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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蘇珊·巴斯奈特提出的文化翻譯觀對促進廣西少數民族服飾文化的規范化和多元化翻譯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在其翻譯理念的指導下，廣西少數民族服飾文化的翻譯應以文化為基本單位，綜合采用注釋法和圖像法等翻譯策略；在翻譯過程中，為實現文化功能的等值交換，應靈活應用增譯減譯法或者改譯法等策略，同時應盡可能地發揮譯者主體性，使譯文適應不同時期和讀者的需求，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關鍵詞】少數民族服飾文化；文化翻譯觀；翻譯策略；文化內涵；廣西少數民族
引言
民族傳統服飾之于民族文化，正如當地方言、民族建筑和音樂等方面一樣，歷來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內涵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全球化步伐的穩步推進，我國的傳統服飾及少數民族服飾文化正逐漸被當今社會的現代時裝所取代，而各地區人們的服裝樣式、布料和剪裁越發趨于雷同，讓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服飾文化多樣性與服飾肌理特異性的重要之處。廣西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世居的少數民族多達11個，壯、侗、苗、瑤等少數民族的傳統服飾以其絢麗多彩的圖案紋理和獨特精湛的工藝特色向世人展示著廣西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蘊含著豐富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價值，并在我國豐富多彩的民族服飾文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維持我國民族文化的完整性與多元化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廣西作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中心區域，隨著其與東南亞國家及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深入，推廣宣傳本地民族特色文化與加大傳統服飾文化的輸出是形勢與時代的需要。但目前廣西民族服飾處于瀕臨消亡的困境，廣西少數民族服飾文化的翻譯外宣狀況也不容樂觀。國內學術界針對廣西少數民族服飾文化翻譯的論文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專著則基本為零，能被查詢到的譯文資料大多散落在旅游指南或者外宣網站上，且翻譯質量存在著諸多毛病，令人憂慮。因此，本文將對廣西的少數民族服飾文化展開譯介研究，以蘇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譯觀為指導，探討發掘適用于旅游推廣、經貿交流和學術研究的翻譯策略，以利于充分展示其全方位的魅力，為擴大廣西本土文化的對外傳播力度，維護我國服飾文化多元化面貌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一、文化翻譯觀及其研究概述
在傳統的國內外翻譯學界中，翻譯的主體向來以語言本身為對象。自20世紀70年代以后，國外出現了第一次“翻譯的文化轉向”[1]，給翻譯界注入了新的血液，開拓了新的方向。蘇珊·巴斯奈特在其著作《翻譯研究》中系統闡述了文化翻譯觀的主要內涵：（1）翻譯研究不能停留在語言層面，而應以文化為基本的翻譯單位；（2）譯應該是一種“交流的行為，包括文化內部和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3）翻譯是一個動態的轉換過程，應尋求該文本在另一種文化中的功能等值；（4）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翻譯的原則和規范可以有所不同，以滿足不同文化群體的需要。[2]由于文化翻譯流派所倡導的翻譯觀念及原則與傳統的語言翻譯研究有所出入，目前文化翻譯理念在國內多應用于文學翻譯。也有部分學者將之用于傳統文化、民族文化翻譯實踐當中，但文章數量較少，知網可搜索到的相關主題論文數量不足十篇。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宋引秀和郭粉絨的文章《“文化翻譯”觀視域下的少數民族文化外宣翻譯》，他們在文中對如何將文化翻譯觀應用到少數民族文化翻譯中做了有益的探討并分別結合案例進行了分析評論。而其他研究者則有的運用文化翻譯觀針對少數民族文化的負載詞英譯展開了研究，有的探討文化翻譯觀指導下的少數民族故事或者意象翻譯策略，還有的則研究文化翻譯觀照下的少數民族體育項目英譯。因此，本文旨在以文化翻譯觀為理論指導，探討適宜于廣西少數民族服飾文化的英譯原則與策略，具有一定的新穎性及可行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促進其傳播發展，擴大其影響力的積極效果。
二、文化翻譯觀指導下的廣西少數民族服飾文化翻譯
基于巴斯奈特對文化翻譯觀所做出的解讀，將之運用在指導廣西少數民族服飾文化英譯中，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翻譯應該以文化為基本單位，注重文化內部和之間的交流。巴斯奈特所倡導的文化翻譯觀在本質上突破了傳統中以語言本身為對象的翻譯標準，不再局限于單純地追求文字層面的對等，而以實現文化交際為翻譯活動的最終目的。由于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擁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而少數民族的文化又尤為獨特，許多詞匯在發音或詞義中自成一格。在翻譯中，若譯者只關注字面上的對等轉換，則容易導致譯文艱澀難懂，并有損于少數民族文化內涵的展示與傳播。基于此，將文化翻譯觀引入少數民族服飾文化的譯介中不失為一種較妥當的方法。廣西的少數民族多達11個，其涉及的少數民族服飾文化英譯過程兼有文化負載詞眾多和生僻晦澀的特征。因此，在處理此類詞匯的翻譯過程中，應該采取的原則為盡可能在保留源語文化特性的前提下，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與此原則對應的翻譯策略大致可以歸納為以異化為主，歸化為輔。在這個大方向的指引下，具體的翻譯方法可以細化為注釋法（音譯加注、直譯加注）、圖像法和省略法。例如，廣西瑤族婦女服飾中的“裙把”，是龍勝地區紅瑤女性系在百褶裙上的腰帶。“裙把”由“各色絲線制成，每把12根，每根粗如筷子，長44厘米”[3]，用以紀念曾救助過在海上遇難的瑤族先民的神犬盤瓠。“裙把”這個詞在英文中找不到直接對應的表達，屬于文化空缺詞（或稱文化負載詞）。如果將之直譯或音譯為“qunba”，必定會讓讀者不知所云，無法達到文化交流的初衷。如果取之“裙腰帶”的詞義將之異譯為“dressbelt”或者“waisttie”，讀者雖可以讀懂，但其所蘊含的文化色彩卻蕩然無存了。因此，遵循以文化為翻譯基本單位的原則，此詞應該考慮采用音譯加注的方法為妥。我們可將之改為“qunba，akindofwaisttiemadeof12stringsofcolorfulsilkthreadtocommemoratePanhu，whoisaDogofGodandusedtosavetheancestorofYaominority.”這個版本的譯文，雖字數上略顯冗長，可是既能忠實準確地傳達出原詞的意思，又體現了瑤族千年文化歷史的綿延和傳承，彰顯了服飾這一“無字的史書”的獨特魅力。再如，居住在柳州融水和三江地區的苗族女性在節日慶典跳蘆笙舞時會穿上一種名為“百鳥衣”的服裝。此種服飾通身上下都飾以白色的羽毛和彩色珠串，搭配衣物上精致鮮艷的五彩刺繡，在舞動時斑斕靈動，仿佛鳥兒們在迎風跳躍。苗族人民用此衣此舞祭奠和緬懷他們的始祖脊宇鳥。據苗族神話中所傳，正是上古時期的脊宇鳥孵化出了自然界的萬物，包括苗族先祖在內的人類。在一些文章中，慣于將“百鳥衣”英譯為“hundred-birdcoatofMiaoethnicgroup”[4]，這一版本的譯文無疑很好地實現了文字層面的對等，卻也一定程度上缺失了深層次的文化內涵。因此，為了將苗族人民這一寶貴的服飾文化展示出來，可以采用注釋法改譯如下：hundred-birdcoat，atypeofpreciousfinerydecoratedwithbird’swhitefeathersinmemoryofMiaoethnicgroup’sancestor——JiyuBird.這樣既能解釋清楚，也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苗族服飾的文化精髓。
（二）翻譯應該是動態的文化功能等值的轉換過程。在文化翻譯觀中，翻譯所要達到和追求的效果應該是實現文化功能的對等交流。由于少數民族文化中存在眾多的特色表達，在英文中難以找到貼切或者適合的譯文版本，無法生搬硬套。因此，譯者需在熟悉兩地文化的前提下采用增譯、減譯甚至改寫的方法，尋覓與譯入語文化相通的詞匯，從而達到源語和譯入語在文化上對等平衡的效果。例如，玉時階在《瑤族服飾》中提到過瑤族青年之間的信物“花包”并描繪如下：“花包是滇桂邊界瑤族民間的傳統吉祥物，多以色布做底，布上繡有各種精美圖案紋樣，縫成方形布袋，內裝薏米等物，四角綴花穗，是瑤族男女青年的定情信物。”[3]據此來看，“花包”的譯文如若直白譯為“flowerbag”或者”weddingbag”，西方讀者也可以讀懂，只是缺少了此物所寄托的人情風俗，略為寡淡平庸，也無法達到文化的交融。如果譯者充分了解花包所體現的文化內核，應將其特殊的“定情”功能傳譯出來，加深讀者對這種少數民族文化的認同感。修改后的譯文可改寫為如下：embroideredbagofaffection（amongYao’syoungpeople）.這樣讀者不僅可以明白花包的材質和使用人群，也能清楚它的文化功能乃是用于“傳情”，更有效地凸顯了譯文在文化上的對等。再如，廣西那坡彝族在祭祀先祖等重大儀式中，一些族里德高望重的女性長者會身穿多件“貫頭衣”以示莊重和美。這種服飾多為圓領及膝的蠟染套頭長衫，數量稀少，造型奇特。常見的“貫頭衣”英文版本多采用異化手法，直接音譯為“GuantouYi”或者”GuantouClothes”，此種譯法雖然保留了少數民族服飾原汁原味的稱呼，但對于讀者而言未免太過于生僻難懂，也違背了文化交流的初衷。而通過研究此種服飾的款式版型，在英文里與之最為接近的表達應為“pullover”，意指套頭衫。除此以外，還需要增添補譯一些“貫頭衣”的特殊之處及其文化功能。綜上所述，可供參考的另一版本譯文如下：batiklongpulloverforworshipceremony，既照顧了語義的準確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其所蘊含的文化精髓，達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當然，此詞還可以用注釋法或圖像傳譯法進行翻譯，具體方法可參看文中第一點，在此不再贅述。
（三）翻譯的原則和規范應該隨著不同時期、不同群體需求而變化。語言是活的文字，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發展。依附于語言的翻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會出現不同的表達，為不同的群體所接納。因而在翻譯過程中要求譯者盡可能地發揮其主體性，綜合運用恰當的翻譯策略，在實現文化等值的前提下，尋找最適合當下語境和讀者習慣的譯文版本。例如，廣西隆林地區壯族女性的服飾中留存著一種蔚為獨特的穿衣風格，喜將上衣、百褶裙和長褲進行疊穿。劉紅曉在《廣西少數民族服飾》中描述這種服飾如下：“服裝整體分為三層，短衣及臀、裙子及膝、長褲過腳，猶如層樓疊起、錯落有致，被當地人稱為‘三層樓’式服裝，基本分為黑、白、藍三色。”[5]文中出現的“三層樓”服飾在英譯過程中若直譯為“three-floorcostumes”，則難免讓讀者無從理解，因為英語文化中的floor是建筑領域的詞匯，無法和costume產生交集，不存在這種比喻搭配。因此，不妨將中文里的“層樓”的概念改譯為服飾領域內的詞匯layer并稍加解釋如下：“three-layercostumesbymixingandmatchingtop、pleatedskirtandtrousersinsomeZhuangethnicgroupregions.“layer”這個詞不僅有“層”的含義，也蘊含了”疊穿”的概念，比按照字面意思直譯的floor一詞更為恰當形象，同時也實現了文化功能上的對等轉換。另外，動詞mixandmatch是近年在西方時尚領域才開始流行的詞匯，意指“混搭疊穿”，使用此詞不僅貼合詞義，也讓譯文與時俱進，更易于為西方年輕讀者所接受，可以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文化傳播的受眾面。
三、結語
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譯觀主張翻譯應以文化為基本單位，突出文化功能的對等交換并要求譯者發揮主觀能動性，綜合運用注釋法、圖像法、增譯減譯法甚至改譯法，使譯文適應當代讀者群體的需求，達到促進文化交流的主旨。廣西少數民族服飾文化在新時代中正面臨逐漸消亡的境地，需要大力加強對其的保護與傳播。因此，在將其付諸英譯實踐時，應以文化傳承與保留為首要考量的因素，以文化翻譯觀為理論指導，真正促進我國少數民族珍貴的服飾文化為世人所認識了解。
作者:甘菲 單位:廣西藝術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