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思想史范例

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是18世紀和19世紀初的資產階級文化的邏輯產兒

1．從馬克思恩格斯出生的家庭背景來看，西方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都出生在典型的資產階級家庭。

美國著名經濟思想史家E•雷•坎特伯里(E．RayCanterbery)說:“馬克思出生在普魯士王國萊茵省的特利爾城，他的父親是一名律師，屬于中產階級，或者說是不久后被‘馬克思主義’憎惡的資本主義中等階層。馬克思在一個相對自由、充滿學術氛圍的環境中長大，他本打算從事學術性職業，但是一些政治事件改變了這一切。”“恩格斯屬于資本主義上等階層”，“恩格斯的父親把他送到了曼徹斯特(Manchester)，讓他從事家族的紡織品生意。”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L•海爾布羅納(RobertL．Heilbroner，1919－)說，恩格斯出生在一個資產階級的制造商的家庭。“恩格斯的父親是個虔誠的加爾文派教徒，氣量褊狹，是萊茵蘭的一個制造商。”“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同，他出身于一個自由主義的、甚至有些激進的家庭。他1818年出生于德國特里爾，是海因里希•馬克思的次子，屬于富裕的猶太家族”。埃里克•羅爾(EricRoll)也說:“恩格斯出身于萊茵地區的一個老的資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個紡織廠的廠主，恩格斯自己也投身于家傳的企業———設在英國曼徹斯特的厄曼－恩格斯棉紡企業公司。”中國學者何正斌的譯著《經濟學300年》中也這樣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出生于一個思想保守的正統教派家庭，父親是工廠主。”由此可見，西方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一個出生在律師家庭，一個出生在制造商家庭。但是，他們都是出生在典型的資產階級家庭。

2.從馬克思恩格斯所接受的教育來看，西方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都接受過資產階級文化的教育，并在資產階級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成長起來。

海爾布羅納說，馬克思的父親“海因里希是個受到尊敬的人，……他還用伏爾泰、洛克和狄德羅的作品來教養他的小兒子”。而恩格斯的父親，“按照卡斯珀•恩格斯的見解，宗教和謀利兩者是對有浪漫思想的人很好的療法。恩格斯恭順地依從了他的父親，致力于經商”?？蔡夭镎f:雖然“恩格斯天生對文學和音樂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和熱情。他尤其喜歡波西•比西•雪萊(1792－1822)的詩……正如邊沁所言，恩格斯在閱讀雪萊詩句的過程中，痛苦并快樂著”。但是，“恩格斯的父親把他送到了曼徹斯特，讓其從事家族的紡織品生意。”《不列顛百科全書》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督洕鷮W300年》中也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他中學沒有畢業就離開學校經商，18歲時已成為一位能干的商人。”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年)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1869年以前，在相當成功的企業生涯中點綴了一些革命活動。”雖然如此，恩格斯通過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大量的實際觀察和自學考察也獲得了許多知識?？蔡夭?“恩格斯目睹了許多懷孕女工最終淪落為妓女，很多孩子五六歲就進入工廠勞動(就連狄更斯都是在年滿12歲后才被送進工廠勞動的);由于孩子的母親也整天在工廠勞動，因而這些孩子很少能得到母親的照顧，每天重復進行著機械操作，過著單調的生活，因而也就無法受到教育。”與恩格斯不同，馬克思卻得到了很好的系統的教育。馬克思中學畢業后先后進入波恩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所以，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威廉•斯皮格爾(HenryWilliamSpiegel)說:“馬克思生于萊茵省，在他年輕時，他的思想傾向是在幾個德國大學中形成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柏林大學。”而且，“作為柏林的學生，他被黑格爾哲學迷住了，這種哲學那時俘獲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的想像力。馬克思從未擺脫黑格爾的影響”，“他始終沒有擺脫他所具有的德國背景的一切痕跡”。由此可見，西方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無論是從其家庭教育還是社會教育來看，他們都是在資產階級文化教育下成長起來的。

3.從馬克思恩格斯及其經濟思想形成、發展過程中所受到的思想影響

西方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及其經濟思想都是在深受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下產生、形成的，并深受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對此，西方經濟學者從各自的研究視角，從不同的側重點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介紹。美國經濟學家斯皮格爾在其《經濟思想的成長》用了“馬克思與黑格爾”這一標題?！额A測和策略》的主編馬克•斯考森(MarkSkousen)在《現代經濟學的歷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用“激進德國哲學家的影響”這一標題?？蔡夭镌凇督洕鷮W簡史:處理沉悶科學的巧妙方法》一書中，在介紹馬克思經濟學的章節中，用了一個專門的小標題“黑格爾的影響”這一標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利•L．布魯(StanleyL．Brue)蘭迪•R．格蘭特(RandyR．Grant)著的《經濟思想史》第10章“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他們用了這樣的一個小標題“影響馬克思的各種學術思想”專門用來介紹和強調馬克思恩格斯思想與資本主義思想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不僅如此，他們還進行了具體的論述，在《經濟學簡史:處理沉悶科學的巧妙方法》一書中，坎特伯里說:“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克思對黑格爾有著徹底的認知。”而且，“馬克思的革命性不同政見始于他與哲學家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Hegel，1770－1831)的第一次會面之后。黑格爾哲學非常難以理解，但是至少有一點事相當清楚的，那就是它與馬克思主義緊密相關”。斯坦利•L．布魯和蘭迪•R．格蘭特指出:“除了恩格斯之外，還有幾個人影響了馬克思，主要有李嘉圖、早期社會主義者、達爾文、黑格爾和費爾巴哈。”不僅如此，他們還接著進行了具體的逐一分析。他們認為:“1．李嘉圖的影響。馬克思研究了斯密和李嘉圖的著作，他尤其對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感興趣。他認為李嘉圖的理論有幾個缺陷，于是著手勾畫了他自己的勞動價值論———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理論。2．社會主義者的作用。馬克思對前一章討論的幾位社會主義者的宣言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贊同他們反對當代資本主義的道義憤怒、對古典經濟學的尖銳批評、對未來社會的社會主義憧憬。3．與達爾文的聯系。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RobertDarwin，1809－1882)受到了馬爾薩斯的啟發，而達爾文的不朽著作又影響了馬克思。4．黑格爾的影響。對馬克思的思想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喬治•黑格爾(GeorgHegel，1770－1831)提出的辯證法。馬克思修正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并根據辯證法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5．費爾巴哈的唯物論。雖然馬克思接受了黑格爾的歷史辯證法思想，但他用修改了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哲學唯物論替換了黑格爾的唯心論。更重要的是，與費爾巴哈一樣，馬克思強調唯物論———物質現實的重要性———反對黑格爾的唯心論。”加雷思•斯特德曼•瓊斯(GarethStedmanJones)在他為《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寫的“恩格斯詞條”中說:“他受到的教育是要把他培養成商人。然而，上學以后，他逐步樹立了激進的遠大志向，最終使他在1841年與柏林的青年黑格爾派取得了聯系。”《不列顛百科全書》說:“不久拋開這些東西，而去研究左派知識分子團體‘青年黑格爾派’所闡述的黑格爾哲學，這使他從一個不可知論者轉變為富有戰斗性的無神論者。他在不萊梅還用筆名‘F•奧斯渥特’發表一些文章，顯示出尖銳的批判能力和清晰明了的文體。1841年到柏林炮兵團服役。……他經常到柏林大學聽課，并進入青年黑格爾派的博士俱樂部，在以討論宗教問題為主的哲學論戰中，他被公認為有力的領袖。”由此可見，在這些西方經濟學者們看來，馬克思恩格斯及其經濟思想受到了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正如熊彼特在他的遺作《經濟分析史》這本在西方被公認為最具權威性經濟思想史著作中所說:“卡爾•亨利希•馬克思(1818－1883)是一個十足的資產階級環境的產物(但這種環境未能維持他在經濟上的獨立)，是一種十足的資產階級教育的產物，這種教育把他變成了(正像它把那么多的人變成了)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急進派和一個學者———這種急進主義是屬于他那時代的資產階級類型的，這種學者的學問是屬于歷史學和哲學類型，而與數學和物理學類型不同的。”

一、專業“準人—準出”與多元人才培養方案的設置

1.準人方案設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選課的學習后，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準人課程可以設置為: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公共管理導論、社會學原理、政治學原理、公共政策基礎、國際政治學。準人標準為:在第二學期結束時，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開設的所有通識通修類課程。本院學生第二學期結束時須完成上述6J’丁專業準人課程的學習，并取得相應的學分。外院系申請準人的學生在第二學期結束時至少取得4個準人課程，并取得相應的學分。

2.準出方案設置

準出標準為:首先必須修完下列基礎課程:西方政治思想史、憲法學、中國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學、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學方法論、當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務員制度、政治社會學、比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較。其次，完成全校通識通修類課程、準人課程、專業準出課程，并取得所有學分。

3.構建多元化人才培養模式

根據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辦學目標，應嚴格按照專業學術類、跨專業復合類以及就業創業類這三種類型的人才的培養模式進行運作和施教。首先，認真培養從事本專業學習和深造的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和學術氛圍，為他們將來能成長為本專業的高級專門人才做好準備。該類學生除了要認真學習該專業的平臺課程和專業課程之外，推薦選學本專業的選修課程，并且鼓勵選學一級學科選修課。其次，積極支持學生們從事跨學科的、跨專業的學習和深造，在他們完成該專業的平臺課程和專業核心課程之外，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以及社會的需要自由地選學其他學科、專業的課程。在選學過程中，系里將提供一定的專業咨詢和指導。

作者：蔡繼明 王成偉 單位：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一、引言:分析“政治經濟學”概念演變的必要性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經濟學家使用最為頻繁、但內涵指向卻差異最大的經濟學概念，不僅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時代的不同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也不盡相同。亞當•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關于如何管理國家資源以便創造財富的科學;馬克思則認為政治經濟學是有關特定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研究;馬歇爾認為應以“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薩繆爾森則認為“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無異。而隨著近年來“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興起，關于“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更引起學者們的普遍關注，如關于政治經濟學和新政治經濟學概念界定及研究趨勢的分析，一直是國內外理論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其中國內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楊龍(2000)[2]、陳振明、黃新華(2004)[3]、賈根良(2004)[4]、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馬克•布勞格(Blaug)一直強調，經濟思想史研究最為關注的，并非某些經濟學家的特定理論，而在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歷史性突破，即經濟思想的成長[8]，或按照熊彼特所強調的，是對經濟分析史的考察。“所謂經濟分析史，是指人類為了認識經濟現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就是經濟思想中帶有分析性或科學性這個方面的歷史。”[9]15如果用哲學語言來表述，經濟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經濟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發展的歷史。馬春文認為:“解釋政治經濟學，就要作一部政治經濟學史。”[5]57他強調，對任何學科中的重要名詞解釋，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復觀所說:“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說是有關的重要抽象名詞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導入了‘發展’的觀點，從動進的方面去探索此類抽象名詞內涵在歷史中演變之跡;及在演變中的相關條件;由此而給予了‘史’的明確意義。”[10]1，在“新政治經濟學”已成為今日國際學術研究熱點、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漸趨成熟、論文和專著大批發表的有利條件下，我們可以借助徐復觀所強調的“發展”觀點，從動態角度來探索“政治經濟學”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經濟思想史上的演進過程，并藉此為“新政治經濟學”的當代研究提供更為嚴謹的分析視域。

二、早期學者對政治經濟學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學者的著作中，經濟學是從屬于政治學的，各種萌芽的經濟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學著作中才能找到。這種一切社會科學統歸于政治學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國早期學術研究的共性之一。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寫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隸這兩種關系，首先產生的是家庭。赫西奧德(公元前八世紀希臘詩人)說得很對，他說，先營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這就是經濟學的最初含義。從詞根上來看，“經濟”(econom)一詞來自于希臘語，它是由兩個詞組成的復合詞，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務”，“nom”的意思是“規則”、“法則”。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經濟學代表著“家庭管理的藝術”(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隸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國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國家管理，就成為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意。亞里士多德寫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種結合，用以滿足人們的日常需要，……當若干家庭聯合起來，其目的不止于滿足日常需要時，這就出現了村落。……當若干村莊結合起來成為社團時，其規模已經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給自足，于是產生了城市國家，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續存在，則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這就很明顯，城市國家是自然的產物，而人類則天生是政治動物。”[11]5－6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所謂政治，就是集體之事、國家之事，而個人是非常自覺地參與到集體之事、國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與國家管理相統一的，個體經濟自然就是國家經濟的一部分。此時，政治學與經濟學天然統一，個體研究與群體研究天然統一。

三、古典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概念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這一術語最初出現于17世紀初期的法國，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論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經濟學”。[12]13這一術語是針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概念而提出的，更確切地說，是對亞里士多德的城邦經濟學、國家經濟學概念的引申和強調。在法語中，“政治的”含有宏觀的、宏大的含義，此時的“政治經濟學對于國家等于家庭經濟學對于家庭。”[13]1又如麥克庫洛赫的解釋，“經濟(Economy)一詞是從希臘字(家或家庭)和(規律)兩字演變而來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說政治經濟學之于國家，正如家政學之于一個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經濟學家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主要是為了強調其所分析的是與國家管理相關的經濟問題。翻閱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類似的說法俯拾皆是，可以說這是一個基本的“共識”。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幾乎專指與國家資源相聯系的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學問，或者說是研究國民財富的學問。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還未從政治學、倫理學和歷史學中分離出來，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觀念中，政治經濟學并非是從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經濟學，更不是政治問題的經濟分析，他們所強調的是宏觀的、整體的經濟問題研究，這既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說:“政治經濟學是原初的社會科學。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卡爾•馬克思等人均是以廣闊的視野研究社會體系。直到19世紀下半葉，政治經濟學才開始裂變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史、社會心理學以及社會哲學等學科。”[15]1在斯密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實際上尚未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還在大量借鑒其他學科、尤其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早期經濟學家只能在道德哲學、歷史學、倫理學的課程體系里謀求教職并講授經濟學。正是基于多學科雜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經濟學始終將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融于一體，既表現出嚴謹的科學求真態度，同時又抱有強烈的社會變革理想，馬克思的《資本論》，可以看作是古典時期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統一的典范之作。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界定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旨在揭示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變化(滅亡)的規律。馬克思有關商品、價值、貨幣、勞動力商品、資本、剩余價值、利潤、生產價格、地租、利息等范疇的分析和演變，無疑是采用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個別分析等實證分析方法;而有關資本主義發展趨勢以及對未來社會的預想，則明顯帶有規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解釋世界主要靠實證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須做規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經濟學家周守正教授所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統一，又是認識論、邏輯學和辯證法的統一。[16]研究對象為國家和社會的整體性經濟問題(財富的增長與分配)、研究領域體現多學科交叉與融合、研究方法以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相統一，以上三點，共同構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與理論特色。#p#分頁標題#e#

本文作者：武 王斯一 單位：海南大學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所 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辛亥革命在給帝國主義沉重一擊的同時，極大地推進了當時社會生產關系的變革，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使中國無產階級隊伍日益壯大。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中國社會思想的變革有著巨大的歷史意義。其中的民生主義理論，直接撼動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經濟思想的基礎，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開啟了大門。作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與起點，辛亥革命還為日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產生與發展墊定了基礎。特別是孫中山在“新三民主義”中闡釋的民生主義，更是為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做出了最初的貢獻。

一辛亥革命與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

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是近年來新建立的嶄新學科，是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以來關于振興中華、富民強國的一系列經濟觀點、思路、理論及學說的總和，是在中國國情與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學習西方并借鑒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經驗的、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以追求并實現經濟現代化為核心的經濟理論體系。這就是說，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從總體情況看，起始于辛亥革命。雖然從經濟理論的性質、目的與基本內容的不同，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大致可劃分為三大部分，即中國共產黨的經濟理論;中國國民黨的經濟理論與非國非共的“第三理論”，但就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主干部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產生、發展與創新而言，應當說，也是辛亥革命為其開創了堅實的基礎與廣闊的前景，其早期形態———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也正是隨著辛亥革命及其影響的深入而逐步拓展為以中國國情與發展階段論、過渡時期經濟論、社會主義經濟改造論、工業化道路論、經濟改革論、市場經濟論和科學發展觀等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理論體系，從而成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重要內容。毋庸置疑，辛亥革命作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就中國國民黨的經濟理論而言，是基本沒有異議的。但是，同時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象征性起點，仍有不少異議。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上線應該在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這樣，中國經濟思想史近現代部分的歷史分期與中國經濟史近現代的歷史分期才能吻合。其實，中國經濟思想史同中國經濟史是截然不同的兩門學科。

對于中國經濟史來說，它是以中國社會歷史上各種不同生產方式以及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形成、發展、變化及演進過程和必然歸宿為研究對象，用大量的具體史實揭示歷史上各種社會經濟的不同結構與形態及其發展變化的運動規律。其中的中國近代經濟史，上限一般劃在1840年，下限劃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這樣劃分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因為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經濟性質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中國經濟思想史就不同了，它的研究對象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思想、理論、學說的產生、發展、演變的過程、條件、特點及狀況，探求并說明中國經濟思想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及階段的內在規律性。其中的中國近代經濟思想，上限亦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但下限不是劃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而應劃在1911年辛亥革命?；驹蛟谟?

第一，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是不同的。經濟史面對的是經濟實在，而經濟思想史面對的是思想觀念。研究經濟思想史無論如何不能脫離經濟史，但經濟史的研究卻絕對不能替代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經濟思想相對于經濟現實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如果把中國近代經濟史的分期套到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至少是混淆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學科。

第二，從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看，雖然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前，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性質和經濟性質，并未因為以為標志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階段的劃分而發生根本變化，但是，以辛亥革命為標志的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相應的主體經濟思想，其性質、特點及基本內容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這就為經濟思想史不同時期的劃分提供了實質性的依據。以辛亥革命為界，在此之前，經濟思想的主體是封建經濟思想與封建改良主義;在此之后，經濟思想的主體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和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

摘要：雖然在歷史演進中宏觀經濟學理論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但在從“研”到“教”的轉化過程中發生了滯澀。當前的宏觀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著課程體系和內容設計不合理、本土化理論體系缺失等問題。后危機時代背景下，應當通過基礎理論與課程體系改革、教學內容與教學模式創新等路徑實現宏觀經濟學教學的創新發展，構建凝練“中國智慧”的宏觀經濟學教學模式，全面、深入推進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方向；路徑

一、引言

宏觀經濟學通常是指以失業、通貨膨脹、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等宏觀經濟現象為研究對象，以實現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等為目標，采取總量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對總體經濟活動進行分析的一門科學。一般認為，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于大蕭條，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是最早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在歷經數次“革命”與“反革命”的抗爭中，宏觀經濟學作為一門系統的經濟學說被確立下來，與微觀經濟學并立成為了西方經濟學的核心課程，呈現在曼昆、薩繆爾森、伯南克、阿西莫德魯、高鴻業等學者所編寫的教科書中。雖然與過去相比，在宏觀經濟學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上，人們形成了相當多的共識，但對宏觀經濟學的批判從來沒有間斷過[1]?？扑乖鴮⒑暧^經濟學的新古典范式形象地喻為“黑板經濟學”，認為其只停留在理論推演，而無法解釋現實世界。2016年9月，保羅•羅默更是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宏觀經濟學的麻煩》的論文，從經驗研究中的識別問題出發，再度對宏觀經濟學發難。他指出，當前宏觀經濟學主要是在“沖擊-傳導”分析框架下通過構造一些虛擬的外生沖擊來解釋經濟波動，而忽略了外生沖擊來源的微觀基礎，導致其對現實的解釋力在不斷下降。另外，以盧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薩金特為代表的部分著名經濟學家在面對理論存在的可能缺陷時，采取了相互支持的態度。由于權威代替了求真，宏觀經濟學逐漸背離了自啟蒙運用以來的科學精神，演變為一門偽科學[2]。那么，宏觀經濟學是否像學者們所批評地那樣脫離現實呢？如何改進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與教學，構建適合國內學生學習的宏觀經濟學呢？本文對宏觀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問題進行了有益探討，并提出了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路與措施。

二、宏觀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研究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宏觀經濟問題的宏觀經濟學被引入了我國高校課堂，成為經濟管理類學生的主干基礎課程。宏觀經濟學的開設對于提高我國經濟學的整體水平，推動我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有著重要意義。但是，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宏觀經濟學的課程體系、知識結構以及教授方式不合理等問題逐漸暴露出來。

（一）課程體系設計不合理

〔內容提要〕經濟增長的多寡意味人們生活水平的高低，而經濟增長注定伴隨資源環境約束。生態經濟學所涉及的主題貫穿整個人類歷史，隨著問題的出現，人類面對、研究、解決，并最終逐步達成共識，在資源環境的約束下，尋求人類經濟增長的動態平衡。

〔關鍵詞〕經濟增長;生態經濟學;環境

一、經濟增長與超載的世界

經濟增長支配著當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科技、文化等都必須服務經濟增長?，F行的經濟、政治、社會系統穩定存在的前提條件是沒有盡頭的經濟擴張和與此關聯的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創造高稅收才能減少赤字；為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政府財政需要更多的收入；維持社會凝聚力也需要經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至上主義”已經讓世界超負荷運轉并惡化了環境問題、氣候問題、收入不均等問題。世界經濟在增長，但生態系統不會隨之增長。增長意味著更大的嘴巴和更大的消化腸道比之前更快速地把更多的資源轉換成更多的廢物，以滿足經常性破壞性的個人欲望（Daly，HermanE，2014）。當今天的科學家們談論氣候變化條件下“沙塵暴”越來越多時，實際上預示著一種劇烈的生態與社會的改變。這些可預計的危機也必將帶來劇烈的后果（HannahHolleman，2018）。

二、生態經濟學的歷史發展過程

生態經濟學所涉及的主題貫穿整個人類歷史。自古希臘人以來就一直爭論著，包括財富創造的極限、美好生活的意義、如何實現個人福祉和社會福祉、倫理與行為、價值認識論和炫耀性消費的心理和社會影響。這些現代主題的推理與觀念線索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資料中均可檢索到，并喚起很多被主流經濟學家遺棄和忽略的話題，包括亞當•斯密（1759）有關社會動因的作品、馬爾薩斯（1798）關于人口與貧困的作品、杰文斯（1865）關于對再生能源依賴的作品、約翰•斯圖爾特•米爾（1848）關于穩態經濟的作品、馬克思（1867）關于剝削、階級沖突與資本積累的作品、凡勃侖（1899）關于演進制度分析和炫耀性消費的作品。Ruskin（1862）最有名的經濟學的浪漫主義批判作品也與這些主題相關聯。Becker（2005）、Christensen（1989）、Smith（1980）、Spash（1999）的作品也是生態經濟學歷史脈絡中的一些有限嘗試，但最具價值的是MartinezAlier（1990）關于能源—環境方面的論文。生態經濟學雖發軔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但六七十年代也僅有濫觴之力，盡管一些經濟學家在形式上和實質上表達了至今仍舊流行于生態經濟學的思想，如K.WilliamKapp（1961，1963，1978）研究了經濟學與環境的關系，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著有思想史、方法論和基于環境問題制度分析的廣泛寫作。但其不為人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批評在廣度與深度上遠遠領先于那個時代。Polanyi（1944）和Galbraith（1958，1967）有關現代工業經濟的著作各自涵蓋了自我控制市場經濟體與公司的興起，兩者都明確地將其主題與環境退化聯系起來。20世紀60年代，《寂靜的春天》（RachaelCarson，1962）和《人口炸彈》（PaulEhrlich，1968）的出版預示了對環境問題一種更普遍和廣泛的社會覺醒。經濟增長問題也被置于議程之中（Boulding，1966；Mishan，1969）。流行文化中，嬉皮士運動倡導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去物質化、選擇簡單隨意公社式的生活。不過，流行的環境文學作品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風生水起，然后進入到經濟辯論之中。辯題也從人口增長（EhrlichandHoldren，1971）擴展到對經濟增長的一般限制（Meadowsetal，1972）、對生產方式的質疑（Schumacher，1973）和增長對社會的巨大影響（Hirsch，1977）。與此同時，激進的環保主義也在孕育之中（Abbey，1975）。在經濟學里，能源危機是吸引注意力的主要的環境問題（Commoner，1976；Tanzer，1974）。但這遭到主流經濟學家的輕蔑與反對（如Beckerman，1974），這類經濟學家過去和現在都與公眾認知大相徑庭，對技術工業污染給這個星球上的生命造成的威脅不以為然。滴滴涕與人類和動物的出生缺陷之間的關聯性是一個開端，武器測試的核輻射、核工業事故、溫室氣體、臭氧層空洞、酸性沉積物、濫伐森林陸續成了政治議題和國際研究項目。工業技術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強加給人類很多的怨恨、憂慮、恐懼和無奈。以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后果而言，經濟增長具有惡劣的誤導性（Mishan，1969）。人們認為，環境包含一系列被忽略的和經濟學以外的價值（Krutilla，1967），但這些必須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和福利理論框架（Kneese，1984）。最基礎的訪談數據結果對人類心理學與動機的經濟模型提出了質疑（Spash，2008）。在正統經濟學內部，偏好功利主義、最優控制模型、折現、一元論價值體系和教義化的數學，嚴重限制了批評、創新和解決環境與社會問題的能力。然而，環境經濟學家也沒有能力開宗立派，他們固執地教授一個核心模型，將污染描述為易于糾正的兩個參與者之間的局部問題，是一次性的市場失靈（Spash，2010）；更糟的是，因為交易成本的存在，將污染視為一種最優行為（Mishan，1971）。因而，20世紀70年代，那些對環境問題發表激烈評論的經濟學家普遍發現他們以及他們的思想在那個十年被邊緣化了，其因在于他們的評論太具強烈的革命性。GeorgescuRoegen（1971）發表了一篇經濟熵的文章，得出了一個基本結論：長遠地看，增長是不可行的。而政策需要基礎性改革。他從人口規模、生態系統壓力到變革需要的時間以及人類系統可能變化的速度之間的推理導致對人類社會的懷疑。經濟系統與倫理道德判斷的分割，既要關注活著的同類，也要關注未來子孫。赫爾曼•戴利（1977，1992）認為，面對經濟熵定律和對增長的批判，最好的目標選擇是“穩態經濟”。否則，大自然的反饋循環將迫使我們這樣做，那時可能就是災難性的。20世紀80年代后期，生態經濟學提供了更多激進文學作品和思想者的潛力。哥斯坦扎（Costanza）屬于主流陣營，將其廣泛的多產的作品置于新古典主義思想體系之內，包括機械均衡模型和偏好功利主義，而正是它們限制了環境經濟學家的早期努力。為實施環境評估，測度與價值問題成為生態經濟學的高頻議題，部分原因是嘗試理論“包裝”，以便為采取行動吸引經濟和政治支持。后來，環境影響的物理計量技術也被開發出來，如生態足跡。更多的成本，如效益類型的研究也擴展到生態事務當中。但從很多方面來看，如果像在市場上交易人工制品那樣處理生態系統會存在嚴重問題（Spash，2008b）。于是，一種“混改”式的作品出現了，因為沒有哪一個經濟理論能從過去經濟學實踐中發展一個連貫一致的價值理論的基本問題。

三、結語

無論人們是否承認、評價如何不同，學術的歷史脈絡與生命是連綿不斷的，處于無法隔斷的歷史進程之中。對一門學科而言，學說史研究是研究該學科產生、發展與演變的學問，體現了以歷史視角把握該學科發展脈絡的內在要求。一門學科只有了解自己的過去，才能在繼承與批判的基礎上把握現狀與未來。   在法律制度、法學思想與法學學說三者關系中，法學學說史的研究對于法制發展有重要影響。研究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法學學說，可以尋求法學研究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相關性因素，獲得對法學的整體性認識，同時對當前的法治發展產生推動作用。不論是對于法學研究還是對于法治建設而言，學說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   法學學說與法治發展存在互動關系。法學學說的發展積極推動和促進法治發展，同時法治發展又進一步促進法學學說的發展。首先，法學學說是一個國家的法學研究者關于本國法制與法學發展歷史的一種系統化、體系化的理論總結，是對法學理論和法治實踐的高度概括，也是對本國法律文化和法治傳統的高度凝煉。在法制與法學發展史上，一種或某些法學學說的出現，往往標志著這個國家特定時期的法制發展達到了一個較高的程度。而每一個新的法學學說的出現，通常又會引發學界對該種學說的爭論，這些學術爭鳴又在另一個層面上推動了法學的發展。其次，一個國家法制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往往和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交相輝映，而政治、經濟、文化和法律的發展構成了法學學說發展的基礎和根源。作為一種體系化的理論形態，法學學說的形成，要仰賴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法治發展。也只有在法律得以充分發展、法律信仰得以充分彰顯、法治理想得以充分實踐的社會中，法學學說的形成才能水到渠成。否則，單靠個別學者的單薄之力，在書齋中難以構建起一套成熟的法學學說。   法學學說是中國法學發展的知識背景，通過研究法學學說史，有助于尋求法學的思想性與本土性。由于歷史與現實的原因，與大約同時起步的經濟學、社會學、哲學等學科相比，法學在學術的思想性、主體性和前沿性等方面存在著進一步提升的空間。由于我國法學界普遍缺乏對本國法學發展的學說史、思想史等基礎問題的關注和研究，無法從學術的歷史源頭中吸取營養，知識體系正當性的基礎比較脆弱，缺乏學術傳統，不能理直氣壯地堅持知識的主體性，對學說史的體系化研究成果寥寥無幾，導致法學研究成果的學術性和創新性不夠突出，有的研究成果以致淪為閉門造車般的自言自語。   欲推動中國法學研究的轉型，進一步提升當前中國法學研究的學術品格，改變當前法學研究中存在的低水平重復現狀，當務之急是保持對學術傳統的尊重立場，了解學術的歷史，回歸學術理性，盡快梳理和建構中國法學的學說發展史，在此基礎上形成中國法學的學術品格與學術流派。法學學說史是法學研究者追求學術理想的內在動力，也是倡導學術自由，形成不同學術特色與學派的基本出發點。所謂學術流派，是以學術歷史為出發點，以獨立的學術思想為理念的。在中國的法治發展中，西方法學理論固然有著重要的參考借鑒價值，但更重要的理論資源應該是植根于本土的法律實踐與法律文化中的法學學說。反觀任何在國際上具有影響力的大國，他們都是在學術史研究中開創自己完整、合理的理論體系和學術傳統，而絕不是拾他國牙慧、步他人后塵，否則在別人的話語體系中亦步亦趨，就永遠不會有學術上的創新和自主性。   中國的法學學說史是法學研究和發展的理論依據。通過對中國的法學發展史進行歷史和現實整體性的研究，可以展現法學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歷程，這既是今天的法學學科建設必須正視和重視的歷史背景與經驗教訓，也是使法學研究成為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支撐的基本前提。   中國法學要想獲得真正的發展與轉型，就必須要立足于中國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要面向中國的法制實踐，倡導“以問題為導向的”的研究方法。在國際化、全球化時代，法學學說史的研究有助于保持中國法學的主體性，突出“中國問題意識”。在過去的法學研究中，一些研究成果只是把產生于西方法治發達國家特定語境中的理論、學說和制度，毫無選擇地介紹、移植到中國來，使得中國的法治建設和法學研究只是簡單地重復西方法治的話語，既失去了學術的自主J性，也不能滿足中國法治實踐發展的需要。   當然，研究中國法學學說史并不是僅僅對法學的歷史做出一種總結，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對現今的法學研究和法治建設提供理論上的支持和借鑒。在“西法東漸”的過程中，中國的本土學者為西方法學理論的中國化作出了自己卓有成效的努力，提出了根植于中國本土、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法學概念和學說。不同歷史時期的學者形成了不同的學術風格，這些不同時期學者的學術風格延續下來，形成一條既各具特色又互相關聯的學術思想脈絡。這種思想史上的綿延關系構成了中國法學的知識譜系，形成了中國法學研究和發展的基本框架。它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學理論體系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保持自身法律文化與實踐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必須要加大對本土法律文化\學術傳統和法律傳統的研究。從長遠來看，法學學說史是中國法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中國法學面對的是中國的法制實踐\法律文本和法制傳統，必須依賴于中國法學的本土資源和理論框架。因此，有必要將中國的法學學說史研究置于法律文化乃至法制發展框架內予以考察，充分彰顯其隱含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力求從法學研究的歷史活動中汲取有益的營養，為法學的中國化提供理論基礎，完成“法學中國化”的學術使命。   學說史研究是一個系統的復雜工程，不僅需要跨學科的知識，還需要采取對學術與歷史的虔誠與客觀的態度。從歷史和現實視角準確地把握法學學說史的脈絡與變遷規律，要付出艱辛的學術努力。   法學學說史研究的基礎首先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只有在較為完備的歷史資料的基礎上才能提煉出相應的法學學說。如民國至今的法學著作以及實踐總結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資料。但是歷史研究，特別是學說史研究容不得半點浮夸，以史料說話，有多少材料才能說多少話。在收集史料的過程中，還要保證史料的精準度。很多法學史料由于年代久遠而逐漸毀棄，現存的有用資料少之又少，而且有時還互相姐齲，難以印證。對此，必須盡可能通過第一手資料整理出可信的結論。#p#分頁標題#e#   近代以來一百多年的法學發展歷程中，各種觀點、思想如星辰閃耀，璀璨多輝。是不是所有的觀點、主張都可以稱為學說?什么樣的觀點、主張才有可能稱為學說?法學學說的判斷標準與梳理的系統性，特別是如何從眾多史料中提煉、升華出中國的法學學說，成為學說史研究面臨的另一個難題。   法學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制度史、思想史和學說史等專業化的知識領域。在以往的法學研究中，我們往往側重于制度史、思想史層面的研究，而對學說史研究關注不夠。盡管學說史與制度史、思想史密切相關，但是它們之間也存在明顯的不同。從研究內容上看，制度史是從法律發展的制度變革層面來研究其發展歷程，思想史是從法律發展的思想流變層面來研究其變遷過程，而學說史則是從法律發展的學術積累層面研究法學產生與發展的過程，考察法律的歷史積淀，旨在探討不同時期法學特定概念與范疇的體系化、整體化的過程。學說史既不同于法律發展史，也不同于特定時代法律思想的記載，是對學術對象變遷的“再現”與“再認識”。

本文作者：陳霞 單位：海南出版社

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是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以來關于富民強國的經濟觀點、理論、學說的概括和總和，是20世紀80年代初在我國興起的新學科，也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領域。它是在中國國情與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學習并借鑒西方經濟發展經驗、追求并實現現代化的具有中國風格的經濟理論體系。武教授幾十年的潛心研究鑄就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學術成果，新作《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第二版）一書（以下簡稱《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筆者作為該書前后兩版的責任編輯，對于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贊同。《研究》一書層次清晰、觀點鮮明、論述充分、立意新穎，注重“論從史出、人從論出、史論結合、精于評論、把握脈絡、重在發展”的基本方法，系統研究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學科建設與理論專題，從學科架構、專題研究與學術評論三個方面客觀、準確、公允地闡釋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產生、發展、完善以及創新的過程、條件、內容、特征及其內在邏輯性。本書明晰的結構、豐富的內容與深入的研究充分體現著武教授從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開始，到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整體研究這一過程的艱辛與執著，是作者長期從事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真實寫照與理論結晶，從而把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水平、新高度。

一、關于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學科建設的創新

武教授首倡并長期研究中國現代經濟理論這一新學科，他從“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開始，對于這一新研究領域的對象、任務、方法、分期、階段、線索、脈絡以及基本特點、核心范疇、理論主線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立體性、多層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將研究拓展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堆芯俊芬粫某霭嬉馕吨袊F代經濟理論的學科架構與基本內容大致成型，學科建設和主要問題已基本清晰。

1.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對象、任務、特征與分期。武教授認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研究對象是“研究并解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內容與產生、發展、完善的條件、過程、特點及其規律性的科學”[1]；其任務是“通過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產生和發展基本過程的歷史考察，實事求是地介紹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早期共產主義者、主要領袖人物、著名經濟學家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客觀地再現富有革命性、科學性、實踐性和創造性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軌跡，闡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產生和發展過程。”[2]這個過程，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具體結合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過程；更為重要的是，研究這種中國化的過程與創新在實踐中產生了怎樣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

2.關于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細分為“內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內容特征：革命性、實踐性、科學性、創新性；研究特征：過程性、綜合性、概括性、評論性和預測性。這樣的總結概括既有客觀性，又有創新性。理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分期過程中的結點問題至關重要，武教授對“六大結點”進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主體的先聲；中國共產黨誕生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載體；新中國成立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是對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洗禮；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新時期的起點。把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確定為辛亥革命并相應進行必要的階段劃分，尚屬首次，具有開創意義。

3.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環境、線索與方法。武教授認為，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在中國革命與建設過程中之所以產生了鮮明的中國特色，不僅在于社會主義在與各國的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必然要具體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會主義得以在中國實踐的環境系統，亦即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得以實踐的客觀條件與環境特征。[3]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正是在中國現實社會主義的一系列環境特征之上產生的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特色的特定的關于經濟現代化的理論。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既不是簡單的邏輯回歸，也不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論及的本來意義社會主義的現實，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而也就使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成為馬克思主義及中國國情的函數。王教授認為，概括并把握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基本線索是該學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在其產生與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與中國舊、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基本相一致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其主干部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線索是清晰的、鮮明的。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基本過程，大致表現為：產生———形成階段；實踐———發展階段；改革———創新階段。依據這一基本過程，又可以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線索概括為：來源、產生、發展、創新的不同時期。[4]在史學研究中，研究方法至關重要，判斷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開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創新與突破。武教授認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既是一門經濟科學，又是一門歷史科學，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因受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對象和任務所決定，它在運用上述研究方法時，又具有其具體形式，即過程法、分析法、比較法與評論法。其中“過程法”和“評論法”是創新點。需要說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又區別了研究方法與闡述方法，兩種方法相互結合、互為促進，研究方法為闡述提供內容，闡述方法體現研究成果，并且將闡述方法概括為：論從史出，人從論出，史論結合，重在發展。研究方法與闡述方法不盡相同，兩者之間是互補關系：研究方法是基礎，闡述方法是說明；研究方法是本質，闡述方法是形式。