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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9—1966年是新中國書籍設計藝術的初創時期。文章主要探討了“十七年”書籍封面上書法字體的應用。文章首先陳述了在文字改革運動影響下，書籍封面的書法字體中繁體字與簡化字的使用情況；其次分析了書籍封面上的隸書、楷書、行書字體的字體特征及在書籍封面上的應用情況；最后從書法字體在書籍封面的表現方法上，闡述了名家書寫和碑帖集字的兩種方式。
關鍵詞:新中國“十七年”；書法字體；書籍封面設計
引言
封面設計的三大要素包括文字、圖形、色彩。文字的基本要素包括字體、字形、字號、間距等，文字是封面設計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語言信息的載體，文字所表達的信息更直接準確。封面文字可以向讀者介紹書籍名稱、書籍內容以及書籍作者和出版信息等，通常書籍封面可以沒有圖，但是文字必不可少，因為文字是設計師、作者和讀者之間架起的一座橋梁，亦是書籍內容的濃縮表達。字體，是指文字的結構形態，不同的字體具有不同的風格特征，各種字體的結體，風貌不一，形態各異，視覺傳達的作用各不相同。漢字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自源文字之一，是唯一沿用至今的既表形又表意的文字，是“形”“音”“意”的完美結合，而中國書法是通過漢字書寫來表現情感意象的藝術，是漢字之美的集中表現。書法字體在書籍封面中的運用則體現著中國書籍封面設計獨特典雅的民族審美性。本文將通過書法字體在1949—1966年書籍封面中應用的探討，為當下書籍設計及書法字體的多元化應用提供借鑒。
一、1949—1966年封面字體設計及書法字體應用概況
在新中國“十七年”時期的書籍封面設計中，封面字體設計的表現形式、字體類型和設計思想都緊緊地圍繞著時代的主旨。“十七年”期間，對書籍封面字體設計產生重要影響的社會因素莫過于文字改革運動。文字改革運動由來已久，1909年清末學者陸費逵第一次公開提倡把簡體字作為正式文字使用，并在《教育雜志》創刊號發表《普通教育應當采用俗體字》一文，較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簡體字主張。之后經過“”到1949年，文字改革工作的進展一直較為緩慢。直到1956年國務院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此后我國的文字改革迎來了一個新的時期。但是《漢字簡化方案》的內容不是一蹴而就的，漢字由繁入簡在實際的工作與生活中的使用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乃至1963年《文字簡化方案》仍在修訂。從筆者收集的“十七年”書籍樣本看，其中在1956年后出版的書籍中，確有簡化字體運用到了書籍封面的書法字體設計中，如《老舍劇作選》（圖1）；但很多書籍封面的書法字體仍使用繁體字，封面文字存在繁體與簡體并行使用的情況，如《漢語詩律學》（圖2）是行書字體作為封面書名，但“漢”字采用的是繁體字，而“詩”與“學”卻采用了簡化字。由此可以看出，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推行之后，對書籍封面字體設計確實產生了影響，但繁體字并未被簡化字體完全取代。從具體的應用情況看，書籍封面上簡化字體的應用主要集中在書名上，出版單位以及作者仍主要使用繁體字，簡化字的使用并不規范。由此可見，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推行之后，簡化字體在書籍封面上逐漸增多，但繁體字，特別是書法繁體字在封面上的使用仍然不少，這說明“十七年”時期是書籍封面字體由繁體轉向簡體的過渡時期。“十七年”期間書籍封面書法字體排版問題也是值得關注的。中國古代的書寫方式是由上至下，從右向左，新中國成立之前出版的書籍，封面文字的排序方向大都是按照古代書寫方式的。對比“十七年”與建國前書籍封面的排版方式，“十七年”封面書法字體豎式排版占多數，排版方式無大的變化；而當書法字體橫向排序時，排版方式有較大變化，如古代書籍由右至左文字排序的封面已經很少，如圖3、圖4；而這兩本書都是新中國建國初期出版的，而大多數封面的橫向排列文字都已變為從左向右。這種文字排版方式改變的原因，大約是當時越來越多的新式書籍內頁使用了從左至右的橫向排版的方式，人們的閱讀習慣已經發生了改變。這些改變意味著在建國后的“十七年”間，中國人的書寫順序與書籍閱讀順序發生了較大變化，這些改變使書籍封面字體設計呈現出新的風貌。
二、書法字體的類型以及在書籍封面中的應用
書法字體作為新中國“十七年”書籍封面設計中的一類重要字體，較常使用的主要有楷書、行書、隸書。從應用數量上來看，這一時期楷書和行書字體在封面文字上的應用最為廣泛，隸書的應用數量也占一定比重，而篆書及草書在書籍封面上的應用比較少見，篆書、草書運用較少的原因大約是這些字體的使用距離現代年代久遠，易識難度高，容易給閱讀者帶來認知障礙。隸書，最早產生在戰國末期，因“趨急赴速”的要求，在篆書快寫的基礎上逐步演變而來。衛恒《四體書勢》記載：“秦即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書。”①隸書字形的特點是形體方正扁平，橫長豎短，勢有波磔，長橫的“蠶頭雁尾”裝飾感極強。隸書字形及筆法的古拙與其自身橫畫的雋美是和諧的統一，而且隸書上承前代書體之精骨，下啟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書法之風范，故而隸書在整個書籍封面字體設計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圖5）一書，封面書名使用隸書，橫向排版，上下兩行，字與字間隔均勻，舒適協調，整體風格正式卻不嚴肅，松動卻有力道，線條細勁有力，俊逸端莊，秀麗且方整，橫劃的燕尾顯示出了封面的生動與新意，樸中見趣。據書的名稱我們可知書籍內容與古代傳說有關，“古史”二字從時間性來講，隸書古老，藝術價值極高，是古拙質樸的象征，凸顯了作品主題和內在氣質，書法字體與書籍主題的結合可謂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地，隸書作為封面字體的使用達到了至臻至美的藝術效果。楷書又稱正書，或者真書，始于漢末，盛行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北宋《宣和書譜》提到“漢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書。”因而，楷書的點畫和結體形式是從隸書逐漸演變產生的，《辭?！沸稳菘瑫?ldquo;形體方正，筆畫平直，可作楷模。”②楷書結字簡單，端莊大氣，不但易識度高，而且雅俗共賞，經久不衰。《在外祖父家里》（圖6）使用楷書作為書名，流暢簡潔，妍美婉柔，體現出濃濃的深情。中國人自古以來就習慣用最簡單的方式表達最深的情感，楷書書法語言直接明確，直擊人心，可謂是大道至簡，返璞歸真。“十七年”中的書籍封面楷書書法字體，在封面上的應用比較一致，書名、作者和出版社較多運用楷體字體，相對于隸書作為書名的書籍，封面整體上看來更規整一致。行書是介于草書與楷書之間的一種字體，行書是實用性和藝術性完美的結合，行書的特點是結字自然飄逸，用筆灑脫連貫，筆畫之間連帶性強，節奏感明顯，字與字的呼應緊密，布白極為考究。從筆者收集的樣本來看，行書書法字體作為封面字體的書籍數量最多，形式也最為豐富。在“十七年”間只有文字沒有圖像的“素封面”中，行書字體的應用要多過于其他書法字體，這因為行書自身的藝術感、韻味與風格都要比其他書體更濃烈。但這并不意味著行書字體只適合“素封面”，行書作為封面字體的書籍，有不少在封面上使用了豐富的圖案和紋飾，如《董永沉香合集》（圖7），一氣呵成的豎式行書字體搭配滿構圖式的圖案，整個書籍封面便生動飽滿起來，達到了繁而不緊、密而有序的藝術效果?！赌档ねぁ罚▓D8）與《山靜居畫論》（圖9）也是以行書作為封面字體，這兩張封面體現的是靜與動的完美應用，《牡丹亭》書籍封面氣息生動活潑，“牡丹亭”三字用筆圓潤，轉折舒巧，筆潤墨飽，與牡丹的豐盈姿態完美照應，活靈活現。而且字體位置落于封面中心位置，與下面的圖案拉開了空間關系，使這個封面達到了動態的藝術效果。而《山靜居畫論》的封面氣息，仿佛是達到“禪”的靜謐，行書書法字體可以將中國漢字進行多種變形，這些變形屬于人為的藝術加工，對行書加工并運用到書籍封面上，是書法藝術的獨特民族性在中國書籍設計上的體現。在一動一靜之中，人們了解到行書書法字體的獨特魅力，展露了中國書法藝術的靈氣所在。在對“十七年”書籍封面書法字體的研究中，書法字體的用色、圖文關系問題，也是值得關注的。“十七年”間的書法字體用色比較豐富，其中黑色、紅色是主要用色，白色、黃色也很普遍。中國古代的書籍封面一般是沒有圖像的，新中國成立后，圖像在書籍封面中的應用較多，而且幾乎成為普遍方法，據邱陵所編《書籍裝幀藝術史》：“1954年，在設計風格上開始重新重視了構圖。政治書籍中的小裝飾，經常使用五角星、鐮刀和斧頭及其他傳統的幾何紋樣。文藝書及其他出版物，大多用傳統的植物圖案紋樣作裝飾，特別是敦煌唐代的卷草、西安碑林的石刻等。”③從這一時期的封面圖像看，有國畫、版畫、攝影、圖案紋飾等，而且封面上的顏色一般不會超過三種，原因在于這一時期的印刷技術還不夠精細，所以我們常常看到的這個時期的書籍圖像大多是線條或純色塊為表現手段的線描、剪紙、版畫、石刻等藝術形式。《平妖傳》（圖10）書籍封面以滿構圖的形式將龍紋圍繞書名四周，氣勢奪人，十神龍威武騰空，使封面充滿了神話氣息，又將“平妖傳”三字進行雙鉤加工，線條纖細勁道，不但紅色與白色形成了鮮明對比，而且一繁一簡對比懸殊，形成緊張迫切之態勢，隱約營造出詭異的氛圍，使讀者印象深刻。“十七年”時期的書籍封面圖文位置關系變化靈活，形式多樣，雖然印刷技術不能為當時的封面設計進行更多的精細加工，但仍創作出了許多的優秀作品。
三、書法字體在書籍封面設計中的表現方式
新中國“十七年”間，書籍設計開始注重書籍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和民族傳統的繼承。這個時期，書法字體在書籍封面中的運用主要有名家手寫和碑帖集字兩種方式。書名題字人物身份并不一定是書法家，可以是黨派人士、文學作者、詩人、畫家等，因此我們現如今所看到的這個時期的名家手寫書法字體書籍封面并不少?！肚镨罚▓D11）的封面行書文字為女權活動家、革命家、畫家、政治活動家何香凝所書，秋瑾作為一名女性民主革命烈士，書籍封面題字由作為民革主要創始人的何香凝來題寫，可以激發廣大人民群眾對革命的支持、對英雄的緬懷；“秋瑾集”三字落筆成風，凝練堅決，端莊嚴謹，仿佛映照出秋瑾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形象。名家手寫的封面書法文字，有珍貴的文化價值和收藏價值，強烈的書寫風格可以讓書籍在眾多封面中脫穎而出。但是，名家手寫書法文字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書家書寫風格過于獨特、強烈，筆畫連帶過多，會給讀者帶來閱讀困難，甚至有時無法識別題寫內容；其次，大多情況下名家題字并不知道書籍封面的具體尺寸，是否要與其他圖像搭配使用，所以在出版的時候可能出現書法字體大小與封面不協調的狀況。人們對名家手寫封面書法文字評價不一，這要求書面題寫者的書法字體不能過于凸顯個人風格，要兼顧大眾閱讀。碑帖集字是“十七年”間另一種常用的書籍封面書法字體使用方式。碑與帖在古代是分開的，材質不同，功能也不同。碑，原意為豎石，刻字其上，樹碑立傳，用以悼念，歌功頌德，以求永垂不巧。帖，所涵蓋的內容比較豐富，比如古人將文字寫在竹簡上或木頭片上叫簡牘，寫在絲織品上的叫帛書，這些都可以稱作帖。中國書法史上比較有名的碑帖有《史晨碑》《禮器碑》《顏勤禮碑》《韭花帖》《十七帖》《爭座位帖》等，這些歷史遺存下來的書法碑帖，為中國書籍封面字體設計提供了豐富的漢字資源。“十七年”間的書籍封面書法字體設計，對古代碑帖藝術的吸取尤其矚目，這突出體現在隸書碑帖在“十七年”書籍封面的應用上，如《三國志人名錄》（圖12），封面字體選取隸書魏碑，自然質樸，雄奇粗獷，側鋒取勢、結字大膽，碑刻感濃烈。而且，封面上的圖樣也使用了長碑豎石，這種書籍封面設計無疑是對漢碑的搬移，體現了“十七年”書籍封面對中國書法碑帖的吸取以及運用，這樣既可以突出書籍封面的特色，又是對傳統文化的創新使用，體現了中國書籍設計的民族性。但是，這種碑帖集字的應運方法，對設計者的要求極高，既要了解書籍的主題與內容，又要熟悉中國書法藝術。“十七年”期間以碑帖集字方式的書籍封面書法字體設計值得進一步探究。
四、結語
1949年建國后“十七年”的書籍設計是新中國書籍設計的初創時期，體現了那個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的文化藝術觀念與審美理念。書法字體在書籍封面中的應用為書籍設計中的民族文化傳承積累了經驗。書法字體在封面上的運用表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神氣質，以及中國人對民族文化的熱愛與推崇，這對于今天全球化背景下書籍設計的中國風格與民族特色表達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寇藝新 龔小凡 單位:北京印刷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