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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以來，學界的一些有識之士紛紛意識到視覺文化或圖像文化的弊端，對存在上千年的視覺中心主義提出了質疑，進而訴求新的文化轉向，這就是聽覺文化轉向的出場。首先提出這一轉向的是德國后現代主義美學家韋爾施。同為后現代主義的美學家，杰姆遜認為后現代文化本質上是以圖像為中心的圖像文化;韋爾施則認為后現代主義文化是以聽覺為中心的聽覺文化。杰姆遜的后現代主義文化觀已經被學界所廣泛接受，成為后現代主義圖像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資源;而韋爾施的聽覺文化觀則被忽視了。韋爾施在其《重構美學》一書中提出走向聽覺文化的觀點，該書寫于視覺文化如日中天的1997年，其觀點很快被淹沒在視覺文化的大海中，沒有引起學界的重視。②但韋爾施仍不遺余力地宣揚其聽覺文化理論。“他指出視覺文化是理性主義的產物，十九世紀是它的巔峰時期，往上則可以直溯古代希臘。比較來看，聽覺文化的興起可以說是電子傳媒一路暢行之后的必然結果，它更具有一種后現代氣質，固然它沒有視覺文化的延續性和同質性，但是它具有電子世界的共時性和流動性。”③所以，在當前電子媒介時代，人類的文化必然是一種聽覺文化而非視覺文化。到底什么是聽覺文化?韋爾施并沒有很嚴謹的界定，但他認為，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理解聽覺文化:一方面是我們要把聽覺作為文化調整的媒介，確確實實要把它當作一個新文化中的主導意義;另一方面則是我們限制在現存的文化內部，來改善聽覺的條件。后者對于一個事實上剝奪聽覺權利，聽覺衰退的文明來說，同樣是至為重要的。
顯然，韋爾施既不想對聽覺文化進行嚴格界定，也不想通過聽覺文化來替代視覺文化，只是把聽覺文化作為人類的另一種文化形態來理解，目的是讓人們重新關注聽覺文化。雖然韋爾施與杰姆遜的后現代研究路徑不同，但他關注聽覺的新感性主義美學觀與杰姆遜關注視覺的后現代文化觀依然是一致的。韋爾施認為:一個疑慮在游蕩:我們迄至今日的主要被視覺所主導的文化，正在轉化成為聽覺文化，這是我們所期望的，也是勢所必然的。不光出于平等對待。在視覺稱霸兩千多年后，聽覺理當得到解放;更況且聽的人也是更好的人，這是說，他可以進入某種不同的東西，尊重它而不僅僅是支配它。人類和我們星球的繼續存在，只有當我們的文化將來以聽覺為基本模式，方有希望。因為在技術化的現代社會中，視覺的一統天下正將我們無從逃避地趕向災難。對此，惟有聽覺與世界那種接受的、交流的，以及符號的關系，才能扶持我們。墮落還是得救，災難還是拯救這就是不同選擇的圖景，人們正試圖以它來搭救我們，打開我們的耳朵。
可見，韋爾施不僅為聽覺文化賦予一種文化上的意義，更是把聽覺文化看成人類救贖的重要形式，將其作為人類應對所有災難的一種有效方式。2009年，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舉辦了“對傾聽的思考———人文學科的聽覺轉向”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圖像敘事成為強勢傳播的今天，這次會議當有風向標的意義。會議認為，人類已經淪為視覺盛宴上的饕餮之徒而沉溺其中，人文科學應當從中抽身而出，倡導“安靜的傾聽”。至此，聽覺文化的轉向已然拉開大幕，學界也開始出現對聽覺文化的相關研究。從文化傳播發展的歷史上看，這也預示著聽覺文化的來臨。在人類文化發展的早期階段，人們的文化傳播主要靠圖像(圖形)和聲音。人類早期的圖像文化在學界已有眾多的研究，當代的圖像文化抑或視覺文化研究也都追溯到原始社會的壁畫、巖畫等，體現出現代社會對古老圖像文化的回歸與發展。我們同樣可以預見，在圖像文化研究之后，對聽覺文化的回歸將是人類文化傳播研究中的一個新課題。
二、聽覺文化(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聽覺文化研究雖然在新世紀才得以興起，但聽覺文化的存在卻有著漫長的歷史。韋爾施認為西方文化從源頭上來說就是一種聽覺文化，如作為西方文化源頭的古希臘文化。而西方的視覺中心主義傳統不過是聽覺文化的另一幅面孔而已。上文也提到過，人類早期的文化主要是口語文化，當人們只有語言還沒有文字的時候，信息的交流、文化的傳播靠的都是口耳相傳，也就是聽覺文化。文字符號出現后，人類對聽覺的依賴程度才逐步減少。如早期的文學(藝術)傳播，靠的都是口語，古希臘最偉大的文學詩篇《荷馬史詩》就是通過荷馬之口而流傳開來，并且荷馬還是一個盲人，這也暗示了當時聽覺文化之于視覺文化的重要性。作為古希臘藝術中的另一顆璀璨明珠———悲劇，同樣離不開聲音的存在，古希臘悲劇就起源于古代祭祀活動的合唱歌隊伴奏。即使在今天的戲劇藝術中，聲音都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影視作品亦是如此。
英國法學家威廉•布萊克斯通爵士早在1765年就說過，在過去的整個西方世界，都非常不懂文學知識，文學完全憑口頭傳授，因而凡是文學流行的國家，都幾乎沒有書寫的觀念。在人類文化史上，相比于文字，聲音的出現顯然更早。文字的產生只有到了文明社會才有可能實現，而聲音(即使是可以表意的)在人類社會出現之初就已經出現，甚至可能更早。通觀人類文化史，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不過五千年，從中華文明來說，文字的使用不過三千年，但口語文化的傳統至少延續了十萬年。據語言學家統計，在人類歷史上，可以用來寫作的語言大約是一百多種，而人類的語言則有幾千種。所以，聽覺文化不僅是人類文化的最早雛形，也是人類最重要的文化形態。即使在文字出現后的相當長時間內，文字也不能擔當起人類文化傳播的重任，聽覺文化依然是人類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聽覺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識字能力的獲得并不是天生的，要靠專門的學習與訓練才能獲得，而不像聽力與口語能力在生活中就可以習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西方的聽覺文化一直壓制著印刷文化的發展。西方聽覺文化存在與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音樂藝術的繁榮。特別在中世紀的宗教藝術中，作為聽覺文化一種重要組成部分的音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最終催生了現代音樂。在中世紀，音樂成為宗教生活及宗教文化的組成部分，所有神職人員都必須參加歌唱，這也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宗教對聽覺的重視。宗教為了進一步發展壯大，就要向更多的人傳播宗教教義，其中一個重要的傳播手段就是向信徒講經，而教徒在修行過程中，也會以誦經的形式學習經文。
中世紀以后，西方文化史上發生了思想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作為對中世紀宗教與神學的反駁，號召用理性之光照亮人類世界，讓人類學會去觀看。所以，在此期間，視覺受到了更多的重視，聽覺文化則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在隨后的浪漫主義傳統中，又顯示出對聲音的重新重視。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文藝甚至文化思潮，本質上是傳統文化對啟蒙運動的反撲，其中一個主要方面就是重新關注人類的聽覺，這雖然具有反理性的傾向，但其對聽覺的重視則可以給聽覺文化研究提供借鑒。在諸多浪漫主義詩人那里，雪萊的《致云雀》以四短一長的詩行模仿四短一長的云雀啼鳴，濟慈的《畫眉鳥的話》以半似重復的語句，傳出了畫眉歌唱的節奏。浪漫主義詩人赫爾德認為聽覺高于視覺，浪漫派的理論家施萊格爾則認為聽覺的意義是最高尚的意義。因而，浪漫主義更加關注聽覺與黑暗，最大限度地發揮聽覺的作用，通過藝術手法營造出一個神秘的聽覺世界。到了現代社會，提倡聽覺文化的也不乏其人。例如，當代哲學家阿希姆•恩斯特•貝倫特一直在呼吁著視覺文化向聽覺文化的轉移，認為我們的文化將是由視覺秩序走向聽覺的有機體。此外，哲學家尼采、海德格爾以及晚近的傳播學大師麥克盧漢等都在關注聽覺文化。尼采對音樂的推崇是其呼吁聽覺文化的一種重要表現。麥克盧漢則從媒體模式的角度，把文明的演變劃分為“部落時代”“脫部落時代”和“重新部落(地球村)時代”，認為這三個時代的傳播方式依次偏向口語(倚重于聽覺)傳播、文字(倚重于視覺)傳播和電子傳播。他關于聽覺空間與視覺空間的論述糅合在這三個時代的兩次轉型(聽覺空間向視覺空間的轉換以及聽覺空間的回歸)中。
而在中國，人們同樣很早就對聲音有過關注。聽覺文化作為人類早期的主要文化形式，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得到人們的重視。先秦時期的聽覺文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聲音與自然的關系，二是聲音與社會的關系。聲音與自然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先秦人們對于自然的聆聽，例如《莊子》中對“天籟”“地籟”的描述。同樣，在《詩經》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大量的對聲音的摹寫，常見的就是鳥鳴聲，如黃鳥的“喈喈”“交交”，大雁的“肅素”“嗷嗷”等。此外，還有其他很多關于擬聲詞的應用，學界已有人專門對《詩經》中的擬聲詞現象進行研究。夏商之后，人類所傾聽的聲音除了“天籟”“地籟”之外，又多出了“人籟”，即音樂。在古代，音樂比之于其他藝術門類更加發達，這從現存的各種樂器中可以得到印證。在當時社會生活的很多場合中，都離不開音樂，如祭祀、戰爭、送別，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至今。隨著音樂在人類生活中的大量出現，人們逐漸對音樂產生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形成了對音樂社會性的認識。
《禮記•樂記》中“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的說法，可以算得上是對聲音最早的理性認識，后來各種樂論中所說的“靡靡之音”“亡國之音”大多是從這里演化而來。在古代文學領域，從早期的神話傳說，到后來的詩詞歌賦以及小說戲曲等敘事文學，無不是以口傳的方式世代相傳。即使到了宋代，出現了印刷術，但可以被刊印出版的文學作品還是少數。特別是明清時期的說書人，更是把文學作為一種聽覺藝術的本質發揮得淋漓盡致。20世紀，人類聽覺文化史上出現了里程碑式的事件———廣播的出現。廣播的出現大大地促進了聽覺文化的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人類的交流。美國廣播“外星人入侵地球事件”一度使數百萬計的聽眾信以為真，引起人們的巨大恐慌。這也從側面說明了聽覺文化在當代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在當代電子媒介時代，人們除了看視頻，也會在很多場合戴著耳機進行聆聽。但相比于圖像文化，聽覺文化依然處于劣勢。關于聽覺文化研究，近年來雖然有學者有所涉及，但也只是處于起步階段，很多問題都沒有進入實質性的研究，與圖像文化研究的繁榮不能同日而語。
三、聽覺文化研究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聽覺文化作為人類文化傳播史上一種重要的傳播手段，具有悠久的歷史，但在當代圖像文化日趨泛濫的今天，聽覺文化一度萎縮，新世紀以來，一些學者呼吁重新關注聽覺文化。在我們看來，聽覺文化研究具有以下重要意義。
首先，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聽覺文化研究可以引起人們對音的關注。根據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象與音都是語言符號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象與音組合起來也就是能指，語音與語象同樣重要，就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但在現實的文化傳播中，人們往往更重視象而忽視音。對于一些藝術門類來說，如文學與繪畫，評價其優劣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形象性，20世紀八九十年代，形象思維一度成為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關鍵詞。但在索緒爾看來，能指作為音響形象，是聲音所展現的形象，本質上是聲音而不是形象，聲音是文字的“第一能指”。在著名文藝理論家趙憲章看來，“二者(語音與語象)都是語言的代用品，無論使用哪種書寫方式標記語言，音響而不是形象都是它的第一能指，聲音始終都是語言能指具有優先性的第一存在”。當然，文學形象性的特點也是不爭的事實，也被學界所認可，但形象性并不是文學的專利，很多文體甚至幾乎所有的文字都具有這個屬性。因此，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本質在于其聲音的特征。比如古代詩歌，都是用來吟唱的，現代詩歌由于失去了音律的特征而走向沒落。在作為語言(文字)藝術的文學中，我們不僅要關注其“象”的屬性，更要關注其“聲”的屬性。在文化傳播中，固然需要圖像傳播，但也不能忽略聽覺傳播。在文學研究領域，“聽覺敘事”成為當前學界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學者傅修延已經開始在這個領域開拓，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設性的觀點，但很多具體的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去挖掘。趙憲章先生認為:“新世紀以來，文學理論中的‘聽覺敘事’(acousticnarrative)開始萌生，一味依賴語義學闡發的敘事問題有了新朋。從‘圖像轉向’到‘聽覺轉向’、從‘圖像敘事’到‘聽覺敘事’，并非簡單的此消彼長，在這一現象的背后，是人類所面臨的表意焦慮和符號危機。事實說明，‘圖像時代’的受眾既不希望‘失明’，也不希望‘失聰’;既希望睜大眼睛‘看’，也希望豎起耳朵‘聽’。‘看’和‘聽’都是不可偏廢的身體器官。”
其次，從文化研究角度來說，聽覺文化研究可以消除圖像文化研究的弊端。我們今天已經進入了所謂的圖像時代，生活中到處充斥著圖像?？闯蔀槿祟惈@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手段，甚至當代人本身也成為被觀看的對象，并且深陷其中，樂此不疲。特別是在當代年輕人群體中，自拍并把照片上傳朋友圈成為時尚，殊不知，這已經把自己置于別人的“監控”之中。所以，在當代社會，視覺已經成為對人類的一種監控，人們處在類似于邊沁所提出的“圓形監獄”之中，實踐著?？滤f的“全景敞視主義”。在視覺文化語境下，人類失去了隱私，生活在一個被監視的世界中，這就形成了當代視覺文化的霸權。韋爾施把對視覺霸權的糾偏寄托在聽覺文化之上，“因為在技術化的現代社會上，視覺的一統天下正將我們無從逃避地趕向災難，對此，惟有聽覺與世界那種接受的、交流的，以及符號的關系，才能扶持我們”。本雅明對講故事藝術消失的悲觀與韋爾施對聽覺文化的期望，共同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在視覺過度發達的文化中，“講故事的人”的重新出現是恢復聽覺文化與視覺文化的平等性，使人類感官與文化達到平衡的關鍵。本雅明對“講故事的人”的懷念的觀點提出于20世紀初，顯示了其懷舊的現代性體驗，同時也從側面顯示了其對來自于民間的聽覺文化的喜好。
最后，從存在論的角度來看，聽覺文化研究與人類的存在息息相關，人類就生活在一個聽覺的世界中。對人類來說，聲音不僅是一種傳播媒介，更是人類的一種存在方式。嬰兒在剛剛出生時，就以哇哇大哭向世界宣示自己的來臨;而老人在離開這個世界之際，又是通過親人的哭聲和哀樂等聲音宣示自己的離去。或許這是人類通過聲音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抑或只是一種巧合。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是，人類本來就生活在一個繪聲繪色的有聲世界中，無論是自然界的聲音還是人為的聲音，都和人類的生活密不可分，如大自然的風聲雨聲、蟲鳴鳥叫，抑或人類吟詩弄樂、吆喝吶喊，都形成了人類的聽覺空間。自然之聲是一個永恒的存在，亙古不變;人為的聲音則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但無論怎么變化，聲音作為人類存在的一個家園則是不可改變的。聲音作為人類的本能，生而有之，在傳遞信息和表達情感過程中，聲音都是一個重要的媒介。人類在接受信息時，相比于視覺，聽覺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其情感屬性。聽覺對象比視覺對象更能激起人的情感，聽覺交流是人類最本真的交流，也是一種在場的交流，通過文字形式的交流則是一種不在場的交流。在日常生活中，書面形式的交流自然比不過面對面的在場聲音交流。今天的人們無論是短信還是網絡聊天，都是以文字作為媒介的傳播。為了彌補情感的缺失，各種表達情感的文字和表情符號應運而生。即使在文學中，閱讀作品與傾聽作品也有所不同，所以才存在本雅明所說的“講故事的人”的存在。在當代作家莫言看來，文學(小說)本質上就是講故事，文學家都是“講故事的人”，這都說明即使在文學中，聲音也同樣重要，甚至比文字更重要。
四、總結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知，聽覺文化已經成為當代文化研究中的一個新課題，在當前的文化傳播中，視覺的圖像傳播或許依然占據強勢地位，但聽覺文化傳播作為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方面，應該得到人們的重視。本文只是對聽覺轉向、聽覺文化歷史以及聽覺文化的研究價值進行了簡單論述，而一些更加深入的理論研究，如其研究理論范式和路徑等，則沒有過多涉及。除了理論研究，聽覺文化研究還應圍繞具體的研究對象進行有針對性的個案研究，例如視覺文化之于美術、影視等。在這一點上，法國學者科爾班的《大地鐘聲》一書為我們做了很好的表率。作者通過對19世紀一萬起與鐘有關的事件的深入研究，發現這些不尋常的事件背后存在著一個社會秩序和權力的體系。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對留聲機、mp3等“音景”的研究也具有啟發性意義。我們有理由相信，聽覺文化研究將成為視覺文化研究之后另一種重要的文化研究形態。
作者：陸濤 單位：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