產業化的有利條件和目前存在的困難及障礙，并提出了發展文化產業化的途徑，為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參考。
關鍵詞：文化、文化產業、文化產業化
第一章 緒 論
1.1問題背景
從20世紀50年代以后，第三次科技革命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的復蘇開始了，即發展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智能生產力時期，標志文化與經濟嶄新關系的確立。工業化時代經濟生產與文化藝術是對立的，而智能化生產時代，經濟與文化是一體的，即“文化的經濟化”和“經濟的文化化”。由此而產生出了一個新的產業――文化產業，這是一個集中代表了現代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全球性的新興產業，并以迅猛的發展趨勢，成為人類社會不可缺少的產業門類，在許多國家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特別是近幾年來，隨著高新技術向文化領域的廣泛滲透，文化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迅速崛起，占據經濟總量的比重越來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