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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譯是促成不同民族文學間發生影響的媒介方式之一。新媒體時代，渠道對受眾的可觸達性宰治了受眾的意義空間和文化取向，新媒體時代下的翻譯工作，亦需要使文學文本化歸到其作為媒介載體的本質。因此，必須認識到少數民族文化典籍的翻譯工作過程不僅要遵循翻譯理論與翻譯藝術的一般規律，同時要將富有傳播力的翻譯內容寓于媒介載體之上，體現典籍譯介的力量，實現提升少數民族文化傳播效果的宏大旨歸。文章闡述新媒體時代下民族典籍翻譯的意義與時代使命，并探討建國以來我國少數民族文化典籍翻譯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同時，針對目前的媒介環境與生態所影響下的少數民族文化典籍翻譯現狀，提出提升我國少數民族文化典籍翻譯工作質量的策略。
關鍵詞：新媒體時代；少數民族；文化典籍；典籍翻譯；傳播效果
自古以來，我國少數民族就是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了光輝燦爛的文化遺產，其中一部分少數民族文化精粹以文本的形式傳承下來，并沉淀為經典，歷久彌新，具有獨一無二的歷史意義與文化意義。同時，這些記載著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倫理價值、生活風貌的典籍，也被我國譯者或外國譯者有目的、有意識地予以擇選且進一步展開跨文化詮解，成為了率先“走出去”的中國文化。伴隨著少數民族文化典籍翻譯的實踐性發展，少數民族文化典籍翻譯在當前新時代使命下，產生和暴露出的問題成為了民族學、社會學、翻譯學研究的顯題。
一、新媒體時代下民族典籍翻譯的意義
隨著信息時代的全面到來，少數民族典籍的翻譯工作不僅只是翻譯的“匠術”，而是逐步升格為帶有媒介學與比較文化背景的譯介行為。由此，少數民族典籍翻譯行為囊括了民族學、社會學、傳播學、比較文學的視角，[1]并且涵蓋少數民族觀察自我的民族志視角。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稕Q定》對我國在新時代下的對外傳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對我國在當前新形勢下的話語體系建設作出了重大戰略部署，強調要：“擴大對外文化交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2]因此，將我國少數民族典籍翻譯推介至全國乃至世界，不僅成為當前我國少數民族典籍保護和傳承的重要手段，同時亦成為推動我國少數民族文化“走出去”參與全球文化交流的必要通衢。那么，在國家大力提倡樹立文化自信，將文化體制改革納入頂層設計的今天，將推進少數民族文化典籍翻譯工作發展改革提上日程，意義何在？而在新媒體時代下，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工作又被賦予了哪些新的時代使命呢？
（一）承擔少數民族文化典籍的整理與保護功能
在新的媒介生態下，少數民族典籍及其譯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搶奪受眾注意力的競爭中，并同其他種類的媒介產品同臺競技。在這一前提下，如何實現我國少數民族典籍從珍貴的原生態民族文化載體向具有傳播力的文化產品的轉型，成為了翻譯業者和學者必須重視的問題。當前媒介生態的包容性和選擇性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一方面，摩爾定律下的媒介生態使海量的數據能夠低成本存盤，系統性地整理并存儲原生態文獻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媒介市場的長尾化又使得大量媒介產品匯聚在市場中，參與受眾注意力的角力與爭奪，使信息產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這些新變化要求翻譯業者和學者在進行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工作時，首先要關注源文本的選擇。在選擇文本時，將文本選擇自覺上升到建立和形成民族志基礎的高度上，整理具有民族風格的口傳資料和原始文獻。此外，要將文獻整理工作和文獻翻譯工作系統化，提升文獻保存和檢索的工作效率，并使后來者在尋找翻譯源本時有據可查。這樣，通過抓住和利用信息時代媒介產品儲量大、易保存的便利特點，翻譯業界人士主動參與到少數民族典籍的整理和挖掘中來，通過對少數民族原生態典籍的搶救性保護和整理，從而逐步擺脫少數民族文化面臨的困境。其次，在源文本向原文本這一語內轉化的過程中，少數民族典籍譯者需要盡最大可能保持少數民族文化的原生態，準確表達少數民族典籍源文本的思想內涵，借助民族學、社會學、比較文學等多學科知識儲備綜合、優選源文本，并依托文本少數民族當地的風物人情、倫理習俗等深度詮釋少數民族典籍。最后，在少數民族典籍源文本“走出去”的這一語際轉化的過程中，要有意識、有目的地主動選擇符合我國當前主流意識形態的、具有獨特少數民族風情與藝術感染力的佳作進行譯介。相對于數量龐大的漢文典籍而言，目前被國內外譯介者介紹出去的少數民族典籍佳作只是其中極小部分。現實的少數民族典籍譯介情況是，除了數量、影響力極為有限之外，還有不少少數民族典籍由外國譯者翻譯，因此，許多少數民族典籍的完整性很難得到保證。諸如，亞瑟•韋利（ArthurWaley）的《蒙古秘史》譯本，就刪掉了98節，占到了全本幾乎35％的比例，而這種譯者在將少數民族典籍介紹出去的同時進行大規模的刪改的案例比比皆是。長遠看來，這樣極不利于我國少數民族典籍的保存和整理工作。
（二）形塑少數民族價值觀的啟迪功能
少數民族典籍作為記錄和反映少數民族人民歷史文化、生活風貌、語言形制與意識形態等內容的重要文獻，相較于其他文藝形式，能夠最直接地反映少數民族人民的所思所感。作為傳世經典，少數民族典籍是少數民族文化的物質載體，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保護與傳承少數民族文化的使命，而且最直接、最深刻地影響和形塑少數民族人民的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少數民族典籍是少數民族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習俗在紙面上的延續，是少數民族人民血脈與文明的紐帶。保護、整理和譯介少數民族典籍，能夠使少數民族文化更加豐厚，讓少數民族加深對自身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的體認。
（三）實現邊緣超車的文化戰略功能
隨著信息時代的全面到來，媒介不僅能夠突破時間的界限，將遠古的訊息傳遞到未來，亦能打破空間的桎梏，將世界連結起來。麥克盧漢認為，媒介使人們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會和文化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時間和空間的區別變得多余。[3]在這個意義上，少數民族典籍亦卷入所有國別、民族文化產品的同臺競技。而少數民族文化又由于其異域性、小眾性形成了其獨特的吸引力。許多泛娛樂化的媒介產品均意識并重視到了這點，將少數民族文化作為象征深邃、神秘、純凈的文化符號寓于文化傳播中，因此，我們可憑借世界人民對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的好奇和喜愛，將我國少數民族典籍譯本推廣出去，使少數民族話語真正參與到世界文學文化的敘事中來。
二、新媒體時代下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及其影響問題研究
由于典籍閱讀是一種深度思維活動，它的思辨性較強，娛樂性較弱。因此需要極強的目的性以達成典籍閱讀行為的實現。這就導致了少數民族典籍與少數民族音樂等其他文藝形式不同，要通過實現少數民族典籍翻譯來推進民族典籍的傳承和民族文化的傳播，在目前淺表化和娛樂化的媒介環境中猶如逆水行舟。這使得新媒體時代下少數民族典籍翻譯的一些重要和典型問題前所未有地暴露出來，具體來說有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譯者及其團隊
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主體，是翻譯活動的發起者和實現者，他們水平與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到少數民族典籍翻譯成果的實現質量。[4]目前，我國少數民族現存典籍大多經歷了少數民族世代的修改和增補，不少都是鴻篇累牘的“大部頭”，因此對譯者駕馭文本的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不僅要求譯者兼有民族學、社會學和比較文學的相關知識，還要在翻譯上最大程度地做到“信、達、雅”，也就是既讓譯本便于通讀，易于理解，又要保持其原有的少數民族風情和民族特色。此外，由于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工作的專業性和高要求，又需要譯者能夠潛心翻譯，克服時間與瑣事的壓力，對源文本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目前我國從事少數民族典籍翻譯的基本上都是各民族高校的專業研究團隊，包括中央民族大學、大連民族學院、廣西民族大學、百色學院、及河北師范大學。[5]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專業人員雖整體水平較高，但數量稀缺，難以形成大規模的團隊化、流程化運營模式。同時，由于媒介生態的變化，憑借對翻譯工作熱忱而深耕于翻譯領域的高水平民間譯者，多加入了各類泛娛樂化的影視作品字幕組，少數民族典籍翻譯難以吸收到更多的優秀人才。這使得翻譯團隊組織的增加、成員的補充難有實質性的進展。此外，盡管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問題在近年來日益受到關注，但尚未建立起有效的人才培養機制，人才團隊的儲備建設并不完善。相比于其他翻譯工作，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工作幾乎是籍籍無名，付出多回報少，因此，少數民族典籍翻譯人員一直在斷代的邊緣徘徊，推動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團隊建設已經迫在眉睫。
（二）理論建構
在面對當前新常態下的少數民族典籍翻譯的實踐問題時，我們需要相關理論的構建與指導。但由于我國少數民族典籍翻譯起步遲，在尚未形成體系時又遭逢媒介環境的巨大演變，可以說是“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少數民族典籍的翻譯工作似乎難免邊緣化。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屬于民族學和翻譯學兩大學科的交叉研究區域。一方面，就民族學研究而言，民族史、民族志和民族政策研究是民族研究的重點和難點，民族典籍囊括在民族史和民族志下，屬于少數民族文化文本細分小項研究，切口較小，研究難度高，少有學者涉及這個領域；另一方面，就翻譯學研究而言，翻譯史、翻譯理論和翻譯批評是翻譯學的三大分支，而民族典籍翻譯又多作為邊緣領域，參與到翻譯批評的漢籍外譯的片面性等問題討論中來。由此看來，少數民族典籍理論構建的重大缺口有二：一是如何界定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具體的學科分類與研究指標，是否能夠建設一套橫跨民族學和翻譯學兩個大類的研究框架；二是如何使少數民族典籍翻譯的理論構建具有研究的現實意義，這是少數民族典籍翻譯者和研究者必須思考的問題。
三、新媒體時代下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傳播效果提升策略
提升少數民族典籍翻譯的傳播效果，仍要從關注當前時代少數民族典籍翻譯的問題與現狀入手，進行針對性調整。思路主要有三：一是對準本文中所提到的問題進行針對性擊穿，實現翻譯團隊人才培養的體系化，并在此基礎上深研理論；二是提升少數民族典籍的大眾性；三是橋接新媒體時代下的媒介生態特點，勾連需求與產出，使對少數民族典籍譯本的需求成為倒逼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工作質量和效率提升的機制，并將現代傳播技術應用到提升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工作中來。
（一）建設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團隊人才培養機制
少數民族典籍的挖掘、梳理和翻譯緊緊依靠政府政策的引導和扶持。近年來，國家教育部社科基金和各類研究項目不同程度對少數民族大類研究進行了傾斜，目的就是為了傳承原生態少數民族文化并保護其多樣性，但少數民族大類研究及少數民族典籍翻譯研究存在專業人才缺乏的普遍問題，基于這樣的情況，應加強對民族學和翻譯學交叉的少數民族典籍翻譯相關學科建設，為相關人才培養鋪路，如提供相關人才實地調研、采風和出國學習的機會等。
（二）提升少數民族典籍的大眾性和親和性
應使少數民族典籍走入學齡人視野中，讓他們了解并熱愛少數民族典籍，增強少數民族典籍的知曉度和美譽度，實現人民大眾對少數民族典籍自下而上的熱忱。如《格薩爾王傳》《瑪納斯》《江格爾》稱為少數民族三大史詩，并作為各民族文化共同繁榮的案例寫入高中人教版政治教材，但此一引介僅在課本中一言帶過。[6]此外，我國民族文化教育亦有待少數民族文化成果實例的支撐。若在合適的時間將這類彰顯文學性的少數民族典籍收錄入中、英文教材，就能在學齡人心中種下少數民族文化的種子。
（三）提升對少數民族典籍譯本的需求
如若不能充分滿足少數民族典籍譯介的剛性需求，就無法提升少數民族典籍譯介工作者的參與熱情，而最終就會影響少數民族典籍譯介的產出效果。要重視當前新媒體時代下的媒介生態特點，通過建立少數民族典籍譯本評獎和論壇等形式并投放到豆瓣、亞馬遜等各個書單精選部門，實現提升少數民族典籍譯本的觸達率，并通過多樣化的媒體手段對少數民族典籍譯本進行包裝，提升其需求，以需求促產出。四、結語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工作不僅事關少數民族自身的話語構建，更是國家頂層設計和對外話語建設的重要部分，其涉及到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榮，是廣大譯者的一項神圣使命。鑒于此，必須重視少數民族文化典籍翻譯工作在當前新媒體環境下的問題，并通過戰勝這些挑戰，使我國少數民族文化典籍歷久彌新，展現出新的力量。
參考文獻：
[1]陳德用,張瑞娥.中國少數民族典籍翻譯體系的多維建構[J].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13，(4)：54.
[2]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3-11-16(01)：10.
[3](加拿大)馬歇爾•麥克盧漢（M.Mcluhan，1911-1980），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4]薛婷.我國少數民族典籍英譯困境破局[J].貴州民族研究，2015，(10):132.
[5]崔穎.東北少數民族典籍翻譯現狀與發展策略探究[J].貴州民族研究，2016，(1).
[6]高俊麗.我國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問題研究[J].貴州民族研究，2016，(9).
作者:呂芳 單位: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