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從語源上看，“和”與“諧”在古代漢語中都能擔當“和諧”的語義，“和諧”作為一個詞的出現沒有“和”與“諧”早，故此處以考察“和”、“諧”的“和諧”語義為主。有人認為:《左傳•襄公十一年》中“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系“和諧”一詞的最早出處。但是這種說法并不符合史實，需要正本清源。這里僅舉一反例便可見上述觀點之誤:“和”、“諧”二字在《尚書》中數度出現，《尚書•虞書•舜典》中就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的句子，且“和”、“諧”也同句。但也不能說這是“和諧”一詞的最早出處，因為它們也不是結合在一起使用。引文中“和”、“諧”同篇同句，只能說是近于互文見義的情況，作者要說的是如樂之和，樂無不諧，說明“和”即“諧”，“諧”即“和”，都是和諧的意思，到了三國時張揖撰寫的《廣雅•釋詁》就明確解釋為“和，諧也。”但上文中“和”、“諧”二字并沒有粘合在一塊兒，不能據此說這是“和諧”的最早出處。據此，有必要進一步探究“和”、“諧”字的古義。關于“和”字，甲骨文中有個“和”字，但實為“?”(見《甲骨文合集》一二四、三0六九三及有關金文，如春秋子璋鐘該字金文)的省字，可見甲骨文、金文之“?”即今“和諧”語義之“和”的最早之字。而《說文解字》中講到的另一個“和，相應也，從口禾聲”之“和”，指的是人的聲音相和相應，仿佛一個聲音既出，另一個聲音與之相應，如聲音的回響，意義近乎“和詩”之“和”，離“和諧”意義尚遠。“?”的省字“和”的本義或當是指音樂的和諧，例如《老子》“音聲相和”。今人湯可敬《說文解字今釋》:?，調也。從龠，禾聲。音讀與“和”字同。戶戈切(hé)。(譯文):?，(音樂)和諧。(注釋)調:沈濤《古本考》:“《一切經音義》卷六引作‘音樂和調也’”。從龠:徐灝《段注箋》:“龠以和眾聲也，故??字皆從龠也。”讀與和同:《段注》:“經典多假和為?。”這段解釋非常清楚地指出了?、?的和諧意義及與音樂的關系，證實了??的本義即是音樂的和諧。后又引申為使事物達到和諧，形容事物的和諧和順，合乎正道，如《周易•乾》中彖辭“保合太和，乃利貞”?？追f達引王弼注謂“純陽剛暴，若無和順，則物不得其利，又失其正。以能保安合會大和之道”，即孔穎達疏所說“使物各正其性命”，即萬事萬物處于和諧之位，不失其正，亦即王弼注指出的“乃能利貞于萬物，言萬物得利而貞正也”。也可指氣的和諧，如《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即指陰陽二氣達到和諧，成為和氣。據《國語•鄭語》記載: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于必弊者也?！短┦摹吩?‘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文中說的是當時卿士鄭桓公問周幽王時的太史伯陽王室命運將會怎么樣的問題。史伯總結周王室情況，認為周王室將要滅亡，原因在于周幽王“去和而取同”。
那么史伯說的這個“和”是什么呢?史伯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史伯認為“以他平他謂之和”，也就是指事物之間的協調、和諧。這條史料見于較為可信的《國語》，年代在公元前773年，大概是目前所見關于政治和諧的最早出處。關于“諧”字?！墩f文解字今釋》釋義:?，樂和?也。從龠，皆聲。《虞書》曰:“八音克?。”戶皆切。(譯文)樂聲和?。(注釋)《虞書》指《唐書•堯典》。今本作“諧”。這條釋義也明確了“?”字與音樂的密切關系?！渡袝分?ldquo;諧”字有多處，凡舉數例:其一:岳曰:“瞽子，父頑，母囂，象傲，克諧。以孝??，?不格奸。”其二:帝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其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據孔穎達《尚書正義》，其一《尚書正義》轉引《釋詁》文曰:“諧，和。”釋文謂“言能以至孝和諧頑?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奸惡。”其二釋文為“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其三釋文作“信皆和諧，言神人治。”“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眾正官長信皆和諧矣。”可見其中的“諧”字皆作“和諧”解，“和”、“諧”互訓既可證“和”、“諧”二字同義，又證實“和”、“諧”均可訓為“和諧”之義。據學術界的意見，《尚書》由孔子編撰而成，而《左傳》為孔子后的左丘明所撰，《左傳》還有對《尚書》的引用，則《尚書》早于《左傳》實無疑義，據此“和諧”一詞的出處及和諧思想的產生都要早于《左傳》產生的年代。此外，和諧思想并不僅僅通過含有“和”、“諧”二字的詞來表達，沒有“和”、“諧”二字而表述的是和諧思想的也比比皆是。如我們熟悉的孔夫子的名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表達的即是通過“禮”的約束來達到人際關系和諧狀態;又如《老子》中講“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來消除善美差別，擯棄互相爭奪，實現他說的“道”的和諧和國家、百姓的和諧;后來繼承和發展了老子學說的莊子提出“萬物皆一”的思想就是他的宇宙觀、世界觀的和諧思想，等等。綜合上述，可見“和”或“諧”蘊含的“和諧”思想在上古就產生，指事物的和諧，且運用已然非常成熟，成為先秦思想家們表達哲學思想的重要詞匯。有人提出“和諧思想最早萌芽于西周時期”，從以上拈出的事例如“和”字的起源來看，應該說“和諧思想最早萌芽于遠古時期，成熟于西周時期”。
二、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思想萌芽既早，發達程度亦較其它思想要高，這與和諧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具有密切關系。我們認為，和諧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三個來源，它是:一、先民宇宙觀派生出的思想產物;二、古代巫文化孕育的思想產物;三、在古代中國的禮樂文化環境中走向成熟。所以，和諧思想既是先民宇宙觀與巫文化的思想產物，也是古代禮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前二者可能是和諧思想最早的孕育體。下面就先民宇宙觀、巫文化和禮樂文化與和諧思想的關系稍作分析。一是先民宇宙觀派生出原始和諧思想。除去盤古開天辟地一類的神話傳說，在先秦時期，人們的宇宙觀認為宇宙的生成主要有兩種:一是老子的“道生萬物說”，他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二是《周易》中的“太極生成說”，進一步也可以說是“陰陽作用說”，認為宇宙是由“太極”生成，是陰陽作用的結果。這兩種宇宙觀都繼承了先民對宇宙起源的認識論，其中尤其以陰陽學說具有代表性。如《周易》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孔穎達疏:“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二儀即陰陽，認為萬事萬物都是陰陽作用而生。在《周易》中，卦象皆由陰爻和陽爻組合而成，每一卦都是陰陽的組合，體現了陰陽的作用，所以朱熹解釋說:“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又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似乎也能為老子“道生一”作注腳，說明天地及萬事萬物都由陰陽孕育而成。這種對宇宙和世界萬事萬物來源的終極思考，無疑為和諧思想的誕生營造了有利的認識環境，使古人在宇宙起源問題的探索中也深刻悟到宇宙、世界和事物之間的最重要關系:和諧。先民對宇宙起源和運行的探索歷程，正是他們對自然規律和人類社會關系的認識過程，在這個探索和認識過程中獲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和諧觀，即和諧思想，原始的和諧思想體現了先民對宇宙規律和天人關系的深刻思考，是調和宇宙觀、自然觀、神鬼觀和人生觀、社會觀矛盾的重要思想，也是先民使這幾種觀念得到平衡和統一的理性判斷。古人早就認識到宇宙自然具有自身的規律，日月不隨人事代謝而改易，正如《荀子•天論》說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天、道的運行都“有常”，按照自身規律運行、發展，這種“常”就是和諧的體現，而不是人為隨意的“非常”。陰陽學說的產生正是和諧思想的體現，是上古先民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反映。二是巫文化孕育了原始和諧思想。這里需要引起我們關注的是和諧思想的產生與古代的巫文化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巫文化長期被人們作為非科學予以否定，但無論從社會學、人類學或民俗學等角度來考察，我們都毋庸置疑地要承認巫文化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源頭，至少起到了催化劑作用，或者說正是巫文化的出現，標志著人類由愚昧走向文明。在和諧思想的產生上，巫文化同樣起到了積極作用。在遠古時期，人們通過巫師溝通人、神、鬼，巫師是人類與神、鬼對話的媒介。一方面人們臣服于自然力，另一方面人們又不斷試圖征服自然。臣服的過程中就要執行巫師傳遞的神、鬼的意志，順之則吉，逆之則兇，順即和諧，與神、鬼的一致;逆則不和諧，乃是逆天、神、鬼而動，先民一般不敢違背鬼神意志。在人們求吉避兇、求福遠禍、祈雨祭祀等過程中，通過巫師和巫術，實現人類生理、心理和神、鬼的冥合，達到心靈、肉體符合神、鬼的意志，使人、神和鬼之間達成一種精神的平衡，這便產生了原始的和諧思想。這種原始的和諧思想實現了人、神和鬼在精神上的一致性，重新塑造了人類完整的人格，重建或建構了人類與神、鬼的和諧關系，樹立了先民戰勝困難的信心，同時也賦予了先民生存的勇氣和奮斗的意志，認為只要順應天意(神、鬼意志)，就會得到保佑，這也為宗教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和精神基礎。所以原始和諧思想無疑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核心和寶貴的精神遺產，這一點似乎歷來被人們所遺忘，故此處略為申述。三是古代禮樂文化促使原始和諧思想走向成熟。一種理論或學說如果被充分運用于政治或社會領域，往往標志著這種理論或學說的成熟，因為它要成為政治或社會的普遍倫理、普遍邏輯或普遍規范，統治者勢必將其發展完善，成為一種較為完備的理論。我們知道，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社會理想不出三代，尤其對周朝推崇備至，孔子的仁政便是通過禮樂治國來實現，即社會要穩定運行，長治久安，必須實行“王道”，“王道”為何?便是仁政，仁政如何實施?便是禮樂治國。何為禮樂?禮者，《樂記》謂“禮者，天地之序也。”實指周禮也，仿周之自然、社會外在之秩序也;《樂記》曰:“樂者，天地之和也。”而如何達到禮樂治國呢?儒家經典中指出的不二法門即是“和”即和諧:“和者，天地之正道也”、“德莫大于和”、“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由此，和則萬物皆化;序則的貴庶有別，禮即秩序，通過禮來劃定秩序，樂來達到和諧，這樣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等都有序和諧，社會就能和諧穩定，統治才能歷久不衰。這些都證明了和諧思想是儒家認為可以解決社會政治秩序問題，協調自然與人類社會關系的寶貴經驗。也正因如此，和諧思想便逐漸從自然觀日益深化為社會觀、經濟觀、倫理觀等，使之成為整個社會的普遍規范，尤其是“和為貴”思想、中庸思想等成為中國社會成員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至今影響仍在。因此，縱觀中國思想史，可以認為禮樂文化促成了和諧思想的成熟。
三、在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思想進行了正本清源、厘清脈絡、探究成因之后，下面我們關注的是和諧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具體體現。這里回顧一段歷史，在北京大學教授張光?《季羨林的“和諧”觀》一文中，回顧了國務院前總理同志于2006年8月6日專程前往301醫院為季羨林先生95歲生日祝壽，問計“構建和諧社會”問題，而在季羨林先生逝世前一日還用毛筆為有關方面題詞:“弘揚國學，世界和諧”，表達先生對世界的一個愿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黨中央站在全局和戰略的高度作出的歷史性決策，季羨林先生的“和諧”觀無疑對中央這一偉大決策產生了積極影響。季羨林先生的“和諧”觀是什么呢?季羨林先生在1998年寫的《做人與處事》一文中寫道:一個人活在世上，必須處理好三個關系:第一，人與大自然的關系;第二，人與人的關系，包括家庭關系在內;第三，個人心中思想與感情矛盾與平衡的關系。這三個關系，如果處理得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則，生活就有苦惱。應該說，季羨林先生的這“三個關系”高度概括了他的“和諧”觀，也適用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我們凝煉為和諧思想的三個方面:天人和諧、人際和諧和人心和諧。首先是人天和諧。人天和諧即是人與宇宙、自然的和諧。天，實指宇宙、自然，包含天地。人天和諧思想是在人與自然接觸、人類從事社會生產過程中產生的觀念，是早期人類宇宙觀和自然觀的重要體現。這種人天和諧的思想實質上就是漢代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但是其實莊子就提出過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在《達生篇》中說:“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而這仍舊不是最早的出處，最早的出處在《周易》?！豆瓿?bull;語叢一》就指出:“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從中國哲學發展上看，《周易》強調天、地、人各循其道，天道“始萬物”、地道“生萬物”和人道“成萬物”?；蛘哒f天道陰陽、地道柔剛和人道仁義，三道雖殊，但卻相輔相成、相互呼應，天地之道乃宇宙、自然的生成之道，人類則處乎其間順應其道以促成其事，而不能悖逆天地之道。因先民科技不發達，草昧時期認知所限，以為天地都由神鬼主宰，所以要順應天地，這種順應和服從也是一種和諧關系，使人類意志服從自然規律，盡管帶有迷信，卻實現了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文字記載上看是源于《周易》，實則可能要更早，至少在《黃帝內經》中就反映出許多人天和諧思想的語句:“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靈樞•刺節真邪》)、“人與天地相參也”(《靈樞•歲露》)、“與天地如一”(《靈樞•經水》)等。認為人、天在本源、屬性等方面具有同一性，是相通相應的關系。更早的提法，因文獻闕如，已不可考。至于道家，老子說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是道家人天和諧思想的精確表述，體現了老子人、地、天的和諧之道。莊子則借孔子的口說:“(回曰)‘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由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都是人天和諧思想的反映。這種思想到董仲舒便發展為“天人合一”哲學思想體系，宣揚“天人感應”等思想，為漢朝統治者提供了理論武器，成為后世“天命觀”的思想來源。
統治者從理論上確立了“以德配天”的“天子”的合法地位，也成為中國統治階級的一個重要思想支點，這一思想發展成為后來程朱的“天理觀”，用“理”來統一天道、人道，在哲學上已算是創新了，同時其作用更多地體現在倫理層面。而佛教傳入中國后，佛教的認識論中也有人天和諧的思想，其五明學說、世間法中即可見人天和諧思想;佛教說“諸法空相”，又設六道輪回，勸人行善、成佛，這其中也體現了人天和諧的一面;又如佛教講“緣起性空”，認為宇宙萬物均是因緣和合而生，這人和自然的關系便也是“隨緣”而成，這也正是人、天和諧的一證。人天和諧思想不是儒家的專利品，也不是中國的土特產，但是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為我們提供了解讀歷史、文化和宗教的密碼，同時也為我們當前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氣候、環境、人與資源等)的關系提供了有利的借鑒。其次是人際和諧。人際和諧即是人與世界、社會的和諧。人際和諧包括兩部分:一是人與整個社會群體的和諧關系;二是人與單個社會個人的和諧關系。前者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思想的重要方面。人際和諧思想產生也可上溯先秦，其發生約莫與人天和諧思想同時，并凸顯出其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從社會發展史角度看，人際和諧思想在先秦社會起到的主要作用即是樹立了人與社會的和諧關系。先秦時期，尤其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個人對社會混亂表示非常的不滿和擔憂，如何恢復社會的穩定，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諧，成為當時人們，尤其是有志貴族的一大難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儒家創始人孔子提出了用“禮樂”重建社會秩序的思想，他說“不學禮，無以立”，他的核心思想“仁”也是通過“克己復禮”來實現，指出治國行政必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到后來荀子提出了禮為“人道之極”的命題，認為“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國之命在禮”，用禮來規范人們的思想行為，人在社會中等級分明，約之以禮，社會才能穩定和諧。而道家則恰恰相反，認為禮為禍亂之源，主張無為而治，老子自己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主張過“小國寡民”生活，“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摒棄禮義，消除人們的社會關系和往來，回歸原始生存狀態。莊子的“(禮是)道之華而亂之首”與老子一脈相承，主張“逍遙游”。在人際關系上觀點與儒家相對峙。在《太平經》中又提出“三氣和諧”說，認為太陰、太陽、中和三氣和諧才能天、地、人祥和，天下太平。佛教則更溫和一些，《大智度論》卷五十中說:“凈佛世界者，有二種凈:一者菩薩自凈其身，二者凈眾生心，令行清凈道。以彼我因緣清凈故，隨所愿得清凈世界。”不僅自凈而且凈人，不但自度還要度人，各個得道的都有菩薩心腸要普度眾生，抱有地藏王菩薩那樣“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的感人胸襟。佛教的善結人緣，“恒順眾生”，為人處世與人為善，要求“四攝”、“四親”、“六和”，體現出佛教積極和諧的人際關系觀。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儒家的和諧社會思想，它以仁為核心，大同理想社會為目標，禮樂為表現形式，“克己復禮”為實現途徑，行中庸之道，追求“內圣外王”人生價值取向，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影響，塑造了封建社會數千年的儒士人格和治國執政理念?？傊?，儒重禮義，道崇自然，佛善親和，不論是自律還是律人，是保持一種人際距離，還是彼此主動親近，這種關系的處理智慧都為當前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第三是人心和諧。人心和諧即是人與自身、心靈的和諧。人心和諧探求的是個體內心的平靜安詳、平和協調。在儒家看來，要達到心靈的和諧，就要處理好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上的一些基本問題，如在義利問題上要“見利思義”、“義然后取”，主張以道德自律，通過內省、內修塑造理想人格。孟子也說:“飽食暖衣，逸居而不教，則近于禽獸。”指出人要有更高的價值取向、精神追求和崇高人格。通過“仁民愛物”等途徑達到人心、人際、人天的和諧。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庸》的“三綱八條”。道家在這方面作了許多積極的探索，如《老子》的“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指出人的身心要和諧融為一體，又說:“圣人抱一，為天下式。”強調要像圣人那樣具有高尚情操，解決心靈與外界事物的矛盾以達到和諧。莊子則進一步從多視角探究了人心和諧的問題，他認識到人的精神為功名利祿等“物”所役使，破壞了心靈的安詳寧靜，所以他告誡人們要超脫“物役”，擺脫“物累”，達到“物物而不物于物”，他的作品中有許多寓言是闡述了這一哲理，如“舔痔得車”、“蠻觸相爭”、“探驪獲珠”等等。此外，道教提倡的“知足常樂”、“清心寡欲”等實現人心和諧的理念至今還影響深遠，深入人心。在這一層面，佛教與道教頗有相通處，且有豐富的論述，如《蘇婆呼童子請問經》說:“一切諸法，以心為本。由心清凈，獲得人天殊勝快樂;由心雜染，便墮地獄乃至傍生貧窮之苦。”將心作為諸法根本，相關論述還有“三界唯心，心名為地”、“三界之中，以心為主”等等，指出:“心垢故眾生垢，心凈故眾生凈。”將人心放在根本位置，這是儒道所不及處。此外，佛教還提出了一系列把握自心、正心凈心的法門:“若善正心者，常順法觀察，不為過所使，如日光除暗”;“欲得凈土當凈其心，隨其心凈則佛土凈。”要求人們棄惡從善，并描繪出各類地獄來警世。佛教“自利利他”的價值觀和“慈悲為懷”的大愛精神都為達到人心和諧提供了一劑劑良藥。佛教的“諸法空相”，勸告世人擺脫物欲，脫離苦海，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平靜人心，為和諧世界的構建起到積極作用。
四、綜合上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思想肇始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早期，在先民與自然的接觸中，從其宇宙觀、自然觀和巫文化中脫胎，并在禮樂文化催化下逐漸成熟，并滲透到政治、倫理等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成為人們立身行事的重要思想和行為準則。我們爬梳剔抉、董理出的這些和諧思想的論述及所厘清的和諧思想的產生和發展脈絡，都證實了和諧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思想財富。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為當前我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強大的理論依據和智力支持。
作者：羅智偉 單位：宜春學院贛西民俗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