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貿易論文范例

摘要：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進步，國際市場的穩定以及經濟全球化發展，為國際貿易提供了更多機遇和挑戰。國內很多企業為了進一步擴大自身影響力，提高自身經濟效益，開始向國際貿易業務方向發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時由于國際物流成本的增加使企業支出成本越來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和影響了企業持續、穩定的發展。本文通過對國際物流成本的分析，闡述國際物流成本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并針對物流成本提出相應的控制措施，為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帶動企業經濟提供了一定的幫助。

關鍵詞：

國際物流成本；國際貿易；影響；控制措施

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所帶來的影響力越來越越大，為了適應社會發展潮流，我國加快國家化進程，全面發展國際貿易，為帶動我國社會經濟，提高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國際貿易的發展不僅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國際物流業向前發展。一般而言國際物流業務主要包括：運輸、物資管理、消費、派送等消費費用，它作為企業對外貿易中重要的支出部分，對于企業發展都造成重要的影響，高額的物流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企業更快、更好的發展。因此，降低物流成本，成為促進企業對外發展，全面帶動國際貿易進程的重要因素。

一、國際貿易物流成本包含的內容

【摘要】論文主要對企業如何規避國際貿易風險進行了相應的分析與研究，首先對國際貿易風險進行了詳細概述，然后對國際貿易中的預見進行了分析，主要是2種風險：需求風險和價格風險，最后對如何規避國際貿易風險提出了幾點措施。

【關鍵詞】國際貿易；風險；價格；企業；預見；規避

1引言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我國開始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邁開了歷史性步伐。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力保障，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據2018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全球貿易數據與展望》可知，我國國際貿易總額為30.51×1012元，排名全球第一，并趕超了美國。但是，隨著我國對外貿易量的逐年遞增，國際貿易的競爭也在日益加劇，加上各國的法律、市場環境、民俗習慣等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使得國內的很多企業在對外貿易的過程中遇到的風險也在不斷增加，如價格風險、需求風險等。如果企業不能有效地預見和規避這些風險，將會給企業帶來巨大的損失，從而嚴重影響企業的生存和發展[1,2]。因此，如何有效地預見和規避國際貿易風險對于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2國際貿易風險概述

國際貿易風險是指在正常的國際貿易活動中所產生的各種風險。在國際貿易的過程中，我國從事對外貿易的相關企業通常會面臨很多風險。國際貿易風險主要有3種特征：①客觀性。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如操作存在一定的問題、認識不足和信息出現錯誤等，使得國際貿易存在一定客觀性，風險是必然存在的，同時也是在所難免的。②相對變化性。由于不同國家的政治、人文、宗教以及法律法規等都存在一定的差異，而且人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道德水平也不盡相同，使得國際貿易風險存在一定的相對變化性。③無意識性。一般而言，國際貿易風險存在一定的無意識性，不隨人們的主觀意愿而改變，很多因素都會導致國際貿易風險的產生。因此，從事對外貿易的相關企業必須對國際貿易風險的上述特征、形成規律、預見以及規避的措施進行科學、有效的分析，進而才可以減少國際貿易風險發生的概率，從而促進企業的健康發展。

3國際貿易風險的預見

一、加大校內實踐投入，建立國際商務專業專用實驗室

讓學生在結束相關理論課程時，立即轉化為實際的操作能力。對于新專業，相關學校應該投入大量的新專業建設專項經費來強化校內實踐環境。校內實踐主要是利用IT技術，提供較真實的場景模擬，讓學生通過模擬場景完成相關業務，使學生對國際商務活動產生真實感受，快速提高實踐能力。相對于校外實習來說，校內實踐可以由校方單方決定，而不用受制于企業。研發或購買相關模擬軟件，讓每個參與實驗室國際商務活動模擬實踐的學生都將按照實習計劃扮演進出口業務流程中的不同當事人，從而共同組成了模擬貿易環境。

學生通過模擬實踐中相互競爭和協作的角色扮演，模擬面對出口商、進口商、供應商和銀行的日常工作，達到熟練掌握各種業務技巧，感受到客戶、供應商、銀行和政府機構關系，從而熟悉國際商務中的物流、資金流和業務流的運作模式等國際商務活動的全過程。

二、突出角色模擬和綜合能力訓練

國際商務活動實踐是一個綜合性的實踐，它融合了商務禮儀、外語、國際貿易實務等各方面的知識。學生在模擬國際商務談判前要做好充分的分組和詳細分工的安排，要求其了解各個國家的風俗習慣、商務禮儀。各司其職，使其能夠較專業地完成相應的角色任務。在角色模擬中運用國際貿易知識判斷需要談判的價格、付款等各方面情況。通過校內實踐，提高學生的在國際商務活動中的思維能力、表達能力和協作能力等綜合能力。

三、定期舉行國際商務技能比賽激勵學生

進行國際商務專業實踐技能的比武，不僅可以大大提高學生的專業學習興趣，還可以讓學生明白自己所學專業的實踐技能水平，為今后工作打下堅實基礎。例如，在商務談判教學實踐中，將教學模擬和開辦學生專業技能比賽相結合。每年舉行一次商務談判比賽，這對學生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過舉辦商務談判比賽的方式，可以使學生更重視教學實踐，防止教學實踐流于形式。

[摘要]新疆處于“一帶一路”中心地帶，是重要邊境省份。借助邊境貿易方面的資源優勢，整合社會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投入，獲取了更多的發展驅動力。本論文以2001-2019年的新疆邊境貿易和經濟增長的代表數據，用ADF單位根、最小二乘法、Granger檢驗對兩者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新疆邊境貿易對新疆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為，邊貿進口額的促進水平不如邊貿出口額。最后，結合新疆邊境貿易對新疆經濟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和檢驗結果提出了促進新疆邊境貿易發展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新疆；邊境貿易；經濟增長；實證分析

邊境貿易是個特殊的貿易形式，是衡量沿邊開放成效的重要指標，有利于促進與周邊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鞏固和睦友好的外交關系。目前國內外學者大多認為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為明顯，而對于邊境貿易的研究更著重于國家戰略和地緣戰略的研究。因此，國內外學者也開始從邊境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入手，通過各種方法檢驗了邊境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學者對邊境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結果如下：徐楚乾以新疆塔城地區巴克圖口岸為研究對象，對比分析廣西東興口岸現狀及發展歷史，借鑒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難點及解決方法，針對新疆塔城地區巴克圖口岸現狀與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張希平定量分析云南地區邊境貿易對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表明邊貿促進云南地區經濟發展，但依舊存在影響邊貿持續發展的障礙因素，并提出了結合邊境貿易優勢，借助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建議。矯德陽以黑龍江省邊境口岸綏芬河市為例,采用計量軟件對邊境貿易總量對GDP變化的相關性進行回歸分析，得出對外貿易的發展與GDP變化有相關性,其中一般貿易的顯著性比邊境貿易顯著。張宏昊等人利用貿易數據分析西藏邊境貿易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利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分析二者的關系,得出西藏邊境貿易對西藏經濟增長有正相關性。王垚等認為，邊貿對邊疆地區GDP的增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但相比投資等經典要素，邊境貿易的影響力度不太理想，作用還是較弱。國內大部分邊境貿易對地區經濟發展是正相關的。以上不同的結論，部分學者比較贊成邊疆貿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拉動經濟增長，助推地區經濟發展。而另一部分學者認為，雖然邊境貿易在GDP所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夠明顯，遠遠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主要是因為各研究地區具有獨特地理環境、地源特征等。

一、新疆經濟增長與邊境貿易發展現狀

（一）新疆經濟發展狀況

根據地區生產總值核算結果，2019年全區實現GDP為13597.11億元，同比增長11.5%。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1981.28億元，同比增長17.1%；第二產業總增加值4744.45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7071.85億元，同比增長26.64%。

（二）新疆邊境貿易發展狀況

摘  要：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本文從中日兩國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應對措施與效應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以期為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實現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關鍵詞：日元升值；人民幣升值；比較

    人民幣升值問題已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人民幣升值將會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巨大影響甚至是嚴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經濟還沒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是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一環。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從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原因及應對措施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中日貨幣升值的背景比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

    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周期性經濟危機，由于美元匯率高估，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嚴重。同時，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也不斷增長，日本積累起的巨額經濟財富使其成了世界級的銀行家，而同時美國也失去了世界放貸者的地位，成為了日本最大的債務國，這就加劇了美日之間的摩擦。

摘要：高等學校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應始終秉承著發展科學的理念培養大量人才，以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一旦高校人才的培養方向和社會所需人才的方向一致，高校人才培養的教育教學和社會發展才會處于相互促進的發展狀態。論文以國際貿易專業為例，從社會上國際貿易緊缺人才需求角度對高校培養模式作了探討，認為國際貿易專業緊缺人才的培養，可從四點做起：一是重新定位培養目標，創新國際貿易人才培養機制；二是優化課程設置，注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三是以產學研為紐帶，建立雙師型師資隊伍；四是與時俱進，建立科學有效的教學質量評估和評價體系。

關鍵詞：國際貿易；緊缺人才；高校；培養模式

緊缺人才是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迫切需要且又數量不足的高層次、高素質和高技能人才。緊缺人才對于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一旦向社會輸入大量剛需型的綜合應用人才，必然會帶動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當然，這一環境下的人才要求必然對高校培養人才的教育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以國際貿易專業為主的人才，高校如何為社會培養大量的實用型人才始終是各個高校高度重視的改革過程。因此，論文以此為出發點，研究了國際貿易緊缺人才需求與高校培養模式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一、基于人才需求視野下國際貿易專業緊缺人才培養方向

1.熟悉國際商務流程，較強的知識應用能力

基于人才需求視野下國際貿易專業緊缺人才培養中，要求人才熟悉掌握國際商務流程，具有較強的具體操作能力，以便于在外貿公司、物流公司、海關以及政府外貿機構就業時會運用計算機辦公應用軟件處理各種單據制作，也要有良好的文件處理的應用操作能力。對此，這主要是外貿公司、物流公司、海關以及政府外貿機構在招聘人才時，契合新時代市場需求以更長遠的發展來提出的人才需求方向。人才需求視野下國際貿易專業緊缺人才的培養，勢必要從企業的長期發展方向來確定具體的培養模式。

2.商務外語基礎扎實，掌握國際商務洽談與溝通技巧

摘要：

中國是最早種植茶的國家，并且將茶傳播至全世界，尤其是在英美等國，茶得到了改良和發展，形成西方的茶文化。中西方茶文化由于其地理位置、經濟發展、主流文化等等原因展現了獨特的魅力。對中西方茶文化的比較既是對茶的發展歷史的記載和對茶文化的補充，也是中西方文化比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豐富了中西方文化比較的內容。

關鍵詞：

中國茶文化；英美茶文化；比較

茶已不再是一種商品而是一種文化，是代表國家特征的標志。茶在中國體現的意境和在歐美國家體現的意境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國，茶如君子之交，淡薄靜雅，而在英國，茶就是一種優雅的姿態，展現了紳士的風度。本文通過對茶文化在世界的傳播發展和“茶”在英語中的表現探討了中國與西方國家不一樣的茶文化，這對研究中外文化有著重要的意義。

1茶在西方國家的發展

唐朝時茶已經成為了一種風靡全球的風雅之物，當時對外貿易相當活躍，不少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并記錄了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再傳回歐洲大陸，引起強烈的反響。中國的茶西行經過廣州、福建等沿海城市再到馬來半島、印度半島最終到達歐洲大陸。意大利的馬可﹒波羅在其《馬可﹒波羅游記》中詳細記載了中國的茶葉，三百多年后的葡萄牙傳教士撰寫了一部專門介紹中國茶葉的書并刊登出版。從此，中國的茶走上歐洲發展道路，讓無數歐洲人了解茶并喜歡上茶。最初引入茶進人們視野的是葡萄牙人但真正推廣的卻是荷蘭人。葡萄牙人通過馬可﹒波羅的游記對東方茶葉好奇無比，借助當時海上霸權的地位和發達的海路運輸技術，入侵中國，獲得中國最早的貿易權，得到大量的茶葉并運回國，引起上流貴族的關注和好奇。但是因為葡萄牙人注重國內自身消費而沒有國際貿易的意識，所以并沒有將茶全面推廣，真正實現茶葉推廣的是后來居上并擊敗葡萄牙的海上馬車夫—荷蘭。荷蘭通過大量的貿易將茶帶進歐洲市場，帶入歐洲人的生活中，并使其成為時尚的象征。除了進口各種茶葉之外，還將配套的茶具也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場上銷售。雖然荷蘭將茶有效地傳播到歐洲各地，但是并沒有形成全面飲茶的氣候，只有少部分地區已經接受茶這個新的事物。到了18世紀，強大的日不落帝國英國替代了荷蘭海上貿易的地位，也將茶的貿易規模不斷擴大，使茶走進英國貴族的日常生活中，發展成為一種英國茶禮儀，最終走進了英國百姓家庭。英國人自此以后鐘愛喝茶，尤其是紅茶，更是將茶作為貴重物品招待客人，也會在聚會時品嘗享用紅茶的香甜。至此，茶的發展并沒有止步，而是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傳入了美國，在傳統茶的基礎上改造成風靡全球的美國冰茶。茶在不同國家得到不同的發展，形成了不同的茶文化，中國的茶文化與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茶文化迥然不同，不僅僅因為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同而不同，還因為受所處時期的主流文化的影響不同使得茶文化在各國有了新的發展。

引言   海外白銀大量輸入中國及其影響，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在這方面進行研究的外國學者主要有艾維泗(Atwell)[1]、弗林(Flynn)和吉拉爾德茲(Giraldez)[2]等。中國學者全漢升[3]根據歷史資料對明代美洲白銀輸入中國作了一番梳理，錢江推斷“1570-1760年中國與呂宋的實際貿易額可達到三億比索，約折合白銀二億二千五百萬兩”[4]認為晚明中國白銀貨幣化的進程刺激了日本、美洲白銀的開采。上述學者的論文對筆者寫作本文有很大啟發，但他們沒有清晰詳細地對白銀流入中國的渠道進行考察。本文的工作是，根據史實，對明代海外白銀流入中國的渠道進行一番考察。   明中后期由外國輸入的白銀，主要是南美洲白銀和日本白銀。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的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總產量的近百分之八十。日本白銀礦藏量也極大，被歐洲人譽為“銀島”。據估計，十七世紀初期以前，日本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正是由于與中國貿易的另一方“均無他產”，但有豐富的白銀蘊藏和儲備，所以“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①而中國物產雖豐富，白銀卻稀缺。中外雙方在貿易中找到了契合點，所以導致了絲綢、陶瓷外流，而白銀內流的局面。中外海上貿易有三條主要航線：歐洲、美洲、日本。中國對歐洲貿易航線為“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馬六甲-澳門”，澳門是中歐貿易樞紐；中國對美洲貿易航線西端起點為福建的月港（今龍海海澄）、廈門和廣州等地，以菲律賓的馬尼拉為中轉口岸，其間澳門一度壟斷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貿易，東端終點為墨西哥阿卡普爾科（Acapulco）；中日貿易分直接貿易和通過葡萄牙人進行的澳門-長崎轉口貿易兩條途徑。明中后期白銀內流，由航海時代的海上“三劍客”———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擔綱；而日本，憑借與中國傳統的交通往來和地理上的優勢，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   一、中國與歐洲海上貿易航路   15世紀是人類大航海時代的開端。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繞過好望角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線；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范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伴隨著西方物質生產水平的提高，“黃金熱”、“香料熱”成為驅使歐洲人一次又一次遠洋探險、尋找“新大陸”的強勁動力。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大西洋、波羅的海國家相繼進行全球性海上擴張和殖民活動，開啟了“地理大發現”和隨之而來的世界性海洋貿易時代。   葡萄牙人是海上擴張的急先鋒。葡萄牙擁有長達800多公里的海岸線和眾多港灣，其中里斯本為世界良港之一。但至15世紀末，這個國家也只有110余萬人口，經濟并不發達。葡萄牙是第一個擺脫摩爾人（穆斯林）統治，完成民族統一的歐洲國家。在與摩爾人的長期戰爭中，葡萄牙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懼的海軍力量，在建造能夠容納大批水手從事長距離遠洋航行的“大船”方面，也勝過其他國家。   1415年，綽號“航海家”的亨利親王（HenrytheNarigator）率葡軍攻占摩洛哥休達（Ceuta）港，揭開了葡萄牙向海外擴張的序幕。自此以后，葡萄牙人開始一系列震驚世界的壯舉。1487年，巴托羅繆•迪亞士（BortholomewDiaz）成功航行到非洲南端的“風暴角”，后改名“好望角”。1498年，達伽馬率領葡萄牙船隊抵達印度。16世紀初，葡萄牙人相繼控制了波斯灣口忽魯謨斯（今伊朗阿巴斯港南的格什姆島）、印度西海岸第烏（Diu）等有戰略意義的貿易據點，建立起印度洋的制海權。1510年，葡萄牙人占領印度西海岸的果阿（Goa），作為控制印度洋貿易的海軍基地和東方殖民地的首都。隨后占領了當時亞洲最重要的一個商業據點馬六甲，在科倫坡（Calombo）、蘇門答臘、爪哇（Ja-va）、加里曼丹（Kalimantan）、蘇拉威西（Salawesi）和摩鹿加群島（今馬魯古群島，Maluku）等地建立商站，控制南海貿易。   葡萄牙王室壟斷果阿、馬六甲、澳門等亞洲主要商業據點的貿易和香料貿易，對馬六甲對香料的壟斷持續到1533年，在摩鹿加群島的壟斷地位持續到1537年。葡萄牙商船給各國市場運去中國的生絲、絲織品、陶瓷等，給中國市場則是大量白銀。1516年，葡萄牙人佩雷斯特羅(RafaelPerestello)獲得馬六甲官員的準許，從那里乘坐一艘中國帆船前往中國。   1517年，葡王曼努埃爾一世遣使臣托梅•佩雷斯（TomePires）抵達廣州。托梅•佩雷斯使團出使本欲建立通商關系，然葡萄牙使臣“潛入京師，見部不拜，朝欲位先諸夷”，①全然不顧中國溫良恭儉讓之禮，使團翻譯火者亞三自恃與佞臣江彬關系密切，驕橫跋扈，尤為舉朝大臣所深惡。武宗駕崩未幾，火者亞三即與江彬同案被處死，葡萄牙使臣被遣押回廣州，其出使一事無成。葡萄牙人并不甘心，設法贏得了中國地方官員的信任，走私與合法貿易雙管齊下，終于打開對華商路。1553年，在澳門附近活動的葡萄牙人買通廣東海道副使汪柏，借口晾曬貨物，需要上岸短暫停歇，正式獲準在澳門暫住。此后，葡萄牙人不斷擴充勢力，逐漸壟斷澳門貿易。澳門自開埠后，拓展了與歐洲、印度、日本、菲律賓、東南亞乃至美洲的貿易，開辟了澳門-果阿-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阿卡普爾科、澳門-東南亞各港的國際貿易航線，澳門隨成為中國對外交流的門戶與東西方海洋貿易的一個樞紐。   葡萄牙人起初主要用印度洋、東南亞地區貨物交換中國貨物，隨著中國貨物在歐洲銷路日廣，葡萄牙人逐漸改用現金采購中國貨物，1582年（萬歷十年）后基本全部以白銀結算，中國海關向葡萄牙商船征稅也均以白銀計值。后來荷蘭、英國等國商人亦躋身對華貿易“，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馬六甲-澳門”貿易航線的西端從里斯本擴散到了多處港口，但東端一直集中在澳門，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前，澳門作為歐洲各國對華貿易最重要的中轉港口地位由此可見一般。#p#分頁標題#e#   葡萄牙人海上擴張的巨大進展刺激著西班牙人的神經。西班牙海軍將領米蓋爾•洛佩斯•德•利雅實比（MiguelLopezdeLegaspi）于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率艦隊自墨西哥出征菲律賓，1571年建立馬尼拉殖民首府，1585年設都護府，歸新西班牙總督區（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區）管轄。由于那時的菲律賓群島尚屬蠻荒之地，本地物產低下，難以維持殖民當局開支。在菲律賓剛剛立足，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從馬尼拉派遣兩名傳教士和兩名軍官前往漳州，希望與中國締結商約，積極從事對華轉口貿易來獲取中國方面的日用消費品供給。而且為吸引華人來菲移墾經商，殖民當局對華人商旅、華貨采取了一些保護、獎勵和優惠措施。從事對菲律賓貿易的華人，為菲律賓早期的開發與經濟繁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約翰•福爾曼（JohnForeman）在《菲律賓群島》一書中談到：“華人給殖民地帶來了恩惠，沒有他們，生活將極端昂貴，商品及各種勞力將非常缺乏，進出口貿易將非常窘困。真正給當地土著帶來貿易、工業和有效勞動等第一概念的是中國人，他們教給這些土著許多有用的東西，從種植甘蔗、榨糖和煉鐵，他們在殖民地建起了第一座糖廠。”[5]   值得一提的是，兩個原因使得海外貿易有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和前提：“御倭戰爭”的勝利及其隨之而來的明朝政府的開放政策。以嘉靖二年（1523年）“爭貢之役”②為標志，荼毒中國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嘉靖四十三年（西元1564年）2月福建仙游之戰，戚家軍殲滅最后一支倭寇主力，殘寇奪漁舟遠遁海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勾結倭寇多年的大盜吳平從海路竄逃安南途中被閩、粵官軍全殲。重回平安的沿海形勢使剛剛即位的隆慶皇帝倍加珍惜，他接受了“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的歷史教訓，史載“隆慶改元年，福建巡撫涂澤民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③。   明政府隨重開中斷40余年的海外貿易。隆慶開放海禁后，明政府對私人出海貿易仍有若干限制，例如海商不得前往日本，出海者須由政府發給憑證（稱為“由引”），但出海貿易的決不僅僅限于那些有官府“由引”的船只。中國海岸線漫長，海商們熟悉地理形勢，沒有由引也照樣私自出海。當然海商通過向海關官員行賄，可以得到出海憑證。有的海商則通過轉借來的出海憑證出海。顧炎武對此現象評價道“：奸民有假給由引、私造大船、越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鶩，其于凌風破浪……違禁私通，日益月盛”④。在出海貿易高額利潤的誘惑下，明朝的一些官員也卷入到海外貿易中來。1608年前后，西班牙人在澳門購買并輸往馬尼拉的貨物總值20萬比索，其中絲織物價值占總值的95%。1619－1631年，葡萄牙人通過廣東、澳門每年向菲律賓輸出生絲和綢緞價值150萬比索。這些絲綢大部分又轉輸美洲和歐洲。除了輸出中國的絲織物品外，西班牙人也把廣州的黃金運往美洲或西班牙出售，獲利十分豐厚，利潤可達75%－80%。   二、中國與美洲的海上貿易航路：“大帆船貿易”   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初次到達菲律賓的時候，就已發現菲島存有中國物產。1521年，麥哲倫在候蒙洪島上看到過中國的絲織品，在里馬薩瓦島看到過廣州制的瓷罐子，在宿務島上看到過中國的描花漆碗和黃色絲織頭巾，并從宿務居民口中得知，這個島和中國有直接貿易關系。1565年，墨西哥與菲律賓之間的航線開通。美洲的白銀經數條路線運往馬尼拉，再由馬尼拉流入中國。1574年（萬歷二年），兩艘馬尼拉大商帆從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爾科啟航，橫渡太平洋抵達菲律賓群島。在馬尼拉，用白銀換取中國的絲綢、棉布、瓷器等物品，再將這些物品運往墨西哥阿卡普爾科，著名的馬尼拉大商帆貿易正式投入運營，時稱“大帆船貿易”。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航線。中國海商與菲律賓西班牙人的貿易，因中國王朝政府嚴禁外國商人入境，只能在菲律賓進行，故馬尼拉大商帆又有“中國之船”稱謂，它裝載的貨物主要是中國貨，船員中有許多中國水手，而且建造者也主要是旅居菲律賓的中國技術人員和工人。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航線自1574年開始至1815年結束它的使命，歷時長達近兩個半世紀之久。“大帆船貿易”的繁榮，致使西班牙本土原本很發達的絲織業急劇衰落。1573年，菲律賓省督拉米沙禮斯報告西班牙王說，西班牙也好，墨西哥也好，所能輸出到中國去的貨物，“沒有一樣不是中國所己經具備的。所以，對華貿易必須向中國輸送白銀。”⑤1584年，馬尼拉殖民政府法官達發洛斯報告西班牙王說，“中國人每年把所有的金銀都弄走了。我們沒有貨物給他們，除去〔銀幣〕里爾以外，什么都沒有，請陛下命令指示我們怎么辦。”①1586年,有人自馬尼拉寫信向西班牙國內報告“此處以大量之銀及銀貨交換中國物品，此項銀及銀貨，除一小部分殘留本島外，其余大部分，均由華人運回中國”②。從馬尼拉向西屬美洲販賣中國絲綢的利潤，最高可達百分之一千。③大利所在，人爭趨之。福建漳州、泉州商人紛至沓來。   1570年（隆慶四年）戈第（MartindeCoiti）船隊初抵呂宋時，馬尼拉華人僅40名?？芍寥f歷十年（1582年）時，馬尼拉華人之多，已使馬尼拉殖民當局決定在馬尼拉市區東北部巴石河畔開設專門的華人社區———八連（Parian）。[6]1589年8月9日，菲利普二世下令給菲律賓總督，對中國商人輸入的糧食、軍需品、軍需品制造原料等物資給以免稅待遇，這大大刺激了中菲貿易的發展，旅菲華人數目隨之劇增。到16世紀90年代，馬尼拉華人數目已達2萬余，其中多數是商人和手工業者；而全部西班牙人滿打滿算，把駐軍包括在內，也僅有2000名。[7]馬尼拉轉口貿易規模之大，從船舶大小及年均進港數目可見一斑。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線上通常是兩艘大商帆編隊航行，每艘排水量一般在千噸以上，1746-1761年間航行于太平洋上的羅薩里奧號為1710噸，1762年被英國海盜劫掠的圣特里尼達德號則達2000噸。南下的中國商船多為二桅平底帆船，載200-400人。據學者羅榮渠統計，馬尼拉年均進港華舶數目為：1580年代，24.5艘；1590年代，23.5艘；1600年代，年均26.6艘；1610年代，年均36艘；1620年代，年均13.7艘；1630年代，年均28.7艘；1640年代，年均15.3艘。[8]美國學者威廉•萊特爾•舒爾茨（WilliamLytleSchurz）在其《馬尼拉大商帆》（TheManilaGalleon）一書中稱，1575-1815年間，除特殊情況外，每年駛往馬尼拉的中國帆船數一般在20至60艘之間。據估計，中國商船運來的貨物一年繳付的關稅是4萬比索，當時的稅率為船運價值的3％，據此計算，每年運入馬尼拉的商品價值約130萬比索。時任菲律賓最高法院院長、總督的安東尼奧•德•莫伽（AntoniodeMorga）感嘆道：“倘若沒有中菲貿易，菲律賓群島便無法維持。”足見對華貿易之重要性。[9]#p#分頁標題#e#   依靠對華轉口貿易，馬尼拉崛起為當時亞洲最大貿易中心之一。1580年，兩艘澳門商船抵達馬尼拉，澳門-馬尼拉航線投入運營，葡船所裝載貨物以中國貨為主，次為日本、印度產品，返程時裝運的絕大多數是白銀。1594年，西班牙國王敕令，禁止菲律賓、墨西哥直接對華貿易，將此項貿易特權留與澳門葡萄牙人獨享。澳門與馬尼拉貿易迅速擴大，1619-1631年間幾乎獨占了中國和馬尼拉之間的貿易。費爾南多•席爾瓦1626年稱：“如果沒有從澳門運來這些東西，新西班牙的船只就無貨可運。”[10]   為適應對歐洲、美洲貿易急劇增長之需，自16世紀下半葉左右始，廣州形成了一年一度、為時兩三個月乃至四個月之久的商品交易會，自1580年（萬歷八年）起增加為每年兩次。兩次交易會的時間安排分別與西南季風、東北季風相吻合，商人們在廣州采購后可以即刻啟航，不致占壓資金。每年一月冬季“廣交會”開始，澳門的外商云集廣州采購貨物輸往馬尼拉、印度和歐洲；每年六月夏季“廣交會”開始，澳門的外商又來到廣州采購貨物輸往日本。對華貿易的興盛，使太平洋貿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貿易，從貿易投資方向可見一斑。1618-1621年間，美洲投入對歐貿易資金為150萬比索，而對東方貿易資金為165萬比索。[11]1603（萬歷三十一年），肇始于明神宗派人呂宋機易山“勘金”，西班牙殖民者對馬尼拉華人進行大規模的屠殺。據估計，有24，000名華人遭殺害或被投入監獄。對華人的第二次大屠殺發生在1639年，原因與中國商品競爭力有關。   中國紡織品涌入墨西哥，使得西班牙商品銷量到17世紀初下降了一半以上，造成墨西哥的西班牙絲織業日漸倒閉，而大量的銀元又被走私到菲律賓，甚至連秘魯的銀元也流向墨西哥以購買中國的貨物，結果墨西哥的經濟走向蕭條，馬尼拉的財政也遂逐漸枯竭，殖民者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稅收，從而導致了政治危機和對華人的大屠殺[12]。西班牙殖民者滅絕人寰的大屠殺，必然使中菲之間的貿易大受影響。1604年僅有13艘中國商船到達馬尼拉，中菲貿易額由1603年的133萬比索驟減到1606年的53萬比索，對中國貨物征收的進口稅也驟然減少了4萬比索。   三、中日海上貿易：“廣州-澳門-日本”航線   日本因富產白銀，16世紀后期以“銀島”而聞名于世。顧炎武說“日本無貨，只有金銀。”④日本對中國商品的依賴性很大，“大抵日本所須，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瓷器，湖之絲棉，漳之紗絹，松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⑤。然而，中日直接貿易長期受到不正常外交關系的抑制。自元世祖侵日開始，中日關系已不正常。朱元璋雖在《皇明祖訓》中將日本列入“不征諸國”名單，同時卻告誡子孫：“（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為不軌，故絕之”。胡惟庸勾結日本人謀反、倭患頻仍和豐臣秀吉侵朝更使兩國關系一落千丈，明廷將對日貿易列為禁止之列，就是到隆慶元年重開海禁時仍將日本排除在外。明廷雖然禁止商人去日本交易，但由于“販日之利，倍于呂宋”⑥，商人的趨利本性和沿海豪門高官的私欲最終使貿易制裁措施成為一紙空文。日本的石見、秋田、佐渡等礦山都盛產白銀，十七世紀中葉又引進的新式白銀冶煉法“灰吹法”，使日本的白銀產量急劇上升，占世界產量的近四分之一，因而儲備了足夠的貿易用銀。   “日本國銀子多產，故上國之人交通往來販賣，而或因漂風來泊”。⑦走私貿易成為中日貿易的主要形式。1544年12月到1547年3月的兩年多時間里，赴日走私貿易因風漂流至朝鮮而被解送回國的閩人即逾千人之眾；⑧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4月）朱紈指揮雙嶼之役，估算在外洋往來走私貿易的海船有1290艘⑨。在中日走私貿易中，葡萄牙人和荷蘭人起著很重要的中介作用。他們從長崎把白銀運往澳門，再將買來的中國商品運往長崎，如此往來，獲利甚巨。葡萄牙人最先敏銳地意識到了中日不和所給他們創造的巨大商機。1555年12月1日，耶穌會士盧伊斯•弗羅伊斯在寄自馬六甲的一封信中寫道：“對那些欲赴日本的葡萄牙人來說，中日之間的這一不和，不啻是一大幫助；因為，中國人不會到那兒去出售他們的商品，葡萄牙商人便可趁此良機，通過談判來處理自己的世俗商務。”[13]1543年，葡萄牙人被中國從廣東驅逐出來，來到福建和浙江一帶活動，隨后與中國海盜王直同船到達日本，葡日很快就建立了比較友好的通商關系。1545年，葡萄牙和日本開始通商；1550年前后，嘉靖年間中國海盜王直曾盤踞多年的平戶（今長崎縣平戶市）成為日本外貿中心；1571年，長崎成為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基地。葡萄牙人經營葡日貿易網絡進展神速。甚至在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剛剛占據澳門時，葡萄牙人就主動招引日本人赴廣東方面貿易，還在澳門收容了不少日本人，最終將“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馬六甲-澳門”貿易航線延伸到日本，建立了以澳門和長崎為軸心、以葡萄牙人為中介的中日間接貿易網絡。   由此日本生產的白銀開始外流，其中大部分為葡萄牙商人所得。葡萄牙歷史學家估計，在17世紀初葡萄牙大商帆每年從日本運出的白銀價值超過100萬金幣。[14]葡萄牙人在日本進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是，日本沿海諸大名希望借助葡萄牙人，一則從對華貿易中獲取盡可能大的經濟利益，二則獲取先進西方火器贏得對其他大名的軍事技術優勢，①故均優待葡萄牙人。耐人尋味的是，16世紀基督教在日本傳播比較廣泛，并贏得部分大名的支持，實際上也存在貿易利益動機，美國學者約翰•惠特尼•霍爾（JohnWhitneyHall）就此指出，九州的若干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通商才接受基督教。[15]繼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荷蘭殖民者，他們在無法取得直接對華貿易的情況下，于1625年非法占據臺灣島南部，切斷中國與馬尼拉之間的貿易，企圖在中西和中葡貿易中分一杯羹。荷蘭人以臺灣為據點，對福建沿海實行封鎖，到馬尼拉、澳門、印度支那以及整個東印度貿易的船只均會遭到攔劫。中國大陸商船在遭到攔劫后，只好轉向與臺灣的荷蘭殖民者貿易。據荷蘭駐臺灣總督皮特•納依茨（PeterNuyts）在1629年說：“中國船逐漸轉到我們這里貿易，在最近五年里，很少有到馬尼拉的。”[16]即使有膽敢去馬尼拉的，也不敢多載貨物。在荷蘭殖民者的這種強制貿易情形下，荷蘭在臺灣與中國大陸商船的貿易額迅速增長，如1626年到菲律賓貿易的中國商船載運的生絲僅40擔，而到臺灣的船只卻載運了900擔。葡萄牙從事中日中介貿易利潤豐厚，一直令荷蘭人垂涎。#p#分頁標題#e#   荷蘭人千方百計拉攏德川幕府，不擇手段排擠葡萄牙人在日勢力，企圖取而代之。1636年，荷蘭通報日本當局，在好望角附近一艘葡萄牙船上繳獲在日葡人和天主教徒要求葡王征伐日本的一封信件；接著又發現一封致澳門葡萄牙殖民當局的“謀反”信件，其內容大同小異。1639年，德川幕府頒發第五次鎖國令，下令驅逐葡萄牙人；次年，日本又處死一個從澳門來的葡萄牙使團首腦，葡日貿易網絡由此破裂。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之后，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日貿易額大增。他們控制了中國生絲在日本的貿易，每年通過他們之手進口到日本的中國生絲數量自1633年開始上升，1637年為15，000斤，但是到了葡萄牙人被逐出的1640年卻躍至83，000斤，翌年上升到100，000斤，此后一般保持在6－7萬斤[17]。從日本運出來的大多數是白銀，基本上都流入中國。據日本學者巖生成一統計，在明嘉靖三十九年至萬歷二十九年(1560-1601)，日本白銀每年出口額是33.75至48.75噸，到17世紀初年，達到130-160噸，約占世界銀產量的30％-40％。[18]   結語   弗蘭克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世界經濟秩序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的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19]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的商品。于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20]。日本金銀礦山開發在16世紀中葉出現激增，從那時開始，到17世紀前半期的一個世紀，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銀產量最多的時代，金銀在那個時代出現了大增產，其中以銀的增產最為顯著。以1596-1623年的50年間是最盛期。16世紀后半葉日本的輸出品中，白銀據有獨占地位。[21]巧合的是，美洲白銀的大量開采和出口，也是在16世紀40年代以后，正值晚明嘉靖年間。這個時期中國貨幣稅收的份額越來越大，最終演變成完全用白銀交納的“一條鞭”法的稅制。一條鞭法改革之后，明代中國對白銀似乎有一種無限渴求。一位英國商人對這種情況進行了描述，1635年當他的船停靠在澳門時，他注意到他所遇到的中國人都在尋找機會獲取白銀，“這種急切程度并沒有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地方的情況而有所降低，一旦得到很快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他們獲取白銀的那種無止境的欲望簡直難以置信。”[22]17世紀末在菲律賓的西班牙觀察者們也是用同樣的詞匯來描述這種“無止境的欲望”。這種對白銀的急切需求解釋了為什么在17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國商人情愿冒著如此大的風險來菲律賓做貿易。   可以說，中國對白銀的巨大需求直接導致了美洲和日本銀礦產出的突然劇增，而美洲和日本對中國產品的巨大需求則是其根本原因。由于中國的制造業在世界市場上具有高產出、低成本的競爭力，因此中國能夠有效地提供這種商品供給。明朝中后期海上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后果是，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競爭力，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中國從宋代至元明時期，商品經濟有很大發展，市場繁榮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紀以前，總是經歷周期性的貨幣短缺。每當商業和市場發展，貨幣供應量就出現不足。廢除海禁，與世界各國通商，帶來海外大量白銀的輸入，促成了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商幫的形成、市鎮的興起。明政府在此形勢推動下，改革兩千多年來以征收實物為主的田賦制度，明萬歷年間實行“一條鞭法”，“計畝征銀”，最終在制度上確立了以銀錢取代實物的納稅方式，由此建立起以貴金屬白銀為基礎的貨幣制度。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說明：如果沒有大量海外白銀輸入，明代銀本位制不可能穩定。明代銀本位制的一個致命缺陷在于貨幣供給的不穩定。由于國內白銀無法自給自足，大明王朝的白銀來源嚴重依賴海外進口，海外白銀輸入為明代銀本位制的穩定奠定了基礎，由此帶來了16-18世紀中國商品經濟的繁榮。   本文的研究還有助于糾正一個錯誤的史學觀：中國到了鴉片戰爭以后才被迫向世界開放。事實上，在1500-1840年間，中國并未”閉關自守”，相反，中國同西方及東亞的國際貿易成長迅速，海外貿易對東南沿海的經濟繁榮和市鎮崛起及全國市場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23]。當時的中國，雖然政府還是推行閉關政策，但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已經融入全球化的網絡之中了，而且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當時不僅鄰近的國家要與中國保持朝貢貿易，或者以走私貿易作為補充，而且遙遠的歐洲國家、美洲國家都卷入與中國的遠程貿易之中，使以絲綢為主的中國商品遍及全世界，而作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產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銀則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24]本文的研究為此提供了實證資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