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翻譯論文范例

一、散文與散文文學   散文以其龐大的數量、繁多的品種在萬紫千紅的文學百花園中呈艷麗于一壇。散文文學既有文學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點而別于其它文學形式。   一篇優美的散文同一首美妙的詩歌一樣令人愛不釋手、回味無窮。   散文與散文文學是同一事物的兩個不同概念。   散文是相對韻文而言的。廣義上的散文是指書面語或口頭語的非格律形式,是韻文的對立面。英文的散文一詞prose最初源于拉丁語prosa(oratio),它的原義是“直截了當的談話”。十一世紀諾曼人征服盎格魯•撒克遜人后,隨著法語詞匯大量涌入英國詞匯之時,prose一詞才由古法語變成了中世紀英語詞。由此,人類最初是從語言的形式上獲得散文的概念。它是一種實用性很強的語體與文體,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然而,散文并不都是文學作品,只有當散文脫離了純實用性目的,成為部分人或作家個人為解釋某事,或對某一主題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思想感情而用散文形式創作的作品才成為散文文學。正如原始人類在高興時所表現出來本能的手足動作尚不是舞蹈藝術一樣。小說和故事也是以散文的形式寫成,但散文作家的寫作主要在于針對事實的邏輯性陳述與解說,以及他們的觀點與態度,他們的興趣不在于講故事本身。   散文文學同樣貼近人類生活的各方面。就其涉及的內容,文學性的散文有個人事務、情思、哲理、歷史、科技、傳記、游記等方面。就其文體形式,有小品、隨筆、素描、特寫、書信、扎記、演說辭,也有語言優美、文句典雅的散文詩。散文文學既可作茶余飯后、或勞頓疲乏的消遣休閑手段,亦可作為陶冶情操的借助,是言辭文章的范本,也是治學求知的師友。散文擁有比戲劇、詩歌、小說更多的讀者。無論文人墨客,學者仕人,還是市井平民,沒有人從來沒有涉獵過散文作品。正是散文文學的這個特點,使它在世界各國文學中能成為繁榮的一簇奇葩。   二、早期英語散文的特點   中國最早的散文作品在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的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而公元7世紀至11世紀初的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英語散文還處在早期階段。文學的起源與發展和民族歷史進程相聯系。公元5世紀時,歐洲大陸日爾曼民族中的盎格魯•撒克遜、朱特部落相繼遷入大不列顛島,在那里建立起各自的小王國。公元7世紀時,英倫島上的諸小王國才慢慢統一起來,形成盎格魯•撒克遜王國。英語散文也就從這時開始了。   與許多國家不同的是,早期的英語散文并不是直接用英語寫成,而是用拉丁語寫成。其內容主要為歷史事件和宗教活動的記載。公元7世紀時,英國成為了基督教的國家,能夠讀書寫字的文人都是教會人士。他們的宗教活動使用的是拉丁語。因此,用拉丁語寫文章便成為時尚,是少數人的特權。7世紀末8世紀初的彼德(Bede)就是這類寫拉丁文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一生服務于教會,著作頗豐,論涉廣泛,然而全都以拉丁語寫成。他的代表著作《英格蘭民族的宗教史》(TheEcclesiasticHistoryoftheEnglishNation)記載了羅馬人入侵英格蘭到公元8世紀前三十年英國歷史的全過程。   人們能夠用古英語讀到他的這部歷史著作是在9世紀末了。盡管彼德是用宗教的觀點來解釋歷史現象,但這本書仍是研究英國早期歷史的重要依據。正因為這樣,彼德被譽為“英國歷史之父”,而不是“英國散文之父”。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用古英語寫的散文是于9世紀末由威塞克斯國王阿爾弗雷德(Alfred)發起翻譯與編寫的《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這部編年史的主要部分是重要歷史事件的逐年記錄,它的作者主要是教會人士。   因此,它的內容也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編年史是古英語散文的杰出代表。在10世紀末與11世紀初,一名叫阿爾弗里克(Aelfric)的僧侶精通拉丁文。他也寫了大量散文作品。但他用古英語寫的散文幾乎都是宗教布道集或圣經解說文。這類作品尚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散文文學創作。   早期英語散文的這些特點一直延續到諾曼征服后的英國。1066年,講法語的諾曼人入侵英格蘭,在英國建立了盎格魯•諾曼王朝。英國正式步入了封建社會。古老的盎格魯•撒克遜語逐步演變成夾雜著大量法語詞匯的中世紀英語。語言的演變也引起了英國文學在內容和形式上的變更。昔日流行的英雄史詩讓位于講述亞瑟王和他的園桌騎士的傳奇故事以及廣泛流傳民間的民歌民謠,特別是關于羅賓漢和他的綠林好漢的民歌。傳奇與民歌多用韻文形式,且不是個人創作的作品。這時的散文也加入了這個文學大轉變的潮流。而用散文形式寫的亞瑟王與園桌騎士傳奇故事的卻是作家個人。十五世紀的托馬斯•馬洛依(SirThomasMalory)是講述騎士故事的代表人物。然而,寫文章要用外語的古風在馬洛依身上依然保存著。他著名的《亞瑟王散文集》(Marted’Arthur)雖然不是用拉丁文寫成,而是先用法語寫成,然后馬洛依自己把它譯成英語散文。英國早期散文以拉丁語或法語寫成的習慣一直延續到16世紀上半葉。湯馬斯•莫爾(ThomasMore)的著名作品《烏托邦》(Utopia)也是用拉丁語寫成,然后譯成英語。這種習慣直到英國文藝復興后才最終結束。   三、英國的文藝復興運動與英國   “散文之父”的產生英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在時間上比歐洲大陸慢了一拍,在歐洲大陸主要國家里文藝復興在16世紀已經轉入尾聲。而在英國,此時文藝復興正是高漲時期。英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始于一批“牛津改革者”宣揚人文主義思想。其中,最杰出的“牛津思想家”代表人物是湯馬斯•莫爾,他的人文主義思想最集中地通過他的散文著作《烏托邦》(Utopia)表現出來?！稙跬邪睢酚美∥膶懗?在出版了31年后才譯成英文?！稙跬邪睢凡辉偈侵v述傳奇故事的文體,而是采取三者談話的方式來表達作者的思想。這種文體表達的內容更接近現實社會生活。在這種散文文體的基礎上發展出短篇小說型的散文體。#p#分頁標題#e#   16世紀后期,一種新型文體盛行于英國,即“小說散文”(Prosefiction)。“小說散文”雖然包含有一個簡單的故事,通常是個愛情故事,但結構并不復雜。作者并不以創造故事情節為主要目的。   “小說散文”并不是小說,而是一種突出某種語言風格的散文體裁。這種語言充溢著結構長而復雜的句子,講究音調的平衡,句子的對仗、排比、使用人工雕鑿的,牽強附會的修飾或比喻。這種散文文體又稱為“華麗散文”,英文為“Euphuisticprose”,與中國六朝時期盛行的“駢文”相似。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時代,這種文體極其盛行于宮廷與上流社會的書面與口頭語言交際中,特別是名媛貴婦們不僅要會說法語,而且要學會用Eu-phuism體。   英國第一個“小說散文”的作家是約翰•李利(JohnLyly)。這種文體名稱“Euphuism”就是由李利的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演變而來。詞藻華麗的駢文似的散文體在伊麗莎白一世和李利死后就沒落了。但是這種文體使英國散文更貼近現實生活。   在英國文學發展道路上,這種文體為散文的繁榮,為十八世紀初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的產生創造了條件。英國的文藝復興是“英國散文之父”得以在十六世紀末產生的催生婆。一個從來都沒有想到要做文人作家,只想在政界官場奮斗的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最終成為了英國“散文之父”有其偶然因素,但也是英國文學歷史發展的必然。培根在遭受了政治上的大挫折后,只好拾起他的科學研究興趣,從事科學實驗與哲學研究,并在這方面有所建樹。培根在記錄和發表他的科研成果報告時,也是用拉丁語寫作。而在他科研閑遐之時,對某一社會問題發表他的意見或感想時,他才用英語寫出來。1597年,搜集有10篇文章,在《散文集》的書名下,培根的散文集第一版問世。   這就是英國第一部以英文寫成的散文文學作品集。   此后,文集不斷擴大再版,到1625年,《散文集》已包含有58篇文章了。   培根的《散文集》涵蓋了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主題。培根以睿智的眼光洞察社會,解析生活。培根的一些見解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看來,也不失它的正確性?！渡⑽募分械囊恍┟?被人們反復引用,已經變成世人皆知的格言了,如“知識就是力量”?！渡⑽募返恼Z言高度精煉,簡潔。盡管有人說培根的散文集是他嚴謹的科學與哲學思想的副產品,但它的價值永存。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即使在他的寫作塵土中也能找到金子。”《散文集》是英國散文文學發展史中的一個里程碑,從此后,英語散文文學進入了繁榮與具有自我特點的發展之路。培根的散文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在語言風格上,都給后世英國散文文學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英國文藝復興的末期,十七世紀初的另一個影響到英國散文進程的大事便是《圣經》全文的英譯本完成與出版。中世紀的英國在進行宗教活動時,《圣經》是直接用拉丁語誦讀的。十六世紀時,《圣經》僅只有片斷,章節英文翻譯本。1604年,繼承英國王位的斯圖亞特王朝的第一個國王詹姆士一世組織了47個學者進行《圣經》全文的翻譯工作。   經過七年的集體努力,英文版的《圣經》全文終于在1611年問世。這就是一直使用到今的被稱為“國王欽定圣經”版本。(KingJamesBibleoftheAuthorizedVersion)《圣經》英譯本除了詩篇部分外,都是以散文體譯成,它的英語純粹,表達力強,文辭生動優美,并且擺脫了“華麗散文”Eu-phuism體的文風。   十七世紀初英國散文發展進程中的另一個亮點就是羅伯特•伯頓(RobertBurton)和他的作品。   他于1621年發表的散文著作《憂郁癥之分析》(TheAnatomyofMelancholy)表面上是一本醫學書或醫科教材。實際上,作品涉及了人類社會的許多問題,把社會與政治弊端與人的身體與精神的疾病相比擬。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文風活潑,文句幽默而機敏,是一部典范的散文作品。   四、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與資產階級專政時期的散文   文藝復興在思想上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準備了條件。英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在伊麗莎白一世女王時期獲得了大發展。斯圖亞特王朝對英國議會的橫蠻態度終于導致了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英國清教徒是這次革命的中堅力量,反映英國清教徒思想的清教文學隨之興起。散文在革命思想的傳播和輿論宣傳中起了重要作用。十七世紀英國最重要的清教徒詩人,《失樂園》(ParadiseLost)作者約翰•密爾頓(JohnMilton)的早期寫作主要是散文作品,在資產階段革命前和革命期間,他的散文小冊子涉及到宗教改革、婚姻、政治、王權等各種問題,成為資產階段革命的鼓動者與宣傳者,革命的代言人。   王政復辟時期散文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體現在文學評論上。這個時期之前,英國尚沒有一部比較系統全面而又客觀的文學評論作品。被人們稱之為“趨炎附勢的兩面派”作家約翰•德來頓(JohnDryden)雖然在他的政治觀點與政治態度上不足以取,但他的一部關于文學評論的散文著作《戲劇詩歌論》(AnEssayofDramaticPoesy)卻是英國文學評論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該著作中,德萊頓以對話的形式,對英國和法國的戲劇家作出了他的評價,特別是對莎士比亞作了比較系統全面的評價。他以兩分法的觀點,指出了莎士比亞的問題,甚至是苛刻的批評,但同時肯定了莎士比亞偉大的成就。作者用了一句拉丁語作為對莎士比亞的總結:QuantumLentasolentintoviburnacyprsssi.譯成英文:Ascypressesgrowtoweringamongtrailinghedgerowshoots.其意為莎士比亞就像生長在低矮籬笆叢中的參天柏樹一樣高大、挺拔,頗有“鶴立雞群”之勢。德來頓對莎士比亞的這一評價奠定了后世人評論的基調。他的文學評論散文思想敏銳,語言簡潔,風格質樸,與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華麗文體天壤之別,與同世紀的密爾頓的復雜長句亦不同。正是這樣,有人稱德來頓為“英國的文學評論散文之父”。#p#分頁標題#e#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經歷了反復,以向封建王權妥協而告終,但是奪取政權的目的的確達到了。英國資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后,它的主要任務除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工業革命外,就是要在思想上用新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和價值觀教育人民群眾,以取代長期以來統治人民的封建思想。這就是十八世紀英國的“啟蒙時代”。英國啟蒙文學的內容與形式都極其豐富多彩,這時的散文文學的發展為整個英國文學的繁榮增添了新的異彩。特別是散文的寫作風格更是異軍突起。   十八世紀的前三十年,在新古典主義盛行的英國文壇上,產生了一個新的散文文學部門,就是期刊散文。1704年,有“英國小說之父”之譽,《魯賓遜飄流記》(RobinsonCrusoe)的作者丹尼爾•笛福(DanielDefoe)開始編輯出版了英國的第一個期刊《評論三周刊》(Review),發表討論政治、道德與文學等方面的散文作品。雖然笛福開英國期刊散文先河,但是這個時期在期刊散文文學上更具影響力的卻是理查德•斯梯爾(RichardSteele)和約瑟夫•艾迪生(JosephAddison)以及他們共同編輯撰稿的期刊《閑談者》(TheTattler)和《旁觀者》(TheSpectator)。這兩個期刊上的文章主要是他們二人的散文作品。他們以清新流暢,簡潔生動而帶有淡淡諷刺味道的語言論涉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杜杂^者》中的文章影響深遠。美國的本杰明•富蘭克林(B•Franklin)曾在他自己的《自傳》中回憶他小的時候,是如何模仿《旁觀者》中的文章練習寫作。   十八世紀下半葉,英國散文文學的不同風格更是各具異彩。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以他辛辣的諷刺文風在英國文學史上留下諷刺作家的聲譽。他的散文作品《我的一點小小的建議》(AModestProposal)成為了英國諷刺散文的典范。   斯威夫特滿懷深切的同情與憂慮描寫了愛爾蘭窮苦人民的悲慘生活,但是文章卻以滿篇反語諷刺的語言寫成。貶語咒罵變成了深沉的愛,奉承與褒獎成了切齒之恨。作者的文句構思與語言表達充分體現了這位諷刺大家的非凡寫作技巧。與斯威夫特散文風格迥然不同,撒繆爾•約翰遜(SamuelJohnson)的散文則充溢著濃郁的古典主義氣息。約翰遜博士以編纂了英國的第一部《英語大辭典》的巨大成就而記入史冊。而他的文學成就,尤以他的散文而馳名文壇。約翰遜散文典雅莊重,文思睿智,才氣橫溢,文句優雅。他絕少用俗語和口語化的句子,他善用排比對偶,明喻暗比。他把排比句發展成三聯排比,把散文寫作技巧推向一個新高度。他的《辭典》最終完成引起了與切斯特菲爾德爵士的風波,這導致了他的一封《致切斯特菲爾德爵士的信》(LettertoLordChesterfield)的出籠。這封信是英國古典主義散文書信的典范,歷來為文學愛好者所欣賞。而他為自己的《辭典》所寫的一篇《序言》,則遠遠超越了一般序言的俗套。它的前半部分是有關語言問題的論文,后半部分則是抒發感情的優美散文詩,把他編寫英語大辭典時既自信而又膽怯的自我矛盾心情表露得淋漓盡致,他的三聯排比句在《序言》里不只一次地用到。   由于有了約翰遜這一位其貌不揚,卻又才智過人的奇才,“約翰遜俱樂部”的頭人,英國才有了一位著名的傳記作家,詹姆士•波士威爾(JamesBoswell)。波士威爾成天與約翰遜形影不離,車前馬后,把約翰遜的言行統統記錄下來,終于成就了他的《約翰遜傳》(LifeofSamuelJohnson)這部巨著。這是英國傳記文學最早的一部經典傳記,也是一部優美的散文作品。   在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英國也產生了著名的歷史散文作家愛德華•吉本(DewardGibbon)。吉本的歷史散文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與滅亡》(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是他十二年來辛勤收集資料,訪問調查的結晶,不僅史料翔實,而且語言精彩,文筆優雅,是英國啟蒙時代的歷史散文里程碑。十八世紀英國散文風格的大發展還表現在演說散文上。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寫了一系列語言雄辯有力的演說散文與書信體散文。他以書信體形式寫的散文《法國大革命之反思》(ReflectionontheFrenchRevolution)語言蒼勁優美,但其思想內容卻是對法國大革命的不解與反對。   十九世紀的英國在經歷了工業革命后,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英國在該世紀完成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國”的過渡,而資產階級的本質也暴露無遺,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日趨尖銳。這一時期英國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經歷了它的輝煌時期,反映了英國社會各階層的現實生活。十九世紀的英國散文文學也在這樣的背景中豐富了它的題材種類。   像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一樣,散文的題材觸及到社會生活的深層與多面,直接地批判種種社會問題。十九世紀的前二十年代,當英國還是浪漫主義思潮統治著文壇時,一批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激進散文家就寫出了許多議論時政的散文作品,這些散文思想激進,內容新潮,文筆犀利,反映出被壓迫人民要求民主和權利的心聲,提倡改革與革命。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高德文(WilliamGodwin),潘恩(ThomasPaine)和科伯特(WilliamCobbet)。農民出身的散文家科伯特創辦的《政治紀事》周刊前后持續達三十多年,猛烈抨擊了英國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揭露了選舉中的丑行,強烈要求政治改革,而對英國的農民,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杰出的散文作品《鄉村騎行記》(RuralRides)既寫了英國農村的自然景色,也寫了社會現實生活。   文章以夾敘夾議的方式,把自然美景與人民的痛苦揉合在一起,以冷峻的幽默和辛辣的諷刺抒發作者的情懷。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巨大成就雖然在詩歌領域,但這個時期也是英國浪漫主義散文的黃金時代,浪漫主義散文的重要代表作家還有蘭姆(CharlesLamb)、赫茲里特(WilliamHazlit)、亨特(LeighHunt)和德昆西(ThomasDeQincey)。   蘭姆從一個業余詩人成為英國杰出的散文家,其作品平易近人,受人喜愛。他的早期作品就是在中國廣為人知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TalesfromShakespeare)。用散文形式講述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故事,他的前人亦有嘗試,但沒有人像蘭姆那樣能用最簡潔生動的語言復述莎劇中的故事,讓那些不懂戲劇原文的人,甚至兒童都能理解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故事。蘭姆散文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的散文集《埃利亞散文集》(EssaysofElia)和《最后的埃利亞散文集》(LastEssaysofElia)中。他的散文風格柔和、優雅而具感染力,文句中幽默神情與哀憐情感凝重又不落俗套。#p#分頁標題#e#   赫茲里特以他的小品散文而著名,而內容卻涉及到政治、經濟、哲學與文學評論多方面,亨特的散文也以文學批評著稱。德昆西是十九世紀前期最后一位重要的浪漫主義散文家代表。他的散文作品《一個英國抽鴉片的人的自白》(TheConfessionofanEnglishOpium-Eater)描述了他自己抽食鴉片的經歷,進而聯想翩躚。散文詞藻華麗、風格輕漫,有“散文詩”之稱。德昆西關于英國“湖畔詩人”的評論散文亦引人入勝。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末,在英國出現的“憲章運動”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工人運動。這次革命運動,在英國文學戰線上的反映就是“憲章文學”。革命性的政治散文小冊子在憲章文學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具有號召性的散文冊子、書信、演說詞與戰斗的詩篇一起為工人運動宣揚了輿論,號召了群眾,組織了力量,鼓舞了斗志。它們在英國文學史上也占有光輝的一頁。   十九世紀的英國散文在品種上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散文作家數目之眾,也是史無前例的。十九世紀中期的一連串作家的名字,就代表了善長于不同題材的散文家。一個由蘇格蘭農民的兒子成長為維多利亞時代著名散文家的卡萊爾(ThomasCarlyle)擅長于文學評論和演說散文寫作。他對彭斯(RobertBurns)的評論散文創立了一種新的文學評論方式。   他的散文反映出他對資本主義社會丑惡的認識,對勞苦大眾的同情。但是,他又害怕群眾的覺悟,害怕群眾革命,只是寄希望于社會的“英雄”。他的這一思想在他演說散文集《英雄與英雄崇拜》(OnHeroesandHero-Worship,andtheHeroicinHistory)中暴露無遺。麥科尼(ThomasBabingtonMacaulay)則以他生動的語言寫歷史散文。他的歷史著作《英格蘭史》(HistoryofEng-land)似是斷代史,卻又不是斷代史。他以小說的描繪加抒情的方法,把枯燥的歷史事件寫成生動的描述文,讀起來令人興趣橫生。臘斯金(JohnRuskin)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藝術評論散文家。他在討論社會問題的同時,把更多的筆墨蘸注在繪畫、建筑的藝術評論上,他的關于中世紀建筑藝術的評論《建筑藝術的七盞明燈》(TheSevenLampsofArchitecture)影響到歐美的建筑潮流。散文家紐曼(JohnHenryNewman)的關注則投向大學教育方面。馬休•阿羅德(MatthewArnold)是詩人,也是著名的文學與社會評論家。   十九世紀中期,隨著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英國散文文壇上又增添了一項新的題材,那就是科普散文的出現。1859年,達爾文(CharlesDarwin)發表了他的著名論文《物種起源》(Onthe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但是由于保守思想和教會勢力的阻撓,達爾文主義尚沒有普遍為人們所接受,更不為普通勞動人民所知曉。生物學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站出來,以演講,寫文章的方式向普通勞動者宣揚達爾文的進化論。他的演說詞散文《一片白堊》(APieceofChalk)把進化論以極其通俗易懂的語言,以人們熟識的事實,解說了進化論的精髓。盡管人們普遍將赫胥黎列入科學家名單,但他的作品開創了科普散文之先河,奠定了科普散文的風格。十九世紀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一些現代主義的思潮,包括自然主義(Naturalism)和唯美主義(Aestheticism),在英國文壇上泛起。人們熟知的戲劇家和小說家魏爾德(OscarWilde)被稱為唯美主義的代表作家。   他的小說《格雷的畫像》(ThePictureofDorianGray)是唯美主義的代表作品。然而,英國唯美主義的興起卻是散文起了先鋒作用。首先在英國倡導“為藝術而藝術”(ArtforArt’sSake)理論的是散文家、文藝評論家沃爾特•佩特(WalterPater)。   他在他的散文集《文藝復興之研究》(StudiesintheHistoryoftheRenaissance)中首先提出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而“為藝術而藝術”正是唯美主義的宗旨。因此,魏爾德是用他的藝術形象,生動而具體地實踐了唯美主義的理論,圖解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十九世紀末,自然主義小說的代表喬治•吉辛(GeorgeGissing)也是散文家。   他的作品《狄更斯之批判研究》(CharlesDickens:ACriticalStudy)以比較現實與客觀的態度評價了狄更斯在文學和語言方面的成就。這個時期,另一位廣為讀者所知的小說家,《金銀島》(TreasureIs-land)的作者斯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如同他的浪漫主義小說一樣,寫了許多散文游記、隨筆和小品,為本來已經題材品種相當豐富多彩的十九世紀英國散文又增添了一個新的內容,即游記散文。   五、二十世紀的英國散文文學概況   當歷史的車輪進入二十世紀后,由于英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英國文學領域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二十世紀的英國已完成了向帝國主義的過渡,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這意味著國內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與壓迫更加殘酷。國內勞資矛盾更進一步激化,工人階級在覺醒。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頻頻發生。國際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爭奪原料和市場,爭奪殖民地的斗爭加劇,最終導致了這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后,一步步衰落下去,昔日的大英帝國最終淪落為美國的幫兇與仆從。英國社會的歷史變遷在文學領域有深刻的寫照,英國散文文學的變化與發展同樣映照了時代的變遷。英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已經度過了它的輝煌高峰時代。   盡管現實主義的傳統仍然被一些作家繼承著,但小說和詩歌領域受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哲學流派的影響,現代主義的作品各顯其能。未來主義(Futur-ism)、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和意識流(StreamofConsciousness)等各種文學思潮像走馬燈一樣出現在英國文壇。英國散文文學也以它自己的特點在這個大變化的文壇上展現一角。二十世紀初期,英國散文文學最顯著的一個變化就是散文寫作轉向非嚴肅性的主題。由于文學創作越來越商業化,散文寫作不再用來討論嚴肅的社會問題,而用以服務悠閑階層的娛樂,或供茶余飯后的消遣。過去英國散文傳統的嚴肅主題被輕松的議論所取代。  #p#分頁標題#e# 由于輕松散文的繁榮,幽默、機敏俏皮加上淡淡的諷刺語言便成為了這類散文的基調。小品、隨筆、速寫一類的散文充溢于報刊雜志和集子。傳統的英國散文中,典雅優美的語言風格被大量的習慣口語化的詞語所代替。這類散文的代表有麥克斯•比爾波姆(MaxBeerbolm)的《再一次》(YetAgain)、《甚至此刻》(AndEvenNow)、《事情:新與舊》(ThingsNewandOld);切斯特頓(G.K.Chesterton)的《巨大的瑣事》(TremendousTri-fles)、《差異的運用》(TheUsesofDiversity)、《一般說來》(GenerallySpeaking);貝洛克(HilaireBelloc)的《論沒什么事》(OnNothing)、《論每件事》(OnEverything)、《論任何事》(OnAny-thing)、《論某事》(OnSomething)。然而,二十世紀的英國散文還是在它自己的領域內發展著。盡管現代主義的文學思潮支配著這個世紀的英國文學創作,但散文仍然顯示出一些新的特點。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散文文學有以下特點。這個時期,傳記散文有了迅速的發展。傳記的寫法突破了舊傳統,從注意積累詳細而充分的史料事實,按歲月的進程寫出一個人的一生發展到有選擇地安排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加以描述,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點。代表作家如斯特雷奇(GilesLyttonStrachey)作品《維多利亞女王傳》(QueenVictoria)就是一部不落俗套的傳記,令人耳目一新。二十世紀中期,“小說散文”(Prosefiction)再度在英國興起。   “小說散文”的文體人們并不陌生,英國在十六世紀就盛行過。約翰•李利在他的“小說散文”中創造了駢文式的Euphuism體。他死后,這種文體在英國衰落下去。我們在浪漫主義散文家蘭姆的作品中可以尋覓到一點“小說散文”的痕跡,但也只是在作品的內容構思方面。二十世紀的散文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Orwell)重又拾起“小說散文”的創作形式,并把它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奧威爾的“小說散文”也包含著一個由簡單的小故事所構成的情節。但他的語言卻簡樸無華,沒有牽強的比喻,不刻意運用排比對偶的語言效果。沒有華麗的詞藻,文句卻有深刻的感染力。他的代表作《大象射殺記》(ShootinganElephant)是描述性散文,描寫發生了什么和可能會發生什么。文章記述了作者在緬甸當警察時的經歷,故事本身并不復雜。作者以小說心理描段生動而細膩地描寫了自己內心的矛盾感情,表露了作者對緬甸人民既同情,又怨恨的矛盾心理。在這篇散文中,作者夾敘夾議,把內心的矛盾,遲疑猶豫的心情袒露在簡單事件的處置上。文章對射殺大象過程的細節描寫使散文具有小說的特點。   然而,奧威爾的政治態度是不值得推崇的。二十世紀的一些作家在戰前與戰后經歷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轉變。有的轉向了左派,而奧威爾卻在二戰后完成了從左派到右派的大轉變。二戰后他的小說以反蘇(聯)反共為主題。對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進行惡意攻擊,為帝國主義的“冷戰”幫了忙。英國散文文學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個突出進步是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評論出現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世界上有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十月革命的炮響,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傳播。在英國文學領域里,一些進步作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和評論文學現象,成為了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家。拉爾夫•?？怂?RalphFox)和克里斯多菲•柯德威爾(ChristopherCaudwell)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怂沟奈膶W評論著作《小說與人民》(TheNovelandthePeople)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對歐洲與英國文學作了批判性評述,遣責了資產階級頹廢主義文學對人民群眾的毒害。   作者堅定地指出,唯有用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創作才有文學的繁榮,因為馬克思主義文學是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在《小說與人民》一文中,作者更進一步提出了作家應該深入到現實生活中去,投身到革命斗爭中去,“為人的靈魂而戰斗”。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怂鼓苡羞@樣的思想確是難能可貴的。   科德威爾是英國另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評論家。他的文學評論著作集中在相繼出版的文學評論集《幻想與現實》(IllusionandReality:AStudyoftheSourcesofPoetry)和《臨終文化之研究》(StudiesinaDyingCulture)。在《幻想與現實》中,科德威爾的評論重點置于詩歌方面,但所用的觀點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他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評論了英國詩歌的發展和詩人的作用,認為詩歌也要滲入到社會的變革中去。在《臨終文化之研究》中,他以革命的觀點評論了戲劇家肖伯納(GeorgeBernardShaw)和小說家勞倫斯(D.H.Lawrence)及其作品。   二十世紀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評論代表了一種進步的思潮。它是在英國形形色色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中異軍突起的一支隊伍。這支隊伍中的一些人自己就是共產主義者,參加了英國共產黨。他們不僅是理論上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他們自己親自投身革命活動。?？怂购涂频峦柖硕紖⒓恿宋靼嘌纼葢饡r的國際旅與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戰,反對弗朗哥法西斯主義,并為此獻出了他們的生命。遺憾的是,英國資產階級文學家編寫的英國文學史冊上沒有給這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評論家留下應有的一頁,正如憲章運動中的憲章文學和作家們不被重視一樣,而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家真正反映了英國勞動人民的心聲,他們是英國先進思想家在文學上的代表。   六、小結   作為文學一部分的散文文學既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整個文學發展道路相一致,也有其自己的發展特點。文學發展的道路是與該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息息相關,同時又給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巨大的影響和反作用?？v觀英國散文文學的發展道路,我們似乎覺得英國的“散文之父”有點姍姍來遲,這正是英國散文文學發展的特點。盡管散文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興起俱來,但長期使用拉丁語和拉丁語散文創作習慣推遲了真正英語散文文學的發展。但是一旦英語散文文學興起后,它的發展就異常迅速,并給了英國社會的發展巨大的推動力,與社會生活緊密相聯。英國散文文學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有了輝煌的成就,它與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浪漫主義時期的詩歌和批判現實主義的小說一樣載入了英國文學史冊。戰后的英國散文文學在進步與反動,理性與沉淪相互沖突的復雜環境中艱難地發展著,歷史將會選擇出人民所需要的文學體裁與題材。#p#分頁標題#e#

漢譯特色分析

近三十年來，在多樣多元的文化背景和自由開放的社會形勢之下，俄羅斯文學漢譯在譯介選題、譯介趨勢、譯介版本、譯介方式、譯介主體以及翻譯理念等諸多方面，都取得豐碩而系統的成就，表現出不同于以往的鮮明特點，為中俄文學交流做出重要的貢獻。

（一）譯介選題多樣化

隨著政治因素對文學譯介干預的逐漸減少與文化界和文學界的思想解放，俄羅斯文學翻譯在選題內容上愈加開放，愈加自由，愈加多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先鋒派、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各種文學流派、不同藝術手法、不同表現方式的文學作品先后被譯介到中國文壇，并在相當范圍內產生不小的影響。

1980年代，先前被視為“修正主義文學”的當代俄羅斯文學，重又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恰科夫斯基、斯塔德紐克、邦達列夫、貝科夫、巴克拉諾夫、瓦西里耶夫、阿斯塔菲耶夫、加姆扎托夫、拉斯普京、別洛夫、羅日杰斯特文斯基、葉甫圖申科、艾特瑪托夫、阿爾布卓夫、羅佐夫、舒克申、萬比洛夫等作家，以及過去受冷落、邊緣化、被批判、被打擊的葉賽寧、帕斯捷爾納克、布爾加科夫、左琴科、巴別爾等作家作品，先后被譯介過來，甚至出現了多個不同版本。八九十年代，最受中國讀者歡迎、對中國作家創作有重要影響的作家是吉爾吉斯斯坦的艾特瑪托夫，他與海明威、馬爾克斯、卡夫卡被認為新時期對中國文學影響最大的四位外國作家之一。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小開本《艾特瑪托夫小說集》（上、下冊）收錄作家早中期的主要作品，其后期代表作《一日長于百年》也于1990年代譯介成漢語。這一時期，文學譯介對象較多集中于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在近萬種俄羅斯文學譯作中，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約占六七成。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俄羅斯古典文學作品已大多譯介為漢語，當代俄羅斯文學則相對陌生令人好奇；其二，同時代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和作家的創作體驗，對封閉國門多時的國人具有相當吸引力；其三，蘇聯當代文學對歷史的深刻反思，對民族健康心態的追尋，對雜色生活底蘊的開掘，對改革趨勢的深刻揭示，對當代人性的多側面描摹，契合著彼時彼刻中國文學的精神內核和社會歷史的時代話語。

198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南北聯手，合作“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的出版工作，其中俄羅斯文學名著占據很大比例。為了彌補叢書下限過早（截至一戰）的不足，外國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袂，編輯出版“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其中包括不少蘇聯文學作品。自1987年起，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佳作選”小型本叢書，其中第一輯包括《黑桃皇后》、《舞會之后》和《圣誕樹與婚禮》。此外，上海譯文出版社還單獨編輯出版了《蘇聯文學叢書》、《外國文藝叢書》，其中既有蘇聯當代文學，又有俄國古典作品，諸如十七卷《托爾斯泰文集》、十二卷《契訶夫文集》、十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四卷《萊蒙托夫文集》、五卷《岡察洛夫文集》、五卷《涅克拉索夫文集》、八卷《奧斯特洛夫斯基文集》。值得關注的是，在出版二十卷《高爾基文集》之外，因政治原因而長期遮蔽的《不合時宜的思想》一書也被譯介到中國：1998年，朱希渝翻譯的該書中譯單行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推出；2010年，余一中和董曉復譯的單行本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這既讓人看到高爾基對文化建設的高瞻遠矚，也讓人觸摸到高爾基多樣而鮮活的形象。這種大規模譯介現象和出版行為，對于中國讀者補充因1960年代中后期中俄文學交流阻滯造成的封閉無疑大有裨益，充分表現出中國知識界強烈的求知欲和對俄羅斯文學的一貫重視。不過，不加選擇地譯介二三流作家作品，而置經典作家于不顧，會造成翻譯成本的低下和翻譯成果的浪費，不利于中國俄羅斯文學翻譯的整體發展。

（二）譯介趨勢叢書化

一、現代文學作家、社群與思潮

(一)戰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與文藝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陸學者文人隨國民政府來臺者眾，當時進入臺大任教的幾位師長，帶來了“五四”文學的精神，也開啟往后的現代文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臺靜農，他是魯迅的學生，來臺后雖然轉向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但他的小說集《建塔者》、《地之子》，后來也出版了，使讀者一窺“五四”遺風。在外文系則以夏濟安為代表，他創辦《文學雜志》，帶動寫作風氣，影響了當時仍是學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締造了學院派文學雜志的成果。當時的青年學生輩，有來自大陸的學生，也有臺灣本地出生的青年，他們因為進入臺大就讀，受到這些老師前輩的啟發，以及同儕間的鼓舞，紛紛嶄露創作的才華，終于成為臺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這些學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葉慶炳、張健、吳宏一、柯慶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杜國清、葉維廉等，各自在詩、散文、小說創作方面留下可貴的成果。林文月、葉慶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參與藍星詩社的創立，張健亦為藍星主要成員，杜國清、葉維廉則是笠詩社、創世紀詩社的重要成員。而以白先勇為主的《現代文學》雜志在1960年代創辦，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等人，都是創始社員，共同推動現代主義的文學創作。

(二)文學雜志對現代思潮的譯介

由夏濟安主導的《文學雜志》創辦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結束。但這份刊物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代表臺灣戰后初期的文學潮流中，一群學院里的師生對于文學的喜好和堅持，并開辟另一個有別于“戰斗文藝”的園地。他們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創作，文學理論的譯介、中西文學的相關論述也相當多，這個現象可以說開創了一種風氣，也就是將現代文學的創作和文學理論、西方文藝思潮連結，提供給創作者和讀者新穎的觀念。以白先勇為主導的《現代文學》深受其師長輩創辦的《文學雜志》之啟發，該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發行51期，由白先勇負責籌措資金，而外文系的幾位同學一同寫稿、譯稿和拉稿。比起《文學雜志》，《現代文學》更強調創新的精神，他們努力介紹各種西方的思潮、創作觀念，以便所寫的作品可以表達屬于現代人的藝術情感;對于西方文學與理論的介紹，《現代文學》更以“專號”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譯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紹，并附帶加以評論。除創刊號推出“卡夫卡專號”，也曾刊出多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專號，對于艾略特的詩作與詩學，更前后刊出多期?！冬F代文學》編輯群對文學充滿熱情與執著，而這些譯介，為創作者與讀者帶來不同的視野，開拓更多元的文學品味。

二、比較文學的學科成立與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學雜志》、《現代文學》以譯介外國文學與理論為宗旨，進而啟發作家的創作以及解讀作品的角度，其實已略具比較文學的雛形。進入1970年代，臺大文學院更以三軌并進的方式———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成立比較文學會以及結合《中外文學》，促進了比較文學在臺大扎根與茁壯。1970年，臺大外文系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推動者是當時文學院院長朱立民與外文系主任顏元叔。但這個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學博士班的路線，反而希望結合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學術資源，使學生可以同時接觸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進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國/外國文學雙重視野的比較文學研究。紀秋郎、單德興、李有成、高大鵬、陳昭瑛、古佳艷等，都獲得此博士學位，成為外文、中文學界的優秀學者。近年臺大外文系雖已將比較文學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較文學仍是其修業與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學者與葉慶炳等四位中文系學者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并藉此在《中外文學》開始介紹比較文學的觀念和發展;譬如《中外文學》創刊號(1972年6月)即刊登李達三著、周樹華與張漢良譯的《比較的思維習慣》，仿佛已經有所預告，2卷9期則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譯的《比較文學的目的與遠景》(1974年2月);其后則陸續有袁鶴翔《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李達三著、許文宏與馮明惠譯的《東西比較文學史的檢討》等文章，一路推進，顏元叔、胡耀恒、朱炎、葉維廉、張漢良、陳慧樺、古添洪等，都是比較文學的旗手。古添洪與陳慧樺編著的《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年)、李達三的《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二書，可說是最早結集的相關著作。而葉維廉、古添洪與陳慧樺在東大圖書公司主編的“比較文學”叢書，更可說是具體的成果。此外，結合外文、中文兩系教授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自1974年8月起對外擴大征求會員，凡大專院校教師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較文學者，皆可申請入會。而學會也每年度主辦國際或全國比較文學會議，開放對外征稿，相關的征稿主題、研究論文也都以專號的形式收錄在當期的《中外文學》或另一英文的比較文學刊物《淡江評論》(淡江大學外語學院出版);譬如第4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1983年8月)，第5屆主題為“現代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1987年5月);第25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災難、創傷與記憶”(2001年9月)、第30屆主題為“認同的變向:全球化時代的主體生成與轉化”(2006年5月);無論其主題是企圖與中國文學對話，或是呼應世界文學脈動，或是跨領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帶動臺灣學界的研究潮流，累積豐富的學術資源。外文系主導的比較文學博士班、比較文學會，再加上《中外文學》，形成了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的鐵三角。我們也可以發現，就在《現代文學》即將衰退之際，1972年6月，外文系與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發起創辦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學》。這些學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齊邦媛、顏元叔、胡耀恒與中文系鄭騫、葉慶炳等人;而該刊自創刊以來，迄今一直穩定出刊，在臺灣學術界已占有關鍵性的位置?！吨型馕膶W》創刊初期，系以顏元叔為主導人物，他引進新批評，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細讀洛夫的兩首詩》，掀起一串現代詩論戰;而后又連續登載王文興小說《家變》，并舉行座談會，引起各方注目、論辯，具體呈現學界與讀者大眾對這篇小說褒與貶的兩極化情形，也為現代主義小說的讀者反應留下珍貴的紀錄。《中外文學》也曾連載林文月翻譯的日本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書，引起很大的回響。該刊既命名為“中外”文學，除了對外國文學以及理論的譯介，當然也兼納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論文。除現代文學研究外，也有對于古典文學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屬于中國文學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傳記考述、作品流派、文學史研究，另外更為突出的則是以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例如張漢良的《“楊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結構》(1975年4月)，系以榮格的神話原型理論研究古典小說“楊林”、“枕中記”系列故事，這種研究視角深深地影響了此后臺灣學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綜覽《中外文學》的文章，可知其編輯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較文學”在臺大外文系的扎根與開展著實有密切的關聯。《中外文學》在1980年代以后，逐漸聚焦在對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介紹，例如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后殖民等理論，透過專題邀知名學者撰稿，無論是就理論觀念加以譯介，或是以文學作品為例實際操作，都成為后來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長了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風氣。

蘭臺縱橫lantaizongheng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齊奘。   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作家。   精通12國語言。   在語言學、佛教學、印度學、文化學、歷史學和比較文學等方面有很深厚的造詣，研究翻譯了大量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國的多部經典，2006年獲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一、季羨林的成就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10歲時開始正式學習英文，高中開始學習德文，并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   18歲時在省立濟南高中求學，其國學老師，翻譯家與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決定了季羨林一生的寫作活動。1930年進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是德文。向吳宓、葉公超學習東西詩比較、英文，同時選修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等，在此期間對梵文產生了深厚的興趣。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至哥廷根大學學習。在長期的學習研究中，季羨林認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影響巨大，1936年決定選擇梵文，對中印文化關系進行徹底的研究。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期間主修印度學，學習梵文及巴利文。同時選修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加學南斯拉夫文。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時也是他唯一的聽課者。1941年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斯拉夫語言、印度學、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同年成為語言學家艾密爾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羅語。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并繼續研究佛教及梵語，在德國期間季羨林發表了多篇重要論文，獲得了高度評價，奠定了其在國際東方學和印度學界的地位。因戰爭歸國無路的季羨林在二戰結束后不久經瑞士輾轉取道東歸，經恩師陳寅恪推薦于1946年進入北京大學任教至1983年，創建東方語言文學并一直擔任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北大是我國最早成立東方語文系的大學，培養出了大量東方學的專業人才。1956年季羨林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期間歷經磨難受盡屈辱。結束后于1978年復出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2009年7月11日因病辭世[1]50。   二、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季羨林曾評價自己是雜家，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并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季羨林一生著述頗豐，著作書目有《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羅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潤集》、《季羨林散文集》、《糖史》等，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羨林文集》中。其中翻譯方面的著作包括有譯自德文的馬克思所著《論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譯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樂》等；譯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長篇史詩《羅摩衍那》、印度著名劇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詩劇《沙恭達羅》和五幕詩劇《優哩婆濕》、反映印度民間故事的《五卷書》等等，涵蓋了印度古代語言、佛經、梵語、吐火羅語、印度的歷史和文化等內容。《羅摩衍那》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被奉為印度敘事詩的典范，在印度文學史上占據著崇高的地位，對整個南亞地區和宗教都產生過深遠廣泛的影響。在中飽受折磨，被下放看門的季羨林在創作與研究都不能進行的困境中，繼續堅持翻譯方面的工作，并選中了這部氣勢恢宏的史詩巨篇《羅摩衍那》，由于歷史環境的限制，季羨林只能偷偷地進行翻譯，由于《羅摩衍那》是以詩體的形式寫就，季羨林堅持譯文也應是詩體，要將每首三十二音節的頌譯成四行漢詩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況還要考慮到八萬行詩的押韻，常常為了找到一個合適的詞而失魂落魄，在四年時間里，七篇的《羅摩衍那》譯了還不到三篇。結束后，季羨林的翻譯工作才光明正大地進行，終于在1983年2月將《羅摩衍那》翻譯完畢，這是除英譯本之外世界上僅有的外文全譯本。   十年風雨、十載心血，方鑄就了這部長達兩萬頌，譯文達九萬行，五千余頁的巨著。   《羅摩衍那》的翻譯是中國翻譯史上的一件大事，為中印的文化交流鑄起了一座豐碑，季羨林因此被印度指定為印度和亞洲文學會分會主席，被印度文學院授予名譽院士，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將印度公民榮譽獎授予當時已97歲高齡的季羨林[2]101。   季羨林在梵文翻譯上的成就眾所周知，而在吐火羅文的譯述上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種本已經失傳的語言，僅憑著20世紀初在中國新疆發現的一些殘卷而重新面世。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時曾經師從艾密爾西克對吐火羅文進行過學習與研究。1974年時，在新疆又出土了44頁88面殘卷，當時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個人懂這種語言，而整個中國只有季羨林懂這些文字，時年63歲的季羨林經過17年的研究，終于破譯了全部殘卷，并譯著出《彌勒會見記》，那時候他已經是80歲高齡的老人了。《彌勒會見記》的譯釋，對佛教傳入中國的經歷，佛教在中亞的傳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據。季羨林多年從事各種文字文學作品的研究與翻譯，出版的譯作將近四百萬字。中國翻譯協會2006年將首次頒發的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給予了季羨林，是對他為中國翻譯事業所作貢獻的一種肯定。   三、季羨林的翻譯思想   季羨林一生所獲榮譽與頭銜非常多，但他自己樂于接受并承認的只有兩個，一是教授，一是翻譯家。很長一段時間內季羨林謝絕所有聘任，唯獨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國翻譯協會名譽會長，其目的竟是為了便于為翻譯工作提意見。季羨林認為，中國文化從未枯竭的原因是因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而最大的兩次思想注入，一次是來自印度，一次是來自西方。這兩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因此翻譯之為用大矣哉。季羨林與他在清華的恩師之一吳宓一樣，贊同嚴復在翻譯上提出的信、達、雅的標準。他認為信是忠于原著，達是忠于讀者，雅則是對于文學語言的忠誠。即譯者需要同時忠于作品、作者和語言。同時做到這三個字，就是上等，可以說是盡翻譯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達雅不足，則是中等，而不信不達不雅則為下等。他認為信是翻譯的基礎，如果不能做到忠實于原文，就不叫翻譯。#p#分頁標題#e#   直譯是壓倒一切的原則。   這點在他翻譯《羅摩衍那》這部印度原始的詩時表現得尤為明顯。   為了將原文的詩體譯成中國的詩體，他決定采用順口溜似的民歌體。   同時將原文分兩行寫的32個章節的頌譯成四行，每行的字數基本整齊，并且押大體上能夠上口的韻，季羨林可謂用心良苦。   譯至第六篇《戰斗篇》下半部時，季羨林更為嚴格地將每行定為七言絕句，間或也有五言，從而更接近于民歌體。除了譯文更加簡潔精練，保留了原文的節奏，盡可能地忠實于原文。季羨林在翻譯中不但忠實保留了原詩的信息，還盡量押大致上口的韻，在忠實原著的前提下追求文體之雅[3]133。   在音韻上以偶數行押韻，韻腳靈活，音韻協調上口，譯文達到了信與美的效果。   季羨林的翻譯思想還體現在《羅摩衍那》的音譯上。   為了保持忠實于原文，能準確地選擇譯音，他通過研究中國古代佛經翻譯的實踐與翻譯文化，基本上使用過去中國和外國和尚翻譯經文時使用的對音方法，盡量符合印度的原音。季羨林所主張的直譯，在信的基礎上，還在漢語習慣以及文法允許的范圍之內，適當引進一些外國語法中比較周密的表達方式，使漢語表達方式更加豐富，從而更適應需要。這與魯迅寧信而不順的直譯觀頗有相似之處。但與魯迅不同的是，季羨林反對重譯，即不通過原文而對某國譯文進行的二次翻譯。他認為科學與哲學類必要時可以進行重譯，文學作品則不行，并用淮南之桔淮北之枳來形容重譯對文學作品的影響。   季羨林認為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關重要的，否則思想就無法溝通、文化無法交流、人類社會就難以前進。正因為翻譯的重要性，季羨林十分重視翻譯職業的道德，主張翻譯行業的工作者，應該多學幾門外語，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平，同時改革大學外語學法，大力培養職業翻譯家，建立保證翻譯質量機制，并再三公開請設國家翻譯獎，足見他對中國翻譯事業的關切與注重。

摘要：隨著新課程改革的逐漸深入和素質教育的不斷發展，高中語文教學方法也在不斷完善。高中階段作為學生成長發展的重要階段，在此期間學生的整體素養以及思維能力對于其今后的學習、生活都有著重要影響。所以，高中語文教師應該重視學生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不斷探究多元化的教學方法，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促進學生邏輯思維能力的提高。

關鍵詞：高中語文;邏輯思維;教學方法

語文作為高中階段的一門重要學科，對學生的全面發展有重要促進作用。邏輯思維正是高中語文教學中教師應關注的一種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當下，科技文化迅速發展，知識的更新也越來越快，學生必須具備獨立獲取知識的能力。但是，如果沒有正確的思維導向，學生很難準確地把握別人的觀點，也無法以強有力的邏輯推理來說服別人，更無法以嚴密的邏輯思維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所以，在平時的教學中，教師要為學生邏輯思維的發展創造條件，以合適的訓練方法來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進而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

一、邏輯思維的要點

（一）邏輯思維的特征

邏輯這個詞包含了理性、思想等內涵，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邏輯是指辯證邏輯和思維邏輯，受客觀規律、思維規律等的影響。而狹義的邏輯是指思維規律的變化形式，較為抽象。邏輯思維根據思維的發展階段可分為以下三種類型：形式邏輯思維、辯證邏輯思維、數理邏輯思維。邏輯思維的特征主要包括抽象性、系統性、規范性、有序性等，其中抽象性和系統性較為重要。邏輯思維中的抽象性主要體現在事物的表面特征上，表面特征是初始的抽象，即事物表現出來的共性；系統性是指邏輯思維的形式、方法都需要不斷變革，以發揮自身的有效性，在這個過程中，邏輯思維會形成一個復雜而嚴密的系統，將各方面的內容聯系起來，形成一種新的關系。

（二）高中生邏輯思維培養現狀

摘要：近年來關于閱讀課和作文課教學的研究俯拾皆是，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語文練習課教學現狀卻不容樂觀，教師“滿堂灌”的現象比較嚴重，學生聽課積極性不高，故研究初中語文練習課的有效教學很有必要。在實際教學經驗基礎上，探討了教學理念的更新、教學方法的使用、教學環節的設置等一系列問題，期待在語文練習課堂上教師導得好，學生動得勤，學生自覺主動地建構知識系統、掌握有效方法、養成良好習慣。

關鍵詞：練習課;教學;知識;方法

初中語文課型豐富多樣，但受重視的程度卻迥乎不同。若閱讀課是主角，作文課是配角，練習課就是跑龍套的了。練習課不像閱讀課有起伏跌宕的情節，不像作文課有鮮活生動的素材，學生本就興趣不大，又因為它是建構與鞏固知識的主陣地，教師對于練習課容易受“知識本位教育觀”的影響，將知識傳授等同于教育本身而“滿堂灌”，所以練習課“效率低、氣氛冷”成了教師頭疼的問題，“難度高、真乏味”成了學生走神的借口。筆者就提高初中語文練習課效率作了一些探討，認為做到以下幾個統一大有裨益。

一、統籌規劃與重點突破的統一

語文練習課跟其他課型一樣，目標是培養和發展學生的語文素養。語言素養是一個十分寬泛的范疇?！读x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規定7至9年級的課程目標涵蓋“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口語交際”“綜合性學習”等5個板塊的內容，每一板塊下面又分設有很多小目標。中考作為重要的教學評價方式，也囊括了“積累與運用”“不同文體閱讀”“寫作”等考查內容。課程標準在前，評價考查在后，語文練習課的內容瞻前顧后，體系紛繁復雜，“‘少則得，多則惑’，如果不進行知識要點的統籌規劃，勢必造成教學的瑣碎與雜亂。”[1]因此，教師要根據學生的認知規律和教材的編排順序統籌規劃一年度、一學期、一個單元甚至一節課的目標。例如根據部編版教材編寫體例，初一應側重記敘文閱讀訓練，根據不同單元課文內容設置單元訓練目標。例如大量運用各種修辭是七年級上冊第一單元《春》《濟南的冬天》《雨的四季》等寫景散文的共性，教師可用課文或者課外寫景散文出題，引導學生突破賞析修辭手法的難點；第二單元《秋天的懷念》《散步》等課文雖有景物描寫卻是為記事服務，可用于引導學生賞析記敘文中的景物描寫；第三單元《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再塑生命的人》等寫人散文則可幫助學生把握記敘文中人物形象的特點。

二、課前演練與課堂強化的統一

維果斯基的“最近發展區理論”認為學生的現有水平和可能發展水平之間的差異就是最近發展區，教師教學應著眼并超越學生的最近發展區至下一發展階段的水平。具體做法是，在學生高效率完成課前檢測題的基礎上，教師及時回收紙質練習資料進行批改，熟悉學生的知識漏洞或誤區。若時間不夠，則可讓學生課前思考，教師課堂抽檢，學生口述答案，教師瞬時分析、及時反饋、點撥思路、提供方法。但這只是幫助學生跨越最近發展區的第一步，教師要在課堂上及時檢驗學生的知識習得、能力掌握情況。“針對學生出現的主要問題，老師需組織反饋練習，加強課堂巡視，及時搜集信息，進行宏觀調控。”[2]教師可以通過轉變題型再現問題，異中求同，檢測學生是否從根本上掌握了規律和方法，再進行新一輪的激疑、點撥、總結，從而幫助學生完善知識建構、促進方法吸收、提升解題應變能力。例如，議論文閱讀簡答題訓練課上，我們可先選擇一道考查“全文論證思路”的題作為預習任務，清楚學生問題后及時點撥解答此類題型的方法：首先要清楚議論文的一般結構：立論（提出中心論點）、本論（設置分論點進行論證）、結論（重申中心論點），據此給全文分段，找到各段中心句即中心論點句、分論點句、重申觀點句，用順序詞連接后依次陳述即可。之后在課堂上可再呈現一道類似的題讓學生練習，避免學生眼高手低。教師巡視課堂，若學生答題效果良好，則應趁熱打鐵訓練學生解答“段落論證思路”題，告訴學生議論文的段落內部一般也采用“立論（提出分論點）、本論（使用論證方法進行論證）、結論（重申分論點）”的結構，據此給本段分層，找到分論點句、辨析論證方法的使用、提煉段末總結句，同樣用順序詞連接后依次陳述即可。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如何在當代文化架構下拓開新的研究領域，如何在當代文化建設中發揮應有的重要作用，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近年來十分焦慮的母題。這種焦慮，或西延與漢學碰撞時炎時涼，或內溯于新國學探求時有執著，或立足當下語文教改有破有立，或后延于當代概念孰民孰中，或追問身份于現代漢語中漸成熱點。這些焦慮，十分集中地體現在2010年9月20日至23日在四川師范大學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十屆年會（以下簡稱“年會”）的四個分題中，會議開了四天，時間飽滿，發言密集，時有交鋒，新見疊出，是近年來少有的高質量的現代文學學術盛會。   一　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   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是近十年來一直涌動的學術話題，年會圍繞其研究史與當下課題、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等命題進行討論，體現了現代文學研究新領域的拓展。   年會首先討論了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研究的歷史與現實課題。高玉（浙江師范大學）以90年代為界分為兩個階段，“90年代后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把語言看作純粹的形式，而看作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在談到當下時，他認為有三大課題值得研究，“一是關于文學語言問題的史實清理與研究，比如晚清白話文運動歷史，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等及文學史上關于語言問題的爭論，以及文學現象。二是文學思想語言層面的研究，比如關鍵詞研究，關鍵詞研究是歷史研究，通過研究概念的流變、發展來研究思想的變化和發展，這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充分展開，還停留在名詞解釋層面，缺乏意識層面深入。三是語言詩性問題研究，我們現在還沒有對語言詩性問題建立一套有效的言說方式。“詩性”問題會對未來的文學語言研究帶來巨大的突破。曹萬生（四川師范大學）認為，“有三個歷史邏輯層次，第一層次，對文言與白話之間的形式研究以及這個形式歷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就是研究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聯系。第二層次，把現代漢語作為與古代漢語不同的思維方式及思想實踐的研究。第三層次，研究現代漢語詩性與現代漢語文學的關系。”二是關于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關系歷史清理的研究。   年會就總體語言與現代文學的關系、晚清時期白話文運動、現代文學時期與現代漢語、當代文學時期與現代漢語及詩體語言、散文語言分別作了討論。   文學語言的變遷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整體思路方面，朱曉進（南京師范大學）認為“應系統地梳理五四以來的語言變遷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之間的復雜關系，最終落腳點是要探討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的重要內在根源，即注重文學語言的變遷對中國現代文學進程（尤其是文學形式變化）影響的方式和程度的分析，”“應著重著手研究，文學語言變化的影響到底是以何種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不同的文學體裁和文學樣式的形式發展和導致了一些重要的文學文體特征的形成”。   進入晚清時期，圍繞晚清白話文運動的困境與轉化，晚清譯入語與現代文學想象及初期譯詩等問題，代表們發表了不同意見。王平（中國海洋大學）認為晚清白話文運動有一個“認同意識”困境的形成與緩解的過程，“晚清新知識者倡導白話文的初衷是維新啟蒙，缺乏五四同人真正的語言自覺。白話、文言并行的二元性語言觀凸顯了晚清一代所面臨的‘內俗外雅—體用分離’的認同意識困境”，“白話報這一啟蒙形式使新知識者的認同意識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咸立強（華南師范大學）認為“20世紀初中國現代文學翻譯之譯入語的斟酌使用，充分體現著中國現代文學漢語的現代性想像。”因為，“翻譯時的譯入語不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語言體系，而是一個有待生成的語言體系，是劇烈變動和生成中的語言——現代白話文。”圍繞這一點，袁進（上海大學）分析了晚清譯詩與現代新詩的關系，“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他們在運用漢語翻譯基督教詩歌上，已經做過大量的運用白話翻譯新詩的嘗試，這些嘗試迄今為止還沒有得到文學史的承認，它們被歷史遮蔽了。”進入現代，年會圍繞現代漢語的產生、胡適與梅光迪、任鴻雋關于新詩語言的論辯、《新青年》標點與橫書、魯迅的語言觀、錢鐘書關于文言白話的觀點等進行了討論。湯哲聲（蘇州大學）認為，“中國‘現代漢語’是在清末民初之際由報人、作家、政論家、國家共同完成的。”“現代文學對現代漢語起到‘定型’的作用。”陳方競（汕頭大學）認為，錢玄同首先提出并始終堅持的“‘橫行與標點’，作為《新青年》新文化倡導的一個重要主張”，“每一步微小的變化，都貫穿著同人間的分歧、爭論乃至交鋒，歷時四年多，版式和標點符號才發生整體改變”。黃軼（鄭州大學）以魯迅語言觀談了晚清到五四時期的言文之分與身份之別。   “變與不變的觀念都隱含著民族身份的焦慮。”近現代語言變革乃是為新文學立法。晚清到五四“言文合一”的提倡有白話化、歐化、拼音化三種思路。田建民（河北大學）認為，錢鐘書對胡適和周作人的批評及對文言與白話的批評，體現了一種重史求實、新舊兼容的學術原則與治學方法。   進入當代，年會就現代漢語共同體形成與方言、孫犁的語言觀、詩體語言、散文語言等進行了專題研究。劉進才（河南大學）認為，1955年相繼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漢語規范化會議，對周立波方言文學的批評，使“文學作品中方言土語的運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規訓。”劉東方（聊城大學）認為孫犁的語言觀具有承現代啟當代的橋梁作用：“重視語言就是重視內容，”此后的李銳、韓少功、賈平凹、于堅、王家新，陳東東等，共同繼承開拓了中國當代文學語言本體論。   可喜的是，對當代文體語言的研究也成為學者關心的問題。年會圍繞現代漢語與詩趣、科學思潮與詩歌、穆旦到昌耀詩歌語言的質感、語言與當代散文等進行了討論。王書婷、何錫章（華中科技大學）認為，“對現代詩歌文體的描述，對現代詩歌功過的整理，應該回到‘趣味’、‘游戲’”，研究了現代詩歌文體研究的現狀、趣味和游戲與詩歌的關系，漢語詩歌文體的古今得失比較，以及現代漢詩文體問題的切入視角做出了探索性的考察和分析。王澤龍（華中師范大學）認為“中國漢語詩歌的現代轉型，很大程度是清末明初西方近現代科學思潮影響的結果”，他從詩歌感性思維方式、語言、外在形式、意象類型擴展、傳播途徑等方面論述了與科學思潮的影響的直接關聯和弊端。易彬（長沙理工大學）認為“穆旦時代，古典詩歌美學規范”影響了詩人寫作，但后來的“昌耀有意掘用樸拙的古漢語詞匯或生造詞匯”，承載其情，傳達滯重。“兩人獲得相似的詩學效果：詞匯充滿力度，語言獲具獨特質感。”滲透出對當代詩人現代漢語詩性的焦慮與感受。丁曉原（江蘇常熟理工學院）從語言三維視角觀察中國散文現代轉型，認為“文學的現代性，基礎性的表征當是語言的現代性。”工具層面由白話取代文言，是現代性顯性標志；語義層面新名詞和“外國語法”的“歐化”，顯示內在現代性；新文體的建構與語言關聯，顯示分型建體功能。#p#分頁標題#e#   年會在關注現代漢語與創作、新詩創作與新詩文化、現代漢語文學史學術史研究諸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討。顏同林（貴州師范大學）認為“從語言維度進行考察，普通話寫作無疑是當代文學確立的標志。”高玉對普通話語音涵義與現代漢語的關系作了回應。在新詩創作方面，吳投文（湖南科技大學）認為，“新詩的困境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困境”。他認為，建設成熟的新詩文化是新詩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結果。在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研究日益深入的情況下，近年來這方面的文學史著作開始出現。巫小黎（佛山大學）提出了構建現代漢語文學史芻議，“整合全球漢語文化資源，構建全球漢語文學世界的現代漢語文學史，其意義和價值則超越了文學史建構本身”。趙黎民（重慶師范大學）對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研究持疑，認為難度很大。晏紅（四川外國語學院）就表達與應合、文學與學文、文人與文本談了自己對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研究的看法。高玉、朱曉進分別作了相應的回應。   二　現代文學經典闡釋與當代語文教學   現代文學經典闡釋是本屆年會的主要論題，也是最近十多年來現代文學界持續不斷思考的問題，一方面體現了現代文學介入當代基礎教育聯系的動向，同時也體現了現代文學界力圖介入當代社會文化建設的思路。圍繞這個論題，學者們進行了廣泛的思考，涉及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建構及其當代性、經典闡釋與語文教學、魯迅作品新論、其他重要作家新論、流派文體新論等等。   近年來現代文學研究有些什么變化，應怎樣評價這一變化，溫儒敏（北京大學）就研究的邊界和價值尺度提出了看法，他認為，近年現代文學研究步入平穩，出現了值得注意的研究趨向。一是回到“史學”的路子，“重新注重文學與歷史的內在關聯。”二是“一大批日本的魯迅研究和現代文學研究論著在中國翻譯出版，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重要的理論資源。”三是“選題的對接，將文學領域問題與其它領域問題迅速對接起來。”利弊皆存。四是“新生代學者如何克服‘項目化生存’、彌補過分‘學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學術研究與社會責任、研究工作與生活世界的有機聯系。”就社團研究與國家、個人等關系研究提出看法的有楊洪承（南京師范大學），他認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社團流派是隨著中國現代文化及現代文化主體的現代知識分子誕生的國民“群”的觀念，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精神載體。”他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四者關系的形態。與此相聯，楊劍龍（上海師范大學）認為“應該完全打破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打破國家、群體、個人對立的思維方式。”冷川（中國社會科學院）對2009年的現代文學研究作了系統評述。   現代文學經典的形成與經典的社會意義，成為年會關注的問題之一。金宏宇（武漢大學）提出了副文本與現代文學經典建構的關系。認為，經典的中間層面與副文本有關。“這個經典化，一方面是文本的構成因素，另一方面也是關于其正文本的一種闡釋的因素”。汪成法（安徽大學）認為，學院派文學批評“在1920年代承擔的是立法者的角色，1930年代則是護法者”。王方（西華大學）提出了“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與現代公民意識的培養”的問題，就現代文學經典對當代文化建設的意義作了闡釋：“中國現代文學經典既有鮮明現代性特征又能夠帶來深刻生命體驗的文化形式，是公民意識形成的精神食糧。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經典的意義上，代曉東、王小平（四川理工學院）試圖用伊瑟爾的文學人類學對現代文學經典進行闡釋。周云鵬（長沙理工大學）認為“經典教學的道路不失為擺脫當前困境的主要途徑”，哈迎飛（廣州大學）認為“當務之急首先是確定現代文學經典的價值標準”，提倡“精”、“深”、“慢”。   魯迅作品的經典闡釋與教學，成為不少學者關注的主題。陳國恩（武漢大學）簡述了魯迅研究史與當代中國社會、中學選本變化的簡況，主張“中學語文教學對魯迅作品的講解要專注于發掘其更為內在的、更具有久遠的文化意義，要對魯迅及其作品采取一種歷史的辯證的觀點”。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學）認為，魯迅從棄礦學醫，再到棄醫從文，不斷走進了他自己。“決定魯迅取舍的根本在于何種學科更能滿足自我的內心需要”。張均（中山大學）從農民形象的梳離與啟蒙主義之關系的角度，認為《阿Q正傳》是“啟蒙主義獨斷式的自我表演”。曾令霞（佛山大學）對魯迅作品看客、戲子、丑角等形象的分析，討論了魯迅作品與“戲臺文化”的關系。陳偉華（湖南大學）對大學《阿Q正傳》的教學圖示了新的體驗。   不少學者對具體經典篇目進行了新的解釋。吳曉東（北京大學）提出了關注20世紀30年代文學對傳統文學借鑒的思潮問題，他以何其芳《畫夢錄》所寫三個獨立志異故事《丁令威》、《淳于棼》、《白蓮教某》為例，研究了“為什么何其芳的現代散文創作選擇了這三篇古代故事進行改寫？三個故事之間呈現了怎樣共同的特征？何其芳改寫之后的散文與原著之間有著什么樣的異同？改寫后的現代文本又昭示了哪些值得分析的詩學屬性？”認為“《畫夢錄》由此給我們提供了考察中國現代創作與古典文學之關系的一個耐人尋味的文本。”馬俊山（南京大學）認為過去對丁西林《壓迫》解讀都不能真正揭示《壓迫》的思想特性“，全劇都是圍繞著租不租以及退不退的矛盾展開的。這是一場權益之爭，作者探討的是現代人的自由界限問題。”“深層反映的現代中國權利和自由意識的覺醒，這是它超越同時代其它作家作品的地方，也是它的現代性、經典性之真正所在。”袁國興（華南師范大學）研究了“我”在艾蕪《山峽中》的敘述位置選擇與文本價值的關系問題。賈振勇（山東師范大學）認為茅盾《蝕》等早期小說中，“政治創傷體驗激發了茅盾的藝術才情，‘絢爛中的哀傷’之美”“是他藝術才情的藏身之所”。大、中學教材對茅盾作品的闡釋“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識形態規訓的結果”。徐仲佳（海南師范大學）認為周作人現代思想根源有一個從前期的西方埃利斯到20年代中期后中國傳統文化的變化。趙京華（中國社會科學院）通過對周作人致日本友人松枝茂夫信114封（1936年3月至1964年12月）“解讀日偽時期周作人對戰爭、國家、文化、個人際遇的認知和感守約同時，試圖提出那段戰爭期間出現的‘漢奸’現象的歷史性和普遍性問題”。高恒文（天津師范大學）通過“破門”事件集中分析，考察了沈啟無與周作人文學關系沿革及變化，從獨特視角考察周作人40年代思想文風的另一面。陳希（中山大學）分析了近十年來《雷雨》演出由傳統主題到超越現實的人性探索、傳統表現形式到融入表現主義、象征主義，突破固定“三一律”等形式的變化，認為更體現了《雷雨》創作原意。吳曉梅（昆明學院）分析了張愛玲、蘇青小說與4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的關系和獨立價值。夏中義（同濟大學）認為1949年前的“朱光潛個人學術史”“最具創意”。#p#分頁標題#e#   謝家順（池州學院）對張恨水小說作了民俗學的闡釋。方維保（安徽師范大學）認為蘇雪林從個人書寫向國家敘事的轉變，體現“國家情懷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成年鏡像”。   還有學者對整體現代文學創作進行了探討。劉勇（北京師范大學）認為“文學流派的價值和意義不僅僅在于體現出地域文學的某些特質，它們還有新的研究空間，這就是文化資源的開掘與發現”。邱雪松（西南大學）考察了現代文學與現代出版關系的演變，“自1920年代中期開始，新文化運動人士主政的出版社大量誕生，呈現為古舊書店，大書局，新書業三足鼎立的局面。”黃曉華（湖北大學）分析了寓言型修辭中作為先覺者的癲狂，到詩意化修辭中作為高蹈者的癲狂，再到寫實化修辭中作為毀滅者的癲狂的三種現代癲狂敘事，是“現代人認同境遇的一種隱秘的集體隱喻”。肖向明（惠州學院）研究了清代以來民間信仰與中國小說敘事的演變，追溯有其敘事潛在的“近代性”因素。   詩歌經典研究，體現了學者們不同的關照角度，特別是對現代詩學涉及個人真實等哲學相關命題作了探討，如段從學（四川師范大學）認為馮至《十四行集》是“在個人與世界的關聯中，在個人的變化和豐富中來尋找個人真實性的生存論道路”，與魯迅《墓碣文》“把自我當作客觀認識對象”構成潛在的對話關系。陳茜（江西師范大學）在比較廢名的“渾圓”與朱英誕的“清淺”之差異中，思考朱英誕被文學史家忽視的原因。陳衛（福建師范大學）以朱自清20、30、40年代的相關詩論的影響與貢獻為據，認為“朱自清是中國現代詩學的奠基人”。馬云（河北師范大學）分析了李金發詩歌與羅丹的關系，認為“《棄婦》是對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雕塑家多那太羅的《圣馬德萊娜》和羅丹的《丑之美》的藝術感悟。”“他的詩是象征的，也是寫實的。”在散文研究中，陳嘯（南通學院）從京派散文的生成、理論言說、創作實踐等方面探討京派文人把純“美文”以及對散文文體本體性回歸為鵠的的一次極具價值的散文文學嘗試的內涵及意義。小說研究方面，羅曉靜（中南財經政大學）對晚清小說《孽?；ā?ldquo;對個體欲望、情感、微觀社會乃至日常生活予以充分的注意”、消解精英等奇異之處作了分析。   陳思廣（四川大學）對1927——1939年間三次長篇小說征文與獲獎小說作了發掘與分析，并分析了三次長篇小說征文為人們所忽視的原因。閻浩崗（河北大學）對近年來《李自成》的評論進行了反思。   三　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關聯   近二十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界，對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關系的思考，一直處于轉型的焦慮之中，并成為多次會議研討的主題，隨著當代文學的延伸，這個問題得到的關注越多，這既關系到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學科的關系問題，也關系到如何書寫現代文學史。本次年會在既往研究的基礎上，對問題的研究開始深入。   關于民國文學、共和國文學的命題，關于近代、現代、當代的整體性思考以及如何打通的問題，都繼續引起一些學者的重新思考。丁帆（南京大學）在大會發言中，更把這個問題提為“新舊文學的分水嶺——尋找被現代文學史刪除和遮蔽了的1912—1917七年”。他把新文學開端期放在1912，理由有四：民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體制誕生；法律保證了言論等現代人權；法律保護對倡白話、開報禁、言論自由、啟蒙產生了巨大作用，使現代文學一直比當代文學質量高；通俗文學得到長足發展。張福貴（吉林大學）繼續他2003年提出的“中華民國文學”作為現代文學命名的說法，同時主張把當代文學稱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他從文學的性質和觀念、作品構成因素、形象的置換、作家身份以及文學組織機制的變化四方面論證了這是兩種“本質差異”的文學史。李怡（四川大學）看到了國家形態諸如法律、經濟、教育、宗教、生活習俗以及文學生產、傳播過程等等“結構”性因素形成了某種綜合性的效應，因而贊同民國文學史的說法，謂為“民國機制”。黃萬華（山東大學）提出，要“跨越1949”的命題，認為1945后十年，解放區文學“擴展”到大陸和國統區文學“萎縮”至臺灣、以及香港接納現代文學各種傳統，要結合在一起考察。朱棟霖（蘇州大學）在現代與古代的基本差異比較后，提出“現當代中外文學比較史就是現當代中國文學史”，認為這是“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論深度的形態，是治史不可回避的學術方法與思路”。高旭東（中國人民大學）以1894年出現翻譯小說為始，認為1894到1917應稱為“前五四的現代熱身階段”，1919到1949是“多元混雜的現代性與超現代的一元確立”，1949到1979是“超現代的一元模式從僵化到自我解體”。謝昭新（安徽師范大學）從“政治意識的演化”并通過這種演化的具體形態變化，論及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關聯”。   在打通現當代文學的角度上，更多學者選擇了從題材、主題、藝術、地域、民族等角度進行的打通研究研究，是這次年會的一個新的動向。段美喬（中國社科院）以40年代的九葉詩人在80年代的重新出發，探討了現當代文學關聯的一個獨特現象：學界對40年代九葉派的研究，共性的關注大于個性。“在80年代的命名和重現的過程中，九葉詩人們表現出的差異性卻遠遠大于共性。”王本朝（西南大學）談到了“當代”建構過程的種種合力，并分析了現代作家在建構中自我更新與認同。王衛平（遼寧師范大學）提出重返文學中心，對經典進行重新厘定，對學科進行新的整合，強調經世致用。袁盛勇（重慶師范大學）認為對時代“魯迅現象”的清理，“其實也包含了對于當代知識分子和魯迅思想缺陷的清理”，主張要對魯迅采取一種較為古典的學術研究態度。白浩（四川師范大學）認為“西部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也曾有兩次作為策動中心的機會。他以延安與當代為角度，研究了“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負能動力量、以及這種動能的有限、動能的衰竭之原由均值得再加探究”。常彬（河北大學）以晚清以來中國作家的朝鮮題材關聯，認為經歷了認知，亡國鏡鑒、休戚與共、南方缺席、“華風”“韓流”四個階段。張鴻聲（中國傳媒大學）以北京空間敘述為線索，研究了現當代文學的差異，認為“現代文學主要對北京進行古典性敘述”，當代文學“新北京”空間敘述轉向對一些新的城市景觀，其間所體現的，是新舊城市不同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劉永麗（四川師范大學）認為，現代歷史時期中國文學中“反城市主義”主題“在當代文學中得到繼承和發展”，20世紀該主題與儒家文化、西方反現代性思潮、殖民主義及民粹主義有關，“當代文學的‘反城市’的內在原因又有新質表現。王蘭（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以中西文化碰撞下產生“跨國戀”敘事為題，研究了晚清王韜、周瘦鵑和現代徐?、無名氏的相似相異。俞敏華（浙江師范大學）比較魯迅《我的第一個師父》和汪曾祺《受戒》，認為“這兩位常常被指認為風格迥異的作家，卻在同一個問題上，表現出了趨同的價值觀念”。張麗軍（山東師范大學）以老舍《駱駝祥子》、蘇童《米》和賈平凹《高興》為例，研究了百年農民與城市關系的審美嬗變：即“以善抗惡”、“以惡抗惡”到“以善尋善”。趙凌河（遼寧大學）以施蟄存到余華為例，描述了“現代走向后現代，從‘內在現實’的追求走向‘不確定’的甚至是顛覆性的表述”。葛濤（北京魯迅博物館）提出要以魯迅“立人”主張的思想在當代網絡文化中“立網民”。李繼凱（陜西師范大學）認為“書法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是被忽略的領域，“可以提供新的學術增長點”。錢曉宇（華北科技學院）提出中國當代幻想文學的傳承與新變的問題。#p#分頁標題#e#   汪衛東（蘇州大學）認為“從五四到80年代，中國的人道主義言說都只能是到人為止”，“無法生成真正擺脫非人存在的新資源，也無法拓展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劉殿祥（大同大學）以聞一多學術研究為例，提出在國學熱背景下“現代作家的學術經典之于當代文化建設的意義”。羅紱文（貴州大學）從新詩對舊詩借鑒的角度，梳理了百年新詩之“舊路”，研究了“中國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關系的幾種模式”。   張瑩（四川師范大學）認為，王朔、劉恒，池莉、晚生代，美女作家、網絡小說等，表現出文學的影視轉向。   在打通的學術背景下，本次年會出現了專門把注意力轉向當代研究的正面研究。李俊國（華中科技大學）認為近二十年中國文學里面呈現出四大“癥候”：簡單的“日常”與慵懶的“審美”、墮落的“身體”與貨幣化的“欲望”、價值誤置的“戲謔”與審美倒錯的“狂歡”、溫馨復制的“底層”與精神撤退的“民間”。耿傳明（南開大學）認為，在“掊精神而張物質”的當下，正顯示“《紅旗譜》的文學魅力”以及“至高的善、真正的公平和原始的正義”。劉海軍（重慶大學）從鄉村脫序的全貌、城鄉沖突的文學表征與農民底層身份的焦慮這三個方面著重探討新世紀鄉村小說的特征與變化。   四　現代文學與成都   現代文學的地域文學研究日漸與地方文化研究相滲透，拓展了現代文學研究的領域，本次年會圍繞現代文學與成都的主題，對現代文學與成都形象成都書寫、對郭沫若、巴金、李?人、艾蕪等與成都以及抗戰時期在成都生活和工作過的朱光潛、朱自清等人進行了研究，描繪出成都與中國現代文學幾位大家的淵源關系，同時探討對地域與文學的獨特關系與美學意義。   在總體概括現代文學與成都作家的關系時，吳定宇（中山大學）用多元構成的“西蜀文化之氣”加以概括，認為郭沫若樂山沙灣的“匪氣”、李?人成都的“市井氣”、巴金成都“文翁石室”的書卷氣尤為突出。譚桂林（湖南師范大學）認為，抗戰時期向大后方遷移的眾多佛教期刊，“對發掘新文學作家的新的史料，把握現代佛教文學的發展趨勢”有重要意義。李永東（西南大學）認為，外省作家的成都書寫，能讓我們領略“他者”文學視野中成都形象的文化審美風格：傾向選擇陰柔、靜穆、低沉格調的意象來摹寫成都，發現北平情調或江南風味，“舊中國都市的風度”和熟悉的民族氛圍。逄增玉（中國傳媒大學）以四川現代作家反映“九一八”后東北和四川抗戰小說為例，分析了典型化、本質論的偏差與學術界評價同一，認為“需要還原，以呈現文學史的多元面貌和聲音。”郝明工（重慶師范大學）描述了抗戰時期“雙城書寫”現象：縱向歷時性成渝書寫、橫向共時性京渝書寫、縱橫交錯整合性蘇渝書寫，體現出“以趨向民族史詩的藝術高度”。秦方奇（平頂山學院）以南陽《前鋒副鐫》為例，認為“在關注‘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大刊物外，要對為數眾多‘小后方’的地方文學報刊給予足夠的重視。   年會對巴金創作關注最多。陳思和（復旦大學）對新近刊發的巴金1928年計劃寫的中篇小說《春夢》殘稿作了闡釋，認為“《春夢》是巴金在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以后開始創作的未完稿”。“《春夢》殘稿的發表構成了對巴金研究界既定看法的一個挑戰。”他認為“目前我們看到的《春夢》殘稿并非是原來巴金回憶中的《春夢》，而是一部已經走樣了的書稿的片段，它與巴金曾經告訴我們的創作設想中的《春夢》并非是一回事”。吳雙（西華師范大學）認為《憩園》、《第四病室》、《寒夜》里“來自故土被反復強化的記憶在深層無意識中形成文化象征符號”，匯聚成了巴金筆下獨特的“川渝意象”。金進（馬來西亞拉曼大學）認為《家》通過巴金及其信仰變化透視了30年代的文學視界：高老太爺、覺新形象“人性善惡的揭示”的體現，覺新、覺民和覺慧的象征反映（分別代表傳統性格、五四余緒、社會主義）。魏建（山東師范大學）對《沫若詩詞選》不同版本的篇目校勘，回答了《沫若詩詞選》何以出現版本問題，并依據所得校勘數據糾正對單行本《沫若詩詞選》與《郭沫若全集》中的《沫若詩詞選》作品篇目的一些模糊和錯誤的認識。張全之（重慶師范大學）據1923年《國家的與超國家的》一文提出郭沫若早期創作中的“超國家”意識的問題“來自于當時泛濫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鄧偉（重慶工商大學）認為“李?人的文學選擇與新文學主流明顯有著某種的距離感與疏遠感”、“其小說有著某種明顯‘舊式’的底色。”詹玲（杭州師范大學）認為李?人、沙汀筆下的成都茶館敘事“以介于傳統與現代的多元樣貌體現了現代性與傳統之間對抗消匿、變異融合或因勢而上等多種樣態。”除了對四川籍特別是在成都出生、成長的作家進行與成都風情關系的考察外，一些代表考察了刊物及抗戰時期旅蓉作家的創作。李琴（四川師范大學）以清末民初四川報刊出現的首個專門文藝副刊《娛閑錄》為例，考察了主筆李?人及吳虞等人創作的百余篇小說，并論及《娛閑錄》并入《四川群報》副刊后李?人成為《四川群報》首任主筆及副刊編輯的史料及意義。在對旅蓉作家的研究中，王攸欣（湖南師范大學）認為朱光潛在成都的經歷表明朱光潛并不是一般讀者所了解的沉浸于超功利審美的學者，而是一個積極介入現實斗爭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王曉冬（西南大學）以《巴山夜雨》分析了張恨水抗戰小說特有的空間意識，以及這種意識在社會化小說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溫儒敏，在大會閉幕式上，對大會取得的成功作了總結，他認為，“年會開得很好”，有三個特點。一個特點，是一個年輕的會，有差不多三百人，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年輕人。這個學科已經有五代學人。第五代就是70后80后。這次會很多第五代參加進來了，很踴躍。#p#分頁標題#e#   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第二個特點，這個會有很大投入、論文有120多篇，都很認真?，F在這樣認真的會很少了。第三個特點，有生長的態勢和新的生長點?，F代文學與語言的問題，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也是最難的一個問題，也出現了一些好的著作，殷實的著作。研究文學語言要進入它很深的機理，必然要觸及到個性的問題。這次會議問題提得很好，還有些問題像漢語文學史的問題，像曹萬生老師那個書，很有意思。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漢語文學史跟國別文學史怎么說。這個可以討論。我提幾個希望。第一，我希望我們這個學科能夠參與現實，但又保持活力、要有一個持重的風格。第二，希望更年輕的學者把現當代打通。第三，期望年輕一代應該從我們的教訓中走出來，做更大氣的文章。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研究中心主辦的“梵學與佛學研討會”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蘇州召開，本次會議得到蘇州西園寺普仁方丈及諸寺眾的大力支持與協助，來自北京、臺灣、香港、上海、廣州、成都等地區近50名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就中國當前梵學與佛學的研究、人才培養及未來發展趨勢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與交流。   本次會議共收到36篇論文，其中基于梵漢或梵藏漢對勘的大乘佛教經論與思想研究的論文，就有16篇。在這些經論中，最受關注的是在中土流傳甚廣的《維摩詰所說經》。黃寶生研究員在其《〈維摩詰所說經〉梵漢對勘導言》中以梵文本與漢譯中的什本、奘本《維摩詰所說經》的對勘為基礎展開研討。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萬金川教授的《梵漢對勘研究的文化與思想轉向》一文，從思想文化傳播的角度，對梵漢對勘的價值與意義做了討論。中山大學哲學系范慕尤博士的論文《〈維摩詰經〉文本對勘的啟示》，列舉出數則《維摩詰經》梵文寫本與漢、藏各種譯本間存在的差異，結合僧肇、窺基等人的注釋，剖析不同譯本中所體現的哲學思想，認為鳩摩羅什有改譯經文的行為，很可能源于中觀思想和大乘菩薩道實踐思想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經〉梵漢對勘札記》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漢譯佛經翻譯時間早、同本異譯多、時間跨度大的特點，對梵文佛經的?？惫ぷ鲿邢喈數膸椭ｈ笪闹行母鹁S鈞研究員的《智者大師解經中的問題及其影響》一文以《法華經》梵漢對勘為基礎，指出智者大師對《法華經》經文形式與內容兩方面的誤讀。   中觀與唯識典籍的整理與研究是深化當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礎性工作。本次會議上發表的許多論文即是基于梵、藏、漢等不同文本的?？保瑢χ杏^唯識典籍所做的文獻整理或思想探討。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麥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經”的流變與梵漢對勘的若干問題》一文，以《出三藏記集》所提供的文獻訊息為出發點，配合近年有關“般若經”的研究成果，嘗試重建早期“般若經”傳入漢地的面貌，分析現存“般若經”文字材料的流變，并對若干梵漢對勘時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薩爾吉副教授在其《〈中觀心論頌〉梵藏對勘舉隅》中，通過對勘印度大乘中觀派論師清辨的《中觀心論頌》梵文寫本與藏譯文本，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的文句差異，并對致異的原因做出各種推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何歡歡博士的《“瓶空”與“虛空”———試論清辯對吠檀多哲學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對清辯《中觀心論》的梵、藏對勘，以此論與喬荼波陀《圣教論》中出現的“瓶空喻”為切入點，還原以清辯為代表的佛教中觀自立派與吠檀多派的論辯細節。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葉少勇博士宣讀了《新發現月稱造〈六十正理論釋〉梵文殘葉》一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劉震副研究員的《〈贊法界頌〉與〈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贊〉》一文，通過比勘在西藏流傳頗廣的題名為龍樹所作《贊法界頌》的梵、藏、漢文本，揭示三種文本間的差異。   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中心周貴華研究員提交的《〈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經》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經典。因此經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據漢譯、藏譯的“三時判教”幾段譯文，進行對比分析，以顯示兩者思想的異同，由此可更好地體會《解深密經》的判教意趣。臺灣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檢討〈金剛般若論釋〉與〈攝大乘論釋〉的關聯》一文指出，世親在《攝大乘論釋》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時法身從遮蔽狀態變成被顯露狀態的轉換，這個詞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的散文注釋中亦有類似的用法，足以說明《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與《攝大乘論釋》皆出自世親之手。臺灣法鼓佛學院釋惠敏法師發表的《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百年簡史》，利用Zotero書目管理系統，展示近百年來梵本《大乘莊嚴經論》研究的歷史，介紹相關的研究成果，并從時段、研究者、成果類型等多個維度，揭示出《大乘莊嚴經論》百年研究史的細節。   有三位學者分別從密教的成就師、經典與本尊三個角度，探討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剛乘佛教的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薛克翹研究員的《印度佛教金剛乘成就師坎訶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員的《略論〈喜金剛本續〉》、臺灣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劉國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續獨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嚕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關梵藏文獻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漢對勘是深化當前中國佛教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也是推進漢語史尤其是佛教漢語研究無法回避的瓶頸。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主任朱慶之教授的《漢梵佛典雙語標注語料庫的構建》，介紹了他目前主持的“漢譯佛經梵漢對比分析語料庫建設及漢語歷史語言學研究”項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漢譯佛經中標記分明的時體表達式》重點討論有顯性標記的動詞形式，揭示出漢譯佛經表現動詞時體范疇的特點。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王繼紅副教授的《論部漢譯佛典篇章標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論》梵語原典以及真諦、玄奘兩種漢譯本中的篇章標示成分。。   有論文對名號、詞語做了精細考察。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陳明教授的《須大拏太子諸名號考源》、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魯波與阿魯波的梵語區別》、西南科技大學陳秀蘭教授的《“五體投地”語源考》即是如此。   梵語聲明學或曰梵語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國梵學與佛學研究中的弱項，因此，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羅鴻副研究員的《關于〈依緣月光疏〉梵藏蒙?？钡某醪綀蟾妗?、北京大學博士生張雪杉的《西藏自治區存梵文語法寫本初步調查》、北大碩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變位被動動詞形式:歷史比較角度下的形態與語義分析》等值得推薦。   臺灣法鼓佛學院鄧偉仁博士的《中國古代僧人的梵語知識:方法論探討》意在通過漢文藏經中所保存的梵語知識，討論中國古代僧侶文人對梵語聲明學的認知方法與接受情形，探求中國古人對梵語的學習與認知。梵文中心周廣榮副研究員的《真言與王權》，以最能體現梵語神圣屬性的真言與王權之關系為題，分別探求婆羅門教、印度佛教、漢傳佛教傳統中，真言與世俗王權之間的不同關系，揭示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蘊含的政教關系。醫方明在佛教僧團的形成和發展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中國藏醫院的劉英華醫師的《〈八支心要集〉傳承與傳譯》一文正是基于他對印度古代醫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傳承狀況的實地考察而撰寫的。#p#分頁標題#e#   在這次會議上，把研究對象限定在正統梵學范圍之內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兩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孫晶研究員的論文《筏羅婆的Anubhasya研究》，對吠檀多重要哲學家筏羅婆的哲學思想及其注釋《梵經》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論述，意在揭示其“純粹不二一元論”思想內涵。臺灣政治大學黃柏棋教授的《馬鳴〈佛所行贊〉及佛教之轉型》一文從梵語文學史上宮廷詩與贊詠詩的興起，考察了馬鳴《佛所行傳》與佛教“梵語化”轉型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