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信準則下契約精神傳統文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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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準則下契約精神傳統文化論文

一、中國傳統文化誠信缺失探源

1.中國傳統文化誠信的實質是倫理式誠信。

中國人在很早之前就特別注重誠信,《韓非子》里就記載有“曾子殺彘”的故事。而作為傳統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更是把誠信作為立國之本、作人的基礎。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誠信是建立在封建土壤上的,是為維護封建倫理統治服務的。誠信主要是在家族與朋友之間展開,僅僅局限在鄉土社會狹小范圍和熟人之間,具有有限性和人身依附性,缺少開放性和廣泛性。《論語》中講:“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也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對朋友要講誠信,那么對朋友之外的人那就不一定了。中國的家長在孩子小時就對孩子說:“陌生人給的東西不能吃,陌生人說的話不可信!”正是這種倫理思想,使傳統中國構成了一個親族社會和熟人社會。所有的道義,首先在親族那里發揮作用,然后擴展到熟人圈子。拉關系、走后門、拉幫結派等社會現象,就是這種建立在人際關系基礎上的熟人社會的表現,只要是關系內的親屬或者熟人,所謂的規則都可以變通。費孝通先生曾把這種社會結構精辟地概括為“差序格局”。倫理式誠信靠倫理關系去維系,由關系的親疏去看誠信的程度,這是一種狹隘的誠信。在這種關系中,人們只對自己圈子內的親朋好友講誠信,對所謂圈子外的陌生人則要有所保留。人們為了維系傳統社會秩序和熟人圈子的人倫關系,提出圈子內誠信的道德觀,有時代的局限性。一旦破壞規則,倫理式誠信態度是要看你的后臺硬不硬,與處罰你的人熟不熟,處理的結果是與你的強勢地位、人際關系密切相關的。

2.“義高于信”價值觀及其對誠信的影響。

儒家文化是幾千年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義高于信”是儒家文化的主要價值觀,《論語》和《孟子》里用大量的篇幅論證“義高于信”的思想??鬃釉涍@樣講:“君子貞而不諒”;“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有一次別人告訴孔子說老家有一個人,他的父親偷了別人的羊,兒子去告發了父親,孔子不認為兒子是正直誠信,而是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而孟子則直截了當地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只要符合儒家的仁義,講不講誠信并不重要。所以信陵君可以“竊符救趙”。這就給人們不講誠信,刻意變通提供了理論支持,只要是打上道義旗號就可以不講誠信。為了國家、為了他人就可以不講誠信,為了自己慢慢也可以不講誠信了。這樣的“義”是“虛義”“偽義”。比如,在近些年的國際比賽中,在“為國爭光”旗幟下,就能隨意改變運動員的年齡;打著為百姓謀福利的旗號,就可以謊報瞞報。久而久之演化成為了所謂的大義,可以為所欲為:為了改善民生可以強行拆毀民房,為了給國家培養人才可以不顧學生健康,為了給父母看病就可以搶劫別人,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就可以坑蒙拐騙。

3.“成王敗寇”價值觀及其對誠信的影響。

在中國人的傳統中成功者是不應當受到指責的,尤其是在政治斗爭中。成功了的稱帝稱王,并且擁有了公共宣傳、歷史編撰的自由,無人敢責難;失敗了的被稱為寇賊,失去了合法地位,沒有發言權,有口難辯,即使被貶損,也沒有申辯的機會。孫中山后來把它稱為“歷史習慣”。他說:“中國歷史上有一習慣,所謂‘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甚至有人認為:“自古以來成功的大英雄,也必是大流氓,他們有一共同的特點:就是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一切手段,他們從不信守什么仁義道德。我們分析了劉邦、曹操、朱元璋等歷代的大人物,幾乎很少有例外。”“成者王侯敗者寇”是伴隨著儒家信義文化同時存在的亞文化。所謂亞文化,是指和主流文化同時存在于一個社會的、與主流文化相抵觸的文化。其特點是不見于官方與主流社會的明文倡導與正面認同,但事實上卻為人們所熟悉,并且心照不宣地彼此默認。在這些人眼里,成功是唯一的目標與原則,只要獲得成功就將誠信拋在一邊,甚至屢屢嘗試用計謀和背叛來獲得成功。為了成功他們不承擔道德責任,在他們眼里成功就是至真、至善、至美。成王敗寇價值觀作為敵我雙方政治斗爭與軍事斗爭的需要本無可厚非,但久而久之成為中國人的一種傳統心理,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現實生活的潛規則:只要獲得成功,可以突破道德底線??荚囎鞅住⒖蒲性旒?、論文抄襲、假唱假摔、短信詐騙等這些信息無時無刻不在挑戰著我們的誠信底線。“成者王侯敗者寇”的價值觀根本無視誠信的存在,甚至無視道德的存在,把誠信當作成功的附庸,不問過程只看結果。民間流傳的“英雄不問出處”“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謀大事者不拘小節”等都是它的翻版。它的存在與蔓延不僅破壞了人們交往中的誠信,而且直接沖擊人們的道德底線,從而帶壞了社會風氣,造成社會上行賄受賄、貪贓枉法、買官賣官、坑蒙拐騙等不良現象。

二、市場經濟需要契約誠信

“契約”一詞源于拉丁文,原義為交易,是雙方或多方協議認可并承諾遵守的行為規則。它規定了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以及未能履行義務時的懲罰措施。在契約關系中,大家都必須信守承諾,如果一方違約,對方就會取消他的利益實現的保證權利,并要受到懲罰。出于自我利益的考慮,加上契約的外在約束機制,就會促使社會成員之間自覺地遵守自己的諾言。契約信守精神是契約精神的核心精神,人們訂立契約源自彼此的不信任,當契約上升為契約精神以后,人們訂立契約就成為彼此的信任。西方社會的發展過程,形成了他們的誠信準則,同中國人的倫理式誠信大不一樣。他們的誠信,建立在契約基礎上。早在中世紀的歐洲,國王貴族、領主附庸通過分封采邑就確立了權利與義務關系。附庸必須履行兵役和勞役義務,否則領主就有權收回采邑;同樣,領主如果不能有效地保護附庸,附庸就可以另找其他領主。這種制度下,貴族一方面需要忠于國王,另一方面又可以反抗違背契約的國王。由此,形成了歐洲式的契約傳統。當然歐洲式的誠信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不是以熟人圈子為前提,而是以雙方締結的權利義務的契約為基礎。契約的達成構成了誠信的界限,一方的誠信,必須有賴于另一方履行義務方能實現。隨著近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契約精神成為一種契約文明,不僅在商品領域人們要遵守契約原則,也體現在社會關系與人際交往中,契約原則成為現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契約文明的產生是一定社會經濟基礎的產物,是與市場經濟相伴而生的。歷史發展表明,人性的自由、權利的平等、政治的民主、體制的寬松以及社會價值觀的正義取向,既是商品經濟產生和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其客觀的保障體系,可以說契約精神是現代文明的基石。在當代,進一步強調契約精神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必然要求。從契約理論發展史來看,市場經濟就是契約經濟,市民社會就是契約社會。市民社會正是依靠各種形式的契約,來規范交往主體行為,從而實現經濟交往的公平。從國際貿易交流與合作到市民生活方方面面,契約精神被公認為最具有公平、自由、效率的時代特點。隨著社會的發展、市場經濟的成熟,契約已經廣泛地進入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逐漸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秩序的基礎。

三、倫理式誠信與契約式誠信的根本區別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誠信是建立在道德自律基礎上的誠信,相信人可以通過教化、修身而達到誠信,誠信主要靠道德約束來實現。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誠信又是建立在不平等精神基礎上的誠信,本質是為強勢服務的,有利于強者,不利于弱者;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對強者而言,是權利大于義務;對弱者而言,是義務大于權利。而近現代西方社會的契約誠信的出發點是,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通過“契約”的形式迫使其誠信。西方的契約誠信是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規則誠信,任何人在規則面前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有人都不能破壞規則,否則必受懲罰。誠信的對象包括整個社會上所有互不認識的陌生人,而不僅僅是熟人。四、傳統誠信、契約誠信對當代社會重建誠信的啟示在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們一方面需要承接中國誠信文化的優良傳統,同時還要實現誠信文化的現代轉型。不管是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倫理誠信還是近現代西方社會的契約誠信,都是人們誠信文化的寶貴財富,都可以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但需要我們認真分析對待。

1.產生傳統文化當中的倫理誠信的經濟基礎雖然已經不復存在,但是造成人們依靠倫理誠信的社會土壤還沒有消除干凈。

雖然我們的經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還有待完善,還需要不斷推進。比如社會福利制度,目前我們社會福利制度建設剛剛起步,人們之間,特別是親人與朋友還是我們在遇到困難時候主要的支柱。要改變中國這種現狀需要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改變人們之間的依附關系。

2.現代化的浪潮雖然摧毀了滋生倫理式誠信的社會基礎,但是我們不能割斷歷史,文化的傳承是歷史的必然,我們應該看到傳統的誠信文化在我們重建誠信社會中的重要價值。

另外,我們在繼承傳統倫理誠信的同時要善于科學分析,結合時代與時俱進,古為今用。在此問題上,既要反對那種認為傳統的東西已經過時,一味地追求和全盤照搬西方文化的做法;也要反對打著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旗號,把中國誠信重建的希望寄托在照搬古人的做法上。

3.市場經濟的自發性和趨利性必然產生非誠信行為,契約誠信無疑是實現誠信的一種不可替代的形式。

借鑒西方社會的契約誠信重建我們的現代誠信是現實的必然選擇,這就要求我們在以下方面加強建設。首先是依法治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優化法制環境,構筑誠信的法律基礎與制度保障,為誠信社會的建設保駕護航,讓不守信的人受到應有懲罰。其次是要加強誠信意識為重點的道德建設,實行全方位的誠信與契約精神教育,使之成為我們的國民精神與民族意識,在全社會形成以講誠信為榮的社會風尚。又次是要構建社會誠信體系,包括政府的政務公開與失信懲戒,完善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和個人信用制度建設等。

作者:崔艾舉 單位:山西工程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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