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論文范例

一、學術范式與主要成果

古代文學世家研究是以家族為視角探討“文學的家族”與“家族的文學”的歷史發展、家族個性、家學本質和社會地位的文學研究。其學術范式或者以文化為本位，或者以文學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體性研究，文學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機而重要的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學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為文學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視和研究。兩種學術范式各有側重，各有特點，但都強調“家學”獨特性的擇微，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并沒有優劣之分。不過就文學學科的屬性來說，采用以文學為本位的學術范式更為切合古代文學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學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西化”反思和學術創新需求的結果，體現了古代文學研究的本土話語回歸和學術范式創新。古代文學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學術成果，從以個案研究為主走向以朝代為主、區域為主和專題為主的多樣化研究。以漢族文學世家研究為主體，也有少數民族文學世家的研究。

1.個案性研究成果

文學世家的個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個時段上。六朝的個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陳郡謝氏，瑯琊王氏，蘭陵蕭氏，瑯琊顏氏，東海徐氏等。其中陳郡謝氏文學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燦《陳郡陽夏謝氏：六朝文學士族之個案研究》、丁福林《東晉南朝的謝氏文學集團》、周昌梅博士論文《六朝陳郡謝氏家族文學研究》等論著。宋代的個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東萊呂氏，臨川王氏，鄱陽洪氏，墨莊劉氏，眉山蘇氏，浙東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學世家研究最顯著，有劉煥陽《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獻研究》、張劍《宋代家族與文學———以澶州晁氏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軍博士論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學研究》、滕春紅博士論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等論著。明清的個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吳江沈氏、葉氏，常熟翁氏、馮氏，海寧查氏，三山葉氏，濱州杜氏，臨朐馮氏等。其中吳江沈氏和葉氏文學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吳江沈氏文學世家論考》、郝麗霞《吳江沈氏文學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靜平《明清之際汾湖葉氏文學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學群落：吳江葉氏午夢堂》等著作。個案研究以張劍《宋代家族與文學———以澶州晁氏為中心》較有代表性，該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脈關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簡單梳理上，而是注重從家法意識、家族成員主觀性和后天因素不確定性等方面來探討世家文學發展的繼承性與變異性，同時又重視家族成員文學創作的分析來探討世家文學的典型性及與時代的聯動性，對“個體—家族—社會”三位一體的整體研究有著較為自覺的意識。

2.斷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對某個朝代的文學世家作整體的斷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較突出。前者有程章燦《世族與六朝文學》、吳正嵐《六朝江東士族的家學門風》、王永平《六朝江東世族之家風家學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論著，后者有《宋代文學家庭》、張劍等《宋代家族與文學研究》、張興武《兩宋望族與文學》、劉學《詞人家庭與宋詞傳承》等論著。其中，對宋代的研究較突出，王著對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學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較強的資料性；兩部張氏著作都注重從宋代的時代變遷、地域文化、政治黨爭、科舉制度和家學意識等方面來探討，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學世家發展的時代特征；劉著則重典型文體與典型家庭關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區域性研究成果

一、古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一）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莊子》、《楚辭》、《史記》和陶淵明等的接受研究。楊柳《漢晉文學中的〈莊子〉接受》（巴蜀書社2007年版）從莊子生命意識、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說方式三個方面來探討漢晉文學對莊子的接受，著者認為《莊子》強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發的詩性精神是漢晉士人和文學對其進行選擇接受的一個主要興奮點。白憲娟《明代〈莊子〉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從文學、注本和理性闡釋三個方面來探討明代《莊子》接受的縱向走向?！冻o》的接受研究雖然還沒有專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論述文章。如劉夢初《論賈誼對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論初唐四杰對楚辭的接受與變異》（2002）、《論李商隱對楚辭的接受》（2002）、《試論劉禹錫接受屈騷的契機與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詩人對〈楚辭〉的接受》（2005）、蔣方《唐代屈騷接受史簡論》（2005）、張宗?！墩摾钯R對〈楚辭〉的接受》（2008）、葉志衡《宋人對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這些文章主要是探討唐人對屈原《楚辭》的接受情況。

陳瑩《唐前〈史記〉接受史論》（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和俞樟華、虞黎明、應朝華《唐宋史記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別對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記》接受情況進行了個案研究。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淵明接受分為三個時期，即奠基期（東晉南北朝）、發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兩宋），并且力求從共時形態和歷時形態兩個層面上來進行陶淵明接受史的探討。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詩的發展線索，全面而有重點地描述了唐人對陶淵明思想與藝術接受的歷史特點，闡述了陶詩與唐詩之間復雜的、深層的關系。田晉芳《中外現代陶淵明接受之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則探討了現代的陶淵明接受情況，包括中國和外國的接受，視角較獨特。此外，唐會霞《漢樂府接受史論（漢代—隋代）》（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羅春蘭《鮑照詩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王芳《清前謝靈運詩歌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分別對漢樂府、鮑照詩歌、謝靈運詩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唐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等人的詩歌接受研究。臺灣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學接受個案研究的著作，對李白詩歌接受進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來，王紅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則對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較為具體詳細的論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個階段加以探討。臺灣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版）對杜詩的唐宋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黃桂鳳《唐代杜詩接受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則專注于唐代杜詩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詩接受分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個時期。杜曉勤《開天詩人對杜詩接受問題考論》（1991）、《論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問題》（1995）等論文則專門論述了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谷曙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通過大量的文獻梳理系統地探討了韓愈詩歌在宋元的接受情況，認為“以文為詩”是韓詩與宋、元詩人在藝術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線索。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則從韓愈的儒學思想、文學思想、詩歌與散文四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宋人對韓愈的接受情況，指出宋代對韓愈文學的接受是在北宋時期，到南宋則漸趨衰弱。劉磊《韓孟詩派傳播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韓愈、孟郊等人的詩歌傳播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楊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學接受史》（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探討了唐宋時期柳宗元的接受情況，特別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為詳細，先是總論，后是分古文和詩歌兩方面來論述。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分為“歷代接受概況”、“闡釋史”、“影響史”三個部分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接受史，重點是“歷代接受概況”，以大量的文獻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來的接受歷程。米彥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認為李商隱詩歌在理學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沒有被廣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隱詩歌接受的重要時期。全書從虞山派、婁東詩派、黃任和康雍詩壇、黃仲則及乾嘉詩壇、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吳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順鼎、清代女詩人等地域文學、家族文學和女性文學幾方面來探討清代對李商隱詩歌的接受。

摘要：

宋代是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化最為繁榮發達的歷史階段，文章遵循古為今用的原則，通過在課堂教學中發掘、闡釋、激活宋代文學中的愛國情懷、立志成才、社會擔當、批判創新、誠實守信、樂觀豁達六大人文內涵，對學生進行人文教育。

關鍵詞：

宋代；文學與文化；人文教育

0引言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蘊藏著豐富的人文教育資源，對學生形成健康的價值取向、良好的道德品質和高尚的審美情趣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可肩負起文化傳承和人格養育的雙重使命和職責。宋代是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化最為繁榮發達的歷史階段，尤其具有典型意義。本文將通過解讀文學家獨具面目的遭遇與追求、氣質與個性、情操與人品，以優秀的文學作品涵養身心，用偉大的人格力量開拓胸襟，觸及耐人深思的文化命題和人生命題。同時，在當代意識之下，創造性地發掘、闡釋、激活古代詩文中多元的人文內涵，使之與現實世界發生積極生動的意義聯系。

1愛國情懷

酒專賣

為增加財政收入，宋朝自始至終實行專利榷酒政策。關于榷酒政策中官酒務問題，楊師群《宋代官營酒務》、閆明恕《論兩宋時期的官營酒業》提出北宋在各州、府、縣、鎮城中設置都酒務、酒務，后期增置了比較務，南宋還增加了各類酒庫并設置各級主管官員。魏天安《宋代的官監酒務與官酤法》認為宋代官酤法允許私家賣酒，但私家酒店無釀酒權，要從官監酒務批發零售，成為官酒務的”腳店”和”拍戶”。買撲制同官酒務并行，在北宋的榷酒政策中占有重要位置。楊師群《宋代榷酒中的買撲經營》詳述了兩宋酒業中的買撲經營情況，肯定了酒務的買撲在宋代經濟中有重要地位。李華瑞《論宋代榷酒制度中的買撲形式》認為酒類買撲經歷了”募民掌榷”、包稅制和實封投狀三個階段。就買撲酒務在宋代榷酒體系中的地位問題，楊師群和李華瑞有不同觀點，李華瑞《關于宋代酒課的幾個問題要要與楊師群同志商榷》認為宋代官府實行酒務買撲的條件有兩種：一是官府自營酒場虧本，二為多在酒利微薄的地方，買撲酒務在宋代榷酒體系中只是一種補充形式。楊師群《宋代酒課幾個問題的再商榷要要答李華瑞同志》指出買撲酒坊場的經濟效益很高，認為北宋民營買撲酒務成分大于官營酒務成分。漆俠《宋代經濟史》認為熙寧年間買撲制采用”實封投狀”，這種投標競爭的辦法對國家酒利的增長是有利的，但在買撲制和各路中占的比例不大。黃瑞玲《試論宋代酒務買撲中的若干問題》認為引入自由競爭的實封投狀買撲是宋代商品經濟繁榮的結果。除官酒務和買撲制，宋代還存在其他榷酒形式。李華瑞《宋代榷酒、特許酒戶和萬戶酒制度簡論》認為宋代特許酒戶有兩類即用官曲釀酒酤賣、納課獲取賣權，并指出萬戶酒有不榷不禁不稅放任自由、均攤榷酒錢和稅酒等三種形式。魏天安《宋代的萬戶酒》提出宋代在兩廣、福建、夔州路十二州軍地區實行萬戶酒法。黎世英《宋代的酒政》指出四川地區從南宋初年起實行隔槽法。關于宋代榷酒的管理，李華瑞《論宋代酒業產銷管理體制》認為宋代酒類產銷的管理機構中三司、戶部要要漕司要要州縣鎮所形成的管理系統是宋代酒業管理的主干。在《宋代非商品酒的生產和管理》中李華瑞認為宋廷不僅干預商品酒的生產、銷售和分配諸環節，而且對非商品酒的生產和使用也實行嚴格的管理。

酒課征收及作用

學術界對宋代酒課的征收及其在國家財政中的作用作了深入的探討。酒課是宋代政府重要的財政來源，有關酒課的多少問題，賈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認為宋朝征收酒稅往往視財政需要而定其課額多少，宋初財用充足，故酒稅數少，隨著冗官、冗兵、冗費日多，酒課征收越來越多。漆俠《宋代經濟史》統計了北宋初到宋仁宗時、宋神宗到宋徽宗時、宋徽宗到南宋時三階段的酒課及其在總稅收入中的比例，認為酒課不論在城市、經濟發展區，還是在邊遠地區都有增長。楊師群《宋代的酒課》認為宋代酒課主要來自各級榷酒機構的收入，官營酒庫收入占主導，其次是民營酒店課稅的曲引錢。李華瑞《試論宋代酒價與酒的利潤》和《宋代酒課的征收方法析論》考察了宋代酒價等問題，認為宋初酒價低廉，為增酒利，宋廷從慶歷二年開始提價，但浮動不大，南宋酒價上漲較快。汪圣鐸《兩宋財政史》對宋代酒課收入的榷酒添價進行列表統計，認為宋初榷酒收入不多，真宗時達到最高水平，南宋榷酒系統繁多、收入分配復雜。關于宋代酒課與軍費關系，楊師群《宋代的酒課》、李華瑞《宋代酒的生產和征榷》、鐘立飛、宋燕輝《宋代的酒利與養兵問題初探》等指出酒稅收入是宋代軍費的重要來源，南宋養兵所需之費主要仰仗酒稅。姚培峰、任銀麗《南宋臨安酒業簡論》認為南宋初由于戰亂和財政困難，軍隊酒庫課利成為解決軍資的有效手段。楊丹《宋代權研究》認為宋代征收的酒利課額除扣除生產成本及營利性開支外，主要用于官僚機構和軍費開支。

趙開酒法改革

南宋初年的趙開改革酒法是宋代酒業研究中的重要事件，對此學者展開了深入研討。關于趙開酒法改革的目的。漆俠《宋代經濟史》、楊師群《也評趙開酒法要要與楊倩描同志商榷》認為金兵入侵，宋室南渡，為保證川陜軍隊和地方日益激增的開支，趙開大變酒法，創造了隔槽酒法。關于趙開酒法改革的過程。漆俠《宋代經濟史》認為趙開從成都府開始推行隔槽法，要求酒戶到官府所置的隔槽去釀酒，同時大幅度地提高酒價，建炎四年隔槽法推行于川陜四路。胡寧《論趙開總領四川財賦》指出趙開推行隔槽法的同時還擴大了禁酒地區，在原不征收酒課的夔州路地區也征收酒課。關于改革結果，楊倩描《趙開酒法評述》、趙歡《趙開茶鹽酒法研究》認為從紹興五年起，隔釀法由自動生產變成了強制生產，到紹興二十九年由于百姓不堪其苦，隔釀法被壓縮直至廢止。對趙開酒法改革造成的社會經濟影響學界討論較多。漆俠《宋代經濟史》認為趙開酒法變革加強了官府對酒戶的管理，提高了酒價，使官府酒利大增，但最終惡化成為川陜民眾的重負。李華瑞《宋代酒的生產和征榷》認為趙開酒法是買撲制的一種變通形式，它與買撲制時序發展的邏輯是一致的，是在買撲制的基礎上加以變革的。何玉紅《南宋川陜邊防行政運行體制研究》認為新酒法使四川酒課大幅增長，但隨著征收日久出現諸多弊端，但對川陜戰區而言，軍費開支浩大，征收酒稅勢在必行，因此一直堅持進行。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楊倩描《趙開酒法述評》、楊師群《也評趙開酒法要要與楊倩描同志商榷》等認為趙開酒法成功解決了官營酒業中諸如貪污謀私、收益低微等問題，但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不應過高地評價其作用。高飛《趙開茶鹽酒法變革淺探》、趙歡《趙開茶鹽酒法研究》、胡寧《論趙開總領四川財賦》認為趙開的舉措在不增加地稅、戶稅和農民負擔的情況下，使四川財政收入連年增長，保證了川陜駐軍的軍需供應。

酒文化

一、借助多媒體優勢，將古代文學代入真實歷史

如何對古代文學作品進行正確的解讀？早在兩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論世”的文學批評的原則和方法?！睹献?bull;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1］孟子認為，文學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時代背景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因而只有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寫作的時代背景，才能客觀地正確地理解和把握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孟子的這一原則對后世的文學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歷代文學批評家所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今天，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情況跨越了兩千多年的滄海桑田以后，要向學生介紹當年的文學，單純分析文本更是行不通的，學生會產生諸多的疑問。例如，魏晉隱逸山林的詩人們為什么要去談“玄而又玄”［2］的玄言詩？詞為什么鼎盛于宋而非唐？宋代士人為什么有那么多牢騷，使得一代詩風出現“以議論為詩”的鮮明特色？這些問題，如果只是就文學論文學，很難解釋得清楚，必須把文學作品還原到其產生的歷史年代當中，引領學生把思維回退到當時的情境之中，去體會作家在獨特的政治背景、風俗習慣、社會準則、人生經歷之下，創作出獨特文學作品的必然性，以及作品因此在當時具有的難能可貴的開創性或代表性的文學價值，即其文學史價值。這樣文史結合的古代文學教學，能夠使學生深刻地理解文學現象、作家作品，并在頭腦中真正形成文學“史”的脈絡，這才是我們所期待的理想的古代文學史教學效果。而這一效果的實現，僅僅依靠教師口述或文字課件來評說，效果往往不佳，制作精良、融匯心血的多媒體課件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例如，我們可以使用畫家范曾的《竹林七賢》圖，讓學生直觀感受魏晉隱逸山林的詩人們的放蕩不羈，在學生驚訝于詩人們的衣冠如此不整時，解釋其原因在于他們服用了很多的“五石散”，需要解衣“發散”［3］，而這種類似吸毒的行為背后，是他們對黑暗政治的懼怕與失望。那么，同樣由于對黑暗政治的懼怕，本來用于“言志”的詩到此時便不敢再做，于是，只能做“玄而又玄”的玄言詩聊以排遣。這是玄言詩產生的根源。一幅《竹林七賢》仿佛帶學生回到了那個貌似縱情灑脫實則苦悶難言的時代，使學生從根本上理解和接受了即使在當時也是晦澀難懂的玄言詩［4］。講到宋代詞體的興盛原因，我們必然會提及宋代城市經濟的大繁榮，酒樓妓館的遍布使得當時用來佐酒的宋詞吟唱這樣一種表演形式興盛起來，因而使得“詞”這一文學樣式隨之興盛了。此時學生的疑問是，我們歷來所熟知的大唐盛世，經濟空前繁榮，為什么唐人就不需要在工作之余的午夜聚會中唱“詞”助興呢？我們可以在課件中用《唐代都市城坊圖》與《清明上河圖》兩幅圖的對比來讓學生一目了然地明白這一點。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閉”，即居民區與商業區都是封閉式的，不準沿街設立商鋪，首都長安、洛陽商業活動只限于東市和西市兩個規模不大的市場里，且商業活動的時間、地點都受到限制，夜色中的長安城坊市關門，人聲絕跡。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宋朝的居民區與商業區都是開放式的，商業活動的時間、地點都不受限制，酒樓妓館通宵達旦。唐朝最盛之時人口超過10萬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過10萬人以上的城市竟發展到52座。這樣的清晰對比之下，差別立見，而“詞”這種文學樣式，依靠著城市繁榮的需要在宋代應運而興，并因此具有諸多區別于傳統詩歌的當行本色。文史結合的講解，容易為學生所理解，這也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多媒體課件可以帶給學生的學術享受。再如宋人的牢騷議論，固然因為宋代的寬待文人，允許其發言，也更因為宋代政治的積弱，使得宋文人多愿深思，故其詩多議論。到底大宋朝羸弱的程度如何，口說無憑，北宋版圖回縮與南宋偏安一隅的地圖可以帶給學生震撼的感受。學生在課件中觀看這兩幅地圖后，往往恍然大悟，進而表示，若是自己生而為當時文人，版圖零落，朝廷退讓，自己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向內自省，故發而為詩者，多為議論，表現出與唐詩截然不同的藝術特色。這樣直觀地感受歷史，品味文學，進而激發青年學生的愛國情懷，也是精致的多媒體課件帶來的優質教學效果。

二、添加有效音視頻，為古代文學融入審美體驗

文學與藝術的關系密不可分，很多古代文學作品在當時的年代就是藝術表演的底本，如上文所述的宋詞，如消失得只剩文本的元雜劇。音視頻欣賞的有效加入，圖、文、音、像四位一體的古代文學課堂，能夠幫助學生理解文學作品的全貌，并以其強大的藝術感染力帶給學生美的熏陶與享受。這里強調音視頻添加的“有效性”，絕不單單為了使課堂有趣起來，而是要精選音視頻材料，使每一分鐘的播出都對學生理解作家作品具有切實的效果。講到《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的時候，為學生播放古箏配樂朗誦，以古箏悲涼凄楚的音色襯托李煜的故國之思與亡國之痛。講到岳飛《滿江紅》的時候，為學生播放1983年港版《射雕英雄傳》中羅文的歌唱演繹。學生每每聯想劇情，心潮澎湃，與文學作品深度共鳴，久久不忘。講到元代雜劇的時候，由于年代久遠，學生總會覺得對這種文學樣式霧里看花，不甚了了。在課堂上引入京劇《竇娥冤》《西廂記》選段播放欣賞，配合雜劇內容行當特點進行講解，告訴學生不同劇種之間的差異更多在于唱腔，著名劇目的故事情節和戲劇沖突多數已經較完整地傳承下來，因此，雖然元雜劇的唱腔已經失傳了，如果僅從文學的角度考量戲劇底本的人物塑造與情節沖突，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欣賞當代其他劇種的同題故事來增進對元雜劇的理解。同時，這種劇種間的文學傳承關系反而帶給學生更多的啟示，也讓我們的青年學生直觀地走近傳統文化，接受一次心靈的震撼和洗禮。這些良好的教學效果，都是簡單的文字課件所無法比擬的。

三、繪制結構性圖表，使古代文學呈現發展軌跡

古代文學作品的欣賞會帶給學生文學藝術美的體驗，但作為中文系一門重要的專業必修課程，課堂教學的意義絕不僅止于此，同樣重要的教學目的，是使學生能夠很好地了解文學歷史的傳承和發展的軌跡，把握其演變的脈絡和規律，進而清晰地認識文學的發展與其他社會現象之間的密切關系與相互作用。在這方面，有很多細節的東西往往不是見諸教材，而是來源于教師自身教學及科研經驗的積累，清晰地顯現于教師自己的頭腦之中，文字和語言難以訴清，可以借助多媒體課件繪制結構性圖表，清晰直觀地將其展示給學生。講到謝靈運與謝朓，其重要的氏族背景極具時代特色，對其文學作品的藝術特色影響深遠［5］。在講授中，可以為學生繪制謝氏宗親文學圖譜（如圖1所示），幫助學生理解那個獨特的時代背景對作家及作品風格產生的影響。講到元雜劇的時候，為了突出其作為中國戲劇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的重要地位，以線路圖的形式為學生展示：原始歌舞→春秋戰國的俳優→漢代百戲→唐代參軍戲→宋代雜劇、金代諸宮調→元雜劇、南戲→明清傳奇（昆曲）→京劇這些結構性圖表，展示直觀，清晰易懂，課上效果明顯，其優勢為簡單的文字課件所無法企及，而課前資料積累分析和繪制準備工作也相當繁重，往往耗時甚多，需要教師精心準備。#p#分頁標題#e#

唐代文學風氣之盛,成就之高,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很突出的。除了詩歌的巨大成就外,文章創作也有很大的收獲,其中古文創作傳統的形成,無疑是最重要的大事之一。但是學界在討論古文乃至于古文運動的時候,或者語焉不詳,或者僅取一面,對于這種文體興起的背景和具體內涵,揭示并不多。筆者以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出現,是文壇對于當時疑經學風的一種回應,而古文則是在傳統經學體系動搖之后,延續早期經解的一種嘗試,但這種初衷在唐代求文的風尚中被湮沒了。本文擬從唐代的疑經之風、古文運動的討論出發,來探討《左傳》在其中的關鍵作用,及《左傳》自身文學之轉機。   一、疑經之風與《左傳》文學關注的興起   《左傳》的文學性,很早就為人們所注意,①但是歷代對于該書都是從經學的角度來處理,即便涉及文學討論大都也是只言片語。   直到唐代,對于該書文學性的論述,才頻繁出現在古文派的言論中。中國文學的獨立成熟是在經學的文化背景中進行的,經學構成了中國文學的前提。文學與經學是彼消此長的,經學的衰微在某種程度上為文學的興盛提供了契機。當然這是就初期文學尚未獨立時而言的。經學是干政求實的,關乎社會民生;而文學是藝術的,更多是近于娛樂了。雖然儒家也講禮樂教化,但這種文藝仍然是經學思維的,如漢代對《詩經》、《楚辭》等的政治化理解,雖然也存在著自生民以來的娛樂的傳統,如漢代的文學,許多研究者看到了其中的娛樂性,但這并非主體。文學在這時并沒有成為一種專門的藝術,遠沒有獨立于經學的范圍。從這個層面來看,前人以為魏晉時期文學開始自覺的觀點并非沒有道理。事實上只有在這時期為文學而文學的人群才大量的出現,形成了一種時代普遍認可的潮流。當然這種獨立是相對的,文學并不能完全獨立于經學之外。但是在文學之內,又由于經學干預程度的差異,表現出不同的面貌。就《左傳》而言,文學與經學的矛盾就表現在經學身份的松動。本文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來討論《左傳》文學的自覺。   學術界一般以為疑經運動與唐代啖助學派所倡導新《春秋》學,有著直接的聯系。對此,研究者也多有論述,但是他們往往忽視傳統,夸大了該派的開創之功。筆者以為啖助學派的興起,是長期以來今古文之爭的延續,并不是孤峰獨立的。區別即在于,他們較之前代更為激烈,影響也更大。   啖助學派,是唐代中期研究《春秋》的一個學派,形成這個學派的主要人物,是啖助、趙匡和陸淳。該學派的主要成績在于,打破了自漢代而下治《春秋》“棄經信傳”的傳統,倡導“經義為主,不以傳害經,義以時立,學術為政治服務”①。并質疑三傳,大開懷疑之風,如其論《左傳》云:“《左傳》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后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而多,辭義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②   啖助學派因其主張經世致用,而為當時大量士人所接受。“凡尊奉啖助學派學術者,幾無庸碌懵懂之輩。尤其是順宗永貞革新的重要人物,無不是陸質的弟子或私淑弟子。后來被稱為‘八司馬’的,幾乎家有其書,試讀柳宗元的《答元饒州論〈春秋〉書》,可以說是某些中晚唐士大夫的施政綱領了。繼承啖學派學術思想的重要人物,有柳宗元和呂溫。”③“啖助學派,不但影響了唐代中晚期的政治、學術,而且也影響到宋代,一直到清末,有意思的是,啖派學術在宋代興起的時代背景,和在唐代有并非偶然的相似。”④   劉氏描述啖助學派對于唐宋學術乃至于社會的巨大影響,基本上是合乎史實的,但就唐朝的這種疑經之風的淵源來看,似乎還可以往前追溯。筆者以為對于經典的質疑是東漢末年以來,經學發展的必然結果。啖助學派一方面動搖了傳統的經學體系,另一方面也開啟了時人從文學角度來關注經學。晁說之說:“自啖、趙謂公谷守經,左氏通史之后,學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于斯矣!”(《趙贍春秋經解義例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左傳》的文學性才開始被大量關注。   唐人在具體討論《左傳》文學性的時候,是從不同的層面進行的。傳統上經學是作為整個文化的基礎而存在的,采經學以補文藝是很傳統的作法,但這畢竟是外圍的,意義并不大。   此時最值得注意的是改變《左傳》的經學身份,視之為史書,在史書敘事體例的討論中介入對其文學的看法。在韓柳等人在倡導古文之前,劉知幾的《左傳》態度很值得關注。   劉知幾對于《左傳》的態度很復雜,他一方面以之為史學典范,備加稱贊。《史通•六家》中分辨六種史書體例,即《尚書》家(記言)、《春秋》家(記事)、《左傳》家(編年)、《國語》家(國別史)、《史記》家(通史)、《漢書》家(斷代史),將五經中的《尚書》、《春秋》和解經的《左傳》、不解經的《國語》、《史記》、《漢書》并列,沈玉成先生以為這本身就是把“經”降而為“史”。在他之前,還沒有一個學者具有這樣的膽識。⑤另一方面他在具體的史學論述時,又將之經學的地位提出以示區分。他在不少的地方表示出《左傳》解釋《春秋》的觀點?！惰b識》云:“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于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并生,論才則同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古今正史》云:“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形于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他雖然也在尊經,但并沒有從經學的角度來對待,討論的還是作為史書的《左傳》。在這里經學與史學發生了有趣的分離。   然而在討論史書的書寫,他又將《左傳》變為文學典范了?！蹲髠鳌窂慕泴W轉變到文學,劉氏借助了史學這樣一個過渡,其中“敘事”是關鍵。“蓋左氏為書,敘事為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丑。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摹,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摹擬》)劉氏雖然從史書書寫的角度來談論《左傳》,但是距離文學分明是很近了。#p#分頁標題#e#   二、古文運動與“古文”身份的置疑   歷來考察唐代古文運動都語焉不詳,大體上或者是強調古文與時文的差別,或者是將之聯系時政,作為復興儒學的手段來加以考察。   但是在何者為古文,乃至于聯系到后人所推崇的唐宋的古文家的作品,往往是很雜亂,越發不可解。筆者以為唐宋古文運動與啖助學派的興起也有莫大的關系,是啖助學派的疑經之風,使得經典尤其是《左傳》成為文學典范。這種風氣也大大改變了世人的經學觀念。   韓愈等人的創作,并不能簡單地以古文來界定。畢竟古文在韓柳也只是部分的作品,遠非全部。古文并非只是形式上的散體,也不只是與駢文對應的概念。它應該是關乎經學的,也就是儒學的,是一種新的儒學解經方式的嘗試。他們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標志即是散體文壓倒了駢體文,成為文壇的主流。但這只是表象,就其本質而言,唐代古文是經學的而不是文學的。這種古文的解經方式的成功,又與唐代傳統經學的衰微,有密切的關系。而整個的機緣就在于啖助等人的新春秋學的興起,是他們沖擊了傳統的經學體系,使得新的經學體系得以產生。這正是唐代古文興起的重要原因。   方苞就說:“至唐韓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學者以先秦盛漢辯理論事質而不蕪者為古文,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余肆也。”(《古文約選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集》卷四)劉師培也說:“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經、諸子之中,非六經、諸子而外,別有古文一體也。”(《論文雜記》)都注意到了古文與經學的密切聯系。   《新唐書•韓愈傳》云:“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漢、黃甫湜從而效之,遽然不及遠甚。”只是將“數十篇”歸為古文,其特征在于“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經”。其他大量的文章只是其技巧的成熟。但韓愈之于文章的看法又很令人不解,將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等并稱,不知何意。這些人并非是純粹的經學家,或者在韓愈看來他們正是在文章之中,來傳道的,較之單調的傳統經解,更加的具體生動,因而為他所激賞?這也體現出韓愈與傳統不同的經學觀念。   韓柳等人還創作了不少的寓言作品。“按唐代當時的觀念,并不以傳奇為小道,不在小說與古文之間分雅俗。李肇云:‘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毛潁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兩篇真良史才也。’(《唐國史補》卷下)從中可見當時人對傳奇文的看法。”①這也是時代的新產物,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這里對于文字作品的表達方式的討論,除了時代、文學等或外或內的原因之外,還需要考慮一個從古至今都存在的問題,就是讀者的接受。作品的功能決定了它在表述的時候,必然要考慮其行文的安排?？鬃泳驮?ldquo;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先秦諸子的寓言譬喻等等手法的運用,無非是出于讀者接受的考慮?；圻h總結譯經經驗說:“以文應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悅者寡。”(《出三藏記集》卷十《大智度論抄序》)僧佑也說:“文過則傷艷,質則患野,野艷為弊,同失經體。”(《出三藏記集》卷一《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第四》)①孫昌武將韓柳等人的大量寓言的使用歸結為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唐人的寓言文以及散文中的善用比喻,顯然受到佛經譬喻的影響。”②但筆者以為還不如說是復古了先秦時期的諸子譬喻之風,至少這與整個唐代諸人努力倡導先秦之文風是相吻合的。唐代古文派諸人的經學觀念也影響了他們的《左傳》觀念,事實上他們較之其他作者對《左傳》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古文與《左傳》,在韓柳諸人的身上實現了統一。   三、《左傳》文學轉換的完成及其對唐宋文壇的影響   唐代的疑經風氣,使人們對于《左傳》的文學較之經學更為關注。清代姜炳璋云:“讀傳者莫不曰:左氏之傳,史家之宗也。馬得其奇,班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有其一體,皆赫然文名于后。而抑知:傳非文也,傳圣人之經也,文極其工,正以發為經義為工;傳,非史也,傳圣經之義也,事極其備,正以闡明經義為備。貌取而遺其神,可乎!”(《讀左補義綱領下》)雖然是出于批判,但正反映出《左傳》研究的文學化轉向,對于《左傳》文學的關注已經是很普遍了。   韓、柳等人都有對《左傳》文學的評論。   “蕭穎士云:于谷梁師其簡,于公羊得其覆,于左氏取其文。(引自《藝概•文概》)蓋左氏尚禮,故文(同上);此謂于左氏取其文,乃就其藝術手法而言也。唐至蕭穎士、元結輩始解散六朝俳偶,推重古文。自蕭穎士取文于《左傳》,可見一斑矣。唐文于韓愈之前,變排偶綺靡之風,毅然自為者,自元結始。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皇甫湜題其《浯溪中興頌》曰:長于指敘,約結有余態。然近人陳衍石遺室論文曰: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序》最工,蓋學左氏傳而神似者?？梢娫Y為文,非所謂絕不蹈襲;其長于指敘處,正乞靈于《左傳》也。”③韓愈《進學解》云:“春秋謹嚴,左氏浮夸。”   《史通》浦起龍注釋云:“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后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模擬。子玄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心異,學古合離,秘方盡此。愚于左氏,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行體;讀薳啟疆對楚靈,識歐蘇論事訣。亦所謂貌異神同者乎?若六朝之擬漢,貌同而已。”(卷八《模擬》)清徐世溥則徑指:“韓愈文章出于《左傳》特其合處,無一筆相似耳。如《原道》、《送孟東野序》、《送董邵南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石處士序》、《送齊皋下第序》、《書回紇李懷光二事》、《爭臣論》、《祭鱷魚文》、《為人求薦書》、《上于襄陽書》、《毛潁傳》、《董晉行狀》、《平淮西碑諸什》,其文章之語意句法,桐城諸子多以為模范于《左傳》者。”(《古文詞通義》卷八頁六引)此外俞寧世《左選》、唐荊川《文編》、王源《左傳評》、方苞《古文約選序例》等都對韓愈文章效法《左傳》有所論述。④#p#分頁標題#e#   柳宗元《報表君陳秀才書》:“稍采取《左氏》、《國語》之辭。”《非國語》:“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上《卜》)韓柳受到了《左傳》的影響是很明顯的。雷士俊《答陳伯璣書》曰:“唐宋大家諸文佳者,驗之兩漢以至唐虞,皆無不合。如韓《平淮西碑》、《南海神廟碑》,則典謨訓誥;柳《桐葉封弟辨》、《晉文公問守原議》,則《左傳》、《國語》。”(《古文詞通義》卷五頁三)是柳宗元為文,亦有法于《左傳》者。①   唐人之后古文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其影響更大。韓、柳也以其自身的優秀表現而成為后人效法的榜樣。這種學習行為是自覺的,有意識的。后人對于唐宋諸家的學習,是從兩個層面進行的。一是直接效法韓柳諸人,因為他們是學習《左傳》等秦漢典籍成功的例證,這即是所謂的唐宋派;一種是通過分析唐宋諸家的作品來體會《左傳》行文中的“義法”,這里唐宋諸家只是一種經由上達《左傳》的一個臺階,是工具,其目的要直追秦漢,這就是所謂的秦漢派。   后人在討論這兩派的時候,往往將他們對立化,其實細加分析,觀點還是有很多相似之處,并非不可調和。明代艾南英在《答陳人中論文書》中云:“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為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真為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彼以為韓歐曾深得秦漢之神氣,故欲就粗以求精,就歐曾以求左史,此與唐順之所謂之‘法’同義也。”②“唐順之有文編之選,輯周至宋之文,頗示文章法度。又有左氏始末之作,紀傳之體也。其文大從唐宋門庭,沿溯以入秦漢。”③不管是秦漢派還是唐宋派,他們都不否認《左傳》的文學成就,差別只在于終極目標的差異。宋代之后直接從《左傳》中汲取營養,已經被看成是很自然的一種共識。唐宋古文的傳統也在逐漸形成,到明代“八大家”譜系的完成,不過是水到渠成罷了。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之后人們之于《左傳》的關注,雖然仍然是尊其為經典,但實際上已經逐漸地淡化了它的經學而更重視它的文采了,至少對于古文派來說是這樣的。如蘇轍,朱熹云:“蘇子由教入,只讀《左傳》。”(《朱子語類》卷八十三)林紓云:“余則私意蘇氏,必先醉其文,而后始托為解經之說,以自高其位置。   身在尊經之世,斷不敢貶經為文,使人目其妄。”(《左傳擷華序》)其說與劉知幾正同。(參《史通•自敘》、《載言》)事實上這種因愛好《左傳》文采而轉而習經的自漢代而下就很多,只不過是限于經學傳統的約束,而不敢張揚罷了。唐宋而后,《左傳》經學地位的動搖,就為后人談《左傳》分途,提供了契機。明清之后文學的討論就變得很普遍了。   當然這些影響應該是文學層面的,即所謂的“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是文采技巧層面的,柳宗元所說的“稍采取《左氏》、《國語》之辭”,就是例證。他們是在文學的章法技巧上從《左傳》中吸取養分。至于他們的那些為后人所津津樂道的“古文”,反倒不是來自《左傳》的系統,就韓愈而言,他自認為是繼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而下的。他看重的是這些人的文章之中的“佐佑六經”,推崇的是這樣一種自然的經學闡述方式。

中國文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下文稱“兩創”），是歷代文人都會面對的學術話題。就古代文學而言，歷代文學經典的建構途徑與過程，事實上就是“兩創”思想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具體實踐。中國古代產生了無數的文學家、文學作品，經過大浪淘沙，經典性的作品一直流傳下來。從文學經典的建構過程來看，作品的內在價值是其成為經典的根本和基礎，這包括作品思想的廣度與深度、藝術的魅力與影響力、情感的普遍性與感染力等。當然，文學作品能否成為經典，外部因素也起著重要作用。

一、經典建構與文學進步的內外動因

中國古代文學有其特定的產生、傳播環境，其發展、變化也有特定的內、外因。從文學發展、演變與經典建構的外部因素來看，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第一，社會主流思想。中國古代不同時期都有占統治地位的主導思想，這是社會政治的需要。文學，包括各種學術，也是社會政治思想的表現形態之一，與政治密切相關，甚至在某個時期是政治的附庸。因此，政治意識形態對經典建構具有重要影響。這種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思想開放的時代，往往有利于經典的建構。相反，思想禁錮往往不利于經典的建構。在中國古代被官方以各種理由禁毀的書目中，既有糟粕性的，也有一些叛逆性的、與正統思想不一致的文學作品。古代官方為了適應當時的思想統治而欽定的作品，在今天看來既有許多糟粕性的東西，也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經典。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一些重要的文學典籍不斷擴大傳播范圍，成為經典。因此，即使是一些不符合當時正統思想的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的價值也會逐漸被讀者認可接受，進而成為文學經典。第二，文化政策。一個時代的文化政策，就是一個時代思想的風向標，對文學觀念、文學活動、文學發展有重要影響。比如漢代把讀經與文人仕途關聯起來，體現儒家思想的著作便被當作經典而得到認可。為了統一經典，熹平石經的刊刻，對儒家經典的傳播和建構具有重要影響。又如先秦以來官府實行的采詩制度，尤其是樂府機構的不斷擴大，使得許多優秀的民間詩歌作品被保存下來，逐漸成為詩歌史上的經典。再如唐代以《史記》《漢書》《后漢書》為“三史”，并把“三史”作為科舉考試的一科，從制度方面有力促進了以《史記》為代表的史傳著作的廣泛傳播。唐代詩賦取士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對前代詩歌、辭賦經典的學習，也推動了當代文學經典的形成。第三，經濟與科技的進步。書寫載體與形式的變化以及文學傳播手段的多樣化也是一個時代文化發展的標志之一，對文學傳播具有重要影響，而文學傳播又是文學經典形成的重要因素。由簡帛到紙張，由手抄到雕版，尤其是印刷術的發明，使文學的傳播發生了重大變化。明代由于印刷技術的進一步提高，特別是套版印刷的興起，給文學傳播、文學評點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因而出現了大量的文學評點著作，詩歌、散文、辭賦、小說、戲曲的經典作品大多有評點本，有些經典作品還不止一種評點。除書面形式傳播外，還有口頭形式的傳播。有些作品還傳播到域外，說明這些作品得到更大范圍的認可。經典建構與文學發展的內部因素，主要體現在文學思潮的發展上。文學思潮是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發展的體現，對經典的建構有促進作用。古代中國文學是在不斷繼承和革新中發展的。當然，每個時代的文學思潮都與當時的文化發展息息相關。唐代韓愈、柳宗元掀起古文運動，舉起了向先秦兩漢散文學習的旗幟，其影響一直延續到宋代。這場運動使得先秦兩漢散文得到高度重視。古文家對《史記》《漢書》的推崇與學習也使他們自己的文學地位得以提升。宋代詩壇的江西詩派，以杜甫等人為榜樣，形成了自己的創作特色，人員眾多，影響廣泛。明代由于文學復古運動的反復出現，前代許多文學家和文學經典被樹為典范。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這一散文流派，把前代的散文經典如《左傳》《史記》以及唐宋八大家等作家的作品樹為榜樣，不僅在創作中學習，而且選編和評點這些作家的作品，這無疑鞏固了前代經典著作、經典作家在散文創作中的重要地位。

二、文學批評與經典建構

中國古代文學在自身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過程中，始終離不開閱讀者的鑒賞、評論，這其實也就是文學批評的過程。文學家作為創作者，也有自己的文學認識與文學批評。司馬遷在《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發憤著書”說，一方面說明了創作的動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司馬遷對前代眾多經典的學習，尤其是對經典內在精神和情感的學習。西晉左思《詠史》云“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三都賦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說明他在創作中學習過賈誼、司馬相如和張衡的作品。古代小說中有許多模仿《西游記》《紅樓夢》等經典的作品，說明這些經典小說被作家廣為認可和接受。古代詩歌中有大量的“擬體”“效體”，如《擬詠懷》《擬古詩十九首》《擬行路難》《效陶詩》等，甚至有些詩歌直接化用前代作品，這也說明被擬作品具有榜樣的力量。古代作品還有大量的“續作”，如《續紅樓夢》等，說明這些作品得到了文學家的普遍認可，這是經典影響史的重要體現。文學評論家對前代作家作品的意義闡釋，是文學經典建構不可或缺的環節，也是推進古代文學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必要途徑。文學作品中隱藏著作者設置的“密碼”，讀者理解作品的過程就是解密的過程。評論家對經典作品的意義闡釋，能引導讀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感情。這類意義闡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較為系統的理論闡釋。古代文學理論在先秦時期就已萌芽，發展至漢代，逐漸有了一定的思想體系，如這一時期的“美刺”說、“諷諫”說等。魏晉南北朝以后，逐漸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等開啟了較為系統的文學評論的先河。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是唐前最有代表性的理論性著作，豐富了古代的文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并且對后來的文學評論產生了重要影響。唐以后的文學理論，出現了詩話、詞話、文話、賦話等多種形式。在詩文評傳統進一步深入的同時，文學批評涉及的文體也在不斷擴展。古代的一些贈序、題跋、書信、墓志銘等，也包含著豐富的理論思想以及對作家作品的評論。歷代正史中的文學傳論，對文學演變發展的評論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基本勾勒出不同時代文學發展的線索。另外在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等史論著作中，也有許多關于作家作品的評論，值得重視。在古代還有獨特的論詩絕句，以詩論詩，很有特色，或提出理論，或評價作品。二是文學點評。宋代形成評點風氣，到明代達到鼎盛。點評是在原文本上的標記與評論，并形成一種新文本。在一部文學作品中，不同符號的“點”和各種形式的“評”，對讀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是讀者閱讀的引導者。古代的評點著作眾多，甚至一部作品有多種評點，如《史記》《杜工部詩集》《紅樓夢》等經典著作的評點超數十家。一些古詩文選本，雖是作品精選，但往往也有評點。評點家對作品的評點，大到思想、感情、段落、起承轉合，小到章法結構、辭藻、對仗、用典、音韻等，深入細致。三是文學賞析。文學賞析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礎，是進入文學審美、文學評論的前提。古代的評論鑒賞大多是感悟式的，也有較詳細的分析。進入現代以后，系統的文學鑒賞之作陸續出現，唐詩、宋詞等也都成為了人們賞析和學習的典范。在古代，一些名人的序言對作品也具有推介作用，尤其是一些文壇領袖、著名人物的序言、評價，往往影響讀者的選擇。在文學批評層面，還有一個特殊的階層，就是古代的帝王。他們掌握著政治權力與話語，尤其是喜愛文學的帝王，往往對一些文學家及其作品有一定推崇。這種推崇，有些具有政治因素，如漢武帝對司馬相如辭賦的贊賞、唐玄宗召李白入翰林等，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作家的影響，對文學作品的傳播也有促進作用。

三、文本保存方式與文學經典建構

中國古代文學自身存在一種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需求與方式，同時，從經典文本保存的外部方式看，古代文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也有其外在的表現形式。古代文學經典的建構，就在于經典文本的多樣化保存，并為經典的傳播和研究、學習和接受提供了多種途徑。首先，是大量的文學總集。從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開始，歷代編纂的各類作品總集眾多，不僅給讀者提供了學習、選擇文學經典的基礎文獻，也對保存經典作品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作家個人的集子（別集），往往保存了作家創作的詩、詞、文、賦等作品。有些別集是作家自己編纂的，有些別集是親朋好友編纂的，而大部分作家的集子都是后人編纂的。再次，是大量的文學選本。由于古代作家、作品數量眾多，一般人很難全部閱讀，所以就有選擇精品的選本出現。古代還有大量的類書，在分類介紹具體條目的同時，也收錄或摘錄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是文學選本的特殊形式。文學選本是文學經典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它的傳播范圍往往更加廣泛，歷代的文學經典大多和選本有密切的關系。選本不只是選作品，也往往和注釋、點評等結合在一起。雖然不同的選本有不同的選擇標準，但優秀作家的優秀作品，會被多個不同的選本選中，這體現了選編者共同的審美追求。一般而言，同一作品在不同時代的選本中出現的頻率越高，說明該作品的影響力越大，生命力越強，越可能逐漸成為不朽的經典。與文學選本相關聯的是文學教育。古代的文學教育對于經典的建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古代的文學教育是大文學教育，也就是文化教育。古代的文學教育途徑與整個古代教育相一致，主要有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等。文學教育的讀本，經過不同層次、不同受眾、不同范圍的傳播，人們會對它們進行經典化選擇。一大批有價值的選本，經過一代一代的流傳，逐漸成為經典。因此，可以說，文學教育的過程就是經典形成的過程。文學教育離不開文學教材。近代以來大學的文學史教材，從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開始，對文學經典的選擇各有不同，但總體上對經典還是有共同的認識。最后，古代文學作品的改編，也是文學經典化的特殊方式。改編有兩種主要形式：一種是直接取材，一種是不斷累加。文學作品的改編，有的改變了作品的文體形式，有的改變了作品主題，有的改變了作品結局，有的深化了作品思想，有的增強了藝術效果，等等，使得接受的群體進一步擴大。還應特別注意的是，史書對作家生平的記載和對作品的評價、收錄、保存，對經典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陳如毅 單位：荊楚理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謚號“文正”。作為政治家，范仲淹大膽革新，勵精圖治，是慶歷新政的中流砥柱;作為軍事家，范仲淹白首守邊，苦心經營，在西北構筑了一道堅固的國防屏障;作為文學家，范仲淹是北宋詩新運動的先驅，提出了一系列力矯文弊的文學主張，并以出色的創作實績卓立文壇，對宋初文學的撥亂反正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作為歷史名臣大家，范仲淹一直是人們研究的熱點。上世紀研究者多關注作為政治家、軍事家的范仲淹，對其政治思想、政治功績、軍事理論、軍事成就等探討較多，宏觀微觀，成果斐然，對于文學家的范仲淹相對傾力較少。21世紀以來，范仲淹的文學成就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重視，研究者日漸增多，論文論著頻出，但綜觀之，對范仲淹詩詞文賦等創作實績的研究偏多，對其文學思想、文學理論的研究偏少，即使有論及，也多側重于文學功能論、文學風格論，對其文學本體論、文學創作論、文體論等闡發不夠。本文擬從宏觀角度對范仲淹的文學思想作一梳理，對其中主要觀點進行一定探討，以期能引導對范仲淹文學思想研究的深入。

一、文質相救，宗經復古

宋自開國歷太祖、太宗、真宗七十余年，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謹，社會承平日久，不思進取，但同時，浮華奢靡的背后潛伏著種種危機，正如范仲淹所說:“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這種積貧積弱的局面使他發出“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的呼聲［1］524。早在天圣五年，范仲淹就已指出在“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的假象下所掩蓋的國用無度、百姓困窮、民力已竭、邦本不固的真實情況，發出“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的警告，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張，以期達到“朝廷無過，生靈無怨”的目的［1］212－213。

在這種經世濟時思想的影響下，范仲淹十分重視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他說:“臣聞國之文章，應于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1］200，“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1］238，認為文章是政治的重要的、有機的組成部分，關系到社會風俗的醇善訛薄、國家的興衰成敗，因此，統治者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范仲淹不滿于宋初文壇的柔靡卑弱，說:“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文章柔靡，風俗巧偽”［1］238，“以至靡靡增華，??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1］186，要求變革文風，以厚其風化?！墩撜Z•雍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2］61文章的形式與內容相統一，才是正?，F象，針對宋初文壇柔靡文風，范仲淹提出了文質相救、厚其風化的文學思想。他在《奏上時務書》中說: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圣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1］200。

文章厚薄通過文與質體現，質弊則內容晦澀，難起教化作用，文弊質木無華，導致行而不遠，只有文質相救，才能文質彬彬，有補于時，因此，圣人理世均重視文質相救，以厚其風俗，平治天下。范仲淹認為宋初文弊是“文章之薄”，需“救之以質”。怎樣“救之以質”呢?他分析“文章之薄”原因是“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1］238，“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1］200，由此，他提出了宗經復古的主張“救之以質”。他說: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1］238。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主，風流不歸?；食埮d，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于三代［1］186。

教育的宗經，政治的教化，與文章的厚薄是因果關系，因此這里的“宗經”不僅關乎教育，而且就是文章之道。范仲淹欲救時文之弊，故提倡宗法六經，恢復古道。對于師經探道、施行古道者，范仲淹均贊賞有加:“仲涂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師魯深于《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歟。”［1］183對于不根經籍、不行古道者，范仲淹提出了尖銳批評:“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弗學者久之。”［1］183在具體的操作上，范仲淹一方面重視當政者對世風文風的引導作用，上書建議皇帝“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1］200另一方面要求朝廷采取積極措施改革科舉，選用通經人才:“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1］238范仲淹的“文質相救”、“宗經復古”文論立足點在于政而不在于文，根本目的是“輔成王道”，本質上屬于其政治論范疇，在價值取向上與楊雄、李鄂、王勃、韓柳以及宋代其他復古文論一樣，具有歷史意識和復古精神，［3］424雖缺乏獨創性，但對于宋初文風的革新，引導北宋詩文運動的健康開展均具有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