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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業態受損的三大表現
貴州山地農業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內容極為紛繁，綜合梳理后，如下幾個方面最具代表性。
（一）生態環境退變
歷史上，貴州到處綠水青山，森林密布。相關記載，不絕于史志，僅就下述兩例，亦可管窺一斑：道光《貴陽府志》載：“翠屏山，林木蔥倩，百鳥啾唧。”道光《遵義府志》把遵義縣的湘山描述為“世外桃源”般美麗：“古木千章，清陰夾徑，幽風徐引，綠塵細霏，炎天坐臥其間，日影碎金，時聞鳥語，人境雙寂，恍然世外也。”然而，進入近代后，貴州這種仙境般的生態環境逐漸消失。據清《大定縣志》記載，大方地處西南巨箐，“迨后居民漸多，斬伐日甚，山林樹木所存幾稀。”在都江（今貴州省三都水族自治縣的北部）、興義、納雍、普定、織金、息烽等縣，以及盤江許多可供耕作的河谷地區，清水江上游重安江一帶，貴陽經大方、黔西至威寧一線，由于砍伐過甚，幾無森林可言。據相關統計，貴州的森林植被覆蓋率從清中期的近70%迅速下降到1950年代的40%左右。生態退變已經成了貴州山地農業發展的障礙。
（二）農業發展滯后
綜觀貴州六百年歷史，對貴州山地農業影響至深至遠的，無外乎兩件事：一是外來農作物的無序引進，二為漢民族平原農耕思想的沖擊。貴州地處西南要沖，各民族在長期的流動和遷徙、融合與演變的過程中，貴州逐漸成為“古代民族交匯的大走廊和集結地”，“氐羌（彝族、白族、羌族等）東進，苗瑤（苗族、瑤族、畬族等）西移，百越（侗族、水族、壯族等）由南向北推進，而華夏漢民則由北向南，由東向西進入貴州，蒙古、回、滿等民族于不同時期、不同方向涌向地廣人稀的貴州高原”。一個民族能夠在一片土地上長期穩定生存下來，是該民族與其所處生態環境長期相互適應、相互協調達成的一種動態平衡。根據貴州生態系統的地理分布，大致可劃分為三種生態類型，其對應的位置剛好與貴州三大族系所聚居的位置相重疊。氐羌族系對應的是高山草地生態系統，因此，氐羌族系發展出以畜牧業為主的多業態生計方式。苗瑤族系對應的是喀斯特森林草灌生態系統，由此，他們形成了以游耕和采集狩獵為業的多業態生計方式。而百越族系對應的是森林生態系統，他們利用森林生態系統水源充足的特點，發展成以糯稻種植為主的“稻（糯）魚鴨共生”的多業態生計方式。然而，這種少數民族與生態環境極為相適應的平衡，因為一種叫做“改土歸流”的政治運動而漸行漸遠。雍正四年（1726年），以云貴總督鄂爾泰為首的“主剿派”開始對都勻以西，貴陽以南，安順以西的長寨、廣順、鎮寧、永嶺、定番、永豐、歸化、羅斛等“生苗”區實施了“苗疆開辟”。此地局勢逐漸穩定后，鄂爾泰又揮軍東進，對黎平以西，都勻以東，鎮遠以南的清水江和雷公山一帶貴州最大“生苗”區進行武力征討。而生存于黔西北的氐羌族系，早在清康熙年間因“安坤事件”而被徹底“改土歸流”。
1.外來農作物的無序引進。
“改土歸流”后，清廷出于統一稅收，以利管理的需要，出臺了一系列相應的政策。一方面大力引進內地的農耕制度和農耕技術，另一方面則大力推廣能夠與內地消費習慣接軌的農作物，其中就包括了大量外來物種，如玉米、馬鈴薯、番薯等。這兩大政策，在推行的初期都收到了明顯的成效，但推廣規模無限擴大后，卻對貴州各民族傳統的多業態山地農業構成了重大的沖擊，并引發了文化生態共同體的退變，導致生態環境的整體惡化。外來作物無序引入貴州前，氐羌族系以畜牧為主，牧養的是牛馬豬，兼種一些高寒山區生長的蕎子、燕麥和蕓豆，以平衡食物季節性缺乏。苗瑤族系以“刀耕火種”的游耕方式種植黍、稷、粟，輔之以牧養豬牛馬，他們隨著季節的改變不斷變換畜牧和種植地點，過著一種牲畜隨草而動，人隨牲畜而遷的“游耕”生活。而百越民族則在森林生態系統中種植糯稻，在稻田中放養魚鴨。這一切都是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相互磨合、相互適應的最佳結果。史學家認定，來自美洲的農作物是明末清初傳入我國的。而傳入貴州則遲至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初，也就是乾隆中期到嘉慶、道光時期。傳入貴州的外來作物主要有玉米、馬鈴薯、番薯等三種。這些外來農作物無序引入貴州初期，其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毋庸置疑，但其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山民伐林開荒，……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驟雨沖洗，水痕條條，只存石骨，又須尋地墾種”。大面積長時段連續種植玉米后，各種想象不到的生態災變漸漸開始顯現。“種包谷三年，則石骨盡露山頭，無復有土矣，山地無土，則地不能蓄水，泥隨而下，溝渠皆滿，水去泥留，港底填高，五月間梅雨大至，山頭則一波靡遺，卑下之鄉，汛濫成災，為患殊不細”。除玉米外，馬鈴薯和番薯的引進也相繼引發了類似的生態災變。原因全在于，推廣這些外來作物，都不可避免要毀林開荒，陡坡開荒，而貴州恰好是坡陡谷深之地遍及全省，這才使得在其他省區危害并不明顯的外來作物，在貴州省成災率極為突出。
2.漢民族平原農耕思想的沖擊。
1949年以前，大量漢族移民運動，在貴州歷史上有兩次。一次是明洪武年間，在貴州建立二十四衛及二直隸千戶所，實行屯田制。明代的一個衛有兵源5600人，總計全省有十余萬駐軍進入貴州。明代還規定屯軍需帶妻室前往屯地，即世為“軍戶”。若以此計，則移入貴州的人口應在二三十萬。第二次是清朝“改土歸流”后，在各苗疆新設的軍屯、民屯和商屯。在兩次移民大潮中，這些軍戶、民戶和商戶大都是來自當時中原的漢族居民，他們及他們的家屬帶來了僅適用于平原的固定農耕生產技術。這些生產技術和漢族農業觀念傳入和推廣，改變了以游耕、畜牧和種植糯稻為生的貴州各少數民族多業態生產生活方式，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在政策的引導下，競相仿效漢族的固定農耕技術，被迫接受漢族的農耕觀念。氐羌族系從多業態經營轉變為單一作物的固定農耕，使得黔西北高山草地面積不斷萎縮，牲畜日漸減少，曾經的“馬牛被山谷”的景象一去不復返。苗瑤族系從游耕和采集狩獵為業的多業態生計方式轉變為單一作物的固定農耕，使得苗瑤族系的“刀耕火種”和“趕山吃飯”變成了靠固定農耕為生的弱勢群體。百越族系則從糯稻種植為主變為種植秈稻為主，他們不得不降低田埂的高度，不得不砍掉水田周圍的大片森林，不得不改變他們的生產生活及習俗去適應這種所謂的“高產水稻”的生長環境。這一系列改變對貴州山地農業結構、民族生計方式、作物種類、生活方式及三大族系所處生態環境產生重大變遷，它打亂了貴州三大族系原有生計與生態環境的那種相互適應的動態平衡。
（三）商品農業由興轉衰
貴州傳統的山地農業本身就具有多業態經營的特色，從中可以產出名揚海內外的土特產品。僅僅因為貴州設省之前，交通極其不便，以至于這些名特產品，一旦運出貴州就可以身價百倍，一本萬利。但真正成為內地的市場產品，數量卻微乎其微。然而，貴州設省之后，隨著國家直接經管驛路的制度化設置完畢，貴州的名優產品才得以有較多的數量進入內地，貴州山地農業的商品性經營也因此而發端。按照常理，這樣的發展趨勢理應很快進入鼎盛，但實際的發展卻并不理想，其中的原因與明清兩代經營貴州的策略不無關聯。明代在貴州廣泛駐軍，其決策初衷是要維護邊防的穩固，因而不免會將貴州商品農業的發展置于次要地位。在這樣的決策思路下，為了養活龐大的軍戶，明廷不得不通過強制手段，在貴州極為有限的壩區大規模開辟稻田，以確保軍糧的補給。另一方面，為了避免軍戶從商獲利，又不得不在驛路沿線嚴設關卡，限制貴州土特產品的外銷，以免動搖軍心。以至于在整個明代，流入內地的名優產品，除了通過貢納手段外，主要是通過朝貢夾帶才得以攜帶出境。貴州的商品農業在當時其實是人為壓低了其發展水平。清代實施大規模“改土歸流”后，情況才有了較大的改觀。貴州的商品農業也因此而轉入興盛，清中期以后，進入到興盛期，貴州的名優產品開始成為國家的外匯來源之一。應當看到，這次商品農業的興盛有其特定的政策基礎。一方面，清廷推行了“地丁銀”制度，各族居民為了獲取銀兩完納國稅而自覺的推銷土特產品。另一方面，清廷為了強化邊防，曾大力投資改善貴州的交通狀況，新開了眾多的驛路支線，還大力疏通了水運航道，為貴州名優產品的外銷提供了方便。最后是，國際國內市場格局的劇變，拖動了貴州的多業態山地商品農業的發展，致使能夠提供外銷的木材成為最能穩定的盈利產品。鴉片戰爭后，隨著海外市場的展拓，國外所急需的生漆、桐油、豬鬃、茶葉成了暢銷國外的產品，直接推高了貴州的商品農業，也激活了各民族熱衷于多業態經營的意愿。貴州的多業態商品農業蒙受局勢的打擊發端于民國初年，其政策原因具有多重性，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堪稱貴州商品農業的殺手，而民國初年實施的“銀本位幣制”則被西方列強鉆了空子，“金貴銀賤”的國際貿易格局極大地壓低了名優產品的出口率。但對貴州名優產品的更大打擊則與抗戰爆發直接關聯，抗戰期間，由于出口碼頭被日軍封鎖。此前獲利豐厚的桐油、生漆、皮張都因為難以出口而蒙受重大打擊。在上述各種不利背景下，貴州各族居民為了自我養活的需要，不得不大規模地墾山種植玉米，貴州地方政府也不得不用行政命令強制貴州各族居民實施“糯改粘”，多業態的經營因此而蒙受了重大損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又遭逢了國外勢力的封鎖，再加上處于保障糧食供應的需要，我國政府也不得不出臺“以糧為綱”的政策。這對我國度過艱難的時期，雖說必不可少，但對于經營多業態的貴州山地農業而言，所承受的壓力比發達各省要大得多，其負作用也要深遠得多。以至于到了“改革開放”前夕，貴州的多業態山地農業事實上已經進入了低谷。而此后的改革開放又一度偏重于工礦企業的引進，對落實因地制宜還來不及兼顧，最終使得貴州多業態山地農業的復興受到了一定的阻礙。而改革開放深化的今天，自然成了創新多業態貴州山地農業的絕好機會，同時又是振興貴州各民族文化生態的大好機遇。
二、貴州山地高效農業發展策略
今天要想創新貴州的山地高效農業，絕對不能等同于對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各民族多業態經營做簡單的復制，這是因為時代變了，生態環境也變了，各民族的文化生態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簡單的復原或者復制，實質上就是在歷史上走回頭路，誰都會意識到這是辦不到的事情。因而完成這樣的創新，必須提出全新的策略來，才能確保貴州山地高效農業的建設完成。經過系統排比研究后，如下4個方面的決策，最關緊要，值得有關部門深思和執行。
1.必須出臺相應的配套產業政策。
當前，一提到現代農業，大家都習慣于認定，現代農業必須規模大、規格全、規制齊?？墒牵降剞r業受到自然結構的非均衡性限制，任何一種產品都不可能在空間上連片分布。傳統的貴州山地農業才需要搞多業態經營，這就注定了要上規模決不能等同于空間上的外延擴大，而是需要有相應的制度保障，使經營者才有可能跨片，甚至跨縣域運行。然而在歷史上，貴州的多業態經營都是通過“行會”“款規”“家族村寨聯盟”等方式去實現規模化、規格化和規制化。清水江文書的研究就充分表明，清水江的杉木生產事實上已經跨越了今天貴州省的錦屏、劍河、臺江、雷山等縣，木材的販運還牽涉到今湖南省的十多個縣市。在白蠟生產中，當時的“蟲幫”活動范圍就跨越了云南、四川、貴州、湖南四個省。相比之下，我們今天的鄉、村建置都顯得極其狹隘，根本無法支持當代的創新式多業態經營。而當前出臺的支持“小微企業”的政策同樣顯得難以依憑，特別是用地的規劃，生產規格的控制，這一些帶根本性的重大問題，若無相應的政策出臺，創新貴州山地的高效農業萬難成就。
2.必須調整科研取向。
長期以來受習慣所支配，一提到現代農業，人人都眼睛往外看，人人都寄希望于心目中的現代科技發揮威力，就是不愿意眼睛向下，認真地去研究貴州各民族的傳統技藝、傳統知識。更羞于承認，歷史上各民族建構起來的本土知識和技術具有科學性和合理性，更不愿意承認，這些本土知識和技術，在當代還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盡管我們竭盡所能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但是與規模宏大的貴州各民族本土知識和技術體系而言，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如果不在科研立項、人才培養、研究機構的創設等方面做出相應的安排和成果評估，引導年輕一代甘愿奉獻畢生的精力和才智，去系統研究這一全新的科研領域，就萬萬辦不到。為此，我們懇切的希望相關部門，做出相應的政策安排，將此項研究納入現代化農業建設的框架內去逐步實施，盡快改變習慣性的偏見，科研取向的調整，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3.第一產業補貼必須盡快推出，而且要與國際的補貼標準接軌。
實施第一產業補貼，目前已經成了世界通例。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對中國的農民而言，已經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文數字。美國的三家農業公司、法國的一家農業公司，實際上已經壟斷了國際上的農產品貿易。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不得不廉價出售農產品去換取外匯，其實質就是暫時犧牲農民的合法利益。貴州多業態經營受到窒息也與這項政策直接相關。而今我國已經步入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已經著手實施了農業補貼。但因為中國農民是弱勢群體，其結果很自然地會將大部分的補貼，都轉移到了農機生產部門和所謂的主流農業上去。于是貴州面臨的現實是，種雜交稻、買化肥、農藥有補貼，行政命令下的植樹造林有補貼。雖說補貼量遠遠不夠，但這樣的有限補貼卻落不到真正實施多業態經營的農民身上。因為“生態農業”“低碳農業”至今還沒有實施補貼的標準和措施。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民紛紛進城打工，與其說他們是向往城鎮生活，倒不如說他們是被迫背井離鄉。貴州山地的多業態經營本身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農業，如果按照國際標準的農業補貼，能夠落實到貴州各族鄉民的頭上，多業態經營的復蘇何愁辦不到。
4.必須將生態成效納入山地高效農業建設的框架內去加以落實。
貴州傳統多業態山地農業的優質產品，“優”就優在它的生態價值，其中包括產品的生態價值、環境維護的生態價值、居民身心健康的價值和生態屏障價值。目前我國居民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用品幾乎全部被化石能源產品所覆蓋，由此而引發的健康問題、環境污染問題連篇累牘，不絕于報端。不少人處于穩定國民經濟產值的考慮，甚至是為了企業的利益著想，對這樣的環境禍害，要么避重就輕，要么熟視無睹，就是不敢下硬手治理。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多業態經營的名特優產品，又怎么能夠找到容身之地呢？接下去貴州各民族文化生態的傳承，光靠政府補貼又怎么能辦得好呢？為此，創新貴州的山地高效農業，必須和環境治理捆綁起來。除了支持多業態經營產出的名特優產品逐步置換化石能源產品之外，恐怕別無它法。我們總不能等到生態退變漫延成災后，再著手解決，也許就為時太晚了。貴州各民族傳統的多業態山地農業，體現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榮，而現代西方的企業建置是立足于利潤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兩者之間存在著質的差異。當我們國家有條件、有可能做出選擇的今天，千秋功過全在于我們如何去選擇了。
作者：楊成 單位：南京大學歷史系 貴州省農科院現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