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教育論文范例

一、生活即教育———思想品德教師應善于把課堂引向生活并從中吸吮營養。

“生活即教育”的思想要求教育要打破育人課程的封閉性，開發開放性的課程資源，把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納入課程的范圍。如果用“生活即教育”理論指導我們的學，必將把素質教育在學科教育中的實施引向深入。陶行知先生說：“活教育教人變活，死教育教人變死，而傳統的教育，正是教人變壞變死的壞教育、死教育。”傳統思想品德教學嚴重地抹殺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創造性，其結果只會使學生厭倦學習、禁錮思想。生活是一部教育的“百科全書”，生活的內容都應該是教育的內容，思想品德教學應把學生引向生活，并向生活吸吮營養。思想品德教師在鉆研教材與大綱的基礎上，認真備好學生，因班制宜，因材施教，突出學生學習的生活情感體驗。新課程標準指出：讓學生學習有價值的知識、學習生活化的知識。因此，思想品德教學應創設生活化的情境，讓學生在學習中了解生活，培養他們的生活能力。通過實踐，我確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現就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中學思想品德教學中的實踐談談體會。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要由遠離學生生活的理想化的內容取向轉變為貼近學生真實生活的“生活化”的內容取向。以往的思想品德課教學，特別強調教材內容的系統性傳授，學生學習就是為了習得教材中的內容，仿佛學生不是為自己而活，而是為教材活，不是為現實生活活，也不是為理想生活活。雖然為了說明教材中的某些觀點，在教材中列舉了一些例子，但這些例子是理想化的、成人化的。比如在教學環境問題這一知識點時，我首先請學生回顧自己從家門口到學校的路程中，有哪些環境污染？學生紛紛自告奮勇，然后再追問，那作為中學生，我們可以通過哪些途徑解決這些現狀？有的說一定要杜絕污染源；有的認為可以通過撰寫“小論文”到相關部門，學生各抒己見、表情激動。思想品德源于生活，應該回到生活中檢驗。如果教師懂得把思想品德教學導向生活深處，給學生自由翱翔的雙翼，又何愁他們不能展翅高飛。

二、社會即學校———思想品德教學應該培養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

陶行知先生提出“社會即學校”在于要求擴大教育的對象、學習的內容，讓更多的人受教育。他指出：“我們主張‘社會即學校’，是因為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里的東西太少，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學生、先生可以多起來。”他的“社會即學校”學說，告訴我們“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增加”。這與我們解決當前教育中教育內容的過時、陳舊、不符合學生生活實際、不切合學生思想認識、不能很好地為學生的將來生活服務的現象是很有啟發的。他提到：“學校必須給學生一種生活力，使他們可以單獨或共同去征服自然、改造社會。”思想品德教學最終的培養目標應該是提高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因此，思想品德教學應該科學合理地安排好一定的社會實踐活動。每學期我們會帶班級“走出校園”，對學校周圍的及鄉村的環境情況進行小調查。調查的方式、內容由學生確定，學生回校后認真地寫了調查報告，他們寫出了感情，寫出了具體與真實，從而更珍惜、把握自己的學習機會。其中一位女學生把“發展經濟更要保護環境”的情況以“小論文”送至鎮長辦公室，鎮領導對學生保護環境的意識、行為進行了高度表揚，同時在鎮年度工作報告中采納了該學生的部分建議。通過此事我告訴學生，我們是社會的小主人，是時代的小主人，要學會運用我們的知識回報社會、關心社會、親近社會、服務社會，這正是初三思想品德課第1課的要求，這樣的社會活動完全實現了思想品德學科教育的思想與行為目標。總而言之，我們應該認定社會就是偉大無比的學校，善于運用社會的力量，由此提高社會實踐能力。

三、教學做合一———思想品德教師的責任在教學、教學生學，以便更好地做。

陶行知“教學做合一”思想，把教學做視為一件事，以做（實踐）為中心，把教與學統一起來，主張“事怎樣做便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學的是學生”。他認為：“教學做是一件事，教師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教來學，乃是實學。”陶行知提倡教學做合一的基本精神是強調教與學、學與用、知與行的結合，這與我黨提倡的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是一回事，而傳統教育扼殺了人才的培養，扼殺了民族的希望。我們今天所擁有的教學資源，是陶先生不敢奢望的。因此，我們有太多的理由將“教學做”融為一體，推進教育，讓思想品德教師在教學改革的浪潮中解放思想，大膽地實踐和實驗，積極投身改革開放的社會生活中，讓師生共同努力在改革的“做”中教，“做”中學。在新課改的春風中，我們應該把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擺在突出的位置上。思想品德教師應該把學生培養成敢于辯論、敢于拿起筆桿子披露社會的黑暗、敢于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樂于奉獻愛心的現代公民。我們可以讓學生模擬教師講課，（我們稱為“小先生”），然后教師加以點撥，讓學生體驗教師是如何教他們學的。為“小先生”提供實踐舞臺的還有思想品德早讀課，四個班的思想品德科代表和“巡視員”精心準備早讀的內容，教師只要傳遞鼓勵的眼神，加上“感情的投資”就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就這樣，讓學生在為班級作貢獻的過程中待人，在接物與處世的做人實踐中超越自我。“做是發明、是創造、是實驗……”現代教育論認為：教師活動要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以活動為學習的載體，在教學中讓學生學到的知識是通過實驗、實踐自己探索出來的，使他們的學習能力化。陶行知先生是中國人民教育的奠基人，他從社會和思想品德的高度研究中國教育，其生活教育理論的內涵豐富而博大，是我們進行教育教學理論探索、搞好教改實踐的理論寶庫，是我們在各種教育思潮中站穩腳跟的強大思想武器。因此思想品德教師應該以陶行知先生先進的教育理論為指導，尤其要把“生活教育”理論運用到思想品德教學中。我們堅信：先生的先進教育理念必將指導我們教育的晚輩堅定地走下去，并培養出能擔負起時代崇高使命的建設者與接班人。

作者：畢素芳 單位：蘇州工業園區婁葑學校

［摘要］提出新時期公安院校職業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性。通過對國內期刊文獻的搜索，認為國內學者對警察職業道德教育有一定的關注，但就職業道德教育整個領域來看，涉及的研究成果較少。根據項目組的文獻綜述和資料收集，對新時期公安院校職業道德教育做了一些思考。

［關鍵詞］新時期；公安院校；職業道德教育；思考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加強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建設。職業道德教育是警察道德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警察核心價值觀的提出，為警察職業道德教育開辟了廣闊的語義空間，在社會問題冗繁雜糅與警察壓力持續增強的語境下，意義非常重大[1]。公安院校承擔著培養公安后備人才和培訓在職民警的雙重任務，對新時期公安院校職業道德教育的研究是公安院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內容，是培養合格預備警官，提高受訓民警綜合素質的重要舉措[2]。筆者2022年2月24日通過CNKI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對題名“警察職業道德教育”的文獻進行檢索，檢索到相關論文35篇。時間分布情況見表1（P1表示警察職業道德教育論文數；P2表示職業道德教育論文數；R表示警察職業道德教育論文數與職業道德教育論文數百分比），數據不一定完全精準，但具有參考意義。從國內期刊文獻的搜索情況來看，國內學者對警察職業道德教育有一定的關注，但就職業道德教育整個領域來看，涉及的研究成果較少。

二、對新時期公安院校職業道德教育的若干思考

根據筆者“新時期公安院校職業道德教育中的心態調整策略研究”項目組的前期文獻綜述和資料收集，在此對新時期公安院校職業道德教育做如下思考。

（一）發揮學管干部在職業道德教育中的引導作用

本文作者：肖來付 單位：廈門城市職業學院

近十年來高職院校通識教育研究的定量分析

目前高職通識教育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對以“通識教育”為主題檢索出的結果進行比較，研究高職通識教育的論文數量僅占全部通識教育研究論文總數的4．8%。實際上，高職院校的通識教育研究不論是論文、論著的研究數量，還是研究人員的數量及構成，與普通本科院校通識教育研究相比，還是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這與目前高職院校已經占據國內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實際地位是極不相稱的②。如果說CNKI的文獻可以反映高職通識教育研究的廣度，那么，碩博學位論文則能夠反映高職通識教育研究的深度。選取“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和“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包括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增刊)，以“通識教育”為主題進行檢索，共得到835條結果;若以“通識教育”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可得258條結果;而以“通識教育”為題名加以檢索，則得到118條結果。若再以“高職”+“通識教育”為主題，在上述數據庫檢索，則得結果46條，去除與高職通識教育不相關的文獻后，其中有效結果為10條。若以“高職”+“通識教育”為題名再次在以上檢索結果中進行檢索，則只有3條有效的相關研究文獻，分別為“高職院校加強通識教育研究”(劉秀波，2006)、“高職通識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吳地花，2007)、“通識教育視閾下的高職學生職業能力培養研究”(吳繼紅，2009)。在研究通識教育的碩博論文中，以“通識教育”為主題進行比較，研究高職通識教育的論文僅為全部論文數的5．5%，若以“通識教育”為題名進行比較，所占的比例僅為總數的2．5%?？梢姡壳皩ζ胀ū究圃盒ＭㄗR教育進行研究的碩博論文占了絕大多數，而真正對高職通識教育展開深入專題研究的碩博論文目前尚不多見，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當前高職院校雖然已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但卻并未真正地進入公眾視線的尷尬現實境遇。

近十年來高職院校通識教育研究的定性分析

建國后，受傳統的計劃經濟時代的體制和蘇聯的影響，在“一面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的形勢下，我國大學也以當時蘇聯老大哥專業教育模式為模板，大多是以專業教育來培養當時各行各業所急需的專業技術人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在上個世紀就提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改革開放后，我國教育學者逐漸開始重視和研究通識教育理論。通識教育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獻考究法、調查研究法和比較分析法。雖然運用調查法、比較法的研究文章也在增加(尤其是在介紹外國著名高校的通識教育以及我國部分高校通識教育的實踐做法)，不過，由于需要進行大量的資料檢索、梳理與挖掘，目前學者多采用文獻法進行研究。因此，通識教育的研究論文中，雖然也有一定數量的定量研究，但是多數仍為定性研究。同時，我國通識教育實踐存在著教育目標不夠明確、課程設置不夠合理、課程體系較為分散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是由缺乏科學的通識教育理論的指導所致。當前，能夠查找到的最早的通識教育相關文章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陳衛平等人的《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及啟示》一文。上世紀末，當時的國務院做出了《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通識教育或者說素質教育，隨之在國內的各大高校加以推行。在通識教育的研究人員與隊伍中，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學者(如楊叔子、胡顯章、王義遒、季羨林、顧明遠等)，而自90年代以來，通識教育的研究群體主要是各高校的專職研究與管理者(如潘懋元、李曼麗、樂毅、張慧潔、檀釗等)、教育界的理論工作者(劉曙雄、甘陽、王曉漁等)、在讀博碩研究生等。其中，成果被引用比較多的是王義遒、潘懋元、李曼麗、甘陽等人所做的理論與調查研究。而通過對高職通識教育論文作者的工作單位進行分析，發現:研究高職通識教育的人員多數集中在高職院校系統內，多數為高職院校的教師、教學管理人員和科研人員以及專門從事高職教育研究的相關研究人員，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高職通識教育尚未引起整個教育學界的關注，當前教育學界和社會大眾關注的更多的是實行專業教育而帶來眾多問題的普通本科院校的通識教育。

通過對檢索到的論文主題進行歸類分析，我國學者對高職通識教育的研究主要涉及通識教育的基本理論、支持技術、實踐與應用等三個方面:通識教育基本理論。包括通識教育概念及內涵、通識教育理念及與其他教育理念(如專業教育、素質教育、自由教育等)的關系、通識教育的目標、內容、意義和價值、通識教育的必要性等研究。國內學者對于“通識教育”的涵義眾說紛紜。通識教育是一個多層面的概念，它既是一種面向所有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內容，同時也是一種是體現通識教育理念、實現通識教育目標的一種人才教育模式。李曼麗將通識教育表述為“就性質而言，通識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是所有大學生都應接受的非專業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識教育有志在培養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有責任感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的人和國家的公民;就其內容而言，通識教育是一種廣泛的，非專業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教育〔1〕18。”陳衛忠〔2〕、梅醒斌〔3〕、陳智〔4〕等人對高職對高職院校通識教育的理念、策略，彭振宇〔5〕對高職院校通識教育的目標、內容和實現途徑作了一些較為深入的研究。通識教育的支持技術。這里主要是指通識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包括通識教育的物質基礎、制度基礎等，如計算機科學、互聯網技術、管理制度等。“近年來我國通識教育的深化進程并不理想，很多大學的通識教育遇到了發展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的通識教育還缺乏足夠的制度化保障。”〔6〕88不管是落實通識教育理念，還是深化通識教育的實踐，都必須以物質基礎、制度保障和管理制度為前提的。劉訓華從生源、教師、社會、學校與學校管理四個角度對高職通識教育的影響因子做了研究〔7〕。吳地花在其碩士論文《高職通識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中認為:當前人們對做人與做事同等重要和對于“學會做事”的新診釋、校園文化概念的提出以及高職教育目標與通識教育目標的契合、特別是高職的實踐課程等，為高職通識教育的實施提供了更多的可行依據〔8〕。#p#分頁標題#e#

目前，對于高職通識教育可行性進行專題研究的文獻很少，尤其是對高職通識教育實行過程中的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風險的研究更少。目前較有代表性的是檀釗2007年7月在《高校教育管理》上發表的《高職院校應慎行通識教育》(該文隨后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9〕。檀釗認為，盡管通識教育似乎已經成為大學教育的必然趨勢，然而，現時的通識教育已經步入了尷尬的境地。高職院校的許多特點實際上也正是其弱勢所在，主要表現在生源素質不高、師資欠缺以及學制問題上，為此，高職院校應慎行通識教育。這在當前主張推行高職通識教育的眾多觀點中，保持著一種難能可貴的清醒認知。通識教育的實踐與應用。主要包括通識教育的課程體系建設，如課程編制、授課形式、課程評價、設置標準以及課程師資等;港澳臺地區和歐美等國通識教育的歷史發展、當前進展、可資借鑒的經驗與存在的問題等;我國大陸部分著名高校實施通識教育的調查與分析。彭振宇、向麗、韓凝等人對當前大陸的高職通識教育現狀、進展作了一定研究〔10〕;王前新〔11〕、李斌〔12〕等人對高職通識教育的課程設置提出了一些建議，盛光希對高職高專通識教育課程評價及效果檢測作了一定分析〔13〕，而王秋梅、黃星君則以武漢職業技術學院等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為例，對湖北省高職院校通識課程體系建設做了個案式的實證分析〔14〕;蔡景界〔15〕、徐輝、季誠鈞〔16〕、陸啟光〔17〕、馮增俊〔18〕等人對國外與港臺地區的通識教育及其課程設置進行了較多的分析。對于高職院校應該如何具體開展通識教育，劉秀波在其碩士論文《高職院校加強通識教育研究》中，較為深入地闡述了高職院校加強通識教育的必要性，就高職院校通識教育存在問題和原因作了分析，并從思想觀念、人才培養模式、教學管理體制和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提出了相應的對策〔19〕;吳地花在《高職通識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一文中著重分析高職通識教育可行性的同時，對高職通識教育的實施內容和實施途徑也作了深入的研究〔8〕;而吳繼紅則在其碩士論文中從通識教育的角度考察了高職學生職業能力培養研究〔20〕。“但國內研究者更習慣于在一種應然的狀態下論述通識教育的概念、內涵、意義、效果或方法，面對操作進程中的問題大都采用問題呈現的形式，論及實踐中怎樣解決或理論上怎樣分析時，就有些不知所措了。”〔6〕87

一、“兒童學”概念與學科建設

在《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衛平梳理了他與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們就中國兒童學學科建設所做的工作:2007年啟動了《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系列的編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師范大學學報》推出“兒童學學科建設筆談”，2011年11月開始與《中國社會科學報》合作開設“兒童文化研究”專欄，2013年兒童節前夕《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以《學者呼吁“使兒童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很有必要”》的專題采訪文章。方衛平自言:“這幾項工作，既是對浙江師范大學原有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研究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同時也是想通過這一研究傳統的推進，來與國際范圍內持續升溫的兒童研究事業形成一種及時的呼應和對接。”這段話可以視為方衛平推動兒童學學科建設的動因。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衛平又在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開了“2013兒童學學科建設高峰論壇”，邀請全國兒童研究領域的學者與會，就兒童學的學科史與兒童史、新時期兒童學的學科定位、兒童學建構與重構的合理性、兒童學的可能圖像等問題進行討論。這次會議一方面謀劃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試圖整合全國兒童研究隊伍的一次努力。相信這些年圍繞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的大討論在中國兒童學發展史上，會留下值得記述的一頁。作為在國內倡導兒童學學科重建的學者，方衛平認為，作為一門學科的兒童學本身有廣狹之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這個概念里的‘學’字，與英語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對應關系。所以，兒童學在當代英語世界最常見的對位詞，便是childstudy。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可見，方衛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為中文“兒童學”的對位詞。這一界定是值得關注的。他在《前言》中還說:“正是考慮到當代兒童學學科建設本身對于傳統兒童研究的獨特意義，近年來，我個人特別關注從狹義的兒童學范疇來探討目前的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這一點也體現在2012年的《中國兒童文化年度報告》工作中。在該年度報告的‘熱點聚集’板塊，專門設立了‘兒童學研究’的專欄，對2012年國內學術界圍繞著兒童學學科基礎理論展開的探討進行梳理、呈現并評述。”(方衛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方衛平所提到的“‘兒童學’研究”專欄是由鄭素華撰寫的。其實方衛平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兒童學’研究”的論文。鄭素華在“‘兒童學’研究”的專欄發表了《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對近幾年“兒童學”大討論產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對“兒童學”的概念界定、兒童學的一般屬性和學科定位、兒童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兒童學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對兒童學未來的發展趨勢做了展望，系統地提出了自己對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認識。

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起點，當然是對“兒童學”概念給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強在其《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中審慎地透露出兒童學學科成為現實的種種困難?？死锼孤膒aidology試圖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為全面研究兒童的科學。在其以德語寫作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兒童學的體系:1．過去的兒童;2．當今的兒童;3．兒童學中的實驗室方法。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兒童學概念的自然科學本質。在我看來，他的兒童學方法論太窄狹，當然難以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沈俊強指出:“兒童學最終在歐美國家還是未能成為一門綜合兒童各門學科相關知識為一體的獨立學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嚴謹規范的方法論、學科范圍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統攝性的理論。雖然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兒童學仍不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與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個‘兒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詞，作為一門學科，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兒童學是繼續作為‘兒童研究’的代名詞，還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這是兒童學進一步發展必須解答的問題。”“關于兒童學是兒童研究，還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的認識仍然還在探討階段。兒童社會學、兒童文化學、兒童生態學、兒童史等研究成果的總和，若然就可稱之為兒童學，那其實就是可以直接丟棄Paidology這個術語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強《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到這里，讀者可以看出，沈俊強是主張丟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這個概念的。我贊同沈俊強的觀點。因為克里斯曼對作為學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無法實現兒童學作為學科而獨立存在的使命。對兒童的“科學”研究是具體的局部的研究，一旦離開其所屬的相應學科的支撐，這種研究就寸步難行。這就意味著，如果兒童學志在形成純粹的科學，那么它要么空無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獨立形態的科學(如生理學、心理學、醫學等學科)生硬地聚攏在一起，但這種聚攏不是邏輯的、自然的，而是人為的?？死锼孤饬x上的兒童學在歷史上的沒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設一門兒童學?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門兒童學的學科?在《兒童學的回顧與前瞻》(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認為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是困難的。兒童學的學科邊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兒童學的學科體系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如果我們拋棄克里斯曼對兒童學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門新的兒童學是可能誕生的。“現在看來，兒童學宜分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廣義的兒童學即與童年研究相關的一切學問，包括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這些看法與沈俊強的說法是容易形成共鳴的。不過，鄭素華在《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對我的看法提出了質疑:“一些論者把‘兒童學’界定為童年或兒童哲學，這一狹義的概念為兒童學劃定了一個具體的范圍。但是兒童哲學卻并非就是兒童學，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其似乎也不足以視為兒童學的獨特性特征。”針對這一質疑，有必要做一點點解釋:我的這種想法是在拋棄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的想法為前提的，當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為兒童學劃定的范圍不是具體的，它是一個模糊的范圍，這個范圍是以作為研究對象的兒童為圓心，以哲學方法探討兒童問題時需要走多遠就可以走多遠為半徑。為什么要用兒童哲學作為狹義的兒童學?這是因為兒童學可能還包括兒童心理學、兒童社會學、兒童生態學、兒童史學……這些學科都是研究兒童的，但是，它們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由于是它們的母學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區別的。例如，兒童心理學是研究兒童的，所以可以被兒童學所容括，但事實上，兒童心理學與其說屬于兒童學，還不如說它更屬于心理學學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心理學學科的。同樣，兒童史學屬于歷史學，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歷史學學科的，例如《兒童世紀》這本書是一位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學專著，并對歷史學研究的學科進展有重要貢獻，當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兒童，也可以屬于兒童學。

……這些學科相互間往往是封閉的，但由于研究對象是圍繞兒童的某一側面或某一問題，于是兒童成為它們相互聯系的紐帶。我們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同時又將它們與兒童哲學整合在一起，便是廣義的兒童學學科。狹義的兒童學與廣義的兒童學具有怎樣的關系?皮亞杰曾經將學術研究分為哲學和科學，哲學是對整體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學是對局部的具體的研究。這剛好可以解釋將兒童學分為廣狹兩部分。方衛平也將兒童學本身分為廣狹兩部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而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方衛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這一界定遇到的難題是，狹義的兒童學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的內涵與外延應當如何界定。不過，這讓我想到作為學科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有一個龐大的學科群，但同時還有自然科學總論，這個自然科學總論如果往形而上學邁一步，便與自然哲學融在一起。方衛平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類似于“自然科學”學科。我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學與科學的辯證關系。我的廣狹兩分法與方衛平的兩分法是可以會通的。當然，兒童學學科在這種兩分法基礎上，又可以分為三部分，分別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相對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小林登試圖建設“兒童科學”體系，這個“兒童科學”只可能是學科群，是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卻不可能形成一個作為獨立學科的兒童科學。在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討論中，也有學者試圖論證童年學學科創建的可能性。“與倡導兒童學的旨趣有別，一些學者基于當代童年研究的進展、童年現實的復雜性，而提出一門以童年為研究對象、專門研究童年問題的學科即童年學創建的可能性。盡管‘命名’不同，意蘊有所側重，但涉及到議題卻有諸多交叉之處。這樣的探討，如果理論層面上繼續深入的話，或會與兒童學形成良性的競爭性互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者也許要問:兒童學以外還有童年學嗎?或者童年學以外還有兒童學嗎?在我看來，兒童學與童年學是辯證統一的。兒童在其年齡維度上就是童年。通過研究童年我們了解兒童，通過研究兒童我們了解童年。童年是兒童和成人的童年，兒童是在童年這個年齡維度上的現實形態。不可能存在分別獨立的兒童學和童年學。它們其實是一個學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競爭關系。古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童年學與兒童學的關系就是這里的嶺峰關系，乍看不同，其實為一。克里斯曼的兒童學曾經傳遍歐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學科定位存在問題。不過，兒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斷。20世紀出現了皮亞杰等著名的兒童研究者，許多學科都對童年有過出色的研究。今天我們討論兒童學是否可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的問題，其實就是研究兒童學學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為兒童學學科發展建構一個庫恩式“范式”，尋找學科的共同話題、基本規范和基本共識，呼朋引伴，凝聚隊伍，建設學術共同體，為進一步拓展兒童學學科的發展空間以及尋找兒童學大發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關系

兒童研究與教育學具有密切的關系。兒童的“發現”導致了教育學現代體系的誕生，便是歷史給出的證明。沈俊強在《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兒童學與教育學”為標題，專門探討兒童學產生的時代背景。他寫道:“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地區的兒童教育有了一個新圖景。生理學、心理學、實驗教育學的發展，促成了兒童研究的深入;伴隨著歐洲大陸的新教育運動與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兒童中心論開始流行，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對兒童教育的傳統看法。兒童學在這樣的時代中被提出，表明人們有為兒童研究創立專門的知識體系的強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強將兒童學產生的背景主要歸因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兒童教育的大繁榮，或者說，在他看來，兒童學產生于教育學大發展這一時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兒童為研究對象的兒童學(paidology)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教育學(pedagogy)有著緊密的聯系。”這一結論是符合史實的。應當強調的是，美歐的兒童研究運動對于教育學“兒童中心”觀念的壯大立下汗馬功勞。霍爾于1891年創建《教育學園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研究成果的這家期刊是教育學雜志。由此可窺見，當時的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親密關系?；魻栆欢ㄊ嵌匆娏诉@一親密關系，所以便用教育學刊物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成果。事實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爾在全國教育協會發表演講，提議把兒童研究作為教育學的核心。他說:“兒童研究應該成為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和教學順序的基礎。”(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轉引自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爾建議全國教育協會在其內部成立科學的教育學委員會。

教育協會接受了建議，并號召教育工作者以兒童研究為核心建設科學的教育學，從而使兒童研究成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死锼孤?893年在《教育學園地》季刊上發表《兒童的傾聽》(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兒童學(paidology)這一概念;1894年在《論壇》(TheForum)第二期上，發表《兒童研究:一個新的教育部門》的文章，詳細闡述創建兒童學系的想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趙霞《兒童學:學科體系及其當代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死锼孤诮逃龑W雜志提出“兒童學”概念，又將兒童研究視為“新的教育部門”，由此可見“兒童學”甫一出世便與教育學結下不解之緣。兒童研究為教育學的創新和提升功不可沒。沈俊強寫道:“總體上說，隨著兒童研究的深入開展，現代社會確立起來的兒童利益至上、尊重兒童、保護兒童、給兒童以參與權、傾聽兒童的聲音等養育原則已成為兒童教育的基本共識，它也是教育學的基本理論創新的背景性原則。”這種看法恰好印證了1918年霍爾在全美教育協會所做演講中的說法，這個演講是為了紀念全美教育協會兒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魻栒f:“對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認為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此之前，是兒童適應學校，而現在，整個教育體系都要根據兒童的需要與天性來建立。”(霍爾《兒童研究縱覽》，載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段話很好地表達了兒童研究的教育學意義。事實上，在這次兒童研究運動以前，夸美紐斯，尤其是盧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已經在觀念或哲學上建設兒童中心主義的教育，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還將這種觀念作為自己所創立學校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在學?；蛴變簣@開展過“哥白尼式革命”。不過，杜威在《學校與社會》中倡導學校應當產生由教師中心或教材中心轉變為兒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確實是發生于此次兒童研究運動中的?？涿兰~斯，尤其是盧梭以后兒童觀和教育觀的革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所推進的人的自我發現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權利的解放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有了這個背景，就不可能不“發現”兒童;“發現”兒童后，就必然產生教育學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這是時代精神使然，盧梭等人則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者，———時勢造英雄，此之謂也!在時代精神所營造的春天里，兒童研究成為“運動”，形成熱潮，也是歷史使然和邏輯必然。兒童研究運動使啟蒙運動以來“兒童發現”的哲學衍生出各門科學的叢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學、教育制度、教育實踐的現代轉型。

摘要：文章從自動化專業本科畢業設計存在的問題及改革的必要性出發，對本科畢業設計的管理模式進行有益的探索，并提出改進自動化專業本科畢業設計的措施，旨在使畢業設計與當前的教學改革相適應，從而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關鍵詞：本科畢業設計；自動化；高校

目前高等院校所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一方面是社會需要適應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高素質創新創業型人才，另一方面存在著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大、教育經費不足等問題。而如何培養高素質創新創業型人才是大學本科教學改革中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畢業設計是本科教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從管理模式及措施上適應新的形勢[1]。為此，根據近幾年指導本科畢業設計的切身經歷，提出了本科生畢業設計新的管理模式。

一、本科畢業設計存在的問題

畢業設計傳統的做法是教師先申報畢業設計課題，經過審查篩選確定課題供學生選擇，學生按指導教師下達的任務書開展工作，指導教師按照學生完成課題的情況和論文質量，以及在畢業設計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能力和素質寫出評語，答辯委員會再結合現場答辯情況給出學生畢業設計的綜合成績?，F在畢業設計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2]。

（一）教師主觀出題，學生被動選題。教師在畢業設計立題時并不了解用人單位的具體需求和學生想要做什么課題，只是按照自己所從事的科研教學工作確定課題或本學科領域內自擬題目。有些學生在畢業設計選題時已有明確的就業方向，會結合自己將來從事的工作選題，但這種情況不多。還有一些學生憑自己的喜好選題，很難選到感興趣的課題。也有的學生對自動化專業本來就不感興趣準備畢業后改行，會選擇比較容易的課題。因此，不少學生選不到滿意的課題。

（二）傳統指導方式與觀念的影響。在畢業設計開始前，指導教師需寫一份詳細的畢業設計任務書經審核后交給學生，學生再根據任務書收集參考資料，并在理解課題研究內容的基礎上寫出開題報告，再經指導教師審查開題后才能進入課題。在畢業設計過程中，學生必須在指導教師的研究思路框架下進行工作。在這種灌輸式的不良方式指導下，不少學生產生了過分依賴指導教師的思想。

一、構建和諧、文明的校園環境，創設德育教育氛圍

培養學生健康的人格和生活的智慧，鍛煉和培養學生道德生成的自覺性、習慣性，構建德育教育的有效環境，我校始終把“崇德尚學，有聲人生”作為自己的辦學理念，充分利用墻壁文化在實施素質教育的過程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愛科學”的四有新人，引導學生從小養成文明、禮貌、互助合作、尊老愛幼、團結友善，熱愛勞動、熱愛生活，使學生在欣賞圖畫的過程中受到教育，挖掘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走廊文化設置《弟子規》《三字經》便于學生誦讀；名人故事時刻感染和熏陶著幼小的心靈，激發學生學習先賢憧憬未來；在班級文化建設中，充分發揮班主任教師的智慧設置文化園地、生活園地、圖書角、展示臺等活動板塊。留給學生自由發展展示自我的舞臺。讓學生像小鳥一樣在環境優美、溫馨和諧的校園生活中，汲取營養，自由飛翔、快樂成長。

二、小學德育教育方法的探討

2010年開始，我校就開始探究小學生道德養成教育的方法，堅持以人為本，德育教育優先，全面發展的基本原則，針對學生年齡的特點，采取布置“家庭生活作業”為基本內容的探求方法。家庭生活作業不同于家庭作業，重在生活與實踐。在不增加學生課業負擔的同時，讓學生在生活實踐中得到教育。它的基本特征具有導向性、針對性、教育性、長期性、實踐性和可操控性。各年齡段身體發展、心理發展、認知水平不同，所以我們要求“家庭生活作業”一定要適合每個學齡段分層布置。我們為學生設置了《課外生活作業記錄卡》，卡中內容體現在六個方面：1.生活作業的內容；2.完成時段；3.生活作業完成的過程；4.我的收獲；5.家長評價；6.教師評價。一、二年級教師布置，學生完成，通過定期召開班級生活會，邀請家長參加的方式讓學生匯報自己在實踐中收獲的快樂。三至六年級學生按照教師布置的生活作業內容自己填寫記錄卡。另外，學校給教師配發《家庭生活作業記錄本》，讓教師記錄填寫每次布置作業的時間、內容、目標、學生完成的時限，教師檢查跟蹤記錄，階段性總結。教師要及時收集學生《課外生活作業記錄卡》，歸檔整理，載入學生成長記錄袋，再在總結反思過程撰寫德育教育論文。學校對“家庭生活作業”落實情況進行督促檢查，期中、期末進行總結，并對教師學生事跡突出的給予表彰獎勵，學生獎設金卡、銀卡、銅卡三個獎項。幾年來的探索和實踐，讓我們的學生收獲了很多。在完成“家庭生活作業”的過程中，通過給爸爸媽媽洗腳，給爺爺奶奶端飯、倒水，學生學會了感恩；通過洗手絹、疊被子、洗碗活動，學會了生活自理，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動手完成；通過撿紙屑、清理街頭小廣告活動，樹立了保護環境意識；通過洗臉、刷牙，學生知道了講究衛生的重要性；公交車上主動給老、幼、病、殘、孕乘客讓座，培養學生尊老愛幼的高尚品德，喚起了人與人的友善；學種花、學種菜、飼養一種小動物活動，學生學到了種植和養殖的知識；通過開展公益實踐活動，學生主動為災區的小朋友捐出紙和筆，禮物雖小可彰顯了學生的愛心；讀一本好書、看一部電影，給同學講一個故事和童話，培養學生渴求知識，明辨是非的能力；參觀革命圣地、祭掃革命烈士陵墓，點燃了學生愛國的激情，諸多事例證明了我們布置“家庭生活作業”的有效性。

三、結語

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全社會共同的事業。我們開展布置“家庭生活作業”的探索，來喚起社會家庭、家庭對兒童養成教育的責任，改變過去“育在家庭，教在學校”的觀念。學校教育作為培養人的主陣地，影響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長。探索適合兒童道德品質生成的方法，任重而道遠，我們將勇于擔當，不斷探索。

作者：張會恩 單位：河北省石家莊市鹿泉區上莊鎮鐘家莊小學

摘要：文章從工程倫理課程發展歷程出發，明確了環境類碩士研究生“工程倫理”課程開設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并闡述了環境類碩士生“工程倫理”課程設計、授課方式及考核策略。

關鍵詞：工程倫理；環境類碩士研究生；工程教育

工程科技的進步與人類發展的命運緊密相連，伴隨著人類大規模改造自然的工程行為，不可避免地涉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類的多重價值追求，不同利益訴求也會導致人們在工程行為選擇上的困境與沖突，從而引發當今社會對工程行為意義與正當性的反思，人類的工程實踐不僅是一種改造自然的技術活動，也是一種關涉人與自然和社會的倫理活動，這成為“工程倫理”作為一門學科建立與發展的現實背景。

一、“工程倫理”課程介紹

工程倫理是在工程中得到論證的道德價值，是應用于工程學的道德原則系統，是工程技藝的應用倫理[1]。工程倫理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是一門哲學、倫理學與工程學、社會學交叉的新興學科門類，在實踐意義上，工程倫理為工程師提供了價值性的規范引導。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法國、德國、日本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相繼開展了工程倫理教育。我國工程倫理教育是在全國工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指委推動下展開的。2014年6月，在清華大學召開的“工程呼喚倫理：學術界與企業界對話”工程倫理教育論壇上，企業界代表和學術界人士提出了工程教育要補上“倫理”短板，不但要從知識傳授和能力培養進一步延伸到價值塑造，而且要把價值塑造作為工程教育的核心目標之一。同年12月，教指委啟動“工程倫理”課程建設，并于2016年推出了“工程倫理”教材和在線課程。2018年5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了《關于轉發〈關于制訂工程類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方案的指導意見〉及說明的通知〔學位辦（2018）14號〕》，將“工程倫理”課程納入工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課，并列入研究生培養單位實施人才培養、開展評估評優工作重要依據?？梢钥闯?，加強工程倫理教育，已成為工程碩士教育中的“標配”。

二、“工程倫理”課程開設的意義

傳統環境類碩士生培養目標是：掌握環境科學與工程專業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驗技能，具備獨立開展環境科學與工程領域科研和從事環境保護工作能力。目標對學生掌握扎實的環境專業理論和技術表述較多，而對學生今后作為環境專業人員所必備的工程倫理素養和職業道德鮮有提及。環境類專業在解決環境污染、資源利用等環境問題時能帶來可觀的社會效益和一定的經濟效益，但也面臨著環境與生態安全問題、社會利益公正對待問題、環境工程管理制度的道義性以及環境工程師的職業精神與科學態度問題。特別是我國近年來經濟飛速發展，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統一與對立引發的工程倫理問題尤為突出。具體而言，一是環境保護工程公益性，使其出現了直接效益與間接效益之間矛盾的倫理問題，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矛盾的倫理問題；二是環境保護局部與整體的利益分配問題，因為環境問題沒有國界，屬全球性問題，而環境工程主要是保護和增加公共利益，大多會不可避免涉及甚至減損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若處置不當極易引起工程倫理沖突，甚至破壞世界和平或引發局部群體性事件，例如“鄰避沖突”與“鄰避困境”出現；三是環境污染問題追溯和責任主體確認是個極其復雜的問題，例如，地下水污染和土壤重金屬污染就是典型的難以溯源和界定責任主體，這都對環保工作者的職業要求非常高，也會涉及很多相關工程倫理問題；四是確立自然環境的倫理地位，工程師需要扭轉一味追求技術效益和最大產出的功利觀，明確對自然環境的倫理責任。因此，開展工程倫理教育是環境類專業人才培養面臨的緊迫任務。

1研究目的及意義

2001年6月，教育部頒發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以下簡稱《綱要》），實施起初各省市對《綱要》認識不夠充分，尚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因而暴露出一些問題。例如，中學體育教師的專業能力有哪些缺失或不足、怎樣使中學體育教師的專業能力適應新課改的要求、新課改下合格的中學教師的專業能力如何快速提高等。這些問題引起了筆者的關注和思考，因而選擇了“提升中學體育教師專業能力的探究”的課題，以期通過這一課題的探索與研究，為將來中學體育教師在職前培養和在職培訓，提出一些合理的參考建議。隨著陽光體育運動的開展與實施，一大批有著較高學歷的中學青年體育教師將陸續地充實到體育教學一線中。如何盡快地縮短青年教師的成長之路，是目前體育教師隊伍建設中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之一。同時，對于資深教師來說也需要更新教育理念、轉變教育觀念、創新教法、強化育人意識，使資深教師隊伍的專業能力永葆生機、與時俱進。通過對新課標下體育教師專業能力現狀進行全面調查和訪談，尋找中學體育教師專業能力在新課改下的變化，并對其進行正確地分析與解讀，進而探索新形勢下中學體育教師專業能力的構成要素，嘗試探索出一套操作性強、層次分明、重點突出的中學體育教師專業能力提升方法，以期為體育教師的培養和培訓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意見。

2研究對象與方法

2.1研究對象

以提升中學體育教師專業能力為研究對象。

2.2研究方法

2.2.1文獻資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