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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院與儒家文化的傳播
1．對儒道的弘揚與承繼
宋初學者孫復創泰山書院，他本人“盡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三十年，而深通孔子之心”。他的最終目標是“傳道授業于弟子，并將其以書載之后世，則道乃大耀之”。由此可見，書院是士人們進行學術研究、光揚儒學的重要基地。宋朝統治者一改五代時士子多散亂而無法學習的狀態，汲取了唐末五代武夫當國的教訓，采取了重文抑武的國策，對于書院教育極為重視。整個國家從上到下都積極參與書院建設，使書院有了頗多官方背景，其作為文化傳播的重要渠道也得到了廣泛性的社會認可。史上著名的岳麓和白鹿洞二書院，自宋以來，歷代都有重修及改、擴建等工程，基本都是政府官員主持此工作。朱熹中興白鹿洞書院之后，使閩學成為一支重要的學派;陸九淵創建象山書院，成為心學之集大成者。學者們以書院為陣地，通過自由講學、辯章學問傳播學術思想，在爭鳴、論辯、交流的同時，使學派得以成型，學術得以繼承，思想得以傳播。通過宣講義理、指摘時政、昌明道學、答疑切磋等講會形式，使學術得以創新，學術思想也得以縱向傳播。書院學者通常施行愿者自來的辦學方針，即便是鄉村野夫亦可使之向學，安之敬業，如此則從橫向范圍擴大了儒學的傳播。
北宋華林山胡氏書院(胡仲堯所建)有教室一百多間，圖書上千卷，社會各階層前來求學的達數千人，“歲時討論，講習無絕”。“達則兼濟天下”的價值追求使書院文化在偏遠蠻荒之地亦得以傳播，大大提高了當地的教育質量。書院的創辦，使儒家文化得以廣泛傳播。一方面它大大補充了國家教育資源的不足之處，另一方面也聚結了民間的基層社會力量，同時起到了社會穩定劑的功能。學生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與書院的培養密切相關。學生們可以說是書院的活廣告，通過他們與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聯系，對社會的道德垂范有移風易俗之功效。一個人的修行操守，可以影響一個家庭;一個家庭的道德操守，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甚至幾代人;一個時代的風俗習慣才能慢慢形成，進而形成人才輩出的局面。學生散布知識和揖禮的同時，也不同程度地拓展了書院教育的社會化空間。他們的社會形象，與書院教育所要求的人文境界，有異曲同工之妙。從某種意義上說，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傳承，這顯然與書院培育出的人才有著密切聯系。因為在傳統社會中，擁有話語權的社會精英和士子們的文化影響力畢竟不可小覷。
2．對儒家學術文化的傳播
中國古代書院一大特征就在于，其往往與講學者或主政者的學術流派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在儒家占傳統教育主流的社會中，書院往往與儒家學術文化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尤其是宋代以來，由于道學的興起，書院在融合佛道的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儒家學術文化傳播中心，如朱熹與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呂祖謙與麗澤書院，陸九淵與象山書院，東林黨與無錫東林書院，阮元與學海堂、詁經精舍，張之洞與廣雅書院，康有為與萬木草堂等。這些書院在11世紀至19世紀之間，不僅延續和弘揚了儒家的學術傳統文化，也為儒家學術傳統的轉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需要提及的是，自宋代以后，書院與理學一體化始終伴隨著書院的發展歷程。一方面，儒學大家和社會精英將道學視為安身立命之所，另一方面，書院不再單純是教書育人之場所，它還承擔著傳播學術文化傳統、弘揚傳統禮樂文化、重振倫理道德文化之重任。正是基于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書院與當時的國家意識形態緊密結合在一起，不僅調和著儒家學術與傳統政治的關系，也消弭了部分社會矛盾與問題。特別是南宋末期，隨著黨禁令的解除，以及對理學的極度推崇，書院一時間如雨后春筍一樣，形成了蓬勃發展的態勢。而儒家的“君子群而不黨”文化理念，以及社會地域經濟文化差異等因素的影響，使得書院峰起林立，形成了以理學和心學為中心的不同學派傾向。書院在此基礎上，發展和豐富了各自學派的思想體系。從單體教育推廣到形成獨特的學派流傳，這是書院對傳統文化制度化傳播的巨大貢獻。
自朱熹制定了第一部系統、完整的書院學規———《白鹿洞書院揭示》之后，該揭示成為歷朝歷代各地書院的總學規。它規定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為五倫之教，并指明至圣先賢的教書育人之道在于明理修身，然后推己及人。反對死記硬背、沽名釣譽，以功名利祿為目的的讀書。二程理學的本質是，學則達天德，治則行王道。天德而與王道，實乃一以貫之。理學家們在教育過程中始終將道德教化視為重中之重，從而使道德建設成為書院精神建設的基石。從本源來講，書院傳播傳統文化的一條重要途徑就是道德教化，“道德齊一而禮義自明”。“故道之不行，則不足為道;學者若無益于家國，則不足為學”。明道始終貫穿于師生的日常學習生活之中，才德并重則成為書院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特征。趙宋南渡之后，書院不再單純是教書育人之場所，這也成為書院與理學相互融合的一個標志。如石洞書院創建者郭欽止曾請名家、大儒主持教學，將所有家藏圖書捐給書院供學子讀書，將所有土地變為書院的土地，以此向世人表示書院不是他郭某人的私有財產。書院的學術思想不僅在當地得到傳播，同時也以學派傳承的方式延續千年，呈現出了組織傳播時間、空間雙重結合的特征。
二、書院對傳統教育制度的發展
首先，書院的制度建設不僅使傳統教育精神與教學理念得以薪火相繼，還對今天的教育制度建設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自書院的興起直至終結，伴隨著“文化下移”的不斷深入，書院各種教育制度建設圍繞著平民而展開。這種“大眾化”的教育傳播方式，無疑為儒家文化的傳承和教育制度建設創造了更廣泛的話語空間。在此，以講會為代表的書院教育教學活動，對于傳統教育發展以及文化的傳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為這種常規教學與學術研究為一體的教育教學活動，對學問探究、學術傳播等起到積極作用。如朱熹與張拭圍繞“中和”問題會講于岳麓書院;鵝湖之會上朱熹與陸九淵的激烈論爭;康有為在長興學舍和萬木草堂的講學，以及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念。這一切表明，講會在書院的文化傳播中充當著很重要的角色。需要提及的是，在書院的發展中，傳統社會精英不僅積極探索理念層面上的制度建設，還以文獻的形式真實記錄了書院教育制度建設情況。
流傳至今的大量書院學記就是最好證明。除去文字層面的意義，這些學記既是傳統教育制度的精華所在，又是傳統教育文化升華的集中代表。即使在教育大發展的今天，有些書院制度仍然有著很大的借鑒意義，比如《白鹿洞書院揭示》《白鹿洞講義》《鹿洞書院講學記》等。而這一切對于近代中國教育以及東南亞和日本的社會教育都起到了不小的影響與作用，甚至歐美的書院建設也在這之中獲益匪淺。不僅如此，書院以講會形式所劃分的教育內容，對于促進教育發展以及傳統文化的延續與保存，也起到了積極作用。如黃宗羲主講證人書院時，其講會的形式具體分為時文之會、詩古文之會、五經之會。又如顏元在漳南書院講學時，曾將課程分為文事齋、武備齋、經史齋、藝能齋、理學齋、帖括齋，及至乾嘉漢學主政書院時，又以注重訓詁、經學而聞名于時?？梢哉f，書院提倡的育人以德、德行兼備、注重操守、大家講學等一系列教育制度建設，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教育制度的發展與完善，也在某種程度上維系了傳統教育理念與道德倫理觀?，F存岳麓書院等古代書院的文化遺產，至今能成為研究熱點，就證明了這一點。其次，書院奉行的祭祀制度對于傳統禮樂文化制度和教育理念的傳播也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
以現代教育眼光來看，古代書院的有些祭祀制度顯得有些荒唐可笑，但對于千百年來奉行禮樂文化的中國而言，祭祀制度在書院的文化傳播中卻意義非凡。因為在宏大肅穆的文化氛圍中，書院祭祀活動既能使師生和社會群體能時時感受到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又能使其感受到“一種受世人普遍認同的社會規范和道德價值體系，從而實現個人、家庭、國家乃至天下太平”的文化理念和教育理想。中國向來有尊師重道的教育傳統，書院祭祀制度無疑將其放大了。對于此，徐梓先生認為書院作為感性教育和榜樣教育的典范，它使生徒們耳濡目染同時，“逐漸培養起了對先賢的禮敬和景仰，進而考索他們的德業和事功，并以建立這樣的功德自我期許:‘圣希天，賢希圣，士希賢’”。誠如斯言，書院祭祀作為重要的教育制度和文化活動，其在類似宗教氛圍中，既潛移默化地傳承了古代教育尊師重道、推崇道德、弘揚學統的教育文化理念，又進一步提升了諸如仁義禮智信、忠孝等傳統文化道德理念的地位。比如朱熹因書院祭祀活動，而成為明清書院和理學派的靈魂與核心，并一直影響到今天;文天祥則因書院祭祀，而心生歆慕忠義之情。更為重要的則是，強烈的文化認同感，使書院在祭祀對象選擇上，實際暗含了學術思想和學派歸宿的選擇。
孔孟周公以及朱熹的學說理念至今還能得到中國社會以及海外的強烈響應，就得益于此。此外，作為書院最基本的制度之一的書院學規，更是將傳統教育育人以德、潤物無聲的教育功能發揮到了極致，比如“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寫字必楷敬”等學規。其傳遞的不僅是古代教育理念和教育精神，更是古代教育者智慧與經驗的集大成者?？梢哉f，書院之所以能在封建社會后期保持強大的生命力，傳統文化能得以延續，無疑這些書院學規在文化傳播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為這些教育理念與制度在今天的現代教育中依然有著很大的發展空間和借鑒意義。
三、書院對文化典籍的保存與傳播
從發展歷程看，書院藏書對在傳統文化的傳播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書院保存了大量的傳統文化典籍。這些典籍無論從學術眼光來看，還是從文化傳播角度看，都是彌足珍貴的。比如鐘山、紫陽、敷文三所書院所珍藏的武英殿刊本的《十三經》《二十二史》，以及白鹿洞、岳麓兩書院珍藏的《御纂日講解義》等古籍，就為研究傳統文化典籍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礎。由于書院與學派的發展密切相關，故而許多學術大家的著述文字，也通過書院刊印、收藏得以保留下來。以清代河南書院為例，孫奇逢的300多萬字的各種著作，以及耿介、李來章、竇克勤等人的著述，皆因書院而得以保存。甚至這些書院的藏書到現在還為近代圖書館和新式高校做出積極貢獻。此外，刊印于晚清的《上海格致書院藏書樓書目》和上海龍門書院的《女子理科礦物及化學》等書籍，更是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無形“推手”。其次，書院的刻書與印書等文化活動，不僅傳播了文化、擴大了教育影響，也推動了書院學術研究活動。如朱熹所編撰的《論語集注》《論語要義》《近思錄》《孟子集注》等二十多部具有影響力的著作。一方面擴大了理學的影響力度，另一方面，又促使理學真正占據當時學術主流地位。又如阮元在主政學海堂和詁經精舍期間，不僅刊刻了包括《十三經注疏》《杜詩》《文選》《朱子大全集》等一大批經史子集，又刊刻了《詁經精舍文集》八卷，這對于清代乾嘉漢學的發展，以及乾嘉學派的形成，都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些事例都充分說明，在傳統文化傳播以及學術研究中，書院的地位和意義都是無法替代的。其三，書院的藏書以及其他捐書和賜書等舉動，對于文化理念的傳承、教育的發展以及人才培養等方面，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成績。比如在清代，官方所修成的《明史》《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大批具有跨時代意義的文化典籍，幾乎全部以賜書的形式，捐獻給了各級書院。而各地士紳官吏的捐書，又無疑豐富了書院的藏書內容。加之書院提倡自學為主、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等辦學理念，使得書院在培養人才上有許多官學和私學所不能比擬的突出之處。對于此，學界已多有論述，筆者不再贅述。但更為重要的是，在這種較為寬松的氛圍環境中，生徒能博覽群書，砥礪品行，能自覺地傳承傳統文化理念。
四、結語
作為古代最具教育智慧的教育組織之一，書院在宣揚孔孟之道、圣賢之學的過程中，不僅樹立了傳播道德理念的文化地位，也進一步拓展了儒學文化的影響范圍。盡管在其教育文化傳播中，難免有不盡人意之處，但瑕不掩瑜。從整體上看，書院不但保留和傳播了大量的傳統文化典籍，還使得尊師重教、道德教育等諸多傳統教育理念得以薪火相傳。也正是緣于此，書院為我國文教事業的發展以及中華文明的傳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因為這種教育傳統和教育理念，一直延續到近代，以至于日本、東南亞等國依然承襲了傳統書院的教育文化功能。故而，中國教育若要走向世界，面向未來，就不能不重視傳統書院的文化傳播意義。
作者：史曉榮 單位：陜西學前師范學院教育科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