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編輯思想與現代高校學術期刊使命，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說，中國共產黨人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相應的，承載著刊發高校主要成果任務的高校學術期刊在每個特定的時代都有其特殊使命。這使命是高校學術期刊自我發展、服務學校、回饋社會、推動國家民族發展的根本動力。要了解高校學術期刊使命，必須先了解學術期刊所依附存在的高校(大學)的使命。關于大學的使命，有兩種觀點最具代表性:一種觀點認為大學要體現崇尚科學、追求真理、學術自由的精神;另一種觀點認為大學應該通過教學、科研、服務承擔起改造和促進社會發展的使命。［1］兩種觀點并不沖突。筆者以為，大學的使命，就是在追求知識的同時，結合當前的具體實際，將自己的知識、精神、信念等傳遞給社會，承擔起比其他組織更強烈的責任擔當。這也是先賢民主人士一直致力追求的信念和理想。作為我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1868—1940)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不僅促成了北京大學向現代大學轉變，也推動了我國大學的改革和發展。在他實行一系列改革后，北大有了新的學術體制。眾多學者在新的體制下進行學習探討，在探討中形成的學術論著又要求有學術刊物進行表達。但直到蔡元培接手北京大學時，中國幾乎還沒有學術性刊物。［2］蔡元培基于自己留學歐洲的經驗，強烈意識到創辦自己的學術刊物是時代所需。在他的倡導下，《北京大學月刊》得以創辦，它“承載、傳播學術，為中國大學學報之濫觴，奠基新文化學術刊物編輯事業，在近世中國學術發展史、期刊史以及學報編輯史上獨樹一幟，無它可以替代”。［3］因此，探析蔡元培的編輯思想，對當前我國高校學術期刊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借鑒價值。
一、蔡元培的編輯經歷及編輯理念
在特定的歷史時代，比如社會轉型、思想激蕩的時代，總會有一些進步知識分子為社會進步和民族振興發展擔當起自己的歷史使命。被譽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就是這樣的時代精英和楷模。蔡元培作為我國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其治學治校理念、救國救民情懷都在其參與、創建、編輯各種報刊，尤以《北京大學月刊》(以下簡稱《月刊》)的編輯出版中得以充分體現。在創辦《月刊》之前，蔡元培就已經涉足編輯界、期刊界。這些職業經歷和思想認識為他創辦《月刊》積累了多方面思想素材。這些思想素材的積累，使得他在編輯《月刊》時提出的一系列編輯思想和體例原則為后來的大學學術期刊所繼承發揚。因此，《月刊》的創辦在中國大學學報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二、蔡元培期刊編輯代表作———《北京大學月刊》基本情況
(一)創刊背景
1916年9月1日，蔡元培在法國收到北京教育總長范源廉的邀請，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10月2日他離歐歸國，并于1917年1月4日就職北大。當時的北大因“腐敗”之風盛行，備受外人指責:“以求學于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因做官心熱，對于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深淺，惟問其官階之大小”。［4］如此學風、校風，與蔡元培設想的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5］的定位完全相悖。在他看來，大學應該是追求學問的地方，而不是為做官、升職來鍍金的場合。由此，蔡元培要求學生“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1917年11月16日，他創辦《北京大學日刊》，為后來的一系列改革做了最真實的記錄。［6］自此，北大“全校同人始有聯絡感情、交換意見之機關，且亦借以報告吾校現狀于全國教育界”。蔡元培任職北大以后所作的一系列改革，使北大的學術研究之風有了改善，學校的學術氛圍逐漸加強。［7］再加陳獨秀、沈尹默、胡適、孫國璋、周作人等《日刊》編輯學者的身體力行，學術爭鳴之風漸開。隨著學術爭鳴的深入，學術刊物的創辦勢在必然。但是，“北京大學之設立，既二十年于茲。向者自規程而外，別無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間。”同時，“《日刊》篇幅無多，且半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載長篇學說”。［8］《日刊》這種編輯出版模式已完全不能滿足學者的學術要求，也不能承載北大作為最高學府的學問研究之需，學術刊物的創辦勢在必行且迫在眉睫，“于是有《月刊》之計劃”。
(二)辦刊體例
按照現代《期刊出版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令第31號，2005年)，創辦、設立期刊出版單位，應當具備諸多條件，包括但不限于:有出版章程;有符合條件的主管、主辦單位;有確定的出版業務范圍;有相當業務水平的編輯專業人員;有確定的主要負責人，等等。也就是說，當前時代創辦期刊，主編、編輯、章程、宗旨等是必不可少的。按照這樣的標準，我們可以發現蔡元培在100年前創辦的《北京大學月刊》同樣具備這些條件。
1．辦刊宗旨
《月刊》的辦刊宗旨如其《發刊詞》所述，“一曰盡吾校同人所能盡之責任”，進行學術研究，實現“大學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的理想，使得北大人能“利用簡單之設備、短少之時間”將自己研究所得的“幾許之新義，貢獻于吾國之學者，若世界之學者”。“二曰破學生專己守殘之陋見”，改變大多數學子“或以學校為科舉，但能教室聽講，年考及格，有取得畢業證書之資格，則他無所求”的現狀，達到網羅眾家學說、發表各方面學術見解、廣泛進行學術交流的目的。“三曰釋校外學者之懷疑”，以《月刊》“宣布各方面之意見，則校外讀者，當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義，而不至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8］這是蔡元培及一眾北大學者在縱觀時局和北大甚至整個教育界現狀后擬定的宗旨，代表著蔡元培及當時學者們的創刊理想和期望。
2．出版形式
從1919年2月26日《月刊》出版者與發行者商務印書館簽訂的出版合同可知，《月刊》的開本為“三開本”;卷期“每年拾冊”;字數“每冊以拾萬字為率”;頁碼“約壹佰頁，即二百面”;定價“每冊三角，全年九冊，定價二元四角。增刊另定”;對期刊出版形式等都有具體規定。
3．人員構成
主編與編輯人員的素養是期刊得以發展的根本條件?！对驴吩诓淘嘀鞒窒?，創辦之初就成立了編輯處，“由各研究所主任教員認定分期編輯”［10］?！侗本┐髮W月刊》第一卷第一號(1919年1月)刊登的《編輯略例》中，羅列了輪流擔任編輯的各研究所主任名單。1922年，蔡元培以校長兼主編的身份在《日刊》以正式通知方式聘請《月刊》編輯，這些編輯很多都是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已經在當時的進步期刊如《新青年》發表諸多文章，甚至參與編輯工作。編輯人員的選擇及組成，保證了《月刊》的正常編輯流程和編輯質量。也正因為有了這些工作細則，即使在1919年4月《月刊》刊發四月號之后，時局動蕩導致學生罷課，蔡元培辭職，《月刊》依然保持正常運轉。
4．稿件來源
稿源是期刊賴以生存的基礎。只有擁有數量充分的高質量稿件，期刊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月刊》在其《編輯略例》中規定，“其材料之供給，大體由本校職員學生擔任。校外宏哲，如有特別佳箸，亦得代為發表。”這是對稿件來源的明確限定。此外，《編輯略例》聲明，《月刊》取材標準為“以有關學術思想之論文紀載為本體，兼錄確有文學價值之著作。”在作者選擇方面，蔡元培要求自己以及擔任編輯的各主任、學者提供稿件，因而便有了蔡元培《哲學與科學》、陳啟修《庶民主義之研究》、胡適《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朱希祖《文學論》等高水平作品的刊出。
5．出版合同
對著者著作權(版權)的保護，可以追溯到宋代的《東都事略》一書。曾留學多國的蔡元培對版權問題相當看重，因此在創辦《月刊》時他就特別重視對版權的保護?！对驴访鞔_聲明“不許轉載”，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1919年2月26日，《月刊》主辦方北京大學與發行方商務印書館簽訂正式出版合同。合同中諸多表述都體現了對《月刊》權益的保護，如費用方面，“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廣告等費，由發行人代墊，照實用之數，于年終報告著作人”;銷售折扣方面，“所有同行、分館，依發行人向來慣例，折扣批發辦理，照實收之數，于年終報告著作人”;《月刊》的衍生權益方面，“銷數不滿二千部時，所有損耗，由發行人擔任。如滿一年后，尚銷不足數，發行人得將雜志中可以單行者，另印單行本，以冀抵補。但著作人保有版權，適用編譯會條件”。合同中還體現了對《月刊》主辦方北京大學宣傳權益的保護，如:“月刊中登載關于北京大學之廣告兩面，不收費”。在簽訂出版合同時，充分要求尊重編輯意見，保證刊物質量:“稿本用紙，每行字數，須與版式一律。如有夾注、或說明、或另行、或括弧、或插圖、或附表、及所用圈點符號，均照排印之式，一律繕成正稿，務須格外清楚，以免往返詢問，耽延時日。”如此詳細的出版合同，充分保障了《月刊》以及《月刊》的主辦方北京大學的權益，使得《月刊》能在時局動蕩的年代吸引眾多一流學者的稿件，保證了《月刊》銷售渠道的暢通。
三、《月刊》體現的蔡元培編輯思想
(一)對學術的重視
無論作為教育總長還是作為北大校長，甚或作為個體學者，蔡元培一貫將學術視為大學的主要任務和目的。蔡元培提出，現代學生至少需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獅子樣的體力、猴子樣的敏捷和駱駝樣的精神。其中“駱駝樣的精神”是指學生要有對學術的責任，精研學理，做對社會、對國家，甚至對世界有用的人。［11］只有以學術為基礎，一個民族或國家才能在世界上立得住腳。他在《編輯略例》中明確指出:“本月刊為北京大學職員學生共同研究學術，發揮思想，披露心得之機關雜志。”在此精神指導下，遂有《月刊》高質量學術文章的刊出。
(二)對學生的培養
在蔡元培看來，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加強對學生的培養。任教育總長時，他提出自己的教育方針，“在普通教育，務順應時勢，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在專門教育，務養成學問神圣之風習。”［12］初任北京大學校長時，他就要求學生“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他相信，即使在“風俗日偷，道德淪喪”的社會，學生若能“以身作則，力矯頹俗”，也可以“于道德無虧，于身體有益”;如果學生群體能“以誠相待，敬禮有加，相親相愛”，則可以“收切磋之效”，共同進步。因此，在創辦《月刊》之后，蔡元培便一直重視《月刊》對學生的培養。北京大學檔案館館藏《月刊》前三號都標明作者身份，其中第一號有1篇理科畢業生的文章，第二號有3篇學生論文，第三號有1篇學生論文。由此可知，《月刊》對學生作者的培養是自創刊便有的主張，也是蔡元培編輯理念的一個重要表征。
(三)對國家、社會責任的擔當
在蔡元培看來，“社會逃不出世界，個人逃不出社會”，“國家為社會之最大者”，因此，個人之權利，是在對國家“克盡種種責任”之后才能有的權利;［13］“國家的利益，應該超過黨派的利益和個人的得失之上”。［14］教育者應該讓學生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體驗其在世界、在社會有何等責任”。［13］抱著教育救國的理念，蔡元培接受了黎元洪政府的邀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希望在北大踐行自己的教育救國理念。他相信，“吾人茍切實從教育入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15］蔡元培的“教育救國”“教育立國”體現了出版人對國家、社會責任的擔當。因此，《月刊》一方面刊發陳獨秀、胡適等當時新文化思想代表人物的多篇文章，以推動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另一方面，刊發馬寅初的《戰時之物價與紙幣》《銀行之真詮》《大戰前歐美各國之不換紙幣與我國之京鈔》《中國之希望在于勞動者》以及陳啟修的《護法及弄法之法理學的意義》《從“北洋政策”到“西南政策”———從軍國主義到文化主義》等作品，反映現實政治、經濟問題，為國家、社會的發展提出指導意見。
(四)對主編自身修養的要求
主編的素養是刊物的精神所在。林語堂、陳獨秀、馮友蘭等都曾對蔡元培贊譽有加。馮友蘭更是稱“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現”，是“才學”兼備的近代君子標準的第一人。［16］這樣的贊譽或者有對蔡元培的個人推崇在里面，但也可以明見蔡元培的人格魅力和品質修養對眾多學者、作者、讀者的吸引。蔡元培最大的修養在于他的“兼容并包”。被任命為北大校長后，迅即訪晤陳獨秀，請其出任文科學長;隨后與熱心法學、哲學改革的教授交談。此外，他提拔胡適、劉文典、劉半農、楊丙辰、宋春舫、朱家驊、徐寶璜等年輕人出任教員。依靠這批具有真才實學且接受了新思想和新學術理念的青年才俊，蔡元培的改革迅速見效。而在此過程中，蔡元培對辜鴻銘、劉師培等學者的尊重有加、一視同仁，更是其“兼容并包”、以才學為先理念的體現。蔡元培作為《月刊》主編，親自寫稿、審稿、編稿。他將主編、編輯、讀者的身份融于一體，使得他在約稿、組稿等方面有天然優勢。因此，《月刊》的稿源能得到保障，刊發了大量精品。甚至在蔡元培離校后，稿源依然不斷，《月刊》得以繼續出版。
伴隨現代學科的建制和大學的興起，高校學術期刊成為高校師生課堂之外最重要的學術文化平臺，對內可資師生間的交流研討，對外可向社會發出聲音。在傳遞現代觀念、形成團體認同、形塑國民意識、構建公共場域、傳播文化學術等方面，對時代變革所產生的尺寸累計之功不可小覷。［17］以高校學報為主的高校學術期刊是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和自然科學、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發展繁榮我國科學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與此同時，高校學術期刊在推動高校的學科發展、學校發展、人才培養等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這是高校學術期刊的使命所在。關于高校學術期刊使命，學界主要從高校學報的性質、功能、定位及作用等方面進行闡釋。如陳淑嫻［18］分析了高校學報的作用和科學定位。劉曙光［19］認為:學術期刊是時代精神的集中反映，是時代核心價值觀的集中反映，以探討學術問題為中心、以學術交流為宗旨。朱劍［20］認為學術期刊在學科構建中有著重要的作用。賀樹［21］從烹飪學術期刊與烹飪學科的關系入手，認為二者是共生發展關系，可以形成相互激勵和促進的正向互惠共生模式。前面探討梳理了蔡元培的編輯出版經歷和歷程，特別是他的編輯思想和理念，對當前的高校學術期刊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指導意義。
(一)重視學術
對于期刊而言，學術質量是其生命線。當前國際公認的頂級權威學術期刊，如《科學》《自然》等雜志，其權威無不因長期堅持極為嚴格的選稿用稿標準，發表的都是學術性、前沿性極強的文章。重視學術是蔡元培辦刊時一貫堅持的基本立場。也正因此，《月刊》至今依然被高校學術期刊辦刊人推崇。當前，“60%國家高層次人才以上集聚在高等院校，我們國家基礎研究和國家重大科研任務的60%以上是由高校承擔，我們國家的國家重點實驗室60%以上建在高校，國家科技三大獎60%以上是由高校獲得”［22］，我們的高校學術期刊有先天優勢，有優質的作者、稿源，因此我們更應該延續蔡元培先生的編輯理念，讓期刊以質量說話，立足當前的各種評價體系，不負“學術”二字。
(二)注重學生培養
如前文所述，蔡元培無論任教育總長、北大校長還是主編《月刊》期間，一直注重對學生的培養，這些培養體現在多方面，如德智體美等。在標明作者身份的《月刊》中，每期都有學生的文章刊出。由此可以看出，蔡元培在編輯《月刊》時對學生學術研究非常重視，體現了其對學生的關懷和高校學術期刊的責任和擔當。當前的高校學術期刊辦刊人必須繼承并發揚蔡元培的這種辦刊理念，加強對學生的培養。
(三)注重主編、編輯自身人格魅力的提升
文化產品只有通過編輯活動才能夠進入社會文化系統，得以不斷補充、修訂、更新，乃至獲得長久的生命力。在文化傳播過程中，編輯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而主編的精神又是刊物的靈魂所在。蔡元培作為北大校長、《月刊》主編，將眾多學者聚在自己身邊，為共同的事業努力奮斗的合力。美國著名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這樣評價蔡元培:“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23］這是對蔡元培人格魅力的最直接評價，也提醒我們要辦好刊物，主編要有學術眼光、學術氣度、學術胸襟等作為支撐。在辦刊過程中，編輯要如蔡元培在《國民雜志》序中提出的，“必須正確、純潔、博大”。所謂正確，就是要保持頭腦清醒，不能說事情與自己的預期相迎合，就認為其真;與自己的預期相抗拒，就認為其偽。所謂純潔，是指刊物要有一貫的宗旨，不能“一方面欲增進國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則轉以陷溺之也”。所謂博大，是指辦刊人要有博大胸懷，既要考慮部分民眾的利益，也要考慮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小家的利益服從大家的利益。“積小群而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與大群之利害相抵觸者為標準。家，群之小者也，不能不以國之利害為標準。故有利于家，而又有利于國，或無害于國者，行之。茍有利于家，而有害于國，則絕對不可行。”［24］這既是對期刊辦刊人的要求，也是期刊本身的使命所在，更是編輯選稿的標準所在。編輯只有與時俱進地不斷提升自己的素養，才能保持對新材料、新方法、新觀念、新事物的高度敏感。
(四)注重期刊與學校、學科的共生關系
在蔡元培看來，學校的各科之間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協作的關系。如果將學校的各科分隔開來，對學生來說，“勢必會造成理科學生放棄對哲學與文學的愛好，使得他們失去在這方面的造詣機會”，甚至導致“自私自利的社會或機械社會的發展”。因此，必須打破存在于不同知識領域之間的障礙。如此，《月刊》作為大學的一個部分，自應承擔起大學“共同研究學術”的任務，讓學校的各科教員、學生能在“專精之余，旁涉種種有關系之學理”，“得有交換知識之機會，而不至于隔閡矣”。學術期刊與學科、學校是共生發展的關系，它們在人才培養、提升知名度、營造良性學術氛圍和學術評價體系、服務社會等方面協同共生。［21］享有盛譽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等一流大學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一流的大學需要一流的學術出版為支撐，一流的學術出版同樣需要以一流大學為依托。［25］重視高校學術期刊與學校、學科的共生關系，是期刊服務學校、服務學科發展的使命所在。
(五)反映時代精神，勇于擔當對國家、社會的責任
社會責任是基于自身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而具有的相應的職責和義務。［26］高校學術期刊應該在出版工作中傳承文化，對社會大眾產生積極影響，體現自己的責任。德國古典大學觀的代表人施萊爾馬赫(1768—1834)認為，大學的最大受益者是國家，大學遵循科學的要求培養學生，既可繁榮科學，也可滿足國家的需要，比如為國家培養人才。這也是大學以及依附大學存在的高校學術期刊應該有的責任擔當和使命。而在辦刊過程中，編輯選擇有明顯的思想導向、審美導向、價值導向和文化導向。［27］106這些導向，引導編輯主動設置有生命力的選題，選擇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稿件，便是作為期刊對國家、社會責任的一種擔當。100年前，蔡元培和他創辦的《月刊》實踐了“救亡圖存”“學術立國”等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擔當。在新時代，編輯人同樣應該秉承出版人需要“弘揚優秀民族文化、保持文化品格、捍衛民族文化的尊嚴的責任”。［27］203這是編輯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所決定的，也是編輯應該擔當的。
五、結語
探析蔡元培的編輯思想，繼承蔡元培學報“可以提起學理的研究心”，“可以提起求新的思想”，“可以提起公德心”等精神［28］，對新時代高校學術期刊的發展依然有著重要的實踐和指導意義。而高校學術期刊所在的出版單位作為高校的重要組成部門之一，一般有兩種存在模式:一是掛靠在高校的科技處，二是作為獨立的科研部門存在。無論高校學術期刊出版單位處于何種模式，高校學術期刊都應該承擔培育人才和傳承文化的功能，培育具有文化擔當、學術擔當、社會擔當的學生，引領學科的發展方向，促進學校的發展，這是高校學術期刊在新時代的使命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