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譯論文范例

1.地理環境的差異與翻譯

中西方所處的地域、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不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相同。語言的產生與人們的勞作和生活是息息相關的。英國作為一個島國，通過航海認識了世界，因而生活中有許多習語源自于航海業。如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奮力圖存）中國自古就是農業大國，以耕田為主，常有“像老黃牛一樣干活”、“氣壯如牛”等詞；與中國文化不同，馬在英美國家文化中則是吃苦耐勞的象征“work　like　a　horse，as　strongas　a　horse”。中國屬于典型的大陸性氣候，中國人認為“東風”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與此相反，英國人對“西風”有好感“東風”在他們看來是凜冽刺骨的寒風。

2.歷史文化差異與翻譯

歷史文化指由特定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沉淀形成的文化，其中一個重要文化就是習語。習語包括成語、諺語、格言、典故、俗語、和俚語。比如英語中的“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stone”直譯為“一塊石頭打死兩只鳥”，而漢語卻說成“一箭雙雕”或“一舉兩得”，德語說成是“一個拍子打死兩只蒼蠅”。我們漢語中的春夏秋冬，英語俚語是根據景物，候鳥表示季節，cuckooing（布谷催耕）意謂春、swallow（燕子）意謂夏、wildgoose（大雁）意謂秋、plum　alone（梅花獨放）意謂冬。

3.風俗文化差異與翻譯

風俗文化是在日常生活中和交際活動中，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形成的文化。比如在待人接物，打招呼時，中國人習慣說“你吃了嗎？”“上哪去？”“干嘛去？”表示一種親切感和關心，但是西方人會很尷尬，覺得是在打聽他的隱私。在西方，打招呼通常只是說“hello”“Morning”比較簡單的打招呼。再比如說對于顏色的認知，西方比較注重科學理性的教育和科學態度。常用客觀事物的具體顏色來象征某些抽象的文化含義。例如，西方文化中的紅色（red）主要指鮮血（blood）顏色，所以red使西方人聯想到“暴力”和“危險”從而產生了一種顏色禁忌。著名漢學家霍克斯在翻譯“紅樓夢”時，意識到red可能會使英語讀者聯想到“流血”，所以采用小說原用的書名《石頭記》，譯為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國文化中的顏色內涵和象征意義十分豐富，而且顏色詞的象征意義是多元的。中國文化中的紅色源于太陽，如烈日如火，其色赤紅。所以喜慶的日子會常用紅色。

4.宗教文化差異與翻譯

0總述   兒童文學翻譯與其它文學翻譯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不但要考慮中西文化差異，還需考慮成人與兒童在價值觀、理解、和審美等方面的差異。國內對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被忽視。筆者對十年間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進行分析，以歸納出其中變遷。   1研究方法   筆者對1999年至2008年十年間發表的共69篇相關論文進行分析，其中期刊論文39篇，碩士學位論文30篇。   2分析與討論   分析數據顯示出以下兩點：（1）兒童文學研究的數量有所提高。（2）兒童文學研究覆蓋各領域。   2.1總體趨勢   在1999年至2008年間，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數量大幅提升，筆者以五年為一個時段進行劃分。數據顯示，在前五年，僅有2篇期刊論文涉及該題材，而在后五年則有37篇，占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期刊論文總數的93.78%。在研究生學位論文方面，前五年，僅有1篇學位論文涉及該題材，余下的都在在后五年發表，占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學術論文總數的96.67%。據統計，95.65%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均在后階段完成。   2.2研究內容   筆者將所分析論文歸為五類：時段研究、譯者研究、翻譯理論和策略研究、個案研究、總體描述，其中個案研究與其它分類偶有交集。數據顯示：大部分學者關注于翻譯理論和策略研究，其次為個案分析。   2.2.1時段研究   著重于兒童文學翻譯時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塊：前，后，以及前后的比較。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早期的兒童文學翻譯是以成人標準進行，并非以兒童為受眾，但這時期引入的國外兒童文學奠定了中國兒童文學的基礎（吳雪珍，2007；陳麗嬌，2007；趙國春，2006）。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真正引入國外兒童文學是在五四之后，這時的兒童文學翻譯開始注重兒童的興趣、價值觀和理解能力（秦弓，2004；夏丹，2007；夏丹，2004；伍榮華，2007）。還有學者對五四前的兒童文學翻譯內容和技巧進行了比較（張道振，2006；桂念，2006；楊丹屏，2006；容怡，2007；王勇，2006）。   2.2.2譯者研究   一些學者對知名兒童文學譯者展開了研究，如魯迅、周作人等。這些研究從譯者角度展開，如譯者眼中兒童文學翻譯最重要的是什么？周作人認為兒童本位是最重要的，而任溶溶認為更應關注兒童語言（張道振，2006；王珊珊，2008）。   2.2.3翻譯理論和策略   在兒童文學翻譯研究中，學者們應用了多種翻譯理論和策略對兒童文學譯作進行了分析，如美學和接受美學、接受理論和兒童本位等。鑒于兒童文學翻譯的受眾是兒童，譯者需要更多去考慮兒童的視角，學者們多從兒童認知、智力和價值觀角度對作品進行了分析。在翻譯策略方面，學者們關注翻譯的異化和同化，基本上認為同化更為適合兒童文學翻譯。秦君和應承霏認為異化應用于跨文化元素，而同化則用于語言（秦君，2006；應承霏，2007）。   2.2.4個案研究   數據顯示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個案覆蓋不同國家和時期的作品，其中《愛麗絲漫游奇境》的譯本最受青睞，其它被研究的經典兒童文學譯作有《安徒生童話》、《快樂王子》等，也不乏現代兒童文學譯作，如《哈利.波特》和《小公主》等。盡管具體的研究譯本具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中亦有共性，如跨文化翻譯、兒童本位等(秦君,2006;楊丹屏,2006,張代蕾,2006)。   3結論   在1999-2008年間，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數量顯著增長，在后五年尤為明顯，2004-2008年間的相關期刊論文和碩士學位論文占研究總數的95%以上。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關注兒童文學翻譯，包括時代變遷、譯者、翻譯理論和策略、個案分析等，但個案分析的對象范圍較窄，多為經典兒童文學作品翻譯。兒童文學翻譯有著其獨特的屬性和價值，通過上述研究能夠對當下中國的兒童文學翻譯有較為全面的了解。

一、全球化與“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   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中國同世界其他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但遺憾的是，我們在文化輸出方面做得并不理想。“如果這種文化輸入和文化輸出的局面長期繼續下去，勢必會造成西方文化對我國的影響越來越大，而我國的文化在世界影響越來越小，久而久之，很可能造成我國文化的民族特色越來越模糊，甚至逐漸失去民族文化的獨立性，在東西文化趨同過程中被融合乃至消亡。”（包惠南、包昂，2004：序言）基于“文化逆差”現狀，中國政府在不同場合強調了要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總書記在2003年12月5日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要求我們“大力發展涉外文化產業，積極參與國際文化競爭。”2004年6月，文化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在北京召開了“中國文化企業走出去研討會”，就中國文化企業如何才能走出去并在國際市場站穩腳跟等問題進行了研討。   二、“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背景下我國對漢英翻譯人才的需求   為貫徹“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我國政府和相關部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在國外開設“孔子學院”、舉行“中國文化年”、召開世界漢語大會、主辦“漢語橋”演講比賽等等。在所有的措施中，其中重要的一項是漢籍英譯，中國外文局支持的“向世界說明中國”的《大中華文庫》（漢英對照版）翻譯出版工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設立的“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漢籍英譯需要大量合格乃至優秀的漢英翻譯人才。自明末清初至上世紀末，漢籍英譯大多由西方譯者完成。但是，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漢籍英譯既需西方譯者鼎力相助，更需中國翻譯家勇挑重擔。中國譯者都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長期浸潤在中國語言文化語境當中，翻譯時能夠從語言層面和文化層面正確理解原文，做到忠實傳達原文內容、尤其是忠實傳達原文中的文化成分；西方譯者英譯中國文化典籍可能還有其他的目的，再者由于受自己所處文化立場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翻譯過程中會有意識地進行跨文化操縱，結果導致中國文化經典在翻譯過程中的扭曲和變形。但是，目前中國合格的漢譯英人才十分缺乏，高端的漢譯英人才更是寥若星晨。針對這種現狀，中國譯協副會長、國際譯聯理事及副主席黃友義先生呼吁中國教育界抓緊時間、花大力氣培養更多合格的中譯英人才，以便承擔起漢籍英譯這項歷史性的任務。   三、漢英翻譯人才培養的幾點建議   筆者結合當前中國外語院系英語專業的翻譯教學現狀，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3.1 英語專業設置“漢譯英”課程   根據穆雷教授（1999：33-38）的調查，盡管國內幾乎所有的外語院系都將翻譯列為英語本科階段的一門必修專業課，但課時數有限。筆者調查了省內外一些兄弟院校的外語院系英語專業的翻譯教學情況，發現由于受總課時數的影響，大部分外語院系的英語專業只在大三學年開設一個學期的翻譯課，約32-36個課時。在這有限的課時內，有些教師只講授“英譯漢”；有些教師則既講授“英譯漢”，又講授“漢譯英”。很少有外語院系的英語專業獨立開設“漢譯英”課程。要想培養合格的漢籍英譯人才，為英語專業學生開設“漢譯英”這門課程很有必要，通過為學生講解漢譯英基本理論和技巧，為他們的漢譯英能力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外語院系的英語專業在進行課程設置時，應該考慮到“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背景下我國對漢英翻譯人才的需求，獨立開設“漢譯英”這門課程。   3.2 加強學生翻譯能力培養   現在，許多英語專業的學生畢業走向社會后，面對一個個漢譯英翻譯任務時要么顯得束手無策，要么翻譯出來的英語譯文錯誤百出，令外國人看得如墜云霧。這些都是因為他們在大學期間翻譯能力沒有得到有效的培養所致。英語專業漢譯英教學過程中，教師除了應該向學生講授基本的翻譯理論外，尤其應該注重培養學生的翻譯能力，因為翻譯能力是一名合格的漢英翻譯人才的必備素質。教師在翻譯教學過程中應該注重培養學生的雙語能力、百科知識能力、翻譯策略與技巧能力、翻譯技術能力以及交際能力。首先，培養學生的漢英雙語能力是根本，因為漢英雙語能力是確保譯文準確和通順的必要條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國內的外語院系大多忽視了培養英語專業學生的漢語能力，因此，教師在翻譯教學過程中應向學生強調漢語對于翻譯的重要性，要求學生在課外多讀一些可以提高漢語水平的書籍。其次，培養學生的百科知識能力也不容忽視。翻譯家不但得是個“專家”，還得是個“雜家”。合格的漢英翻譯人才必須具有寬廣的知識面，對中西文學、歷史、藝術、政治、文化、經濟等各方各面的知識都要有所涉獵。再次，培養學生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技巧能力也至關重要。一名合格的漢英翻譯人才應該精通并能夠靈活運用一些常用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技巧，教師在漢譯英教學過程中，應該向學生講解異化和歸化、全譯和變譯這些基本的翻譯策略，告訴他們什么時候采取異化翻譯策略、什么時候采取歸化翻譯策略、什么情況必須全譯、什么情況最好采用增、減、編、述、縮、并、改等變譯手段。再者，應該培養學生的翻譯技術能力。近十年來，隨著計算機技術、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和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各種各樣的計算機輔助翻譯工具層出不窮，如機器翻譯軟件、電子語料庫、在線詞典、桌面排版系統、本地化工具、搜索引擎、網上百科全書和網上報刊雜志等等，有效使用它們可以大大提高翻譯效率。美國學者Angelelli就曾經指出，“能否熟練地使用翻譯工具，是翻譯新手和資深之間的一大區別”(肖維青，2011：44)。教師在漢譯英教學過程中應該向學生介紹這些常用的計算機輔助翻譯工具。最后，也是最值得強調的是，應該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如如何與客戶談判、和其他譯者合作、恪受翻譯職業道德等。教師在翻譯教學過程中應向學生強調翻譯職業道德的重要性，促使學生樹立嚴守翻譯職業道德的意識，培養出德才兼備的學生。#p#分頁標題#e#   3.3 改善翻譯教學模式   長期以來，國內英語專業翻譯教學都是沿襲傳統的翻譯教學模式：首先由老師向學生講授基本翻譯理論與技巧，然后給學生布置翻譯練習，最后對答案。這種傳統的翻譯教學模式以教師為中心、以糾錯為主要教學手段、以教師向學生傳授翻譯知識和翻譯技巧為終極目的，存在如下幾個弊端。首先，不能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傳統翻譯教學模式中，教師處于“中心”和“主導”地位，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主觀能動性得不到發揮。其次，教學方法缺乏現代翻譯技術的參與。最后，學生翻譯實踐機會不多。翻譯水平的提高是以大量的翻譯實踐為基礎的。傳統翻譯教學中，除了教師平時布置的少量課后練習，學生很少有機會進行其它的翻譯實踐活動，這就造成了學生的翻譯理論同翻譯實踐脫節這種“致命傷”。正是由于以上傳統翻譯教學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學生的翻譯能力得不到有效的培養。近年興起的建構主義翻譯教學理論可以解決傳統翻譯教學的許多弊病。建構主義翻譯教學理論提倡用“學生中心”替代傳統翻譯教學的“教師中心”，其指導性原則是“讓學生在真實情景中，在專業人員指導下自主學習、合作學習與外界環境和知識結構進行互動，進而獲得翻譯經驗，發展翻譯能力。它具有以下幾個突出的特點：(1) 基于項目的學習：從練習轉移到實踐（Project-based learning: From practiceto praxis）; (2) 提倡重視翻譯實踐的課堂；（3）教師是翻譯項目的管理者，是學生的示范者、鼓勵者和幫助者；（4）學生的目標是培養翻譯能力、自信和專業行為。顯而易見，建構主義教學范式在注重學生與外部環境互動和個體對經驗的構建、發揮學生的能動性上具有積極意義”（薄振杰、李和慶，2011：79）。在建構主義翻譯教學理論的指導下，教師在翻譯教學的具體操作過程中可以采取“基于真實翻譯項目的過程教學法”，即將真實的翻譯項目引入到翻譯教學過程中，從而將翻譯練習轉變為翻譯實踐，增強翻譯教學的真實性。例如，筆者將本校外國語學院承擔的學校所在地市政府的英文網站建設項目引入到漢譯英翻譯教學過程中，將整個翻譯教學過程分為“確定翻譯項目—分配翻譯任務—小組翻譯—班級討論—翻譯評估”五個階段，很好地培養了學生的各種翻譯能力，取得了比較好的教學效果。   此外，教師可以很好地利用英語專業學生畢業論文撰寫這個環節。目前國內英語專業學生畢業時都需要用英語撰寫畢業論文，選題大多集中在文學、文化、語言學、翻譯等方面。其中翻譯又是一個熱點選題范圍。例如，筆者所在學校的英語專業學生的畢業論文中，每年翻譯選題約占了論文總數的30%。由于學生數眾多，每年翻譯選題中都會出現重復現象，至于不同屆學生之間的重復選題現象則更加普遍。此外，由于太多的學生以翻譯為選題，導致論文內容陳腐，很少有新意，且許多學生的論文存在抄襲現象。凡此種種，導致學生的畢業論文流于形式。因此，筆者建議：對于對翻譯感興趣的學生，可以要求其將一篇長度和難度適中的中文文章翻譯為英語，并就翻譯過程的某個問題寫一篇1000英文詞左右的評論。這樣既避免畢業論文流于形式的弊病，又可以在翻譯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各種翻譯能力。   四、結語   在全球化的今天，要將中國的優秀文化譯介到其他國家，既需西方譯者鼎力相助，更需中國譯者勇挑重擔。因此，我們自己應該培養大量合格乃至優秀的漢英翻譯人才。中國高校外語院系的英語專業是培養漢英翻譯人才的起點，我們應該重視外語院系英語專業學生的漢譯英翻譯教學，從“漢譯英”課程設置、加強學生漢英翻譯能力培養、改善翻譯教學模式三方面進行改革。

在胡庚申教授的帶動下，國內的翻譯研究者不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上首次提出翻譯適應選擇論至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在上海海事大學召開，生態翻譯學經歷了十年大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正如其領軍人物胡庚申教授所說，“生態翻譯學起初基本上是‘個人行為’，多年來的困難、困惑、挑戰太多;……但從現在起，生態翻譯學研究已經成了‘群體行為’，或者說是‘組織行為’了”［1］。目前，生態翻譯學已引起了國際翻譯界的關注和興趣。本文擬簡述生態翻譯學的十年發展歷程及其研究現狀，在此基礎上對生態翻譯學的未來展望一二。   一、生態翻譯學十年發展回顧   生態翻譯學起步于2001年。胡庚申教授受了達爾文進化論的啟發，將其中的“自然選擇”即“適應/選擇”學說引入翻譯學研究，最早提出了翻譯適應選擇論［2］。在此基礎上，胡教授十年磨一劍，建構并發展了從生態學視角對翻譯進行綜觀整合性研究的生態翻譯學，擴大了翻譯研究的視野。胡教授曾撰文說:“在全球性生態思潮的影響之下，由于中國古代生態智慧的啟發、相關領域學科發展的激勵以及譯學界生態取向翻譯研究的促進，再加上現有譯學理論研究的局限與缺失所產生需要，生態翻譯學便應運而生”［3］64。   2004年，胡教授的專著《翻譯適應選擇論》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這部生態翻譯學的奠基之作中，胡教授闡釋了該理論體系的哲學理據(即達爾文“適應/選擇”學說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從“適應”與“選擇”的視角對翻譯的本質、原則、過程、方法和譯評標準等作出了新的描述與解釋，并以其在兩岸三地部分高校的實證調查對該理論體系的有效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檢驗和證實。胡教授將“譯者為中心”作為該理論體系的核心翻譯觀，從譯者的角度出發，將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將“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作為翻譯的原則，提出并例證了“三維”轉換的翻譯方法。胡教授認為，評價翻譯主要看譯品的“整合適應選擇度”。理論上講，“最佳的翻譯就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2］144。而評價和測定“整合適應選擇度”有三個參考指標:即多維轉換程度(尤其是“三維”轉換程度)、讀者反饋和譯者素質。   之后的幾年中，胡教授仍孜孜于生態翻譯學的進一步發展，每年都有生態翻譯學方面的學術文章發表在國內外重要期刊上。2008年，其研究課題“生態翻譯學:譯學的生態視角研究”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立項資助;2009年，《上海翻譯》開辟“生態翻譯學研究專欄”，胡教授在該刊第二期撰文，將翻譯的定義擴展為“翻譯是以譯者為主導、以文本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轉換為宗旨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行為”［4］6;2010年4月，“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在中國澳門成立，創辦了會刊《生態翻譯學學刊》，并于11月9日～10日在澳門理工學院召開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來自世界各地的56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研討會，并對這次大會的召開、對生態翻譯學的創立和發展、對國際生態學研究會的成立給予了高度評價。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顧問、《視角:翻譯學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雜志原主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教授凱伊•道勒拉普(CayDollerup)指出，生態翻譯學是成長于歐洲語境之外的第一個真正具有“原創”意義的翻譯理論［5］34。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在中國上海召開，以“生態翻譯學十年:回眸與展望”為主題。來自世界各地的60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大會。由此可見，肇始于中國、由中國翻譯界學者首倡的生態翻譯學已引起了國外譯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興趣，正在向著更大的范圍拓展。   在胡庚申教授的帶動下，國內的翻譯研究者不斷加入到生態翻譯學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態翻譯學歸類和直接以生態翻譯學命名的各項研究逐年增加。“近年來已有逾百篇有關生態翻譯學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內外發表，全國也有60余所高校師生(碩士/博士)運用生態翻譯學的基礎理論作為整體的理論框架完成學位論文和發表研究論文”［6］5。筆者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生態翻譯學”，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50篇題名含有“生態翻譯學”的文章，其中碩士論文3篇，博士論文0篇，有關召開首屆、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的通知5篇;除5篇通知外的45篇論文中，理論研究型論文13篇，約占總論文的29%;應用研究型論文32篇，約占總論文的71%。筆者又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適應選擇論”，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59篇題名含有“適應選擇論”的文章(與前述50篇題名含有“生態翻譯學”的文章無一重復)，其中碩士論文14篇，博士論文0篇，有關《翻譯適應選擇論》一書的書評4篇;除書評外的其余55篇論文中，理論研究型論文7篇，約占總論文的13%;應用研究型論文48篇，約占總論文的87%。筆者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適應選擇”，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196篇題名含有“適應選擇”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與生態翻譯學或翻譯適應選擇論無關;有2篇博士論文，一篇與生態翻譯學無關，另一篇題名為“譯者的適應與選擇:外宣翻譯過程研究”，是國內首篇運用翻譯適應選擇論完成的博士論文。   二、生態翻譯學研究現狀分析   筆者利用google引擎“學術搜索”“生態翻譯”，用時0．09秒找到27，200條相關結果。但用google引擎“學術搜索”“eco-translation”，用時0．05秒只找到26條相關結果(2011/11/28)。這說明雖然生態翻譯學已引起國際譯界的關注和興趣，但在國際上仍未產生較大影響。上述檢索結果和筆者在CNKI上的檢索結果也說明，目前生態翻譯學在國內已產生較大影響，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及翻譯研究者開始從事生態翻譯學研究。從筆者在CNKI上的檢索結果來看，在檢索到的100篇學術論文中，目前大多數有關生態翻譯學的研究都是應用研究型的，占80%;少數是理論研究型的，占20%。在胡庚申教授集中闡述的九個生態翻譯學研究焦點與理論視角中［6］5－9，這些論文較多選取適應/選擇、“三維”轉換、譯者中心、譯有所為等理論視角以及生態范式、生態翻譯環境等命題，較少關注生態理性、關聯序鏈、“事后追懲”等理論視角，這方面的理論應用研究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p#分頁標題#e#   胡教授在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上指出，生態翻譯學至多是普通翻譯學下屬的一個分支，而且尚未被完全接受和認可［1］。筆者在google和CNKI上的檢索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生態翻譯學要在國內外譯界牢牢地確立自身學科地位并獲得長足發展，還有待更多生態翻譯學人在理論、應用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態翻譯學理論研究方面耕耘不綴。正如王寧教授所言，“生態翻譯學還任重道遠，它距離一個成熟的翻譯學子學科還有著相當漫長的路要走。在這方面，美國生態批評發展的成功經驗足資參考借鑒”［7］。   三、生態翻譯學未來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筆者撰寫本文時，讀到了思創•哈格斯的《生態翻譯學R＆D報告:十年研究十大進展》一文。該文提到生態翻譯學的下一步發展計劃，如他們“將于近年內出版《生態翻譯學導論》、《生態翻譯學:理論應用與評析》、《生態翻譯學:理念大“觀”園》、《生態翻譯學學派透視》、《生態翻譯學:下一個轉向》等專題著作。……將繼續建立和健全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的工作機制，利用好‘國際生態翻譯學’網站，召開好序列性的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并努力辦好《生態翻譯學學刊》(中英文版)。……十年之內，我們將通過多種方式集中培養多名生態翻譯學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員，從而使‘生態翻譯學學派’在國際翻譯學界享有一席之地”［8］。這是一個宏偉藍圖，也只有如此，中國的生態翻譯學才能實現“先國內、后國際”的發展戰略，才能通過生態翻譯學者的學術活動“旅行”到世界各地。中國的生態翻譯學者才能像美國生態批評家在中國和印度找到知音一樣，在國際譯界覓得知音。斷加入到生態翻譯學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態翻譯學歸類和直接

當今時代，隨著電子信息產業的迅速崛起，人們的閱讀習慣和獲取信息的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傳統期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同樣也在面對著更新一輪的機遇。為提升期刊的國際影響力，眾多期刊進入SCI等國際知名索引，其英文題目、英文摘要及關鍵詞作為檢索的重要環節，也直接影響了期刊被檢索的準確度和被引用率。作為衡量科技期刊水平的重要環節，英文水平的高低從側面顯示了文章的質量，也反應了整本刊物的水平。文章從期刊編輯的角度，對影響科技期刊英文水平的因素進行分析，以期為提升科技期刊質量提供可行的參考途徑。

一、影響因素

(一)作者。作為影響科技期刊英文水平的最根本因素，作者的教育程度、科研水平及寫作能力都是不容忽視的。良好的教育程度是影響科技論文英文水平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這也與作者的科研水平和寫作能力息息相關。教育背景和科研水平所提供的是基礎，寫作能力則是濃縮、提煉、表述和總結的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優秀的寫作能力可以使文章錦上添花，有些作者有著深厚的教育背景和科研能力，自身學術水平較高。但受個人寫作能力限制，或者英文水平限制，無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好地用文字表述出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章的質量。而一些作者的寫作能力雖然不錯，但受教育背景和科研水平制約，或者不通曉科技論文的寫作規則，寫出的文章沒有科技論文的語感，影響了文章的整體水平。應注意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把自己的經驗和研究成果用簡練的語句總結出來，提煉精進，避免贅余和口語化表述，使文章更符合科技論文的要求。有了良好的寫作能力，也仍需英文寫作能力的支撐。英文不是簡單的從中文到英文的轉換，而是要根據語境和科技論文的要求進行轉譯，切不可生硬直譯。應注意第三人稱、科技論文常用的詞匯和時態的使用，保持行文通暢，語法準確。注意中英文差異，從行文差異、語法結構等方面考慮英文的行文和句式，以表達清晰、流暢為主。英文的參考文獻也是影響文章質量的重要因素，應引用得當，盡量選取可信的一手資料，以提升文章的研究價值和參考價值。英文的原版資料更具有參考價值，在引用時應盡量選用原文，而不是只看轉譯或轉引的資料。

(二)編輯。除作者外，一篇好的文章也離不開編輯的貢獻，好的編輯可以使文章錦上添花。雖然不直接參與文章的創作，但編輯在編排和文字處理上可以依靠編輯專業知識和文字處理技巧，幫助作者對英文部分進行加工整理。作為編輯，拿到一篇文章，首先要對其進行整體判定，根據具體情況設計編修方案，以確保文章的英文質量。部分作者不重視英文摘要，會選擇用翻譯軟件一鍵轉換，也會出現一些詞不達意的現象。翻譯軟件雖然在專業詞匯上有一定優勢，但不了解中英文的語句結構的不同，翻譯較為生硬、機械。翻譯軟件容易因為程序化斷句，把不相關的詞語拼湊在一起，翻譯出來的文字也就與原文相去甚遠了，這就需要編輯對英文質量進行整體的把關。其次，科技論文對詞匯和語法也有一些特定的要求，編校時需幫助作者進行核對。由于科技論文專業詞匯較多，涉及的專業性較強，所以進行修正的時候要保持與作者的溝通，避免發生偏差。編輯科技論文需要較高的科學素養，對一篇文章的內容應有清晰的判斷。英文編輯的英文水平雖然較高，但科技論文的專業詞匯偏多，專業科技英語的應用并不一定熟練，需要在關注英文的基礎上，注意科技論文的特殊性，表述應簡潔客觀。再次，英文參考文獻也需遵從國家規定的參考文獻著錄規則，不可缺失必要的著錄項目。編輯需認真進行核對，填補缺漏，同時要確保參考文獻的真實性和合理性。

(三)溝通和交流。文章的成功與否與作者和編輯的溝通也是密不可分的。適當的溝通交流有利于理清文章的脈絡，使文字通順，也可以提高專業性和準確性。對于編輯而言，一方面需要核對文章的準確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持與作者的交流，避免誤改、誤譯英文摘要。編輯的工作依附于作者及其作品，工作的創新性也離不開作者及作者本身[1]，因此更應注意與作者的溝通交流。

二、結論與建議

(一)堅定文化自信，做好英文科技期刊出版工作。要做好一本期刊，尤其是一本英文科技期刊，就要首先有自己的“底氣”，樹立良好的辦刊信念，從精神的層面先做好“走出去”的準備。打好思想基礎，明確目標和方向，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正確的出版方向，傳承和發揚中華文化，在堅定文化自信的前提下，綜合學習中外辦刊理念的精華，遵循國際編輯出版的要求和規范的同時，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辦刊道路，建設符合新時代新需求的英文科技期刊，為推進中華民族的文化繁榮做出貢獻，努力向通往出版強國的道路奮進。

摘要：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世界呈現出包容性發展的趨勢，西方茶文化在這一趨勢的推動下迅速傳播到中國，中國的茶文化也隨著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大發展趨勢迅速走向世界，影響了越來越多的外國友人。在中西茶文化碰撞、交匯、相互影響的過程中，中西方茶文化各自的深刻內涵以及相互差異，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并直接對茶文化的翻譯問題產生了顯著影響?；谶@一背景，在現階段對中西方茶文化的內涵及翻譯進行科學分析，是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并將非常有助于中國茶文化影響力的繼續擴大、提升。

關鍵詞：

中西方；茶文化；內涵；翻譯

中國是茶葉大國，是茶葉的原產地，也是茶文化的發源地。在茶葉長途跋涉傳播到西方國家后，通過長期的歷史積淀，西方也逐漸形成了與中國茶文化截然不同、獨具特色的茶文化內涵與體系，并主要通過飲茶習慣、飲茶方式、飲茶禮儀等表現出來，讓茶葉這一古老的中國飲品在西方土地上煥發出異域風情。本文在參考相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結合當前中西方茶文化的客觀現狀，對中西方茶文化的內涵進行了分析和比較，并對茶文化的翻譯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議，希望對相關人士有所啟示。

1中西方茶文化的內涵分析

中國是茶葉的故鄉，是茶文化生根發芽的地方，有著深厚的茶文化積淀，茶文化也顯著地影響著由古至今的中國人的行為禮儀、性格品質，可以說，中國茶文化是中國人的一個鮮明標簽和深刻烙印。西方雖然接觸茶葉、茶文化的時間和中國相比少得多，但近代以來，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逐漸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和中國乃至東方國家有顯著區分的茶文化體系。早在十六世紀的時候，英國在強大的生產力、軍事實力的支撐下，戰勝了西班牙戰隊進而獲得了海上霸權，走上了向外擴張的歷史征程。從那時開始，英國和世界范圍內其他國家的物質、經濟往來日益頻繁，也是在這一時期，官方色彩鮮明的東印度公司首次將東方茶葉帶入了英國，并作為商品銷售。這種珍貴的東方樹葉，當時由于在英國數量稀缺而價值不菲，主要作為藥品和養生飲品而存在，流傳于英國皇家貴族當中，并很快獲得了越來越多英國人的喜愛。因此，英國的茶葉供應量逐漸增加，開始越來越多地影響到英國的中下層人民，獲得了廣泛的民間人士的喜愛，成為英國人休閑、社交中使用到的重要飲品。隨后，隨著英國的不斷擴張，英國的茶葉供應量越來越多，逐漸在英國人當中得以普及，英國人和茶葉產生了不可分割的情感，這種英國茶文化也開始逐漸滲透到西方世界的其他國家當中，產生越來越深刻的文化基礎。由于西方國家和中國在文化差異、民族背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西方國家逐漸形成了顯著區別于中國的茶文化內涵，并逐漸形成完善的西方茶文化體系。茶文化在西方國家從萌芽逐漸走向成熟，散發出強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和中國的農耕文明不同，在西方國家的文化領域中，茶文化更多扮演的是一種開放的、優雅的角色。西方人對于茶葉飲品的感受，不僅在于味覺，更在于品茶過程中的自我精神實現和與他人的精神交流，茶文化在西方國家的內涵變得非常集中而深刻，這和西方國家商業文明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也表現出西方人對茶葉的深刻喜愛和情有獨鐘。在此基礎上，西方茶文化的內涵逐漸擴散而細化，英國形成了喝下午茶的習慣，飲茶這一極具文化氛圍的活動已經成為了英國人乃至西方人生活、工作、社交、休閑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果說英國的茶文化專注于文化“點”魅力的綻放，那么中國茶文化則更加傾向于從千年歷史中緩緩走來的極具民族文化積淀的茶文化普遍影響及成熟形式的展現。中國的茶文化經歷了千年歷史的塑造，已經和中國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完美融合，極具中華文化魅力與特色，成為中國的標志性文化載體與文化形式。在中國人眼中，茶文化的內涵是廣泛而深刻的，涉及到茶葉的種植、采摘、制作、飲用、茶具選擇、茶室布置、茶服搭配、茶事活動等與茶葉相關的方方面面，并完全上升到精神層面。茶文化的內涵之于中國人，兼具了形式美、內容美、精神美，在飲茶活動的每一個細節上，中國人都樂在其中，并自覺實現了肢體活動和精神活動的交融。中國茶文化的內涵之龐大、含義之深刻、形式之優美、影響之深遠，是只言片語難以描述的，它已經深入到中國的文化當中，深入到中國人的骨髓當中。

1．引言   佛典漢譯始于東漢，終于宋朝，歷時一千多年，期間佛教高僧研習佛典，講經布道，翻譯佛典近六千卷，闡述的翻譯思想如同天空的星星熠熠生輝。這些是中華燦爛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一脈相承的明清實學翻譯和近代西學翻譯具有直接的影響，是嚴復“信達雅”翻譯思想誕生的土壤，是我國翻譯學的根基和傳統。所謂“典籍”，“主要指經過歷史的淘汰選擇，被人們所公認的、代表一個民族的文化水平所達到的高度、深度和廣度的著作。”(魏曉紅、李清源2010:109)佛典就是指佛教的根本典籍，涵蓋經、律、論“三藏”。翻譯學成為獨立學科伊始，我們一方面要吸納西方譯學精華，做到洋為中用;另一方面更要繼承我國傳統譯論“勘稱典范的學術成就”，做到古為今用。只有古今打通，中外融通之后，我國翻譯學才能健康發展，我國才能從翻譯大國質變為翻譯強國。本論文就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從學術范式視角研究佛典漢譯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什么?   2．范式   范式(paradigm)，有時譯作“規范”和“典范”，是1962年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的概念，通常指一個學術共同體所共有的精神信念和研究傳統，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理論模式和規則體系(ThomasKuhn1962)。1989年科爾勒把學術范式引入到語言學研究中，縮小了范式的內涵和外延，用來指語言學史上堪稱典范的成就，即那些促使一代人重新思考傳統語言觀念的理論體系(KoernerKonrad1989)。1984年余英時的著作《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借用庫恩的范式理論，解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近代史學革命上的中心意義(余英時1984:19-21，77-91)。自此，學術范式在我國學術界逐漸得到推廣。1999年傅勇林先生把學術范式引入到翻譯研究中，采用庫恩關于范式的經典定義，認為“在范式的上述四個要素中，精神信念關乎譯學思想與學術品位，研究傳統關乎譯學知識的探索過程及其‘層累疊加’，理論模式和規則體系則直接涉及譯學研究的學術層面，四者藕合，才可構成譯學研究的學術范式并借以形成譯學研究的學術面貌，因此絕對不可偏廢。”(傅勇林、朱志瑜1999:30)本論文沿襲庫恩關于范式的經典定義，擬構建佛典漢譯的文章學譯學范式。   3．文章學   “文章”在我國傳統文化中是頗具考究的詞匯，錦繡文章是中華文化智慧的結晶，是我國文人墨客才華的精髓，《千家詩》首章就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之說。“文章”一詞最早出現在先秦文獻中，其本義是色彩之間的錯雜搭配。后來在《論語•公治長》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開始表現為文字作品之義，兩漢時期這一概念已經比較成熟，如:“漢之得人，以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義招選茂才。而肖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班固1962:58)“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云，其才能若奇，其稱不由人。”(王充1954:275)我國古代文章的范圍很廣，清人章學誠感嘆“六經皆史”，后人對曰“四庫皆文”，因為《四庫》經、史、子、集無一不是文章。“中國的文章，歷三千年之久，存在于中國的經、史、子、集四部典籍之中，舉凡哲學、政治、歷史、宗教、藝術、民事、風俗，以及個人抒懷述志，無不借文章以傳布和存留。”(毛慶耆2002:113)這句話說明文章在我國走過的歲月之長，涵蓋的范圍之廣。文章學是指研究文章的學問，通俗地說，文章學就是文章研究。佛典漢譯深深植根于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深受我國古代文章學、史學、佛學和中華文化的浸染熏陶，我國古代把翻譯納入文章學范疇，衡量譯文與評價文章都采用文質標準。嚴復說:“(信、達、雅)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嚴復1981:11)這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經典話語，文章正軌就是譯事楷模，“信、達、雅”三者既是文章要求，也是翻譯標準，佛典漢譯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章學譯學范式。究其根源，合作翻譯傳統使然。   4．佛典漢譯的文章學譯學范式構建   4．1合作翻譯是佛典漢譯的傳統，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成因   佛典漢譯歷時千年，一直采取合作翻譯方式進行，無論是初期的私人合作，還是后來的譯場合作，合作翻譯是根本，佛典漢譯形成了合作翻譯傳統。一是因為佛典漢譯初期沒有原本，外國僧人根據記憶口誦佛典，即使在印度本國，當時也無佛典寫本?！斗謩e功德論》云:“外國法師徒相傳，以口授相付，不聽載文。”梁啟超分析其原因:“大抵(一)因古代竹帛不便，傳寫困難，故如我國漢代傳經，皆憑口說。(二)含有宗教神秘的觀念，認書寫為瀆經;如羅馬舊教之禁寫《新舊約》也。”(梁啟超1984:53-54)竹帛攜帶不便和宗教禁寫是造成印度佛典沒有寫本，佛典漢譯沒有原本的原因。印度佛典何時才有寫本?這個問題學界尚未解決，據梁氏研究，“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梁啟超1984:54)說明至少在5世紀初法顯西游之時，印度等國尚無佛典寫本。二是因為佛典漢譯初期譯者多為單語者，梵漢兩種語言不能兼通，外國僧人負責口誦佛典，本土漢人負責潤飾加工，形成譯文，佛典漢譯由外國僧人和本土僧人合作翻譯完成。釋贊寧對佛典漢譯做過概述:“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通。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違，至若‘怒目看世尊’、‘彼岸度無極’矣。后則猛、顯親往，奘、空兩通，器請師子之膏，鵝得水中之乳，內豎對文王之問，揚雄的絕代之文，印印皆同，聲聲不別，斯謂之大備矣。”(釋贊寧1987:52-53)是說佛典漢譯初期梵僧未諳漢語，漢僧不通梵文，加上沒有原本，只能進行合作翻譯。先由梵僧口誦佛經，進行傳言，初步譯成漢語;再由華僧筆受潤飾，加工成文，這是簡單的私人合作形式。佛典漢譯中后期，梵僧習得漢語，漢人學習梵文，玄奘、不空更是梵漢皆通，“今所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玩。”(釋道宣1984:48)但是即使個人翻譯水平達到很高境界，很多佛典原本也從印度帶回，佛典漢譯還是沿襲了合作翻譯傳統，依然采取梵文理解和漢語表達分步進行，梵僧和漢僧合作完成的方式，只不過由初期的私人合作發展為頗具規模的譯場合作。以唐朝玄奘組織的譯場為例，翻譯程序就有十一道，包括:“一、譯主:執筆人，胸懷全局，貫徹始終;二、證文:朗誦原文佛經，斟酌原文是否有錯;三、筆受:根據梵音錄本譯出毛稿;四、度語:音譯暫無對等信息的事物，據母本正音;五、綴文:按漢語字法、句法進行整理;六、證義:譯出初稿與原文對照，看本旨是否偏移歪曲或有遺漏;七、參詳:再回證原文是否有紕漏、錯誤;八、利洗:去蕪冗、重復，梳整譯文;九、潤文:修辭、潤飾;十、梵唄:由于佛經是要供人誦讀的，所以再據母語(梵文)的誦經方式誦讀漢譯經文，看是否有不適合誦讀之句;十一、監閱:最后有欽命大臣監閱(終審)。”(李全安1993:806-807)整套程序非常嚴謹，第二、六、七條強調原文理解，第五、八、九、十條重視譯文表達，譯場翻譯的重心仍是加工譯文，形成文章。事實上，無論是初期的私人合作，還是中后期的譯場合作，合作翻譯一直是佛典漢譯的傳統，梵僧負責原文理解，漢人負責譯文表達，原文理解和譯文表達的分步進行使佛典漢譯選擇了合作翻譯方式，而合作翻譯傳統的形成又進一步細化了原文理解和譯文表達的分工。對于漢人來說，如何根據佛典原文意思用漢語表達成文才是關注的重心和焦點，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佛典漢譯的文章學譯學范式。#p#分頁標題#e#   4．2“文以載道”是佛典漢譯的信念，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內核   我國傳統文化非常重視文章，視其為治國、傳世之大業，正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言:“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郭紹虞2001:159)我國文章學的核心思想是“文以載道”，道是文章的精神所在，是衡量文章的內在準則，因道設器、道因器顯，道決定了文章的體式，道具有形而上的特質，造成了文章學上的“言不盡意”和“得意忘言”。文與道的關系和“文以載道”的實施都以人為紐帶，通過作者實現，文與道的關系隱含了人與道、人與文的關系。“在中國文化中，‘道———人———文’是三個緊密相連的三環，其中，人是核心與根本，以人立極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最顯著特色，中國文化的重文意識的根本是重人意識，因此中國文章的功能實施，是靠對人影響完成的，以文觀人是中國文章品鑒論的核心，并由此推衍出鑒文知人、文如其人等相關命題。”(楊廣敏2001:39)關系到人，就會牽涉到人品因素，孔子曰“修辭立其城”，是說寫文章要講心里話，言為心聲，文如其人，這是我國古代對作者人品提出的要求。同樣，佛典漢譯對譯者人品也有要求，釋彥琮在《辯證論》中提出了著名的“八備”:“誠心愛法，志愿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暗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耽于道術，淡于名利，不欲高玄，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釋彥琮1991:118)“八備”是彥琮對譯者提出的八項條件，其中“四備”針對譯者人品。具體是:一備要求譯者誠心愛護佛法，志愿救世幫人，即使歷時長久，也絕不懈怠;二備要求譯者牢守佛教戒條，具備良好的操行;五備要求譯者寬容平和，謙虛待人，不可固執己見;六備要求譯者鉆研佛學，淡泊名利，不事炫耀。這四項對譯者人品的要求與另外四項對譯者學業上的要求結合起來，就是完整的“八備”，彥琮認為譯者的人品與學業同等重要，一個譯者必須同時具備這八項條件，才有可能是個翻譯人才，所謂“八者備矣，方是得人”。釋彥琮首次把譯者人品與翻譯好壞聯系起來，這是我國，也是世界翻譯史上最早談論譯者人品的文章。“文以載道”既是文章學的核心思想，也是我國傳統譯學的精神信念，是佛典漢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內核。   4．3“文質之爭”涉及佛典漢譯的理論模式和規則體系，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表征   我國古代把翻譯納入文章學范疇，文、質原是我國古代評判文章好壞的一對概念，移用到佛典漢譯中，指譯文語言風格的文麗和質樸。“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始終存在‘質樸’和‘文麗’兩派。”(任繼愈1981:174)“文質之爭”是貫穿我國佛典漢譯思想的一條主線(趙巍、馬艷姿2010:93)，始于公元224年支謙的《法句經序》，終于7世紀玄奘的“新譯”，歷時四百多年。“文質之爭”之前，我國最早的佛典漢譯家安世高和支讖屬于“質”派人物，其譯本給人總體印象是“辭質多胡音”，音譯較多，譯文樸拙，不加潤飾，不合漢語習慣。質派有所不足的局面為文派的產生提供了契機，支謙和康僧會是三國時期的文派代表人物，二人精通梵文和漢語，主張對譯文加工潤飾，所譯佛典簡略文麗。支謙《法句經序》拉開了佛典漢譯“文質之爭”的帷幕，文質自此成為譯者爭論的焦點。文派譯風在三國和西晉時期占據重要地位，對佛教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文派過于追求譯文的文采美巧，有時不免脫離佛典原意，造成“理滯于文”，遭至后人詬病。之后佛典漢譯又偏向質派，竺法護、趙政等都是質派代表。竺法護譯經力求詳盡，存真偏質，“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樸則近本。”(釋慧皎1994:24)對比竺法護的譯本和安世高、支讖的譯本，很容易發現:雖然同屬質派，但是安、支二人的“質”胡音較多，不合漢語語法習慣，只能算是“樸拙”;而竺法護的譯文質量明顯提高，“質”的內涵有所提升，譯文流暢，符合漢語習慣，質派翻譯由樸拙走向質樸，克服了譯文結構僵硬、義理晦澀等不足之處。趙政也認為:“昔來出經者，多嫌胡言方質，而改適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傳胡為秦，以不閑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文質是時，幸勿易之，經之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釋道安1995:382)趙政批評譯者嫌棄梵文語言質樸，趨于時尚追求譯文文麗的思想，主張譯文應像原文一樣保持質樸的語言，因為質樸是經文本身的特點，何必改之?佛學大師釋道安則主張文質兼備，提倡“合本”，融合文、質兩派的優點進行翻譯。道安認為梵文佛典語言質樸，而當時的讀者喜好文麗，佛典漢譯“文質之爭”變成是照顧原文，保持質樸;還是照顧讀者，使之文麗的爭論。質派認為“經之巧質，有自來矣”，認為譯文應該保持質樸的語言風格。但文派鳩摩羅什卻認為:“天竺國俗甚重文藻，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釋僧祐1995:534)原來梵文也非常重視文采，佛典原本也有文麗和質樸之分，那些繁瑣的偈頌是梵文體裁的一種形式。鳩摩羅什認為“改梵為秦”不應“失其藻蔚”，主張譯文應向原文一樣注重文飾，翻譯不僅要準確傳達原文意思，而且要再現原文的文采和風韻。此時的文派與三國時期相比有了明顯的進步，在強調譯文流暢、具有文采的基礎上，文派開始重視準確傳達原文意思。鳩摩羅什的譯文不僅語言精美，而且內容準確，其翻譯的《法華經》被譽為具有“天然西域之語趣”。但是如同支謙一樣，羅什譯本依然存在“刪削原文”的缺點，后人對其也有“理滯于文”的評價。關于譯文是否需要文飾，語言風格是文麗還是質樸的爭論持續了很長時間，文、質兩派在爭論中前行，在磨合中發展，文質矛盾得到調和，翻譯質量有所提高。那么如何融合文、質兩派的優勢，克服不足之處?“文質之爭”的出路在哪?東晉高僧慧遠主張文質“厥中”，提倡文質兼備的思想，認為“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悅者寡。”(釋慧遠1995:391)是說文麗和質樸屬于不同文體，質樸的原文若用文麗去譯，懷疑的人就很多;文麗的原文若用質樸去譯，感興趣的人則很少，因此譯者應該遵循原文文體，做到以文應文，以質應質，文質厥中。釋僧祐也說:“文過則傷艷，質甚則患野，野艷為弊，同失經體。”(釋僧祐1995:14-15)認為文過和質甚都是翻譯的弊端，同樣有損經文文體，主張譯文“質文允正”。這一說法其實是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的思想在翻譯領域的延伸和拓展。此時，人們開始從翻譯思想上解決文質矛盾，尋求“文質之爭”的出路。不過，具體到翻譯實踐，直到玄奘“新譯”才從根本上解決文質問題。“這是因為玄奘譯文融合了文質兩派的優點，真正做到了‘案本而傳’，‘以質應質，以文應文’，不但傳達了原文意義，而且能夠再現原文風格，譯文語言流暢，適合誦讀，遠遠超出前人所譯，其翻譯被世人尊稱為‘新譯’”。(汪東萍、傅勇林2010:99)玄奘“新譯”是“文質之爭”的圓滿結果，從此“文質彬彬”、“文質相半”成為衡量佛典漢譯譯文好壞的重要標準。#p#分頁標題#e#   5．結語   佛典漢譯植根于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深受我國古代文章學的浸染熏陶，合作翻譯是佛典漢譯的傳統，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成因;“文以載道”是佛典漢譯的信念，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內核;“文質之爭”涉及佛典漢譯的理論模式和規則體系，是文章學譯學范式的表征。幾方面藕合，共同構建了佛典漢譯的文章學譯學范式。這一飽含中華智慧的譯學范式必將為世界翻譯學提供新類型，補充新動力，我國翻譯研究者應該抓住契機，深入研究我國翻譯傳統，吸取養分精華，借中國翻譯之“道”走世界翻譯之“路”，為世界翻譯學的發展做出中國這一文化古國和翻譯大國應有的貢獻。

蘭臺縱橫lantaizongheng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齊奘。   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作家。   精通12國語言。   在語言學、佛教學、印度學、文化學、歷史學和比較文學等方面有很深厚的造詣，研究翻譯了大量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國的多部經典，2006年獲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一、季羨林的成就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10歲時開始正式學習英文，高中開始學習德文，并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   18歲時在省立濟南高中求學，其國學老師，翻譯家與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決定了季羨林一生的寫作活動。1930年進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是德文。向吳宓、葉公超學習東西詩比較、英文，同時選修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等，在此期間對梵文產生了深厚的興趣。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至哥廷根大學學習。在長期的學習研究中，季羨林認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影響巨大，1936年決定選擇梵文，對中印文化關系進行徹底的研究。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期間主修印度學，學習梵文及巴利文。同時選修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加學南斯拉夫文。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時也是他唯一的聽課者。1941年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斯拉夫語言、印度學、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同年成為語言學家艾密爾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羅語。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并繼續研究佛教及梵語，在德國期間季羨林發表了多篇重要論文，獲得了高度評價，奠定了其在國際東方學和印度學界的地位。因戰爭歸國無路的季羨林在二戰結束后不久經瑞士輾轉取道東歸，經恩師陳寅恪推薦于1946年進入北京大學任教至1983年，創建東方語言文學并一直擔任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北大是我國最早成立東方語文系的大學，培養出了大量東方學的專業人才。1956年季羨林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期間歷經磨難受盡屈辱。結束后于1978年復出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2009年7月11日因病辭世[1]50。   二、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季羨林曾評價自己是雜家，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并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季羨林一生著述頗豐，著作書目有《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羅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潤集》、《季羨林散文集》、《糖史》等，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羨林文集》中。其中翻譯方面的著作包括有譯自德文的馬克思所著《論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譯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樂》等；譯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長篇史詩《羅摩衍那》、印度著名劇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詩劇《沙恭達羅》和五幕詩劇《優哩婆濕》、反映印度民間故事的《五卷書》等等，涵蓋了印度古代語言、佛經、梵語、吐火羅語、印度的歷史和文化等內容?！读_摩衍那》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被奉為印度敘事詩的典范，在印度文學史上占據著崇高的地位，對整個南亞地區和宗教都產生過深遠廣泛的影響。在中飽受折磨，被下放看門的季羨林在創作與研究都不能進行的困境中，繼續堅持翻譯方面的工作，并選中了這部氣勢恢宏的史詩巨篇《羅摩衍那》，由于歷史環境的限制，季羨林只能偷偷地進行翻譯，由于《羅摩衍那》是以詩體的形式寫就，季羨林堅持譯文也應是詩體，要將每首三十二音節的頌譯成四行漢詩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況還要考慮到八萬行詩的押韻，常常為了找到一個合適的詞而失魂落魄，在四年時間里，七篇的《羅摩衍那》譯了還不到三篇。結束后，季羨林的翻譯工作才光明正大地進行，終于在1983年2月將《羅摩衍那》翻譯完畢，這是除英譯本之外世界上僅有的外文全譯本。   十年風雨、十載心血，方鑄就了這部長達兩萬頌，譯文達九萬行，五千余頁的巨著。   《羅摩衍那》的翻譯是中國翻譯史上的一件大事，為中印的文化交流鑄起了一座豐碑，季羨林因此被印度指定為印度和亞洲文學會分會主席，被印度文學院授予名譽院士，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將印度公民榮譽獎授予當時已97歲高齡的季羨林[2]101。   季羨林在梵文翻譯上的成就眾所周知，而在吐火羅文的譯述上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種本已經失傳的語言，僅憑著20世紀初在中國新疆發現的一些殘卷而重新面世。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時曾經師從艾密爾西克對吐火羅文進行過學習與研究。1974年時，在新疆又出土了44頁88面殘卷，當時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個人懂這種語言，而整個中國只有季羨林懂這些文字，時年63歲的季羨林經過17年的研究，終于破譯了全部殘卷，并譯著出《彌勒會見記》，那時候他已經是80歲高齡的老人了。《彌勒會見記》的譯釋，對佛教傳入中國的經歷，佛教在中亞的傳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據。季羨林多年從事各種文字文學作品的研究與翻譯，出版的譯作將近四百萬字。中國翻譯協會2006年將首次頒發的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給予了季羨林，是對他為中國翻譯事業所作貢獻的一種肯定。   三、季羨林的翻譯思想   季羨林一生所獲榮譽與頭銜非常多，但他自己樂于接受并承認的只有兩個，一是教授，一是翻譯家。很長一段時間內季羨林謝絕所有聘任，唯獨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國翻譯協會名譽會長，其目的竟是為了便于為翻譯工作提意見。季羨林認為，中國文化從未枯竭的原因是因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而最大的兩次思想注入，一次是來自印度，一次是來自西方。這兩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因此翻譯之為用大矣哉。季羨林與他在清華的恩師之一吳宓一樣，贊同嚴復在翻譯上提出的信、達、雅的標準。他認為信是忠于原著，達是忠于讀者，雅則是對于文學語言的忠誠。即譯者需要同時忠于作品、作者和語言。同時做到這三個字，就是上等，可以說是盡翻譯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達雅不足，則是中等，而不信不達不雅則為下等。他認為信是翻譯的基礎，如果不能做到忠實于原文，就不叫翻譯。#p#分頁標題#e#   直譯是壓倒一切的原則。   這點在他翻譯《羅摩衍那》這部印度原始的詩時表現得尤為明顯。   為了將原文的詩體譯成中國的詩體，他決定采用順口溜似的民歌體。   同時將原文分兩行寫的32個章節的頌譯成四行，每行的字數基本整齊，并且押大體上能夠上口的韻，季羨林可謂用心良苦。   譯至第六篇《戰斗篇》下半部時，季羨林更為嚴格地將每行定為七言絕句，間或也有五言，從而更接近于民歌體。除了譯文更加簡潔精練，保留了原文的節奏，盡可能地忠實于原文。季羨林在翻譯中不但忠實保留了原詩的信息，還盡量押大致上口的韻，在忠實原著的前提下追求文體之雅[3]133。   在音韻上以偶數行押韻，韻腳靈活，音韻協調上口，譯文達到了信與美的效果。   季羨林的翻譯思想還體現在《羅摩衍那》的音譯上。   為了保持忠實于原文，能準確地選擇譯音，他通過研究中國古代佛經翻譯的實踐與翻譯文化，基本上使用過去中國和外國和尚翻譯經文時使用的對音方法，盡量符合印度的原音。季羨林所主張的直譯，在信的基礎上，還在漢語習慣以及文法允許的范圍之內，適當引進一些外國語法中比較周密的表達方式，使漢語表達方式更加豐富，從而更適應需要。這與魯迅寧信而不順的直譯觀頗有相似之處。但與魯迅不同的是，季羨林反對重譯，即不通過原文而對某國譯文進行的二次翻譯。他認為科學與哲學類必要時可以進行重譯，文學作品則不行，并用淮南之桔淮北之枳來形容重譯對文學作品的影響。   季羨林認為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關重要的，否則思想就無法溝通、文化無法交流、人類社會就難以前進。正因為翻譯的重要性，季羨林十分重視翻譯職業的道德，主張翻譯行業的工作者，應該多學幾門外語，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平，同時改革大學外語學法，大力培養職業翻譯家，建立保證翻譯質量機制，并再三公開請設國家翻譯獎，足見他對中國翻譯事業的關切與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