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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學風氣之盛,成就之高,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很突出的。除了詩歌的巨大成就外,文章創作也有很大的收獲,其中古文創作傳統的形成,無疑是最重要的大事之一。但是學界在討論古文乃至于古文運動的時候,或者語焉不詳,或者僅取一面,對于這種文體興起的背景和具體內涵,揭示并不多。筆者以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出現,是文壇對于當時疑經學風的一種回應,而古文則是在傳統經學體系動搖之后,延續早期經解的一種嘗試,但這種初衷在唐代求文的風尚中被湮沒了。本文擬從唐代的疑經之風、古文運動的討論出發,來探討《左傳》在其中的關鍵作用,及《左傳》自身文學之轉機。 一、疑經之風與《左傳》文學關注的興起 《左傳》的文學性,很早就為人們所注意,①但是歷代對于該書都是從經學的角度來處理,即便涉及文學討論大都也是只言片語。 直到唐代,對于該書文學性的論述,才頻繁出現在古文派的言論中。中國文學的獨立成熟是在經學的文化背景中進行的,經學構成了中國文學的前提。文學與經學是彼消此長的,經學的衰微在某種程度上為文學的興盛提供了契機。當然這是就初期文學尚未獨立時而言的。經學是干政求實的,關乎社會民生;而文學是藝術的,更多是近于娛樂了。雖然儒家也講禮樂教化,但這種文藝仍然是經學思維的,如漢代對《詩經》、《楚辭》等的政治化理解,雖然也存在著自生民以來的娛樂的傳統,如漢代的文學,許多研究者看到了其中的娛樂性,但這并非主體。文學在這時并沒有成為一種專門的藝術,遠沒有獨立于經學的范圍。從這個層面來看,前人以為魏晉時期文學開始自覺的觀點并非沒有道理。事實上只有在這時期為文學而文學的人群才大量的出現,形成了一種時代普遍認可的潮流。當然這種獨立是相對的,文學并不能完全獨立于經學之外。但是在文學之內,又由于經學干預程度的差異,表現出不同的面貌。就《左傳》而言,文學與經學的矛盾就表現在經學身份的松動。本文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來討論《左傳》文學的自覺。 學術界一般以為疑經運動與唐代啖助學派所倡導新《春秋》學,有著直接的聯系。對此,研究者也多有論述,但是他們往往忽視傳統,夸大了該派的開創之功。筆者以為啖助學派的興起,是長期以來今古文之爭的延續,并不是孤峰獨立的。區別即在于,他們較之前代更為激烈,影響也更大。 啖助學派,是唐代中期研究《春秋》的一個學派,形成這個學派的主要人物,是啖助、趙匡和陸淳。該學派的主要成績在于,打破了自漢代而下治《春秋》“棄經信傳”的傳統,倡導“經義為主,不以傳害經,義以時立,學術為政治服務”①。并質疑三傳,大開懷疑之風,如其論《左傳》云:“《左傳》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后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而多,辭義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② 啖助學派因其主張經世致用,而為當時大量士人所接受。“凡尊奉啖助學派學術者,幾無庸碌懵懂之輩。尤其是順宗永貞革新的重要人物,無不是陸質的弟子或私淑弟子。后來被稱為‘八司馬’的,幾乎家有其書,試讀柳宗元的《答元饒州論〈春秋〉書》,可以說是某些中晚唐士大夫的施政綱領了。繼承啖學派學術思想的重要人物,有柳宗元和呂溫。”③“啖助學派,不但影響了唐代中晚期的政治、學術,而且也影響到宋代,一直到清末,有意思的是,啖派學術在宋代興起的時代背景,和在唐代有并非偶然的相似。”④ 劉氏描述啖助學派對于唐宋學術乃至于社會的巨大影響,基本上是合乎史實的,但就唐朝的這種疑經之風的淵源來看,似乎還可以往前追溯。筆者以為對于經典的質疑是東漢末年以來,經學發展的必然結果。啖助學派一方面動搖了傳統的經學體系,另一方面也開啟了時人從文學角度來關注經學。晁說之說:“自啖、趙謂公谷守經,左氏通史之后,學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于斯矣!”(《趙贍春秋經解義例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左傳》的文學性才開始被大量關注。 唐人在具體討論《左傳》文學性的時候,是從不同的層面進行的。傳統上經學是作為整個文化的基礎而存在的,采經學以補文藝是很傳統的作法,但這畢竟是外圍的,意義并不大。 此時最值得注意的是改變《左傳》的經學身份,視之為史書,在史書敘事體例的討論中介入對其文學的看法。在韓柳等人在倡導古文之前,劉知幾的《左傳》態度很值得關注。 劉知幾對于《左傳》的態度很復雜,他一方面以之為史學典范,備加稱贊?！妒吠?bull;六家》中分辨六種史書體例,即《尚書》家(記言)、《春秋》家(記事)、《左傳》家(編年)、《國語》家(國別史)、《史記》家(通史)、《漢書》家(斷代史),將五經中的《尚書》、《春秋》和解經的《左傳》、不解經的《國語》、《史記》、《漢書》并列,沈玉成先生以為這本身就是把“經”降而為“史”。在他之前,還沒有一個學者具有這樣的膽識。⑤另一方面他在具體的史學論述時,又將之經學的地位提出以示區分。他在不少的地方表示出《左傳》解釋《春秋》的觀點?！惰b識》云:“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于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并生,論才則同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古今正史》云:“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形于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他雖然也在尊經,但并沒有從經學的角度來對待,討論的還是作為史書的《左傳》。在這里經學與史學發生了有趣的分離。 然而在討論史書的書寫,他又將《左傳》變為文學典范了?！蹲髠鳌窂慕泴W轉變到文學,劉氏借助了史學這樣一個過渡,其中“敘事”是關鍵。“蓋左氏為書,敘事為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丑。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摹,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摹擬》)劉氏雖然從史書書寫的角度來談論《左傳》,但是距離文學分明是很近了。#p#分頁標題#e# 二、古文運動與“古文”身份的置疑 歷來考察唐代古文運動都語焉不詳,大體上或者是強調古文與時文的差別,或者是將之聯系時政,作為復興儒學的手段來加以考察。 但是在何者為古文,乃至于聯系到后人所推崇的唐宋的古文家的作品,往往是很雜亂,越發不可解。筆者以為唐宋古文運動與啖助學派的興起也有莫大的關系,是啖助學派的疑經之風,使得經典尤其是《左傳》成為文學典范。這種風氣也大大改變了世人的經學觀念。 韓愈等人的創作,并不能簡單地以古文來界定。畢竟古文在韓柳也只是部分的作品,遠非全部。古文并非只是形式上的散體,也不只是與駢文對應的概念。它應該是關乎經學的,也就是儒學的,是一種新的儒學解經方式的嘗試。他們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標志即是散體文壓倒了駢體文,成為文壇的主流。但這只是表象,就其本質而言,唐代古文是經學的而不是文學的。這種古文的解經方式的成功,又與唐代傳統經學的衰微,有密切的關系。而整個的機緣就在于啖助等人的新春秋學的興起,是他們沖擊了傳統的經學體系,使得新的經學體系得以產生。這正是唐代古文興起的重要原因。 方苞就說:“至唐韓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學者以先秦盛漢辯理論事質而不蕪者為古文,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余肆也。”(《古文約選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集》卷四)劉師培也說:“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經、諸子之中,非六經、諸子而外,別有古文一體也。”(《論文雜記》)都注意到了古文與經學的密切聯系。 《新唐書•韓愈傳》云:“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漢、黃甫湜從而效之,遽然不及遠甚。”只是將“數十篇”歸為古文,其特征在于“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經”。其他大量的文章只是其技巧的成熟。但韓愈之于文章的看法又很令人不解,將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等并稱,不知何意。這些人并非是純粹的經學家,或者在韓愈看來他們正是在文章之中,來傳道的,較之單調的傳統經解,更加的具體生動,因而為他所激賞?這也體現出韓愈與傳統不同的經學觀念。 韓柳等人還創作了不少的寓言作品。“按唐代當時的觀念,并不以傳奇為小道,不在小說與古文之間分雅俗。李肇云:‘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毛潁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兩篇真良史才也。’(《唐國史補》卷下)從中可見當時人對傳奇文的看法。”①這也是時代的新產物,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這里對于文字作品的表達方式的討論,除了時代、文學等或外或內的原因之外,還需要考慮一個從古至今都存在的問題,就是讀者的接受。作品的功能決定了它在表述的時候,必然要考慮其行文的安排?？鬃泳驮?ldquo;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先秦諸子的寓言譬喻等等手法的運用,無非是出于讀者接受的考慮?；圻h總結譯經經驗說:“以文應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悅者寡。”(《出三藏記集》卷十《大智度論抄序》)僧佑也說:“文過則傷艷,質則患野,野艷為弊,同失經體。”(《出三藏記集》卷一《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第四》)①孫昌武將韓柳等人的大量寓言的使用歸結為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唐人的寓言文以及散文中的善用比喻,顯然受到佛經譬喻的影響。”②但筆者以為還不如說是復古了先秦時期的諸子譬喻之風,至少這與整個唐代諸人努力倡導先秦之文風是相吻合的。唐代古文派諸人的經學觀念也影響了他們的《左傳》觀念,事實上他們較之其他作者對《左傳》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古文與《左傳》,在韓柳諸人的身上實現了統一。 三、《左傳》文學轉換的完成及其對唐宋文壇的影響 唐代的疑經風氣,使人們對于《左傳》的文學較之經學更為關注。清代姜炳璋云:“讀傳者莫不曰:左氏之傳,史家之宗也。馬得其奇,班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有其一體,皆赫然文名于后。而抑知:傳非文也,傳圣人之經也,文極其工,正以發為經義為工;傳,非史也,傳圣經之義也,事極其備,正以闡明經義為備。貌取而遺其神,可乎!”(《讀左補義綱領下》)雖然是出于批判,但正反映出《左傳》研究的文學化轉向,對于《左傳》文學的關注已經是很普遍了。 韓、柳等人都有對《左傳》文學的評論。 “蕭穎士云:于谷梁師其簡,于公羊得其覆,于左氏取其文。(引自《藝概•文概》)蓋左氏尚禮,故文(同上);此謂于左氏取其文,乃就其藝術手法而言也。唐至蕭穎士、元結輩始解散六朝俳偶,推重古文。自蕭穎士取文于《左傳》,可見一斑矣。唐文于韓愈之前,變排偶綺靡之風,毅然自為者,自元結始。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皇甫湜題其《浯溪中興頌》曰:長于指敘,約結有余態。然近人陳衍石遺室論文曰: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序》最工,蓋學左氏傳而神似者?？梢娫Y為文,非所謂絕不蹈襲;其長于指敘處,正乞靈于《左傳》也。”③韓愈《進學解》云:“春秋謹嚴,左氏浮夸。” 《史通》浦起龍注釋云:“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后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模擬。子玄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心異,學古合離,秘方盡此。愚于左氏,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行體;讀薳啟疆對楚靈,識歐蘇論事訣。亦所謂貌異神同者乎?若六朝之擬漢,貌同而已。”(卷八《模擬》)清徐世溥則徑指:“韓愈文章出于《左傳》特其合處,無一筆相似耳。如《原道》、《送孟東野序》、《送董邵南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石處士序》、《送齊皋下第序》、《書回紇李懷光二事》、《爭臣論》、《祭鱷魚文》、《為人求薦書》、《上于襄陽書》、《毛潁傳》、《董晉行狀》、《平淮西碑諸什》,其文章之語意句法,桐城諸子多以為模范于《左傳》者。”(《古文詞通義》卷八頁六引)此外俞寧世《左選》、唐荊川《文編》、王源《左傳評》、方苞《古文約選序例》等都對韓愈文章效法《左傳》有所論述。④#p#分頁標題#e# 柳宗元《報表君陳秀才書》:“稍采取《左氏》、《國語》之辭。”《非國語》:“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上《卜》)韓柳受到了《左傳》的影響是很明顯的。雷士俊《答陳伯璣書》曰:“唐宋大家諸文佳者,驗之兩漢以至唐虞,皆無不合。如韓《平淮西碑》、《南海神廟碑》,則典謨訓誥;柳《桐葉封弟辨》、《晉文公問守原議》,則《左傳》、《國語》。”(《古文詞通義》卷五頁三)是柳宗元為文,亦有法于《左傳》者。① 唐人之后古文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其影響更大。韓、柳也以其自身的優秀表現而成為后人效法的榜樣。這種學習行為是自覺的,有意識的。后人對于唐宋諸家的學習,是從兩個層面進行的。一是直接效法韓柳諸人,因為他們是學習《左傳》等秦漢典籍成功的例證,這即是所謂的唐宋派;一種是通過分析唐宋諸家的作品來體會《左傳》行文中的“義法”,這里唐宋諸家只是一種經由上達《左傳》的一個臺階,是工具,其目的要直追秦漢,這就是所謂的秦漢派。 后人在討論這兩派的時候,往往將他們對立化,其實細加分析,觀點還是有很多相似之處,并非不可調和。明代艾南英在《答陳人中論文書》中云:“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為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真為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彼以為韓歐曾深得秦漢之神氣,故欲就粗以求精,就歐曾以求左史,此與唐順之所謂之‘法’同義也。”②“唐順之有文編之選,輯周至宋之文,頗示文章法度。又有左氏始末之作,紀傳之體也。其文大從唐宋門庭,沿溯以入秦漢。”③不管是秦漢派還是唐宋派,他們都不否認《左傳》的文學成就,差別只在于終極目標的差異。宋代之后直接從《左傳》中汲取營養,已經被看成是很自然的一種共識。唐宋古文的傳統也在逐漸形成,到明代“八大家”譜系的完成,不過是水到渠成罷了。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之后人們之于《左傳》的關注,雖然仍然是尊其為經典,但實際上已經逐漸地淡化了它的經學而更重視它的文采了,至少對于古文派來說是這樣的。如蘇轍,朱熹云:“蘇子由教入,只讀《左傳》。”(《朱子語類》卷八十三)林紓云:“余則私意蘇氏,必先醉其文,而后始托為解經之說,以自高其位置。 身在尊經之世,斷不敢貶經為文,使人目其妄。”(《左傳擷華序》)其說與劉知幾正同。(參《史通•自敘》、《載言》)事實上這種因愛好《左傳》文采而轉而習經的自漢代而下就很多,只不過是限于經學傳統的約束,而不敢張揚罷了。唐宋而后,《左傳》經學地位的動搖,就為后人談《左傳》分途,提供了契機。明清之后文學的討論就變得很普遍了。 當然這些影響應該是文學層面的,即所謂的“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是文采技巧層面的,柳宗元所說的“稍采取《左氏》、《國語》之辭”,就是例證。他們是在文學的章法技巧上從《左傳》中吸取養分。至于他們的那些為后人所津津樂道的“古文”,反倒不是來自《左傳》的系統,就韓愈而言,他自認為是繼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而下的。他看重的是這些人的文章之中的“佐佑六經”,推崇的是這樣一種自然的經學闡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